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点大概可以肯定，今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不会是一个中国人。

那么，我最希望看到的获奖者，是另一个亚洲人：村上春树。

和欧茨、巴思、品钦这些作家相比，村上其实是一个“轻”的作家，那三位美国作家，我对他们深怀敬意，他们三人中任何一人都无愧于诺贝尔奖。但我还是希望本年的诺贝尔奖愿意冒着引起争议的风险，给我们一个意外的惊喜——那就是村上春树。

在中国，村上春树有数以百万计的热情的读者。我至今记得

    这个故事忘了是谁告诉我的，酒桌闲扯，很多话原本无主。

    话说，一位老先生，其名甚响，不过这故事与他名姓无关，姑且称之为某先生。某日，某先生访友，该先生平生不爱钱不好色，唯独爱书，访友为的也是访书。主人多的正是书，环滁皆山也四面书柜，某先生一柜一柜看过去，忽蹬梯忽俯地，直把人家作自家，差不多忘了还有主人在。

忽然，哗啷啷一声脆响，正所谓银瓶乍裂水浆迸，某

邓一光是我深为敬重的作家和朋友。他的为人光风霁月、坦坦荡荡，他的作品和他的人一样，有骨气、有血性，焕发着精神的尊严和力量。

一光被人们广为关注大概是由近二十年前的《父亲是个兵》等一系列作品开始。从那时起，一光就是特立独行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当国人正经历着市场的洗礼和震荡，当很多作家沉溺地书写着世俗的日常经验的时候，一光以向往和敬重的态度回望父辈的铁血生涯，现在看，这决不仅仅是怀旧，这是一个作家对他的时代的应答，在日益拥挤、狭窄，充满交易和计算的世界中，他在想象和求证一种天高地阔的人生，一种强悍的、以血气和牺牲为价值的生命。

不久前，我参加了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的评选，在和各民族专家的讨论中，我忽然意识到我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知识其实一直是有重要缺失的。比如，蒙古族的朋友谈起阿尔泰，一位用蒙古语创作的大诗人，他的照片挂在牧民的蒙古包里，即使在蒙古国，他也是广受尊敬的诗人；维吾尔族的朋友谈起亚生江·沙地克的《诸王传》，这是一部维吾尔文的六卷本小说，在新疆各民族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我从不敢说我充分了解中国文学的现状。为此，我愿意再举一个例子，最近邵燕君教授向我推荐了两部网络小说：《间客》和《庆余年》，作为一个算得上资深的文学编辑，我一边读一边忍不住想跳出来给他们做编辑，让他们严谨一些精炼一些，但同时，我

如你所知，此书事关“爱情”。

在无数事关爱情的书中，于是又多了一本。

多一本，或者少一本，有什么要紧吗？无甚要紧。这本书可以没有。

雷平阳写道：

我只爱我寄宿的云南，因为其他省

我都不爱；我只爱云南的昭通市

因为其他市我都不爱；我只爱昭通市的土城乡

因为其他乡我都不爱……

我的爱狭隘、偏执，像针尖上的蜂蜜（《亲

冯唐最爱议论“我爸我妈”，口角生风，调笑无忌。若落到批评家手里，这也许就是一个好例，“弑父”、“弑母”云云，有一大套理论等着他。

但冯唐还“弑理论”，现成的理论运行到他这里都会死机。正因此，冯唐小说写了十几年，粉丝遍江湖，传言此人是一高手，但是，没人说得清他是哪门哪派，也没哪个批评家愿意招他惹他——我不记得有哪位成名批评家拿他试过招，我也不想惹这个麻烦，这只会暴露文学之树之绿和理论之灰。中药铺里，每一味药都有一个抽屉，但冯唐这味药装不进任何抽屉，只好放在柜台底下，知道他在，权当他不在。

《六人晚餐》，逐渐宽阔、浩大。

那是因为，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他们的爱、守望、 疼痛和承受，逐渐地具有了世界和时代的重量。

当我们为小说如何处理复杂的当下经验而焦虑时，鲁敏或许回到了现实主义传统中由福楼拜所开创的目光和方法：在大城市的边缘，一个传统工业区，一个具有特定风俗、风景和秩序的地方，平凡人物的选择和命运获得史诗般的力量，在他们身上，深藏着某些影响和塑造千万人的因素、结构和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