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顶：
(2011-04-29 10:36)
李敬泽
在武侠小说里有一派，叫天山派。天山派的武林高手平常都在天山上修炼，中原出事了就下天山，到中原来兴风作浪。在我们的作家中，也有一个天山派，张者、王刚，邱华栋、红柯这样一批有新疆经验的作家，如果把他们放到一块儿思考，我觉得他们可能就是一个天山派。张者整天和王刚、邱华栋他们一块儿喝酒谈文学，他们已经是个小门派了，只不过他们没有意识到，我今天给他们命名，就叫天山派。
新疆在这些作家心里，确实是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不仅仅是他们的童年和少年的经验，这涉及到他们作为一个作家的根本的生命体验，可能也涉及到作为一个作家看世界的方式，涉及他们作为艺术家的艺术气质。
谈到文学我们过去很愿意谈到风格、流派，现在关于流派大家不大提了，好像当代的作家已经构不成流派了。但是，把以上我提到的作家放在一起来思考和研究，也许就存在一个天山派，我今天想探讨一下天山派的一部重要作品，这就是《老风口》。
《老风口》我很早就看过了，我的感觉，这是张者的一部很重要的作品，标志着张者作为一个小说家整体上的飞跃，文本质地在《老风口》中达到了一种境界。多年前张者出版过《桃李》，是写知识分子的，当然《桃李》在当年的出现有它的历史背景，也有不少可取之处，有很多优点，但是就文本质地来说，让人有不满意之处，那时候的张者写的太急了，太草了，赶着出名呀。如今当我们看到《老风口》时，其文本质地的细致、密集、准确让人惊叹，这标志着一个作家的成熟。我甚至愿意断言，张者作为一个作家，到了他的《老风口》已经真正成熟了。
《老风口》从结构上讲是有写作难度的。整个铺了那么大一个摊子，有那么多人，有那么多的事，时间的跨度又那么长，结构上是很难料理的。张者明确意识到了它的难度，而且也确实想出了很好的办法克服了这些难度。《老风口》的成功，确实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张者过去也写过不少东西，《桃李》、《桃花》、《零炮楼》，但是不管他写过多少东西，他心里一定有一个新疆，这好像是一个冥冥中的命令一样，他一定要写，不写不行，不写他就跟自己交代不过去。
谈到新疆，新疆题材，新疆兵团题材，天山派的作家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他们把新疆当成了真正的，看家的，当宝贝的题材库。从天山上下来的人，不管走多远，不管写过多少别的什么东西，他们总觉得新疆题材是不可替代的。
张者在这之前一直就没有写过新疆，是他觉得还有到写的时候，当他们觉得可以把握了，他们肯定会写，一个人写作题材是有限，他们不会轻易地拿出来。这不仅是张者，还包括邱华栋。邱华栋在我面前一说起写作，他总要说，我要写一个好的，我要写写新疆。新疆是天山派作家心中生命体验最深切的部分。
在《老风口》里放进了张者最多、最深切的生命体验。虽然在《桃李》中，不能说没有生命体验，但是新疆那是不一样的。对于张者来说或者对于天山派作家来说，新疆在他们的生命中是最独特的，最不可取代的。
新疆的题材放在整个中国当代文学框架中，也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新疆，新疆，这对于我们的民族来说是新的边疆。从文学上讲，新疆在当代文学中也常常给我们提供的是一种新的边疆和新的边际。就《老风口》来说，确实也给我们提供了新的边际，从这方面来说这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我想起了《左传》中的一句话，叫“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就是祭祀，“戎”就是征伐。也就是说国家最大的两件事，第一是祭祀，第二是征伐。祭祀为了什么？是为了我们的记忆，让我们记住我们的先人，我们的前辈，我们的祖先。征伐为了什么？为了捍卫我们的边疆，要去战斗，去牺牲。我觉得《老风口》就是涉及到了我们的两件大事，是祀与戎。从这个意义上说，《老风口》确实涉及到了我们民族精神和灵魂中的一些至关重要，极为宽阔的东西。
边疆的意义，我觉得绝不仅仅是奇风异俗，绝不仅是异域风光，边疆需要我们在文学中反反复复的重复和体会。边疆不是地理上的边疆，边疆还是精神上的边疆，是人对于自我，对于可能性，对于精神，对于行为可能的一种新的打开，新的想象，以及想象的向度。
我们的这些先人们，前辈们，他们在边疆做出了那么多的牺牲，献了青春、献子孙；从另外意义上说他们也是令人羡慕的，正是由于有了这块土地，正是由于他们向着这块土地的进发，在这块土地上的扎根，他们的生命才变得如此的壮阔，他们的精神才变得如此的强大。他们又是幸运的，他们比我们现在躲在冗长的日常生活里，天天算计着过小日子要幸运得多，要幸福得多。
“祀与戎”就是要给这些英雄们应得的光荣和荣耀，把他们的灵魂上和精神的光芒发现出来，展现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老风口》是一部有价值的作品，也是重要的作品。（见《北京晚报》）
(2010-01-19 10:33)
《老风口》的整个故事是从１９４９年开始的，这一年十万大军鼓励着自己徒步向遥远的新疆开进。这支身经百战的队伍平均年龄在38岁以上，95％都是光棍。部队要去解放新疆，要去屯垦戍边，要去荒漠上扎根。
扎根没有女人不行，屯垦戍边没有水不行，女人和水成了这支部队当年最重要的给养。
“早穿皮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哈萨克姑娘献奶茶，维吾尔姑娘戴红花。”这是行军途中宣传队鼓励战士的快板书。
人与自然，男人和女人，汉人和少数民族，兵团人的经历简直就让人匪夷所思；他们的爱与恨，歌与哭，青春与激情，都完全交织在一起了。
几十年之后，沙漠变成了绿洲，荒原变成了良田，一支十万人的部队发展成了有两百多万人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了保卫新疆，建设新疆，稳定新疆的“定海神针”。从这个角度来说，《老风口》就像一部保卫新疆，建设新疆，稳定新疆的备忘录。这其中有正史也有野史，有情事也有匪事，是一部新疆的秘史。
对于这部书我十几年前就开始准备了，我知道这本书意味着什么？那是一部献给父辈们的书，他们是新疆兵团人，是一群特殊的群体。他们不农、不商、不军、不民，他们甚至不了解自己的身份，在一段时间连自己是农村户口还是城镇户口都闹不明白。
就是这样一群人――兵团人。他们是屯垦戍边的人，是拓荒的人，是我的亲人……我是兵团人的后代，我希望人们不要忘记这样一群人，是他们在荒原上，在大漠中，在戈壁滩上扎下了根，他们献出了青春，如今还献出了子孙。兵团人是建设新疆的农民和工人，是保卫新疆的战士和将军。
我在查找资料时，被兵团的发展历史迷住了，那些史料是那么精彩，又新鲜为人知，要不是为了写小说，也许我会一头扎在那些史料堆成为一个专门研究兵团史的人。
我在新疆兵团人的后代，在新疆生活过十几年，从中学到大学有一段空隙的时间，在这段时间我被推荐到新疆兵团某师史志办去帮工，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了新疆兵团的发展历史。这些历史就像一部大的故事传奇，十分吸引人。在冥冥之中我感觉到了这些历史材料的价值，有朝一日如果我根据这些材料写成小说，那肯定会受到读者的欢迎。我成了一个有心人，我将那些下发的油印材料都好好的保存下来了，这些材料一直保存到现在，20年过去了，期间搬过无数次的家，丢了很多东西，这些油印材料却至今都保存完好。
当我写作《老风口》时，这些史料让我终于派上了用场。这是一些没有公开出版和发表的史料，根据这些史料，我还可以写两部关于新疆兵团的长篇小说，一部叫《季节河》，写开发塔里木河的，一部叫《海子滩》，写罗布泊的。
老风口出版后，我看到了一些媒体的报道，在新浪读书连载后也看到了网友的评论。在这里我感谢你们的理解。只可惜在网上连载的太少了，才13章，全书有38章。
（图片说明）：女人来了！
以下这些评论让我欣慰的，整部书出版后，其实我一直是惶恐的。我一直在怀疑自己，这写东西有读者吗？人家还感兴趣吗？
在整个叙述中，把宏大叙事和个人叙述，把个人野史和正史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采取了一种文学叙述的“双声道”。这就像听立体声交响曲，高声部大气磅礴，给人震撼；低吟时清音曼舞，细腻柔润。宏大和细腻都糅杂在一起了，给人一种非常愉悦的阅读节奏感，四十万字的长篇巨著，能让你一口气读完。―――见《文艺报》
张者将新疆这个无法替代的“遥远的地方”和兵团人，这个无法复制的群体进行了感沛人心的深刻诠释，让故事冲破了表象，直抵内心；同时张者给现实添加上飞翔的翅膀，以激情四射的文本形式构造了一个充满魅力的小说世界。一部兵团史诗，它是一个小说家未辱使命的标志。因为书写者对那片土地和那些人的熟悉和热爱,《老风口》呈现了可触摸的质感。悲壮中满含温情，深沉中不失灵动。―――见《光明日报》
这是一部大歌，是赞歌，是情歌，也是悲歌。―――见《文学报》
如果说王洛宾对西部风情的咏叹让无数歌者着迷；张者《老风口》对西域风韵的书写将会让无数读者倾倒。―――见新浪网
伟大和荒诞融在一起，而这荒诞生出的悲情，最是让人笑中带泪。―――《北京晚报》
张者的《老风口》语言豪壮粗粝而又细腻，其语感有骨力有血肉，所营造出的异域境界，如大漠悲风扑面袭来，如牧歌悠扬润心而入。―――见网友博客
每次出行，我都会带本书，去越南的时候我看完了《尘埃落定》，去怒江的时候，看的是《2008年中国随笔排行榜》，这次我带的是2009年9月号的《作家》，其中有篇张者写的长篇《老风口》让我的旅途一直在沉陷。―――见网友博客
小说插图之：汽车长龙
小说插图之：沙漠之舟
小说插图：被大风吹跑的人
谈到“红岩”，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一块红色的石头，引申一下人们会想到那是革命先烈用鲜血染红的石头。后来，出版了长篇小说《红岩》，人们会认为你说的是《红岩》小说，还会给你讲小说里的故事。说有个江姐，现在看来那可是美女，她面对酷刑不怕毁容，坚贞不屈，简直是酷毙了。这样谈《红岩》小说中的人物会让你大跌眼镜吧？《红岩》小说让“红岩”更红，红遍大江南北，不仅仅影响了整整一代人，还影响了80后和90后，只不过他们谈起《红岩》小说中的人物时，完全是一个新的视角了。我相信小说《红岩》的发行量是现在任何畅销书都无法比拟的，畅销书再火也红火不过它。
可是，当你不谈小说《红岩》，也不谈用革命鲜血染红的那块石头时，连健谈的80后都失语了，不知道和你说什么了。当我说起一本叫《红岩》的文学杂志时，很多人就会摇头，连采访我的记者都会说没看过。《红岩》杂志可是一本历史悠久的文学杂志，它的前身是《西南文艺》，在1951年创刊，1956年更名为《红岩》文学月刊，刊名还是郭沫若题的，1959年《红岩》文学月刊停办，1979年复刊至今。
难怪很多人不知道《红岩》杂志，因为它头上顶着太多的含义，就像一个人戴着太扎眼的帽子，人们往往忽略了戴帽子的人。说到这里，我不由为《红岩》杂志叫屈，这本杂志的发行量曾经高达三十万份呀，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一双绣花鞋》，《重庆谈判》都是在这本杂志上首发的；就是现在著名作家贾平凹、莫言、张抗抗等也在《红岩》杂志上发表作品。可惜，这样一本文学杂志和全国的其他文学杂志一样都面临着困难。如何让文学杂志扩大发行，使文学杂志走出困境成了同仁们的共同课题。
让人欣喜的是《红岩》一直都在走自己的路，那就是善待读者，善待作家，特别是善待青年作家。《红岩》成了文学爱好者走向文学道路的铺路石，“红岩”的硬度能让你放心立足，就此起步，一个默默无闻的文学爱好者可以通过它而起步。
我对《红岩》杂志当然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我的第一首诗是在《红岩》杂志上发表的，当时我还在西南师大读书，那是八十年代，每一个学生都是校园诗人，可是要发表一首诗那可是千难万难的。由于在《红岩》杂志上发表了一首诗，我被同学们另眼相看，当时就被同学们选为“五月诗社”的秘书长。那首诗坚定了我的写作信心，至今我在心中还感谢着发表那首诗的杨山老师。
在《红岩》杂志上我发表了第一部小说，那部中篇小说可以是我的处女作。从杨山老师发表的那首诗到发表中篇小说，这中间整整隔了十年。这部小说是黄兴邦老师的责任编辑，我认为黄兴邦老师是最耐心的责任编辑，一部小说在送审之前他让我改了多遍，每次去他家我们都谈稿子，谈完稿子还在他家蹭饭吃。这样善待一个文学青年的编辑，真的会让人记一辈子。
我在《红岩》杂志发表的中篇小说第一次获得了文学奖。那个由成渝两地的文学刊物联合设立的文学奖叫“沃野文学奖”，那个奖对我现在来说也许算不得什么，可是那个奖对我的鼓励简直是太大了，我至今珍视着。
从1994年到1995年短短的一周年里，《红岩》杂志先后发表了我5部中篇小说，其中3个是头条。当时《红岩》的主编是张胜泽老师，在这么短的时间段这么密集地发表一个年轻作者的作品，这在当时不但要有眼力，还要有魄力。要知道当时《红岩》杂志的来稿那也是推积如山的，不但本土作者的稿子很多，全国各地知名作家的稿子也很多。当时的《红岩》编辑周火岛先生看了我的稿子曾经提出异议，说这么快的一部接一部的向编辑部投稿，而且每一部都很成熟，会不会是抄袭的？当我听到周火岛先生的异议时，我笑了，他的异议反而增加了我的信心。要知道周火岛先生是解放军艺术学院的高材生，他是著名作家莫言和阎连科的同学，他对文学的认识和理解以及眼光都是高水平的。他的异议其实是对我的肯定。
我至今还记得，我的每一篇稿子都要“三堂会审”，所谓三堂会审其实就是为我召开的编辑改稿会。改稿会在张胜泽老师家里开，参加的人有赵晓玲老师，她当时是副主编；有黄兴邦老师，有周火岛先生。在改稿会上大家畅所欲言，可以说对我的稿子的方方面面都进行了讨论。现在看来，这种改稿会对一个文学爱好者来说真是有点奢侈。
在《红岩》杂志上接连不断的推出我的小说，终于引起了全国的关注，《中篇小说选刊》开始选载，其他刊物开始约稿。从中篇到长篇，我开始一步一步地走向读者。
《红岩》杂志是我的文学摇篮，它是我走向文学道路的铺路石。
(2008-08-07 18:55)
北京人将要喝到的水
北京缺水，这谁都知道。特别是在奥运期间，北京的用水需求量将更大。几年前就已经动工的“南水北调”工程计划在北京奥运期间送水，现在看来不行了，整个工程还没有完工。所以，在奥运期间大家更应该节约用水，一些大企业的工业用水是否可以分单双号？居民用水也应该主动分单双号，比方单号洗澡，双号不洗之类的措施……
我并不是在这耸人听闻，你去看看北京周边就知道北京缺水到什么程度了。简直让人触目惊心。北京周边有六条河，它们是：潮白河、北运河、蓟运河、大清河、永定河、拒马河。六条主要河流的总径流量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为46.38亿立方米，至20世纪90年代，降至12.94亿立方米，如今已经干涸。
这些曾经被著名作家张承志讴歌过的“北方的河”，已经干枯成戈壁滩。那条著名的永定河，在过去曾经因为它洪水泛滥叫无定河，清代才改名永定河，现在这条河成了真正的永定河，永远定住了。河床内张满了荒草，那些舒缓的河滩地已经被商人们开发成了高尔夫训练场，河滩地上东一块西一块的草坪就像衣上的补丁。
由于河中没有水，北京大量用地下水。北京地下水位每年降低3米，地下水位已下降至18米以下。全北京市平原地区出现2000平方公里的漏斗区。北京缺水，北京干渴。北京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300立方米，是全国人均的八分之一，世界人均的三十分之一。
如果北京一直这样用地下水，有朝一日就有可能没有地下水可用，会产生严重的水危机，现在已经有地方因为地下水位下降导致地面下沉，水质硬化、恶化，即使能够打到水，也因为水质问题无法饮用。现在北京快要用到基岩以下的水了。据水利专家说，基岩以下的水抽空了，要想恢复需一万年，用基岩以下的水被水利专家称为“断子绝孙水”。
这一切都向北京发出了严重警告，找到新的水源地给北京供水已迫在眉睫。如此看来，南水北调真是一个无奈之举。南水北调光一个中线工程就要投资一千多亿，这还是静态投资，如果算动态投资将达到两千多亿。丹江口水库的水大约一角多钱一吨，水调到北京后要十块多钱一吨，真是把豆腐盘成肉价钱了。
南水北调最终能调水130亿立方米，但是，最终能调到北京的每年只有十几亿立方米，因为不仅北京缺水，天津也缺水，河北也缺水。调到北京的水虽然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北京的用水需求，但是，根据发展规划，北京市2020年人口将增加到1800万以上，引入南水北调外来水后，北京的人均占有量仍不足300立方，北京还是处于缺水的状态。可见，节约用水应该成为我们的习惯，应该成为北京人的常态。
南水北调是上个世纪毛泽东的提意。毛主席说：“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一点水来也是可以的！”伟大的诗人毛泽东是一个敢想敢干的领袖，他说要“高峡出平湖”，结果三峡大坝合拢了；他也曾经说让黄河水变清，结果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就修了三门峡水库。三峡大坝给生态会造成什么影响，这要等将来才能看到；但是，三门峡水库却给黄河上游人民造成了灾难，成了水利专家心中永远的痛。三门峡大坝现在基本上是一个废坝，炸不舍得炸，用又不能用，成了一个难题。
南水北调工程会给我们的生态造成什么影响，这也是一个问号？因为，南水北调工程实际上是一个让“水往高处流”的工程。上小学时老师就告诉我们，我国的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或者说是上北下南。我们最大的河流长江和黄河都发源于西北的青藏高原，从西北流向东南，正所谓一江春水向东流。南水北调实际上是让水倒流的，这不但让人疑惑也让人害怕，因为让水倒流是违背了自然规律的。
南水北调分东线工程，中线工程，西线工程。中线工程是以长江支流汉水上游丹江口水库为水源，水渠沿伏牛山南麓向东北行进，经过郑州西部穿越黄河，以管涵方式从黄河的河床底下穿过黄河，然后沿京广铁路西侧与其平行北进，跨越漳河经邯郸、邢台、石家庄、保定入北京，水最终流入颐和园附近的团城湖。全长1427公里，计划2010年完工。
丹江口水库大坝
(2008-06-14 16:58)
早晨，当我打开新浪博客时，一位网友的留言让我大吃一惊。留言如下：
红的俊荷
2008-06-11 18:55
你知道吗，北川废墟下，掩埋了你大学时认识的一个女同学，她的名字叫翟虹！！！
翟虹，西南师范大学教育系的学生，她曾经是我的女友。得到这个消息我的第一反应是开玩笑的。可是，谁会拿这种事开玩笑呢？我根据留言者留下的电话打了过去，没想到这位叫“红的俊荷”的网友就是翟虹的同班同学。翟虹是绵阳市银监局办公室主任，五一前一个月调到监管科，她去北川，好像还是第一次在新岗位上履职，去检查工作。地震来临时她正在北川信用社开会，2点28分，也就会议刚开始，突然地震了，没有人跑出来。北川的地震不仅仅是左右摇，还是上下错动的，五楼一下就变成了一楼。通常，三楼以下的人生还的可能性为零。现在，北川已不允许非军人进入，她单位包括省银监局，都去那里寻找过她，可是找不到。三个开会的人一个也没有出来，整个北川信用联社被夷为平地，没有人员生还。
这是我唯一保留的她的一张照片，这是我在大学校园内为她拍的，照片不但是我拍的也是我冲洗放大的。我至今还记得我们在暗室里洗照片的情景。当她看到自己的影子在显影液里渐渐出现时，她惊慌失措地大叫，说这分明是灵魂出窍呀。这是她第一次看到冲洗照片，地点是西师三教学楼中文系的暗室。当时，她曾经问我会不会冲洗彩色照片，我说现在还不会，将来学会了我会再为你冲洗一张。她说那等到啥时候呀，不会是下辈子吧？
她毕业后分到了绵阳，我留在重庆，当时如果分不到一起，只能天各一方，这是八十年代校园友情的命运，有多少人都是这样分手的。我们分别后再也没有相见，没想到在大学校门口挥泪作别成了我们的永别。这辈子我真的没能为她冲洗一张彩色照片。她的照片永远也不会变成彩色的了，因为她已经去了那个黑暗的世界，而我也只能在黑暗中默默流泪。
最后，我想说的是发表这张照片是需要勇气的，我在写这段文字时也尽量平静，不能让泪水将一切淹没，忍住......我只想平静地纪念她。翟虹只是一个小人物，她和汶川地震遇难的成千上万的同胞一样都是小人物，难道小人物就不能公开纪念嘛！有些心态阴暗的人甚至会说我在赚点击率，在炒作，点击率值几个钱？炒作的目的是什么？我想每一个心地善良的人都会理解我，我以我的方式纪念她谁也干涉不了。翟虹，虽然你还压在废墟下，谁也不知道你埋在哪里？如果你泉下有知看到有这么多人纪念你，也许你会安心的，这也是我公开这张照片的目的。翟虹你走好！
说明：我没想到我的一篇纪念文章会引来这么多的评论。说什么的都有，特别是有人认为这会对翟虹的家人有伤害，这种善意的忧虑我能理解，但是我不赞同。我们可以做一个换位思考，如果是我的妻子在地震中遇难，她大学时候的男友纪念她，我觉得我会高兴和感动，而不是生气，我会和他喝一杯一起纪念共同爱过的“她”。因为任何一个人都有美好的过去，而这些过去是值得尊重的，也是值得回忆的。如果我的母亲在地震中遇难，她青年时代的男友写文章纪念她，我也会很高兴，我为母亲在年轻时有这么美好感情而感动。无论是丈夫还是儿子他都不能拒绝一个人对死者纪念。因为她毕竟已经去了，这种纪念不会也不可能对现实生活的道德底线和准则产生破坏。
在我们这个社会中有无数家庭，我们不可能保证我们的妻子或者丈夫过去没有恋爱过，甚至没有结过婚，昔日的男友纪念死去的女友，这和前夫纪念死去的前妻一样，都是值得尊重的。我不由想到为什么现在还有很多人反对父母再婚，他们只管自己的感受而不理解他人的感受。这是一种愚昧，这是一种封建，这是不知好歹。
我要告诉所有的人，心胸不要太狭小了，不要太狭隘，我们都在说“大爱无疆”，可是有几个人能做到，又有几个人能理解。
至于那些恶毒的小人在留言中进行辱骂，我只能将其删除。这就如有人在你的门前随地大小便一样，你只能默默地将其清除，你甚至不想知道他是谁，有谁愿意和这么无教养人一般见识呢。
同时，我在这里发表几张同学们为纪念翟虹的照片，照片为翟虹的同学提供，谢谢他们的理解和支持。让我们一起纪念共同的同学。
孩子们为翟虹阿姨祈福
大学同学点起了小小的烛光，翟虹走好！
（这是一个网名为“俊荷”的翟虹的大学同学为照片写的说明，这照片为俊荷提供，并授权发表。在大学时俊荷为班长，翟虹为团支部书记）
在涪江河边，哭想远行的同学翟虹
517日，得知翟虹所在的那幢大楼已没有生命迹象，北川已成死亡之城，我们绵阳同学商量：去北川，去北川，走过那条弥漫着血腥气息的路，一定要去废墟里找回她，抬着她去美丽的天堂，但此时，那么条已只允许救灾物质车通过。
非常感激：翟虹所在单位，直至省银监局的领导，都一直在设法找寻她。
519之夜，我们去高高的涪江河堤边，想念远去的同学翟虹。很感激翟红的几个战友几分种之后也赶过来。
听说，离开人世，去天堂的路很黑，晚风中，孩子门点燃了蜡烛，希望烛光照亮翟阿姨远行的路。
是国难的日子，我们让孩子们为翟阿姨默哀，但是，孩子拒绝了，他们说：:不，生命是宇宙的奇迹，翟阿姨会回来！
我们坚强可爱的绵阳孩子，只同意为翟阿姨祈福!!
烛光中，绵阳美女同学泣声痛哭：“翟虹，听说你在北川，我们的心紧了，得知你生还可能性为零，我们哭了，无法相信，北川会夷为平地，，如果你真永远地远行了，一定安心的去，生死都是世间美丽的轮回，如果你能回来，我们同居一个城市，互相心疼着好好地活！”
(2008-05-21 10:40)
在四川的青山绿水下储藏了太多的能量，这些古代的能量也许压抑的太久，它们幻化成恶魔，在5月12日突然发泄了，一时间地动山摇，飞沙走石，美丽的四川在颤动，大山深处的汶川地区成了一片废墟。这股邪恶的能量还波及了四川周边的省市，让全中国人民震撼。要降伏地震这个恶魔就必须用另外一种力量，一场“人”与“自然”的战斗就这样展开了。
在这个星球上在人类的历史上，人类和自然的战争就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洪水、雪灾、冰雹、台风、地震、海啸……人与自然不仅仅是在和平相处，人与自然的斗争甚至是不以人类的意志为转移的。特别是在2008年的中国，真是一个多是之秋，春节时的雪灾把一个节日冻结在回家的路上，湖南的绿树和翠竹还没有从冰冻中抽出嫩芽，四川的地震又来了。
四川是我的第二故乡，那里是天府之土，那里山清水秀，是国宝大熊猫的家。我曾经在四川重庆生活了十几年，那时候重庆还没有成为直辖市。当时，我走出校园在一个杂志社工作，在一个川剧团租房子住，那是一间十几平方的筒子楼，早晨会在咿咿呀呀的练声中醒来，美丽的花腔伴随着早晨的阳光让人陶醉。在川剧团住久了我就离不开那里了，整个筒子楼里的人都是我的朋友，作为一个单身汉我可以到任何一个朋友家吃饭。有时候我回来晚了，就会有阿姨来问我，想吃什么？我给你做。我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渐渐习惯吃川菜的，麻的，辣的，热烈得让人久久不能忘怀。四川人是那么豪爽、热情、善良、坚韧、倔强，他们不服输，不放弃，按四川话说“绝不拉稀摆怠”，遇事要“雄起”。后来，我又客居一所大学，还是筒子楼，咿咿呀呀的花腔被朗朗的读书声取代，那些漂亮的女生总是成群结队的，她们挺拔、灵秀、聪慧，在一个普通的地方有那么多漂亮的女孩集中，会让人恍惚，疑似在梦中。
可是，就是这些热情、善良、美好的人如今却遭此大灾，怎能不让人痛心呢！
当我得知四川发生了8级地震时，我的心一下就收紧了。我知道四川之所以叫四川是因为整个地形是以山为主的，特别是汶川就在深山中。四川人生活在山区，路难行，四川自古就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之说。四川地震伴随着的肯定是山体滑坡，又是雨季，还会伴随着泥石流。从听到四川地震的那一刻起，我就不敢多想，我守在电视机旁，几天看电视的时间相当于一年，那些被隔离在山中的兄弟姐妹，他们失去了家园，有的埋上废墟中，有的挣扎在泥水里，有的正面对着亲人的遗体哭泣，孩子没有了妈妈，老人无依无靠，男人妻离子散，姑娘没有了爱情。与世隔绝，音信全无。
在地震灾区有我的同学，他们的音容笑貌一直出现在我的梦里。从知道地震的那一刻起，我一直给同学打电话，可是，他们没有音讯。时至今日，我还有两个同学没有找到，他们都是老师，我希望他们能和自己的学生在一起。从已经联系上的同学那里得知，有两个同学在地震中心，所有的房屋都已经倒塌，联系上的同学已经无家可归，成了难民；没有联系上的同学也许还压迫在废墟和瓦砾中……在校友录上同学们开始捐款，这些最直接的捐款在24小时内就到了受灾的同学手中。
昨天，我接到了一个电话，那是从遥远的新疆打来的。我的表妹在电话中对我说，她在大街上手捧着募捐箱走了一天，共为灾区募捐了4600元。听到这个消息我的眼睛湿润了，我知道表妹是一个残疾人，她的行动需要拐棍的帮助，她的行走需要架着双拐一步一挪的走。她大街上走了一天，接下来她要在家里躺三天。她的双臂会红肿，腋下会磨破出血。在电话中她说，不痛，一点都不痛，我的这点痛算什么，还有人正压在水泥块下会更痛。当她在5月18号晚上看到我在中央电视台捐款的画面时，她又给我打来了电话。
她说：“哥，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了，你参加了赈灾捐款我很高兴。”
我告诉她：“表妹，我正在向你学习！”
《桃花》：是校园生活“后青春期”的绝唱
陈晓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桃花》和《桃李》被称为姊妹篇，确实有它主题的持续性，就是对中国大学文化的一种关注。大学文化是个很复杂的概念，在当今中国尤其如此，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去把握它、表现它。张者的把握和表现是独特的，是不可取代的，小说中透露出的讽刺性，有一种软幽默。从《桃李》到《桃花》，张者可谓是当代校园文学创作的第一人。
作品反映了校园中硕士博士这些人后青春期的特殊情调。
张者的校园系列目前出了两部，主要写了两类人：一类是大学教授，被称作为老板、导师；另一类是学生，包括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从这两个方面，通过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心理、他们的性格，以及他们在当今时代面临的一种价值选择来表现当今大学校园文化的状况，这种文化的状况是青春的、活力的，也是矛盾的、混杂的。
张者本身在大学读过研究生，所以他对研究生文化有一种独特的感受。在中国研究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群体，它不像本科生那样充满青春、活力、热情，但是他们又是激进的、前卫的、反叛的。我们把这种现象作为一种文化来讨论，它应该是一种充满青春感伤气息的校园文化。从这个角度说，我把它理解为中国大学校园里存在的“后青春期”文化。这种后青春文化在中国大学里有漫长的传统，它一直存在着，但我们一直没有去表现它。
我们过去的小说写到大学文化，要么表现一种单纯知识分子的文化，写大学的教师，写的是大学的人文精神；写大学生，写的是青春的、新兴的、前卫的姿态。比如：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新的《无主的伴奏》等……但是，中国的大学文化是如此的丰富，如此的复杂，当代文学表现的却很少，至少说它不是文学表达的主导方面，不是重头戏。我们文学的主题还是现实主义，还是写作乡村，一方面写作苦难，另一方面写作乡村的一种历史，即使是写作城市，也是商业社会的白领阶层、白领丽人。我们对大学文化写的如此之少，从这个角度讲，张者写作是有独特意义的，他是当代用小说反映校园文化的第一人。
大学生进入研究生阶段，由于他们的年龄已经大了，算是青春期的后期了。研究生心态，心理，欲望，状态都进入到了后青春期时代。张者的小说写了研究生的后青春的生活，小说写的十分充分，非常独特。这样的生活经验是带有很强的中国本土性质的，因为在西方的文化中是没有这种东西，不存在压抑的、变形的、扭曲的心态，也少有一种比较矛盾的价值选择。小说中的师兄姚从新，他要寻找处女，真是莫名其妙，这和现在的年青一代开放的、前卫的价值观念不同，所以他一方面被认为是情种，另一方面被认为是傻X。
当然，小说是反讽的，夸张的和漫画的，但从姚从新的身上反映了研究生独特的文化状态。这种状态是中国研究生中存在的真实的文化心态，由于巨大年龄落差和复杂的心理状态，他们对生活有时是迷惘的，有时是夸张的，有时是自虐的。这种迷惘和当年张承志在《北方的河》中写的迷惘是不同的。80年代的迷惘是通过强烈的进取来摆脱自己的青春的困扰或者是青春缺失的困难。张承志表达的是迷惘的一代，也是被耽误的一代，因为文革十年，他们进入大学，年龄都大了。而《桃花》表现的是研究生文化和当年张承志不同，张承志所表现的是，考上研究生就意味着拥有了一个时代，意味着他站在了时代的前列，意味着他们就是一个大写的人了，就可以与北方的四条河搏斗了。但是在《桃花》里，你可以看到姚从新所代表的这样一代青年，他们也考上了研究生，但他们的内心已经没有了当年的自信，这样的一种迷惘还在困扰着同学们，他们还在艰难的选择。
张者小说却不是在一种沉重中进行推进的，他很清醒的知道当代研究生对沉重有一种消解能力，任何所谓的沉重都会在笑声中被消解。张者的表达是轻松的，阅读的过程是愉快的，语言是幽默的，贴近研究生和大学生生活的，故事还采取了戏剧化的方式，在一种似是而非的情境中去表达，整个作品带有很强的反讽特征。
《桃花》写了一些与《桃李》不一样的坚守。《桃李》更多的是拆穿，大学的教授、大学的知识分子的一种伪人文精神选择。在《桃花》中，则主要是表现方正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人文立场。张者的作品不是一味地把方正写成高大全的人物、正面的人物。方正是一个非常可笑的、自相矛盾的、面临困惑的，同时在生活中的选择也是经常处于错位当中的这样一种状况。张者试图写出某种相对开始增长的知识分子正面的坚守的品格。这是张者的一种探索。
从整体上上来说，张者有他很独特的一种讽刺的意味。大学中还存在很多令人痛楚的东西，同时在我们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当中，我们的政治、文化、经济的多元关系中，应该说大学精神与大学文化是有很复杂的内涵，同时有很深切的、很有力量的东西，或者说有一种痛楚的东西。张者基本上回避了这种东西。张者为什么会回避？或者说他为什么不去表现这些呢？张者追求的是一种讽刺性的小说，这种讽刺性甚至不是一种黑色幽默。它更像一种软讽刺，不像硬讽刺，不是像鲁迅的那种悲愤性的讽刺。它是比较温和的，是在寻找一种快感。在整个叙述中，它重要的是寻找一种快感，一种乐趣，所以，从某种意义上，它继承了《儒林外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一些因素。当然，这是两个完全不同时代的写作，表现的是完全不同的人，但是历史的变化在时间的跨度当中变化得非常巨大。我们可以看到张者对讽刺小说的追求，对讽刺的语感的追求、效果的追求。这种追求是有它的共性和特点的。
文学是个多元的时代，每个人有他自己的选择。张者选择了这种一种轻松的、快乐的、嘲讽的、调侃的方式，就放弃了悲怆的、沉重的、痛苦的、直击历史深处的东西。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二者如何结合，这不只是张者面临的问题，也是是当代中国小说、中国文学面临的问题。这需要做出更多的探索。
桃花运也许是好运气，但好运气却是让人担忧的。
桃花是鲜艳的，粉色的，但在桃花的摇曳中让人担忧。这或者是当代现实生活的写照，好事情仿佛很多，但总是让人不放心。桃花运来了也许就是美人计，人们已经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运气了，因为这个世界上的美人计实在太多；财运来了可能是骗人的圈套，因为这个世界上的骗子太多。我的一个朋友买彩票中了奖，可是他就是不相信，他认为这不可能，因为利用中奖来诈骗的案例太多了，结果真中了奖也不敢相信了，结果中奖过期了。
我写了一部书，就叫《桃花》，其实写的就是大学校园内几个人走桃花运的故事。师兄走桃花运，师弟走桃花运，导师也走桃花运……
现实生活好像就是这样了，无论是真还是假，已经是真假难辩了。况且，假的东西的确太多了，小说中无论是师兄的桃花运，还是导师的桃花运都让人不放心，大家都防着，可是防不胜防。
所以说粉红色桃花运是一种让人担忧的运气，桃花运来得总是很突然，很意外，这种突然和意外会让人担忧、紧张、刺激、害怕、却又身不由己，因为现实生活太单一、枯燥了，人们需要桃花运，又害怕桃花运。所以在《桃花》中一直有一种紧张感，总觉得要出事。
《桃花》作为《桃李》的姊妹篇，它们是对应的。《桃李》写的是放纵，而放纵就会偏移，会出轨；《桃花》写了坚守，而坚守可能会固执，会保守。知识分子面对社会生活是“顺”还是“逆”呢？
《桃李》是动态的，人物和整个时候生活一起顺流直下；《桃花》却是收敛的，桃花是含苞待放的桃花，而不是花枝招展开放的桃花。
《桃李》时期的人物是兴高采烈的，是欢呼着去拥抱一切的，每个人几乎都在风头浪尖上，都是站在潮头的。校园的围墙拆了，校园从封闭到开放。这的确是那个时段的现实生活。知识分子本来就是一个社会最活跃的分子，他们热情地拥抱社会，不但是经济发展的参与者，也是推动者。
《桃花》中的人物试图坚守。校园的围墙拆了又建，这是一个奇妙的象征。当市场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的时候，吃饱了肚子就开始关心精神问题了。知识分子不应该仅仅是经济生活的参与者和推动者，是不是还应该是人文精神的坚守者？《桃花》写了知识分子的坚守，这种坚守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却又产生了另一种矛盾，坚守有时候却显得荒诞甚至可笑。那个一定要找处女结婚的师兄就不正常了，就成了人们嘲讽的对象，就产生荒诞的效果。
俗话说：“历史潮流滚滚向前，顺之者倡，逆之者亡。”可是，在《桃李》中，顺者却亡了，在《桃花》中逆者也亡了。当代知识分子到底是顺还是逆，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
（代后记）
4月11日王小波就离世10周年了，王小波都走十年了，让人觉得他没有死，活得比他身前还热闹。无论你是否喜欢王小波，他每年都会像刮风一样来到你身边。今年是十周年，风就格外的大了。
李银河在博客上公开声明：“要去王小波插队过的云南陇川，去看看‘王二’和‘陈清扬’一起趟过的小河，还有他们两人避难的章风山。”还希望和王小波的“粉丝”一起去。此话一出立即引起了王小波众多“粉丝”的热烈响应，现在正是“粉丝”无理取闹的时候，有了理由那这热闹“粉丝”当然不会放过，迅速有400多人报名。
于是，一个缅怀丈夫的个人行为，成了集体行为，成了和“重走长征路”相提并论的“重走小波路”。居然还成立了组委会。
据说李银河还充分尊重了王小波的“自由”这一精神特质，把王小波“特立独行”的风格发扬到底，参与者均按自愿、自助、自理的原则，以自己的方式到达云南陇川指定地点。
重走小波路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希望能培养一批喜欢纯文学的读者，真正追求文学中的美。如果有更多人有对纯文学的热情，生活质量还会提高。”
据说，在王小波逝世8周年纪念日时，就有人“重走小波路”了，还去过小说《黄金时代》的场景……云云。这很荒诞，写小说和拍电影差不多了，还有实景。大家都知道小说是虚构的人物和场景，来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在现实社会中不可能找到所谓的实景。用实证主义的方法来研究小说，是一种无理和无趣的行为。
李银河带领一群人去找王小波小说中的地方，这种行为有点荒谬，聪明如李银河者难到连这点常识都不知道？完全是一个妄人。
李银河应该学习一下王小波的特立独行，一个人去“重走小波路”，这也许可以医治一下失眠，你一个人生活失眠在所难免，当初崔永元“重走长征路”据说就治好了失眠。真的，你一个人默默地去看看和王小波生活的地方多好呀，这种行为是真正的艺术，这是最好的纪念，也是对王小波的尊重，这其中有一种催人泪下的美。
一个个人的行为弄得天下皆知，这样前呼后拥的，让人不由得就联想到了金庸小说中的人物，魔教的天下第一大小姐任盈盈来了，各路英豪一路上顶顶膜拜的。你这是要成为天下第一遗孀呀，你这样折腾连王小波在九泉之下也不得安宁了，难到你不怕王小波在另一个世界再发心脏病。
王二和陈清扬是小说中的人物，王小波和李银河是现实中的人物，这样把小说中的人物和现实中的人物混为一谈，你不怕有“粉丝”指着那山坡上的一处草窝问：李老师，嘻嘻――这就是你当年和王小波在野外“战斗”过的地方吗？读者都知道小说中有王二和陈清扬在山坡上干活，裸体、交媾的情节，李银河也是一些粉丝的奶奶辈了，碰到这种问题你也不怕难为情，既便你是性学家。
你的怀念让人可疑，这样轰轰烈烈的，你有机会静下来怀念吗？这让我想起一句唐诗，真是：飞流（王小波）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李银河）落九天？
你这样重走小波路天下人都知道，媒体那还不忙疯了，在这种闹腾中王小波的书不知不觉的又发了一轮，版税不知不觉的就进了你的腰包，你让这么多王小波的读者为你一路壮声势，还让人家自己掏腰包，还美其名曰：特立独行，这概念偷换的真巧妙，“自由”变成了“费用自理”。这不厚道，有点把粉丝卖了，人家还替你数钱的味道。
看来只有等到王小波死后50年才能得到安宁，因为根据著作权法，著作权人在死后50年，其著作权就归公有领域了，也就是说，那时候任何出版社都可以出王小波的书了，而且还不用支付版税，到了那时候也就没有人炒作王小波了，因为没稿费了。
我这样说也许有人会骂我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其实明眼人早就看出来了。早在去年三月著名批评家李美皆在《文学自由谈》上就明确指出：
“王小波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自由作者，生前许多作品都无法发表，但是却于意外死亡之后，迅速地蹿红起来了。王小波的蹿红跟李银河有重要的关系，是李银河、出版商、媒体、从众的心态加在一起，共同打造了王小波现象。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王小波，是李银河时代的王小波，是李银河的王小波；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王小波，是市场经济时代的王小波，是商业化的王小波。”
“王小波在自己的时代很寂寞，在李银河的时代却又有点过于繁荣，他的身后繁华几乎和生前寂寞同样不正常。李银河的炒作更加证明了王小波不是一种文学现象，而是一种文化现象。王小波是一个拙于面对媒体的人，而李银河恰恰在媒体面前风云叱咤、大放异彩。不得不承认，李银河在炒作方面天分奇高，很懂得利用现代传媒手段。”
“王小波已经成为一个文化卖点，王小波已经成为一个商业附庸。当年作品发布出去仍然关在屋子里执著地写的那个王小波的身影是那么重，而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王小波的身影又是多么轻！王小波是否正在经历着失重的痛苦？又是谁使王小波失去了重量？”
“不能说全部是李银河的责任，但李银河至少应该反思一下。李银河编选王小波文集功不可没，但她对于王小波的这些纪念或者说炒作，又实在有点走火入魔了。如果她认为这是对王小波生前寂寞的一个补偿的话，那无错了，王小波并没有真正得到什么，得到补偿的与其说是王小波，不如说是她本人。她现在比王小波生前要风光得多，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王小波。这样的结果甚至会令人怀疑：她到底在炒作谁、推销谁？”
如果你是粉丝，在王小波纪念日你可以泡好茶，打开窗，借助四月明媚的阳光，手捧着王小波的小说，和他在小说中交流；如果你是遗孀，你可以在王小波的忌日，点燃三束香，坐在王小波曾经坐过的写字桌旁，闭上眼睛默默为他祈祷，让他早日托生，你下辈子还嫁他，希望他再次成为一个作家，因为我们这个世界上毕竟缺少好作家呀。
最近有同学叫嚷着搞同学会，理由是大家毕业这么多年了，好久不见了，部分同学已经失去了联系，搞个同学会有老情人的见老情人，没有老情人见见过去的兄弟。有部分同学混的不错，教书的成了教授，从政的成了高干，经商的成了大款，媒体的成了名记，从艺的成了大腕…….最关键的是大部分同学还什么都不是，和这些成功人士见见，让他们显摆、显摆，他们显摆够了希望他们也拉兄弟一把，大家共同进步。有这种希望的同学就想搞一个新的同学录，这样将来联络起来也方便。
在登记新的联络方式时，一位当公安局局长的同学打趣说：校友录其实就是腐败分子的联络图。大家哄的就笑了。公安局长同学说，你们还别不信，我办的几个案子，腐败分子在交待问题时就拿出了同学录。
同学之间的名堂可多了。经商的同学和从政的同学勾结――可以搞项目，有内部消息；从政的同学和当教授的同学联系――可以读博士，将来升迁的更快；当教授的同学找媒体的同学――可以提高知名度，成了名教授好卖书；就是违法乱纪的同学也可以找当警察的同学，希望法外开恩……
同学找同学好办事，大家都是兄弟嘛！这年月什么是兄弟？兄弟就是在一起“扛过枪的，嫖过娼的，同过窗的。”
扛过枪的当然指的是战友，这是同生死共患难的兄弟。既便是现在没有战争但训练也很累呀，那也是一起摸爬滚打的兄弟。
在一起嫖过娼的当然是兄弟了，说不定还是被一个小姐伺候过的“亲兄弟”。没有兄弟般的关系怎么会一起去找小姐。
同过窗的也就是同学，这种兄弟比前两种兄弟更重要，特别是大学同学，有的还是硕士、博士的，前途无量呀，这样的兄弟当然对将来的事业大有帮助了。上大学不在于学了什么？关键是有一批同学，这批同学就是一个关系网，当然现在叫“人脉关系”了。自从叫人脉关系了，这关系网也就能摆在桌面上讲了，企业在招聘的时候特别关注这个。有没有人脉关系已经是现代社会衡量一个人有没有能力的关键因素。同学们都重视这人脉关系了，所以要搞同学会，要弄同学录。
我的同学却把同学录说成腐败分子的联络图，这种说法狠了点。本人还是坚持认为，并不是所有的同学都想搞腐败，人脉关系反正是现在社会不能少的，特别是我们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时候，特别是我们正大力提倡和谐社会的今天，通过这人脉关系可以更好的干好本职工作嘛，也可以帮助他人呀！嘿嘿。
如果这位同学的说法成立，校友录成了腐败分子的联络图，大学岂不是成了培育腐败分子的基地。这样推理会让人吓一跳，让人流冷汗的。（摄影：廖韦佳）
一谈到学术腐败问题人们都会鼓足了干劲在那里捶胸顿足，大声疾呼。喊声就像雷鸣；叹息犹如刮风。愤怒、感慨、诅咒、谩骂、无奈等等……各种情绪化为冰雹，化为了及时雨，漫无目标、铺天盖地而来。可是，当雨过天晴之后，你发现那腐败之花还在开放，而且开得更加妖艳，飞沙走石，电闪雷鸣，倾盆大雨对其没有作用。这是什么原因？原来是这腐败之根在大学校园里，在这个被全社会精心呵护的温室里。
这让我不由得想起去年的一件事，我的一个学弟很郁闷地告诉我，在毕业时他曾干了一件“傻事”。班上的一个同学毕业论文完全是抄袭的，他发现后揭发了，结果那同学受到了学校的处罚，没拿到文凭。于是，同学们把我的这位学弟当成了异类，当成了不光彩的告密者。毕业前同学们相互告别聚会，喝酒。大家互相请客，可是没一个人请我的学弟，而那个抄袭者由于没拿到文凭，成了同学们同情的对象，大家都请他喝酒，问寒问暖的。同学们对我的学弟却敬而远之，他成了孤家寡人。
学弟在我家喝酒时，他说起了酒话。学弟说大家花那么多钱来上大学都不容易，告发同学剽窃论文，害得他拿不到文凭，找不到工作，实在内疚。再说抄袭论文又不是他一个人，这对他不公平。学弟走的时候有点醉了，说回去给那位同学道歉……目送喝醉了的学弟离去，我无言以对。
如果说大学校园是培育学术腐败的温室，那么导师的职称评定方式和学生毕业论文的写作方法是培育学术腐败的两大园地。
在大学校园里老师评职称已经成了日常生活，评职称已经成为了常态，无论你所谓的成果有没有价值，只要论文发表了，只要出了书，再加上在校园里的年限，职称自然而然地就评上了。一个大学生毕业留校，二十多岁吧，几年下来就是讲师，过五年就评上了副教授，再过五年就评上了教授。从一个大学生到教授也就十来年吧，四十来岁就功德圆满了，伴随着这个四十来岁的教授也就著作等身了。从表面看这是可喜可贺的，因为我们有了这么多这么年富力强、朝气蓬勃的教授，中国的发展后继有人，而且人才济济呀。
可是，你不能认真研究这些教授们出的书和发表的论文。论文虽然都是所谓核心期刊发表的，但大部分都是垃圾，都是东拼西凑的。过去拼凑一篇论文总还要用剪刀、胶水，总还要到图书馆泡一段时间查资料，现在基本不用了，有了电脑，把自己需要的关键词输入，在电脑上搜索一下，什么都有了。然后就是复制、粘贴，一篇论文在食指的点击下，通过鼠标很快就出来了。要把这样的论文在所谓的核心期刊上发表并不难，只要交版面费，一篇垃圾文章几天后就能收到录用通知，根本没有什么评审。对个人来说为了评职称交几千块钱算什么，职称评下来后各种待遇都有了，要不了多久版面费的钱就赚回来了。对核心期刊来说，靠发行量无法支撑自身的生存，收点钱刚好解决办刊经费紧张问题，这真是双嬴呀。
论文是花钱发表的，那书呢？书更不用说了，让自己的弟子每人负责一章或者一节，自己写个序，组装在一起，署个主编的名一本书就出来了。当然弟子也要署名的，而且是一长串，因为将来弟子毕业了也要评职称呀。导师用了弟子用，师哥用了师妹用，一本书可以在评职称时一用再用，这算是多嬴。
评职称世俗化后，职称已经无法衡量一个人能力，更显现不出职称应有的份量，职称称号表达“失灵”，这直接导致了全社会对教授这个称号的集体无敬仰。职称只不过是加工资的根据，成了养家活口的饭碗。
老师评职称世俗化，学生的毕业论文写作庸常化。学生为毕业而写论文这是必须的事情，是毕业前必须经过的一关。现在写毕业论文和寻常的作业除了篇幅外已经没有什么区别，既然和作业没什么不同，平常大家互相抄作业，现在大家也就可以相互抄论文。你抄我的，我抄他的，本校抄外校的，学弟抄学兄的，师妹抄师哥的，天下论文一大抄。
“抄”先是以引用为名的，可以大量“引用”自己导师的观点。引用自己导师的观点容易通过，引用其它老师的观点有时候可能无法通过，因为导师和导师之间还有学术鸿沟，引用不好自己导师会不高兴的。有人称这种引用是“学术依傍”现象，弟子不依傍导师那依傍谁呀，只是这种引用下来，一篇论文剔除引号之内的内容，剩下的就是口水了。
抄着抄着不耐烦了，把引号也除去了，再说都依傍自己导师也不行呀，导师只有一个，弟子有无数个，那就依傍一下别人吧，那就除去引号，导师的阅读范围有限，去引号的依傍导师是看不出来的。这类抄就是剽窃了，只是这种抄袭已经被同学们习以为常，已经从内心接受了。
抄袭已经不是丢人的事，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大家都为了毕业嘛，又忙着找工作，哪有时间在论文上费心。一个老师带那么多学生，就像放羊一样，他也没时间认真看，只是翻阅，论文写好写坏反正都会通过的，何必在论文上费神呢。每年有多少学生毕业，就会产生多少毕业论文，可是这些毕业论文绝大部分都是无价值的？当然，要说全没有价值也不对，其价值就是提供给下一届同学继续抄。
写论文没有敬畏之意，抄论文也就没有了禁忌。抄袭成了常态，不抄才是傻B；抄袭成了正常，揭发者成了傻B，这是一种道德失衡。
为文者抄袭这本来是最大的丑闻，是最大的耻辱，可是大家已经习以为常了。我不由又想起了郭敬明抄袭案，法院终审判定他抄袭，他还赔了钱，可是就是不道歉，他的粉丝还维护着他。想想也难怪，郭敬明的粉丝大多是80后，这个年龄段的有不少大学刚毕业，抄袭在大学里已经成为常态，自己的论文可能也是抄袭的，所以他们自然就理解和支持郭敬明的抄袭了。
添加到我的博客
加载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