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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看到这新闻，真有意思。
66岁的张扬打人了，内里的细节，我不清楚，究竟为何我也不清楚。
只是老人说的：“不是男人打女人，是老人打坏人”太有意思了。
打人，是可以不分男女和老小的，只有是否正义之说。
女人也是可以打坏人的，不管那个坏人是不是老人。
好的老人受人尊敬，坏的老人应该早死，免得贻害众人。
在某些情况下，我同意打人！！！
写这一篇点评时，似乎感觉在与江子对话。此时，我坐在我书房的电脑前，书房明亮和宽大，但还不够我放下那些很多都没有读过的书。我很知足，因为我没有处于“底层”，我没有经历过那样的生活，没有受过那种双重的苦或痛，对此，我深深地感恩。
那天，朋友带我去棠溪的一个小村子找一个老中医，医治我斗争了多年的老胃病。那种城中村的场景，那种握手楼的无距离，让我心生感慨。
现在，我写下几句我的感受，厨房里正煲着那治病的药。
江子：从底层出发，不带刀上路
从这一期开始，按读者的意见，我将点评和作者的文章一起贴于此。前半部分是我的点评，后边是作者文章。放于此，让你们“指手划脚”吧。
沈念：从容地行走在文字之间
沈念的这篇文章，读来心生感慨之外，为他的语言所打动，尤其是他的与自然相关联系的词汇，一开篇的“花”，接下来的“春天的雨水”、“鸟”、“落叶”、“阴霾”、“狗尾巴草”、“槐树”，陈列在一起，体现出的是一丝丝的凉意，并实现了作者的旨归，指向“那些生命中的虚无”。
沈念是内省的，安静的。他行文中透出的智慧似乎与他的年龄不相符。他对生活、命运的所思所感来自于生活和内心，他真实的内心是充满激情并通过真实和素朴的文字表达出来。他对事物的观察十分敏锐，尤其是对细节的关注。很好地把握细节的，是优秀写作者必备的条件。
沈念是冷静的，没有将心中的闷惫无节制地发泄出来，他以一种“慢”的语气，娓娓道来。情绪的把握是一个好作品和一个好男人应有的品质。
他的写作是有高度的，是有思而写，不是为写而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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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第1期目录
百家之言
张抗抗
军旅作家短篇小说全国征文
邂逅
传说
杀声震天 （广州军区）赵江
金小说
一壶清水
夏风信子
选票
上海啊上海
理发匠
作家现在时
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文学脉络
蓝绳子（短篇小说）
小说是发现，也是发明（创作谈）
玉散文
鸟撞
我在沙漠的村庄
最美爱情是暗恋
淘金子的父亲
汉诗
代薇的诗（每月推荐）
在坪上吃喜酒（外二首）
爱的诗行（外一首）
琵琶行（外一首）
惠子：鱼羡辩论（外一首）
拈花者（外二首）
惊艳（外二首）
必须（外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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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兄弟姐妹们的配合，我的工作进展很顺利，“作品”将一个一个推出。
那天，参加一个会议，主持人介绍我是“编辑家”，我出了一身汗。我是一个有自知的人。
编辑能成家，那不得了，二十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很多作家、学者都曾兼职做过编辑，而且颇闹出些名堂。鲁迅、茅盾、巴金、林语堂、叶圣陶、顾颉刚、吴宓等等，本身怀有长技，同时又操作报刊，呼风唤雨。另有夏丏尊、邹韬奋、孙伏园、靳以、储安平、李小峰等人，其作为编辑的身份都十分响亮，称之为“家”，咸所认同。“编辑家”这个词，很难给出完整的定义，但起码应具备一些要素，比如，专业知识精深，视野宽泛博大；是一个出版社、一份报刊或者一个栏目的主持者（精神核心），且该出版社、该报刊或者该栏目在读者中有一定影响；周围团结了一批可以形成影响的作者，且与作者有着良好的互动；具有相当的人格魅力，即使离开一个地方，换到另外一个地方，作者和读者也都会跟着走，风格能够延续不变。（在网上看到的，谢谢原作者。）
首先，那些红色的字体所表述的，我就达不到，再之，我还年轻，呵呵，没到成名成家的时候，一定要，好好学习，天天上树。我崇尚的是“学养”这两个，内容太多了，想去吧。
再者，现在已经没有编辑家了，好编辑==作家才行，别人才把你当回事儿。这是一种社会理想和个人理想的普遍缺失。
整合、规划，再出发
张鸿 王棵
1、王棵好，我们在一起聊天的机会不多，基本聊的也都是写作，哦，偶尔也会谈论我们共同熟悉的一些人和事情。我真奇怪，你怎么这么快就到了成都军区了，原来你在南海舰队的呀，还听说，曾经你有很大的可能与我做同事。你的经历也确实有意思，当兵快二十年了吧，老换地方，从东北换到大陆最南端，从海军换到陆军，这个经历在军人中应该蛮奇特的，而且我也知道，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这次我们聊聊私事。
鸿首长好！记得刚认识那会儿，我是这么叫你的——鸿首长——你也当过兵，兵龄比我长，我对“老兵”有敬畏，有警惕。后来，发现你随和、好沟通，做人坦荡、率性，还特善良，就不“畏”了，也不“警”了，“敬”倒水涨船高了，就改口叫鸿姐，哈！
我是1991年入伍的，当兵是快20年了。你说得对，这些年我确实老挪窝。挪的跨度还越来越大，先是在一个基地范围内调动，后来在一个舰队的两个基地之间调，再后来是跨舰队，最后跨军种。说到这些调动，挺感慨的。我经常通过这个事反思自己，反观社会、世道人心。这些调动本身就给我提供非常重要的阅历，让我的写作有具体参照。这种经历对我的写作，我的人生，都是加分的。
作家也需要面临生存境况的问题，而且随着纯文学越来越被漠视，这一问题愈益突出。这个问题一度束缚、阻滞了我的文学实践历程，让我头疼。我深信作家如果生活中烦心事太多，是没法树立特别端正的写作态度的。随着部队各次精减整编，作家经常会被推到一个尴尬的境地，有些时候，突然某种政策对作家非常不利，这时作家会变成一个单位最弱势的人。我不想在那些需要我首先成为一个八面玲珑的混混儿的地方待，长此以往，会使一个作家才华尽失。一个作家没有能力选择更好、更利于他实现写作理想的生活，那没办法；有能力了，还在一个只能消耗他自己有限生命的地方待着，他就傻了。我很高兴的是，当我突然掉进地缝中的时候，有力量让自己抽离出来，绝尘而去。我是个一不做、二不休的人。
你说的我们有“很大可能成为同事”，是因为2007年我在搞调动，正好你们广东作协方面有意让我转业过去，我自己也很踊跃。你们还以组织名义专门为我向省里打了破格转业到广州的呈批件，感谢许多给我帮助的人。这些年来，我要感谢的人还挺多的。
对现在的单位我心存感激。我也特别喜欢在成都生活。这个地方让人安定。不像住在有海的地方，老觉得生活是开了天窗的，周围四通八达，自己心里总没底，容易冲动，野得很。我真的很容易受环境影响，从性格到做人的态度。身边人、身边事，很快可以影响到我。环境能造就人这话太对了。当你身边全部是一群美好的人，你会被他们感染，也愿意把自己往美好里使劲。反之如果你身边人狭隘者居多，免不了自己也慢慢狭隘了。我对目前生活的地方和单位要感激的，不仅仅是因为我现在得到的环境和氛围适合写作，更深层的，是这里有特别有人格魅力、宽广的、善的人，投射给我光明，让我有机会变成一个亮堂堂的人。
2、因为这种跨经度、跨纬度的变动，使得你的作品中出现了很丰富的地域文化特点，《飞鱼》中的飞鱼的意象与马沥的失踪，这是写你曾经南沙守礁的故事；《栖息旅程》一种真实的荒诞，写的是南方海边小城市的生活；《安乐摸》写的是南方大都市的生活；《暴风刮过铁幕》写的是西南城市的生活。我想问问你，东北、南粤、西南，这三地的文化对你的创作有什么直接影响？
东北、南粤、西南，这三地的文化，对我的创作应该没有直接的影响，间接的影响有。说没直接的影响，是因为在譬如《栖息旅程》、《安乐摸》、《暴风刮过铁幕》这样的小说中，地域只是个壳，把《安乐摸》放到成都来写，小说照样成立，同样，《栖息旅程》和《暴风刮过铁幕》的背景都可置换。我大多数的小说都这样，背景只是壳。
这三种文化差异性是相当大的。一个人，能有幸在各种文化里浸淫，被熏陶，那太捧了。前段时间看严歌苓在新浪做访谈，她说到因为自己是外交官的妻子，可以在世界上很多地方生活，严歌苓的小说写得那么好，她那么高产，跟她这种“游历”生活是分不开的；再比方酷爱游历的毛姆，游历经历后来成为他的写作优势；海明威也喜欢把自己丢到大自然中，获取历险感；好像杜甫年轻的时候给自己的最大任务，就是游历；很多大作家一生都有丰盛的经历，甚至奇特。我是个军人，无缘获取那么丰富的人生经验，但还算庆幸，至少在你说的这三个不同的地方生活过。经历对我的写作帮助太大了。我不能设想，如果我什么都没经见过，还能不能写出像样的东西。多走一些地方，多经见些事，视野会变开阔、宏观。说那三种文化对我会产生间接影响，大概就是这些个道理。
但南沙守礁的经历，对我的写作有直接影响。因为守礁生活给予我的深刻体验——关乎生活本身的，关乎人性的，哲学的、人生的——别处根本无法体验到。你想啊，汪洋大海，巴掌大的活动场地，什么都干不了，几乎全部时间都只能用来想东想西。那阵子，我“想”到的东西很多。这些成为我取之不竭的写作源泉。我从来都很不现实主义，写完那几件事，就没得写了，那段生活我写一辈子都可以。可能是，我当时很明确就是去体验生活的，所以时时刻刻都在动脑子，总在考虑以后怎么让这种经历为写作所用。人带着问题去做事，效果成倍。
3、你现在的职业是一个文学刊物的编辑，你对你这职业如何看？我看了你曾经写过的一篇小文，《思念一个叫CH的女性》，写的是你与一个编辑之间发生的故事。这篇文让人温暖让人流泪。那种极度绝望后的希望，刻骨铭心。你是一个细腻、感恩的人，对生活怀有一颗感恩的心。
这个话题我们肯定会有共鸣。既是作家，又是文学期刊编辑，这点咱俩一样。这种双重身份不错。做编辑对我的写作有帮助，因为这个工作可以让我得到更多的写作参照：有多少人在写作，跟我的写作方向相同的人写到什么程度了，别人有什么长处可学，别人的写作中普遍呈现出哪些要警惕的东西。这些随时会到来的参照，会帮助我调整创作。
或许你也会发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做编辑更便于完善我们的人格。我觉得编辑和作家有个比较不同的地方，就是，要成为一个好的编辑，得首先是个比较完善的人。不仅仅你要做个有雅量的人，而且你得掌握一套恰当的待人接物的方法。
说做编辑要有雅量，这你肯定很有体会。编辑要考虑的东西真多。一篇来稿，我不喜欢，甚至这个作家表现出的艺术观，是我厌恶的，我也可能会希望把它发出来。因为我是为他人做嫁衣，这个他人不仅仅指读者，还有文学的丰富性需要。我不能总认为自己就是高明的，读者都不够高端。我也不能就觉得大家都得照着我的思路去写作，我自己也在摸索当中，得对自己存个疑，一篇小说，只要在某种层面上，写到了某种地步，我就得帮助它发表出来，这样才能让文学真正百花齐放。
编辑要有责任感，要有培养作者的意识。我要长线操作啊。有的作者，一次给的作品不行，但如果看出他是个行的人，就得放长线钓大鱼，培养与对方的感情，真诚跟人家交往。如果对方是个年轻人，这点就更重要。年轻人有无限可能。有的人是刚写，写作训练的缺乏，使他无力展现才华，就得鼓励他，激发他的潜能。要知道这不是一个文学的时代，人家可以干的事很多，如果他刚写就受到打击，很可能就不写了。我特别关注年轻作者的来稿，往往，如果发现他们有一点好，而这点好很可能以后会在他自己的摸索中长成他的文学大树，我会忽略他其它的所有不好，会向领导竭力推荐这个人。
当然，如果一个人一看他就绝对是缺乏潜力的，或者我发现他写了多年，但作品还是看不出一点才气，我就会对他保持沉默。就算他说我怠慢他，我也不会跟他辩解。就算他给我邮件指责或激怒我，我也会继续保持沉默。这就涉及到了一种处事哲学。做任何一个工种，可能都得迅速找到适合自己的那种哲学。编辑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人。不能只有一种方法。
我从来也不会向主编推荐关系稿，作为一介小编，我得和领导之间建立一种信任，那就是让他觉得我对待稿子和作者的态度是纯正的。
说回到《思念一个叫CH的女性》，那是我博客上的一篇小文。可能吧，我对编辑要有完好人格的感想，可能跟我的写作道路上遇到过一些有人格魅力的编辑有关，是他们影响了我，使我有意在这方面培养一种良好的价值观。我一直在心里默默感谢几位好编辑，我曾经在另一个访谈中说到对一位编辑的感激之情，后来我不再用文字去感激她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反而打扰到了她的生活，就是这样的，有的编辑，他只想默默的做些事，并不图回报。那么我们就在心里默默感念他们的好吧。其实吧，一些早年间流传在坊间的编辑与作者之间的佳话，现在依然在默默地发生。关键看，这个作者是不是这块料。编辑们对发掘千里马，天然有浓烈兴趣。编辑工作让我乐在其中。
这个话题最后补充一句：目前来讲，我还不是个好编辑。主要是写作造成了障碍。成天想写东西，就无法在编辑工作上面面俱到。我一直在努力把写作和编辑工作的关系协调好。就我的标准来讲，你是个好编辑，值得我学习。而且我还喜欢你的散文，不知道你是如何协调好的。
4、我一直喜欢读短篇，不是因为短，而是因为短篇很“考”读者，越短的作品越需要深厚的鉴赏能力，优秀的短篇是那种能让人很自觉地重读的作品，比如，凯尔泰斯的《英国旗》、雷蒙德•卡佛的《大教堂》。当读者将作品内在的东西弄明白了，就有酣畅的阅读快感。但我不理解，为何当下那么多的优秀小说家都赶着去写长篇，真的有那么多有用的话要说吗？
我也喜欢读短篇，最喜欢写的文体也最数短篇。短篇最能考量一个作家的艺术造诣。就我个人的写作实践来讲，越短的东西我写起来越费神。具体讲怎么讲呢？就讲切身体会吧。比方我写长篇，今天写完了，可以把心思挪开，去干别的事，第二天坐上来接着写。短篇不行，比如一个短篇你写五天，那么这五天你不能去干别的事，你得脑子里一直有这个小说，你得记住前面的每一句话，因为短篇最高的境界是每一句话都要有用，你得考虑后面怎么给前面每一句话画圆。一个短篇得有高度一致的精神气，就像一首歌，从头到尾，得符合一种音调和拍子。这就需要你在写出它最后一个字之前，精神高度集中。短篇也更能实现一个小说家的艺术观，从文体思考到个人的思想认识。它是小说的各种要素高度协调后而合力呈现的一种东西。不过也有可能是我目前对长篇还不够用心，短篇全力以赴。
卡佛的小说我2002年的时候还比较喜欢，觉得他那种写法不装，读着舒服、不累，亲切。当去年开始卡佛在文学圈里莫名其妙地成为了一个大话题的时候，我突然就很警惕了。这个时候再看他，我的心态没以前那么自然了，特别喜欢去挑他的毛病。一个作家，哪怕是大师，哪怕是天才，当他被过度关注的时候，他就不再是他了，只是人们传说中的他的升级品。当然，我相信，无论什么时候，卡佛仍然是这个世界上的一个好作家。我有一个怪癖：太多人说好的东西，我偏偏就很快会觉得其不过如此。甚至于，一个我从前很喜欢的作家，一旦被很多人拿出来供奉，我会请自己漠视这个作家。从这个角度讲，我真的很怪，怪在哪里？我是个时刻想请自己去找怪招的人。我是特点至上的人，说话写作没特点，我宁愿不说、不写。凯尔泰斯的《英国旗》是我的好朋友余泽民翻译的。泽民的文学造诣高，语言功底好，我信赖他，因为这个原因，我也喜欢看凯尔泰斯的小说。可是《英国旗》太晦涩了，不是写给普通读者看的，是写给作家看的。我觉得，有的短篇小说，是专门写给作家和研究者看的。
现在的作家都争着抢着去写长篇，这个事好像大家都在谈，老话题了。肯定有生活层面的考虑啦，这点大家都心知肚明。但我又觉得，一个作家的写作能力很成熟了，是应该考虑去写长篇。每一种文体都有他的局限性，短篇当然也是。如果一个作家发现他想写的东西太过宠杂、丰富，写长篇肯定是好的选择。长篇可以把一个话题说得很开、很饱满，这是短篇不能实现的。而且长篇可以给予读者很丰沛的信息，可以实现更细腻、周到的细节书写，让读者读到那儿时，每一个细小的毛孔都能贴合上去，跟洗桑那浴似的，与之特别具体地紧紧相融，这种阅读体验，可能也是短篇所不能给予的。我觉得长篇考量作家的有些地方，正好是短篇的缺陷：作家占有的知识量、个人历见，等等。
最近以来，我就特想去全力以赴去写一部长篇，但不敢那么去做。我现在偶尔也写长篇，但心态上讲，我闹着玩儿的，不怎么当回事。真正很吃劲地去写一部长篇，在这个时代，我觉得对自己的生活而言，都有点像赌博了。我觉得我还没有修炼到很自在去当一名珍稀的炮灰的境界，也许以后能。我正在说服自己。
5、读你的作品，感觉你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军旅文学作家。尤其是从这几年的作品来看，与我们形成概念的“军旅”文学的主题来说，差之甚远。我很想知道你的创作理念是什么？为我们解释解释你的座右铭吧：“一、抗拒“先锋”；二、抗拒“主义”并重点抗拒现实主义；三、抗拒抗拒的姿态。”
我肯定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军旅文学作家啦。中国的军旅文学太可疑了，我发觉，到现在为止，军旅文学的界限，都是模糊的，一般来讲，大家要归纳军旅文学作品，你只要里面有一个不算次要的人物有军旅属性，就都可以归于军旅文学，这样的话，很多写到历史的小说，都可以是军旅文学，因为就讲中国上个世纪的前五十年，就是战事不断的。既然这种文学连界限都那么模糊，定位都值得探讨，你心里还固执地要去搞“军旅文学”，那不是自己给自己划个莫须有的套子，勒自己吗？
我坚持让自己不去在意“军旅文学”这个概念，这可以使我在写到军人时，就是把他们当成一个人去写，一个穿军装的人。人，而已。所以当我写到军人世界时，就把它当成世界去写。世界，而已。我觉得海明威在写《永别了，武器》时，肯定没有想过他是在写军旅小说的，肖洛霍夫写《静静的顿河》时也不会。他们肯定只是想到了普遍的人性，和世界万象。直接点说吧：我无视“军旅文学”的概念，其实就是我的一种“军旅文学”观：胸中无它，笔下有它；一切都在文学的总领之下产生，自然而然地到来。我写我的，懒得管概念这种东西。对文学归类是评论界的事，他们爱怎么归就怎么归。
好像军旅文学主要是中短篇的写作比较让人忧虑，跟当代文学别开生面的景观极不匹配。长篇普遍可以跟当代文学叫板，偶有个别，还在当代中国文学中属上陈。
我写作的基本座右铭是：忠诚。忠诚于文学的要义，忠诚于自己的内心。你举的这三个座右铭，是我写在博客上的，是一个大座右铭中的一个支座右铭，呵。当时我正在写一个小说，鉴于这个小说所需要的心态，我有针对性地给自己提了这几个建议。这个座右铭是片断性的。
6、无疑，《安乐摸》是一个成功的作品，突出在细节的设置、人物心理的描写、但也一定是有缺陷的。在此，我不挑毛病，只想问问，你怎么会设置一个小小的人物阿依古丽，那么病态、乖张的孩子，一点儿也不讨喜。但设计的很机巧，就是这个人物，为这部小说增加了一个突出的亮点。她与她的收养人的关系的鲜明反差，她个性中一些诡异的东西，那种与成人不相上下的偷窥欲望，实在是颠覆了我们传统对“孩子”形象的写法。
关于《安乐摸》，我一连写过三个创作谈，因为这篇小说被三个选刊同时推荐了。那三个创作谈差不多把我想说的话，都说了。你提出的这个问题，哈！非常刁钻。我心里一直在期待着有人来问阿依古丽，来问阿龙，但是大家普遍都只是在谈冒臣，谈庄瀚财，甚至大谈特谈作为“小姐”的茹晴。谈论前面二人，无可厚非，大谈特谈“小姐”问题，则让我意外。我觉得这个谈论无关这小说的痛痒。也可能吧，作者身上有自己未知的而且是好的东西，但作者本人没在意，旁观者清，给拎出来了，你倒不领情，哈。写作者真的身上会有些自己一无所知的属性的，并且是很好的属性，这个可能就是人们所说的天分。我现在挺相信这点，这种相信，可以使我变自信，变自由。不过，我还是认为，你这个提问，可能是这个小说被人关注后，我得到的一个最有交流价值的一个问题。它点到了这个小说的穴位上。
阿依古丽这个人物，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小说里，关乎她的几个小情节，跟这篇小说有什么关系——坦率地说，我也不是非常地清楚。同样的，阿龙，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跟这篇小说中的另一组人物关系是否有交叉点，关乎他的几个小情节，又是什么意思——我照样不是完全清楚。阿依古丽和阿龙，在我这个作者的手里，是有点失控的。但是这种失控会不会酿成一种逻辑上的松动，会不会使小说出现游离出去的不必要部分，我觉得不会。如果失控是作者故意而为之的，那么失控本身依然是作者对这小说的一种规划，归结起来，那就是一种可控的失控。
这个小说中必然要有一些不可控的人与事。小说是以冒臣的视角来叙述的。而小说所要表述的一个重要的点，是冒臣所洞悉到的生活的可控性与不可控性。既然他都洞悉到了，生活中有某些部分是不可控的，那么我得遵循他的思维脉络，让小说里有他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的东西。尤其对采取单个视角主观切入的小说来说，作者就跟演员一样，得把自己想象成为角色，角色可能会看到什么，知道什么，作者就把什么写出来。他自己该写什么，得听角色的。况且这个小说里另一个重要的角色，是那只始终未能被找到的摄像头，所以，这个小说里出现一些不可理喻的人与事，是比较必要的。设想一下，一个摄像头所能对向的，一定是非常广博的人生，广博到作者都不敢让自己成为一个面面俱到的人。
7、读你2004年起那几年有的作品，《海戒》(有人说这是你的代表作，但我认为这也只是阶段性作品吧。)、《飞鱼》等，都偏向于写实，注重语言的运用、情节的架构和气氛的常泻染，领域地域性强，故事性强，精神追求是上扬的，是传统意义上的好作品。近年来的作品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除以往的创作特点延续之外，更加注重人物心理的精细地剖析，似乎手执的是一把手术刀，善于展露人性中的恶。还有一点，更加注重写作的手法，尤其是对西方写作手法的运用。从你作品来看，越往后写越强，越带劲,比如说《安乐摸》，我的感觉对吗？
代表作不敢当，我还没到有资格给自己的作品确认代表作的层度。在我感觉中，著名作家才有本钱给自己归纳代表代。《海戒》和《飞鱼》，到目前为止，都是我自己比较器重的短篇小说。在我看来，这两篇小说已经在两个重要的层面达到了一个“高点”。首先，《海戒》。这部作品其实完全不是现实主义的，尽管我写得非常非常“实”。这部小说的超现实性在于，我写了一个兵冒着生命危险去做一件常人看来根本没什么必要的事：去潜一次水，潜水干什么呢？没什么重要目的，就是去看看水下面看一看。你瞧，这个逻辑，是很出位的。用过于大的代价，去换取一个特别小的满足。而另一个兵，当然他是个军官，马苟。他在这部小说中所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阻止想去潜水的兵，不去潜水。他阻止对方的动因，却不是洞见到这种逻辑上的失衡，对方可能会死，他根子上不是在为对方的生命担扰，而主要是，如果对方死了，这儿就少一个人守礁。他的出发点，是他们的职责。这部小说已经很深地触及到了人类精神的各种母题。内心需要与外在的枷锁、光荣与梦想、理智与情感、个人与集体、自由与体制，以及我后来一度非常热衷的主题点：不可控的自我。如果读过这部小说的人了解守礁生活，会知道这部小说在现实层面上是不能成立的、是荒谬的。但恰好因为大家都对这种生活全无了解，故事本身满足了大家猎奇的本能，使大家无缘去站在洞悉生活的基础上走向这部小说的内里、深层。
其次，《飞鱼》。这部小说也已经呈现出了我的另一方面的写作追求。就是对生活的剪裁、提纯，促成文本的独特性。这个小说却主要是写生活的，基本上不指向生命。我认为小说可以写生命，也可以写生活，两者都有说头。关键在于，写生活的小说，容易流于俗套、常识和脸谱化。对写生活的小说而言，是否把小说写得独特更重要，因为这方面的文本太多，不独特就没有出场的必要。《飞鱼》抓住的是这种生活的一个小点：一种神秘的、似有似无的臭味。围绕对“臭味”的侦察、探讨，因它而起的事端、人心的展现，这部小说娓娓道来。作品就是围绕一个独特点书写大海生活的过程。可以说，这部作品是抓取一个别致的点，去书写生活的小说文本。我认为写生活的小说，抓到好的点，至关重要。趁机爆个料：这个小说在刊物上发表时，结尾是改掉的。真正的结尾很惨烈。发表出来的结尾很“光明”。这个结尾的格调违背了我的创作初衷，但不是我的本意。往回说：我如果用原来的结尾发表，大家会发现，我近几年的创作脉络是一以贯之的。《海戒》和《飞鱼》时期，我的两个写作追求已经初见端倪了：精神向度、剑走偏锋状写生活的能力。
《安乐摸》是2008年写的。你说得很对：“近年来的作品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除以往的创作特点延续之外，更加注重人物心理的精细地剖析，似乎手执的是一把手术刀，善于展露人性中的恶……”。从2007年我在《十月》第1期发表的中篇小说《随他去吧》到《安乐摸》，我的作品中呈现出一种对“恶”的广泛书写展示，但我想申辩的是，我并不是一个以书写“恶”为乐的人。应该去放大一点说：我对广泛的人性真实感兴趣，并不仅仅只关注“恶”。我主要是忠实于自己的感受。在某一阶段，我写恶，那是因为我看到的恶太多，它们在那个阶段统治了我的说话欲，使我不能有精力去说“恶”之外的感受。但是，在另一阶段，我可能会专情于“善”、“美”和“爱”，如果在那一阶段，主要是这些东西占据着我的视野的话。我只是一个忠实于自我感受的人。我写作一个很大的动力，是我想说话，说出我对生活、对他人、对人生的即时观感。所以说，一个人呈现的写作面貌，跟一个人的阅历有很大的关联。还有一个，人是成长的，我也亦然。当人经历得更多后，对生活的观感会发生变化，一些思考会更加沉淀，这个时候，他的作品所表达的意思，会跟着人一起，变得深沉、广阔。
从2009年开始，其实我的作品中，开始呈现一种广泛书写“善”、“美”和“爱”的状况。那同样是对我对自己的忠直。不是我才发现它们，是我突然更多地感知到了它们，我对它们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我的写作点，就自然而然地转移了。比如后面要谈到的，我未来想重点写一下的，“救赎”系列小说，里面有大量的人性美的呈现。
一个人的作品，确实和年龄有关系。某个年龄段，关注的点不一样。我现在这个年纪，是走向宽厚和旷达、感恩的年纪。我的书写点，永远在与我的年龄及时地匹配。当然并不是说我以前的小说狭隘。小说不存在狭隘这一说。狭隘的小说也有可能是好小说。但做人不能狭隘。
但是有一点，即便我写美好，作品中仍然全都有一把你说的“手术刀”，这其实是对小说创作技巧层面的选择。我觉得写什么就直接把它架上来写，小说性是会打折的。还是得先有丰沛的人生的信息，再有那个点，这样的小说才可信，才更能让人感同身受。我不喜欢架空了写的小说，写善，绕开恶，写美，就绕开丑，这样读起来会空洞，说不定看的时候热泪盈眶，看完第二天不小心一想，发现自己给“韩剧”忽悠了。明白人需要缜密这种东西去真正说服他。我不太喜欢一个说法，说小说不应写得过满。中国缺乏的，恰恰正是饱而“满”的小说。老提倡别写得太满，会助长大家偷懒的习气。这个说法不符合国情。
8、《暴风刮过铁幕》写出了现代人生活中那一种很特别的“恍惚”之感，简单的故事、简单的人物，突显出了不一般的意义。你到底想说些什么？我记得你也曾经问过自己：“我到底想说什么？仅仅只是人心的隔阂？现代人的脆弱？狂躁背后的虚妄？”那“恍惚”是一种什么东西？
《暴风刮过铁幕》意在写人的一种努力。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一种感觉，有时候，忽然会觉得，生活中的一切，都是那么牢固，不可更改，而你自己，特别地渺小，只能是，任凭它重重叠叠地，像乌云压顶般，覆压你、挤压你，紧紧将你裹住。那个“一切”是由什么东西构成的呢？从某种层面来说，是一种惯性。各种惯性。从单位的制度直到人的性情。你想改变它们，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非常之难。5.12大地震不久，在悲痛的同时，有人马上意识到，那些突然涌动的爱心之潮、担当之潮，很快会消失，便提醒人们不要过快忘记这场灾难，实际你已经看到了，刚过一年，亲历者除外，多数人再提及这场地震，心里几乎已经泛不起涟漪了。现在四川还老有余震呢，还有新的小地震，很多人仍保有心理恐慌。但界外的人，早就不以为意了。有的夫妻三天两头吵架，慢慢他们也知道了，他们又不可能离婚，这样的吵，是无意义而伤感情的，除了无谓的消耗之外，别无益处，但你看好了，他们会一直这样吵下去，直到他们中一个或两个人都去见马克思。在一个固定的圈子里，如果人员没有太大变动的话，你会发现，这圈子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永远都定格在一种情形，如果起初是大家互相背后诋毁的，则永远是这种状况，无论他们中一个或几个人，怎么努力，怎么调解，都无法本质上瓦解这种局面，要让这局面发生质变，就只有让这个圈子大面积地“离婚”。我总觉得，生活虽然看起来很变幻多端，可仔细一想，它们只是就局部而言活跃着而已。但是，另一方面，你会发现，生活中的任何一个人，都在做着去撼动那个铁幕的努力，每一天，甚至每分每秒，譬如一对动不动就会吵起来的夫妻，每天其实都会有意识地抵防吵架，把这种抵防贯彻到他们具体而微的言行中。
在这个小说里，我显然把这种惯性夸大了。夸大，容易让人看清。有的小说就是这样，用聚焦的方式，全力状写某一个意思。我还穿插不少关于铁的句子。读者初读起来会觉得莫名其妙，但最后应该发现，正是它们，构成了这个小说的隐线。我很担心大家把它读成一个“现实主义”的小说，以为写的只不过是一对年轻男女因无聊而生的打打闹闹，就只是写人生的无聊而已。如果只是那样理解，我这个小说就很失败。为了有效杜绝这种理解的产生，我就写了很多关于铁的句子。保险起见，我又增加了一个人被风吹上天的情节。这个荒诞的情节等于是直接警告读者：请勿跟现实主义对号入座。我并不是非要排斥现实主义不可，只是我觉得当前这类作品太多了，这样容易误导刚刚喜欢上文学的人，以为这就是文学的全部。所以我更愿意写一些超越了现实本身的小说。另外这个飞天上的情节，也可能让人明白，这个小说有结尾，但生活是没有结尾的，不要相信我的结尾，这样大家可以回过头来看看铁，想想人飞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样，人飞上天，也成了小说的隐喻，它的存在就不仅仅是为了完成作者的警告行动了。有平面故事的推动，内里亦有暗藏汹涌而有序的线索，这大体就可以构成一个完善的小说了。所以，这个小说，也体现着我的主要创作观。
9、我们几个朋友聊天时，我曾经说：王棵，是一个有艺术野心的作家。他正渐入佳境，这是一种气场冲和、一切尽在把握之中的状态，腹中尽有千秋。部队有一句老话：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好士兵。当然，在和平年代，士兵要想当将军那是白日梦。可一个优秀的作家在衣食无忧的生活状态下，没有野心，那还不如不浪费笔墨的好。呵呵，这话有一些偏激。
野心啊，我真的有。很有，哈哈。也不只你一个朋友这么说过我。你说的其它部分，算是对我的谬赞啦，不过那些状态是我所追求的。我听一个朋友转述过一个评论家的话，说一个人写小说，要写到九年以上才成熟起来。我恰好差不多写了九年了。这样的话对我有激励作用，我特别爱信，哈！好像真的是这样，到现在这个时候，我才觉得自己写什么心里有很大的数了。以前吧，都有点摸着石头过河的感觉。我是2000年开始写的，这些年来，我的写作，探索和实验的成分很大。我尝试各种各样的写作，从技术，到所涉及的内容。比方有几年，我特爱写女性心理的小说，因为我觉得这个对一个男作家来说，难度够大，先啃啃难的，更能提高水平。而且这些年来，我大多是用我所掌握的边脚料，去进行小说实践，我把我自己认为的“大家伙”预留了很多在手头。我很幸运的是，在刚刚三十岁的时候，就成了专业作家。成为专业作家对一个人的好处是：你知道你可以写很久，因此就不会着急，不会急于出成绩，就可以叫自己一步一步都踏实走，不会一脚就往天上踩。我觉得自己有野心，可能就是我认为自己敢于在写作的最初把各种各样的写作训练当成我写作的首要任务吧。不知道别人怎么认识我的野心。
我军校学的是步兵分队指挥，我觉得这个专业直接影响到我的写作态度，影响到我的人生观。我做事情都比较长线考虑。打赢一场战役才是最大的成果，单个场次的战斗不重要。为了一场战役的全面胜利，败那么一场两场战斗，都无所谓。我可以在年纪已经不轻的时候，突然就彻底离开某个地方，还不止一次，可见，我是一个多么宏观的人。呵！我刚开始写作那几年，曾经一口气寄出四十几封投稿信，一个都没用上，退稿信只收到一封，但我都觉得很正常，一点都没往心里去。继续习练。我从来没有一鸣惊人的企图，惟愿自己每一步都踩实，从来都是往前走，山高路远，身后一片脚印，前方无限可能。
10、我们谈到过，救赎，我曾经也感觉到你近期的作品有一种潜在的“救赎”的元素，似乎从早期作品中的那一种得不到救赎的苦闷跳出来了，转至现在的开始提供救赎方法了，比如写灾后人的心理状况的《默诵》，在《栖息旅程》中用爱和相互依偎去救赎自我的方式。但我还没有理清楚，只是一种感觉。自救、他救、救他，多种维度，你怎么看？你自己谈谈这个元素吧。
我有时候爱胡思乱想，想着想着就想到了一个最简单也最复杂的问题：即自己最终将去往哪里。然后我会非常惶恐。惶恐是正常的，没有人不怕死。问题是我觉得在我这个年纪了，不该惶恐到这种地步。然后我就想，造成这种过度惶恐的原因是什么？一开始我觉得是因为我们是最可悲的一代，从一出生就被“无神论”洗了脑，无法产生宗教上的信仰，因此内心深处无所依凭。后来我觉得并不是这么简单。宗教信仰其实并不能真正解决人的惶恐，它主要只是让人惶恐的时候有抚慰工具，比方说，据我观察，现在农村很多缺乏文化的妇女是有比较牢固的信仰的，因为佛教在中国太深入了，那些一辈子不太能够接受时代讯息的乡下妇女身上，恰好很神奇地维护了这种信仰的延续。我回老家去的时候，常会听到一些老太太用很达观的方式谈论生死。但很快我就觉得，事实并非那么简单明了，我想起很小时候，村子里一些老太太在濒死时候极度恐惧的表现，整夜哀嚎等等——她们肯定都信佛。说明了什么？宗教并非万能，它对人的作用力的大小，因人而异。所以最终我想，我们再没有必要把一切屎盆子都往我们这个社会中的大多数没有宗教信仰上扣了。整日指责我们这个时代缺乏宗教信仰，其实是一个潜在的开脱心理——反正我没信仰，干什么都不是我本人的错——真正能够使一个人内心变得强大和无畏的东西，也许并不完全在于宗教信仰的有无，而在别处，在别的更广泛的东西，在于更泛义的信仰，那么它们在哪里？这个我也不很清楚，有多少？我也不是特别清楚。但我想，我们可以试着去找，比如用文学，在文学中用分析、论证的方式，去确立某种、某些有效的信仰形式。而且我们应该积极用各种方式去找。这大概就是我的“救赎”文学主题的动机。“救赎”其实就是对泛信仰的思索和索取、建立的一种探讨。具体“救赎”在我的心里是怎么怎么回事，我想我还是用每部小说去阐述吧。
11、最近，我读了一个女作家的畅销书，她将她的“与众不同”的生活再一次做为卖点，看多了，就有些审美疲劳了。一个作家只依靠于个人经验的书写，她（他）的作品缺乏内在的、能照亮世界的东西存在，这样的作品不是好作品。她（他）的作品中也有对人性的书写，但僵硬、泄愤，缺乏柔软的所在。读你的《栖息之旅》，但感觉作品最后的落点很柔软，对吗？
这个问题，我还是很有要说的话。我先说说我创作时惯用的方法。我是尽量要去三步走的。哪三步呢？第一步，我被事情所激励，一件、两件，几件事，这事有可能只是我看到的，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也有可能，就发生在自己身上，我觉得这些事值得用文字说一说。但我会把这些事仅仅当成材料；第二步，我会好好花些时间，把“材料”放在脑子里磨，从而得出某种有写作价值的观点，注意，得出的观点，要有写作价值，如果这观点是泛泛的，很多人都写过的，对我来说，就没有写的价值；第三步，我把那个有价值的观点，落实成小说，这个落实的过程，具体操作起来，就是围绕这个观点，开始编造小说，用人物、故事、结构、线索，等等这些小说的要素，去完成这种编造。
你可以看到，一个小说家只能写自己亲身体验过的，哪怕是看到的事情，他只是停留在我所说的第一个步骤上。这样的小说家是可怜的。如果一个小说家写每一篇小说，都按这三个步骤操作，小说中出现的人和事，要跟自己的生活吻合，很可能倒是件不容易的事。人们常说写小说需要想象力，想象力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根据我这三个步骤，会发现，想象力其实没那么玄，它同样是可以操作出来的，不见得就是天分之说。如果每个人写小说，都按这三个步骤来，那只能写自己的亲历，就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而且如果这三个步骤成为自己的写作惯性，那么，这个人随便写什么都可以。对这三步走的掌握，使作者能实现一种穿越能力，穿越时空、性别之间的障碍，他什么都可以写。然后，他去写什么，成为他的自主选择。
确实，有的人所经历的、所见闻的，直接可以落实成文，所以仅依赖第一个步骤就可以帮他成就一篇有价值、有意味的小说。但是，从小说家的可持续发展角度去讲，这个小说家是没有后劲的。把自己知道的事写空了，就不写了吗？
我说的第二个步骤，考的是小说家的思想能量。所谓小说家也要成为思想家，就是讲，在第二个步骤上，他能依据材料想到对人类文明来讲很超越于常人思维的观点。这个步骤考的是小说家的学识、胆识、智商、开拓思维的能力。对我来说，这个步骤经常是最难的。在这个步骤上，我耗费的时间最多。我现在经常要求自己多看点书，多学习，向生活学习，向他人学习，为的就是每次写一个小说时，把这个步骤弄好。
第三个步骤的成败，更多依赖于一个小说家的写作功力了。就像木匠一样，打一个家什，他得细节到制作一个楔子都能非同寻常，这就要靠他旷日持久的训练和摸索。结构怎么打，故事怎么讲，第一句话怎么漂亮并且锲入整个小说架构，哪部分放开了说，哪部分收敛，怎么能够把每个段落都讲得到位则必须，等等这些，都是技术。这个步骤要做到顶尖，也是可以无穷尽探讨下去的。有很多小说家挺有追求，但写出来的东西怎么看都叫人不亲切，不忍猝读，原因是他在这个步骤上败北了。有观点，但落实不好，也悲哀。得民心者得天下，小说要得到认同，可能不仅仅你智商很高、学识渊博、有冲劲、有锐气就行了。
当然，也不是那么绝对。有时候，从第一步骤到第三步骤的距离，可以是很短的，但通常不会那么便捷。也有些时候，三个步骤自己在心里可以混到一起进行。我觉得，这种混，适合成熟的小说家。写作能力尚有限的人，采用这个混，对自己是不利的。
我说得罗嗦了点，目的当然首先是想说：对我来说，光能写自己经见的事，是好笑的。其次，我顺带想说的是：小说怎么鼓捣出来的，一切，都可以解析。
如果不是出于对某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反思，仅仅是由于个人生活琐节上的小恩小怨，我反对小说被小说家用来泄愤。我顶不喜欢一个小说家把自己身边的人都写到小说里去，利用小说家身份的便利，去波动别人的生活，要知道，他写别人，却没经过别人的同意，这其实就是一种专制主义，他是通过写作在实现自己的极权梦。哪怕他是颂扬那个人。更别说他写，是为贬低别人抬高自己，好像全天下都得罪了他，而他自己是完人。尽给自己脸上贴金。这种写作态度不好。每一个活着的人，都不容易，我们尽量不要去伤害他们。如果真是太恨某个人了，而他，的确有非常可恨之处，偶尔为之，倒也可以理解。
至于后半个问题，关于人性书写，坚硬或柔软的问题，我前面基本上有回答到。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你所说的“照亮”，更多是文学的照亮，而非价值观上的照亮。重复一下也无妨，我小说中越来越多出现柔软的东西，那可能跟我的性情和慢慢调整的人生哲学有关。
12、你最近以来的新作中开始出现一个“多河地区”，比如你刚发表在《十月》上的《勇者无惧》和我们刊发的《河珍》，出现了这个词。我臆测一下，你的“多河地区”是福克纳邮票大的“约克纳帕塔法县”下的一个蛋？是苏童的香椿树街？是莫言的东北高密乡？据我所知，就说眼下，很多作家都在经营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地理概念。你的“多河地区”比别人值得存在的理由在哪里？
是的，从2010年起，我发表的小说中，经常会出现这个名词，“多河地区”。对整个的人类文学史而言，这个词一定不特别，也没有必须存在的理由，但对我个人的创作来讲，是有意义的。
意义首先在于，这个词汇以及“救赎”这样的写作命题的出现，表现出我对自己的创作开始有规划意识，以后也许我的写作还会有新词和新命题出现，这要视情而定。去年有一次，我跟人谈话时说到，写作者是否应该、有意识规划自己的才华，这其实挺重要的。当时有人把我的话往俗气里想了，我哑然失笑。他可能从利益学的角度误解了我。其实我这话仔细想是清纯高洁的。才华如果能被有效使用，用到针尖上，也许会使一个未必才华横溢的人成绩匪然，反之，如果一个很有艺术天分的人胡乱作为，也许就成就不了醒目的作品。一个人到底有没有才华，有多少，具体的才华点在哪儿？我认为写作的初始阶段，他未必清楚，但当一个作家写到一定时候了，他肯定对这些心里会有些数。我觉得，我刚好已经写到了对自己有些数的阶段。这个时候如果我不好好对自己所拥有的才华，予以疏理、裁剪、整修，有针对性的施展，也算是对自己不负责。就像一个商业品牌一样，起先，品牌商的工作重心，可能会是先让自己在强手如云的商场存活下来，用在累积原始资本上，等这些都没问题了，它想把企业做大，肯定要重点去建树品牌意识，对内也好，对外也罢。各行各业，要想做大，成为高端，就必须使他的产品或作品有标志。标志越多，越能为他的作品增辉。在文学界走动，也有个存活问题。有机会活下来了，就该设法让自己活得久一点。想活得久，就得特色更加显明，作品更具魅力。我以前在写作内容的规划性上，十分散漫，一会儿写写这个，一会儿写写那个，东写一下，西写一下的，很多作品，别人看着觉得是两个人写的，因为完全没有交叉点。因为那些时候，我的主要用力点，在锻炼写作能力、在提高个人素养上。现在我得更换用力点了。我自问就写作功力讲，我已经比较老到了。整个2008年，直至2009年上半年，我几乎没怎么写小说，一方面是被生活中有些事务耽误了，一方面是我也在思考自己的写作。2009年下半年，我的思考有了些眉目，于是我的作品中出现了“多河地区”，出现了救赎的命题。这是一次对自己整合后的再出发。我的写作建立了一个新的起点。我希望此后开始，我开始在一个高端的起点上，去重新经营我的写作生命，那就是我的重点都放在单个作品的成品度上。我希望我的作品形成体系，有统一的色彩、气质、质地、目标。
再具体到“多河地区”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在2009年下半年，我重新于高点处出发的时候，我心里已经有细节了。“多河地区”到底长什么样呢？现在我可以确切地画一个图景：它是一个河网密布的大平原，并且紧临大海；其间，有城市，亦有乡村；它是鱼米之乡；它有独特的历史，亦有与现代化进程紧密对接的现在；这里有各种各样的方言牌本被人民操持；这一处人口密集，临水而居，是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生活的一个特点；这里尊师重教，人们的感情世界普通细腻、驳杂……它既能让人从现实中找到具体的对应地域，所以有现实主义性，又是我的主观臆造。他可能就是我的家乡，可能就是我曾经生活过的那些个海滨城市、乡村，又可能都不是。那么这个词汇最初是怎么闪到我思维上的呢？这源于我儿时的记忆。小时候，在家乡听广播，播音员播天气预时，经常会说到一个词，里下河地区。这个词一直让我印象深刻。我脑海中一出现它，就闪现出多雨的季节、洪涝灾害、家乡的各种树木、船，各种水生物、农作物，轻言细语的男男女女、寂寥的乡下生活、明朗的清空、普通对立的婆媳关系，莫名其妙就一辈子不交谈的夫妻，等等这些，他们有些是我的记忆，也些是想象。这些画面让我变得很有情绪感，就像听到一首让我怦然心动的乐曲一样。你知道的，这种情绪感，对一个作家产生写作动力，非常重要。慢慢地，多河地区，这个词出现了，并在我心里尘埃落定。出现后，我更有感觉，更能产生写作激情了。多河，让我总想到多难。人类从来都是多难的，这使我的想象又更加有了纵深。地区，让我觉得广大、辽阔、神奇、高深莫测，这同样增加了我想象的纵深。这个由两个词组成的联合词组，可以带给我更多的想像空间，我自己心里特别有感觉。
这就说到了感觉对一个作家的推动了。就是这样的，因为从某种角度说，它让我再写起一个具体的小说时，心里面会立即产生很深的感情，让我在一个作品的创作过程中，持续保持激情，这也成其为它对我必须存在的一个理由。
就我刚才给你描绘的那个“多河地区”的图景来讲，你可以发现，它是我对自己所占有的写作资源的一种有效整合：我在不同的在海的地方长期生活过、我的家乡。
它的确是对福克纳“约克纳帕塔法县”之类的文学地理概念的一种写作参照，所以我前面说了，它对整个文学史来讲，不独特。但是你想想，为什么那么多的人喜欢在自己的作品中去建立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地埋概念，专属于自己的“理想王国”，这说明这种概念本身是非常好的，没有坏处的。既然是好的，我何必排斥。其实以前是很排斥的，我曾在一个创作谈中说到：我不喜欢那些试图仅仅利用一个地理概念去试图使他引人注目。可为什么我现在自己也这么干的？我的理由，除开刚才说的，它首先是好的之外，更重要的是：我的作品，它们的基本品质，并不是由它树立的，并不需要它来保证。首先我的作品所写之人、之事、之思想，得货真价实，而它，只是一个小小的外化的元素，使作品们增辉而已。也许，无它，亦可；有它，能加分。它的意义，仅限于此。
她几乎走遍了几大佛教名山，峨眉山、普陀山、九华山、五台山，一路化缘，住车站，吃最简单的吃食，生病了就熬过去。从普陀回去后，她就想好好歇歇，累了。这一辈的愿望就是遍访名山，这么多年下来，她做到了。
有意思的是，她在普陀并没有三步一叩拜五步一行礼，只是把行李放在大门外，双手合十，慢慢地踱着，嘴里念念有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