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行政学院学者许晓平日前撰文指出，近年来基层群体性事件增加，群众上访数量居高不下，与基层干部执政能力的减弱不无关联。文章认为乡镇领导干部主体应该是四五十岁的干部，而现在大多是二三十岁干部。（中新网11月25日）

        这些年，基层群体性事件增加，群众上访数量居高不下，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与基层干部执政能力的减弱不无关联。作者认为，这与干部不恰当的年轻化有关，给出的理由是，越是与老百姓打交道越需要经验，没有相当的人生阅历，没有对民间冷暖疾苦的体察，对老百姓的诉求就难以准确把握。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种说法是成立的，特别是站在作者论证其“年龄递减”现象时。但是，四五十岁的干部就一定能化解矛盾吗？事情都是辨证的，在笔者看来，并不一定。在池州事件中，市委书记何闽旭没有到场，四处寻找不见其人。事后查明他是跟情妇跑到九华山去了，在温柔乡里逍遥。再如陇南事件中，当时的市委书记也退避三舍，不敢与群众见面。这样的事实告诉我们，面对群体性事件时，对官员来说，

      深圳颁布了《关于加强党政正职监督的暂行规定》。其中首次提到，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裸体官员”不得担任党政正职和重要部门的班子成员。（新华网11月26日）

         “裸官”是指那些把妻子和儿女都移居到国外，钱也带到国外，而自己一个人留在国内的官员。近年来，一些腐败官员利用法律的漏洞，携带大量赃款潜逃国外，或以种种名目，将妻子儿女弄出境外，然后暗渡陈仓，将巨额国有资产非法转移出境，以解决一家老小的后顾之忧，贪官则暂时留在国内以掩人耳目，一有风吹草动，便抽身外逃。商务部一份调查报告显示，目前每年外逃官员数量大约为４０００人，携走资金约５００亿美元。

         不难发现，一些官员通过权钱交易、贪污、行贿受贿、寻租、走私、贩私、诈骗、偷漏税等非法途径攫取了大量灰色收入，为“安全”起见，他们只有千方百计地转移到境外。“裸体做官”就是官员转移财产的渠道之一，如此一来，有谁能对“裸体做官”漠然视之？ 因此，深圳规定配偶子女移居国外官员不得任正职的针

     记者追踪调研中发现，一些市、县驻京接访人员管理和工作疏松、粗暴，违规雇佣社会人员看管上访人员，导致访民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严重损害了政府形象。同时，在北京，明里暗里已形成规模庞大、畸形的“灰色产业链”。（《济南日报》11月25日）

 
       外地干部进京接访形成灰色产业链，对熟悉国情的人来说，可能并不是一个让人吃惊的消息，但是，其中隐藏的社会问题和矛盾却不是每个人都能清楚地认知。就笔者的观点，“灰色产业链”的形成是制度化社会控制缺席或者说不成熟的产物，而之所以形成“灰色产业链”，是政府付出的又一个维稳成本罢了。发展是政绩，稳定也是政绩，如此以来，“灰色产业链”的出现是偶然的吗？

         自从2001年在政府行政文件中首次使用“维稳”一词以来，各地不但出现了“维稳办”，而且维稳成本呈逐步上升之势。据报道，目前还没有权威的全国维稳成本统计，但仅就部分地区的情况来看，维稳支出每年以两位数增长，维稳经费相当于甚至超过政府的民生支出，似已成为普遍现象。广州市2007年

     因殴打、凌辱讨薪员工王鸿丽及其丈夫郝刚，杭州市风格服饰有限公司总经理粟志宏及他纠集的陆张惠、汪飞、周志良等4人于11月23日被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理由是其行为已涉嫌寻衅滋事罪。专家认为，王鸿丽讨薪被辱案，再次凸显工人在遭遇欠薪时面临的取证和求助困境。（《人民日报》11月25日）

       面对“我告诉你，老子有钱，花10万元钱剁你一只手。老子就算杀个人也就两三年”的嚣张话语，相信任何人都可以明白当下社会中，弱势群体维权之艰难程度。尽管当前我国各级政府对欠薪问题高度重视，但讨薪程序复杂，维权成本高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善。为了讨回欠薪，要经过劳动仲裁、法院等多道程序，时间漫长且最终还未必能得到有效执行——因此，相当部分的人会放弃讨薪。

         即使如此，在笔者看来，维权者的弱势状态似乎成了季节性话题和“流感性话题”。就我们的视野所及来说，一般是到了年终的时候或者是“自杀式”讨薪者出现时，才能引起舆论的关注和社会的重视。这种舆论怪圈或者说“不自杀不足以引

     新发布的公务员健康白皮书称，中国领导干部98%体检异常，近半公务员每日感到疲惫。同时，约四分之一公务员患有痔疮，五分之一有慢性肠炎和脂肪肝。（中国新闻网11月25日）

    即使公务员健康白皮书声称领导干部98%体检异常，尽管被调查的公职人员普遍认为工作“一年比一年累”，必须放弃双休和法定长假，“工作压力大”，但是，这也无法阻挡公众的非议，公务员群体的健康问题并没有取得公众的谅解和支持，哪怕是“一年比一年累”。

      原因何在？首先，公务员敬业度低下是公众诟病的原因之一。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网公布的“中国企业员工敬业指数2005年度调查报告”显示，从事不同职业的员工敬业度差别较大，其中金融业员工敬业度最高，而政府机关或企事业单位的员工敬业度最低。如此以来，即使有关报道称，现在的公务员，一个人要干以前三个人的活，劳动强度极大，从1996年至2002年的7年时间里，全国各地政府机关共辞退了1.8万名公务员。但在敬业度低的前提下，所谓的操劳过度、心理压力还有意义吗？

      其次

    财政部近日下发《关于企业加强职工福利费财务管理的通知》规定，企业为职工提供的交通、住房、通讯待遇，已经实行货币化改革的，按月按标准发放或支付的住房补贴、交通补贴或者车改补贴、通讯补贴，应当纳入职工工资总额，不再纳入职工福利费管理。。（《北京晚报》11月25日）

     财政部规定房补饭补等职工福利费需缴个税，引起了公众的非议。在近年来工薪所得项目个人所得税收入占个人所得税总收入的比重约为50%左右的前提下，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出现了“管住了工薪阶层、管不住新生贵族”现象时，笔者以为，公众的议论是正常的，是切身体验的感受。

      我国纳税主体税负畸轻畸重，工薪阶层税赋过重，而所谓的富人履行义务过少。2001年我国7万亿的存款总量中，人数不足20%的富人们占有80%的比例，其所交的个人所得税却仅占总量的不到10%。而据统计，年收入在10万美元以上的群体所缴纳的税款每年占美国全部个人税收总额的60%以上。

        在这样的前提下，财政部规定房补饭补等职工福利费需缴个税，公

     自主招生政策自2003年由教育部推出后，社会争议一直未曾中断。对自主招生的弊端，公众也有明显的顾虑。调查发现，66.7%的人认为自主招生过程中权钱交易不可避免；56.8%的人认为过程不够透明；48.8%的人担心对教育资源缺乏地区的学生更不公平。（《中国青年报》11月24日）

      近7成受访者认为自主招生中权钱交易不可避免，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信息？是公众过于敏感了？还是权钱交易的力量太过强大？对此，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程方平说，自主招生2003年刚试行时，公众就在质疑权钱交易的问题，现在六七年过去了，依然如此。不是公众过敏，而是我们的制度建设确实不尽如人意。

             就笔者的观点，近7成受访者认为自主招生中权钱交易不可避免直指教育行业公信力匮乏的病症，而这种公信力匮乏几乎成为当下各个行业的通病，也正因为如此，才导致了近7成受访者认为自主招生中权钱交易不可避免。

       公信力是单位和个体依据自身信用和回应能力所获得

    中国住房与城乡建设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徐宗威，在以“城市发展与绿色经济”为主题的世博论坛上表示，中国城市的建筑密度和容积率太高，不符合宜居的标准，“中国人还没有到都住二十层以上高楼的时候”。（中国新闻网11月24日）

        中国城市是否符合宜居的标准？住房与城乡建设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徐宗威给出了否定的回答，其理由是交通问题、环境质量不尽人意、人际交流淡薄、人和自然关系疏远等，特别是建筑密度和容积率太高影响了宜居的实现；而老百姓的“眼看城市的楼房一天比一天高，高架道路一天比一天多，心中的失望却日复一日地加重”的话语同样表达了对宜居落空的郁闷情绪。因为当下人们的一个直接观感是城市越来越缺乏人文气息，而非温馨亲切、能给人以心灵温暖的家园。

         人是城市的主体，也是城市的目的。城市是人居环境，这是城市的主要功能价值之一。也就是说，城市不仅是建筑、交通、生态等系统在空间上的构成形式，而且更主要的是人的社会关系的构成。城市的任何部分都离不开人，城市持续发展不仅仅

      “不动产系2002年购买的当时价值为14万元的173.5平方米房屋一套；存款系中行卡一张，内有余额39015.10元；私车系吉利金刚1.5排量小汽车一台，2007年6月9日购入时价格为5.78万元；无购物卡、有价证券、名人字画、古董，也无债务……”湖南天戈律师事务所律师罗秋林为了参选湖南省衡阳市蒸湘区人大代表，11月12日在红网衡阳论坛上公示了自己的全部财产。（《检察日报》11月23日）

        罗秋林表示，人大代表所拥有的监督权，事实上来源于每位选民，是选民所让渡的权利的总和。“我个人认为，主动公布自己的全部财产，接受选民监督，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使用人大代表身份谋取私利。”对此，有网友表示，这是一个喜欢出风头的律师，还有人认为，“我不提倡人大代表公示个人财产。人大代表也是人，人的隐私需要保护”。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不同的认识是正常的，有不同的看法，也是一个社会的常态，我们不必过于惊诧或者进行有意识的回避。假如认为这是律师在出风头，就笔者的看法，更期

      在2009年10月30日下午召开的衡阳市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上，6名省人大代表作了会议述职，其余15名代表作书面述职。10月31日，《衡阳日报》在第三版开辟专版刊发6个述职报告。此举在全国尚属首次。（《中国青年报》11月23日）

       湖南衡阳在媒体上刊登人大代表述职报告，该如何看待？笔者以为，这是公众对人大代表要求提高的必然结果，也是人大代表自身角色意识、责任意识日渐生成的结果，让我们看到了人大代表从荣誉职务向权力职务转变的可喜迹象。

       长期以来，人大代表都被视为荣誉职务，其原因除了体制上、认识上的问题，还有代表作用发挥不够等因素。现实中，有的人大代表在两份意见相反议案上同时署名，有的人大代表会议现场打瞌睡，有的甚至迟到早退，还有一些人大代表不愿提议案、建议……这些怪象都是责任意识缺失的表现，而湖南衡阳在媒体上刊登人大代表述职报告有利于强化人大代表的责任意识和身份意识。

       首先，湖南衡阳在媒体上刊登人大代表述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