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文不如其人(转载)
(2015-06-13 17: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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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教育时评历史 |
分类： 《杂评专论》 |
文不如其人》
扬雄《法言.问神》中说：“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这段话中蕴含着一个重要的文论命题——文如其人。西方也有类似的思想。法国的布封有一句名言：“风格即人格。”在大多数情况下，作家的文品与人品是一致的，和谐地统一于作家的个体生命和创作文本之中。但是，文学史上也还存在另一类现象，即“文不如其人。”在这方面，潘岳、阮大铖与周作人等是经常被人们称引的例子。
潘岳（字安仁）是西晋太康时期的著名诗人，与陆机齐名，后人有“陆才如江，潘才如海”的赞语。他二十岁走上仕途，但长期滞官不迁，心灰意懒之余，便写了《闲居赋》。在赋中，他描绘自己将在一个清幽高雅的地方筑室隐居，穿地种树，悠游林泉之下，远离仕途尘烟。倘仅由文度人，则俨然是一位高蹈避世的逸士。其实不然，这只不过是“热中人作冰雪文”而已。观其宦海经历，他攀附权贵，奔趋豪门，先是依附太傅杨骏，杨被诛杀后，他又依附专权的贾谧，成为贾氏“二十四友”之首。史载他“与石崇等谄事贾谧，每候其出，与崇则望尘而拜。”这种屈节谄事权贵的行径，与《闲居赋》中所表现的高旷襟怀形成了尖锐的对比。元好问在《论诗》中对此予以辛辣的挞伐：“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千古高情《闲居赋》，争识安仁拜路尘。”
明末奸佞阮大铖（号圆海），早年依附魏忠贤阉党，南明时又谄附奸相马士英，为时人所不齿，《明史》将其列在《佞臣传》。其人奸滑如此，但其诗却有许多仿淘渊明之作。然而，清者自清，浊者自浊。陶渊明守志不阿，清标高举，诗风萧散冲淡、朴素真醇，文品与人品相谐相融，正是“文如其人”的最佳诠释。阮大铖了无节操，人品卑下，却东施效颦，欲博清名以遮秽迹，但终究逃不出法眼明鉴。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文如其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圆海况而愈下，听其言则淡泊宁静，得天机而适自然，观其人则挤眉弄眼，龊齿折腰，通身不安详自在。”
曾与鲁迅并驾齐驱于二三十年代文坛的周作人，其文恬适冲淡，清涩平和，然而，观其人生轨迹，则人品与文品相去甚远。抗战时期，在这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身为大文豪的周作人，却置民族大义于不顾，公然投敌附逆，当了汉奸，出任日伪政权的“教育总署督办”。抗战胜利后，受审入狱，在服刑四年被保释后，他非但不思其过，反而执笔为文，为其失节百般辩护。与周作人形成鲜明对照，其兄鲁迅则是言行一致、文如其人的一代伟人。诚如许寿裳所言，他的洋洋几百万字作品，无不可以看出其人格的伟大，而他的五十六年的生活，为民族的生存而奋斗、至死不渝，更是一篇天地间的至文——一篇可歌可泣光明正大的至文。周氏二兄弟，虽有着相似的生活经历，但因人生价值取向不同，一个成为彪柄千秋的民族魂，一个则沦为令人侧目的民族罪人。
潘岳、阮大铖与周作人这类“文不如其人”者，表面上标榜淡泊、自命清高，骨子里却热中名利，委琐卑陋。倘只听其言而信其行，往往失察。还是孔子说得好：“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
扬雄《法言.问神》中说：“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这段话中蕴含着一个重要的文论命题——文如其人。西方也有类似的思想。法国的布封有一句名言：“风格即人格。”在大多数情况下，作家的文品与人品是一致的，和谐地统一于作家的个体生命和创作文本之中。但是，文学史上也还存在另一类现象，即“文不如其人。”在这方面，潘岳、阮大铖与周作人等是经常被人们称引的例子。
潘岳（字安仁）是西晋太康时期的著名诗人，与陆机齐名，后人有“陆才如江，潘才如海”的赞语。他二十岁走上仕途，但长期滞官不迁，心灰意懒之余，便写了《闲居赋》。在赋中，他描绘自己将在一个清幽高雅的地方筑室隐居，穿地种树，悠游林泉之下，远离仕途尘烟。倘仅由文度人，则俨然是一位高蹈避世的逸士。其实不然，这只不过是“热中人作冰雪文”而已。观其宦海经历，他攀附权贵，奔趋豪门，先是依附太傅杨骏，杨被诛杀后，他又依附专权的贾谧，成为贾氏“二十四友”之首。史载他“与石崇等谄事贾谧，每候其出，与崇则望尘而拜。”这种屈节谄事权贵的行径，与《闲居赋》中所表现的高旷襟怀形成了尖锐的对比。元好问在《论诗》中对此予以辛辣的挞伐：“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千古高情《闲居赋》，争识安仁拜路尘。”
明末奸佞阮大铖（号圆海），早年依附魏忠贤阉党，南明时又谄附奸相马士英，为时人所不齿，《明史》将其列在《佞臣传》。其人奸滑如此，但其诗却有许多仿淘渊明之作。然而，清者自清，浊者自浊。陶渊明守志不阿，清标高举，诗风萧散冲淡、朴素真醇，文品与人品相谐相融，正是“文如其人”的最佳诠释。阮大铖了无节操，人品卑下，却东施效颦，欲博清名以遮秽迹，但终究逃不出法眼明鉴。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文如其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圆海况而愈下，听其言则淡泊宁静，得天机而适自然，观其人则挤眉弄眼，龊齿折腰，通身不安详自在。”
曾与鲁迅并驾齐驱于二三十年代文坛的周作人，其文恬适冲淡，清涩平和，然而，观其人生轨迹，则人品与文品相去甚远。抗战时期，在这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身为大文豪的周作人，却置民族大义于不顾，公然投敌附逆，当了汉奸，出任日伪政权的“教育总署督办”。抗战胜利后，受审入狱，在服刑四年被保释后，他非但不思其过，反而执笔为文，为其失节百般辩护。与周作人形成鲜明对照，其兄鲁迅则是言行一致、文如其人的一代伟人。诚如许寿裳所言，他的洋洋几百万字作品，无不可以看出其人格的伟大，而他的五十六年的生活，为民族的生存而奋斗、至死不渝，更是一篇天地间的至文——一篇可歌可泣光明正大的至文。周氏二兄弟，虽有着相似的生活经历，但因人生价值取向不同，一个成为彪柄千秋的民族魂，一个则沦为令人侧目的民族罪人。
潘岳、阮大铖与周作人这类“文不如其人”者，表面上标榜淡泊、自命清高，骨子里却热中名利，委琐卑陋。倘只听其言而信其行，往往失察。还是孔子说得好：“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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