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贤亮的镇北堡西部影城

    ――在中共银川市委“周末讲座”上的讲话

    鉴于我国文化落后的困境，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及时做出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决议。我个人认为，贯彻这个历史性的决议时，我们首先应该认识我国文化落后的原因。现在很多人认为当前国民素质低下、信仰迷惘、道德滑坡是改革开放造成的，是“一手硬一手软”的结果，实际上，当前我国文化落后的困境源于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那就是由极左思想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念推波助澜而最终掀起的文革“浩劫”，以及长期奉行的计划经济。这点必须澄清，不然对进一步改革开放极为不利。

    张贤亮在文中说，上世纪80年代初，他所写的小说《灵与肉》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随后长春电影制片厂想把小说搬上银幕。起初，他已同意长影厂将《灵与肉》拍成电影，并与长影厂编剧李玲修谈了构思，李玲修把剧本的初稿都写好了。随后，他在北京开会时，谢晋找到他，说一定要拍这部片子。因为上海电影制片厂已将此列入了当年的拍摄计划。对于谢晋的请求，由于与长影厂已经说好，他只能表示“没有办法”。但谢晋似乎并不甘心，他问张贤亮：“你们宁夏的宣传部长是谁？”张贤亮说是陈冰副书记兼任宣传部长。谢晋当时一拍大腿喊好：“这就有办法了，我找你们书记去！”

    从北京回到银川，张贤亮很快接到通知，陈冰要见他。在陈冰的办公室，陈冰劝说张贤亮把《灵与肉》交给谢晋拍摄，并说谢晋是他的老朋友，他在浙

   （银川晚报11月2日报道) 近日，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一系列文化战略举措，很快在全国文化界引起反响，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宁夏文化界的部分知名人士，就国家即将开启的文化发展战略和宁夏文化事业发展，以及如何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宁夏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他们各抒己见。现将部分采访内容刊登如下。

    当今世界，衡量一个国家社会发展总体水平和实力，不仅要看它的物质生产总量，更要看它的文化生产、传播和影响的力度。

    镇北堡西部影城又有新的亮点，将向广大游客推出“老银川一条街”景观。街道以复制原“宁夏省国民政府”即俗称“马鸿逵官邸”的建筑物为中轴，以解放前银川市最繁华的“柳树巷”（即现在鼓楼南的步行街）为蓝本。街长120米，两边店铺包括当年著名商号如 “百川汇”“天城西”“合盛恒”“敬义泰”及 “大陆文化社”“大公报宁夏分馆”“宝珍照相馆”等，各种式样的店面中杂有小饭馆小杂货铺，街中间还有当时银川市较大的“羊肉街口”“米粮市”巷口。迎向游客的两面一侧是当年银川市唯一的娱乐场所“承天寺戏台”，一侧是1958年前银川市唯一的对外交通枢纽“银川汽车站”。

    原“宁夏省国民政府”约600平方米，室内以文字、图片、地图描绘出自汉代建立“朔方郡”直到1949年和平解放的宁夏历史，突出旅游景点与展览馆相结合文化特点。街道两侧内部，有6个400－500平方米用现代建筑材料修建的大厅：一个大厅是“银川市建设成就展”，以图片展示今天银川市辉煌的新貌；一个大厅是西部影城作为“全国消防科普教育基地”必须设的“消防科普教育展”；一个大厅是台港日韩小商品小食品小饰物的专卖场，使这条古旧残破的银川老街加入了

关于文化产业及宁夏旅游的汇报提纲
——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中心组2011年第六次学习会上的发言

一、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世界上千千万万商品莫非两大类，一类是供给人们物质生活的工农业产品，一类是供给人们精神生活的文化产品。当今世界，衡量一个国家社会发展总体水平和实力，不止要看他的物质生产总量，更要看他的文化生产、传播和影响的力度。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在80年代曾说，“中国不可能成为世界大国，因为他没有可以输出的意识形态”，可见文化产品的输出量已成为“大国”身份的标志。我们现在虽然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GDP占全世界GDP8.9％，连年贸易顺差，但其中文化产品的进出口却连年逆差，文化产品的进口额是出口额的4－6倍，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的进口额为出口额的14倍。这还是海关统计数字，据知情人曝料，走私和由游客带进来的西方文化产品是报关数字的8倍。逆差如此之大，不但与我国文化资源大国的地位不相称，使我们距离所谓“

   新消息报（2011.8.13 张雪梅报道），2011年8月12日下午，镇北堡西部影城的百花堂内不停地传出笑声与掌声，北大光华管理学院EDP（中国企业经营者工商管理硕士研修班）23期学员与张贤亮互动交流。

    与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渊源

    说起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张贤亮感慨地说，自己的母亲在上世纪20年代就读于该所学校的前身——燕京大学，后随父亲到美国的哈佛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陪读。

    虽然母亲在该校就读只有短短的一学期时间，但这段渊源让76岁的张贤亮感触颇深。

    苦难历程之于人生的意义

    说起苦难历程之于人生的意义，张贤亮说，苦难

“文化”是个非常宽泛的概念，“文化产业”是个新课题， “发展文化产业”的必要性大家都知道，但怎样去“发展”，却各有各的见解，我想还是刨根问底从所谓“文化产业”的源头说起较能说明问题。

人类的正常行为（犯罪和精神病态行为除外）莫非两大类，一类是生产活动，一类是文化活动。世界上千千万万数不尽的产品也无非两大类：一类是满足人们物质生活需要的产品，一类是满足人们精神生活需要的产品。满足人们精神生活的产品就是文化产品。

文化产品是人类在日常活动中自发创作的，文化活动最早的组织者却是原始社会的部落，部落后来演变为国家，于是组织文化活动就成了政府的重要职能。不管什么部落或是国家，不论什么性质的政府，实行什么样的社会制度，都有一套为他服务的文化机构，举办以他为主的文化活动，向群众传播当权者的思想及主流意识形态，从最早的祭祀活动到今天盛行的“唱红歌”是一脉相承下来的。这些，我们今天称之为“文化事业”。到生产力发展至一定水平、老百姓衣食可以基本满足、市场经济也开始萌芽的时候，一些不由朝廷政府主办，而是从民间自发产生

    我的“书法作品”其实应叫做“毛笔字”，因为只有字而无“法”。虽然我启蒙很早，抗日战争时期举家从南京迁往重庆，为了“躲警报”住在农村，附近有青山绿水却无学校，五岁时家里就请了位前清的落第秀才来教我，老先生只教认字不教写字。开讲竟然是《古文观止》，既艰涩又无趣，后经我母亲干预，改教《唐诗三百首》。我母亲又说还是要学写字的，就买了描红格来叫我玩耍之余自己学着填。家慈自小受西方教育，也不懂书法，看我只要把空白处填满就行了，纯粹是“涂鸦”。不知这种描红格本子现在还有没有，我觉得那还是有些益处，可让学生对汉字结构有初步印象，但因为是在线框中的空白处填墨，会使人忽视了笔法，而“书法”首先在于笔法，即用笔之法。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懂什么笔法，拿起笔便写，这也是我不敢称自己的毛笔字为“书法作品”的缘故之一。

    想起来练毛笔，是在用电脑写作以后，我可以说是中国第一批用电脑的作家，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用一种叫“文字处理机”的“机”“处理”字了，接着用286、386到486……时间一久我逐渐觉得用笔写不好字、也不习惯用笔写字了。我平时爱即兴写点旧体诗词，而旧体诗词用电脑打

    上世纪70年代末“文革”结束后，有一项对国家命运非常重要的举措，就是“平反冤假错案”。这项举措启动了改革开放，没有“平反冤假错案”，就不能把人们从多年的高压下解放出来。解放了的人们也才有胆量进行“改革”，才有胆量去“开放”。虽说这是党中央的政策，但贯彻这项政策的人最为关键。“文革”刚过，“两个凡是”的阴影未除，“解放思想”还在艰难起步，忽然要查陈年旧案，给冤枉了十几甚至二十多年的“阶级敌人”翻案，无疑是非常困难的，但我有幸遇到了陈冰同志。

    我是因1957年在那時西北权威的文学刊物《延河》上发表长诗《大风歌》而打成“右派分子”的。这个“打”字相当于今天网上的“板砖”。“板砖”是由官方挑弄指挥的，能决定人的生死存亡，其猛烈与可怕可想而知。我的“右派”是被《人民日报》点名的，故而受到严厉处分：“开除公职劳动教养”。1963年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又“升级”为“反革命分子”，罪名是“右派翻案”和“知情不报”。到1978年给右派分子“改正”时，有关文件规定，当初打成右派的人又有新的罪行，不应予“改正”。这样，在文学界著名的右派如王蒙、刘宾雁、邓友梅、李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