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川的青山绿水下储藏了太多的能量，这些古代的能量也许压抑的太久，它们幻化成恶魔，在5月12日突然发泄了，一时间地动山摇，飞沙走石，美丽的四川在颤动，大山深处的汶川地区成了一片废墟。这股邪恶的能量还波及了四川周边的省市，让全中国人民震撼。要降伏地震这个恶魔就必须用另外一种力量，一场“人”与“自然”的战斗就这样展开了。

   在这个星球上在人类的历史上，人类和自然的战争就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洪水、雪灾、冰雹、台风、地震、海啸……人与自然不仅仅是在和平相处，人与自然的斗争甚至是不以人类的意志为转移的。特别是在2008年的中国，真是一个多是之秋，春节时的雪灾把一个节日冻结在回家的路上，湖南的绿树和翠竹还没有从冰冻中抽出嫩芽，四川的地震又来了。

   四川是我的第二故乡，那里是天府之土，那里山清水秀，是国宝大熊猫的家。我曾经在四川重庆生活了十几年，那时候重庆还没有成为直辖市。当时，我走出校园在一个杂志社工作，在一个川剧团租房子住，那是一间十几平方的筒子楼，早晨会在咿咿呀呀的练声中醒来，美丽的花腔伴随着早晨的阳光让人陶醉。在川剧团住久了我就离不开那里了，整个筒子楼里的人都是我的朋友，作为一个单身汉我可以到任何一个朋友家吃饭。有时候我回来晚了，就会有阿姨来问我，想吃什么？我给你做。我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渐渐习惯吃川菜的，麻的，辣的，热烈得让人久久不能忘怀。四川人是那么豪爽、热情、善良、坚韧、倔强，他们不服输，不放弃，按四川话说“绝不拉稀摆怠”，遇事要“雄起”。后来，我又客居一所大学，还是筒子楼，咿咿呀呀的花腔被朗朗的读书声取代，那些漂亮的女生总是成群结队的，她们挺拔、灵秀、聪慧，在一个普通的地方有那么多漂亮的女孩集中，会让人恍惚，疑似在梦中。

    可是，就是这些热情、善良、美好的人如今却遭此大灾，怎能不让人痛心呢！

    当我得知四川发生了8级地震时，我的心一下就收紧了。我知道四川之所以叫四川是因为整个地形是以山为主的，特别是汶川就在深山中。四川人生活在山区，路难行，四川自古就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之说。四川地震伴随着的肯定是山体滑坡，又是雨季，还会伴随着泥石流。从听到四川地震的那一刻起，我就不敢多想，我守在电视机旁，几天看电视的时间相当于一年，那些被隔离在山中的兄弟姐妹，他们失去了家园，有的埋上废墟中，有的挣扎在泥水里，有的正面对着亲人的遗体哭泣，孩子没有了妈妈，老人无依无靠，男人妻离子散，姑娘没有了爱情。与世隔绝，音信全无。

      在地震灾区有我的同学，他们的音容笑貌一直出现在我的梦里。从知道地震的那一刻起，我一直给同学打电话，可是，他们没有音讯。时至今日，我还有两个同学没有找到，他们都是老师，我希望他们能和自己的学生在一起。从已经联系上的同学那里得知，有两个同学在地震中心，所有的房屋都已经倒塌，联系上的同学已经无家可归，成了难民；没有联系上的同学也许还压迫在废墟和瓦砾中……在校友录上同学们开始捐款，这些最直接的捐款在24小时内就到了受灾的同学手中。

    昨天，我接到了一个电话，那是从遥远的新疆打来的。我的表妹在电话中对我说，她在大街上手捧着募捐箱走了一天，共为灾区募捐了4600元。听到这个消息我的眼睛湿润了，我知道表妹是一个残疾人，她的行动需要拐棍的帮助，她的行走需要架着双拐一步一挪的走。她大街上走了一天，接下来她要在家里躺三天。她的双臂会红肿，腋下会磨破出血。在电话中她说，不痛，一点都不痛，我的这点痛算什么，还有人正压在水泥块下会更痛。当她在5月18号晚上看到我在中央电视台捐款的画面时，她又给我打来了电话。

   她说：“哥，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了，你参加了赈灾捐款我很高兴。”

   我告诉她：“表妹，我正在向你学习！”

《桃花》：是校园生活“后青春期”的绝唱

                                  陈晓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桃花》和《桃李》被称为姊妹篇，确实有它主题的持续性，就是对中国大学文化的一种关注。大学文化是个很复杂的概念，在当今中国尤其如此，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去把握它、表现它。张者的把握和表现是独特的，是不可取代的，小说中透露出的讽刺性，有一种软幽默。从《桃李》到《桃花》，张者可谓是当代校园文学创作的第一人。

    作品反映了校园中硕士博士这些人后青春期的特殊情调。

张者的校园系列目前出了两部，主要写了两类人：一类是大学教授，被称作为老板、导师；另一类是学生，包括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从这两个方面，通过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心理、他们的性格，以及他们在当今时代面临的一种价值选择来表现当今大学校园文化的状况，这种文化的状况是青春的、活力的，也是矛盾的、混杂的。

    张者本身在大学读过研究生，所以他对研究生文化有一种独特的感受。在中国研究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群体，它不像本科生那样充满青春、活力、热情，但是他们又是激进的、前卫的、反叛的。我们把这种现象作为一种文化来讨论，它应该是一种充满青春感伤气息的校园文化。从这个角度说，我把它理解为中国大学校园里存在的“后青春期”文化。这种后青春文化在中国大学里有漫长的传统，它一直存在着，但我们一直没有去表现它。

    我们过去的小说写到大学文化，要么表现一种单纯知识分子的文化，写大学的教师，写的是大学的人文精神；写大学生，写的是青春的、新兴的、前卫的姿态。比如：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新的《无主的伴奏》等……但是，中国的大学文化是如此的丰富，如此的复杂，当代文学表现的却很少，至少说它不是文学表达的主导方面，不是重头戏。我们文学的主题还是现实主义，还是写作乡村，一方面写作苦难，另一方面写作乡村的一种历史，即使是写作城市，也是商业社会的白领阶层、白领丽人。我们对大学文化写的如此之少，从这个角度讲，张者写作是有独特意义的，他是当代用小说反映校园文化的第一人。

    大学生进入研究生阶段，由于他们的年龄已经大了，算是青春期的后期了。研究生心态，心理，欲望，状态都进入到了后青春期时代。张者的小说写了研究生的后青春的生活，小说写的十分充分，非常独特。这样的生活经验是带有很强的中国本土性质的，因为在西方的文化中是没有这种东西，不存在压抑的、变形的、扭曲的心态，也少有一种比较矛盾的价值选择。小说中的师兄姚从新，他要寻找处女，真是莫名其妙，这和现在的年青一代开放的、前卫的价值观念不同，所以他一方面被认为是情种，另一方面被认为是傻X。

    当然，小说是反讽的，夸张的和漫画的，但从姚从新的身上反映了研究生独特的文化状态。这种状态是中国研究生中存在的真实的文化心态，由于巨大年龄落差和复杂的心理状态，他们对生活有时是迷惘的，有时是夸张的，有时是自虐的。这种迷惘和当年张承志在《北方的河》中写的迷惘是不同的。80年代的迷惘是通过强烈的进取来摆脱自己的青春的困扰或者是青春缺失的困难。张承志表达的是迷惘的一代，也是被耽误的一代，因为文革十年，他们进入大学，年龄都大了。而《桃花》表现的是研究生文化和当年张承志不同，张承志所表现的是，考上研究生就意味着拥有了一个时代，意味着他站在了时代的前列，意味着他们就是一个大写的人了，就可以与北方的四条河搏斗了。但是在《桃花》里，你可以看到姚从新所代表的这样一代青年，他们也考上了研究生，但他们的内心已经没有了当年的自信，这样的一种迷惘还在困扰着同学们，他们还在艰难的选择。

    张者小说却不是在一种沉重中进行推进的，他很清醒的知道当代研究生对沉重有一种消解能力，任何所谓的沉重都会在笑声中被消解。张者的表达是轻松的，阅读的过程是愉快的，语言是幽默的，贴近研究生和大学生生活的，故事还采取了戏剧化的方式，在一种似是而非的情境中去表达，整个作品带有很强的反讽特征。

    《桃花》写了一些与《桃李》不一样的坚守。《桃李》更多的是拆穿，大学的教授、大学的知识分子的一种伪人文精神选择。在《桃花》中，则主要是表现方正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人文立场。张者的作品不是一味地把方正写成高大全的人物、正面的人物。方正是一个非常可笑的、自相矛盾的、面临困惑的，同时在生活中的选择也是经常处于错位当中的这样一种状况。张者试图写出某种相对开始增长的知识分子正面的坚守的品格。这是张者的一种探索。

     从整体上上来说，张者有他很独特的一种讽刺的意味。大学中还存在很多令人痛楚的东西，同时在我们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当中，我们的政治、文化、经济的多元关系中，应该说大学精神与大学文化是有很复杂的内涵，同时有很深切的、很有力量的东西，或者说有一种痛楚的东西。张者基本上回避了这种东西。张者为什么会回避？或者说他为什么不去表现这些呢？张者追求的是一种讽刺性的小说，这种讽刺性甚至不是一种黑色幽默。它更像一种软讽刺，不像硬讽刺，不是像鲁迅的那种悲愤性的讽刺。它是比较温和的，是在寻找一种快感。在整个叙述中，它重要的是寻找一种快感，一种乐趣，所以，从某种意义上，它继承了《儒林外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一些因素。当然，这是两个完全不同时代的写作，表现的是完全不同的人，但是历史的变化在时间的跨度当中变化得非常巨大。我们可以看到张者对讽刺小说的追求，对讽刺的语感的追求、效果的追求。这种追求是有它的共性和特点的。

     文学是个多元的时代，每个人有他自己的选择。张者选择了这种一种轻松的、快乐的、嘲讽的、调侃的方式，就放弃了悲怆的、沉重的、痛苦的、直击历史深处的东西。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二者如何结合，这不只是张者面临的问题，也是是当代中国小说、中国文学面临的问题。这需要做出更多的探索。

    桃花运也许是好运气，但好运气却是让人担忧的。

    桃花是鲜艳的，粉色的，但在桃花的摇曳中让人担忧。这或者是当代现实生活的写照，好事情仿佛很多，但总是让人不放心。桃花运来了也许就是美人计，人们已经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运气了，因为这个世界上的美人计实在太多；财运来了可能是骗人的圈套，因为这个世界上的骗子太多。我的一个朋友买彩票中了奖，可是他就是不相信，他认为这不可能，因为利用中奖来诈骗的案例太多了，结果真中了奖也不敢相信了，结果中奖过期了。

    我写了一部书，就叫《桃花》，其实写的就是大学校园内几个人走桃花运的故事。师兄走桃花运，师弟走桃花运，导师也走桃花运……

现实生活好像就是这样了，无论是真还是假，已经是真假难辩了。况且，假的东西的确太多了，小说中无论是师兄的桃花运，还是导师的桃花运都让人不放心，大家都防着，可是防不胜防。

    所以说粉红色桃花运是一种让人担忧的运气，桃花运来得总是很突然，很意外，这种突然和意外会让人担忧、紧张、刺激、害怕、却又身不由己，因为现实生活太单一、枯燥了，人们需要桃花运，又害怕桃花运。所以在《桃花》中一直有一种紧张感，总觉得要出事。

    《桃花》作为《桃李》的姊妹篇，它们是对应的。《桃李》写的是放纵，而放纵就会偏移，会出轨；《桃花》写了坚守，而坚守可能会固执，会保守。知识分子面对社会生活是“顺”还是“逆”呢？

《桃李》是动态的，人物和整个时候生活一起顺流直下；《桃花》却是收敛的，桃花是含苞待放的桃花，而不是花枝招展开放的桃花。

    《桃李》时期的人物是兴高采烈的，是欢呼着去拥抱一切的，每个人几乎都在风头浪尖上，都是站在潮头的。校园的围墙拆了，校园从封闭到开放。这的确是那个时段的现实生活。知识分子本来就是一个社会最活跃的分子，他们热情地拥抱社会，不但是经济发展的参与者，也是推动者。

    《桃花》中的人物试图坚守。校园的围墙拆了又建，这是一个奇妙的象征。当市场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的时候，吃饱了肚子就开始关心精神问题了。知识分子不应该仅仅是经济生活的参与者和推动者，是不是还应该是人文精神的坚守者？《桃花》写了知识分子的坚守，这种坚守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却又产生了另一种矛盾，坚守有时候却显得荒诞甚至可笑。那个一定要找处女结婚的师兄就不正常了，就成了人们嘲讽的对象，就产生荒诞的效果。

    俗话说：“历史潮流滚滚向前，顺之者倡，逆之者亡。”可是，在《桃李》中，顺者却亡了，在《桃花》中逆者也亡了。当代知识分子到底是顺还是逆，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

（代后记）

    4月11日王小波就离世10周年了，王小波都走十年了，让人觉得他没有死，活得比他身前还热闹。无论你是否喜欢王小波，他每年都会像刮风一样来到你身边。今年是十周年，风就格外的大了。

    李银河在博客上公开声明：“要去王小波插队过的云南陇川，去看看‘王二’和‘陈清扬’一起趟过的小河，还有他们两人避难的章风山。”还希望和王小波的“粉丝”一起去。此话一出立即引起了王小波众多“粉丝”的热烈响应，现在正是“粉丝”无理取闹的时候，有了理由那这热闹“粉丝”当然不会放过，迅速有400多人报名。

    于是，一个缅怀丈夫的个人行为，成了集体行为，成了和“重走长征路”相提并论的“重走小波路”。居然还成立了组委会。

    据说李银河还充分尊重了王小波的“自由”这一精神特质，把王小波“特立独行”的风格发扬到底，参与者均按自愿、自助、自理的原则，以自己的方式到达云南陇川指定地点。

    重走小波路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希望能培养一批喜欢纯文学的读者，真正追求文学中的美。如果有更多人有对纯文学的热情，生活质量还会提高。”

    据说，在王小波逝世8周年纪念日时，就有人“重走小波路”了，还去过小说《黄金时代》的场景……云云。这很荒诞，写小说和拍电影差不多了，还有实景。大家都知道小说是虚构的人物和场景，来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在现实社会中不可能找到所谓的实景。用实证主义的方法来研究小说，是一种无理和无趣的行为。

   李银河带领一群人去找王小波小说中的地方，这种行为有点荒谬，聪明如李银河者难到连这点常识都不知道？完全是一个妄人。

   李银河应该学习一下王小波的特立独行，一个人去“重走小波路”，这也许可以医治一下失眠，你一个人生活失眠在所难免，当初崔永元“重走长征路”据说就治好了失眠。真的，你一个人默默地去看看和王小波生活的地方多好呀，这种行为是真正的艺术，这是最好的纪念，也是对王小波的尊重，这其中有一种催人泪下的美。

   一个个人的行为弄得天下皆知，这样前呼后拥的，让人不由得就联想到了金庸小说中的人物，魔教的天下第一大小姐任盈盈来了，各路英豪一路上顶顶膜拜的。你这是要成为天下第一遗孀呀，你这样折腾连王小波在九泉之下也不得安宁了，难到你不怕王小波在另一个世界再发心脏病。

    王二和陈清扬是小说中的人物，王小波和李银河是现实中的人物，这样把小说中的人物和现实中的人物混为一谈，你不怕有“粉丝”指着那山坡上的一处草窝问：李老师，嘻嘻――这就是你当年和王小波在野外“战斗”过的地方吗？读者都知道小说中有王二和陈清扬在山坡上干活，裸体、交媾的情节，李银河也是一些粉丝的奶奶辈了，碰到这种问题你也不怕难为情，既便你是性学家。

    你的怀念让人可疑，这样轰轰烈烈的，你有机会静下来怀念吗？这让我想起一句唐诗，真是：飞流（王小波）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李银河）落九天？

    你这样重走小波路天下人都知道，媒体那还不忙疯了，在这种闹腾中王小波的书不知不觉的又发了一轮，版税不知不觉的就进了你的腰包，你让这么多王小波的读者为你一路壮声势，还让人家自己掏腰包，还美其名曰：特立独行，这概念偷换的真巧妙，“自由”变成了“费用自理”。这不厚道，有点把粉丝卖了，人家还替你数钱的味道。

    看来只有等到王小波死后50年才能得到安宁，因为根据著作权法，著作权人在死后50年，其著作权就归公有领域了，也就是说，那时候任何出版社都可以出王小波的书了，而且还不用支付版税，到了那时候也就没有人炒作王小波了，因为没稿费了。

    我这样说也许有人会骂我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其实明眼人早就看出来了。早在去年三月著名批评家李美皆在《文学自由谈》上就明确指出：

    “王小波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自由作者，生前许多作品都无法发表，但是却于意外死亡之后，迅速地蹿红起来了。王小波的蹿红跟李银河有重要的关系，是李银河、出版商、媒体、从众的心态加在一起，共同打造了王小波现象。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王小波，是李银河时代的王小波，是李银河的王小波；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王小波，是市场经济时代的王小波，是商业化的王小波。”

   “王小波在自己的时代很寂寞，在李银河的时代却又有点过于繁荣，他的身后繁华几乎和生前寂寞同样不正常。李银河的炒作更加证明了王小波不是一种文学现象，而是一种文化现象。王小波是一个拙于面对媒体的人，而李银河恰恰在媒体面前风云叱咤、大放异彩。不得不承认，李银河在炒作方面天分奇高，很懂得利用现代传媒手段。”

    “王小波已经成为一个文化卖点，王小波已经成为一个商业附庸。当年作品发布出去仍然关在屋子里执著地写的那个王小波的身影是那么重，而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王小波的身影又是多么轻！王小波是否正在经历着失重的痛苦？又是谁使王小波失去了重量？”

    “不能说全部是李银河的责任，但李银河至少应该反思一下。李银河编选王小波文集功不可没，但她对于王小波的这些纪念或者说炒作，又实在有点走火入魔了。如果她认为这是对王小波生前寂寞的一个补偿的话，那无错了，王小波并没有真正得到什么，得到补偿的与其说是王小波，不如说是她本人。她现在比王小波生前要风光得多，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王小波。这样的结果甚至会令人怀疑：她到底在炒作谁、推销谁？”

   如果你是粉丝，在王小波纪念日你可以泡好茶，打开窗，借助四月明媚的阳光，手捧着王小波的小说，和他在小说中交流；如果你是遗孀，你可以在王小波的忌日，点燃三束香，坐在王小波曾经坐过的写字桌旁，闭上眼睛默默为他祈祷，让他早日托生，你下辈子还嫁他，希望他再次成为一个作家，因为我们这个世界上毕竟缺少好作家呀。

    最近有同学叫嚷着搞同学会，理由是大家毕业这么多年了，好久不见了，部分同学已经失去了联系，搞个同学会有老情人的见老情人，没有老情人见见过去的兄弟。有部分同学混的不错，教书的成了教授，从政的成了高干，经商的成了大款，媒体的成了名记，从艺的成了大腕…….最关键的是大部分同学还什么都不是，和这些成功人士见见，让他们显摆、显摆，他们显摆够了希望他们也拉兄弟一把，大家共同进步。有这种希望的同学就想搞一个新的同学录，这样将来联络起来也方便。

    在登记新的联络方式时，一位当公安局局长的同学打趣说：校友录其实就是腐败分子的联络图。大家哄的就笑了。公安局长同学说，你们还别不信，我办的几个案子，腐败分子在交待问题时就拿出了同学录。

    同学之间的名堂可多了。经商的同学和从政的同学勾结――可以搞项目，有内部消息；从政的同学和当教授的同学联系――可以读博士，将来升迁的更快；当教授的同学找媒体的同学――可以提高知名度，成了名教授好卖书；就是违法乱纪的同学也可以找当警察的同学，希望法外开恩……

   同学找同学好办事，大家都是兄弟嘛！这年月什么是兄弟？兄弟就是在一起“扛过枪的，嫖过娼的，同过窗的。”

   扛过枪的当然指的是战友，这是同生死共患难的兄弟。既便是现在没有战争但训练也很累呀，那也是一起摸爬滚打的兄弟。

   在一起嫖过娼的当然是兄弟了，说不定还是被一个小姐伺候过的“亲兄弟”。没有兄弟般的关系怎么会一起去找小姐。

   同过窗的也就是同学，这种兄弟比前两种兄弟更重要，特别是大学同学，有的还是硕士、博士的，前途无量呀，这样的兄弟当然对将来的事业大有帮助了。上大学不在于学了什么？关键是有一批同学，这批同学就是一个关系网，当然现在叫“人脉关系”了。自从叫人脉关系了，这关系网也就能摆在桌面上讲了，企业在招聘的时候特别关注这个。有没有人脉关系已经是现代社会衡量一个人有没有能力的关键因素。同学们都重视这人脉关系了，所以要搞同学会，要弄同学录。

    我的同学却把同学录说成腐败分子的联络图，这种说法狠了点。本人还是坚持认为，并不是所有的同学都想搞腐败，人脉关系反正是现在社会不能少的，特别是我们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时候，特别是我们正大力提倡和谐社会的今天，通过这人脉关系可以更好的干好本职工作嘛，也可以帮助他人呀！嘿嘿。

   如果这位同学的说法成立，校友录成了腐败分子的联络图，大学岂不是成了培育腐败分子的基地。这样推理会让人吓一跳，让人流冷汗的。（摄影：廖韦佳）

一谈到学术腐败问题人们都会鼓足了干劲在那里捶胸顿足，大声疾呼。喊声就像雷鸣；叹息犹如刮风。愤怒、感慨、诅咒、谩骂、无奈等等……各种情绪化为冰雹，化为了及时雨，漫无目标、铺天盖地而来。可是，当雨过天晴之后，你发现那腐败之花还在开放，而且开得更加妖艳，飞沙走石，电闪雷鸣，倾盆大雨对其没有作用。这是什么原因？原来是这腐败之根在大学校园里，在这个被全社会精心呵护的温室里。

这让我不由得想起去年的一件事，我的一个学弟很郁闷地告诉我，在毕业时他曾干了一件“傻事”。班上的一个同学毕业论文完全是抄袭的，他发现后揭发了，结果那同学受到了学校的处罚，没拿到文凭。于是，同学们把我的这位学弟当成了异类，当成了不光彩的告密者。毕业前同学们相互告别聚会，喝酒。大家互相请客，可是没一个人请我的学弟，而那个抄袭者由于没拿到文凭，成了同学们同情的对象，大家都请他喝酒，问寒问暖的。同学们对我的学弟却敬而远之，他成了孤家寡人。

学弟在我家喝酒时，他说起了酒话。学弟说大家花那么多钱来上大学都不容易，告发同学剽窃论文，害得他拿不到文凭，找不到工作，实在内疚。再说抄袭论文又不是他一个人，这对他不公平。学弟走的时候有点醉了，说回去给那位同学道歉……目送喝醉了的学弟离去，我无言以对。

如果说大学校园是培育学术腐败的温室，那么导师的职称评定方式和学生毕业论文的写作方法是培育学术腐败的两大园地。

在大学校园里老师评职称已经成了日常生活，评职称已经成为了常态，无论你所谓的成果有没有价值，只要论文发表了，只要出了书，再加上在校园里的年限，职称自然而然地就评上了。一个大学生毕业留校，二十多岁吧，几年下来就是讲师，过五年就评上了副教授，再过五年就评上了教授。从一个大学生到教授也就十来年吧，四十来岁就功德圆满了，伴随着这个四十来岁的教授也就著作等身了。从表面看这是可喜可贺的，因为我们有了这么多这么年富力强、朝气蓬勃的教授，中国的发展后继有人，而且人才济济呀。

可是，你不能认真研究这些教授们出的书和发表的论文。论文虽然都是所谓核心期刊发表的，但大部分都是垃圾，都是东拼西凑的。过去拼凑一篇论文总还要用剪刀、胶水，总还要到图书馆泡一段时间查资料，现在基本不用了，有了电脑，把自己需要的关键词输入，在电脑上搜索一下，什么都有了。然后就是复制、粘贴，一篇论文在食指的点击下，通过鼠标很快就出来了。要把这样的论文在所谓的核心期刊上发表并不难，只要交版面费，一篇垃圾文章几天后就能收到录用通知，根本没有什么评审。对个人来说为了评职称交几千块钱算什么，职称评下来后各种待遇都有了，要不了多久版面费的钱就赚回来了。对核心期刊来说，靠发行量无法支撑自身的生存，收点钱刚好解决办刊经费紧张问题，这真是双嬴呀。

论文是花钱发表的，那书呢？书更不用说了，让自己的弟子每人负责一章或者一节，自己写个序，组装在一起，署个主编的名一本书就出来了。当然弟子也要署名的，而且是一长串，因为将来弟子毕业了也要评职称呀。导师用了弟子用，师哥用了师妹用，一本书可以在评职称时一用再用，这算是多嬴。

评职称世俗化后，职称已经无法衡量一个人能力，更显现不出职称应有的份量，职称称号表达“失灵”，这直接导致了全社会对教授这个称号的集体无敬仰。职称只不过是加工资的根据，成了养家活口的饭碗。

老师评职称世俗化，学生的毕业论文写作庸常化。学生为毕业而写论文这是必须的事情，是毕业前必须经过的一关。现在写毕业论文和寻常的作业除了篇幅外已经没有什么区别，既然和作业没什么不同，平常大家互相抄作业，现在大家也就可以相互抄论文。你抄我的，我抄他的，本校抄外校的，学弟抄学兄的，师妹抄师哥的，天下论文一大抄。

“抄”先是以引用为名的，可以大量“引用”自己导师的观点。引用自己导师的观点容易通过，引用其它老师的观点有时候可能无法通过，因为导师和导师之间还有学术鸿沟，引用不好自己导师会不高兴的。有人称这种引用是“学术依傍”现象，弟子不依傍导师那依傍谁呀，只是这种引用下来，一篇论文剔除引号之内的内容，剩下的就是口水了。

抄着抄着不耐烦了，把引号也除去了，再说都依傍自己导师也不行呀，导师只有一个，弟子有无数个，那就依傍一下别人吧，那就除去引号，导师的阅读范围有限，去引号的依傍导师是看不出来的。这类抄就是剽窃了，只是这种抄袭已经被同学们习以为常，已经从内心接受了。

抄袭已经不是丢人的事，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大家都为了毕业嘛，又忙着找工作，哪有时间在论文上费心。一个老师带那么多学生，就像放羊一样，他也没时间认真看，只是翻阅，论文写好写坏反正都会通过的，何必在论文上费神呢。每年有多少学生毕业，就会产生多少毕业论文，可是这些毕业论文绝大部分都是无价值的？当然，要说全没有价值也不对，其价值就是提供给下一届同学继续抄。

写论文没有敬畏之意，抄论文也就没有了禁忌。抄袭成了常态，不抄才是傻B；抄袭成了正常，揭发者成了傻B，这是一种道德失衡。

为文者抄袭这本来是最大的丑闻，是最大的耻辱，可是大家已经习以为常了。我不由又想起了郭敬明抄袭案，法院终审判定他抄袭，他还赔了钱，可是就是不道歉，他的粉丝还维护着他。想想也难怪，郭敬明的粉丝大多是80后，这个年龄段的有不少大学刚毕业，抄袭在大学里已经成为常态，自己的论文可能也是抄袭的，所以他们自然就理解和支持郭敬明的抄袭了。

如果我们把贪官比着狗，把奸商比着狼，那么现在知识分子只能算是羊，特别是大学校园里的知识分子就是关在羊圈里的羊。

当代知识分子本来早已经不是什么斗士了，大家只不过是关在大学这个羊圈里的羊，平常你顶我，我顶你的都不敢公开，顶痛了对方只能没事偷着乐，因为大家的羊角毕竟都不再坚硬和锋利，不敢明目张胆的斗狠。

狗贪官在事情没有败露前总是理直气壮的狂吠，号称自己是条好狗，守家护业十分辛苦，可是在趁人不注意时不是偷鸡就是叼肉；奸商们如狼似虎，打着广告明目张胆地坑害老百姓，恨不能把整个世界都吞下。这年月可以听到虚假的狗吠也能听到贪婪的狼嚎，就是听不到羊叫，听不到知识分子的声音。

最近有件事情却有点让人意外，中国人民（的）大学有个姓张的系主任和一个姓李的学院院长吵起来了，吵得十分热闹，从评定职称的办公会上一直吵到博客上，又从博客上吵到了媒体上，由于双方都是教授，属于知识分子；一个是系主任一个是院长，又是有了级别的知识分子，这就不得了了，因为知识分子有一定的话语权呀，其“声音”就变成了“声明”，这就比一般泼妇吵架之声的分贝高出许多，一时间中国人民大学里的吵架声弄得中国人民都听到了。

吵架的声音这么大，是为什么呢？原来姓张的系主任在评定职称时和姓李的院长由于观点不同，在办公会上拍起了桌子，事后张主任听说李院长找各位老师谈话，要孤立之等等……于是，张主任心中愤愤不平，认为李院长在压制自己，把这一切都贴在了博客上；李院长知道后也在网上发表声明，对张主任指出的大部分问题，进行一一反驳。反过来问张主任，你凭什么说我孤立你？你能拿出人证吗？然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从网络上又吵到了平面媒体上。

如果我们真要去搞清楚他们谁说过什么谁没说过什么？谁对谁错？不但得不出答案，而且是徒劳伤神。俗话说的好：清官难断家务事。我们有必要去搞清楚谁对谁错吗？没必要。因为这些家务事不值得劳神，说到底无论谁对谁错都产生不了法律后果，死不了人，也不关乎国计民生。

这样看来两个知识分子吵架的内容和寻常的村妇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言说方式不同罢了。这些鸡毛蒜皮的事要在以往不可能闹出这么大动静，因为任何一家报纸都不会发表这些所谓的声明；可是，现在不同了，现在有了网络这个平台，知识分子又都是熟练掌握上网技巧的人。这些东西往网上一贴，立刻成为了公共话题。

于是，吵架的性质变了。他们的吵架内容通过旁观者的挖掘和分析，然后再进行“无成本”的批判，就产生了新的内含。张主任比李院长的官小，明明是常见的以下犯上，变成了一个知识分子与一个陈旧体制的对抗，成了反对大学官僚化，衙门化的英雄；李院长比张主任的官大，明明是常见的仗势欺人，变成了维护安定团结，建立和谐社会的捍卫者。知识分子吵架一旦有了理论基础，就有了所谓的人文精神，这就不得了了，双方都成了斗士，一边是反对大学衙门的斗士，一边是保卫安定团结的斗士。

这次不同了，有了精神武器了，双方立刻把柔软的羊角化成了锋利无比的长矛――向对方刺去。只可惜双方的起点太低，无论用什么理论武装起来，既便穿上宽大的盔甲也无法掩盖本来就心胸狭隘的形象，遮不住那种小。

现在的知识分子的确很“小”也很温柔，但不一定有道德，更不会有社会责任，温柔的羊为了自己的生存可以把美丽的草原变成荒漠，把美丽的校园变成羊圈。教授们的心胸狭窄，自以为是，自私自利，争权斗很，搞学术腐败；学生们棱角磨平，个性扼杀，世故有余，油滑过剩，男生嫖娼女生卖淫，什么恶习都学会了，就是没有创造力。

“以下犯上”被说成是反对大学行政化的英雄，这简直是无稽之谈。高校的行政化不是中国才有的，是全世界都有的，在国外的大学恐怕院长的权威更大，教授直接顶撞院长，会立刻被解聘。高校的行政长官比起有权有势的校外官员来说，那简直不值得一提。况且，高校行政长官的提拔其学术成就往往是重要的参考依据，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对方，要想当官首先要看学术成就，否则谁听你的。

“仗势欺人”变成了维护安定团结，建立和谐社会的捍卫者，这是文革后遗症，有打棍子扣帽子之嫌。谁不知道现在正提倡建立和谐社会，说对方破坏安定团结，其用心实在是很恶毒。

据人大内部的人揭露，张主任和李院长这样大吵大闹还是十几年前种下的祸根。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人大党史系的一些政治学学者，掀起过一波将“党史系”改名为“政治系”的群众运动，校方未采纳这一建议，这批学者随后便转投国关学院。十几年过去了，本着继续为“政治学”谋取更加显赫学术地位的愿望，萧延中、张鸣等人和国关学院院长李景治发生冲突。如果这个说法成立，这无非是学科地位之争。

争学科地位这在哪个学校都有，学科地位高了对本学科的学者当然是有好处的，知识分子也是人，争名夺利本不稀奇，国内、外名校都是如此。学科利益发生冲突，磕磕碰碰，是难免的。可恨的是矛盾双方将校园里的这点破事上纲上线，无限夸大升格为公共事件。从小处说这是损害中国人民（的）大学之声誉，从大处说这是占用公共资源，造成了公共资源的浪费。这还不如明星走光来的实惠，明星走光毕竟可以养眼，而你们的走光只能让人恶心，让人烦闷。

其实，这是真正的内讧。狗咬狗一嘴毛，狼咬狼一嘴血，羊顶羊却尘土飞扬。尘土在风的作用下四处飘荡，最后生成了沙尘暴。这场沙尘暴夹杂着羊臊味，粉笔灰，碎纸片，还有吐沫星子和口臭，将我们这个美丽春天污染，成了真正的生态灾难。

    我们现在动不动就把与时俱进这顶帽子扣在头上，学习雷锋也在讲与时俱进，这是可笑和荒谬的。现在如果再喊学校雷锋的口号，完全是一种文化的倒退和道德的谬误，同时也是对民族智慧的嘲讽。

曾几何时，很斗“私”字一闪念，要“斗私批修”。在中国“私”字一直被反向放大，象一片乌云悬挂在人们的心头。人们谈“私”色变，把“私权”和“私心”视为洪水猛兽，“私”字是见不得人的，与其相对的是学习雷锋，大公无私，这都是文革期间的社会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现在应该被我们抛弃。

如今，我们在搞市场经济，有“私心”不是坏事。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什么？市场经济的推动力就是一个“私”字。市场经济中的丑恶并不是一个人追求自己的“私”造成的，而是侵犯了别人的“私”造成的。

长期以来我们把私心看成是社会罪恶的根源，认定一个好人他一定是无私的，所以我们要学习雷锋。

我们为什么要搞市场经济？因为搞市场经济整个社会才会进步，国家才会富强，我们的才会生活富裕，身体健康，生命长寿，教育普及，交通方便，有各种各样的物质享受。这一切要有“私”权推动。为什么市场经济使世界上的财富积累这么快，这是因为人们不断追求利益的结果。每个人都在不断地追求利益，并且也允许他人追求利益，社会才会发展。

我们讲牺牲自己应当有前提，那就是人与人之间处在不对称的关系之中，也就是说人与人不完全一样，以“不平等”为前提。比方：富人与穷人，健康人和残疾人，岸上的人和掉在河里要淹死的人等等。别人是有困难的人，我“损已利人”去帮助他人是正常的，是可以的，一个社会需要这样的。

可是，学习雷锋提倡的是平等的民事主题之间的“损己利人”。比方，我们过去有好多次学习雷锋的运动，一个人为了学习雷锋免费在大街上为人理发，结果有几十人在那排长队，其实这一个学习雷锋的人，却培养了几十个占小便宜的人，也就是说一个“损己利人”的人培养了一群“损人利己”的人。这其中还不说这种街边理发是否卫生？会不会引发疾病？头发渣子在午后的风中四处乱飞，完全是破坏公共卫生，有碍观瞻。

我们通过分析发现“损人利已”和“损已利人”对社会来说是同一件事。比如我和某人交往，办成了一件事，我能够“损已利人”，而对方就是“损人利已”。如果双方都要“损已利人”或者都要“损人利已”，这件事就干不成。

其实，要建立和谐社会，“私心”是我们实现社会均衡的法宝。两个都有私心的人可以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相反如果两个人拒绝个人的利益，就达不成任何协议，最后可能要打起来。这种结果可能是许多人绝对想不到的。在一般人看来，只有私心才会引起纠纷，引起冲突。

《镜花缘》里的君子国有这样一个故事，买方要多出钱，卖的要少收钱，两人发生争执，无法达到均衡。最后来一个乞丐说你们两个把钱给我得了，结果两个人买卖做成了。这个乞丐不是无私的，是有私的，最后还要靠有私的来均衡世界。

当年的雷锋他的人生有所谓的三大目标：当个好农民、当个好工人、当个好士兵。在后来的生活中，他又追加了一条：见到毛主席。他放弃继续深造成为全校唯一一名选择回去做农民的应届小学毕业生。作为一个身高 一米五几的小个子，选择种地肯定不是他力所能及的，他当不好农民；他可以成为一技术熟练的技术工人，可是他却放弃了作为“一名技术熟练、深受领导和同事喜爱的技术工人”要求当钢铁工人，就他的身体可能连炼钢炉的门都打不开，他也当不了好工人。他不愿意干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其实是一种社会资源配置的浪费，他把人生目标狭隘地定为见到“毛主席”，这是一种个人崇拜的极端表现。

无论从那个角度说，现在还提出学习雷锋，是对下一代的不负责人的，是一种缪误。其实，这种逆社会潮流所提倡学习雷锋，对现代的年轻一代是起不了作用的，只能适得其反，只用“老土”这两个字就把你否决了。

大公无私，学习雷锋完全是文革思维，这种价值观已经害了中国落后西方50年，在冷战时期，中国本来有机会发展经济，从而缩短和西方国家的距离，可是，中国却搞文革，不搞市场经济，大公无私，学习雷锋，以大老粗为光荣，小学毕业就去什么所谓的“广阔天地”，结果培养出了一批没有文化的半文盲。现在这批被时代误导了的所谓“知识青年”基本上都挣扎在贫困线上，靠社会保障生活，成为了时会的负担。

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榜样，干好本职工作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应该学习的事情。比方：北京的公交售票员李素丽，比方好干部孔繁森，干好本职工作，而不是去做一些可疑的好事，而且做了好事还用日记记下来。

让雷锋安息吧，不要在打扰他，他是那个时代的最大的受害者，所谓的雷锋精神只能成为那个时代的化石。我们尊重那个时代，就像尊重一件古董一样尊重那段历史，我们只能把其保存起来作为纪念，让那个时代永远成为历史，而不是真正拿来实用。当你把一件古董拿来实用时，就是另外一种浪费。

如果我们现在还提倡学习雷锋，那其实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因为每一个时代的人都有自己的智慧，无论是我们现在的国家领导人还是社会精英乃至一般的公民，我们的智慧有能力承担历史付于给我们的使命。

漂亮的重庆女子

一个重庆女人要包养一个诗人的事在网上一公布，立刻遭到了大家的围攻，什么污言秽语都有，什么猜测都有。有人认为这又是炒作，我认为那个叫红艳的重庆女子是真诚的。对这件事大惊小怪的人是因为不了解重庆女子。在重庆，女子在外打拼养家挣钱，男人在家做饭带娃儿是一件十分平常的事。

重庆男人被重庆女人称为“男娃儿”，无论是三岁的小孩还是五十岁的老男人，一律是这个称呼，而重庆男人称自己老婆为“婆娘”。从称呼上可以看出，重庆女人是把自己男人当孩子一样爱的；重庆男人是把自己女人当娘一样亲的。重庆女人能干当家作主，抛头露面。重庆男人认为女人有亲和力办事容易成功，重庆女人认为男人说话办事直杠杠的容易搞砸。在重庆，一个家庭有什么事了，肯定让女人去办，男人自己却泡在茶馆里手机开着等候消息，保准马到成功。在重庆每一个成功的女人后边往往有一个聪明的重庆男人。重庆的女人漂亮而又能干，这使重庆的男人有足够的时间去泡茶馆，去品味女人给自己带来的幸福。

重庆女人听说一个诗人，一个才子如此穷困潦倒，产生了同情产生了去包养的念头这是十分正常的，这是一个善良女人最自然最柔情的表示。

在当今的中国恐怕也只有重庆女子有资格有魄力去包养一个诗人。说她有资格是因为她有这个经济能力，当然有这个经济能力的女人很多，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有经济能力的女人就有资格去包养一个诗人。有经济能力还要有美丽的外表和好心肠，这样才不让被包养的诗人觉得委屈和屈辱。重庆的女人漂亮、俏丽，身材挺拔就像重庆的高楼。重庆女孩的性格直率，爱你会捧出一轮太阳，嗔你会把细眉皱成柳叶弯刀，这当然都会有杀伤力，都会让你有幸福感。重庆女人连走路的姿势都显得很拽，昂头、挺胸、收腹、提臀。不知道的还以为受过专门的训练，其实这都是自然形成，因为平常走路要爬坡，习惯了。

可见，被这样的女子包养也是那个湖南诗人的福份，否则逼急了说不定他又学同行诗人去裸体示众，这岂不糟糕。咱在这里呼吁：救救诗人吧！天下女人都应该向重庆女子红艳学习。

最后我要说的是，包养就是包养，不是所谓的资助，有人在网上提出将包养改为资助，这被重庆女子红艳拒绝了。包养不是一个见不得人的事，包养自然包含了男女的性爱。一个漂亮女人，一个是落魄的文人，女人用自己的经济实力和自己的温柔将这个男人滋养，这在古典小说中有很多呀，不是被文人骚客津津乐道嘛！男人包养漂亮女子这其中养的是女子的“貌”，大家对这种现象已经习以为常了；女人包养男人这其中养的是“才”，大家更要去理解这种现象，这才是男才女貌嘛！在男女平等的今天，在性爱方面，其实女人早已从传统的被动转化为主动了，这是上帝制造男人和女人时给人们的乐事，这是人间的享受，男人可以去享受，女人也可以去享受。

写到这里我心中响起了一首歌的旋律：妹妹你大胆的去包养呀，去包养，不要怕，一年之后呀，他写不出东西你就踢死他―――啊哈哈。

重庆女子艳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