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频道正在播放一个娱乐报道节目,记者问导演,这部片子最大的看点是什么?答曰“168次,我们统计过的喇,最高笑场次数超过这个数,可以说这是我们这部作品的最大卖点,对票房我们是有充分信心和把握的，观众朋友们可千万不要错过奥!”,记者转身问男主角,当家小明星亮出招牌POSS,一脸成就地爆料：“去看,一定要去看,保准让你直着走进去,横着笑出来。”看现场发布会的背板上，赫然写着“***年度第一部搞笑钜献”字样。
 
此前，话剧《武林外传》已有号称创下160分钟让观众爆笑450次的最高纪录。我倒是建议有关协会或组织专门开设个文艺作品爆笑排行榜或者奖之类的东西，按照观众爆笑统计次数做标准衡量所谓文艺娱乐产品的价值。我们这个时代已经进入一个彻彻底底的全民化娱乐消费时代，快乐产业已经成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最暴利产业。用有关专家的话说：“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人们更加需要喜剧。”这话说的是相当有良心的，想想我们的老百姓多苦啊，压力多大，神经多紧张。现实太逼真了，就需要白日梦来幻解。于是乎“让快乐批量地生产”成为了新的文艺标签，把娱乐界、体育界、科技界、教育界、学术界、环保界、文艺界、民工界……,上到天文下到地理的大事

北京计划年内全面实施注射死刑,从开始的局部试点到目前的逐步推广,注射死刑取代枪决,一时热议纷纷,主流媒体上再次爆满一片好评之声，皆大欢喜。有人从政治的角度说此举是人权意识的提高,也有人从法律的角度说此举是刑法的人道化历程,更有人从经济和环保的角度算了一笔帐,注射死刑的针剂成本在400元左右，比枪决等方式要高出几十倍(这意味着政府将为杀掉这些人付出增加好几十倍银钱的代价)，但是注射死刑执行方便，没有噪音，罪犯痛苦小，死亡迅速，比枪决卫生(所以为了环保和卫生计,鸟枪换针头确实是时代潮流所必然,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

 

伟大的CCTV在[新闻1+1]栏目做了专题计算了从“子弹”到“针头”的距离,CCTV毕竟是中央的喉舌,党性强,觉悟高,经过了权威科学的分析,断定这次实施注射死刑的政策绝对不是少数贪官的特权,而是社会文明的体现。同时，这次改革是一次复杂而艰巨的任务，从注射器材到执行人员，再到注射执行室，配套设备和培训…要跟上执行的需要那是困难重重的，但是为了“人性的一针真正能体现人道”，我党将继续发挥不怕艰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让其死的迅速，死的卫生，死的人性化。

 

如果

戴卓群/文

 

初识陈家刚是在上海一次展览会的前夜，一行从机场落宿酒店已是子夜时分，仲秋的黄浦江岸正是意兴阑珊，数人相邀觅间酒家，杯盏言欢间，畅饮通宵，竟至次日天明才抚醉归去。在我们的侃侃闲谈中，只记得酒桌上的陈家刚谦和又低调。一个充满记忆的上河城，一座先于时代的美术馆；一位青年建筑师，一位风云地产商，一位影像艺术家……这次因缘际会的晤面，令一个跌宕起伏、狂飙不羁的人物形象在我眼前渐次清晰起来。

 

去年陈家刚“三线”作品在巴黎北京画廊的展览前，批评家栗宪庭写了一篇命名为“劫难影像”的文字，我提取出其中两个基本元素：就是“废墟”加“倩女幽魂”，废墟的所指是由破败废弃的三线工厂所投射的时代创痛，倩女幽魂则是孤立在画面中央身着旗袍的年轻女子，那似乎是关于一切美好记忆令人黯然销魂的无边伤逝。

 

2008年，陈家刚西出阳关，跑沙踏雪独嘶，开始了“丝路”系列新作的拍摄。如果说之前三线工厂的创作是围绕工业与城市进程以至冷战形态二元政治倏然消解后一代人对迷失的断壁残垣的落落遗情，那么同样是对存在和废墟的追索，这一次，他将目光的起点推向了公元2000年前

伟大的CCTV2招待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做客演播室高谈阔论新闻出版改革，在现场，面对《对话》栏目主持人陈伟鸿“咄咄逼人”的提问，柳斌杰署长“沉着地”一一作了回答。据悉，新闻出版体制改革已经正式确定“路线图”了，真是不容易啊。

 

据柳署长的意思：我们现在的体制、机制不能完全适应×××发展的需要，所以要改革。改革的主要指导方针呢就是一贯的“使我们的×××走向市场，实现产业化的发展，进一步做强做大。”这个节目我是认真地看啊！看完整个对话没有听到一句业内所期待的市场化开放举措在哪里？当然我也明白了这个所谓的改革主要是解决什么本质问题的了。可能很多人都知道，我们国家的出版业是有严格的准入制度的，电视的发布权、新闻出版物的出版权是不开放的，“不管是新媒体产品还是传统媒体产品，必须通过国家允许的有资质的单位出版。”所以这个改革的核心就在这里！政府部委们是要继续紧紧围绕一贯“做强做大”的伪市场化垄断路线，积极实施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伟大方针，来拯救自己胯下那些专靠监守自盗勾当也混不下去的“国家允许的有资质的出版单位”。这些出版单位，飞扬跋扈的

——写给艺术青年朋友们

我们内地的教育有一个误导，将理想与理想主义混为了一谈。导致我们这一代人深受其害，为了“理想”宁喝西北风也不妥协的，于是乎穷困潦倒的法国人梵高就成了尚未闻达于诸侯的毛坯艺术家理想化的人格原型。在空想高于现实的前提下，清谈压倒实干，不务业才是搞“纯艺术”的本色作为。

在北京宋庄的村庄和大望京漫散的群落里聚集着如许坚执真诚、壮怀激烈的艺术殉道者，他们的热情有时似烈火一般绚烂，有时却如白水一样寡淡索然。他们中一部分是美院毕业以后顺应形势做了职业艺术家的，但更多是从全国各地四面八方来到心目中的艺术圣地北京，希望能够一夜成名？或者被一家画廊看中？或者随便什么机会参加一些展览？再或者能卖掉一些作品？但是满满的期待总是会被现实无情地倒空。有些画家一年、两年没有任何经济收入，也不愿意去做一些“世俗”的事情来维持自己的基本生计，在期望与绝望的冰火两重天里挣扎，他们此时的理想是什么？据我所知，做一个有保障的“画廊艺术家”就想当然成了大多数盘桓彷徨的艺术青年的现实理想。

我们不妨先考察一下现实的国内国外的情况，我们国家以前的文化艺术生态完全是由政府豢养的，就如美

 

自麦当劳和肯德基这两个巨无霸汉堡进入中国以来,就一直是国民舆论的焦点，当然大家都知道，这议论中肯定是负面的声音居多了。我们一边消费着人家带来的新鲜和便利,另一边总不免带着莫可名状的心态絮絮叨叨牢骚不止，什么欧美跨国资本的财富掠夺啦，对健康不利带来“中国胖墩”问题啦，苏丹红啦，不正当竞争啦，偷税漏税啦等等等等，有人呼吁“吃麦当劳一定要全民索发票——两年可以造个航母”。还有许多出得国门长了见识的，说老外们欺人太甚了，就麦当劳、肯德基这种东西在美国人那里，就是一路边便食店，“低档”，“垃圾”的代名词，充其量跟咱们这的“杭州小笼包”一个货色，真是一个地下，一个天上。这就是“洋快餐”在中国面对的现实，香辣了民族主义情绪发泄的口舌，然后迅速被消化吸收到国际主义的胃囊，情绪发泄的越淋漓，麦当劳和肯德基就越是门庭若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