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了挑圩和作”红夜校”的辅导员,可说我在走近土地的同时,对农民甚或农村的认识也逐渐加深。尤其是当时的政治理论，将小生产者的行为和思想归结为是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必须根除。我等来到农村是接受教育的，身边处处是农民，也就是小生产者。用这种眼光来看待农民，确实感到有点不厚道，也有滑稽感。这种太脱离现实的理论，犹如“红夜校”一样，没有生命力，注定不能持续。可有了这种思想，日常中也就不自觉地关注起农民“像鹿渴求泉水那样”的追逐财物现象。

                                        （这是大队毕屋基生产队的知青参与的青年试验田留影）

集体所有制下的农民，各家还保留了那么一块私有土地。在经营自留地时，那是相当的费心，不计辛劳，因为要提供全家一年四季的菜蔬。在饲养家禽上，当然也是尽心尽力地操劳。在私有财产上，那可是绝不会让人侵害的，应该说这些是他们的正当权益，应该受到保护。作为知青，那时都会有一些“小偷小摸”的行为。我们也做过夜间到农民的自留地里，胡乱地采摘些蔬菜回来下饭的事情，但次数很少。毕竟离家近，没菜时大家轮流回家去取，但也有“救急”的时候。只要出现这种事情，被偷的自留地主人会在村里骂上几天，上下五代都得被骂。骂怕了，再有“救急”的时候便跑到其他生产队的自留地了。常听说有些生产队农民家禽被偷的事，很佩服人家的胆量，我们万万不敢做，也无此类想法就是了。

一些从事手工业的活计，诸如木工、瓦工等，当时在农村是很“吃香的”，在大队或生产队的同意下可外出做工，但所得的工钱大部交公抵算工分，自己可得一部分。这些手艺人有些活络钱，在当时贫穷的乡村算是活得滋润的，也算是有见识的人。所以那里的大姑娘嫁人，除了嫁给有正式工作的人外，嫁给有手艺的人也是上选。因此，那时农村家庭理想的机构就是一工一农。

对那些没有手艺但有挣钱欲望的人来说，确实有很多办法。我所在的生产队有些农民，真的是不甘于太贫穷，常常是晚间或下雨天，偷偷带上一根扁担和绳索，跑到人流量非常密集的火车站，帮助那些所带行李太多的旅客上下火车，以此挣上几毛钱的辛苦费。相对于那些严令禁止的商品买卖行为，这种以劳力换取货币的做法，在今天可说是很光明的行为，可在当时还只能暗里做，放不到桌面上。大队或生产队领导对此也就眼睁眼闭，只要他人不告发，就不理会。即使这样，做这活计的也还是很少的人，大部分人都是循规蹈矩的，安心在队里务农。更为奇特的是还有些上了年纪的人，很重的农活逐渐干不动了，可生活还要继续，竟会偷偷地跑到城里干起乞讨的营生。这种撕破脸的做法在当时也为众乡亲所不齿，但人穷到一定地步，无路可走时也是一种生活的选择。对此，我们当时只是作为一个“新闻”听听而已，有诧异，也有着一种说不出的味道，或许怜悯和鄙夷的感觉都有。但这种事大队和生产队会干涉，因为太抹黑了。类似这些“小生产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的行为，利人利己或利己不损人，尽管放不到台面，说到底还是太穷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