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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文

李  洱

2015年10月27日08:44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桃夭》:张者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每个作家都纠缠于两个最基本的问题:写什么?怎么写?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既关系到作家本人也关系到读者,即:你写出了什么?这也是叙事作品的终极诉求。张者的《桃夭》正是在这一诉求的路上走出自己的个性,并试图勾勒一代人,准确地说是上世纪60年代生人的心灵地图和精神谱系。

  60年代出生的人,今天确实已经进入怀旧的年龄,陈年往事构成了经验世界的真实图景。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是用怀旧的方式寻找成为现在的“我”或“他”的原因。寻找,是因为质疑,是因为入梦,更多是出于对人生的思考,进而试图去捕捉庸常生活状态下的精神脉动。所有的怀旧,都是冲着“旧”去的,这也是叙事的动力之一,因为故事本来就是“旧事”。但这代人更大的渴望在于对当下的呈现,并以此为跳板眺望未来。因此,张者最大的贡献不在于表现了诸多生活的细节,而是在现实与过去、未来的反复激荡中呈现一代人的精神隐秘。

  《桃夭》从中年律师邓冰的离婚说起,讲述了一群曾心怀文学热忱的法学专业大学生30年后逐渐陷入中年危机的生活现状。80年代的浪漫诗情,在重返母校聚会的大学同学身上已经风流云散。如今的他们遭逢接踵而至的荒诞、煎熬与悔恨。作家总是以故事做诱饵,促使我们走进生活的内部,搅动我们的心神,牵引我们的追寻和探问。

  我感兴趣的是作家张者的动机以及达成目标的可靠性。即便是在描述过去,张者的叙事也带有极强的现实感。在对当下生活的描述上,他几乎与现实生活同步推进。在叙述结构上,他也动用了诸如悬疑、传奇等极具当代性的元素。语言上更是相当的保鲜,这让《桃夭》读起来相当有趣,甚至让人恍惚间以为不是在读小说,而宛如在生活中。

  那时的大学生是社会精英式的人物,而法学专业的大学生,更是理性的化身,他们与80年代的整体氛围存在着不同层面的冲突。人物的主体性在这种冲突中有可能自然生成,这首先是时代使然,而张者精心捕捉到了这一面。我们由此发现,这些看似神秘的大学生的校园生活,与一般的大学生并无本质性的不同。他们的情感生活,也是那个时代普遍性的冲动释放。他们当下的生活,基本上也是我们所有人精神上的某些映射,隐藏着一代人的精神特征和情感脉络。邓冰这位诗心未泯的律师,他自证有罪的行为被看作精神错乱,同学们瞒着他做了一场模拟审判,无疑是小说中饶有趣味的华彩乐章。邓冰的诗意,既是往日时光的残留,也是处于纷乱生活中潜伏的清醒的写照。我们已经无法分清究竟是邓冰反常,还是他周围的人反常。而这恰恰是小说最具价值之处。

  这是一部叙事比较独特的作品,以平常而别具一格的视角写出了一代人独有的情感纹理和精神质地。语言灵动、诙谐,流动着淡淡的忧伤和慵懒。小说视野宏大,但句句指向生活的细部。生活于其中的人们保留着初心,却自觉或被动地跳入了欲望的河流,在泅渡或沉没时发出的笑声让人百味杂陈。他们从80年代向我们走来,他们以为把困境远远甩在了身后,困境却一直如影随形。

  突围与挣扎,成为这部作品的主色调。这一群60年代生人试图以各种方式撕碎种种的纠缠,冲破困境的压制。抑或,人生就一直是在困境中,永远无法走出?如果说“80后”一代纠结于怎么办,那么现在的“60后”则彷徨于曾经的梦想和当下的现实之间,纠结于怎么说。从大叙事的角度而言,80后与60后的处境是一样,都在记忆与现实的漩涡里寻求突围,进而展开一系列的选择。我愿意把《桃夭》看成是一次博弈式的对话,与时代的对话,与自我的对话。在多层次的对话中,一代人的经验图景渐渐清晰,一代人的精神内核渐渐显露。我看到了张者为此作出的种种努力。生活在继续,小说也在以自己的生命生存着。我们都在路上,我们一直在路上。生活的脚步如此,小说的叙事如此。


  《 人民日报 》( 2015年10月27日 2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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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学三部曲《桃李》、《桃花》、《桃夭》









 

    长篇小说大学三部曲的第三部《桃夭》由《人民文学》2015年第5发表,张者从2002年完成第一部《桃李》,到2015年发表《桃夭》,历时13年的时间。《人民文学》在发表《桃夭》时是这么点评的:《桃夭》一部从题材到想法、从故事到讲法都特色鲜明的长篇小说。上世纪八十年代浪漫诗情、理想精神的余绪,在三十年后返校聚会的大学同学身上还留存多少?他们曾是参加文学社团的法学专业大学生,如今校园已变,他们业已活在中年危机中,法理与诗情摩擦日少,俗念与心灵磕碰渐多,年轻时候的纯真与荒唐,连通着生计的打拼和生活的变故,让他们积累了财富也遭遇着接踵而至的荒诞和报应。主人公邓冰这位诗心未泯的律师,他自证有罪的行为被看作精神病状,同学们瞒着他做了一场模拟审判,才算是安抚了一份天真执念。小说将庸常圆滑又精怪喧腾的现实生活切出了棱角、现出了茬口,同时对法治社会的建构与情感人生的平衡,表达出了细密的解悟和深切的思虑。

《桃夭》由人民文学出版社7月出版,20159月《桃夭》荣登腾讯网华文好书20159月榜,上榜理由是:离开具有浪漫精神的80年代校园三十载的一群人重新再聚时,他们的身上还有多少理想主义者的影子?业已活在中年危机中,俗念与心灵磕碰渐多的一群人如何再寻往日的青春情怀?现实生活如何打磨一个人的心性棱角?张者在小说《桃夭》中将庸常圆滑又精怪喧腾的现实生活切出一个截面放大给人看,和读者一起思考平庸生活的罪与罚、欢与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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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会


 

                  


                                             一

《同学会》载《当代》2012年6期,《小说月报》2013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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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客七周年

我的博客今天771天了,我领取了徽章.  

  • 2005.10.26,我在新浪博客安家。
  • 2005.10.26,我写下了第一篇博文:《喜欢互联网的非正常理由(图)》。
  • 2007.03.31,我上传了第一张图片到相册。
  • 至今,我的博客共获得1,478,402次访问。

这些年,新浪博客伴我点点滴滴谱写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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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李敬泽

     在武侠小说里有一派,叫天山派。天山派的武林高手平常都在天山上修炼,中原出事了就下天山,到中原来兴风作浪。在我们的作家中,也有一个天山派,张者、王刚,邱华栋、红柯这样一批有新疆经验的作家,如果把他们放到一块儿思考,我觉得他们可能就是一个天山派。张者整天和王刚、邱华栋他们一块儿喝酒谈文学,他们已经是个小门派了,只不过他们没有意识到,我今天给他们命名,就叫天山派。

新疆在这些作家心里,确实是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不仅仅是他们的童年和少年的经验,这涉及到他们作为一个作家的根本的生命体验,可能也涉及到作为一个作家看世界的方式,涉及他们作为艺术家的艺术气质。

谈到文学我们过去很愿意谈到风格、流派,现在关于流派大家不大提了,好像当代的作家已经构不成流派了。但是,把以上我提到的作家放在一起来思考和研究,也许就存在一个天山派,我今天想探讨一下天山派的一部重要作品,这就是《老风口》。

《老风口》我很早就看过了,我的感觉,这是张者的一部很重要的作品,标志着张者作为一个小说家整体上的飞跃,文本质地在《老风口》中达到了一种境界。多年前张者出版过《桃李》,是写知识分子的,当然《桃李》在当年的出现有它的历史背景,也有不少可取之处,有很多优点,但是就文本质地来说,让人有不满意之处,那时候的张者写的太急了,太草了,赶着出名呀。如今当我们看到《老风口》时,其文本质地的细致、密集、准确让人惊叹,这标志着一个作家的成熟。我甚至愿意断言,张者作为一个作家,到了他的《老风口》已经真正成熟了。

《老风口》从结构上讲是有写作难度的。整个铺了那么大一个摊子,有那么多人,有那么多的事,时间的跨度又那么长,结构上是很难料理的。张者明确意识到了它的难度,而且也确实想出了很好的办法克服了这些难度。《老风口》的成功,确实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张者过去也写过不少东西,《桃李》、《桃花》、《零炮楼》,但是不管他写过多少东西,他心里一定有一个新疆,这好像是一个冥冥中的命令一样,他一定要写,不写不行,不写他就跟自己交代不过去。

谈到新疆,新疆题材,新疆兵团题材,天山派的作家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他们把新疆当成了真正的,看家的,当宝贝的题材库。从天山上下来的人,不管走多远,不管写过多少别的什么东西,他们总觉得新疆题材是不可替代的。

张者在这之前一直就没有写过新疆,是他觉得还有到写的时候,当他们觉得可以把握了,他们肯定会写,一个人写作题材是有限,他们不会轻易地拿出来。这不仅是张者,还包括邱华栋。邱华栋在我面前一说起写作,他总要说,我要写一个好的,我要写写新疆。新疆是天山派作家心中生命体验最深切的部分。

在《老风口》里放进了张者最多、最深切的生命体验。虽然在《桃李》中,不能说没有生命体验,但是新疆那是不一样的。对于张者来说或者对于天山派作家来说,新疆在他们的生命中是最独特的,最不可取代的。

新疆的题材放在整个中国当代文学框架中,也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新疆,新疆,这对于我们的民族来说是新的边疆。从文学上讲,新疆在当代文学中也常常给我们提供的是一种新的边疆和新的边际。就《老风口》来说,确实也给我们提供了新的边际,从这方面来说这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我想起了《左传》中的一句话,叫“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就是祭祀,“戎”就是征伐。也就是说国家最大的两件事,第一是祭祀,第二是征伐。祭祀为了什么?是为了我们的记忆,让我们记住我们的先人,我们的前辈,我们的祖先。征伐为了什么?为了捍卫我们的边疆,要去战斗,去牺牲。我觉得《老风口》就是涉及到了我们的两件大事,是祀与戎。从这个意义上说,《老风口》确实涉及到了我们民族精神和灵魂中的一些至关重要,极为宽阔的东西。

边疆的意义,我觉得绝不仅仅是奇风异俗,绝不仅是异域风光,边疆需要我们在文学中反反复复的重复和体会。边疆不是地理上的边疆,边疆还是精神上的边疆,是人对于自我,对于可能性,对于精神,对于行为可能的一种新的打开,新的想象,以及想象的向度。

我们的这些先人们,前辈们,他们在边疆做出了那么多的牺牲,献了青春、献子孙;从另外意义上说他们也是令人羡慕的,正是由于有了这块土地,正是由于他们向着这块土地的进发,在这块土地上的扎根,他们的生命才变得如此的壮阔,他们的精神才变得如此的强大。他们又是幸运的,他们比我们现在躲在冗长的日常生活里,天天算计着过小日子要幸运得多,要幸福得多。

    “祀与戎”就是要给这些英雄们应得的光荣和荣耀,把他们的灵魂上和精神的光芒发现出来,展现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老风口》是一部有价值的作品,也是重要的作品。(见《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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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风口

新疆兵团

史料

备忘录

正史

文化

《老风口》的整个故事是从1949年开始的,这一年十万大军鼓励着自己徒步向遥远的新疆开进。这支身经百战的队伍平均年龄在38岁以上,95%都是光棍。部队要去解放新疆,要去屯垦戍边,要去荒漠上扎根。

扎根没有女人不行,屯垦戍边没有水不行,女人和水成了这支部队当年最重要的给养。

“早穿皮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哈萨克姑娘献奶茶,维吾尔姑娘戴红花。”这是行军途中宣传队鼓励战士的快板书。

人与自然,男人和女人,汉人和少数民族,兵团人的经历简直就让人匪夷所思;他们的爱与恨,歌与哭,青春与激情,都完全交织在一起了。

几十年之后,沙漠变成了绿洲,荒原变成了良田,一支十万人的部队发展成了有两百多万人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了保卫新疆,建设新疆,稳定新疆的“定海神针”。从这个角度来说,《老风口》就像一部保卫新疆,建设新疆,稳定新疆的备忘录。这其中有正史也有野史,有情事也有匪事,是一部新疆的秘史。

对于这部书我十几年前就开始准备了,我知道这本书意味着什么?那是一部献给父辈们的书,他们是新疆兵团人,是一群特殊的群体。他们不农、不商、不军、不民,他们甚至不了解自己的身份,在一段时间连自己是农村户口还是城镇户口都闹不明白。

就是这样一群人――兵团人。他们是屯垦戍边的人,是拓荒的人,是我的亲人……我是兵团人的后代,我希望人们不要忘记这样一群人,是他们在荒原上,在大漠中,在戈壁滩上扎下了根,他们献出了青春,如今还献出了子孙。兵团人是建设新疆的农民和工人,是保卫新疆的战士和将军。

我在查找资料时,被兵团的发展历史迷住了,那些史料是那么精彩,又新鲜为人知,要不是为了写小说,也许我会一头扎在那些史料堆成为一个专门研究兵团史的人。

我在新疆兵团人的后代,在新疆生活过十几年,从中学到大学有一段空隙的时间,在这段时间我被推荐到新疆兵团某师史志办去帮工,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了新疆兵团的发展历史。这些历史就像一部大的故事传奇,十分吸引人。在冥冥之中我感觉到了这些历史材料的价值,有朝一日如果我根据这些材料写成小说,那肯定会受到读者的欢迎。我成了一个有心人,我将那些下发的油印材料都好好的保存下来了,这些材料一直保存到现在,20年过去了,期间搬过无数次的家,丢了很多东西,这些油印材料却至今都保存完好。

当我写作《老风口》时,这些史料让我终于派上了用场。这是一些没有公开出版和发表的史料,根据这些史料,我还可以写两部关于新疆兵团的长篇小说,一部叫《季节河》,写开发塔里木河的,一部叫《海子滩》,写罗布泊的。

老风口出版后,我看到了一些媒体的报道,在新浪读书连载后也看到了网友的评论。在这里我感谢你们的理解。只可惜在网上连载的太少了,才13章,全书有38章。

(图片说明):女人来了! 

以下这些评论让我欣慰的,整部书出版后,其实我一直是惶恐的。我一直在怀疑自己,这写东西有读者吗?人家还感兴趣吗?

在整个叙述中,把宏大叙事和个人叙述,把个人野史和正史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采取了一种文学叙述的“双声道”。这就像听立体声交响曲,高声部大气磅礴,给人震撼;低吟时清音曼舞,细腻柔润。宏大和细腻都糅杂在一起了,给人一种非常愉悦的阅读节奏感,四十万字的长篇巨著,能让你一口气读完。―――见《文艺报》

张者将新疆这个无法替代的遥远的地方和兵团人,这个无法复制的群体进行了感沛人心的深刻诠释,让故事冲破了表象,直抵内心;同时张者给现实添加上飞翔的翅膀,以激情四射的文本形式构造了一个充满魅力的小说世界。一部兵团史诗,它是一个小说家未辱使命的标志。因为书写者对那片土地和那些人的熟悉和热爱,《老风口》呈现了可触摸的质感。悲壮中满含温情,深沉中不失灵动。―――见《光明日报》

是一部大歌,是赞歌,是情歌,也是悲歌。―――见《文学报》

如果说王洛宾对西部风情的咏叹让无数歌者着迷;张者《老风口》对西域风韵的书写将会让无数读者倾倒。―――见新浪网

伟大和荒诞融在一起,而这荒诞生出的悲情,最是让人笑中带泪。―――《北京晚报》

张者的《老风口》语言豪壮粗粝而又细腻,其语感有骨力有血肉,所营造出的异域境界,如大漠悲风扑面袭来,如牧歌悠扬润心而入。―――见网友博客

每次出行,我都会带本书,去越南的时候我看完了《尘埃落定》,去怒江的时候,看的是《2008年中国随笔排行榜》,这次我带的是20099月号的《作家》,其中有篇张者写的长篇《老风口》让我的旅途一直在沉陷。―――见网友博客

小说插图之:汽车长龙

小说插图之:沙漠之舟

小说插图:被大风吹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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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岩》

文化

    谈到“红岩”,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一块红色的石头,引申一下人们会想到那是革命先烈用鲜血染红的石头。后来,出版了长篇小说《红岩》,人们会认为你说的是《红岩》小说,还会给你讲小说里的故事。说有个江姐,现在看来那可是美女,她面对酷刑不怕毁容,坚贞不屈,简直是酷毙了。这样谈《红岩》小说中的人物会让你大跌眼镜吧?《红岩》小说让“红岩”更红,红遍大江南北,不仅仅影响了整整一代人,还影响了80后和90后,只不过他们谈起《红岩》小说中的人物时,完全是一个新的视角了。我相信小说《红岩》的发行量是现在任何畅销书都无法比拟的,畅销书再火也红火不过它。

    可是,当你不谈小说《红岩》,也不谈用革命鲜血染红的那块石头时,连健谈的80后都失语了,不知道和你说什么了。当我说起一本叫《红岩》的文学杂志时,很多人就会摇头,连采访我的记者都会说没看过。《红岩》杂志可是一本历史悠久的文学杂志,它的前身是《西南文艺》,在1951年创刊,1956年更名为《红岩》文学月刊,刊名还是郭沫若题的,1959年《红岩》文学月刊停办,1979年复刊至今。

    难怪很多人不知道《红岩》杂志,因为它头上顶着太多的含义,就像一个人戴着太扎眼的帽子,人们往往忽略了戴帽子的人。说到这里,我不由为《红岩》杂志叫屈,这本杂志的发行量曾经高达三十万份呀,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一双绣花鞋》,《重庆谈判》都是在这本杂志上首发的;就是现在著名作家贾平凹、莫言、张抗抗等也在《红岩》杂志上发表作品。可惜,这样一本文学杂志和全国的其他文学杂志一样都面临着困难。如何让文学杂志扩大发行,使文学杂志走出困境成了同仁们的共同课题。

    让人欣喜的是《红岩》一直都在走自己的路,那就是善待读者,善待作家,特别是善待青年作家。《红岩》成了文学爱好者走向文学道路的铺路石,“红岩”的硬度能让你放心立足,就此起步,一个默默无闻的文学爱好者可以通过它而起步。

    我对《红岩》杂志当然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我的第一首诗是在《红岩》杂志上发表的,当时我还在西南师大读书,那是八十年代,每一个学生都是校园诗人,可是要发表一首诗那可是千难万难的。由于在《红岩》杂志上发表了一首诗,我被同学们另眼相看,当时就被同学们选为“五月诗社”的秘书长。那首诗坚定了我的写作信心,至今我在心中还感谢着发表那首诗的杨山老师。

    在《红岩》杂志上我发表了第一部小说,那部中篇小说可以是我的处女作。从杨山老师发表的那首诗到发表中篇小说,这中间整整隔了十年。这部小说是黄兴邦老师的责任编辑,我认为黄兴邦老师是最耐心的责任编辑,一部小说在送审之前他让我改了多遍,每次去他家我们都谈稿子,谈完稿子还在他家蹭饭吃。这样善待一个文学青年的编辑,真的会让人记一辈子。

    我在《红岩》杂志发表的中篇小说第一次获得了文学奖。那个由成渝两地的文学刊物联合设立的文学奖叫“沃野文学奖”,那个奖对我现在来说也许算不得什么,可是那个奖对我的鼓励简直是太大了,我至今珍视着。

    从1994年到1995年短短的一周年里,《红岩》杂志先后发表了我5部中篇小说,其中3个是头条。当时《红岩》的主编是张胜泽老师,在这么短的时间段这么密集地发表一个年轻作者的作品,这在当时不但要有眼力,还要有魄力。要知道当时《红岩》杂志的来稿那也是推积如山的,不但本土作者的稿子很多,全国各地知名作家的稿子也很多。当时的《红岩》编辑周火岛先生看了我的稿子曾经提出异议,说这么快的一部接一部的向编辑部投稿,而且每一部都很成熟,会不会是抄袭的?当我听到周火岛先生的异议时,我笑了,他的异议反而增加了我的信心。要知道周火岛先生是解放军艺术学院的高材生,他是著名作家莫言和阎连科的同学,他对文学的认识和理解以及眼光都是高水平的。他的异议其实是对我的肯定。

    我至今还记得,我的每一篇稿子都要“三堂会审”,所谓三堂会审其实就是为我召开的编辑改稿会。改稿会在张胜泽老师家里开,参加的人有赵晓玲老师,她当时是副主编;有黄兴邦老师,有周火岛先生。在改稿会上大家畅所欲言,可以说对我的稿子的方方面面都进行了讨论。现在看来,这种改稿会对一个文学爱好者来说真是有点奢侈。

    在《红岩》杂志上接连不断的推出我的小说,终于引起了全国的关注,《中篇小说选刊》开始选载,其他刊物开始约稿。从中篇到长篇,我开始一步一步地走向读者。

   《红岩》杂志是我的文学摇篮,它是我走向文学道路的铺路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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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早晨,当我打开新浪博客时,一位网友的留言让我大吃一惊。留言如下:

红的俊荷 2008-06-11 18:55

你知道吗,北川废墟下,掩埋了你大学时认识的一个女同学,她的名字叫翟虹!!!

翟虹,西南师范大学教育系的学生,她曾经是我的女友。得到这个消息我的第一反应是开玩笑的。可是,谁会拿这种事开玩笑呢?我根据留言者留下的电话打了过去,没想到这位叫“红的俊荷”的网友就是翟虹的同班同学。翟虹是绵阳市银监局办公室主任,五一前一个月调到监管科,她去北川,好像还是第一次在新岗位上履职,去检查工作。地震来临时她正在北川信用社开会,2点28分,也就会议刚开始,突然地震了,没有人跑出来。北川的地震不仅仅是左右摇,还是上下错动的,五楼一下就变成了一楼。通常,三楼以下的人生还的可能性为零。现在,北川已不允许非军人进入,她单位包括省银监局,都去那里寻找过她,可是找不到。三个开会的人一个也没有出来,整个北川信用联社被夷为平地,没有人员生还。

这是我唯一保留的她的一张照片,这是我在大学校园内为她拍的,照片不但是我拍的也是我冲洗放大的。我至今还记得我们在暗室里洗照片的情景。当她看到自己的影子在显影液里渐渐出现时,她惊慌失措地大叫,说这分明是灵魂出窍呀。这是她第一次看到冲洗照片,地点是西师三教学楼中文系的暗室。当时,她曾经问我会不会冲洗彩色照片,我说现在还不会,将来学会了我会再为你冲洗一张。她说那等到啥时候呀,不会是下辈子吧?

她毕业后分到了绵阳,我留在重庆,当时如果分不到一起,只能天各一方,这是八十年代校园友情的命运,有多少人都是这样分手的。我们分别后再也没有相见,没想到在大学校门口挥泪作别成了我们的永别。这辈子我真的没能为她冲洗一张彩色照片。她的照片永远也不会变成彩色的了,因为她已经去了那个黑暗的世界,而我也只能在黑暗中默默流泪。

 

   最后,我想说的是发表这张照片是需要勇气的,我在写这段文字时也尽量平静,不能让泪水将一切淹没,忍住......我只想平静地纪念她。翟虹只是一个小人物,她和汶川地震遇难的成千上万的同胞一样都是小人物,难道小人物就不能公开纪念嘛!有些心态阴暗的人甚至会说我在赚点击率,在炒作,点击率值几个钱?炒作的目的是什么?我想每一个心地善良的人都会理解我,我以我的方式纪念她谁也干涉不了。翟虹,虽然你还压在废墟下,谁也不知道你埋在哪里?如果你泉下有知看到有这么多人纪念你,也许你会安心的,这也是我公开这张照片的目的。翟虹你走好!

   

说明:我没想到我的一篇纪念文章会引来这么多的评论。说什么的都有,特别是有人认为这会对翟虹的家人有伤害,这种善意的忧虑我能理解,但是我不赞同。我们可以做一个换位思考,如果是我的妻子在地震中遇难,她大学时候的男友纪念她,我觉得我会高兴和感动,而不是生气,我会和他喝一杯一起纪念共同爱过的“她”。因为任何一个人都有美好的过去,而这些过去是值得尊重的,也是值得回忆的。如果我的母亲在地震中遇难,她青年时代的男友写文章纪念她,我也会很高兴,我为母亲在年轻时有这么美好感情而感动。无论是丈夫还是儿子他都不能拒绝一个人对死者纪念。因为她毕竟已经去了,这种纪念不会也不可能对现实生活的道德底线和准则产生破坏。

   在我们这个社会中有无数家庭,我们不可能保证我们的妻子或者丈夫过去没有恋爱过,甚至没有结过婚,昔日的男友纪念死去的女友,这和前夫纪念死去的前妻一样,都是值得尊重的。我不由想到为什么现在还有很多人反对父母再婚,他们只管自己的感受而不理解他人的感受。这是一种愚昧,这是一种封建,这是不知好歹。

   我要告诉所有的人,心胸不要太狭小了,不要太狭隘,我们都在说“大爱无疆”,可是有几个人能做到,又有几个人能理解。

    至于那些恶毒的小人在留言中进行辱骂,我只能将其删除。这就如有人在你的门前随地大小便一样,你只能默默地将其清除,你甚至不想知道他是谁,有谁愿意和这么无教养人一般见识呢。

   同时,我在这里发表几张同学们为纪念翟虹的照片,照片为翟虹的同学提供,谢谢他们的理解和支持。让我们一起纪念共同的同学。

 

孩子们为翟虹阿姨祈福

大学同学点起了小小的烛光,翟虹走好!

 

(这是一个网名为“俊荷”的翟虹的大学同学为照片写的说明,这照片为俊荷提供,并授权发表。在大学时俊荷为班长,翟虹为团支部书记) 

在涪江河边,哭想远行的同学翟虹

517日,得知翟虹所在的那幢大楼已没有生命迹象,北川已成死亡之城,我们绵阳同学商量:去北川,去北川,走过那条弥漫着血腥气息的路,一定要去废墟里找回她,抬着她去美丽的天堂,但此时,那么条已只允许救灾物质车通过。

非常感激:翟虹所在单位,直至省银监局的领导,都一直在设法找寻她。

519之夜,我们去高高的涪江河堤边,想念远去的同学翟虹。很感激翟红的几个战友几分种之后也赶过来。

听说,离开人世,去天堂的路很黑,晚风中,孩子门点燃了蜡烛,希望烛光照亮翟阿姨远行的路。

是国难的日子,我们让孩子们为翟阿姨默哀,但是,孩子拒绝了,他们说::不,生命是宇宙的奇迹,翟阿姨会回来!

我们坚强可爱的绵阳孩子,只同意为翟阿姨祈福!!

烛光中,绵阳美女同学泣声痛哭:“翟虹,听说你在北川,我们的心紧了,得知你生还可能性为零,我们哭了,无法相信,北川会夷为平地,,如果你真永远地远行了,一定安心的去,生死都是世间美丽的轮回,如果你能回来,我们同居一个城市,互相心疼着好好地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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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5-21 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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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在四川的青山绿水下储藏了太多的能量,这些古代的能量也许压抑的太久,它们幻化成恶魔,在5月12日突然发泄了,一时间地动山摇,飞沙走石,美丽的四川在颤动,大山深处的汶川地区成了一片废墟。这股邪恶的能量还波及了四川周边的省市,让全中国人民震撼。要降伏地震这个恶魔就必须用另外一种力量,一场“人”与“自然”的战斗就这样展开了。

   在这个星球上在人类的历史上,人类和自然的战争就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洪水、雪灾、冰雹、台风、地震、海啸……人与自然不仅仅是在和平相处,人与自然的斗争甚至是不以人类的意志为转移的。特别是在2008年的中国,真是一个多是之秋,春节时的雪灾把一个节日冻结在回家的路上,湖南的绿树和翠竹还没有从冰冻中抽出嫩芽,四川的地震又来了。

   四川是我的第二故乡,那里是天府之土,那里山清水秀,是国宝大熊猫的家。我曾经在四川重庆生活了十几年,那时候重庆还没有成为直辖市。当时,我走出校园在一个杂志社工作,在一个川剧团租房子住,那是一间十几平方的筒子楼,早晨会在咿咿呀呀的练声中醒来,美丽的花腔伴随着早晨的阳光让人陶醉。在川剧团住久了我就离不开那里了,整个筒子楼里的人都是我的朋友,作为一个单身汉我可以到任何一个朋友家吃饭。有时候我回来晚了,就会有阿姨来问我,想吃什么?我给你做。我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渐渐习惯吃川菜的,麻的,辣的,热烈得让人久久不能忘怀。四川人是那么豪爽、热情、善良、坚韧、倔强,他们不服输,不放弃,按四川话说“绝不拉稀摆怠”,遇事要“雄起”。后来,我又客居一所大学,还是筒子楼,咿咿呀呀的花腔被朗朗的读书声取代,那些漂亮的女生总是成群结队的,她们挺拔、灵秀、聪慧,在一个普通的地方有那么多漂亮的女孩集中,会让人恍惚,疑似在梦中。

    可是,就是这些热情、善良、美好的人如今却遭此大灾,怎能不让人痛心呢!

    当我得知四川发生了8级地震时,我的心一下就收紧了。我知道四川之所以叫四川是因为整个地形是以山为主的,特别是汶川就在深山中。四川人生活在山区,路难行,四川自古就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之说。四川地震伴随着的肯定是山体滑坡,又是雨季,还会伴随着泥石流。从听到四川地震的那一刻起,我就不敢多想,我守在电视机旁,几天看电视的时间相当于一年,那些被隔离在山中的兄弟姐妹,他们失去了家园,有的埋上废墟中,有的挣扎在泥水里,有的正面对着亲人的遗体哭泣,孩子没有了妈妈,老人无依无靠,男人妻离子散,姑娘没有了爱情。与世隔绝,音信全无。

      在地震灾区有我的同学,他们的音容笑貌一直出现在我的梦里。从知道地震的那一刻起,我一直给同学打电话,可是,他们没有音讯。时至今日,我还有两个同学没有找到,他们都是老师,我希望他们能和自己的学生在一起。从已经联系上的同学那里得知,有两个同学在地震中心,所有的房屋都已经倒塌,联系上的同学已经无家可归,成了难民;没有联系上的同学也许还压迫在废墟和瓦砾中……在校友录上同学们开始捐款,这些最直接的捐款在24小时内就到了受灾的同学手中。

    昨天,我接到了一个电话,那是从遥远的新疆打来的。我的表妹在电话中对我说,她在大街上手捧着募捐箱走了一天,共为灾区募捐了4600元。听到这个消息我的眼睛湿润了,我知道表妹是一个残疾人,她的行动需要拐棍的帮助,她的行走需要架着双拐一步一挪的走。她大街上走了一天,接下来她要在家里躺三天。她的双臂会红肿,腋下会磨破出血。在电话中她说,不痛,一点都不痛,我的这点痛算什么,还有人正压在水泥块下会更痛。当她在5月18号晚上看到我在中央电视台捐款的画面时,她又给我打来了电话。

   她说:“哥,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了,你参加了赈灾捐款我很高兴。”

   我告诉她:“表妹,我正在向你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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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是校园生活“后青春期”的绝唱

 

                                  陈晓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桃花》和《桃李》被称为姊妹篇,确实有它主题的持续性,就是对中国大学文化的一种关注。大学文化是个很复杂的概念,在当今中国尤其如此,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去把握它、表现它。张者的把握和表现是独特的,是不可取代的,小说中透露出的讽刺性,有一种软幽默。从《桃李》到《桃花》,张者可谓是当代校园文学创作的第一人。

    作品反映了校园中硕士博士这些人后青春期的特殊情调。

张者的校园系列目前出了两部,主要写了两类人:一类是大学教授,被称作为老板、导师;另一类是学生,包括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从这两个方面,通过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心理、他们的性格,以及他们在当今时代面临的一种价值选择来表现当今大学校园文化的状况,这种文化的状况是青春的、活力的,也是矛盾的、混杂的。

    张者本身在大学读过研究生,所以他对研究生文化有一种独特的感受。在中国研究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群体,它不像本科生那样充满青春、活力、热情,但是他们又是激进的、前卫的、反叛的。我们把这种现象作为一种文化来讨论,它应该是一种充满青春感伤气息的校园文化。从这个角度说,我把它理解为中国大学校园里存在的“后青春期”文化。这种后青春文化在中国大学里有漫长的传统,它一直存在着,但我们一直没有去表现它。

    我们过去的小说写到大学文化,要么表现一种单纯知识分子的文化,写大学的教师,写的是大学的人文精神;写大学生,写的是青春的、新兴的、前卫的姿态。比如: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新的《无主的伴奏》等……但是,中国的大学文化是如此的丰富,如此的复杂,当代文学表现的却很少,至少说它不是文学表达的主导方面,不是重头戏。我们文学的主题还是现实主义,还是写作乡村,一方面写作苦难,另一方面写作乡村的一种历史,即使是写作城市,也是商业社会的白领阶层、白领丽人。我们对大学文化写的如此之少,从这个角度讲,张者写作是有独特意义的,他是当代用小说反映校园文化的第一人。

    大学生进入研究生阶段,由于他们的年龄已经大了,算是青春期的后期了。研究生心态,心理,欲望,状态都进入到了后青春期时代。张者的小说写了研究生的后青春的生活,小说写的十分充分,非常独特。这样的生活经验是带有很强的中国本土性质的,因为在西方的文化中是没有这种东西,不存在压抑的、变形的、扭曲的心态,也少有一种比较矛盾的价值选择。小说中的师兄姚从新,他要寻找处女,真是莫名其妙,这和现在的年青一代开放的、前卫的价值观念不同,所以他一方面被认为是情种,另一方面被认为是傻X。

    当然,小说是反讽的,夸张的和漫画的,但从姚从新的身上反映了研究生独特的文化状态。这种状态是中国研究生中存在的真实的文化心态,由于巨大年龄落差和复杂的心理状态,他们对生活有时是迷惘的,有时是夸张的,有时是自虐的。这种迷惘和当年张承志在《北方的河》中写的迷惘是不同的。80年代的迷惘是通过强烈的进取来摆脱自己的青春的困扰或者是青春缺失的困难。张承志表达的是迷惘的一代,也是被耽误的一代,因为文革十年,他们进入大学,年龄都大了。而《桃花》表现的是研究生文化和当年张承志不同,张承志所表现的是,考上研究生就意味着拥有了一个时代,意味着他站在了时代的前列,意味着他们就是一个大写的人了,就可以与北方的四条河搏斗了。但是在《桃花》里,你可以看到姚从新所代表的这样一代青年,他们也考上了研究生,但他们的内心已经没有了当年的自信,这样的一种迷惘还在困扰着同学们,他们还在艰难的选择。

    张者小说却不是在一种沉重中进行推进的,他很清醒的知道当代研究生对沉重有一种消解能力,任何所谓的沉重都会在笑声中被消解。张者的表达是轻松的,阅读的过程是愉快的,语言是幽默的,贴近研究生和大学生生活的,故事还采取了戏剧化的方式,在一种似是而非的情境中去表达,整个作品带有很强的反讽特征。

    《桃花》写了一些与《桃李》不一样的坚守。《桃李》更多的是拆穿,大学的教授、大学的知识分子的一种伪人文精神选择。在《桃花》中,则主要是表现方正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人文立场。张者的作品不是一味地把方正写成高大全的人物、正面的人物。方正是一个非常可笑的、自相矛盾的、面临困惑的,同时在生活中的选择也是经常处于错位当中的这样一种状况。张者试图写出某种相对开始增长的知识分子正面的坚守的品格。这是张者的一种探索。

     从整体上上来说,张者有他很独特的一种讽刺的意味。大学中还存在很多令人痛楚的东西,同时在我们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当中,我们的政治、文化、经济的多元关系中,应该说大学精神与大学文化是有很复杂的内涵,同时有很深切的、很有力量的东西,或者说有一种痛楚的东西。张者基本上回避了这种东西。张者为什么会回避?或者说他为什么不去表现这些呢?张者追求的是一种讽刺性的小说,这种讽刺性甚至不是一种黑色幽默。它更像一种软讽刺,不像硬讽刺,不是像鲁迅的那种悲愤性的讽刺。它是比较温和的,是在寻找一种快感。在整个叙述中,它重要的是寻找一种快感,一种乐趣,所以,从某种意义上,它继承了《儒林外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一些因素。当然,这是两个完全不同时代的写作,表现的是完全不同的人,但是历史的变化在时间的跨度当中变化得非常巨大。我们可以看到张者对讽刺小说的追求,对讽刺的语感的追求、效果的追求。这种追求是有它的共性和特点的。

     文学是个多元的时代,每个人有他自己的选择。张者选择了这种一种轻松的、快乐的、嘲讽的、调侃的方式,就放弃了悲怆的、沉重的、痛苦的、直击历史深处的东西。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二者如何结合,这不只是张者面临的问题,也是是当代中国小说、中国文学面临的问题。这需要做出更多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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