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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功书法《论书绝句百首》读后感

陈玉荣

自从启功书法《论书绝句百首》出版以来,该书不仅以诗歌的形式展示出他对历史上诸多书家和作品的认识,其由首至尾更是一部书法爱好者学习的典范。启功先生作为当代杰出的教育家、学者、书法大家,无论是他的书法水平,还是其诗文水平、语言风格、学问功底、论点视角等都具有独特的风格和鲜明的个性读之使人有如坐春风、拨云见月之感启先生既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又有丰富的书画实践经验,他在碑帖考辨中能综合运用中国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音韵学、文字学、书法理论等多方面的知识,运用多种方法,从多种角度考证辨析碑帖的流传过程和真伪优劣。《论书绝句百首》是启功先生创作的专论书法的大型组诗。前20首作于1935年,作者年方23岁;后80首作于1961年至1974年,即49岁至62岁。欣赏他的书法作品,总要联想到他对碑帖的精深研究,因为他对碑帖的研究和他的书法艺术的成就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碑帖之学是明清两代兴起的一门学问,这门学问现在随着地下墨迹的不断出土,开辟了新的境界。他就是这片园地的开拓者之一。



     以绝句的形式论诗始于唐代杜甫的《戏为六绝句》,其后代不乏其人,而影响较大的是金代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以诗的形式评论书法也始于唐代,如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韩愈《石鼓歌》、李白《草书歌行》等,但都是长篇古体诗。以七绝的形式论书法,恐怕始于宋代,

    苏轼有七绝《观子玉郎中草圣》,黄庭坚有《题苏才翁草书壁后》、《题杨凝式书》等多首七绝诗。到清代出现了胡元常创作的《论书绝句六十首》。胡元常是四川人,同治、光绪年间儒生,承父风,好书学,曾作《论书绝句六十首》并呈学政朱盄然,受到好评。胡氏《论书绝句六十首》中,论篆书14首,论隶书10首,论大草4首,论章草2首,论飞白1首,论真书23首,论法帖4首,自述2首。每首列次书家姓名及附注语,便于学书者查检。以绝句论诗论书,其佳处在于把作者的理论主张、审美观点寓含在诗的意象化方式中,言简意赅,形象直观。但由于受字数限制,不可能铺陈事理,因而使读者难以完全理解。



    正如启先生在《论书绝句百首》自序中写道:“以诗论艺,始于少陵六绝句”。“不佞功自幼耽于习书,曾步趋前贤论述,而每苦枘凿难符。一旦奋然自念,古人人也,我亦人也。谁不吃饭屙矢,岂其人一作古,其书其法便迥异于后世人人哉”。“于是忍俊不禁,拈为韵语,非圣无法,唐突名流。又苦二十八言,未能尽抒胸臆,乃附以自注”。这篇自序表明,启先生仿效前贤以诗的形式论述书艺,又自感七绝仅28个字,未能尽抒胸臆,于是附以自注。诗中所论有“非圣无法,唐突名流”之处,即自信所论有独到的体会和深刻的见解。为此,本文拟从《论书绝句百首》及其自注入手,探讨启先生在碑帖考辨中所运用的方法和所表现出来的书法观点。



     一、运用音韵学、校勘学、避讳学的知识考辨碑帖之真伪音韵学也叫声韵学,注重辨析字音中的声、韵、调三种要素,是诗词格律的基础。启先生精通音韵学,撰有《诗文声律论稿》,因此音韵知识自然成为他考辨碑帖的辅助方法。《论》第62首自注云:“黄庭经是否王羲之书,本无定论。梁虞和记羲之事,谓换鹅所写为道德经。至李白诗则云:‘山阴道士如相见,应写黄庭换白鹅。’诗人隶事,本与考订无关。句律所关,又用平不能用仄。且黄白相对,妃丽可观,自此艺术点染,竟成书林信谳矣。黄庭之所以遭人附会羲之,惟在‘永和山阴县写’诸字,试问永和之年,山阴之地,执笔之人,难道只有一王羲之其人乎?”一般人考证黄庭经的书写者,往往以梁虞和《论书表》所记王羲之书道德经换鹅之事’和李白七绝《送贺宾客归越》中的诗句作为重要证据,而启先生却认为按诗律的要求,上句“山阴道士如相见”是“平平仄仄平平仄”,下句必须是“仄仄平平仄仄平”,黄庭是两个平声字,而道德是两个仄声字。“黄庭换白鹅”,一方面是“句律所关,又用平不能用仄”,另一方面从色彩上看,“黄白相对,妃丽可观”。启先生从音韵声律的角度,很轻松地就把以李白诗句作为例证的观点推翻了。至于那种以“永和山阴县写”诸字为据推测黄庭经是王羲之书写的观点,就更站不住脚了。校勘是用同一部书的不同版本和有关资料加以比较,考订文字的异同,目的在于确定原文的真相,校勘学就是研究古籍中的错误类型、校勘资料、校勘方法的学问,是古籍整理中必备的专业知识。启先生在碑帖考辨中,充分显示了他的校勘学功底。

 


   《论》第10首云:“书楼片石万千题,物论悠悠总未齐。”自注云:“见敦煌本化度寺邕禅师塔铭,乃知翁方纲平生考证,以为范氏书楼真本者,皆翻刻也。覃溪所见化度寺塔铭多矣,其所题跋考订,视为原石者数本近代皆有影印本。”“明王盇旧藏本有其钤印,诒晋斋曾收之。覃溪细楷详跋,以为宋翻宋拓。及以敦煌本校之,知为原石,今藏上海图书馆。想见当日经覃溪鉴定,判为翻刻,因而遂遭弃掷之真本,又不知凡几。庸医杀人,世所易见,名医杀人,人所难知,而病者之游魂滔滔不返矣。”敦煌本化度寺碑,欧阳询书、李百药撰。清光绪二十六年,敦煌道士圆箓于鸣沙山千佛洞发现唐拓本,存前226字,共6页。第1页为法人伯希和所得,现藏法国巴黎博物馆;后5页为英人斯坦英所得,现藏英国伦敦诒晋斋,永盉,清高宗十一子,乾隆间封成亲王。翁方纲是清代乾隆年间的著名诗人、书法家,精于金石考据之学,他认为范氏书楼所藏化度寺塔铭是真本,明王盇旧藏本化度寺塔铭等皆“宋翻宋拓”。启先生以光绪年间发掘的敦煌本化度寺邕禅师塔铭底本与范氏书楼藏本、明王盇旧藏本进行校对,得出了与翁方纲完全相反的结论:明王盇旧藏本是原石拓本,而范氏书楼藏本是翻刻本。启先生还嘲讽翁方纲的误证似“名医杀人,人所难知”。




    《论》第63首自注评曹娥碑云:“昔人于事物,每好求其作者以实之,于是⋯.小楷书帖之悉归王羲之,犹如汉碑之悉归蔡邕也。此帖本无书者姓名,南宋群玉堂帖但署‘无名人’,较为近理,其余丛帖莫不属之羲之也。余尝考之,其文与《水经注》中所引,殊不相合。《水经》多载名胜古碑,其言自非无据者。且帖中行文隶事,多是节妇殉夫之典,与孝女殉父渺不相关。至于遣辞,尤多纰漏累赘之处,谓为‘绝妙好辞’,转同讥讽。拙作有‘绝妙好辞辨’一篇,曾详论之,兹不复赘。此盖一篇小说,刘义庆曾用之于《世说新语》,刘峻作注,已拈出曹操未尝渡江之疑。书苑中固多好文章,如唐何延之兰亭记,与此皆传奇。此篇尤早于唐人,惜世之辑传奇小说者,搜索未及也。”

    曹娥碑,孝女曹娥的墓碑。东汉上虞度尚立,其弟子邯郸淳撰文,碑已不存。度尚为曹娥立碑之事,《后汉书·曹娥传》、郦道元《水经注》均有记载。后世所传曹娥碑帖,除南宋群玉堂帖但署名“无名人”外,其余丛帖莫不题作王羲之书。启先生为考证曹娥碑,写了一篇题为《“绝妙好辞”辨》的论文(《启功丛稿》论文卷),他把曹娥碑刻帖与《水经注》进行对照,发现“帖中行文隶事,多是节妇殉夫之典,与孝女殉父渺不相关”,并分析碑文的语言,发现“遣辞尤多纰漏累赘之处”;又进一步查考刘义庆《世说新语·捷悟》所载曹操与杨修过曹娥碑下猜谜的故事。启先生经过认真细致的比较分析,破除前人旧说,认为曹娥碑刻帖存在文不对题、用典不切、遣辞累赘等问题,不能称为“绝妙好辞”,不能作为史料,只能看成“一篇小说”。



    避讳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文化现象,避讳学主要研究历代避讳的种类、方式以及与避讳相关的诸多问题。陈垣《史讳举例》内容提要说:“由于各朝所讳不同,避讳方法也不一致,因此史书上常有因避讳改易文字的地方,甚至改变前人姓名、官名、地名、书名、年号等,辄使古书淆乱不清。”“懂得了避讳学,不但可以解决这些困难,而且可以利用它以辨别古书文物的真伪。并可以审定其年代。”

    《论》第56首自注正是运用避讳学的知识,考辨著名的法帖《古诗四帖》的作者和时代,自注云:“宋人狂草书庾信步虚词诸作一卷,昔人旧题为谢灵运书,丰坊曾详辨之,书于卷后拖尾,复有人作文征明派之小楷重书一通,附于其后。丰氏所辨,以为谢氏不能预书庾诗,其理至明。而果出谁笔,则仍自存疑,犹不失盖阙之义。其后董其昌继跋之,谓狂草始于伯高,遂直定为张旭之迹。”“此卷自董题之后相沿以为张旭真迹。按其中庾句‘北阙临玄水,南宫生绛云’,临玄书作临丹。北水南火,水黑火红,此五行说,久成常识矣。而改玄为丹,其故何在?按宋真宗自称梦其始祖名玄朗,遂令天下讳此两字。此卷狂草,盖大中祥符以后之笔耳。”启先生最重要的证据是:“宋真宗自称梦其始祖名玄朗,遂令天下讳此两字”。认为《古诗四帖》中把庾信诗句“北阙临玄水”中的“临玄”书作“临丹”,是为了避玄朗之讳,所以他断定:“此卷狂草,盖大中祥符以后之笔耳。”当代著名的文物鉴定家徐邦达撰有《古书画伪讹考辨》,也认为张旭《古诗四帖》是赝品。这说明启先生的考辨结论得到了学界的认同。



     二、从纸质笔势、款字印章等角度鉴别碑帖之真伪《论》77首云:“唐摹陆拓各酸咸,识小生涯在笔尖。只有牛皮看透处,贼毫一折万华岩。”自注云:“元人陆继善字继之,曾以鼠须笔钩摹唐摹兰亭。其本刻入三希堂帖。自跋云曾拓数本,散失不存。其后有人持其一本来,因为跋识云云。昔曾见其原本,笔势飞骞,宛然神龙面目。纸色微黄,点画较瘦。其跋语之书,尤秀劲古淡,在倪云林、张伯雨之间。明人陈鉴字缉熙,得一墨迹本,号为褚摹。后有米元章跋,曾以刻石,世号陈缉熙本。是褚非褚,屡遭聚讼,甚至有谓其前墨迹本即陈氏所摹者。廿年前其卷出现于人间,墨迹兰亭,纸质笔势,乃至破锋贼毫,与陆摹本毫无二致,其上陈氏藏印累累,米跋虽真,但为他卷剪移者。始恍然此盖陆氏所摹,殆散失各本中之一本也。安得起覃溪老人于九原,一订其《苏米斋兰亭考》,一洗陈缉熙不虞之誉也。昔药山惟俨禅师,戒人看经,而自看之。或以为问,俨曰:‘老僧止图遮眼,若汝曹看,牛皮也须透。’仆之细辨兰亭,自笑亦蹈看透牛皮之诮矣。”这首诗和自注都写得很幽默。覃溪老人就是翁方纲,他在《苏米斋兰亭考》中认为明人陈缉熙得到唐代褚遂良临摹的兰亭序,曾以刻石,世号陈缉熙本。启先生介绍说,元人陆继善“曾以鼠须笔钩摹唐摹兰亭”,“自跋云曾拓数本,散失不存”。启先生曾经见过陆继善钩摹唐摹兰亭的原本,“笔势飞骞,宛然神龙面目。纸色微黄,点画较瘦”。后来他又见到了明人陈缉熙所藏的所谓“褚摹”墨迹本兰亭,发现“纸质笔势,乃至破锋贼毫,与陆摹本毫无二致”,于是断定陈缉熙所藏墨迹本兰亭,“盖陆氏所摹,殆散失各本中之一本也”。启先生自信能细辨兰亭,并引用药山禅师的话说能“看透牛皮”。



    《论》第14首自注评宋代王升书法云:王升字逸老,“行书似米元章,草书圆润似怀素,而秾粹过之。流传千文一卷,曾刻于南雪斋帖及岳雪楼帖,原迹今已不知存佚如何矣。”“逸老盋盋入古,世之赝作古法书者,每以其书割截款字以冒唐贤。如余清斋帖之孙过庭千文,墨妙轩帖之孙过庭千文,俱是逸老之笔。余清底本,疑出通卷重摹,后加孙款。墨妙底本则割去王款,添“过庭”二字,不知其王升之印章犹在也。”启先生从款字、印章入手,推断“余清斋帖之孙过庭千文、墨妙轩帖之孙过庭千文”都是王升所书。在造假的方式上,“余清底本,疑出通卷重摹,后加孙款”;“墨妙底本则割去王款,添‘过庭’二字”,但王升的印章依然留在纸上,露出了赝作的破绽。从纸质笔势、款字印章的角度鉴别碑帖的真伪,与启先生的书法创作和鉴赏实践密切相关,正所谓“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刘勰《文心雕龙·知音》)。



    三、运用比较法辨别碑帖的真伪优劣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法是文物考证中常用的方法,它包括对比法和类比法。前文所引的例证中,很多地方都采用了对比或类比的方法。现再举三例加以说明。

   《论》第9首自注考证虞世南孔子庙堂碑流传情况,云:虞世南汝南公主墓志,原迹今藏上海博物馆,实属宋人摹本。“虞书以庙堂碑为最煊赫,原石久亡,所见以陕本为多。然摹手于虞书,知其当然,不知其所以然,与唐石残本相较,其失真立见。城武摹刻本,不知出谁手,以校唐石,实为近似,昔其石面捶磨过甚,间架仅存,而笔画过细,形同枯骨矣。唐石本庙堂碑,影印流传甚广,惜是原石与重刻拼配之本。然观《黄山谷题跋》,已多记拼配之本,知唐刻原石北宋时必已断缺矣。”孔子庙堂碑,立于唐武德九年,虞世南撰并书。贞观年间毁于火,武后时又命丞相王旦重刻,后又毁,后世主要翻刻本有二:一是宋王彦超重刻于陕西西安,俗称“陕本”或“西庙堂本”,字较肥;二是元代至元年间重刻于山东城武,俗称“城武本”或“东庙堂碑”,字较瘦。启先生把“陕本”庙堂碑与唐石残本进行对比,认为陕本“失真”;把城武摹刻本与唐石残本进行对比,认为两者近似,只是城武摹刻本“石面捶磨过甚,间架仅存,而笔画过细,形同枯骨”。他还根据《黄山谷题跋》所记,认为虞书孔子庙堂碑唐刻原石北宋时已经断缺,流传甚广的影印唐石本庙堂碑是“原石与重刻拼配之本”。

    《论》第37首云:“隋贤墨迹史岑文,冒作索靖萧子云。”自注云:“佚名人章草书史岑出师颂。米友仁定为隋人书。宋代以来丛帖所刻,或题索靖,或题萧子云,皆自此翻出者。此卷墨迹,章草绝妙。米友仁题曰隋人者,盖谓其古于唐法,可称真鉴。”“墨迹本有残损之字,有笔误之字,丛帖本中,处处相同,故知其必出一源。余所见各帖本笔画无不钝滞,又知其或出于转摹,或有意求拙,以充古趣,第与墨迹比观,诚伪不难立判焉。世又传一墨迹本,题作索靖。染纸浮墨,字迹拘挛。宋印累累,无一真者。”“曾获见之,盖又在丛帖刻本之下也。”启先生认为:佚名人章草书史岑出师颂墨迹“章草绝妙”,“古于唐法”,“米友仁定为隋人书”,“可称真鉴”。他把这一墨迹本与丛帖、单刻帖以及另一墨迹本的史岑出师颂进行对比,认为这一墨迹本与丛帖本“处处相同,故知其必出一源”,即隋佚名书史岑出师颂墨迹本是丛帖本的来源;单刻帖或出于转摹,或有意求拙,均属赝品;而另一墨迹本“染纸浮墨,字迹拘挛”,“又在丛帖刻本之下”。

 


   《论》第47首自注采用类比、推测的方法,考辨鹡鸰颂墨迹的真伪,最见学问功底和文章技法。自注云:“此颂因为唐明皇御撰,后有敕字,遂号为御书。然明皇书有裴耀卿奏记批答及石台孝经批字,笔势与此并不相类,因启后人之疑。疑者有二类,其一疑为米临,此已不足多辨。其一谓为硬黄摹本,其说谓米元章记其所见者为绢素本,米氏鉴定,不能有讹,此非绢本,必属不真。且硬黄摹书,已成常谈,此本既为硬黄,苟非摹书,又将何属?余昔年曾见原迹,墨痕轻重,迥异钩填,然则此桩公案,究竟如何剖决?一日阅宋代诏敕、告身,皆出御书院、制诰案书手所写者。文属王言,后有敕字,然无一本出宋帝亲笔。又见乾嘉时南斋翰林奉敕以精笺录御制诗文,或高头巨卷,制逾寻常;或寸余小册,仅盈掌握。而同一诗文,累见复本。盖词臣精写,以代印刷,清代尚尔,遑论李唐。米氏所见绢本与此纸本,可谓同真同伪。同真者,同出开元翰林供奉也;同伪者,同非明皇手书也。至于硬黄必用以摹书之说,则痴人前不必说梦也。”

    这篇自注开头指出鹡鸰墨迹与唐明皇所写的裴耀卿奏记批答和石台孝经批字笔势不相似,因启后人之疑:其一疑为米临,其一谓为硬黄摹本;接着对后人的两种疑问进行辨析,认为鹡鸰颂是硬黄本原迹,“墨痕轻重,迥异钩填”。既是硬黄本原迹,又不是唐明皇所书,那么究竟是什么人书写的呢?这就为下文留下了悬念。接下来,文笔忽然荡开,略述二事:“一日阅宋代诏敕、告身,皆出御书院、制诰案书手所写者”;“又见乾嘉时南斋翰林奉敕以精笺录御制诗文”,“同一诗文,累见复本”。以宋、清皇室诏敕、诗文非帝王亲笔书写,推测鹡鸰颂墨迹非唐明皇手笔:“盖词臣精写,以代印刷,清代尚尔,遑论李唐”。这种类比、推测极其合理。最后,推出结论:米芾所见绢本与此纸本“同真同伪”:“同真者,同出开元翰林供奉也;同伪者,同非明皇手书也”。见解新颖独到,论证严谨有法,文笔活泼跳荡,结构开合自如,是一篇短小精美的考辨文章。



    启先生在阐述碑帖考辨的方法、途径时,还批评了两种现象。一种现象是习惯于板刊阁帖、石刻碑文,积习成痼,对真迹反而持怀疑态度。《论》第&’ 首云:“书谱流传真迹在,参差摹刻百疑生。针膏起盌吾何有,曾拔浮云见月明。”自注云:“孙过庭《书谱》墨迹本,前人或疑其未真,余曾撰文考之。昔人少见法书墨迹,又习于板刊阁帖,石刻碑文。观其点画全白,笔无浓淡,遂有毫锋饱满、中画坚实等种种揣测。《书谱》又但传明人翻刻太清楼本,毫颖全秃,字字柴立。积非成是,遂成吴郡书风之标准。及墨迹复出,笔踪墨渖,轻重可见,而群疑蜂起,莫衷一是矣。疑者以为宋元人临者有之,以为明清人自停云馆帖摹出者有之,其故无他,点画不与枣板上草书相似耳。最可异者,真本太清楼刻残帙出,观者固信其真矣,字字校之,与墨迹悉符,而疑墨迹者依然如故焉。余初犹诧疑者校对之疏,继悟点画中之浓淡,刻本无而墨迹有,故疑者终不释然耳。呜呼!脏腑洞察,已属常科,而枣石膏肓,犹同玉律,积习成痼,可不畏哉!”启先生于1964年撰写了《孙过庭〈书谱〉考》(收于《启功丛稿》论文卷),文中考证了《书谱》墨迹本、摹刻本源流,并从笔法、墨迹等方面分析,推断宋代宣和御府所收的《书谱》墨迹本是孙过庭真迹,北宋宣和年间的太清楼书谱残本是据墨迹本摹刻而成的最早的刻帖。但令人遗憾的是,一般人无法见到书谱真迹和宋刻太清楼书谱残本,只能得到明人翻刻的太清楼书谱,于是“积非成是”,“积习成痼”,把明人翻刻本看作孙过庭书风的标准,而对出自书家手笔的墨迹本,反而“群疑蜂起,莫衷一是”,怀疑宣和御府所收的书谱墨迹本是元明清人的临本。启先生感叹地说:“脏腑洞察,已属常科,而枣石膏肓,犹同玉律,积习成痼,可不畏哉!”实则批评书画鉴赏中存在的盲目相信枣板石刻,不相信自己的眼力、不敢从实际出发判断碑帖真伪高下的现象。

     还有一种现象是“达官且号为学人者”见识浅陋,胆大妄为,随意褒贬碑帖。《论》第9首云:“惊呼马背肿巍峨,那识人间有橐驼。莫笑盓经持论陋,六朝遗墨见无多。”自注云:“仁智异乐,酸咸异嗜,各好其好,本无强同之理,而世人好辨,强人从我,学问之道,其弊尤烈:经学之今古文,道学之朱陆派,读书人为之齿冷久矣。至于医术、丹青、烹饪、音乐等,入主出奴,喧嚣不堪入耳。至于书道,争端更有易启者。盖医术有生死可征,丹青则人马可辨,烹饪则猫犬亦识其香,音乐则鱼鸟亦歆其韵,惟书道则不然。不识一丁者,亦可照猫画虎,率尔操觚;略识之无者,更得笔舌澜翻,逞其臆论。此辈浅学,闻者嗤之,其谬尚不难破败;惟世之达官且号为学人者,纵或指鹿为马,闻者莫敢稍疑,阮元之“南北书派论”是也。其于唐宋书法,汉晋墨迹,寓目既稀,识解更无所有。其所论列,譬如独坐路歧,指评行客,肥者氏赵,瘦者氏钱,长则姓孙,短者姓李而已。语云:‘少见多怪,见橐驼谓马肿背’,堪为盓经室主诵之。至其陋谬之例,有目共见,吾又何暇列举乎!”

     启先生指出:书法不像医术、丹青、烹饪、音乐等学科那样有一定的客观评判标准,因而人人都可充当内行,人人都可评头论足。“不识一丁者,亦可照猫画虎,率尔操觚;略识之无者,更得笔舌澜翻,逞其臆论”,这类人浅学无知,“其谬尚不难破败”。最混淆视听的是“世之达官且号为学人者,纵或指鹿为马,闻者莫敢稍疑”,如阮元的“南北书派论”。阮元,乾隆进士,历官湖广、两广、云贵总督,历官至体仁阁大学士,精于考据、金石文字之学。启先生认为阮元“于唐宋书法,汉晋墨迹,寓目既稀,识解更无所有。其所论列,譬如独坐路歧,批评行客,肥者氏赵,瘦者氏钱,长则姓孙,短者姓李而已”,实是“见橐驼谓马肿背”的“少见多怪”之论。这篇自注语词尖刻,批判了“世之达官且号为学人”自命不凡、强人从我的现象,具有针砭时弊的作用。

    诚然,在书法刨作中,还有其他如”学养”、”审美情趣”、”个人品行”等因素需要注意,但从创作的基本要求来看,重视古人,向古人学习,博观约取,厚积薄发,化古为我,书人我神的基本准则是贯穿始终的,也是书法学习者书法学习坚持始终的。因此,作为书法学习者和爱好者,研究书法学习的基本方法,既要坚持正确的学习方法又要持之以恒的学习态度,采用科学的学习方法以适应当今时代的要求,才能在书法学习上向着更高层次迈进,才能在书法艺术在创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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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陈玉荣

人类诞生就和自然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思索的一个永恒主题。人类社会的历史,实质上是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历史。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与否,关系到人类生存、生产环境的优劣,关系到自然界结构的合理与否,关系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遵照古圣先贤的教诲,礼敬生命,感恩自然,与一切有情无情物种和光同尘,深刻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的演变,把握人与自然关系趋势走向,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由之路,是实现科学发展的可靠保证,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工程,也是人类走向美好未来的历史必然。



  一、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自然界最基本的关系恩格斯说过:“人类历史,首先应该是一部人与自然交互作用的历史,然后才是别的什么”。人类是自然的产儿,自然是人类的家园,人与自然在客观上形成了依存链、关联链和渗透链,从这种意义上讲,人与自然的关系确实是自然界上最基本的关系。
  人来自自然。科学研究证明,银河系大约有150亿年的历史,地球大约45亿年,在极其漫长的岁月里,地球上只存在无生命的物质。直到30亿年前,地球才出现生命,然后经过进化发展,才产生了人类,人类起源于森林古猿。距今400多万年前,地壳变动,森林减少,森林古猿不得不经常从树上下来寻找食物,由于环境和身体结构的变异,逐渐形成了利用下肢行走的习惯,从而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机会。到距今大约200万年前,直立行走并且能够创造和利用工具的古代人类出现了,人类学家把它们称为直立人。人的进化主要靠劳动,随着劳动活动的日趋复杂,劳动工具的逐步革新,劳动技术的不断发展,人的思维意识逐渐增强,人类也就逐步进化成现代人。由此可知,人来自自然,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在和自然界交互作用中逐渐发展起来的。



  人离不开自然。首先,人的生存离不开自然。大气、水、土壤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没有大气和水,人类就无法生存,没有土壤,人类就没有食物,同样无法生存。其次,人的发展也离不开自然。没有自然,人类就没有了劳动对象,也没有了能源和资源,实践活动无从开展,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生死攸关,珍惜自然,就是珍惜人类自己,善待自然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存空间。人类从自然中走来,并永远离不开自然而独立存在。
  人和自然的对立统一的关系。一方面,人与自然是统一的,人是自然界的产物,由自然养育,在客观上形成了依存链、关联链和渗透链。随着生产水平的提高,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增强,使得现在的自然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自然,而是到处留下人类印记的自然,即人化了的自然。人化自然表明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联、相互渗透越来越密切。另一方面,人与自然又是相互对立的。人类为更好地生存和发展,总是不断地否定自然界的自然状态,自然界又竭力地反对这种否定,力求恢复到自然状态。人与自然之间的这种否定与反否定,改变与反改变的关系,实际上就是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如果处理不好,极易造成自然内部的失衡,人类社会的失衡,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同时,自然带给人类的,既有福祉(如资源、能源),也有灾害(如地震、洪水、干旱)。这就要求人类,既要科学地利用自然,也要与多种灾害作斗争,预防和减轻自然灾害。圣贤把世间物种包括植物、矿物称为无情物种,要求对无情物种要与对有情物种一样,具有同情心、恭敬心,也就是孝顺心。人与自然的对立统一关系,决定着人类在面对自然时应当采取当和则和,当斗则斗,趋利避害,兴利除弊的态度。如果过度强调统一性,就会丧失人的主观能动性,就会消极被动无所作为。如果把对立绝对化,企图一味盲目地去改变自然,就会适得其反,得不偿失。



  人和自然关系最重要的是和谐。从相对意义上讲,有平衡才有稳定,有稳定才有和谐,有和谐才有持续发展。自然界任何部分的变化,都会对整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造成影响,较大的会造成失衡,严重的会造成破坏。造成自然界变化的,一是自然界内部的矛盾运动,结果可能是进化,也可能是退化,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二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改造,符合客观规律,就能改善自然,违背客观规律,就会遭到自然界的报复。因此,为了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一定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及自然界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自然界内部的平衡。
  二、人与自然关系的演变及趋势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历史的,动态的关系,它随着人类的诞生而建立,随着人类及自然界的发展而发展,深入研究人与自然关系的演变,对于我们预测人与自然关系未来走向,掌握自然发展的客观规律,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十分重要。
  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演变。纵观历史,人与自然关系的演变,已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原始时代,为时上百万年。在原始社会,由于人类的认识水平和生产力极其低下,人类只能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域中生存和发展。原始社会,人使用木器、石器、骨器等工具直接从大自然中获得生活资料,人类活动对自然影响十分微弱,人类基本上受自然环境的主宰,处于次要和从属地位。这是人类依赖自然的蒙昧时代。第二阶段是农业时代,为时两万年。农业时代的特点是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开始产生了对抗,出现了相互竞争和相互制约的局面。人类开始使用铁器,改造自然的能力大大加强,开垦农田,砍伐森林。一方面丰富了人类的物质生活,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自然环境的破环。但总体上讲,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处在统一和相对平衡的时代,这是人类改造自然的初步阶段。第三阶段是工业时代,为时300年。人类逐渐摆脱了自然的主宰,开始按照自己的需要和意志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改善自然,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人类文明,使自然环境更适宜人类的生存。但是,随着人类对自然的改善的深入,人类在自然面前开始自信起来,甚至走向自然的对立面,出现了“人类中心主义”,认为凡是人的需要都应该得到满足,结果激化了人与自然的矛盾,破坏了人类生存的环境,爆发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和环境危机,恶化本已脆弱的人与自然关系。
  人类和自然的关系发展到当代,人由弱势变成了强势,由被动变成了主动,对自然的改造力度越来越大,索取越来越多,使得自然由“温和的自然”变成了“凶恶的自然”,频频向人类施以报复,因而产生了严重的十大生态危机,即:森林锐减、气候变暖、湿地退化、土地沙化、水土流失、干旱缺水、洪涝灾害、物种灭绝、水污染、空气污染。研究结果表明,由于森林植被的减少,全球荒漠化土地已达到3600万平方公里,占陆地面积的1∕4,而且还以每年5~7万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导致人类的生存空间的缩小,110个国家,9亿人口受到灾害。由于森林锐减和湿地退化造成淡水减少,已形成了世界性水荒,全球60%的陆地淡水资源不足,100个国家严重缺水,1∕3的人生活在中度或重度缺水之中。而在我国,2005年,七大水系中,四类以上水质占59%,其中27%为五类水质,基本上丧失了使用功能。全国75%以上的水质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富营养化,劣五类水质的湖泊占43%,1∕4的人口饮用不合格的水,更有4000-5000种植物,258种野生动物濒临灭绝。



  当前,人类在利用自然时呈现出了掠夺性,在改造自然时呈现出了盲目性,在发挥主观能动性时缺乏科学性和规范性,因而造成了自然生态的破坏,自然资源的紧缺,自然环境的恶化。这些问题导致人类的生存空间就会越来越小,生活的环境越来越坏,发展的道路越来越狭窄,人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和危机,我们不得不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重新审视和定位人与自然的关系,探索人与自然关系的未来正确的走向。
  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趋势。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为正确理解和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提供了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我们理解和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提供了新视角和新维度。科学发展观本质和核心是以人为本,有别于“人类中心主义”,科学发展观主张把人类作为地球生态系统中平等的一员,只有所有成员共生共荣才能实现人类自身的发展,只有建立起真正和谐的人与自然关系,才能实现人类自身的发展。
  要建立科学发展的人与自然关系,首先必须要感恩自然,慈心于物,要清醒地认识到在人与自然两者中,人类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具有主观能动性,人与自然发展趋势取决于人对自然的态度,准确定位人与自然关系是至关重要的。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载体,自然哺育着人类,因此,大自然是人类之母才是我们应该建立起的人与自然关系之间的伦理观,把大自然看作是人类的母亲,学会感恩于她,母亲是神圣的,大自然也是神圣的。如果这个世界真有神的话,那么这个神就是自然;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众多神的话,对人类来说,最灵、最大的神就是自然。人类只有在自然的庇护下才能生存,只有在自然的哺育下才能成长。人类要健康、长久地发展下去,就需要把自然当作母亲之神去尊重、去敬畏、去感恩。其次要学会孝敬自然,把自然当母亲这种科学的伦理关系建立后,人类要做的就是孝敬自然。第一,还是要从重新认识自然开始,有了科学的自然观,才能进一步正确看待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才能协调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使人类的社会实践更加理性,使人与自然的关系更加协调,使自然的生态保持平衡,为人类的长久生存和健康发展铺就环境条件和奠定物质基础。第二,要关心自然的健康,聆听自然的心声,时刻记挂着自然给予的慈爱,思考如何才能让自然健康发展,不要一味的向自然索取,自然资源是有限的,过度消耗导致的结果只能是饮鸩止渴,要学会开源节流和反哺自然,加强生态文明和生态工程建设就是人类反哺自然最重要的方式。第三,要顺应自然,按自然发展客观规律去规范人类社会实践活动,关爱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古人在慈心爱物方面,有很多真诚教诲,今人应当记取。如“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不可“发蛰惊栖,填穴覆巢,伤胎破卵,春月燎猎,无故杀龟打蛇”等,都是礼敬生命,感恩自然的具体要求。从心底真正承担起人与自然健康发展的责任,本质上也意味着人类自身发展走向全面和成熟。感恩自然、孝敬自然绝不是回归到受自然支配,唯自然为上的原始社会,不是从“人类中心主义”走向“自然中心主义”,而是要充分发挥人类的主观能动性,重新审视定位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采取科学的生产、生活方式,调整人类改造自然的方向,统筹人与自然的共同发展,使人与自然关系达到完美和谐的高度。人与自然关系演变的历史及趋势,我认为就是由依赖自然--改造自然--征服自然--改善自然--感恩自然--孝敬自然的过程,这个过程因人们的生态理性和德性的高度而决定演变过程的长短。感恩自然、孝敬自然将是建立全新人类文明,实现自然永久发展的必由之路。



三、 孝敬自然要有真行动笔者在对不少地方的绿色经济调研工作深深地感受到满目绿色的惬意之感。这是因为不少地方的人民饱受风沙盐碱之苦后,全民动手,植树造林,几十年成为老百姓的习惯,才换来了这一成果。每当笔者看到每年植树节栽了不少树,但成活率很低,感到很痛心。

     关于如何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中国古代的儒、道、佛三教都有深入的研究和精辟的论述。儒学主张“天人合一”,其本质是主客合一,即人与自然的统一。《中庸》中说:“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进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焉。”道家强调人要以尊重自然规律为最高准则,以崇尚自然,效法天地作为人类行为的基本皈依,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老子在《道德经》中明确指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把“物中有我,我中有物,物我合一”的境界称为物化。佛教则倡导在爱护万物中追求解脱,善待他物,就是善待自己。古人的智慧给我们的教益是,要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必须尊重自然规律,热爱自然,善待自然,孝敬自然。
  为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需要实行由漠视自然到孝敬自然的转变,由掠夺性开发到科学利用的转变,由单纯利用到加强保护的转变,由单一的汲取到双向给予。简言之,就是要从改造自然向改善自然转变,要学会感恩自然,孝敬自然,学会在发展中回报自然。
  要确立科学的自然观。首先要认清自然界的三个特性:第一是自然界的客观性。自然界的天地万物都有自己产生的客观过程,自然界既不是神的意志的产物,也不是人的意志的产物,不仅宇宙间各天体的形成与变化是客观的,而且生物的产生和进化也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结果,同时人类的产生也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结果。第二是自然界的先进性。自然界先于人和人的意识而存在,人是自然界的产物。第三是自然界的前提性。人必须依赖自然才能生存,自然是一切财富和文化的源泉,一方面,自然界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物质前提,另一方面,自然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对象,它的存在是人的实践活动得以进行的前提。我们有责任努力唤醒那些仍沉醉在“人类中心主义”的人们,改变他们对人类与自然关系的不正确认识,树立起科学的自然观。科学的自然观,就是以认识自然、尊重自然、善待自然为基础,以按自然规律适应自然,利用自然,改善自然为原则,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生共荣为目标,使人类社会在正确的轨道上实现可持续发展。



  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是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道德基础。只有大力培育全民族的生态道德意识,使人们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转化为自觉的行动。要树立起人们对自然的健康发展的道德义务感,养成良好的生态德性。第一要在人们心中树起崇尚自然、热爱自然的道德情操,唤起关爱生物,善待生命的道德良知,像关心自身健康那样,去关心自然界无机身体的健康;像预防疾病那样,去防止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像全力治愈自身患病那样,去治理生态环境污染;像痴心于健身美容那样,去积极建设自然、美化自然;像增强人的健康意识那样,去增强人类的环保意识。第二要广泛倡导绿色产品、绿色消费、生态城市、生态人居环境,将生态文明的理念渗透到生产、生活的各个层面和千家万户,增强全民的生态忧患意识、参与意识和责任意识,树立全民的生态文明观、道德观、价值观,形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第三要建立健全有关资源开采、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法律法规,用以规范人的行为和实践活动,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要加强生态工程建设。生态工程,是人类为了促进生态平衡,自觉地、主动地建设的目标明确、规划合理、措施得当的工程。生态工程的作用,一方面是促进自然界的进化(增加资源、能源),一方面是防止自然界的退化(生物灭绝、气候暖化等),一方面要充分利用自然界的积极作用(如水力),一方面要遏制或减轻自然界的消极作用(如狂风暴雨、地震、病虫害)。如果说,在工业化社会的黑色文明时代,人类注重的是“改造自然”,那么,在以后的生态文明时代,我们更应该注重报答自然,而报答、回馈自然最有效的举措,就是加强生态工程建设。
  生态工程建设是多方面、多层次、多领域的系统工程,如兴修水利,防御洪涝干旱;治理污染,营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节能减排,减缓气候暖化等。但最重要的工程是发展林业,植树造林。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对维持陆地生态平衡起决定性作用,被称为“地球之肺”。森林资源是地球上最重要的资源之一,是生物多样化的基础,它不仅能够生产生活提供资源,还具有调节气候,保持水土和减轻旱涝、风沙、冰雹等自然灾害,净化空气、消减噪音等功能。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森林具有资源的可再生性,林业产品有可降解性,生态、经济、社会的效益的统一性,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同体性的特点,这是任何其他生态体系所不能比拟的。人类面临的十大生态危机,大多是由于森林减少、植被被破坏产生的,而克服这些危机,也只能从发展林业做起。从商丘市的实践看,林业对应对气候变暖,改善生态环境,抵御自然灾害效果十分明显。为了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生态环境,商丘市重点实施了防沙治沙,农田林网,道路绿化,村镇绿化,城市绿化等生态工程,走出了一条生态与农业,兴林与富民有机结合的发展道路,全市林地资源总量达到289万亩,活立木2.9亿株,林木蓄积量2115万立方米,林木绿化率达到28.64%。实现了城市园林化、农田林网化、路河林荫化、庭院林果化。昔日贫瘠的豫东平原,变成了林茂粮丰的粮食核心区;历史上满目凄凉的黄河故道,已经是人们生态旅游,休闲观光的天然氧吧,呈现出一派农村美丽、城市宜居、民富市兴的景象。最近江浙一带遭遇了百年不遇的暴风雨灾害,但凡是有防护林的地方,灾害程度明显比其他地方轻。
  要注重开源节流。自然资源虽然是丰富的,但也是有限的,有些还是不可再生的。人类如果对资源实行掠夺式开发,奢侈型消费,就超出了自然的承受能力,总有一天“山穷水尽”,人类生存就会遭遇极大的困难。因此,必须坚持开源与节流并重的原则。所谓开源,不是指开挖资源,而是广育资源、广聚资源,维持自然资源输出与输入的平衡。所谓节流,就是善用资源。低碳经济也好,节约型机关也好,都是这个意思。讲排场,比阔气,求奢侈,对于个人来讲浪费的是金钱,对自然来讲浪费的是资源,对于人类来讲,浪费的是未来。在倡导科学发展的今天,我们不但要通过节流,减少对自然资源的索取,减轻自然界的压力。在人们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时,越多的人追求孔颜之乐,地球就越安全,社会就越和谐,人们就过得越幸福。
  要按客观规律办事。恩格斯曾告诫人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每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在第二步、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我们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结果又取消了”。恩格斯的这段话,使我们认识到,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特别是在改善自然的实践中,必须尊重客观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盲目就会吃亏,蛮干就会受到处罚。
  目前,我们可以认识到自然的自然规律有:第一,自然力无论如何都超越人力,自然规律的变化,总是决定人类的规律,人类社会的规律。与人相关的各种规律都必须服从于自然规律,违背自然规律必定受到惩罚。第二,人可以适度地利用自然。但决不能是无条件、无限制的疯狂的贪婪的行为,“杀鸡取卵”、“涸泽而渔”的过度滥用自然只会遭到自然的报复。第三,人可以适度地改造自然,但不能违背自然规律,超高速度、超大规模地改造自然,否则就会造成自然界的失衡,带来灾难性后果。第四,人的需求也需要限制,如果人的欲望及需求、人的数量、人的消费方式、人的生活方式毫无节制地片面膨胀,超出了自然界的承受能力,即使是在解决了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后,人类也要马上面临生态危机和由此带来的人类生存危机。第五,自然界的变化是动态的、千变万化的,人类的实践活动,也应该因时而动、因势而起、因地制宜,根据具体的时间、条件、环境,采取适当的措施。第六,警惕违背自然规律的严重后果,一般来讲,经济危机是暂时的,影响是一时的,而违背自然规律造成的危机则是长期的,有些还是不可挽回的,一旦形成大范围不可逆转的生态破坏,最终将导致人与自然难以为继。认真研究这些客观规律,严格遵从这些客观规律,才能做到顺天应时,因势利导,趋利避害,事半功倍。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根本关系,人与自然的和谐是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可靠保证,人与自然的共存共荣,是人类世世代代的历史使命,亲近自然、善待自然、感恩自然,最终走向大孝自然,将会成为每一个人的基本行为规范。我们要更新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破解发展问题,提升发展质量,做到在改善自然的同时改善人类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在美化自然的同时美化人类的生存环境,在人与自然和谐的同时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使人类和社会经济发展,步入更加科学,更加理性,更加务实,更加成熟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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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作者的质疑

陈玉荣

     《中庸》是一篇重要的儒家哲学经典文献,它从本体论、主体论、伦理政治论、宇宙论四个向度展开了儒家哲学思想体系,以道德本体(形上之天)作为始基,以道德主体()作为核心,阐述了秉具天命之性的人在社会和自然中的立身原则和行为规范,最终将天人、内外之道归结为一“诚”。正如朱熹在概括《中庸》的内容结构时所说:“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论语》和《中庸》都记载了孔子对于中庸之道的评价:“中庸之为德至矣乎!民鲜久矣!”这也是目前所见到的《论语》中孔子对中庸的唯一论述。然而,自古以来,人们对《中庸》的作者究竟是谁却争论不休,有人认为是子思所撰,有人认为是孔子的学生所撰,那么究竟是谁呢?



   两宋以前,“子思作《中庸》”这个说法几乎是一个“定论”,没有人会怀疑。到了宋代,学界兴起了一股疑经之风,“子思作《中庸》”这一经典说法也遭到质疑,历史上很多学者大家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各种辩论,其中由《中庸》几个词语引发的三点论争,非常精彩。



  第一点是由孔子之字“仲尼”引出来的。《中庸》第二、三十章曾两次直接提到孔子的字“仲尼”。我们知道,中国古代有名讳的文化传统。如果《中庸》作者是子思,那么作为孔子的孙子,他在称呼孔子时应该避讳,不能提名道姓;相反,《中庸》直呼“仲尼”,那么《中庸》作者就不应是子思。所以南宋时王十朋就怀疑:“岂有身为圣人之孙,而字其祖者乎?”(《王十朋文集》卷八《策问》)针对这种质疑,朱熹指出,“古人未尝讳其字”(《朱子语类》卷六十三),春秋战国时代,对尊长先人并不讳称其字。比如在《论语》中,孔门弟子除了敬称乃师为“子”“夫子”外,也有称孔子之字“仲尼”的。叔孙武叔诋毁孔子,子贡就说:“仲尼不可毁也。”(《论语·子张》)甚至还有弟子直呼孔子之名“丘”的。孔子让子路问路于长沮、桀溺,长沮问子路:“夫执舆者为谁?”子路答曰:“为孔丘。”(《论语·微子》)既然孔门弟子对孔子可以呼名称字,子思为何就不能称孔子之字?



   第二点是“华岳”问题。这一问题是由《中庸》第二十六章“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一句话所引发出来的。从字面上看:岳者,山也,华岳即华山。问题就出在这里。清代叶酉认为,古人有一个“论事就眼前指点”的创作原则,根据这个原则,古人在作文论事时,往往就近取材,根据眼前事物加以发挥。华山邻近咸阳、长安,而远离齐鲁大地。子思为鲁人,泰山在鲁国,《中庸》如果真是子思所作,他最应该称引的是家乡鲁国的泰山,而不是遥远的华山。正如与叶酉同时的卢文弨说:“《中庸》,子思所作,何为近舍泰山而取华?”(《经典释文考证》礼记音义四考证)同理,华山接近秦都咸阳和汉京长安,所以称引华山之人,也应该就在华山附近。因此“载华岳而不重”这句话应该出自秦汉的士人而非鲁国的子思,或者说《中庸》作者非子思。叶氏此论一出,学界纷纷响应。袁枚甚至称赞叶酉“真可谓读书得间,发二千年古人所未有”(袁枚《小仓山房尽牍》卷八)。针对这种疑问,清代的樊廷枚认为,“华岳”与“河海”对举成文,“河海”为二水,所以“华岳”也应该为二山,即华是华山,岳是岳山(《四书释地补》)。徐复观甚至还证明了齐鲁大地原来就有两座山叫华山、岳山,只不过名气太小,“后为五岳之‘岳’所掩,遂淹没不彰”(《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第五章)。



     第三点是所谓“三同”问题。“三同”即《中庸》第二十八章的“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简称。最早对此提出质疑的也是王十朋。春秋战国,诸侯纷争,各自为政,“天下曷尝同车书乎?”(《王十朋文集》卷八《策问》)但《中庸》却说“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这就不能不让人怀疑《中庸》的作者是战国时的子思。反过来说,“三同”是秦并六国、统一度量衡之后的盛大景象,这意味着《中庸》作者更可能是秦代或其后的人,比如清代的俞樾即据此说“《中庸》盖秦书也”(《湖楼笔谈》卷一)。针对这种疑问,朱熹曾有过直接的答复。朱熹认为,各朝各代都有其“三同”,周有周的“三同”,秦有秦的“三同”,只不过它们的标准不同;战国虽然是周代末流,海内分裂,但周代“三同”的标准“犹不得变也”(《中庸或问》下)。后来很多学者都支持朱熹的说法,并援引《左传》隐公元年“同轨毕至”、《管子·君臣上》“戈兵一度,书同名,车同轨”等文献来佐证先秦已有“三同”的说法。



     对于上面第一点争论,中国绿色经济博客陈玉荣博士认为,以“仲尼”来怀疑《中庸》作者是子思,这是以后来的历史现象揣测以前的历史事实,其结论只能是无的放矢。韩愈的名篇《讳辩》指出,名讳在唐代虽已颇成气候,但同时也指出:“周公作诗不讳,孔子不偏讳二名。”(《韩昌黎全集》卷十二《讳辩》)南宋的王观国也有一篇《名讳》,其中说道:“夏、商无所讳,讳自周始,然而不酷讳也”,“秦汉以来,始酷讳矣”。(《学林》卷三《名讳》)这就是说,名讳现象在周代虽然也存在,但并不紧酷,酷讳是在秦汉以后才逐渐形成的。子思身处战国,直呼乃祖之字,也属正常,所以后人并不能以此证伪“子思作《中庸》”。



     对于第二点,中国绿色经济博客陈玉荣博士感到,“华岳”的确不应该指华山,而应是与“河海”二水对应的二山。但我们不同意徐复观说“华岳”是齐鲁境内的华山、岳山。因为鲁国的子思如果称引山岳,也应该是大名鼎鼎的泰山,而不会是名不见经传的两座小山。但“华岳”到底是指哪两座山,目前还无法确定。



   对于第三点,中国绿色经济博客陈玉荣博士的看法是,“三同”一句有可能不属于《中庸》原文,而是前代儒者读经时随手做的旁注,而后人不明,遂在刻经时误窜入正文。理由是该句前后都在讲天子制礼,而中间突然冒出来一句“今天下”,文脉顿显突兀。如果拿掉这一句,经文内容前后连贯,一气呵成。当然这只是一种依义推测,我们并没有可靠的文献证据。



   总之,以上三点论争的双方虽然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都不能拿出足以服人的证据,而且在当前的条件下来断定《中庸》作者到底是不是子思,面对将来可能发掘出来的材料,都会有很大的冒险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绿色经济博客陈玉荣博士认为《中庸》的作者并非子思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性概念。或者说,《中庸》是不同时期的多个人陆续完成的作品。这应该是一种比较保险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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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宝股份新三板挂牌敲钟仪式隆重举行

陈玉荣

    2015年11月6日上午,北京市蓝宝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蓝宝股份股票代码:833830)挂牌敲钟仪式在雪花飘飘的北京金融街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隆重举行。蓝宝股份董事长江小平携公司股东、北京市政府相关领导以及金融界的权威人士等出席了敲钟仪式,共同见证蓝宝股份这一重要的里程碑时刻。 

     自2014年下半年决定新三板上市之日起,公司有关部门和员工积极努力,配合证券公司、审计师和律师事务所等工作团队的工作,先后经过尽职调查、现场调查、公司改制、起草招股说明、审计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内部审核、券商内部审核以及全国股转公司审核等多个阶段,撰写、准备了大量的材料和说明性文件,并对公司的研发、销售、采购、财务、人力资源等各方面的管理进行了规范,终于在2015年9月上旬通过严格审核,并在9月24日拿到了全国股转公司签发的“同意蓝宝公司新三板上市的函”,于10月8日进行了第一次信息披露2015年10月21日以“蓝宝股份”的证券代码为“833830正式挂牌



 

据蓝宝股份的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洪军介绍说,“敲钟仪式上,蓝宝股份董事长江小平先生表示历经20余载的发展,蓝宝拥有了领先的技术研发、先进的清水混凝土保护剂、清水混凝土挂板以及透光混凝土GRC挂板等产品严格的质量体系、形成了遍布中国及世界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营销服务网络,力争成为中国清水混凝土的第一品牌。现已建成行业内首个具有完全知识产权的真正可以实用的互联网+服务平台,蓝宝股份正向高端制造服务业快速迈进。这一切的一切说明了蓝宝的上市对于北京市蓝宝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是一个新的里程碑,它敲启了蓝宝股份进入资本市场的大门,肯定了蓝宝股份上市对公司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意义”。




     为庆祝蓝宝股份正式挂牌新三板,2015年11月6日晚上17时整,由北京市蓝宝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辰茂鸿翔大酒店三层鸿翔厅精心为大家举办了答谢宴。北京市蓝宝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常务副总经理洪军先生担任本次发布会主持,诙谐幽默的主持赢得嘉宾们阵阵掌声。在阵阵掌声中我们迎来了北京市蓝宝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江小平先生,江小平先生表示,蓝宝股份的上市对公司而言是一个新的起点,23蓝宝公司完成了从产品到服务的蜕变,成功的叩启了资本主义市场的大门,为公司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衷心的感谢一路陪我们走来的蓝宝家人、事业伙伴和给予我们支持的领导、客户。江小平董事长的精彩讲说赢得众嘉宾的喝彩和点赞。

  23蓝宝公司完成了由5人到几十人,由50万到5000万的华丽蜕变。随后进行的书画家朋友的即兴泼墨自始至终充满着真诚、团结、祥和、欢乐的气氛,《解放军美术书法》杂志执行主编、解放军美术书法研究院学术部主任、美术学博士后、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郭兴华先生的挥毫泼墨,为嘉宾带来了祝福和欢笑,参会嘉宾也纷纷对蓝宝股份的上市发表感言,表达了众位嘉宾对蓝宝公司的衷心祝福,同时大家共同回顾了蓝宝公司一步步走来的艰辛历程并展望了未来美好的明天。伴随着欢乐的气氛及美味佳肴,此次答谢宴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圆满结束。



    蓝宝公司董事长江小平先生,北京市国首律师事务所主任、北京市律师协会财务委员会委员、北京市律师协会审计评估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王军先生中国文化部青联、中国工笔画学会会员、民革中央画院理事黄庸先生湘财证券项目总监王沛先生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委员、中国对外贸易杂志社项目总监白义枫先生,枫润东方国际文化发展北京有限公司总经理白冰女士,北京中关村产业研究院院长张智敏先生等的共同举杯歌唱,宣告蓝宝股份挂牌仪式的圆满成功

在答谢酒会上,正如北京中关村产业研究院院长、蓝宝股份的董事张智敏先生指出:“蓝宝股份登陆新三板,正式进入资本运作市场将产生良好的品牌提升和财富创造的双重示范效应,必将带动我国建筑新材料产业完善治理结构,形成财富创造和财富分配的良好互动局面,加快人才、资本及合作伙伴的集聚和共赢助力蓝宝公司发展成一个覆盖全产业链的生态型创新企业。

蓝宝股份迈出了新兴资本市场上坚实的第一步,对蓝宝公司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在未来,蓝宝公司希望能与更多的行业企业和专业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共同携手创造美好明天(陈玉荣)。



注:本文作者陈玉荣,祖籍陕西省蒲城,经济学硕士、MBA工商管理硕士、消费心理学博士,2004年被北京市组织部评为优秀人才称号,获得2万元的人才奖励基金。曾在国家研究机构从事过研究工作,在报社从事过编辑记者工作,在某著名企业集团担任过总裁助理兼企划部长工作,在某投资公司担任策划总监工作等,主要专著有《秋凉犹热:西方经济透视》、《创新赢得市场:珍贝成功之道》、《转型中国的路径抉择》、《不断进化的经营:全聚德集团多品牌战略营销》、《中国梦的伟大构想》以及正在与董英豪先生合著的中国廉政管理系列丛书6本中的前四本:《现代化的关键跨越:贫富差距与犯罪率实证研究》、《微时代的危机公关》、《集聚正能量:反腐、惩腐、防腐三步走》等6本中国廉政管理丛书的主笔,并在国内外期刊上发表文章300多篇。现任商务部国际经济与政府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国度投资控股集团产业整合网媒体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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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的世界》读后感

     无论在什么时代,在亘古的大地与苍凉的宇宙间,有一种平凡的声音,荡气回肠,告诉我们劳动者总是最光荣、最幸福的《平凡的世界》正白纸黑字的告诉我们这样的人生真谛。它很明确地告诉我们,人无论处于什么位置,无论多么寒微,只要一颗火热的心在积极向上地努力,只要热爱生活,上苍就会给她开启一片新的天地。只有作一名劳动者,从来也不将自己的不幸作为精神负担,总有一天她就有可能成为自己的主人。


《平凡的世界》这本书是由当代著名作家路遥创作的一部百万字的小说。这是一部全景式地表现中国当代城乡社会生活的长篇小说,全书共三部,该书主要从黄土高原的一个小县城的阴雨天气开始,描写了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10年间,一个叫双水村的陕北小山村里平凡的世界平凡的人发生的酸、甜、苦、辣的事情。该书通过复杂的矛盾纠葛,以孙少安、孙少平两兄弟为中心,从大锅饭到责任田,随着国家政策的逐步开放刻画了当时社会各阶层众多普通人的形象;劳动与爱情、挫折与追求、痛苦与欢乐、日常生活与巨大社会冲突纷繁地交织在一起,深刻地展示了普通人在大时代历史进程中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这是一本温火慢炖的励志小说,它不同于一些非常直接的励志书刊。就如同中药治病一样,慢慢的净化我们的心灵,改变我们的思维,以及帮助我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平凡的世界》是用温暖的现实主义的方式来讴歌普通劳动者的文学作品。与《人生》相比,《平凡的世界》更具有人性的高度,作家把苦难转化为一种前行的精神动力。描写苦难的新时期作家不乏其人,但真正把苦难转化为一种精神动力的作家却并不多,路遥当属其中之一。这部小说在展示普通小人物艰难生存境遇的同时,极力书写了他们克服重重困难的美好心灵与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作品中的主人公孙少安、孙少平是挣扎在贫困线上的青年人,但他们自强不息,依靠自己的顽强毅力与命运抗争,追求自我的道德完善。其中,孙少安是立足于乡土矢志改变命运的奋斗者;而孙少平是拥有现代文明知识、渴望融入城市的“出走者”。他们的故事构成了中国社会普通人人生奋斗的两极经验。


     《平凡的世界》还传达出一种温暖的情怀。一是作者对作品中的人物寄予了同情心,对普通百姓的生活方式做到了极大的尊重和认同。不要说作品的主人公,就是作品中的一些消极人物,如乡土哲学家田福堂,游手好闲的王满银,善于见风使舵的孙玉亭,甚至傻子田二的身上,都直接或间接地折射出人性的光彩。二是作品处处展现温暖的亲情与友情,是一部温暖人心的小说。小说中有大量关于人间亲情的描写,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孙玉厚一家了——孙玉厚勤劳朴素、忍辱负重;他的儿女孙少安、孙少平、孙兰香等自强自立、善解人意、善于帮助别人。小说还书写了美好的同学之情、朋友之情、同事之情、乡邻之情等人间美好的情感。三是作品中的爱情写得很美,被赋予无比美好的内涵和想象空间。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无性不成书”的长篇小说创作风气中是难能可贵的。如孙少平和田晓霞在杜梨树下近乎柏拉图式的恋爱,就写得很纯美,让人为之感动。



这部小说所传达出的精神内涵,正是对中华民族千百年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精神传统的自觉继承。这样的小说对底层奋斗者而言,无疑具有“灯塔效应”。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能产生如此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的原因。平凡的世界,平凡人的一生,更要有坚定的理想和信念,有执着的追求和渴望,我们就应该像孙少平那样,学会在逆境中历练心智,在自卑中寻找坚强,战胜自我,找一个坚强的理由让人奋进。为理想而拼搏。



     难怪一个外国学者曾对路遥本人和的作品爱不释手,他说实际上应当把作家作品的杰出性和持久性划等号。路遥就是这样的作家,和《平凡的世界》永垂不朽。《平凡的世界》是路遥呕心沥血之作。小说完成后,作者有一段时间甚至不能从书中回到现实世界来,连过马路也要弟弟搀扶。不久他就去世了。但他的作品却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播了《平凡的世界》,在许多城市,还出现了排队购买这部作品的现象;人们对路遥也举行了各种悼念活动,全国发来的唁函唁电有一尺多厚,像雪片一样,陕西省电视台还拍了路遥的专题片。路遥和《平凡的世界》之所以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关键在于他的作品贯注了昂扬的奋斗精神。“人生就是永不休止的奋斗!只有选定目标并在奋斗中感到自己的努力没有虚掷,这样的生活才是充实的,精神也会永远年轻”,咀嚼着这些至理名言,使人们对生活充满了信心和希望。从这个意义上看,路遥和他的《平凡的世界》将永远不会被人们遗忘。



     今年春节刚过,北京电视台就以电视剧的形式将《平凡的世界》在路遥先生去世后的第23个头里重新搬上了银幕的确是一件脍炙人口的大事情啊。正如该书电视剧的导演毛卫宁表示,与路遥同时代的作家很多,同样描写苦难、贫穷、卑微,但唯独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超越了贫穷卑微,超越了残酷的生活,以一种诗意的方式表现那个特殊的年代。“我们的作品是60后的导演,70后的编剧,80后的制片人,播出将要影响90后。”他说,时至今日,《平凡的世界》中出现的很多问题依然存在。“我们有太多古装、言情方面的电视剧,不是观众不喜欢现实主义题材的电视剧,而是因为没有。”

  尽管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特别是很多年轻的读者,仍然在热切地、投入地读着路遥的这本书,甚至把《平凡的世界》列为对他们人生影响最大的文学作品。此次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的改编工作由国家一级编剧温豪杰亲自操刀,他这样阐述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的现实意义:“《平凡的世界》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如何把平凡生活变成不平凡的过程,给予我们超越平凡生活的力量。”路遥是用传统现实主义写老老实实的普通劳动大众,他会不会现代手法?当然会,他整天读的是世界文学、外国名著,但是他不愿意。他的现实主义是诗意的现实主义,他用最老实本份的东西写平凡的世界、平凡的劳苦大众。



     一位中国人民大学的在读研究生在纪念路遥逝世20周年的研讨会上发言时说最早从乡下来到市里的重点高中,也是穿着很不合时宜的衣服,讲着不标准的普通话,进入了都是城里孩子的中学,当时曾产生很强烈的自尊心的受挫感。那时看到《平凡的世界》,他知道这个世界上像他这样怀着自尊,但是又很沉默,心里带着热情的乡下孩子还是很多的。

经历过文革洗礼的路遥在文学作品中留下了一些痕迹,对于普通人民群众的悲欢离合写的入木三分,发人深省,较当时的意识流等小说创作来讲这是对伤痕文学的一种提醒。路遥在这个平凡的世界倒下了,却留下了极其不平凡的声音。这声音穿越了陕北的黄土地,长久地激荡在他深爱的祖国大地(陈玉荣)



注:本文作者陈玉荣博士系经济学硕士、MBA工商管理硕士、消费心理学博士,2004年被北京市组织部评为优秀人才称号,获得2万元的人才奖励基金。现在某中企报刊任专栏主编工作,曾在国家研究机构从事过研究工作,在报社从事过编辑记者工作,在某著名企业集团担任过总裁助理兼企划部长工作,在某投资公司担任策划总监工作等,主要专著有《秋凉犹热:西方经济透视》、《创新赢得市场:珍贝成功之道》、《转型中国的路径抉择》、《不断进化的经营:全聚德集团多品牌战略营销》、《中国梦的伟大构想》以及正在与董英豪先生合著的中国廉政管理系列丛书6本中的前四本:《现代化的关键跨越:贫富差距与犯罪率实证研究》、《微时代的危机公关》、《集聚正能量:反腐、惩腐、防腐三步走》等6本中国廉政管理丛书的主笔,并在国内外期刊上发表文章30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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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间读的两本书有感

提起书,大家都应该看过。今年春节期间,我专门花费了节后整整五天的时间读完了两本书,一本书是由杨绛先生撰写的《走在人生的边上——自问自答感触良多。此书是杨先生在96岁高龄时协作完成的,可见杨先生一位多么勤奋的人啊。此书虽然不算太厚,才四万多字,但凝结着一代学人在人生暮年对真理、对生命旅途生与死的感悟以及她对人生价值的叩问和思考另一本书则是由美国作家唐纳德·L布朗教授撰写的《步行者日记》,此书的作者也是布朗教授在70多岁高龄时完成的作品,读这本书,并没有看到布朗先生如何夸夸其谈自己的成功之道,而是用他自己最真实的人生,有血有肉地记述了他徒步在美国的探险之旅,还通过旅途中的趣事回忆了他多彩的生活读完这两本书,不得不让我佩服这两本书的作者渊博的知识和顽强了毅力。



众所周知,杨先生是大学者钱钟书的夫人,她也是著名的翻译家、作家。前些年,杨先生创作的长篇小说《洗澡》和回忆录《我们仨》为广大读者所熟悉,去年商务印书馆推出了这本《走在人生的边上》后,立刻在读者中引起阅读旋风,也勾起了笔者对此书的阅读兴趣。



根据笔者了解,多年前钱钟书先生写过一本《写在人生边上》,堪称经典。若干年后,杨先生写《走在人生的边上》,也是一本思想性、可读性极强的书。两本书像双子座,在中国读书界风光无限。钱钟书杨绛夫妇在专业追求、兴趣爱好等方面都有共同性,可谓志同道合。他们从牵手结婚到人生晚年,一路风风雨雨走过,实为不易。此书的副标题是“自问自答”,很谦虚,丝毫没有高人一等的架势,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看出杨先生在晚年孜孜不倦的求索身影。此书中,注释部分将近占去全书一半的篇幅,这在当代出版的图书中是不多见的。一般书(古籍除外)注释部分都是书的附属部分,而此书每篇注释都一段尘封的往事,是对正文部分人生思考的鲜活例证。每篇注释可单独成篇。比如:阿菊闯祸、劳神父、三叔叔的恋爱等篇幅,本身可当作都好散文拿来读。



一般而言,睿智的老人都喜好对神鬼、人性、灵魂、天命、文明等问题进行深思,杨先生也不例外。对于这些问题,杨先生都有自己的见解。在书的前言部分,杨先生的开篇就直指“死”字,她写道:我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再往前去,就是“走了”,“去了”,“不在了”,“没有了”。中外一例,都用这种种词儿软化那个不受欢迎而无可避免的“死”字。杨先生在九十多岁的高龄,能洒脱地面对将来不可避免的“死”,是一种超我的人生境界。



     这两本书以不同的体裁诠释了人生的意义。杨绛老先生以自问自答的形式写下了自己走在人生边上的一些思考:我站在人生边上,向后看,是要探索人生的价值,人活一辈子,锻炼了一辈子,总会有或多或少的成绩,能有成绩,就不是虚生此世了。先前看呢,再往前去就离开人世了。灵魂既然不死,就和灵魂自称的“我”,还在一处呢。唐纳德以记叙文的形式记述了自己一生的遭遇和自己是如何挑战不幸的命运并取得成功的。他在文章的最后总结道:生活能把你、我和任何人都击垮。但真正重要的,不是你遭受了多大的创伤,而是你深受重创时,还能否继续前进。


     我非常佩服两位作者面对困难时的那种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杨绛老先生在96岁的高龄,忍着病痛的折磨依然笔耕不辍,并对人生进行了全面的思考:神和鬼的问题;有关人的问题;灵与肉的斗争和统一;命与天命;万物之灵;人类的文明;人生实苦;人需要锻炼;修身之道;受锻炼的是灵魂;人生的价值等。特别是《走在人生的边上》书中杨先生谈到“修身之道”。人的身体需要锻炼,人的品德需要修炼。她说:人的躯体是肉做的,不能捶打,不能火烧。可是人的灵性良心,愈炼愈强。孔子强调修身,并且也指出了修身之道。灵性良心锻炼肉体,得有合适的方法,肉体需要的“饮食男女”,不得满足,人就会病死;强烈的感情不得发泄,人就会发疯。灵性良心在管制自己的时候,的宽容,许可身心和谐。克制自己,当恰如其分。所谓“齐之以礼,和之以乐”,就是用礼乐来调节、克制、并疏导。这番话很有道理,要想成为堂堂君子,必须经过磨练,同时要有很大的自制力。没有这两点,人的德行不可能提高到一个高的层次。因此,我觉得杨先生写的《走在人生的边上》是晚年人生诸多问题的集中思考,书中的很多问题,都是人们必须思考和面对的问题,不可回避。像这样的智慧之书,也不是我一两天就可以全能读懂,以后要常常翻阅,不断寻找人生的秘密。



     至于说唐纳德老先生在七十多岁时以回忆自己52岁时徒步穿越美国为主线,写下了与命运顽强抗争的过程。38岁时战胜了因膝盖受伤无数次做手术带来的痛苦的折磨,战胜了自杀的念头,战胜了离婚带来的情感的伤痛,毅然走进的大学的门槛,并以全校最高分的成绩圆满毕业,然后又攻读哈佛法学院,毕业后创办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又遭遇被吊销律师资格证的情况下,克服了糖尿病、膝盖疼痛、脚底起泡、炎热等困难,以及忍受着对儿子的思念徒步穿越了美国的伟大创举。



     第一次用每天交替看书的方式看完了这两本书,白天利用光线好看电子版的《步行者日记》,晚上看纸质书《走在人生的边上》,以使眼睛不至于过于疲劳。时常看着看着爱不释手,虽然是不同的体裁,却对生命有着一样的感受,那就是对于一个而言,一定要活得有意义。

此外,《步行者日记》也让自己想起了英国的一部小说《一个人的朝圣》,这两本书一个是穿越美国,一个穿越英国。前者是第一人称的传记,后者是第三人称的叙事。都给予我们来自灵魂深处对生命的意义的思考。而唐纳德老先生撰写的徒步穿越美国,我觉得作者并不是说走就走,他在自己周密地计划之后,变卖公司股份获得资金,和各大媒体合作招商引资来做慈善活动。详尽地列出每天的行程,为每天的消费做好打算,部署跟随司机的路线,还有很多,他的思维很缜密。诸如“我需要应对在完成艰巨的任务后必定会随之而来的失望”出现在唐纳德老先生撰写的《步行者日记》28章,读了很多的行记,很少有人在书中会提及,的确,在一路的灯光加“闪电”的报道之后,唐纳德的在大苏尔的海边静静的待了2个小时,这2个小时他会想了什么,或者是什么都没想,安静并不代表顺利,反而是内心波涛汹涌。出行前数年的设想,出发前的适应性锻炼,忍受了各种极端天气和一直缠绕不去的寂静孤独后,多年的梦想完成了。在这之后的是棘手的官司、逃避的婚姻、生计接踵而至,真正的面对后才是这次旅途最终收获的真正意义,不怕被打倒,就怕再也站不起来。生活从来不会让你有片刻的停歇,这才会造就绚丽的人生。别人的感叹和憧憬是自己付出了常人难以忍受创伤之后的重新站立奋斗的结果。



不错,他是一个战士,长久的坚持,在五剂吗啡后开始了他的穿越美国的旅途。就像那个握着唐纳德手不愿离去的老人一样“我多想和你一起走”,我们没有吗啡,可是每个人内心总有一种情愫需要我们去实现,像微弱的小火苗,我们可能用物质,情感来填充我们的生活,可是内心那个不磨灭的火苗却时时在深夜里照亮着我们的前程,风吹不走,雨浇不灭。与我的同行,我会用余生来珍惜这些时刻”让我们彼此温暖,叩问内心,就像电影里一样做自己的洛奇。



总之,我在这里要说的,能说的还有很多。比如一路上人们的善良、职业无分贵贱等等。我非常佩服这两位作者在人生旅途中行走的勇气,对于结局,这两位作者走完后依然迷茫感到小遗憾。这让我不由联想到自己到新疆敦煌的一次旅程。有点出于迷茫想要逃避现实而离开,但回来后,竟发现现实还是如此,没有改变。出行本身其实改变不了什么,心志上得到锻炼,眼界开阔了,到年老的时候多了一份对人生的感悟和回忆不过,要想改变现实,还是要以对现实的行动来改变。所谓实现梦想,当你在路上已经是在实现,结果真的并不重要。那些在梦想路上“牺牲”的人是幸福的,起码他/她是活在梦想中,不会迷茫,当然可能会有点遗憾。


这是因为遗憾是一种蕴含着无奈和惋惜的情绪,只有在无奈或惋惜的时候才有这种无语的状态。遗憾是一种掺杂着企盼与失落的心境,企盼与失落构成了人生不息的新陈代谢。怀抱遗憾的人,一旦面对曾经使自己遗憾的事,就会知道该怎么做或不该怎么做。从这个意义上说,遗憾既是一面镜子,又是一种药物,更是一种残缺的美。坚强的人当它是强心剂,奋发图强;懦弱的人当它是麻醉剂,从此一蹶不振。觉得自己有遗憾,说明自己活得很清醒,当然,遗憾也绝不能常挂心头。要明白,长大成树固然好,长成小草也自有一片绿。真的,遗憾这块大石头是不能常压在心头上的,而应当把它垫在脚下铺路,认为自己不应该再有遗憾,证明自己在不断地进步。努力使自己的人生少一次遗憾,才是不让自己遗憾的实实在在的目标。善待遗憾吧!山因风雨而朗润,梅因霜雪而傲然,荷因污泥而高洁,人因遗憾而多彩(陈玉荣)


注:本文作者陈玉荣博士系经济学硕士、MBA工商管理硕士、消费心理学博士,2004年被北京市组织部评为优秀人才称号,获得2万元的人才奖励基金。现在某中企报刊任专栏主编工作,曾在国家研究机构从事过研究工作,在报社从事过编辑记者工作,在某著名企业集团担任过总裁助理兼企划部长工作,在某投资公司担任策划总监工作等,主要专著有《秋凉犹热:西方经济透视》、《创新赢得市场:珍贝成功之道》、《转型中国的路径抉择》、《不断进化的经营:全聚德集团多品牌战略营销》、《中国梦的伟大构想》以及正在与董英豪先生合著的中国廉政管理系列丛书6本中的前四本:《现代化的关键跨越:贫富差距与犯罪率实证研究》、《微时代的危机公关》、《集聚正能量:反腐、惩腐、防腐三步走》等6本中国廉政管理丛书的主笔,并在国内外期刊上发表文章30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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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2-28 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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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学

 


想起儿时的元宵节

   元宵节又叫“上元节”,一年中第一个月圆之夜,人们对这个节日非常看重,有人把这一天叫作“小年”。按中国民间的传统,在元宵节皓月高悬的夜晚,挂彩灯、吃元宵、赏圆月,家家团团圆圆。“星月当空万烛烧,人间天上两元宵”,是多么的和谐美妙啊!现在社会进步了,条件好了,什么短信、微信、微博、博客什么的,及时而迅捷地将元宵节当时发生的事情发布到网络上,与大家一起分享。但是,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都能挂灯笼、吃元宵了。我自幼生长在陕北农村,在我儿时所过的元宵节,却是另一番景象。


  那时农村还比较贫困,既没有明亮如白昼的电灯,也没有宽敞舒适的房屋和卧室。每到了晚上总是黑咕隆咚的,甚至各家各户为了省钱连煤油灯也舍不得点。到了元宵节的日子我们兄妹6个总是在大人忙碌中吵嚷着让父母们给我们购买灯笼。而父母亲却总是狠狠心买几支蜡烛,点在神铺前,比平时不知亮堂了多少倍。我们这儿没有在大门上挂灯笼的习惯,也许是因为穷,点不起。但是,家家都要点灯花儿。灯花儿是用绵纸剪成一叠小方块儿,把一个纸角剪成碎条状,右手拿一张一张的方块纸卷在左手食指尖上,旋转几圈,使之成为下面半圆、上面散乱像头发的形状,然后把一堆灯花儿放在碗里,浇上棉籽油,使之浸透。天傍黑的时候,母亲开始张罗,用筷子夹着,在神灵前、大门口、门墩上、水道眼各竖上三个灯花儿,一一点燃,一时间,屋里,院里,到处灯花闪闪,烛光摇曳,和天上的星星上下辉映,增添了几许神秘的气氛。


  由于在短缺经济的时代里街上商贩卖得灯笼也不像现在这样五花八门,千奇百怪,仅仅只有纸灯笼,还是折叠的那种。条件差的家庭买不起灯笼,总是在孩子们的吵闹中,用高粱杆做支架,用纸糊上一个简单的灯笼,会更显得喜庆漂亮。虽然这种家庭自制的灯笼无法与如今的灯笼相媲美,它很粗糙简陋,形状单调呆板,但是那灯笼点燃的蜡烛却代表了人们对新年的祈福,承载着对希望的渴盼。元宵节晚上,小伙伴们会不约而同地拿着各自的灯笼,兴高采烈地走出各自家门,相互炫耀、比试,看谁的灯笼最漂亮,谁手中的小蜡烛多,吵吵嚷嚷直到深宵。


  记得在童年的元宵节里,父亲总是经不住我们兄妹6个的软磨硬缠,不得不在元宵节或者正月十六晚上,骑上他那辆老旧的“永久”牌自行车“吱吱呀呀”的往城里赶,或者乘坐上村里的手扶拖拉机到县城看花灯。那时的灯展在我的记忆中总是无限精彩,不像现在街上的花灯多少年来就那几样,没有一点新意。父亲是一边抱着我,一边拉着姐姐和哥哥们,行走在拥挤的街道上。一边走一边不停地叮嘱我们不要乱跑,以免走丢。对于每个花灯,我们总是百看不厌,恋恋不舍。拥挤的街道上还不时涌来各村的秧歌队、旱船队、舞狮队,这样一来本已拥挤的街道显得更加拥挤不堪,但那些精彩的表演总会一次又一次的把节日的小城推向欢乐的高潮。


     童年的元宵节,我们是自己做元宵的。元宵节前夕,母亲会带着姐姐哥哥们,拿上半布袋粮食,到村里的石碾盘碾制。我们兄妹6个总是争着抢着去推大石碾。一边推一边馋涎于那甜甜的元宵,我们讲着笑话,谈着学习,石碾盘边总是洒下我们银铃般的笑声。记忆中的母亲总是拿着把高粱稍做成的小刷子,不时的将碾盘边上的米面望碾盘中间推,碾制的差不多后就用面筛子筛选米面。米面碾制出来,我们回到家后,母亲就会将芝麻、蜜枣等食品制成元宵馅。在母亲的指挥下,我们兄妹6个把包了元宵陷的元宵蘸点水在米面簸箩里滚来滚去,元宵像个雪球一样越滚远大。在那个贫穷的年代中,在那天寒地冻的黄土地上,在雪花飘飘的寒夜里,那晶莹的手工灯笼配着天上的圆月,就会在孩子们的心中璀璨出一个美丽的梦幻,叫人终生难忘


   而如今在科技发展的时代里,那时一起玩灯的小伙伴们都为人父母了,而过年的气氛也越来越淡了,那时的灯笼场面也再也看不见了。尤其是到北京读书并参加工作以来,每到元宵节我们只需到超市购买几斤速冻元宵回家煮煮就算过元宵节了。近年来洋节东渐,情人节受到追捧。于是就有好事者把“七夕”说成是中国的情人节,又因为元宵节常常有男女同时游园赏灯,就又有人牵强附会说正月十五才是中国的情人节,或说成是中国的狂欢节。然而,每年的元宵节似乎成了节日的符号,再没有了童年时的欢乐。


 再过几天就是2015年的元宵节,忍不住回忆想童年这份难得的经历,让大家与我一起分享这份快乐吧,这可是我心灵中珍藏着的永不消逝永不磨灭的故事,是在我的人生旅程中所拥有的一份财富啊!顺便在这里祝大家元宵快乐、工作生活都快乐。月圆 圆、事事圆满 花好灯好好事连连 宝贝们也能拥有纯真美好的童年(陈玉荣)


  注:本文作者陈玉荣博士系经济学硕士、MBA工商管理硕士、消费心理学博士,2004年被北京市组织部评为优秀人才称号,获得2万元的人才奖励基金。现在某中企报刊任专栏主编工作,曾在国家研究机构从事过研究工作,在报社从事过编辑记者工作,在某著名企业集团担任过总裁助理兼企划部长工作,在某投资公司担任策划总监工作等,主要专著有《秋凉犹热:西方经济透视》、《创新赢得市场:珍贝成功之道》、《转型中国的路径抉择》、《不断进化的经营:全聚德集团多品牌战略营销》、《中国梦的伟大构想》以及正在与董英豪先生合著的中国廉政管理系列丛书6本中的前四本:《现代化的关键跨越:贫富差距与犯罪率实证研究》、《微时代的危机公关》、《集聚正能量:反腐、惩腐、防腐三步走》等6本中国廉政管理丛书的主笔,并在国内外期刊上发表文章30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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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范曾书画作品的艺术造诣

“痴与绘画,能书,偶为词章,颇抒己怀,好读书史,略通古今之变” 这24字是范曾对自己的评价。古人云:“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这句话对于范曾而言,也是非常妥当的。范曾出身诗书世家,13代先祖都出为诗人,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范氏家族四百多年文脉不断的文化承袭使范曾耕读于世世代代所积淀的深厚文化沃土之中,并成为范曾艺术大厦的基石,使范曾的绘画作品具有了文化气质和人文内涵,更赋予了其书画作品具有很高的艺术造诣。范曾少年耽迷于诗文青年痴于绘画,中年聚文、史、哲而汇之使丹青得学问之滋养而成绝艺;还甲之年又以弘扬国学为职志。人生既旅画于一个大圆, 亦如 “水迂千回终归海”。也许我们从范曾人生轨迹可以窥探出其书画作品的艺术造诣


     一、范曾书画艺术思想之源流。范曾1938年出身于江苏南通一个十代诗人世代相继的家庭,自幼浸润诗香、沐浴诗教。他自道:“余自羽冠即随先严学诗,十岁而诵 《离骚》,十二岁背《万古愁曲》俯仰吟哦感慨悲怆,有不可自胜者。”这不仅为他打下了坚实的古文学功底而且养慧了他诗人的视角、诗人的情怀和诗人的想象。他认为诗是凝练、浓缩、净化了的语言,诗境是博大、沉雄、空灵、典雅的境界。诗学渗透到范曾的骨髓血脉里铸成了他诗人的气质, 决定了他基本的审美取向在写实与写意之间偏向写意;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之间,趋向浪漫的;在黄荃富贵与徐熙野逸之间喜欢野逸;在繁金错彩与逸笔草草之间,偏爱逸笔。


范曾之旧体诗赋,有四言、五言、七言俱全,形式则包涵绝句、律诗、古风、长短句乃至时人甚少涉足的散曲、套曲、自度曲,借镜杜甫之沉郁苍凉、太白之豪放跌宕、苏轼之轩昂磊落、陆游之家国忧思,再融合一己之人生敏悟,所作诗每每蕴藏着史识真知,包孕有智慧灵光。如《嘉峪关》一首,“铁马冰河梦尚豪,雄关古影入临洮。驼铃夜响中天月,瀚海苍茫万顷涛。”自诗面上看,有取法陆游七绝的影子在,但更多激昂之声、雄壮之气,读之不禁令人坐卧不得,直欲奋起力行,要接踵诗人的脚步,去那天下名关作一游赏,亲身体悟那苍茫悲壮的大漠风情。再如《登八咏楼怀易安》一首,“自古崇文八咏楼,歌吟焯晔忘尘愁。词人饮恨靖康後,气象犹能盖九州。”登临崇楼、咏怀古迹之余,诗人联想到以江山社稷安危为怀的奇女子李清照,纵然困顿潦倒,气魄却能吞吐山河,读之亦令人增加几许慷慨悲凉此为范曾诗之刚毅威猛、有如大丈夫者。再如《读孙多慈诗有感》一首,“一缕芳魂似断丝,慈悲海上隐帆时。伤心只是人间恨,碧落黄泉两不知。”短短二十八字如泣如诉、如怨如慕,以旁观者的身份写尽了徐悲鸿与孙多慈之间的凄恻情事,尤其末两句,笔触之迤俪轻柔要让读者一掬同情之泪。此为范曾诗之深情款款、好似小儿女者。习见的绝句与律诗之外,联语、诗钟一类的“诗之余绪”,亦为范曾所喜并时时推敲创作。诗钟者,乃是一种特殊的文字游戏,起源于清嘉道年间,文人集会命题限时作七言诗两句分咏不同事物,燃香系线,下坠铜钱,钱下承以铜钵,线断钱落钵中铿锵有声,其后虽佳卷亦不录,因有固定的时间限制,故名诗钟。往往因其体裁的轻便灵动,创作人少受格律平仄的束缚而屡有佳构出现。由诗钟,更可窥探到范曾浓郁的生活情趣之所在,在那里,更有一片属于范曾的“天地之大美”所在


可以说观察入微、情感细腻是诗人的特质,琐碎庞杂甚或在常人眼里了无生趣的物件,一入范曾诗眼,寻常物也幻化成为不寻常。读范曾诗词不仅可以发现诗人观察之细腻、思维之精密,而且也可以发现他与常人迥异的艺术情愫,于须弥芥子中见大千世界。尤其“关山伪帙”一联,虽短短十四字,却寄语沉痛,写尽吴袁二人不同的生命价值取向,吴氏沉醉胭脂粉黛之中卖国求荣,洵为民族之败类、千古之罪人,而袁崇焕虽遭惨死终不失烈士本色,人格魅力之高下可立判矣。可见,寓史于诗,是范曾古体诗的一大亮色,也是诗人历史责任感与道义感的外在寄托形式。相比旧体诗与诗钟,现代形式的新诗在范曾那里也不成其为问题,《庄子显灵记》即是范曾长篇新诗的经典之作。《庄子显灵记》是一篇长达三千多行的长诗,这首诗“酝酿于京津、著述于巴黎”,融屈骚汉赋、唐诗宋词、戏剧套曲及自由体新诗等不同风格、不同体裁的艺术形式于一炉,借助虚拟庄子与太始、爱因斯坦、海德格尔、毕加索、柏拉图及范伯子等文豪诗雄的辩难陈述,表达了范曾对于艺术创作的诸多观点,以及对人类广博而深遂的思索。长诗最后所附王成彬等三人所作跋云“先生甚憾于当代文艺正气式微,大道荆棘;势趋媚俗邀宠,象呈光怪陆离,郁结既久,不吐不快,遂述往思来,亟欲重振风雅,以为回归古典、复归自然之大旗。”可藉此探得范曾有此创作的初衷。而此诗文风之大气淋漓、汪洋恣肆,思想之周密精微、博雅丰赡,查诸当代诗坛,尚不见可与之敌手者。有评论以为,“《庄子显灵记》是范曾先生的思想、经验、知识、诗学观念的集成性的发抒,诗人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置于人类精神文化的本源之中,以现代人的生存境况为切入点,以时代潮流的景观为参照,以对人类文化命运的终极关怀为归属,凝结出具有经典性质的艺术晶石。雄视古今的大诗风范和交响乐般的高贵品质,将范曾先生近年的写作推向一个辉煌的巅峰。”确实是切中肯綮之的评。总而论之,范曾之诗融合古韵今情于一炉,典雅雄浑、大开大阖,非具有大气魄、大手笔者不能为,与时下扭捏作态、文句鄙俗之所谓“国家级先锋诗人”赵丽华诸人相较,水准之差异不啻天壤之别,有识者自可明鉴。


    然而,范曾到了青年时期后却并没有将自己的诗学坚持下去,而是在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读史两年后转入中央美院研习书画艺术。关于这一选择,范曾自己也未曾说明,也未见诸家评论和说法。但有一个主要原因,那是他对中国画的酷爱。二十岁时即转入央美第二年,范曾厕身蒋兆和工作室,受到严格的传神写照基本功训练,兆和大师造型之准确、勾勤之精审、结构之严谨惠泽范曾一生。大学时代,范曾穿过中国美术史幽深而神秘的隧道步入中国绘画艺术的殿堂,思维的灵角一下便穿破中国绘画的皮表,发表了颇有学术见地的文章。他道石涛一画等于众画,一画是绘画的根本法则由此提出反对一味奉行所谓笔笔有出处的习古不化思想,师法自然的主张;但同时他又对画乃聊写胸中逸气观点提出了批判,认为画画不能完全从自己的个人感受出发, 要让观众看得懂,产生共鸣。反映了他早期注重写实和成教化助人伦的思想。青年时期, 范曾对中国古代人物画和中国古代服饰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习,深得传统线描之要,且对白描有精妙的见解, 说白描是中国画的基础和基本功,入中国绘画艺术的门槛,是探求中国民族绘画特色的一把钥匙,是中国画的遗传基因。他还用白描解诠释 “骨法用笔”。所谓“骨法用笔”的涵义就是中国画家观察形象时重在形体本身结构,着意研究由于这些结构所造成的物象精神实质以笔墨放笔直取而这笔墨优劣的根本还在于画家白描功底的深浅。在创作实践上,他还认为白描技法的本质主要在线条的组织, 而不在粗细浓淡,其人物画作品中,线条是主要语素, 墨、色为次; 线条起承转合疏密穿插变化为上,粗细浓淡变化为下。如果说范曾的写意人物在当今画坛还有众家可比权量力,其白描功夫和成就恐难有二人, 只是其被他本人写意人物画的名气所淹摆了。


    进入中老年后,他在对古代哲学的研究中更深刻地体悟到中国画的博大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哲学底蕴,绘画思想追求道法自然在美术思潮中成为捍卫中国绘画传统精神的勇士。年至花甲古稀,范曾在经历了风雨人生后,庄子情节愈加浓厚,艺术思想追求 “精神释放”。其画面更加空灵,笔迹老劲,人物高古。


二、 范曾书画艺术中的复古思想。范曾艺术思想表现是多维的非常复杂,但总体看集中体现了他书画作品中的复古情节中。

   (一) 艺术家出自虔诚和勤奋艺术家是自然之子,在杳不可测的宇宙之前,除去对它抱着宗教般的虔诚之情外做什么都没有意义,没有宗教般的虔诚就没有艺术。这就是范曾对艺术真挚感情。作为艺术家,范曾是纯粹的。他作画总是忘怀得失,心中了无挂碍,没有云要衣裳,花想容的遐想,只有梦游天姥吟留别的超境。对他而言,绘画决不是人生的手段, 而是人生的方式和目的。他创作态度严谨, 每作画之前,必对所造之人深研细究,对人物背景、性格气质了然于心。待到心中有所勃郁,刹那情思,霍然胸次;偶然影响,奔来笔底。亦如妇人生子,不至月满孕熟而不强为,犹如怀素 “忽然绝叫三五声, 满壁纵横千万字” 一气呵成。譬如,年秋,他为在台湾举行的一次画展而准备创作一幅孙中山先生像时, 对本已谙熟的先知孙中山仍然反复揣摩,对先知的性格、气质、形象羽化于心, 并将心中先知融入历史之中, 并且展纸提笔前先清水净手,然后放笔直取, 如灯取影。提笔已有形,落墨心无物。


    他常常自道:“余于绘画,惟真是求”他说, 艺术家要气静神定,宠辱不惊,能做到心灵与天地精神往还,才能感受到艺术的生命。艺术家应是纯粹的、个性的、自由自在的、不受束缚茧囚的生命主体。正是在这样的虔诚态度驱使下, 他画画超人地勤奋。早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期间,他便因勤奋而倍受沈从文器重,赞赏他是钱钟书勤奋第二。彼时,他常常不顾室外日起日落,不论寒冬酷暑,彻夜伏案耕墨,及至还甲,悬腕向壁挥毫数小时也是常事。他同时告诫年轻朋友不能急功近利,艺术是一座崇山,只有拾级而上,才能登上艺术殿堂。

   (二) 中国画是即兴神驰的产物中国画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最能体现中国文化特色和中国人审美特点的一门艺术。傅抱石说“中国绘画原本是兴奋的, 用不着加其他调剂”这一点,儿时饱学诗书的范曾已是明识于心。范曾认为, 中国人的思想、 豪情、 才智只有毛笔和宣纸才能录载,惟有五彩之墨才能铺就。中国画的语言是痛快淋漓的,中国画是写出来的。他说,既如此,中国画就注定是重写意的,不容反复描摹涂改,作画必须意在笔先,绝不能为技法所困。他崇尚无法而法,认为一切艺术的语言、法则、技巧都是为艺术的意蕴、境界、韵味等等所用的,当技巧结束的时候,艺术才真正开始。“谈起文学世家,当仁不让是我的本分。自明末清初至今,四百年大家相望、名手如林的家族,恐怕除去南通范家,找不到第二家。”在《〈亦文亦画书系范曾卷〉自序》中,范曾如此评价给予自己灵魂以充盈血脉的南通范氏诗文家族。确乎不谬,范曾有足够的家学渊源作为自豪的资本。范曾之文,上承家学、受益于桐城古文学派,深得《史记》《汉书》《庄子》《楚辞》及李杜、三苏行文之三昧,纵横激荡、气势磅礴,情致飘逸洒脱处还极富诗情,完全扫却时下文坛那种轻浮虚靡的污浊低俗,行文古雅、气息醇厚,整体上的行文气质与傅雷先生似颇相近,一气读之,不啻是精神上的庄严洗礼。北京大学出版社独具慧眼,于二零零七年初将范曾近年论文新作辑为一册,名为《大丈夫之词》出版。是书辑录范曾近年来论文力作凡八篇,总字数十六万有余。八篇文论所述人物多为真君子、大丈夫,与书名之所寄意正相吻合。《大丈夫之词》开篇论辛稼轩》,南宋国运衰败零落、国君昏聩无能,此时,通读经史且万夫莫当之辛稼轩横空出世,尽管历经宦海三次沉浮仍矢志不渝,向上进呈《美芹十论》等万字平戎策,意欲“以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奈何造化弄人、英雄气短,临了却不为朝廷所用,大丈夫亦不免老境悲凉之叹。范曾于文中畅论辛稼轩生平,间隙穿插辛氏沉郁悲凉又不乏生活情趣之诗词,兼且剖析彼时心态处境,宛若辛之异代知音。全文读毕,一个性情豪放迭宕、诗意浓郁苍凉的大丈夫——辛稼轩立现眼前!不止于此,范曾写此文自有深意在焉,文末他笔触一挥,轻轻点出文题“大丈夫之词”用意之所在——“‘大丈夫’是中华民族自周秦以还民族脊梁的符号,也将是我们新时代民族性的灵魂,廿一世纪神舟六号载人飞船之上天,民心大振。微吾老书生,竟夕不眠,以待聂海胜、费俊龙之回归。我深为祖国之前途祷,为生民之幸福祷!”大丈夫联接古今、横贯时空,非唯辛稼轩足以称之,新时代的航天英雄若聂海胜、费俊龙,为着国力的提升与国民的荣光,舍身而忘我、轻生而取义,何尝不是当下的大丈夫!范曾为文用心于此,乃是他心系家国社稷、不忘天下安危的具体表现,更是他的文章显露出来的可贵可赞之处。读范曾之文,当于此着力留意才是。辛稼轩之外,范曾更将笔触移向八大山人、黄宾虹、王国维、陈省身诸位,评述八大之孤高绝艺、飘零遭际;黄宾虹与傅雷之隆情高谊、莫逆相知,及于黄氏笔墨之独到、书法之古秀;详论王国维自尽之疑云、内心之所思;以温和深情的笔调追忆与一代数学大师陈省身交往的情形……笔致婉转细腻、情感丰盈醇厚,处处浸染着他独到的艺术与史学观,非细心赏读者不能由衷地领略并深致钦佩。设若寻根溯源的话,范曾文章所以磊落不俗、卓荦奇崛,先天的家学渊源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位置。由范曾亲力编辑点校的《南通范氏诗文世家》,于二零零四年七月由河北教育出版社付梓出版,本书按世系排序,所收南通范氏作者均自范曾上溯为序,即范曾父范子愚、祖父范罕、曾祖范当世、高祖范如松、上溯五世祖范持信,直至范曾上溯十二世祖范应龙,时光绵延四百五十年,选录南通范氏十三代二十一位作者诗文约四百万字,体类涉及诗歌、联语、文章、专著、书信、日记,选录南通范氏姻亲十一位作者之诗文专著等计六十余万字,另收录年谱、纪事编年计七十余万字。翻开这皇皇二十一卷、总字数逾五百万的家族诗文巨著,我们可窥见范曾文章学术之所由来,了解范氏家族之过往陈迹,果然是“四百年大家相望、名手如林”,范曾之为范曾,有由然也。在为《南通范氏诗文世家》所撰序中,范曾自述家学之由来,“余自幼濡染于诗文世家之氛围,颇多会意。一日,硕儒张梅安先生来家,指院中鸡冠花嘱为诗,余即口占‘绿羽顶红冠,花开处处啼’。张公大惊异,顾家翁云:‘此子有厚望焉。’其时年甫七岁,少时即背诵屈原《离骚》、归庄《万古愁曲》、杨小坡《套曲》,它如《诗经》、唐诗、宋词累千百首。善为七律、古风、长短句及曲赋,亦偶作新诗。有《范曾吟草》、《范曾诗稿》、《庄子显灵记》等行世,以不坠家风自励。世皆以画家视余,其实于诗癖爱尤深,家学积渐,不能自已。”良好的家庭师承加上后天的刻苦砥砺,赋予范曾远超同辈画家学者的国学根柢,举凡古典诗文、长短曲赋给予他精神上的涵养与滋补,日日浸淫其间,他为学日益,文章愈发地宽博浩大,气象愈加地雄浑老辣,文风之浩荡精练,并不轻让于家族中的诸位前贤先修。《毋忘众芳之所在——论二十世纪美的误区和古典主义的复归》是范曾一篇解析艺术之美的长文。范曾于文中直言痛陈后现代主义的种种罪状,指出区分艺术高下的惟一评判标准是好与坏,而非新与旧,概而言之,他希冀藉此来重新构建人们对艺术美与丑的判定标准;他敢于“独持偏见”,发前人之所未发,将批驳的矛头直指西班牙名家毕加索及其拥戴者,直指毕氏为人投机取巧、文章艰涩费解,而其故意作践女人体的画作满幅渣滓———“但是我只认为这些作品是丑陋的高峰体验、恶德无遮挡的袒露、荒诞意念无序的表现和矫造技巧的做态。”“那是集色情、荒淫、丑恶之大成的杂烩,宛若性乱世界的一场噩梦,暴力和兽性是毕加索此一时期之最爱。”范曾之所以对世人顶礼膜拜的毕加索痛下贬语,并非以此自炫、显露自己的与众人不同,而是他清醒地认识到毕加索的画作确实违反了艺术之大美,粗糙荒率、丑陋之极。为扭转毕加索之流给艺术界带来的衰颓之风,范曾在文末呼唤大宗师——庄子光耀今世,吁请古典人文主义精神的回归复兴,从而为文坛艺界开启和畅的惠风新境。身为艺术家的范曾,他良知未泯、正义感犹存,这篇呼喊古典主义“魂兮归来”的论美力作,显示了他对艺术创造的执着无悔,也正与他追寻“天地之大美”的艺术殉道者精神相通。



对于电脑等现代化的科技产物对于中国文化的“入侵”,范曾保持了传统中国文人的本色,对此持相当的审慎与保留意见。尽管电脑早已在作家学者的写作中广为普及,但他仍坚持执卷握管的阅读与写作方式,显露出中国文人的本真色彩。“在光影声像霸权之时代,保持文字自身神圣之尊严,乃是当今文化人不可旁贷的责职。……每感电脑上之文字,排列整齐如列兵之方阵,然于个人之官感,则文字失却温度。中国文人,正应一卷在手,书中文墨芳菲菲其袭余,而行文之际‘其志洁,故其称物芳’,中文之写作,绝对是美的体验。”在《中国文化》第二十二期篇首的《学人寄语》中,范曾如此阐述他对于中文阅读写作的观点,以期与国中深研传统文化的学人共相勉励。以上独立不羁的论调,也恰可显见他“于风云中立定精神”、不为外物所动的耿介禀性。文如其人,何其恰切之谓也!

长篇论文力作之外,范曾创制的文字亦多其它类型,譬如书画纵论、序跋文字、题画小品、怀人纪事等等,皆能以真性情出之,短者二三行、长者三五万言,或向沙尘“奉上永恒的诅咒”,或畅论“国之大事”,或“与相爱的人共赴天涯”,或去“梵高的坟茔”参访,文笔兼有诗情,跳动跌宕、纵横睥睨,气定神闲之中大家风范毕现。耽读日久,愈感其文字之优美、境界之高华,篇幅所限,于此不再一一赘述,有心读者可找来细心赏读品味。世之轻薄范曾文字者,当能一改其见。



三、范曾书画作品中的哲学体悟。任何艺术思想都是以一定哲学理念作为内核和基础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把握艺术家的哲学理念,是洞悉其艺术风格形成、志向乃至理解其艺术作品精神实质的一把钥匙。范曾的哲学取向主要兼容了儒家和道家思想。

   (一)先忧后乐,积极入世范曾是宋代大儒范仲淹的后代,又是教育世家,自幼在传统的家教中受到儒家的世界观、价值观的很大影响,特别是青年时期,积极入世。先祖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了思想主调。范曾是天生率直秉性、狷介不驯的,但随着生活的磨练和洗理, 阅历的增加, 思想开始融进道家和佛家的观念,其四十岁前后使用 “抱冲斋”号就是一证。他在《闲话抱冲斋》 中写到:我自号抱冲斋主,真有些老子哲学的意味。其实,我对老子恍兮惚兮的理论不甚了了,而对他理论体系中的思辨因素,却十分钦佩。老子讲 “大盈若冲”,那是讲真正真的充实往往是冲虚而不盈满的。我以为一个艺术家或学者, 一方面在人生道路上勇猛精进, 艰苦拼搏;而在个人品性的砥砺上,则又应当怀抱淡泊冲虚,不为名缰利索所羁,保持着一种博大而虚怀的精神境界,那么,这才具备了创造心智果实的最佳状态。他又有字 “十翼”,“十翼”典出《易经》《史记》 云:“孔子五十究易,作十翼。”《易正义序》释 “十翼”即“孔子所作,先需更无异论”。他本人则解释说 “十翼”是“欲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耳”从这段“夫子自道”中不难看出,此时的范曾对儒家的思想信念价值观等等是基本认同的,但也有取老子哲学中的一些有益理念为我所用的思想。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范曾到许多高校发表演讲,主动捐建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一时间成为社会活动家、青年教育家。


    (二)亦儒亦道,渐渐出世和许多艺术家一样, 范曾绘画实践中流露的主要还是道家思想。阿尔森· 古留加说:“哲学家一生的标志就是他的那些著作而哲学家生活中的那些最激动人心的事件就是他的思想。”可见思想对任何文化和艺术都是至关重要的,范曾的书画艺术也有其内在的哲学思想。范曾的书画艺术深受中国古典哲学的影响,在艺术创作前期表现为追求“道法自然” 。他曾讲到老子是其异代知音,屈原是其精神导师。我和老子恐怕是结下了一世之缘了。我喜欢画老子,画他说法演教,画他闭目神思,画他骑牛出关,在老子面前,心灵有一种无法言状的感动。”在那些书写老子的绘画作品中总有范曾的身影和情思,那牵牛的书童正是范曾自己,这是表达自己对先贤的敬畏和爱戴的最好方式。而在世纪之交他开始研习庄子和老子的著作,写了一些研读老庄思想的心解。受庄子思想影响,范曾的画风突变,绘画更加简洁,笔法更加洗练、凝重。他崇尚“无法而法”认为一切艺术的语言、法则、技巧都是为艺术的意蕴、境界、韵味等等所用的,当技巧结束的时候艺术才真正开始。绘画追求“精神释放”画面更加空灵,笔迹老劲,人物凝练深邃。范曾早期绘画还带有墨彩,那些胸中益气,诗意表达都寄托着画家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传承。而在多年的绘画悟道中,在潜心研习中国先贤老庄著作之后突然笔锋回转,舍弃那些矫揉造作,直取内在气韵和绘画精神,笔锋简洁,凝练,传达出一种气度,那是对绘画精神领悟直取内在本质的怅然,也是对传统文化洗练表达的愉悦。中国画是即兴的,特别是写意画更是直抒画家心意,意在笔先,笔笔皆为意。画家的思

想、才情以及感受都在一气呵成之中抒发得淋漓尽致,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绘画精神的表现了。思想因为有了哲学的高度而深邃,有了美学的深度而充盈,绘画具有这样的内在深度,这是古为今用,心解气和的艺术表现,也是最为真挚的艺术表达。

   (三) 由哲学理念悟化出的艺术精神“哲学应具备浪漫主义的艺术精神,而艺术应略带古典哲学神秘主义的意味。”这是范曾关于艺术和哲学关系的一句精论,可以看作是范曾艺术哲学理念的凝练。



     范曾的哲学研究与理念一直和他的艺术思想发生着紧密联系。他依据我国古代哲学思想,悟化出自己的艺术精神:一是心与物交。他说,宇宙万物是和谐统一的,又是不断运动的,我们的心也要随之运动,而且心灵的运动不是单项的,直线的, 是在是非、真伪、善恶、美丑与爱憎之间判断、徘徊、选择。中国画家和诗人应是在心物交感的前提下发挥,主、客体高度统一。此所谓 “思想为妙神与物符物色之动,心亦摇焉。二是由此及彼的想象活动。他说,艺术家的思维是多方位多层次的,总是在对外在信息接受和反馈,并经过充分的积蓄之后,发生思维的飞跃而“迁想妙得”的。他把道家推崇的“反璞归真”作为中国艺术家、诗人精神释放的途径,把道家的“澹泊质朴为尚”的人生哲学融进中国画创作中, 把庄子“解衣磐礴”作为艺术生命状态, 无拘无束信手挥写泼墨。其每一幅画均源自于虚静至极的心灵,飘逸着淡淡的禅道味,在其人物眉宇之间、 瞳眸之中总是透射着超然澹泊之气。



任何一个民族,都有它独特的审美观念和审美情愫,而这是建立在长期共同生活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中的共同的审美经验和审美心理之上的。中国美学思想的核心内涵表现为“ 天人合一” ,而在艺术创作上的最高境界则为画品与人品的完美统一。钱钟书以“画品居上之上,化人现身外身” 来评价范曾的画,可见范曾的画充分地体现了他的操行。范曾的绘画作品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精神,这样的人文关怀精神更进一步讲是艺术和当代社会、当代精神的体现。范曾说:“我的艺术之所以能在中国生根,获得各阶层人民的喜爱,那是我所画的主题,弘扬了中国光辉的历史,歌颂了那些为祖国的生存、发展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孤忠之士。” 大象无形、大音希声、大美无言,然而在这一切的后面却是范曾的大爱无限,由此体现出其深爱民族家园的人格意志和赤子之心。范曾的书画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从道德层面升华到艺术形象上的崇高感,以及对中国五千年文明发自内心的敬畏之心。诗意化墨法之渲染而成为神采,丹青得学问之滋养而成为绝艺,这就是范曾书画艺术给予观者的有容乃大的艺术体验。透过那些鲜活的泼墨人物画,我们看到了历史和文化的深邃,同时也为这俊逸、凝练的艺术精品而感叹,而流连忘返。这就进一步说明了范曾作为当代中国写意人物画大家,他在接过梁楷、 任伯年、 陈老莲、 蒋兆和等历代人物画大师的接力棒后开创了 “以诗为魂, 以书为骨”的人物画发展新路, 并为当代文人画垒筑了一座新的高峰, 他的书画艺术造诣对当代中国人物画创作有许多启示,甚值研究与品味(陈玉荣)


    注:本文作者陈玉荣博士经济学硕士、MBA工商管理硕士、消费心理学博士,2004年被北京市组织部评为优秀人才称号,获得2万元的人才奖励基金。现在某中企报刊任专栏主编工作,曾在国家研究机构从事过研究工作,在报社从事过编辑记者工作,在某著名企业集团担任过总裁助理兼企划部长工作,在某投资公司担任策划总监工作等,主要专著有《秋凉犹热:西方经济透视》、《创新赢得市场:珍贝成功之道》、《转型中国的路径抉择》、《不断进化的经营:全聚德集团多品牌战略营销》、《中国梦的伟大构想》以及正在与董英豪先生合著的中国廉政管理系列丛书6本中的前四本:《现代化的关键跨越:贫富差距与犯罪率实证研究》、《微时代的危机公关》、《集聚正能量:反腐、惩腐、防腐三步走》等6本中国廉政管理丛书的主笔,并在国内外期刊上发表文章300多篇。联系方式:429262646@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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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峰先生作品中蕴涵的美学思想

陈玉荣

      在当代中国,不论是坛还是坛,无论是营销界,还是教育界,范云峰先生都是一个备受关注的人物。他是一位集书法、绘画、诗歌、佛学、美学及市场营销管理等学科于一身的艺术家,宽阔艺术情怀、精炼的技艺、厚重的文化内涵、飘逸的表达和复古回归美学思想造就了他的书画作品具有一种厚重的气质这种厚重来自于对自然的感恩、对历史的敬畏、对生命的体悟和对岁月的梳理。在这种厚重中,可以读出画家对艺术的执著追求、对美学的多元思考、对创作的艰辛实践、对阅历的文化积淀。这种厚重,是艺术经历绵延的水到渠成,是文化艺术贯通的自然养成,是走过大山大水的文化揭示,是水墨叠加融汇的顺理成章。艺术的厚重,跨越浅薄,趋于成熟,讴歌平实,凸显气质。范云峰先生曾这样告诉笔者:“我的书画作品是以诗为魂,以书为骨。我追求的书画艺术是古典人文精神的回归。我期许在有生之年,能够为中国的文艺复兴事业的繁荣而呼吁呐喊。”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艺术实践很好地实现了他的审美理想和人文追求。


     一、诗意人生书画思想。范云峰先生的艺术道路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位不断进取、创新的学者型艺术家,他的绘画作品中透露出高洁的人文情怀。那是学养与艺术实践有机结合的产物。我们看到一种绘画的激情,融诗意、书骨、感悟和情思于一身的艺术表达。在范云峰身上,风骨学、佛学、艺术、思想是相互贯通融为一体的,没有矫揉造作、牵强附会,有的是丝丝如缕、意味深远的情感表达。集儒道思想于一身,正是这样的思想指导范云峰的绘画,使它有着独特的艺术气息。

    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他的作品必定是其自身品德的最后完成,而这最终的完成是建立在自我素养的修身养性之上的。范云峰先生认为:“我所探求的学术,大体是与人类的生命、心灵、思维、美感有关的形而上的理论,这些理论与自然科学的区别在于,自然科学是天人二分的研究法,也就是推演法,而我所关注的形而上则是东方天人合一的研究法,也就是归纳法。这天人合一的研究法对我的学术与艺术的直接影响便是它们的水乳交融而不是牵强的捏合。”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范云峰先生对学术和艺术的执着追求。多年的潜心探究,专注于书法、山水、人物画的表达,在艺术创作的背后是范云峰先生对民族文化理想的追求。


 范云峰先生以深厚的文化根基和敏锐的艺术洞察力对中国传统文化做了长期的研究和学习,心有所仪,笔有所追。他吟赏诗词之雅,融诗意于绘画之中,赋诗魂于画意,表书骨于画貌。在范云峰先生身上体现的中国文化精神的元素超乎寻常的丰富,文化的精神力量表达得非常充分。天赋、家学,积累等诸多冈素造就了他深邃的艺术洞察力和独特的艺术表达,他继承文化传统,并以诗、书、画为载体传承文化的精髓,诗赋给予他灵动的情感,书法给予他绘画的骨架,哲学给予他思想的充盈,这使得绘画创造成为他传情达意的外在表达。从范云峰先生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文化整体表现是那样的自然又是那样的厚重,正是博大的基石造就了范云峰先生的艺术,也使范云峰先生的绘画作品具有了文化气质和人文内涵。在他的书画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一个艺术素养深厚,博古通今的范云峰先生他的《喜梅栖双鸟图》,把观赏者带入了美轮美奂的沉浑高古、隆冬的厚朴敦实、梅枝的荒率苍莽、梅花的郁然弥漫。而梅枝上所栖息的两只棕黄色的小鸟则寄托了作者对春天的渴望和追求,同时也寓意着“冬天虽然来到,但是春天还会远吗?而《映日荷花别样红》的荷花作品则以清波烘托荷叶的朴茂厚实,以蜻蜓的轻盈反衬荷花的深靓浑淳,以留白映现岁月的雄放深沉,以轻松自然的墨点来承载作品的拙朴茂丽。


      二、回归古典的美学观任何一门艺术都有其指导思想,任何一位艺术家在艺术创作中都有自己追求的艺术美学,这是在更高层次上的艺术修炼。思想需要实践的验证,实践需要思想的指导,如此,在艺术创作中才会有美的出现。范云峰先生对艺术作品自身的美,有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有美的心灵才会有美的发现,而一个空虚的心灵其中储藏的只能是荒芜和贫乏;一个丑陋的心灵则必然宣泄出令人憎恶的欲望和私心。”在他的艺术作品中无不体现了他独特的审美观念。他所向往的美是弃绝矫饰、合乎自然的,是自由无倚、纯朴和谐的,在此基础上范云峰先生提出了他的“回归古典美学思想,并且将之逐渐完善成为一个完整的系统。可以说这是范云峰先生综合哲学、文学、史学、艺术等学科的相关思想而逐渐形成的自己对于美的观点。

     回归古典是范云峰先生多年前提出的一个美学观点,并在艺术创作中始终追逐践行着。所谓的回归古典就是向人类优秀的艺术与文明的回归,但同时,他也明确地指出,无论是艺术层面,还是人类及地球命运的整体层面,这种回归不是简单的抱残守缺、回到过去。范云峰先生回归是从人类自身的精神宝库中汲取养料,以求革故鼎新,作再生之图。范云峰先生对于古典的复归从本质上说就是要重新建立对于自然的崇尚与遵循。就艺术而言,他曾经作过—个预言,2l 世纪世界的艺术,就是全世界艺术家心灵回归自然的艺术。范云峰先生认为美“就是造化,就是自在之物,就是亘古不变的、不假言说的自然。” 
    而对于美的正确选择又是什么呢?是摒除伪善、谬说、荒诞、曲扭、矫情、故弄玄虚、故作高深,回归宇宙的和谐、纯朴和童贞。艺术作为一种美的创造活动,就必须将自然作为最高准则。



    三、审美自由的艺术精神范云峰先生书画作品的艺术精神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特别是在他的书画作品中所表现出的艺术审美自由的理论让吟赏过他书画作品的人文美学思想之倾慕。这种艺术精神来源于范云峰先生对老庄哲学的心饵,他研究老庄美学的三部重要著作为《老子心解》、《庄子心解》和《庄子显灵记》,这些著作不同于一般的文本研究,而是以一位艺术家的“心” 去体悟老庄美学之奥秘而作出的“心解”。老庄哲学超越世俗功利,是无为、自由之境的体悟,对中国绘画艺术的观念与实践的走向和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从老庄的哲学可以看出,最为真实的美根植于道、本根于自然。“庄子的自由乃是彻底的情态自由,他体道合一的境界,‘无待’的逍遥使后来的艺术家们获得了心灵绝对的自由。有心灵的自由才可能有审美的自由,才可能有表现的自由。”这是精神释放与心灵绝对自由的审美活动,只有彻底地解脱自我,达到无我的境界,在天地万物、宇宙自然中驰骋,在艺术中游历才是最高艺术精神的体现。范云峰先生体悟出若要窥见艺术本真的境界需要清除自身内心的尘埃趋向自然,这样才可能进入艺术的“忘我” 境界,才能感受到审美自由的快感。范云峰先生认为“只有道、大朴、自然,才是人们所应感悟与追逐的无为之境,那惚兮恍兮的物和象,才是大美之所在,才是无状之状、无物之物、无美之美。宇宙之终极是无,美的极致是无美,这是老子一以贯之的感悟。范云峰先生对于老子之美的精辟阐述。



     庄子对美必须顺适天然这一点上与老子的观点一致。范云峰先生认为:“庄子追求的是一种没有经过人为破坏的天地淳和之美,一种纯真不加矫饰的自然之美。” 一语道出庄子美学思想的真谛。在谈及自己的作品时,曾用“形忘而后意在,简极而后神全”来形容。无论忘形还是对于绘画语言的极度精简,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削除表面的描摹与刻意的表现。对于他而言所追求的是意与神,是顺适天然的大美,这是老庄思想在其简笔泼墨绘画中的延伸与融通。

    范云峰先生的书画作品经常处于无拘无束地放飞思想、水墨淋漓地演绎激情的创作状态之中。他的荷花、梅花、兰花、竹子等四君子书画作品,不仅画得苍润虬劲、沉稳寄情、淳秀雅淡、丰姿娟然,温劲而清雄,激越而细润,而且画得娟秀婉美、瑰丽姿意、逸情飞畅、意气爽朗,可谓“以排比出轶宕,含顿挫于温润”。


     近年来,范云峰先生把我们带进了的大山大水的书画艺术世界。再现高山流水之美,需要敢于行尽江南数千里的豪情气概、驾驭恢弘的用笔能力、展示旷达的诗意才情、记忆苍伟的意向沉稳,更需要有高山流水遇知音,余音绕梁醉此情的柔情美,而这种美就叫做范云峰先生笔下高山流水美。他对笔者说:“我画的山,似乎又不是山,而是试图表现一种气势,一种精神,一种心怀”。他说得多好啊!笔者欣喜地感悟到范云峰先生的书画作品具有一种用生命体察的艺术发现,仿佛更见其淳朴的自然美韵味;一种用旷达的才情再现的大地胸怀,仿佛更见时空浑然一位书画大师背后树起的大山,似乎更为刚柔相济。为此,在新的一年里,笔者在这里由衷地祝愿范云峰先生身体康健,心情愉快,画出更多反映人心境的大美作品来。

 

     注:本文作者陈玉荣系陕西蒲城人,消费心理学博士、MBA工商管理硕士、经济学硕士,2004年主持的项目被北京市组织部评为优秀人才,获得2万元奖励基金。现为多家研究机构和中央级报刊杂志聘为高级研究员、副主编、专栏作家等,其主要著作《秋凉犹热:西方经济透视》、《创新赢得市场:珍贝成功之道》、《转型中国的路径抉择》、《不断进化的经营:全聚德集团多品牌战略营销》、《中国梦的伟大构想》以及与董英豪先生合著的《现代化历程的关键跨越:贫富差距与犯罪率的实证研究》、《集聚正能量:反腐、防腐、惩罚三步走》等中国廉政管理丛书6本,在多家报刊杂志发表的文章有《这是一块勃勃生机的净土》、《论价值最大化:长虹精显背投产品探秘》以及为中国书画艺术大师欧阳中石、贾平凹、范云峰、萧宽、李燕、袁熙坤、吴登魁、赵本山、莫言撰写的艺术评论文章40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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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贾平凹书画艺术散论

     中国书画艺术,从来就是一种文本与人本、“道”与“艺”之并蒂而生、相生相济的文化精神之综合体现。由文人生,由文人盛;由文人传之,亦由文人承接而发扬光大之。或后来渐有“坊间”专攻者,只要你舞弄的还是中国笔墨,也总脱不了文化气血的充盈,方能得其“深度基因”,而达至境。具体到艺术实践,则首讲“笔墨”,讲“一笔细含大千”。而书画艺术之笔墨的根本审美特性,也正在于其由“物性”到“诗性”的“气化”而至“诗意自性”的过程——这是一个极重要的、不同于西方艺术的审美“方程式”。2013年2月,著名作家贾平凹获得了法兰西金棕榈文学艺术骑士勋章,这是贾平凹继获得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和法国费米那文学奖之后,又一次获得国际文学艺术类的荣誉。随着贾平凹的名人效应,其书画在近年也备受收藏者的青睐。而在贾平凹看来,“会推磨子就会推碾子”,会写文章就会书画。而且,一般作家很清苦,一本书写上几年,值不上几个钱,还不如画家。由此方可了然,在中国传统书画艺术长河中,何以有那么多“业余作者”立于潮头,乃至领风气之先,或独成一家格局,皆在于他们首先是一个“高段位”的大文人、大诗人、大儒高士,一时援笔理气,借书画笔墨抒情言志,自是神真意满,自然高致的了。 


 

    潜心品读贾平凹书画艺术作品,洒然会意处,正在于此。具体而言,可用“简约”、“自由”、“合心性”概言之。  

    先说“自由”。一切艺术创作,最怕“端起架子”去做;悖本真人格而行角色出演,未落实际,已失“自然”、“自在”、“自得”之先机。而这“先机”,却最是艺术创造之“心理机制”的关键所在。西人有言:人生而自由。这话反过来理解,实际上是在提醒:人生而不自由;正因为不自由,才老想着要去争那个自由。 


 

   而艺者“异”也。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发为神游于物外,显为个在于群上,乃“异”而艺。这个“异”,就是个我的自由自在。古往今来,艺术的功用,无论在艺术家那里还是在艺术欣赏者那里,都是为着跳脱各种体制性话语的拘押与束缚,由类的平均数回返本初自我的个在空间,得一时之精神自由和心灵自在。 


 
   

   中国书画,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本来就是古代文人隐修独善的一种生活方式,以安心斋。贾平凹以大作家名世,早已立身入史,即使于文学“本业”之“创作”,大概也渐次由正襟危坐转而萧散淡定之境地了。以此“心斋”来“业余”养笔墨、作书画,则天然去挂碍,纯然散心曲,根系本味,情缘本真,生命形态和语言形态和谐共生而形意相彰,是发自自由心性的自在笔墨。是以所成作品,仅那一派自得而然的烂漫气息,就先自得了中国书画的真谛——一种人书(画)一体的“意造”而非“打造”。关键是“心斋”安适,少妄念,得自在。  

    由自由心性得自在心斋,落于艺术,遂得自然之美。“自然者为大美,”中国文化谱系中向来讲这个理。这理无异于天理:你看天公造物,即或是石子小草也难找出一模一样的,各自自在生色,感动人情。只有人会造些不感人的东西,制作得再精致,也不可审美,因为它不自然。



    我写过一段诗话:诗要自然——如万物之生长,不可规划;诗要自然——如生命之生成,不可模仿。自发,自在,自为,自由,自我定义,自行其是,自己作自己的主人,自己作自己的情人——然后,自得其所。  

    一切艺术,但能进入这样的一种境界,总能出好。读贾平凹的书画艺术,尤其是那些看似“涂鸦”式的画作,首先感念于心的,正是其自然生成的烂漫气息。再细作体味:画心洒脱,画语流荡,理性点化,意象抒发,随意留拙,率然而成,处处潜含心思而又不落套路,有原创性的发挥与独到之处。是以看着舒服,有亲和感,过后又颇多回味,一直在心里搁着的。  

     对出自“野路子”的“业余”高手之作,下“有原创性的发挥与独到之处”这样的判语,似乎有些冒险,其实另有学理可依。 



    画是人画的,字是人写的,作品是仿生还是原创,关键不在技艺,而在是否“合心性”。所谓“自得而适”。  

    想来古人作书画画,或者作诗写文章,无论是“直言取道”还是“曲意洗心”,是“兼济天下”还是“独善其身”,起根发芽,都先是打自个儿得意而生的,没有一个预设的“服务对象”或“展示平台”来提醒你该如何写咋样画,以及“创新”、“探索”、“随时代”诸如此类的“闹心”话题生干扰。即或有知己相投,那也只是荒村野店,三两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无涉“运动”,更鼓噪不了“潮流”的。 


 

     这是就其艺术发生来说的,从“接受美学”说,也只是萝卜白菜,各取所爱,个人乐意之事,仍属于“自得”。仅就书画艺术创作而言,非科班出身的贾平凹之横逸旁出而出手不凡,关键正在于发乎心性,出于自得:无适无莫,孤迥独存;器与道、手与心,体合为一;物态的纯净素宁与蕴涵的深沉旷远,以及其弥散性的文本外余韵,皆处处可见得自家精神,自在气息,自身风格,而非他者的投影或复制。


  

    是以欣赏“老贾”的书画作品,也需以平常心待之,以“自得”待“自得”,不可作“庙堂”观。且要细读,用心去读,如读旧友,读闲云,读家常果蔬,读自然风物,方可读出那种平凹式的平宁淡远,含蓄洗练,有中国文化和书画艺术精神的深度基因:自得与独善。  最后说“简约”。艺术是文化心态的外化。从文化心态来说,中国古人讲究要归于“淡”(淡泊明志),归于“简”(生事简而心事素),归于“自然”(自然生成,不著刻意)。

     这其中的“简”,落于文本体现,最是中国文学艺术的精义所在——“删繁就简”,“言简意赅”,“辞约意丰”,“以少总多”,“质有余而不受饰”……古典美学中,这样的说法比比皆是。 


 

    近世名家闻一多先生也曾指出:“中国的文字,尤其是中国诗的文字,是一种紧凑非常——紧凑到最高限度的文字。”古典汉语诗歌由四言“进化”到七言,居然用了近千年。而古典艺术尤其是绘画艺术,也一直依循“做减法”的理念书写其发展“谱系”,包括“文人画”的高标独树,影响至今,足可见“简约”确乎是中国文学艺术的审美底线。


  

    贾平凹的书画风格,除上述自得而适的“文人气质”为骨为魂外,发散于作品相貌,则明显得“简约”之要义:笔简,意简,图式(章法)简。简而有致,微妙处,便既内敛又弥散;内敛于“题旨”的凝练,弥散于言外之意的联想空间;奇崛而合于理,朴拙而守于意;藏诡异之采于素直之质,含野逸之美于简括之饰。整体观之,笔墨舒放,图式阔朗,于看似空空疏疏、寂寂寥寥之间,起烟云,生灵魅,发禅意,且时见谐趣,令人忍俊不住。  

  “简约”在贾平凹的绘画中,还有一个妙处,就是扬“意味”之长,避“写实”之短;或漫写妙悟,或信笔心象,总是“意造”为要,“神似”即可。如此洒脱开来,反常合道,所谓“心手相宜”、“形神和畅”之难得境地,倒让他混沌而就了。  



     研读贾平凹书画,读其“自由”,读其“自在”,读其“自然”,读其“自得”,最后读出“简约”而至“和畅”,自是水到渠成的事。无“四自”则无“和畅”,这个前提是不能破的。多少当代艺术家折腾一辈子而不知“和畅”为何物,关键是没过“四自”这一关。  

   中国书画,看其难得的是笔墨,其实难得的是心境。我与平凹君子之交三十余年,深知他虽早早就显赫于当代文坛,但骨子里却未脱“现代版”的传统文人心性。写作之余,乐于书画,既是爱好,也是修行。心境无累,淡然平怀,落于笔墨,抒写的是心曲,表现的是灵视,心手一致,其思、其言、其道,自然和谐贯通、通达无碍而“形神和畅”的了。  

  自得而适,和畅而美。“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王阳明语)入此境地,安得不畅?复再有更新更丰美的所获,在贾平凹,也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贾平凹,这位陕南山青水秀之地孕育的文坛才子,一边在文学的田地里,勤奋播种,耕耘,收获着沉甸甸的颗粒,又以文人的视觉和感悟在书画领域体味和收获着别样的快乐.正如他说的,他把习作书画当作一种取乐的方式,他写字作画并不是为了取悦别人,而是造心中的境,借境抒他的情一个作家如果为名利所驾驭,那他的创作源泉也行将枯竭。贾平凹是当代著作家,但为人低调,不为盛名所累,潜心文学创作,也许正因为如此,才有其二十余年在中国文坛的常盛不(注:本文作者陈玉荣博士系陕西蒲城人,经济学硕士、MBA工商管理硕士、消费心理学博士,2004年被北京市组织部评为优秀人才称号,获得2万元的人才奖励基金。现在某中企报刊任专栏主编工作,曾在国家研究机构从事过研究工作,在报社从事过编辑记者工作,在某著名企业集团担任过总裁助理兼企划部长工作,在某投资公司担任策划总监工作等,主要专著有《秋凉犹热:西方经济透视》、《创新赢得市场:珍贝成功之道》、《转型中国的路径抉择》、《不断进化的经营:全聚德集团多品牌战略营销》、《中国梦的伟大构想》以及正在与董英豪先生合著的中国廉政管理系列丛书6本中的前四本:《现代化的关键跨越:贫富差距与犯罪率实证研究》、《微时代的危机公关》、《集聚正能量:反腐、惩腐、防腐三步走》等6本中国廉政管理丛书的主笔,并在国内外期刊上发表文章300多篇。联系方式:429262646@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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