忆及父亲步入社会的几十年生涯，我有几点认识。一是子承父业；二是”忠君”思想浓郁；三是甘于辅助，不主动自立。这可从以下叙述中看出端倪。

父亲在其养父去世后，有其养母推荐，于1926年，即18岁到养父所在的益新公司学徒，所学就是会计。应该说，父亲具行商禀赋，加之刻苦，三年学徒下来，一手算盘打得甚为娴熟，叫绝的是可双手同时操作算盘。父亲也同时秉承绍兴人的治事审慎、处事精明的特质，加之为人笃厚，被委任为司帐，做起了公司财务管理的要事，直至做起了养父曾经的职位，即是“内司帐”。章、姚二家上一辈老人相继离世后，父亲继承养父衣钵，又全力佐助章惕斋之子章郎熙继续经营该公司。益新公司创造的“飞鹰”牌面粉曾被誉为全国头牌面粉,畅销于长江流域及华北、华中各埠。这段时间大约在上世纪20年代末至抗战爆发，这也是父亲背靠章氏东家这棵大树，心怀相对宽慰的岁月。

至1937年，日寇侵占中国。芜湖沦陷前夕，父亲跟随东家章氏携家眷避难到江北，又转到徽州，后又绕道到了温州直至上海。期间，益新公司被日本“华友厂”占领、使用八年。抗战胜利后，益新公司被国民党政府查封和接收，待归还原业主章氏时，益新公司已近为设备残缺的空厂。其后章氏积极谋划，于1946年秋复工。章氏召回父亲继续佐助其业务，父亲毫不犹豫地丢掉业已驾轻就熟的钱庄生意，回到了益新公司。但终因资金缺乏，周转不灵，益新公司停工。由此，父亲依依惜别了服务近20年的益新公司，也同时彻底告别了不自立的人生。

父辈在旧时代的这种生存观念，显然是由“主子”或“东家”与“仆人”的依附关系所决定的，正是这种关系决定了父辈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父亲自1937年“跑反”辗转到上海，于1938年回芜湖。因益新公司已为日本人占领不得复职，父亲为其生计，只有另起炉灶，自我救赎。看似飘落，没有大树的阴凉，可30岁的男人正是闯荡江湖的大好年华，尤其父亲在益新公司多年，见多识广，更有行商经历及司帐之长，独立门户已然不成问题。也正是如此，父亲继20多岁在益新公司的一段得意岁月后，又迎来了他的人生第二次相对宽慰的时光。

                                                                (其时的父亲年富力强）

首先于1938年—1940年与人合伙在芜湖陡门巷口开办了“共新布店”，入股25%，任司帐。“共新布点”生存时间很长。听我的大姐夫说，他于1949年10月从南陵到芜湖参加工作，该布店还存在。

其后，父亲看准了当时社会上非常看好的“钱花子”行当，即“钱庄”生意。这是一种类似于银行的信用机构，起源于明代中叶后的银钱兑换，其后逐渐发展而办理存放款和汇兑业务。这种信用结构，一般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多数称为“钱庄”，其他地方称之为“银号”。父亲于1941年毅然折出布店股份，在芜湖中山路85号开设了“久丰”钱庄，入股20%，并担任了经理。可谓正是年富力强时，独立直面社会，有了担当。因其钱庄规模不大，故而父亲对外自嘲从事的职业是“钱花子”。

直至1946年被益新公司召回，父亲毅然中断了钱庄生意。看得出，父亲对初涉社会便在益新公司履职的经历及所处的位置是深有情感的，尤是体现了对佐助章氏东家的忠诚。

益新公司因资金缺乏不得不停工后，父亲认定了钱庄在市场上的好势头，回过头来又于1947年与人合伙在芜湖上长街144号创设了“义昶”钱庄，参股4%，任经理。内战爆发，钱庄生意每况愈下。尤其临近解放，金融市场混乱，币值低落之极，钱庄终因不支，于1949年4月关门。这块“义昶”的店招以后一直被保存着，看得出在父亲心中的份量。

其后又于1949年7月在芜湖上长街12号与人共同开办了“大丰”钱庄，入股资本12.5%，任经理。这段经历时间最短，于1950年4月宣告破产。自此，父亲结束了近十年的钱庄经理生涯。

父亲是位“老钱庄”，解放后，新成立的人民银行邀其加入，因其对新社会新机构的不了解而未进入。自此，父亲以一颗迷茫的心态进入了新社会。

父亲这十余年的生涯，为何说是他相对宽慰的时光。原因有二，一是自立。其命运由自己掌握，不再依附于人。依靠自己的专长，找到了生存的相对最佳的位置。二是收入颇丰。那么一大家人，包括家中的各类人员几十口，生活都较为滋润。这为我们后人可说是望尘莫及。为此，想必父亲是宽慰中不免有着几分得意。男人的心怀中，能让家人生活无虞可说是最为自豪的事，也是最为快乐的事。

父辈的经历，只能用世事无常说及。此后，可说父亲为了全家的生计是四处飘零。从其足迹看，仍然是以会计为职业。这一谋生手艺可谓是贯穿父亲的终身，不能改变。

1950年7月--1952年6月，在芜湖中山路25号“振丰粮号”采购站做会计；1953年10月—1954年3月，在芜湖上长街10号“元丰化工社”任会计；1954年6月—1955年4月，在芜湖清水河大桥东八供销社做出纳；1955年4月—1955年12月，在芜湖新芜路“大同照相材料店”做会计；1956年1月—1957年6月，在芜湖国货路的公私合营文具业总店任会计；1957年7月—1958年8月，在芜湖中山路的公私合营百货业总店任会计；1958年9月—1963年3月，在芜湖杨毛埂的芜湖卫星化工厂任会计；1963年4月后基本稳定下来，一直在芜湖中山路97号的芜湖市百货公司专营商店做出纳工作，直到1970年1月离世。

                                                          （上世纪50年代时的父亲）

父亲于50年代中期曾一度非常不适应这种被动频繁变换工作单位的窘况，找不到自己的生存位置，也看不到未来的出路和方向。为此曾有过一段时间的抑郁，怕见人，情绪极为低落。母亲明理，常从孩子不断长大、相继参加工作的愿景，苦口婆心地开导与劝解父亲。所以，当人遇到生活压力，精神受损时，有位善于排解的人在身边，那是幸之又幸的事。也恰逢国家公私合营，工作相对稳定下来，父亲的病症不再发展并好转。此乃我家万幸也。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已深深打下了旧时代的烙印。那种对以往时光的极度熟悉和适应，业已形成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并非能在短时间内得到转变。即使有了认识，其改变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甚至是痛苦的过程。这在我的《忆及父亲》中有了较为贴切的叙述，即在为人处世上，天性笃厚，从不会对社会、对世事、对他人有抱怨，更不会产生什么仇恨之类。遇有不顺，总会从自己找出原因，以自己的变化或是自己的行为收缩来适应外界人和事的要求。这也深刻影响了我们后人。（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