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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突然就凉着了，感冒就来了，鼻涕呀，眼泪呀，苦大仇深呀。今天一到办公室，差不多一半以上人都感冒，有的人前几天还发烧，咳嗽。我笑着对我的“同房”说：你是猪啊，流感。
露露很开心地把感冒药发给我们，“一人两颗噢。”我认真响应，结果……
中午几个朋友聚，我看着世宾的脸怎么感觉越来越圆，礼孩就在我对面，形象却模糊了起来。忍不住，我睡着了。这颗好药，让我上了出租车一路睡到了家门口，然后回家接着睡到了5：30。天，神药啊。它不是治感冒的药，是安眠药啊。
上午，二审给我一堆稿子，我就知道，今天的阳光被云遮住了。
送了放在我这儿很长时间的几个稿子，都说有这个那个的问题，没给过。有的就要修改。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那就是俺不是说话管用的人呀。如果管用，我就出一刊物，把天下所有的文章都登出来。咦，对，也有呀，网络。
围绕“网络文学”这一阵子参加了两个会议，一个是“P代与E代的对话”，说了一些直捅捅的不讨人喜欢的话。一个是大学的座谈，说了一些对学生有用的话，因为我是过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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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的天气真是怪，直接就从夏天进入了冬天。昨天在办公室看了一天稿，那个小小的取暖器在黄金明的“暴力”下，居然就不能用了。看了一整天的稿子，晚上别人吃饭，我只好打车回家。送了十个稿子，其中只有一个散文。是呀，我们的散文版面越来越少了，更别说诗歌。
所以，我郑重告诉各位，诗歌别再给我了，是我不想老等和拖。请发至我们的公共邮箱吧。
上午帮北京的一个朋友出门办事情，下午，泡了一杯酽酽的普洱，窝在我的那一张舍不得扔的破沙发里，再读王棵、田耳和冉正万，这三个都是很有实力和特点的作家。前天晚上和一众人吃饭，其中一位评论家（我从内心把他当成我的老师，不论是从人品还是文品而言）和他的太太，也是小说家，对冉的评价还是很高的。
王棵，是一个有野心的作家。他正渐入佳境，这是一种气场冲和、一切尽在把握之中的状态，腹中尽有千秋。能轻松自好地书写现代人的“恍惚”，这不易把握。
其实，他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军旅作家。
这一堆的纸张，让我的思维兜兜转转。就是老要起身续水，打断思维。唉，如果有一个书童多好。反正是别指望我们家大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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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稿子送审后很快通过了，但因为许多原因，排期一直往后推，这真是让人闹心。
你们和我一起，培养耐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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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之言
如歌岁月
——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叙事体散文全国征文
我和《庄世平传》 廖琪
旧词条
炊烟消逝的村庄
别都让岁月带走
半边莲
八十年代的文学记忆
黑白黄蓝
绿色缭绕
历史收藏
金小说
过云雨
不能点亮的夜色（中篇小说）
谁是电工
作家现在时
以文学召唤道德的回归
——浅谈张惠雯的短篇小说《生》（评论）
生（短篇小说） 张惠雯
理想主义的文学（创作谈）
发现
与曹植书
散韵
浮石飘色
重点
尖锐的人（外三首）
诗轶
露天舞场
同一个时辰
蓝色的泸沽湖（外一首）
在端木先生铜像前
或许这些都是真的（外二首）
必须（外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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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之言
文学于激情
——纪念建国60周年叙事体散文全国征文
那年，那月，那份情 ［广东］莲 子
胖妻 ［重庆］杨从彪
五伯的手艺 ［广东］王哲珠
我的翠花村 ［江苏］张素伟
远去的进行曲 ［广东］郁 茹
明灭 ［广东］傻 正
金小说
大莽山女子（中篇小说）
绝壁
朝圣
护鸟人
女子澡堂 梁宾宾
作家现在时
我们Ô本拥有的东西越来越少
死亡的诗意（散文）
我想描绘的不是死亡的恐怖
散 韵
夜晚几种
重 点
柏拉图的耳朵
诗 轶
在空中打工（外二首)
槛前山深水寒（外一首)
广东男人
我听见蝴蝶断翅的声音（外二首）
现场（外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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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几天前写的一个东西，重新贴一次。）
今晨起，头晕，因为昨晚喝了不少，不舒服。
昨晚睡不好，全是手上要做的事情在脑子里转悠，感觉自己就是一个劳模。一直往外冒的是，将要与一个作家做的访谈内容，就在眼前飘，却有点儿抓不住。
早上，与一个作者QQ，他的工作状况发生了变化，对他说了一些励志的话，居然发现，其实我是在变化的。
张鸿
我是一个很要强的女人，我自己也知道，但现在也开始柔软起来了。
是的，我要让自己柔软起来，是心的柔软，对自己对亲朋，但绝不对恶人。
从今年一月起，发生了一些事情，对我对我周围的朋友也有影响，或许说是别人发生了一些事情，对我产生了影响吧。
有结果的一天很快就会到来，我将会记录下这一切。一个朋友的女儿--北广的编剧系女生听了这个故事后，很惊奇地说：这个事情太有故事性了，揉杂了许多的现代元素，比方：偷窥（电话纪录）、诬陷短信群发、恐吓、利诱，发下流到极至的短信，以及令人发指的给两天后就要高考的少女发匿名信。
我已经能很坦然地看这些留存下来的短信了，就当这是一部与我无关的三级片。
几天前我写了一篇《白兰花香与狗屎臭》，是我第一次将此事开始说出来，因为我知道，国有国法，一切都在进入正常的程序。我从来不原谅恶人。
前几天我又收到了“对方”的短信，大意说我“又土又丑”，怎么会有人看上我，呵呵，我回复他：XX，你这样秃头谢顶，斜眉歪眼的人，只能自恋吧，真让人作呕。真是的，我是从来不愿意骂人的人，对这种恶人，不骂是不行的，他现在六十岁，不骂他，他是活不到六十二岁的。我坚信！
我承认，你这种流氓的行为，从今年一月起，影响过我的生活，不能静心复习，不能静心写作。但现在日子不好过的，不是我，不是我们这些与你相对立的人了，而是你，或者你们，从那时起就无宁日了。
我从来不认为我是一个文化人，因为有许多自认为是文化人的人是最可耻的人。我是一个写作的女人，但我不是女作家，因为我不是那些曾经被欺侮的“女作家”，我是一个军人，多年的军队生活，让我只把你这种人看成一只虫，一只将被捏死的虫。你不好彩，遇上了我。不要认为你这种级别就能让你“鸟”起来，屁吧，我见得多了，但没有你这么下作龌龊的。
生活是美好的，广州的天也日渐蓝了起来，就如我的心情。
谢谢一直坚定支持我的家人，包括我们家大嘴，他是那么懂事。谢谢我身边无数的好人，因为我是好人，他们也是。你们细小的言行都让我感动。
我轻松愉快，我心地坦然，我既坚强也开始柔软。
《情迷六月花》：圣杯与剑
亨利•米勒说：我对生活的全部要求不外乎几本书、几场梦和几个女人。
今天早上我哭了
我哭是因为我爱这条让我离开亨利的街道
有一天或许也会因为它让我回到亨利的身边
我哭也为了成为一个女人的过程如此痛苦
我更为了从今起不再哭泣而哭~
——阿奈丝•宁
这是美国影片《Henry & June》（《情迷六月花》）中的台词。
1931年12月5日，阿奈斯•宁遇到亨利•米勒，很快将亨利和他的妻子琼带进她的肉欲世界，无论现实还是虚构的，宁一次又一次藐视一夫一妻制的行为令她的丈夫雨果惊恐不已。
亨利•米勒（Henry
Miller，1891-1980），美国文坛举足轻重的作家，毁誉参半。著有自传三部曲《北回归线》、《黑色的春天》、《南回归线》；殉色三部曲《性爱之旅》、《情欲之网》、《春梦之结》等等。
琼•曼斯菲尔德，亨利•米勒五位太太中的第二任，是她激起亨利•米勒的张狂而又粗糙的欲望、燃起难以控制的写作激情。
阿奈斯•宁（Anais
Nin），西方性文学女作家，西班牙作曲家琴宁的女儿，金融家雨果的妻子，作家亨利•米勒的情人……以日记体小说《火》（The Diarv
of Anais Nin，又名：《亨利、琼和我》），这便是本片的创作蓝本。
1931年的法国巴黎，亨利•米勒正在写着《北回归线》，而阿奈斯•宁也在写着分析D•H•劳伦斯（D H
Lawrence）的文章，当二人擦出炙热的情爱火花，接着琼从美国来到，于是三人之间的纷乱撕扯的爱情纠葛开始了。
阿奈斯宁怀抱打字机穿行在游荡着波希米亚侨民的街道里，目睹着怀揣各种技能却从事扒窃的行当的底层流民，满眼的惊异。亨利便混杂在如此的人群里，与她的相见仍旧是冷冷的言语，然后迫不及待地将她牵进简陋的酒吧面包糊口，再借她的钱搂着裸露的妓女匆匆爬上了阁楼。
在如此的境遇里也殁不了亨利的才华，谁又能真正理解一个文字的行者，一个自嘲为“流氓无产者的吟游诗人”的超现实主义先锋文学的奠基人，一个六十年代垮掉一代的预言家。
正是应为亨利•米勒不羁于伦常，巨大的反差产生巨大的诱惑。
宁饶有兴致地与亨利讨论哲学、文字以及不曾谋面的妻子——琼，还有在亨利描述下窥得的琼在纽约的同性恋经历。文字的征服与吸引，言谈的广博与深隽，思想的跃牵与孤独……燃起汹汹“爱”的欲焰，静谧在彼此行间字里的遐想里
电影根据阿奈丝•宁日记体小说改编，故事中的男女主人公在现实生活中的重要文学地位，所以对于这部影片，已不仅仅是简单的用情色就能概括的了。导演菲力普考夫曼在电影中运用的大量的性描述和性幻想的场面来体现其电影独特的文艺价值，这一次，考夫曼的视角是女人的性解放，将文艺和性在120分种的电影中得到的完美的结合，终成世界情色艺术电影的经典作品。
阿奈丝从性幻想发展到性体验，最后发展到对同性的迷恋，将她所有的性体验和迷乱纷纷的性幻想记录在日记中，正入她后来自己说的一样，那是女人成长的痛苦过程。
我很自然地联想到了美国女性主义作家理安•艾斯勒所写的《圣杯与剑》，圣杯，在古代欧洲乃是女性生殖器的象征，它是人类的生命之门，它创造和孕育着生命；而剑，在印欧地区，则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征，它是暴力、杀戮和抢劫的象征。艾勒斯认为，圣杯是人类社会伙伴关系的组织模式的象征，而剑则是统治关系的组织模式的象征。宁、亨利、琼之间的纷争说小是男女之情，说大是那个时代背景下的“圣杯”与“剑”之战，时而是女性占主体，成为性的主角，时而是男性意识回到主体地位，就像运动中的钟摆。
从远古以来，社会的模式越来越以“剑”为主，而不是以一种和平的“圣杯与剑”同在的方式存在，这样，就势必出现以男权话语为主的社会形式，同样，女人也就从属于男性。但任何的存在都不会没有阻力，于是，不同的声音就会永久存在。不论以哪一种存在为主，都会出现不和谐的声音，这就是男女两性之间的战争。
就“性”方面来说，这种存在和它的社会模式是同步的，剑主导着圣杯，不允许改变。
阿奈斯•宁，改写了她的社会话语，不顾忌任何男性的指责，将30年代法国上等社会女人的古典高雅和骨子里对性的渴求完美结合，将女性主导“性”的思想放大，放纵，带给她的感受是自由和人性的解放。她果敢地混淆性别，自柏拉图始开始讴歌的男同性恋被她们敏感地衍生到女性群体。
女人的成长，不仅是个体的事情，同样也是一个社会问题。路远且不平坦。
理安•艾勒斯在书中强调的是一种男性和女性的一种平等伙伴关系，在宁看来，这种平等在性和思想的解放。
我们将话题拉近来，在我们当下以男性话语为主的生活中，偶尔出现一两个自我解放的女性人物，就一定会被社会所唾弃、谩骂，比如木子美。从社会学角度来说，她就是一个21世纪的阿奈斯•宁，她生活的这个时代还不允许她自身的成长，不允许她有对性的言论自由，不允许她自主达到高潮。
理安在书末设想着社会、两性的进化，也就是说，社会成为一种男女平等的伙伴关系是一种最佳状态。
但我想：一个钟摆两边摆动的情形如何改变？理安的说法，也许就是让钟摆停止摆动！
战争会一直持续下去的！许许多的阿奈斯•宁仍然会哭诉：成为一个女人的过程如此痛苦。
弗里达：在熔岩上舞蹈
弗里达半裸着躺在车祸的废墟里，钢管穿过她的身体，鲜血象触目的花朵，闪烁的金粉洒满她的全身。这就象是一个弗里达一生的隐喻，千疮百孔，然而却美得惊人。这是影片《弗里达》中的一个镜头。
有谁能说：我比她还自我，还富有个性？
我一直试图让弗里达远离我的视线，可她能离开我的视线却不会离开我的内心，她让我的生理和心理产生具有很大反差的反应。
弗里达•卡洛，一个非典型的女人、一个特立独行的画家、一个死亡在她的床边跳舞严重车祸受害者、一个在美国成为'大西洋海岸最热门的人物'残疾绘画者、一个一生经历了大小32次手术和3次流产，最终瘫痪，依赖麻醉剂活着的女人，一个用自己的画写自传的强人……
一个艺术家的作品与她的经历密不可分，弗里达的作品多自画像，每每袒露出赤裸的五脏六腑，令人感觉与她传奇的一生同样地惨烈。她却像一朵奋力开放不容摧毁的花朵，也许那就该是罂粟——恶之花，于黑暗中绽放出最浓烈的影像，成为一个暗藏叛逆、优雅、总是与众不同、有着独特装扮的弗里达。
第一次“遭遇”弗里达是多年前看到一幅画，《我的诞生》，一个房间，一张床、床头一幅画、床上一个蒙着面的女人，女人的下体一个正在出生的脑袋，血腥、充斥着死亡的意味。
人是矛盾的，弗里达的画让我生理产生巨大反应的同时，我深深地记住了她，并有意识地去寻找有关她的资料和画作，让自己再次产生反应。
弗里达•卡洛的故事开始和结束于同一个地方。一幢一层楼有着许多绿窗户的蓝房子位于伦德雷斯街和艾伦街的交叉处，它是女画家的家，也是她生后的博物馆。这里有弗里达•卡洛的调色盘和画笔，床边放着她的丈夫迪戈•里维拉的毡帽；衣橱上写着：“弗里达•卡洛1910年7月7日出生于此。”院子里的蓝墙上也刻着一行字：“弗里达和迪戈1915年至1954年生活于此”。这个地方见证了弗里达•卡洛一生三件重要的事实：出生、结婚、去世。
6岁时，弗里达患上了小儿麻痹症，这使她的右腿明显瘦弱，终身如此。但她从小就有惊人的美貌，她有黑色的长发，两条长眉毛就象鸟的翅膀，下面是一对迷人的大眼睛。
弗里达天性活泼好动，读中学时，就是个淘气的、爱做恶作剧的女生，她很快成为学校里一个主要由男生组成的惹是生非的小团体的头目。在学校里，弗里达第一次遇到了她未来的丈夫，著名的墨西哥壁画家迭戈.里韦拉。他被找来为学校的礼堂画壁画。
1925年9月17日，15岁的弗里达.卡拉遭遇到一起严重的车祸，断了的扶手从弗里达身体的一侧刺入从另一侧穿出来，这造成了她脊柱、锁骨、肋骨断裂，骨盆破碎，右腿11处骨折。此外，她的右脚脱臼，粉碎性骨折，肩膀也脱臼。此后一个月，弗里达不得不平卧，被固定在一个塑料的盒式装置中。
弗里达的生存意志和渴望使她活了下来，不断地康复。车祸后不久，她就开始画画，因为禁锢在床上的生活过于无聊。这成为她终生的职业。在很多方面，她的美术作品是她在医疗过程中的个人痛苦和斗争的编年史。但这些作品的源泉仍然是她的天才和热情。
她大部分的作品描述的都是她自己的故事，画的最多的题材就是她的自画像。在这些作品里，弗里达经常把她自己画成穿着墨西哥的传统服饰，周围是她的宠物和她家乡许多葱翠的蔬菜。她的作品总是非常强烈，有时是写实的，有时是幻想的，表明她的艺术和生活是不可分的，即是奔放的有时悲剧性的。
她爱墨西哥的一切，它的色彩、民间艺术、传统服饰，以及重视诚信和家庭的价值观。
虽然弗里达奇迹般的康复了（她又可以走路了），但在她以后的生命中还是经常遭遇剧烈的疼痛和无力，这使她需要频繁就医，长时间地卧床，接受无数的手术。她曾经自嘲说她创造了接受最多手术的世界记录。实际上，她一生中大约经历了30次手术。她有时不得不依靠酒精、麻醉品和卷烟来缓解肉体的疼痛。
她出院后，有朋友介绍她认识墨西哥的艺术家团体，其中包括了迭戈.里韦拉。
1929年8月21日里韦拉和弗里达结婚。在他们整个婚姻中有过恩爱、外遇、创作性的合作、憎恨、以及最终在1940年的离婚。他们的婚姻被形象地叫做大象和鸽子的结合，因为里韦拉又大又胖，而弗里达娇小瘦弱（身高仅5英尺出头）。
弗里达夫妇都相信共产主义。他们投身于墨西哥的人民运动，为本国的民族文化骄傲。他们将自己的想法与许多墨西哥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分享，一致20世纪的前期后来被称为墨西哥的文艺复兴。
尽管里韦拉和很多女人有染（甚至里达的妹妹），但他仍给予弗里达极大的帮助。他建议弗里达穿传统的墨西哥服饰，那种长长的、华丽的服装，佩带珍奇的宝石。这配上弗里达厚厚的一字型的眉毛，成为了她的特征。他也喜欢她的作品，是她最大的崇拜者。反过来，弗里达也是里韦拉最可信赖的批评家，以及他生活的热爱者。
弗里达将她所有的感情倾注在画布上。她画她暴风雨般的婚姻带来的愤怒和伤害，画痛苦的流产，以及车祸带来的肉体上的痛楚。
尽管弗里达的生命中充满了痛苦，但她仍然是一个爱交往的人。在交际中，她常常是不停地说脏话。她喜欢喝龙舌兰酒，喜欢举办狂欢的宴会，在宴会上，她会对着来宾唱黄色歌曲。她会对客人讲色情笑话，使所有人——包括她自己——都深感震惊。她所到之处，人们都被她的美貌征服，他们停下脚步注视着她。
弗里达充盈机智，有点男孩气，又极具女人味，她大笑起来非常有感染力，或表达欢愉的心情或是对痛苦之荒谬宿命的认可。雕塑家诺古奇爱上了她，苏联的政治人物托洛茨基也爱上了她。法国诗人及散文家布雷顿形容她：“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正如在德国浪漫主义最辉煌的岁月里一样，是一位有着全部诱惑天赋的女人，一位熟悉天才们生活圈子的女人。”
在她的婚姻过程中，她和数不清的人们有过性关系，只要他们著名且长得漂亮。里韦拉也是如此。他们夫妻两人互相爱着对方，但他们都是性格狂野、思想自由的人。弗里达是她那个时代最著名的荡妇，她勾引她看上的每一个人。.
正如许多的艺术家在性取向上与众不同，弗里达是一个双性恋者，她毫不讳忌自己的同性恋经历，与很多女人产生情感并彼此交融。我理解这种情感虽然我自己无法融入其中，所以我不赞同人们在表述弗里达产生这种情感时所用的一个语词，就是她和很多女人“发生过关系”，这个语词放在任何语境中，都是一种很不尊重别人也不自重的说法，他们没有意识到地就将自己和他人置于动物的地位。
全世界都有弗里达的崇拜者。但弗里达平生只在墨西哥开过一次画展，那是1953年的春天。那时弗里达的健康已非常糟糕了，医生告诫她不要去现场。来宾们刚被允许进入画展，外面就响起了警报声。人群疯狂地涌向门外，那里停着一辆救护车，旁边还有一个骑摩托车的护卫。弗里达.卡拉睡在担架上，从车里被抬出来，进入了展厅。她的床被放在展厅的中央，人们上前祝贺她。弗里达对着人们讲笑话，唱歌，她甚至还整晚地喝酒，所有的人都很开心。画展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功。弗里达告诉记者说，“我不是生病，我只是整个碎掉了，但是只要还能画画，我都会很开心”。
就在这同一年里，由于软组织坏死，弗里达不得不截去膝盖以下的右腿。这使她极端地忧郁，产生了自杀倾向。她曾自杀过几次。她于1954年7月13日去世。没有验尸。有谣传说，她是自杀。她的日记里最后的话是：“我希望离世是快乐的，我不愿意再来”。
让我感怀的是弗里达的初恋，犹如常人一般，她的初恋在她的内心延续了一生。也许可以说，是她的初恋使她成为一个画家。学生时代，她是卡丘查的领袖人物阿里亚斯的女朋友。她写给他的信鲜活地展示了她从一个小姑娘进入青春期最终成为一个成熟女人的发展进程。它们还显示了她极具诱惑性以及那种倾诉自己生活和感情的强烈冲动，一种最终驱使她画大部分自画像的内在需求。她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画成画——《一个吻》、《生病在床》等。她告诉阿里亚斯：“一到夜里，死亡就来到我的床边跳舞。”她的第一幅真正的画《自画像》是这时送给阿里亚斯的，她成功地将自己画成一个美丽的、脆弱的、但有活力的女人，以一次视觉上的恳求在觉得失去最爱的人的时候所作出的一种爱的赠予，以至后来她的自画像成了她命运起关健作用的有魔力的护身符。她对阿里亚斯说：“我留给你我的肖像，在我不在的日子，你依然会有我的陪伴。”
在整个一生中，弗里达运用她的聪明、她的魅力和她的痛苦来牢牢控制那些她爱的人。然而，弗里达日渐增强的痛苦和渴望使他们的关系难以维持下去。
弗里达，就像她的画，“有时甜美如同微笑，有时绝望得如同生活的苦难”，这大概就是造物主想让她展现的生命华彩。造物主给她非常人所能承受的深重苦难，是为了激发出她灵魂最深处的渴望，让她展现出深藏在她体内的常人所没有的璀璨光芒。
她的一生都在用心灵在炽热的岩浆上舞蹈着，直至再也不能承受，不能承受……，而坠落坠落……
同名电影〈弗里达〉做为2002年威尼斯电影节的开幕片，由女导演茱莉·泰摩执导，米拉麦克斯公司出品。弗里达一角历经多位一线女星的争夺，最后落在塞尔玛·海耶克（Salma
Hayek）身上。此片在弗里达的家乡墨西哥气势如虹，首映周就占据了票房宝座。如果不是弗里达，情况会怎样？
而我将让她就此离开我的生活，一直前行。
这个访谈是我多年前做的，金敬迈（老迈）是我此生最尊重的人之一。我的访谈目的非常之简单，问话也极简单，只是为了让老人能说心里话。
渡尽劫波心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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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2月20日 13:59信息时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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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 “酷”人老迈 采访老迈（金敬迈）时，《鲁豫有约》节目组刚刚结束为期两天对老迈的采访。 我一直很关注老迈的一本新书，不是那本让老迈“名声大噪”的《欧阳海之歌》，而是老迈最近获大红鹰文学奖的《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时代不同了，这一本书出版了，老迈没有“红”起来，他说这才对了。 这本20万字的书是讲述老迈被囚禁于秦城监狱的那一段历史，它是一段个人的历史，也是一段社会的历史，折射出时代的某些印记。 老迈宏亮的声音依然没变，形象还是那么“酷”，话语还是那么幽默。他回忆年轻时说：写出《欧阳海之歌》既偶然也并非偶然，要不我就可能写出别的什么歌。回首这本书让我经历的一切，我不后悔。 人物简介 ●1930年8月27日生于南京市,工人阶级家庭,本人成分学生。 ●1949年初参军,四野后勤宣传队、文工团演员。 ●1962年,成为广州军区政治部话剧团创作员。 ●1965年《欧阳海之歌》出版。 ●1967-1975生产 ●1975-1976劳改 ●1976-1988广州军区创作室创作员 ●1988年离休 流着眼泪开玩笑 张鸿：可以说您不是一个作品等身的作家，可是您的《欧阳海之歌》“整整教育了一代人”，现在又有了一部《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有人说这是一段沉重历史的记录，让受过您教育的一代人又唤起了许多回忆。您自己如何看待这一切？ 老迈：我的命运和《欧阳海之歌》的联系实在太密切了，这是我所没预料到的。人的一生能有我这样的经历，应该是够丰富的。 我历来抗上。小时候，我特别胆小特别怕事。我们兄弟姐妹五个，爸爸最喜欢我是因为我老实。 抗上性格的形成是我们流浪到了四川万县之后。当地孩子欺负下江人，每天追着我打，我只能躲避逃跑，越跑就越打，为了逃避那些打我的孩子，天不亮我就去上学，学校在观音阁，天冷，还没开门，我就藏在金刚像下面。从那时起我就产生了要反抗的想法。 此后，我对一切强势、强者、优势、优者、尊者、长者，一切危及到我的人和事都有一种反抗意识。 父亲去世后，我上街卖油条烧饼、擦皮鞋贴补家用，仍受孩子们的气。这一切委屈我从没有告诉任何人，没有求任何人来帮我。有本事打得过，我就打，打不过我就跑，求别人来帮我，绝不干。长大以后也如此，我从不汇报从不背后说人坏话，我崇尚敢做敢争，我认为倚仗任何他人都是一种很卑劣的行为。 我1949年参军后到部队宣传队，经常演戏唱歌跳舞，1962年底才开始创作。那时我正在写一个剧本，是表现一个非常好的战士。 我认为，真理不依附职位的高低，智者更不在于他的职务如何。可是剧本没有形成高潮。 就在这时，碰到了欧阳海拦马救车这件事，我把英雄人物的名字和某些事迹加到了我要写的那个战士身上了。我把我多年来部队生活的感受都融合在一起了。 书一出来我就“红”了，上了天安门城楼。 我曾连打三次报告推辞调我去北京工作，说干不好，我连一个班长都没当过。但几次推辞还是推不掉。我也不曾收集什么领导人的黑材料，我不敢，也不会。可一出事谁都说不知道。我说我负责，领导还批评说“这么大的事你敢负责！”事情不在大小，在于该不该我负责，就是天大的事情，该我负责就得负责。 我坐在牢房里，脑子不停地思考，最终，从要发疯的状态下挣扎了出来，没有发疯。 坐牢对我来说有一个好处。既然把我关到单身牢房里来了，走到底了，我还怕什么，还担心什么？我已经没有可怕的了。 在牢里，我也要尽可能地展示出我的尊严，展示我灵魂的高贵。我是个穷小子出身，穷并不意味着我不高尚。这本书里可以看到我在处处维护我的做人的尊严。 我不服，就是坐牢我也绝不服，我就是要乱说乱动。我生平无不可告人之事。像关野兽一样，是关不住我的。我干嘛要捡烟头，干嘛养小鸟、育蒜瓣？ 我是关不住的人，我不能让自己发疯。我成天都会看着那32块小小的天空，寻找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月亮。 人哪，一撇一捺，顶天立地成一个大写的人。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想在有生之年把我的经历写出来。2000年，我和老伴去北京，贺捷生（贺龙元帅之女）让一个杂志的主编向我约稿。后来，这部书稿就给了出版社。我很感谢那个主编，能给我这个大红鹰文学奖，很谢谢了。 这本书完全是我个人全凭回忆的自言自语，不可能也不奢望得到更多人的认同。人各有异嘛。如果听完我的唠叨，还有人对我、对我所处的人生境遇，有半分的理解，一分谅解，一分半宽恕，我就心满意足，聊以自慰了。 我也是无聊。一把年纪了，还流着眼泪开玩笑。 书出来了，是好是坏自有评说。可我感谢那些读懂了我的书、读懂了我的人们。 下面是一个读者看了我的书后寄给我的一首诗，我珍藏着。 月亮 《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读后感 ——赠从未谋面的老迈 老迈啊！读罢你的书，我心潮起伏，泪眼汪汪。 你述说的远不只是你个人的苦难；那凄苦对我来说，是如此的熟悉、这般相似，和你我她的感受几乎完全一样。 不同的是，你在屈辱中充分展示了人性的高贵；你在磨难中，显示出了弱者灵魂的刚强。是不得温饱的童年，是擦皮鞋、叫卖烧饼油条的经历给了你营养？ 巨人巨掌和他拥有的巨大的山没有压垮你，更无法让你屈服。因为你有着一根宁可折不可弯的脊梁！ 但愿苦难已成过去，我们还有我们的明天可以向往。 老迈啊，我从未见过你，书中插页的照片上你已是满脸沧桑。 可以想象你年逾古稀又满身是伤，你该不会是已经老眼昏花、步履踉跄？不，不，不！如果真是这样，我将来到你的身旁。 我要搀扶着你一同迈出门槛，去看望夜空中那一轮圆圆的、没有切碎的、好大的月亮…… 无拘无束度晚年 张鸿：您现在活得很自在，也从不去锻炼身体，不急着写作品，只是抽着烟，漫不经心养大脑。然后就是出去和年轻人聊天座谈，看看电视，看看球。 很多读者很想知道您是不是已龙钟老态，口齿不清了？ 老迈：总体上说我很愉快，无所求就无所失。我是个很随意的人，生活也就处在一个无拘无束的状态中。 再则我人缘好，朋友多，活动也就多了。经历过这些苦难，把很多事情看淡了。个人的苦难可以忘却，但民族的苦难是不能忘记的。 这十几年没有发表什么东西，只是不时地写，写了就扔。早上早起，随意敲敲电脑。以前还去打打台球，现在年纪大了，水平也没长进，就不怎么打了。 近来准备写《人生路漫漫》系列，已出版的《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是《地狱》的第二部，第一部是没关到秦城监狱之前，到处揪斗挨打那一段，《天堂》的第一部是《欧阳海之歌》写成之后的经历，第二部是到了北京之后的情况，《人间》是写出狱后劳改直至今天。 我心态还算年轻吧。因为我老是忘了我自己的模样，不照镜子不知道自己的那一头白发。自己的形象是糊模的，看别人是清晰的。所以我一坐上公共汽车就想让座，别人让给我我还不好意思也不忍心坐下去呢。 我看球但从不看足球，对足球我有我的看法。 足球很野蛮，这是指足球的规则极其荒唐。 足球的规则说明人类的致命弱点所在。一个世界或一个民族、一个城市、一个部落，总要找一个尊者长者来主宰一切，足球就是这样。 足球只设一个主裁判，这是继承了“神说了算”的传统。 人们要求裁判是上帝，可怜，他又当不了上帝。犯规了，看见了就算，没看见就不算，于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漏判误判。 在禁区内，如果漏判了犯规的一方，就等于逼着另一方恶从胆边起，想杀人。对方就非气疯不可。怎么行呢？这太荒唐了。 由于主裁判的无能和不公，于是出现了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于是一场比赛完毕总有人想砸商场烧汽车以泄愤，于是假摔假伤出来了，黑哨出来了，荒诞透顶的闹剧出来了。野蛮的足球规则导致足球的野蛮。 要生气看足球，我不想生气，所以就不看足球，但我尊重踢足球的人更尊重看足球的人。 我这人就爱折腾，两年前我又开始在电视剧《当代风流》里“跑龙套“，后来又在《没有冬天的海岛》里“露了把脸”，都这么老了，不是为了出风头，只是为了回到我当年在舞台上扮演“群众甲”“匪兵乙”的那个起点上去。 豁达地面对苦难 张鸿：您觉得您是不是个好人？《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中的一切是真实的吗？ 老迈：我可能是个好人，我不能说我高尚，但我绝不卑下。 我性格刚烈但也很善良，从不说假话。我历来同情弱者，我从来不把自己当成弱者。在无奈的时候我也是个强者。 我瞧不起那些“整”过我的人，我不恨他们。 从人性的角度来说，我只可怜他们；一辈子活得憋气，没出息。在大庭广众面前，神气活现，在强者面前低声下气，我能理解他们。 说虚话、空话、假话得不来什么，历史一前进，这一切就成了笑话。 人哪，从小活到老，没做什么亏心事就不会脸红，有意做亏心事，到老了别人不说自己也会脸红。 日子该怎么过就怎么过，不要脸红地活着。谁都可以欺骗，但自己的良心不可欺骗。你是骗不过去的，除非你已经没有了良心。 我在书中说：“写《欧阳海之歌》的时候，我正睡着。现在，我醒了。本书完稿时，体温37．5℃，正常偏高，略带低烧。可能说的是胡话，可能说的不全是胡话。” 贺捷生为《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写的后记很长也很耐读，她写到：“这么豁达地面对苦难。这么坦然地看待人生。确实是个见过大世面，历过大风险的人。” 这才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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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与重返传统
张 鸿 鲍 十
认识鲍十是在2003年夏天，他那时从黑龙江调来广东刚几个月。三年来，每一次聚会，他在我们都当他不在场，因为他在和不在一个样，不说话。鲍十是一个很刻苦的作家，一直在闷头写作。有人说他为人还不错，性格蔫，是非少。今年，我们的“作家现在时”改版，除了作品之外还配发访谈或评论及创作谈，于是有了下面我和鲍十的谈话。
张鸿 ：来广东以后，都写了些什么作品？
鲍十：我是2003年3月调到广东来的。一晃快四年了。想起那时坐着火车从哈尔滨一路南下的情景，就像昨天一样。说来还真有点儿让人伤感。人生有多少个四年呢？
如果从开始写作算起，时间就更长了，将近20年。我最近出了一本书，书名叫《葵花开放的声音——鲍十小说自选集（1989—2006）》，就是为了清理一下这些年的创作。我正儿八经开始创作，就是在1989年。这些年，我写了大约有一百篇中短篇小说，出了三本小说集，还有两部长篇，数量不多。回头看看自己的作品，有的还说得过去，有的就不好意思说了。值得一提的有一个中篇《纪念》，《作品与争鸣》转载了这篇小说，又改编成了电影《我的父亲母亲》，还被收进了几个集子，小说和电影还被台湾师范大学选进了“国文课”的阅读欣赏教材。中篇《生死庄稼》，被收进了《中国后先锋作家方阵》丛书。长篇小说《痴迷》，评论家孟繁华先生曾经写过一篇评论，题目叫《写作：重返传统》。再就是小说《纪念》被译成了日文，译者是个日本人。还有一本韩文版的书，合同已经签了，不过至今没收到样书。
我的写作速度很慢，因此写得不多。
来到广东头一年，我一直在写一个长篇，大约20万字吧，不久就要出版了。其间还被广东省作协推荐到鲁迅文学院的高研班学习了半年。此外就是写了几个中短篇小说。比较好的有一个短篇《秋水故事》，发在2005年的《当代》上，《小说选刊》和《小说月报》都选了，还被收进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21世纪年度小说选——2005短篇小说》和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的《2005最受关注的短篇小说》等4种年度选本。中篇《芳草地去来》，发在2006年的《百花洲》上，也被几家选刊转载了。写了个电影剧本，名叫《樱桃》，表现母爱的，是中日合拍片。影片已经拍完了，我看过样片，很感动，据说要在2007年母亲节前后公映。
张鸿：印象中你说过你的创作正处在一个调整期和转型期，具体说说。
鲍十：这几年我确实处在这样一个状态。来广东这几年，我虽然身在广东，写的还是东北的故事，有的是在东北就有了的构思，有的在东北就动手写了，到广东以后才写完了，主要是舍不得放弃。另外还整理和修改了几篇旧作。老实说，自从来到广东，我就一直在思考自己的创作，寻找新的写作方向。根据我自己的情况和这些年来养成的创作习惯，我自知写不了那种现实感很强的作品，也不喜欢人们所说的时尚写作。我最关注的是平凡人和平凡事，喜欢民间文化、民风和民俗，喜欢老百姓的吃喝拉撒，喜欢写小人物。我个人觉得，这才是真正有生命力的东西，如果你能真正准确地把这些表现出来，肯定是有价值的。（那你现在找到方向了？）就算找到了吧。我决定从一个外乡人的角度来描述市井的广州。人们都说广州是个平民化或者市民化的城市。况且广州历史这么悠久，人口这么多，久而久之，必然会形成一些特别的东西，一些独特的生活观念，一些不同的行为方式。这些都是值得挖掘和表现的。有人说广州商业气氛太浓，是个没文化的城市，我就说没文化它也是一种文化。这里又有这么多人，每个人肯定都有自己的故事。你想想，是不是值得写？当然，这种写作很难引起人们的重视，更不会很红火，因为它不会进入文学的潮流。这一点我很清楚，但是我喜欢啊。这件事我已经在做，去年写了几个短篇。2005年我还到荔湾区一个街道办事处挂职体验了一年生活，积累了一点东西，随手记下了一些想法，包括一些题目，希望将来这些东西都变成作品。
张鸿：每一个作家都会有他自己的创作理念，这种理念也是在生长变化着的，并会通过作品表现出来，从而可以划分出一些所谓的流派。你个人的创作理念是怎样的？你认为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家？
鲍十：我先说说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吧，这和一个人的写作有直接关系。应该说，我是个老实人，做事情很认真，在别人眼里，可能会有一点点迟钝，遇事总是慢半拍。实际我是很敏感的，同时又很脆弱，很容易感动，也很容易伤感，说了你可能不信，我常常会一个人在那儿掉眼泪，挺丢人的是吧？连我自己都觉得莫名其妙，我一定不是个做大事的人。在写作上，我喜欢写那些让我自己心动的东西，我坚信文学来自于心灵。我个人觉得，只有出自心灵的创作，才是真正的创作。有一句话叫“文发乎心”，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我个人喜欢那些读起来诚挚或者诚实的作品，喜欢关心人的作品，喜欢相对单纯的作品，不喜欢追逐时髦的作品，不喜欢流行观念产生的作品，不喜欢挖空心思寻找热点的作品，尤其不喜欢不甘寂寞投机讨巧的作品。这样的作家我也不喜欢。我不是那种很会编故事的作家，我也不是一个紧跟时代步伐的作家，我关注更多的是心灵，包括我自己的心灵。我知道，我的创作有很大的局限性，这种局限和我的性格有直接的关系。我不是那种咋咋呼呼的人，我的创作也是这个样子。我经常提醒自己，不要急，写作是一辈子的事，要对得起手里的这支笔，哪怕只有一个人看了你的小说，也要对他负责任，不要有太多的奢望，争取把每一篇作品写好才是最重要的，以免将来有太多的悔恨。
我回答了你的问题了吗？
张鸿 ：也许，从某种意义来说，一个人的阅读史就是一个人的成长史，这种“成长”的内涵是很庞杂的，形式也是多样的，你认同这种说法吗？
鲍十：说得对，是这么回事。我看书还是很多的，除了特殊情况，差不多每天下午都要看一会儿书，现在正看《长夜行》，一个法国作家写的。八九十年代，我们翻译了大量的外国文学，就像开闸放水一样，什么意识流，魔幻现实主义，法国新小说，表现主义，存在主义，荒诞派，超现实主义，川端康成，博尔赫斯，卡佛，包括前苏联的艾特马托夫，轰轰隆隆全都来了，真的让人眼花缭乱。当时我看了许多那样的书，而且看得特别仔细，同时也看到了一些中国作家的模仿之作。你肯定记得中国一度非常盛行现代派，我觉得，有一些就是从外国文学贩过来的，包括思想和情感方式，表现手法就不用说了。如果你读的外国小说比较多，一般都可以找到他们的范本。据说还有作家靠看电影碟片写作，把人家的故事扒过来，就更过分了。中国作家我也读过许多。有段时间，我曾经集中读了“五四”前后一些作家的小说，《叶紫选集》，《柔石选集》，丁玲，施蛰存，萧红，沈从文，废名。因为我是学戏剧的，还读了许多剧本，元杂剧，明清戏剧，关汉卿，汤显祖，曹禺，老舍的《茶馆》，莎士比亚，易卜生，契诃夫的《樱桃园》和《三姊妹》，奥尼尔，斯特林堡，贝克特。剧作家中我最喜欢奥尼尔。中国作家我喜欢沈从文，萧红，废名，汪曾祺，外国作家我喜欢契诃夫，蒲宁，澳大利亚的怀特，海明威和斯坦贝克，《珍珠》就是他写的，川端康成，马尔克斯和胡安·鲁尔福，还有泰戈尔的短篇小说。不知为什么，我喜欢那种感觉纯朴一点儿的作品，纯朴中带有温情，带有缅怀，或者带点儿感伤。这么说吧，我喜欢在阅读时被感动。
张鸿：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就对你来说，当下作家的生存是一种怎么样的状态？你关注这些吗？
鲍十：关注还是关注的，不过还谈不上很关注吧。有时候会看看几种选刊，看看谁最近又写了什么作品，碰到熟人的作品就读一下，比方“鲁院”同学的作品。这几年，他们的作品比较多，写得也很棒，每次看到他们的作品，心里都挺自豪的，就像那作品是我自己写的一样。其他人的作品偶尔也读。因为现在我也在编刊物，会读很多稿件，包括大量的自由来稿，这倒使我发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写作倾向的问题，往深里说，是作家本身存在的一些问题。这类问题可能具有某种代表性。比如“追风”的问题。2006年，我看到最多的稿子是写底层的，几乎是清一色，还有一些写爱情的，不多。大家都在写打工者，都在写下层老百姓的疾苦，好像突然间良心发现了。这样的作品不是不应该写，绝对应该写，而应该早写，因为这是一个永远存在的阶层，只不过从前人们不够关注。从这种情况可以看出一些不好的倾向，一种投机心理。这种心理在一些前苏联作家身上也有表现，当然不是那些好作家，优秀作家。有一阵子，我们特别热衷于写腐败，还有一阵子，大家都在写改革，再往前一点儿，大家都在玩现代派，玩新感觉。反正，一看到哪种作品可以受人青睐，就一窝蜂地扑上来写。这并不是一个好现象，这会形成一个问题：“硬写”。熟悉的写，不熟悉的也写。不熟悉的怎么写呢？瞎写。我认为，文学还是要提倡个性的，还是要百花齐放的。
张鸿：许多作家都是因为自己的作品被改编拍摄成电影电视剧才出了名，可不可以说，正因为《我的父亲母亲》才让你有了如今的知名度？现在的《樱桃》让你再一次“触电”，有没有设想过影片公映后的情形？
鲍十：我同意这个说法，也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好。我首先要说明一点，我和电影的接触并不是主动的。第一个电影是根据我的一篇小说改编的，他们看到那篇小说之后，打电话找到我，说要把它改成电影。当初写小说时，我根本就没想什么电影的事。第二个电影不是改编的，是原创。记得是2006年元旦之前，我接到了张加贝（电影《樱桃》的导演）从日本打来的电话，说他想拍一部有关母爱的电影，还说了一些简单的想法，请我写剧本，我因为不了解他，当时没答应。元旦前几天，他又打来电话，说他元旦要来上海，让我也过去，仔细谈一谈。我们在上海谈了几天，谈出了一个大概的故事，我觉得很好，值得写，这才跟他签了合同，春节期间写完了剧本。我是不会主动碰电影的，包括电视剧，主动也没有用，因为电影所面对的都是特别实际的问题。我没有也不去设想过《樱桃》公映后会对我产生什么影响，一切顺其自然。
现在文学圈对电影颇有微词，实际上，好电影所传达出来的东西并不比文学少，回头想一想，我们每个人都从好电影里获得过好处的。不管别人怎么说，我还是要感谢张艺谋，道理很简单，因为他读懂了我的作品。人总是要讲良心的，对不对？我对那些帮助过我的人会永远心存感激，绝不会人云亦云见利忘义。尽管有人说三道四，就我所接触的张艺谋而言，他的人格的确要比某些“卖字的人”干净很多，他是靠本事吃饭的。有个现象你肯定了解，有些作者，为了名或利，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哪怕是人格和尊严的代价，这不可取。
我的话说完了，今天我是说了很多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