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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功书法《论书绝句百首》读后感

陈玉荣

自从启功书法《论书绝句百首》出版以来,该书不仅以诗歌的形式展示出他对历史上诸多书家和作品的认识,其由首至尾更是一部书法爱好者学习的典范。启功先生作为当代杰出的教育家、学者、书法大家，无论是他的书法水平，还是其诗文水平、语言风格、学问功底、论点视角等都具有独特的风格和鲜明的个性，读之使人有如坐春风、拨云见月之感。启先生既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又有丰富的书画实践经验，他在碑帖考辨中能综合运用中国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音韵学、文字学、书法理论等多方面的知识，运用多种方法，从多种角度考证辨析碑帖的流传过程和真伪优劣。《论书绝句百首》是启功先生创作的专论书法的大型组诗。前20首作于1935年，作者年方23岁；后80首作于1961年至1974年，即49岁至62岁。欣赏他的书法作品，总要联想到他对碑帖的精深研究，因为他对碑帖的研究和他的书法艺术的成就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碑帖之学是明清两代兴起的一门学问，这门学问现在随着地下墨迹的不断出土，开辟了新的境界。他就是这片园地的开拓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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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绝句的形式论诗始于唐代杜甫的《戏为六绝句》，其后代不乏其人，而影响较大的是金代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以诗的形式评论书法也始于唐代，如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韩愈《石鼓歌》、李白《草书歌行》等，但都是长篇古体诗。以七绝的形式论书法，恐怕始于宋代，

    苏轼有七绝《观子玉郎中草圣》，黄庭坚有《题苏才翁草书壁后》、《题杨凝式书》等多首七绝诗。到清代出现了胡元常创作的《论书绝句六十首》。胡元常是四川人，同治、光绪年间儒生，承父风，好书学，曾作《论书绝句六十首》并呈学政朱盄然，受到好评。胡氏《论书绝句六十首》中，论篆书14首，论隶书10首，论大草4首，论章草2首，论飞白1首，论真书23首，论法帖4首，自述2首。每首列次书家姓名及附注语，便于学书者查检。以绝句论诗论书，其佳处在于把作者的理论主张、审美观点寓含在诗的意象化方式中，言简意赅，形象直观。但由于受字数限制，不可能铺陈事理，因而使读者难以完全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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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启先生在《论书绝句百首》自序中写道：“以诗论艺，始于少陵六绝句”。“不佞功自幼耽于习书，曾步趋前贤论述，而每苦枘凿难符。一旦奋然自念，古人人也，我亦人也。谁不吃饭屙矢，岂其人一作古，其书其法便迥异于后世人人哉”。“于是忍俊不禁，拈为韵语，非圣无法，唐突名流。又苦二十八言，未能尽抒胸臆，乃附以自注”。这篇自序表明，启先生仿效前贤以诗的形式论述书艺，又自感七绝仅28个字，未能尽抒胸臆，于是附以自注。诗中所论有“非圣无法，唐突名流”之处，即自信所论有独到的体会和深刻的见解。为此，本文拟从《论书绝句百首》及其自注入手，探讨启先生在碑帖考辨中所运用的方法和所表现出来的书法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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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运用音韵学、校勘学、避讳学的知识考辨碑帖之真伪。音韵学也叫声韵学，注重辨析字音中的声、韵、调三种要素，是诗词格律的基础。启先生精通音韵学，撰有《诗文声律论稿》，因此音韵知识自然成为他考辨碑帖的辅助方法。《论》第62首自注云：“黄庭经是否王羲之书，本无定论。梁虞和记羲之事，谓换鹅所写为道德经。至李白诗则云：‘山阴道士如相见，应写黄庭换白鹅。’诗人隶事，本与考订无关。句律所关，又用平不能用仄。且黄白相对，妃丽可观，自此艺术点染，竟成书林信谳矣。黄庭之所以遭人附会羲之，惟在‘永和山阴县写’诸字，试问永和之年，山阴之地，执笔之人，难道只有一王羲之其人乎？”一般人考证黄庭经的书写者，往往以梁虞和《论书表》所记王羲之书道德经换鹅之事’和李白七绝《送贺宾客归越》中的诗句作为重要证据，而启先生却认为按诗律的要求，上句“山阴道士如相见”是“平平仄仄平平仄”，下句必须是“仄仄平平仄仄平”，黄庭是两个平声字，而道德是两个仄声字。“黄庭换白鹅”，一方面是“句律所关，又用平不能用仄”，另一方面从色彩上看，“黄白相对，妃丽可观”。启先生从音韵声律的角度，很轻松地就把以李白诗句作为例证的观点推翻了。至于那种以“永和山阴县写”诸字为据推测黄庭经是王羲之书写的观点，就更站不住脚了。校勘是用同一部书的不同版本和有关资料加以比较，考订文字的异同，目的在于确定原文的真相，校勘学就是研究古籍中的错误类型、校勘资料、校勘方法的学问，是古籍整理中必备的专业知识。启先生在碑帖考辨中，充分显示了他的校勘学功底。

   《论》第10首云：“书楼片石万千题，物论悠悠总未齐。”自注云：“见敦煌本化度寺邕禅师塔铭，乃知翁方纲平生考证，以为范氏书楼真本者，皆翻刻也。覃溪所见化度寺塔铭多矣，其所题跋考订，视为原石者数本近代皆有影印本。”“明王盇旧藏本有其钤印，诒晋斋曾收之。覃溪细楷详跋，以为宋翻宋拓。及以敦煌本校之，知为原石，今藏上海图书馆。想见当日经覃溪鉴定，判为翻刻，因而遂遭弃掷之真本，又不知凡几。庸医杀人，世所易见，名医杀人，人所难知，而病者之游魂滔滔不返矣。”敦煌本化度寺碑，欧阳询书、李百药撰。清光绪二十六年，敦煌道士圆箓于鸣沙山千佛洞发现唐拓本，存前226字，共6页。第1页为法人伯希和所得，现藏法国巴黎博物馆；后5页为英人斯坦英所得，现藏英国伦敦。诒晋斋，永盉，清高宗十一子，乾隆间封成亲王。翁方纲是清代乾隆年间的著名诗人、书法家，精于金石考据之学，他认为范氏书楼所藏化度寺塔铭是真本，明王盇旧藏本化度寺塔铭等皆“宋翻宋拓”。启先生以光绪年间发掘的敦煌本化度寺邕禅师塔铭底本与范氏书楼藏本、明王盇旧藏本进行校对，得出了与翁方纲完全相反的结论：明王盇旧藏本是原石拓本，而范氏书楼藏本是翻刻本。启先生还嘲讽翁方纲的误证似“名医杀人，人所难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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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第63首自注评曹娥碑云：“昔人于事物，每好求其作者以实之，于是⋯.小楷书帖之悉归王羲之，犹如汉碑之悉归蔡邕也。此帖本无书者姓名，南宋群玉堂帖但署‘无名人’，较为近理，其余丛帖莫不属之羲之也。余尝考之，其文与《水经注》中所引，殊不相合。《水经》多载名胜古碑，其言自非无据者。且帖中行文隶事，多是节妇殉夫之典，与孝女殉父渺不相关。至于遣辞，尤多纰漏累赘之处，谓为‘绝妙好辞’，转同讥讽。拙作有‘绝妙好辞辨’一篇，曾详论之，兹不复赘。此盖一篇小说，刘义庆曾用之于《世说新语》，刘峻作注，已拈出曹操未尝渡江之疑。书苑中固多好文章，如唐何延之兰亭记，与此皆传奇。此篇尤早于唐人，惜世之辑传奇小说者，搜索未及也。”

    曹娥碑，孝女曹娥的墓碑。东汉上虞度尚立，其弟子邯郸淳撰文，碑已不存。度尚为曹娥立碑之事，《后汉书·曹娥传》、郦道元《水经注》均有记载。后世所传曹娥碑帖，除南宋群玉堂帖但署名“无名人”外，其余丛帖莫不题作王羲之书。启先生为考证曹娥碑，写了一篇题为《“绝妙好辞”辨》的论文（《启功丛稿》论文卷），他把曹娥碑刻帖与《水经注》进行对照，发现“帖中行文隶事，多是节妇殉夫之典，与孝女殉父渺不相关”，并分析碑文的语言，发现“遣辞尤多纰漏累赘之处”；又进一步查考刘义庆《世说新语·捷悟》所载曹操与杨修过曹娥碑下猜谜的故事。启先生经过认真细致的比较分析，破除前人旧说，认为曹娥碑刻帖存在文不对题、用典不切、遣辞累赘等问题，不能称为“绝妙好辞”，不能作为史料，只能看成“一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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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讳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文化现象，避讳学主要研究历代避讳的种类、方式以及与避讳相关的诸多问题。陈垣《史讳举例》内容提要说：“由于各朝所讳不同，避讳方法也不一致，因此史书上常有因避讳改易文字的地方，甚至改变前人姓名、官名、地名、书名、年号等，辄使古书淆乱不清。”“懂得了避讳学，不但可以解决这些困难，而且可以利用它以辨别古书文物的真伪。并可以审定其年代。”

    《论》第56首自注正是运用避讳学的知识，考辨著名的法帖《古诗四帖》的作者和时代，自注云：“宋人狂草书庾信步虚词诸作一卷，昔人旧题为谢灵运书，丰坊曾详辨之，书于卷后拖尾，复有人作文征明派之小楷重书一通，附于其后。丰氏所辨，以为谢氏不能预书庾诗，其理至明。而果出谁笔，则仍自存疑，犹不失盖阙之义。其后董其昌继跋之，谓狂草始于伯高，遂直定为张旭之迹。”“此卷自董题之后相沿以为张旭真迹。按其中庾句‘北阙临玄水，南宫生绛云’，临玄书作临丹。北水南火，水黑火红，此五行说，久成常识矣。而改玄为丹，其故何在？按宋真宗自称梦其始祖名玄朗，遂令天下讳此两字。此卷狂草，盖大中祥符以后之笔耳。”启先生最重要的证据是：“宋真宗自称梦其始祖名玄朗，遂令天下讳此两字”。认为《古诗四帖》中把庾信诗句“北阙临玄水”中的“临玄”书作“临丹”，是为了避玄朗之讳，所以他断定：“此卷狂草，盖大中祥符以后之笔耳。”当代著名的文物鉴定家徐邦达撰有《古书画伪讹考辨》，也认为张旭《古诗四帖》是赝品。这说明启先生的考辨结论得到了学界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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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从纸质笔势、款字印章等角度鉴别碑帖之真伪。《论》第77首云：“唐摹陆拓各酸咸，识小生涯在笔尖。只有牛皮看透处，贼毫一折万华岩。”自注云：“元人陆继善字继之，曾以鼠须笔钩摹唐摹兰亭。其本刻入三希堂帖。自跋云曾拓数本，散失不存。其后有人持其一本来，因为跋识云云。昔曾见其原本，笔势飞骞，宛然神龙面目。纸色微黄，点画较瘦。其跋语之书，尤秀劲古淡，在倪云林、张伯雨之间。明人陈鉴字缉熙，得一墨迹本，号为褚摹。后有米元章跋，曾以刻石，世号陈缉熙本。是褚非褚，屡遭聚讼，甚至有谓其前墨迹本即陈氏所摹者。廿年前其卷出现于人间，墨迹兰亭，纸质笔势，乃至破锋贼毫，与陆摹本毫无二致，其上陈氏藏印累累，米跋虽真，但为他卷剪移者。始恍然此盖陆氏所摹，殆散失各本中之一本也。安得起覃溪老人于九原，一订其《苏米斋兰亭考》，一洗陈缉熙不虞之誉也。昔药山惟俨禅师，戒人看经，而自看之。或以为问，俨曰：‘老僧止图遮眼，若汝曹看，牛皮也须透。’仆之细辨兰亭，自笑亦蹈看透牛皮之诮矣。”这首诗和自注都写得很幽默。覃溪老人就是翁方纲，他在《苏米斋兰亭考》中认为明人陈缉熙得到唐代褚遂良临摹的兰亭序，曾以刻石，世号陈缉熙本。启先生介绍说，元人陆继善“曾以鼠须笔钩摹唐摹兰亭”，“自跋云曾拓数本，散失不存”。启先生曾经见过陆继善钩摹唐摹兰亭的原本，“笔势飞骞，宛然神龙面目。纸色微黄，点画较瘦”。后来他又见到了明人陈缉熙所藏的所谓“褚摹”墨迹本兰亭，发现“纸质笔势，乃至破锋贼毫，与陆摹本毫无二致”，于是断定陈缉熙所藏墨迹本兰亭，“盖陆氏所摹，殆散失各本中之一本也”。启先生自信能细辨兰亭，并引用药山禅师的话说能“看透牛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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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第14首自注评宋代王升书法云：王升字逸老，“行书似米元章，草书圆润似怀素，而秾粹过之。流传千文一卷，曾刻于南雪斋帖及岳雪楼帖，原迹今已不知存佚如何矣。”“逸老盋盋入古，世之赝作古法书者，每以其书割截款字以冒唐贤。如余清斋帖之孙过庭千文，墨妙轩帖之孙过庭千文，俱是逸老之笔。余清底本，疑出通卷重摹，后加孙款。墨妙底本则割去王款，添“过庭”二字，不知其王升之印章犹在也。”启先生从款字、印章入手，推断“余清斋帖之孙过庭千文、墨妙轩帖之孙过庭千文”都是王升所书。在造假的方式上，“余清底本，疑出通卷重摹，后加孙款”；“墨妙底本则割去王款，添‘过庭’二字”，但王升的印章依然留在纸上，露出了赝作的破绽。从纸质笔势、款字印章的角度鉴别碑帖的真伪，与启先生的书法创作和鉴赏实践密切相关，正所谓“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刘勰《文心雕龙·知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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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运用比较法辨别碑帖的真伪优劣。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法是文物考证中常用的方法，它包括对比法和类比法。前文所引的例证中，很多地方都采用了对比或类比的方法。现再举三例加以说明。

   《论》第9首自注考证虞世南孔子庙堂碑流传情况，云：虞世南汝南公主墓志，原迹今藏上海博物馆，实属宋人摹本。“虞书以庙堂碑为最煊赫，原石久亡，所见以陕本为多。然摹手于虞书，知其当然，不知其所以然，与唐石残本相较，其失真立见。城武摹刻本，不知出谁手，以校唐石，实为近似，昔其石面捶磨过甚，间架仅存，而笔画过细，形同枯骨矣。唐石本庙堂碑，影印流传甚广，惜是原石与重刻拼配之本。然观《黄山谷题跋》，已多记拼配之本，知唐刻原石北宋时必已断缺矣。”孔子庙堂碑，立于唐武德九年，虞世南撰并书。贞观年间毁于火，武后时又命丞相王旦重刻，后又毁，后世主要翻刻本有二：一是宋王彦超重刻于陕西西安，俗称“陕本”或“西庙堂本”，字较肥；二是元代至元年间重刻于山东城武，俗称“城武本”或“东庙堂碑”，字较瘦。启先生把“陕本”庙堂碑与唐石残本进行对比，认为陕本“失真”；把城武摹刻本与唐石残本进行对比，认为两者近似，只是城武摹刻本“石面捶磨过甚，间架仅存，而笔画过细，形同枯骨”。他还根据《黄山谷题跋》所记，认为虞书孔子庙堂碑唐刻原石北宋时已经断缺，流传甚广的影印唐石本庙堂碑是“原石与重刻拼配之本”。

    《论》第37首云：“隋贤墨迹史岑文，冒作索靖萧子云。”自注云：“佚名人章草书史岑出师颂。米友仁定为隋人书。宋代以来丛帖所刻，或题索靖，或题萧子云，皆自此翻出者。此卷墨迹，章草绝妙。米友仁题曰隋人者，盖谓其古于唐法，可称真鉴。”“墨迹本有残损之字，有笔误之字，丛帖本中，处处相同，故知其必出一源。余所见各帖本笔画无不钝滞，又知其或出于转摹，或有意求拙，以充古趣，第与墨迹比观，诚伪不难立判焉。世又传一墨迹本，题作索靖。染纸浮墨，字迹拘挛。宋印累累，无一真者。”“曾获见之，盖又在丛帖刻本之下也。”启先生认为：佚名人章草书史岑出师颂墨迹“章草绝妙”，“古于唐法”，“米友仁定为隋人书”，“可称真鉴”。他把这一墨迹本与丛帖、单刻帖以及另一墨迹本的史岑出师颂进行对比，认为这一墨迹本与丛帖本“处处相同，故知其必出一源”，即隋佚名书史岑出师颂墨迹本是丛帖本的来源；单刻帖或出于转摹，或有意求拙，均属赝品；而另一墨迹本“染纸浮墨，字迹拘挛”，“又在丛帖刻本之下”。

   《论》第47首自注采用类比、推测的方法，考辨鹡鸰颂墨迹的真伪，最见学问功底和文章技法。自注云：“此颂因为唐明皇御撰，后有敕字，遂号为御书。然明皇书有裴耀卿奏记批答及石台孝经批字，笔势与此并不相类，因启后人之疑。疑者有二类，其一疑为米临，此已不足多辨。其一谓为硬黄摹本，其说谓米元章记其所见者为绢素本，米氏鉴定，不能有讹，此非绢本，必属不真。且硬黄摹书，已成常谈，此本既为硬黄，苟非摹书，又将何属？余昔年曾见原迹，墨痕轻重，迥异钩填，然则此桩公案，究竟如何剖决？一日阅宋代诏敕、告身，皆出御书院、制诰案书手所写者。文属王言，后有敕字，然无一本出宋帝亲笔。又见乾嘉时南斋翰林奉敕以精笺录御制诗文，或高头巨卷，制逾寻常；或寸余小册，仅盈掌握。而同一诗文，累见复本。盖词臣精写，以代印刷，清代尚尔，遑论李唐。米氏所见绢本与此纸本，可谓同真同伪。同真者，同出开元翰林供奉也；同伪者，同非明皇手书也。至于硬黄必用以摹书之说，则痴人前不必说梦也。”

    这篇自注开头指出鹡鸰墨迹与唐明皇所写的裴耀卿奏记批答和石台孝经批字笔势不相似，因启后人之疑：其一疑为米临，其一谓为硬黄摹本；接着对后人的两种疑问进行辨析，认为鹡鸰颂是硬黄本原迹，“墨痕轻重，迥异钩填”。既是硬黄本原迹，又不是唐明皇所书，那么究竟是什么人书写的呢？这就为下文留下了悬念。接下来，文笔忽然荡开，略述二事：“一日阅宋代诏敕、告身，皆出御书院、制诰案书手所写者”；“又见乾嘉时南斋翰林奉敕以精笺录御制诗文”，“同一诗文，累见复本”。以宋、清皇室诏敕、诗文非帝王亲笔书写，推测鹡鸰颂墨迹非唐明皇手笔：“盖词臣精写，以代印刷，清代尚尔，遑论李唐”。这种类比、推测极其合理。最后，推出结论：米芾所见绢本与此纸本“同真同伪”：“同真者，同出开元翰林供奉也；同伪者，同非明皇手书也”。见解新颖独到，论证严谨有法，文笔活泼跳荡，结构开合自如，是一篇短小精美的考辨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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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先生在阐述碑帖考辨的方法、途径时，还批评了两种现象。一种现象是习惯于板刊阁帖、石刻碑文，积习成痼，对真迹反而持怀疑态度。《论》第&’ 首云：“书谱流传真迹在，参差摹刻百疑生。针膏起盌吾何有，曾拔浮云见月明。”自注云：“孙过庭《书谱》墨迹本，前人或疑其未真，余曾撰文考之。昔人少见法书墨迹，又习于板刊阁帖，石刻碑文。观其点画全白，笔无浓淡，遂有毫锋饱满、中画坚实等种种揣测。《书谱》又但传明人翻刻太清楼本，毫颖全秃，字字柴立。积非成是，遂成吴郡书风之标准。及墨迹复出，笔踪墨渖，轻重可见，而群疑蜂起，莫衷一是矣。疑者以为宋元人临者有之，以为明清人自停云馆帖摹出者有之，其故无他，点画不与枣板上草书相似耳。最可异者，真本太清楼刻残帙出，观者固信其真矣，字字校之，与墨迹悉符，而疑墨迹者依然如故焉。余初犹诧疑者校对之疏，继悟点画中之浓淡，刻本无而墨迹有，故疑者终不释然耳。呜呼！脏腑洞察，已属常科，而枣石膏肓，犹同玉律，积习成痼，可不畏哉！”启先生于1964年撰写了《孙过庭〈书谱〉考》（收于《启功丛稿》论文卷），文中考证了《书谱》墨迹本、摹刻本源流，并从笔法、墨迹等方面分析，推断宋代宣和御府所收的《书谱》墨迹本是孙过庭真迹，北宋宣和年间的太清楼书谱残本是据墨迹本摹刻而成的最早的刻帖。但令人遗憾的是，一般人无法见到书谱真迹和宋刻太清楼书谱残本，只能得到明人翻刻的太清楼书谱，于是“积非成是”，“积习成痼”，把明人翻刻本看作孙过庭书风的标准，而对出自书家手笔的墨迹本，反而“群疑蜂起，莫衷一是”，怀疑宣和御府所收的书谱墨迹本是元明清人的临本。启先生感叹地说：“脏腑洞察，已属常科，而枣石膏肓，犹同玉律，积习成痼，可不畏哉！”实则批评书画鉴赏中存在的盲目相信枣板石刻，不相信自己的眼力、不敢从实际出发判断碑帖真伪高下的现象。

     还有一种现象是“达官且号为学人者”见识浅陋，胆大妄为，随意褒贬碑帖。《论》第9首云：“惊呼马背肿巍峨，那识人间有橐驼。莫笑盓经持论陋，六朝遗墨见无多。”自注云：“仁智异乐，酸咸异嗜，各好其好，本无强同之理，而世人好辨，强人从我，学问之道，其弊尤烈：经学之今古文，道学之朱陆派，读书人为之齿冷久矣。至于医术、丹青、烹饪、音乐等，入主出奴，喧嚣不堪入耳。至于书道，争端更有易启者。盖医术有生死可征，丹青则人马可辨，烹饪则猫犬亦识其香，音乐则鱼鸟亦歆其韵，惟书道则不然。不识一丁者，亦可照猫画虎，率尔操觚；略识之无者，更得笔舌澜翻，逞其臆论。此辈浅学，闻者嗤之，其谬尚不难破败；惟世之达官且号为学人者，纵或指鹿为马，闻者莫敢稍疑，阮元之“南北书派论”是也。其于唐宋书法，汉晋墨迹，寓目既稀，识解更无所有。其所论列，譬如独坐路歧，指评行客，肥者氏赵，瘦者氏钱，长则姓孙，短者姓李而已。语云：‘少见多怪，见橐驼谓马肿背’，堪为盓经室主诵之。至其陋谬之例，有目共见，吾又何暇列举乎！”

     启先生指出：书法不像医术、丹青、烹饪、音乐等学科那样有一定的客观评判标准，因而人人都可充当内行，人人都可评头论足。“不识一丁者，亦可照猫画虎，率尔操觚；略识之无者，更得笔舌澜翻，逞其臆论”，这类人浅学无知，“其谬尚不难破败”。最混淆视听的是“世之达官且号为学人者，纵或指鹿为马，闻者莫敢稍疑”，如阮元的“南北书派论”。阮元，乾隆进士，历官湖广、两广、云贵总督，历官至体仁阁大学士，精于考据、金石文字之学。启先生认为阮元“于唐宋书法，汉晋墨迹，寓目既稀，识解更无所有。其所论列，譬如独坐路歧，批评行客，肥者氏赵，瘦者氏钱，长则姓孙，短者姓李而已”，实是“见橐驼谓马肿背”的“少见多怪”之论。这篇自注语词尖刻，批判了“世之达官且号为学人”自命不凡、强人从我的现象，具有针砭时弊的作用。

    诚然，在书法刨作中，还有其他如”学养”、”审美情趣”、”个人品行”等因素需要注意，但从创作的基本要求来看，重视古人，向古人学习，博观约取，厚积薄发，化古为我，书人我神的基本准则是贯穿始终的，也是书法学习者书法学习坚持始终的。因此，作为书法学习者和爱好者，研究书法学习的基本方法，既要坚持正确的学习方法又要持之以恒的学习态度，采用科学的学习方法以适应当今时代的要求，才能在书法学习上向着更高层次迈进，才能在书法艺术在创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