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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艺术》杂志创始人,历任出版人,总编辑,北京虹湾艺术馆艺术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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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艺术》始末记:说的是鄙人于2007年创办的一本业内小杂志,之所以称之为小杂志,一是因为其面对的领域相对小,二来单期印刷数也仅千儿来本,发行量很少,三来因为是免费派发,属于赠阅性质,读者的覆盖面小。按理说这样一个小杂志,本来是没有必要为之专门写年表,立传记的。为什么今天本人要不烦笔墨写这个文本,这就涉及到这本小杂志里的鬼怪故事了。子曰:“以德报德,以直报怨。”我没听老人的言,以德报了怨,发现真是不行的。2009年元旦前后,当我本着最大的包容和忍让的善意立场,以近乎象征性的补偿无奈转让了所持公司全部股权给控股方虹湾公司后,这个小杂志的掠夺者竟然没有丝毫的善意举动,合谋纵容和放任一个寡廉鲜耻的鼠辈,肆意篡改和遮蔽事实,反攻倒算,为了一点小小的利益,蒙昧自己的天良,对我个人进行了毫无忌惮的诋毁,耍起了偷梁换柱的把戏,把人性的最卑劣嘴脸全露出来了。当前两天zcom网站的王编辑向我确证《当代艺术》一些事情的时候,我清楚的认识到,人生最不应该包容的就是无耻和谎言,它不止践踏了生命尊严,还纵容了邪恶力量。所以面对这位编辑的质问,“为何对于房圣易的自我圆说,而戴卓群却冷眼旁观呢?”虽然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情,

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与艺术家的问题,在我心目中确乎已经有了好几年,但我一向毫无写出来的念头,经过大家这一讨论,忽然触发起来,便借此写一点。天乙先生在“知识分子艺术再探讨”的文章中开篇一句就说了,“知识分子艺术的话题本来是一个讨论意义不大的话题”。我很认同,所以也就不再做意义不大的讨论了。
 
对于“知识分子”这个名词,看了一些讨论的内容,如同天乙先生的反应,也是大跌眼镜。“不少读者明显表现出对知识分子概念的模糊甚至质疑,在个人‘文化知识’、‘学科知识’等工具层面和职业、生存途径等社会层面理解知识分子。”确实,近来国内知识界对“公共知识分子”这个名词的呼声很高,显然,期望便也很大。但是包括大众和知识阶层,对知识分子身份的认知却大抵很浮躁,至少在我看来是斑驳陆离。巴勒斯坦那个思想家塞义德的《知识分子论》被国中知识界视为圭臬,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是局外人、“业余者”、搅扰现状的人,知识分子需要保持流亡精神。前不久我觉得艺术是被狂飙和滥用了,很显然,包容艺术之上的“万能”(公共)知识分子更有被滥用做虎皮的危险。
 
我们这个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奉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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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序:从生态史的角度讲述当代艺术

第一部分:中国当代艺术田野生态调查

01.鹿林:艺术家要有个人的使命感           02.胡月朋:骨子里面我天生就是艺术家
03.马野:一个艺术家应该对得起自己的灵魂   04.刀:喝到警察下班,爱到床边为止
05.邝老五:艺术真的不是最主要的           06.单竹兰:我好象一直在逃离
07.杜撼:三十载天涯寒窗,今朝全球怒放     08.邱启敬:我要感到内心歇斯底里那种快乐   
09.刘若望:其实我并没有代表任何人         10.王俊镖:我们这类艺术家存在的问题就是生存
11.黑羊:旅居在北京的布面行动艺术家       12.吕上:现在我的任务就是把自己搞定      
13.张江

中国的当代艺术从最初的地下、半地下状态到逐步浮出水面经历了将近二十年的浴火涅槃,然而其由一种边缘存在而骤然闪耀聚光灯下,却不过区区三五年之功。这种巨大的际变与落差,在迅速催生了大众对一个崭新价值形态溺爱般关注的同时,却埋下许多隐患。如果说过去由于当代艺术的地下状态而使其缺乏必要的、客观的关注,那么在近几年的商业趋利大潮中,人们对其的期待却在资本的追捧、媒体的合谋以及拍卖场上频频爆出的天价数据等一系列的急功躁进中偏离了原初的轨迹,悬在空中、浮于表面,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从生态史的角度对艺术现状给予关注是我的基本态度和价值原点,同时我也很洞明的觉察到一个令人不解的现象,那就是在中国当代艺术的创作、学术、媒体、市场井喷鱼贯的高度活跃状态下,关于艺术家生存状况的记录却基本上是空缺的。2006年初当我开始着手建立一个当代艺术网络平台的时候,我立足的一个动态出发点是要记录真实的艺术发生史,等到2007年下半年,我着手筹备创办当代艺术杂志的当口,便直接将“关注当前艺术真实生存状态”的宗旨确定无疑了。从试刊到创刊号均初步进行了尝试,做了两个地域性的艺术群落生态调查的专题,但是这个生态调查的栏目在
我对个人也好,或者对周围的朋友,一个最起码的要求,因为我们都是艺术家,是画家,首先是真实,鲜活的,所以你谈的这个鲜活,我觉得最重要,就像你做的这个调查,如果不鲜活就没有意义。我觉得应该从这方面,就是很真实的记录,从每个角度、多方位的去记录一个人,或者是一个群体,是很重要。再一个选择艺术家,画家,因为有很多画家,我觉得像我周围的话,一般的都还是比较真实鲜活的,就是物以类聚。很多画家我是不愿接触,因为老是戴着个套,不下雨他也穿着个雨衣,打着个伞,让人感觉老是有一种距离感。如果一个艺术家画家他不鲜活,不真实的话,那我觉得这个社会那就真是没救了。现在的艺术家有一些喜欢把自己包装起来,在一个包装里面,一个商业的包装里面,非常可怕,比商人还要商人。甚至很多画商啊,商人跟我聊起来,说你们艺术家太厉害,一不小心就中招,就把我们这些人给绕进去,商人玩不过艺术家。这是目前很悲哀的一个事情,很悲哀的一个现实。现在不是798的下场,前天我去酒厂,我第一次去酒厂,有一个小兄弟做了一个艺术中心,邀请我去看一下,捧场,大家也都谈这个问题,798到现在的没落了,它的一个变化、变质,它是一个质的变化。一开始他是艺术家的一个创
搞艺术的话,实际上我是属于那种,我应该属于天生。算命的人跟我说,说我不是双鱼座嘛,然后说我是标准的双鱼座,就是骨子里面就是搞艺术的,然后还是B型血,完了这种性格就导致这么多年下来(笑)。其实从小的时候,我那个家庭啊就有一些艺术上的一些一些影响,我父亲就画画,但我父亲属于什么都做,属于那种多才多艺,不精不专的那种,但他什么都能弄。我小的时候,差不多7岁的时候,差不多家里面就知道叫我去参加一些学习班,那个年代已经算是很早了,很超前了,那个年代一般家庭也不太注重就是教育,就是其它的教育。我的家庭就是那个年代比较超前,那个时候我的父亲还是右派,还在工厂里改造呢,当时我还不知道我父亲是什么身份,我以为他是工人,但不知道他是被打的右派去工厂劳动改造。送到这个美术班之后呢,我学了一段时间,刚开始的时候他是在家里面,他告诉我怎么怎么画。然后7岁那年,我印象非常深,我参加第一个班的时候,就第一堂课,老师一讲了之后,然后我就把我在家里面画过的一张那个列宁像,我就用碳铅重新再画了一遍,画了一遍然后我父亲就是接我的时候就是在路上,我这兴高采烈给他看,我说你看,我这个新的画,然后他说这什么新的画,他说这不是还是原

然后就2005年我回宋庄再看的时候,我每年回来宋庄,我看啥时候能回来,一是啥,我这帮哥们要好我才能回来,每次说我一看他们那种生活状态,我就不忍了,我就操他妈受不了。哎,那一年,2005年回来时候,老姚搬到了新工作室,然后老姚兴高采烈跟我说,我卖掉了一批画,手里,现在挺好,回来吧,我说我看见你们好,我挺开心,我说我就回来吧。就这样2005年,我就彻底,广州那边所有东西都扔掉,就回来,就住在这,(回来就住这,一直住这?)恩!回来刚好,钟天兵做那个画家村网站,回来之后呢,刚好这个2005年出了一个事,就是这个老三,就是宋庄有个小哥们老三自杀了,在他老家自杀了,弄得我很伤心的。我就这样写了一个文章,叫比生命还脆弱,然后在网上发了一下,发了一下就反响比较好,很多人说这老胡这文笔还不错,大家说刚好这宋庄画家村网没有主编,要不你去做主编得了。就钟天兵一要求,说你做主编吧,我说你这小破网还用得着主编吗,他说朋友嘛,我说编编也行,玩呗,就这样玩玩玩哎,我们那玩的还挺像样。因为那个年代你知道,没啥网,没宣传,玩像样的时候,他妈的倒霉,因为他,这个政审越来越严厉了,严厉之后就给封掉了,封掉了之后弄得很倒霉,封掉了之后就

我是1989年西安美院毕业的,毕业以后,就分配到一个绥德的基层中学,学校到县城还有30公里,为什么会分配到那儿呢,第一是没有社会关系,我们家祖祖辈辈都农民出身;第二是没有钱,就把我发放到基层上了(笑)。

大概呆了有3年半,在那地方画画也没人欣赏,也没个好环境能刺激一下,所以就在那个情况下,在1993年冬天,来到北京。我是到北京以后才听说有个圆明园画家村,来之前不知道,咱们那边小地方,封闭。刚来找了个公司上了半个月班,是一个行画公司,韩国人开的,上了半个月班,他要求的路子,学院毕业以后,学院派的感觉画不到那路子上,半个月就炒我了,给了300块,我就带着那300块,冬天,10月份吧,就到圆明园画家村了。去了以后碰到一个宁夏的一哥们,那会冬天,他租一个小房子,他说来和我凑合吧,我说行,他有个床,我连床都没有,我在地下睡(笑)。那个大概有十二三个平方米,地上睡着冷啊,房东不让用电褥子,地板上就铺一层特别薄的电褥子,然后让房东发现,马上把电褥子抽走(笑)。我气坏了,冬天啊,其实那时候比现在更冷,(又是平房)是啊(笑)。然后1993年冬天过完以后,又快过年回家了,回家以后,来的时候又没钱,跟学校商量一下,学
这一刻,面对这录音,我不知道是在跟什么人在说话。好像是对一些虚拟的人在说。我可以想象,有不少人在看着,不少朋友或者是陌生人,或者是一些真诚的人在观看我这个人说话是真的还是假的,有没有装饰过,其实这种形式还是挺好的。我还可以把它想象成是在教堂里面的忏悔,对神父在倾诉,还一边祷告。我在向他忏悔的过程当中,是在重映我的人生的经历,我的过去,还有一些想象的未来,不可预测的未来。在一个人们普遍自大的时代,很少有人能够有这样的机会这样地去说,面对神父进行忏悔,在一个很密闭的环境中,那样一个独特的空间,而且,你看不见神父的脸。有时我会想,只有上帝可以做到不要脸,因为他为了让人类能知晓真理,连命都可以不要,就算必将复活,死亡的痛苦却是要经历的。而人类为了要脸要面,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一切恶行。

我这个人,对世界有一种不安。也就是没安全感。好像是从童年的时候,就开始有很多不安的感觉,这种不安造成了我一生都不安。很小的时候就很不理解一个简单的词语:山外有山。稍大点后我就在想,山外是什么呢?当你真正知道你去看的山外还是山的时候,你很绝望!我记得我就三四年级那会,在贵州,当时是小孩子,你不可能走很远
我家是在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1997年大学毕业,因为我不是汉族,藏族,少数民族嘛。毕业了以后就分配工作,工作了两年,在壤塘县的文化局,就感觉上反正就不舒服,虽然物质上还可以吧,当时做壤塘县办公室主任(笑)。应该说是按照那种常规的观念是挺好的,因为我家族里有当官的,就是说后台硬一点吧,可能也有点帮助。但是确实不喜欢那种生活,就是喜欢艺术,其实在大学期间,也通过看到过媒体报道,看一些杂志啊,关于圆明园的,流浪画家村,盲流画家,当时挺神往的,甚至我在毕业的时候就跟我们班上同学说过,年少吧,轻狂,当时就说以后你们到圆明园来找我吧,其实就是在毕业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梦想了。

工作了两年以后,感觉官场上的那种文化,那种体制,感觉特别压抑,挺不舒服,并且在我工作的小县城啊,人口特别少,就是那个县城的常住人口也就两三千人。那时候就想,不愿意工作了,要到外面去生活,然后就出来,先到成都然后到北京,到北京的时候就直接奔圆明园了。但是那时侯呢,根本没有一个亲人和朋友,就完全一个人,背一个大包,就去寻找圆明园艺术家,但那时侯普通话特别差,我老家那边说四川话还凑合,但是说普通话不行啊,和别人一般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