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出了，传说做实，姜文要拍摄“北洋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侠隐》，原著张北海。随着烜赫一时的“不亦乐乎”时代的过去，姜文走到了一道窄门之前，往前一步有可能是偶像的黄昏，往后一步有可能是庸俗不堪的人生。我不认为，姜文会再一次触底反弹——当然之前，他并未触底——所谓“再一次”，是在考量，他是否还可以重回中国观众宠溺的怀抱，也许之前，是他在给观众机会，但现在，观众已经拒绝给他机会，吊诡在于，有权利拒绝的人总是愚蠢的。

　　狂妄才是艺术家：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梁简文帝萧纲说“立身先须谨慎，为文且须放荡”，这句废话并没有毒害后来的读书人，因为在此之前，中国人已经中毒太深。对于艺术家狂放天性的忌惮或排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影响了我们的审美趣味。所以，五千年来，好看的好东西不少，但好玩的好艺术家又太少——在这个逻辑上，我们甚至不太去想，优秀的作品往往需要性格去催动，比如徐渭，比如庄子，等等。

　　如果在这个语境里讨论华语电影，很多人是不会赞成的，因为他们认为电影这玩意儿算不上艺术，最多是人尽可夫的快消品。这样一来，就可以用偷换概念的方式，去指责姜文的种种尴尬、矫情或者说狷介。当姜文在《让子弹飞》中喊出口号“我要站着把钱挣了”的时候，有人哂笑，甚至这种笑声一直延续到了《一步之遥》之后——你看，我说怎么来着？由着性子来的人，傻逼了吧？！

　　不可以举出“不亦乐乎”这家公司分崩离析的例子——何况还是传言——但在事实上，我们对于姜文的否定早在他成功或者失败之前，见不得人好，见不得人高明，是我们成为礼仪之邦的“门槛”。说艺术家是盗火的普罗米修斯，有点太高看我们自己了，我们并不值得任何人来拯救。但，如果世界上缺少个性驱动的创作，要失去很多色彩。换言之，姜文这样的人，我们只能宠溺至死，不可以孔夫子对妇人小人的愚见来处理。请牢记汪精卫的诗歌，相信历史的变数总是由异端带来，然后再次重温姜文在《鬼子来了》当中所展现的那颗滚地的头颅——那双眼睛看到的才是彩色。

　　从北平到北京，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个“京城”

　　以上说完，很多人会认为我在为姜文拉同情票，实则不然，我只是认为人类的童年，需要赞美甚于棍棒，但这并不意味着姜文还有多少未来。第一，姜文，或者讲有价值和有创造力的姜文，已经被我们弃尸荒野了；第二，这次的《侠隐》中所展现的“老北平”或者“北洋风貌”，并不能在我们的话语中成为一种可以引领潮流的力量。

　　“民国”这两个字忽然不知道什么时候流行起来了，尤其在影视当中，几乎被描述成一个黄金时代。我总疑心，这里面有群体选择失灵之后的报复性消费——如果没有，我起码还可以意淫。民国的真实面貌到底如何，未必可以在当今的语言体系中找到合适的评论，今天的我们既离他不够近，也不足够远。尤其是民国的复杂与暧昧带有强烈的文化迢递色彩，需要比较强的基本素养去体察，但事实上，我们所掌握的不过是一个从弱智到反智的时代。

　　话说回来，无论在文章、历史还是影像（主要是照片）中，所展现出来的民国职业阶层——包括知识分子、艺术家、武术家、军人和政客——都起码表现出一种令人信服的体面。真正的问题在于，这种心性上的体面如何与上文所阐述的消费环境匹配，但基本上，无论是王家卫的《一代宗师》还是徐浩峰的《师父》都已经预示了这种被野蛮狙击、被廉价轻视的危险。

　　年代戏与现代性共谋＝寡廉鲜耻

　　姜文创作电影的逻辑几乎一直都是加法，从来不会像候孝贤、杨德昌那样的东方式的言情和言志选择做减法，那么，我们用一个架设的方程式，设立上述两个参数，就可以顺利得出一个令人失望的结果。但，这并不是最坏的。  

　　最坏的事情在于，姜文这次所选择的题材在骨子里无法完成一种现代性的观照，不能解决现代人为什么去看的问题。

　　不能把姜文未来的电影《侠隐》和张北海的小说《侠隐》直接对应起来，起码从姜文之前两部改编自文学创作的“北洋故事”，可以看出他要做的事情，永远只有一种基调，就是他对于自我个性的迷恋。这个“自我个性”既是姜文自己，也是所谓年代戏当中的个人，用胡适的话来说，比较容易理解“争个人之自由就是争国家之自由。”这个自由的境遇之荒诞之变化无常，令人无暇处理真正的内心问题。

　　不能真实处理内心，就意味着和观众沟通成本的增加，就意味着我们本来不能谈论的问题会被观众更加匆忙地消解掉。简而言之，观众去赞美这部电影，会换来姜文内心深处一句默默的“傻逼”。（文／楚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