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学生来讲，分是他们的命根。而对中国的农民来讲，土地则是他们的命根。魁奈认为“土地是财富之母”，世界上的财富无一例外都是直接或间接通过土地而生产出来的。近年来随着城镇化、工业化的快速发展，我国农村土地价值大增，争强土地大战由此而展开。在这场土地财富争夺战中农民无论从各方面来看都太弱势，加上不完善的法规制度，要真正保护农民的命根也太难。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月4日在广州市城乡结合部的白云区江高镇水沥村考察时指出，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土地既是农民的财产，又是农民的生产资料，农民没有土地就如同工厂没有机器。 在耕地上是一寸都不放，一口都不松，可以说寸步不让。如何才能真正保护农民的命根？
其一要尽快出台新的土地管理法，从顶层解决目前侵犯农民土地权益乱象，让法律为农民土地财产权护航。去年出台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解决了近年来城市房屋拆迁纠纷乱象。而对于涉及到农民土地财产权的现行《土地管理法》，其征地程序、补偿和补助水平已远不能适应我国农民需求的实现，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在该法中一直难以得到合理补偿和充分体现，也是目前一切
农业部总经济师、新闻发言人陈萌山在解读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时讲道，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农村“谁来种地”、“谁来养猪”已成为绕不过的严峻问题(2月2日中新网)。据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不愿意再返乡务农。我国是一个有13亿人口需要养活的大国，粮食安全一直是压倒一切的“三农”政策底线。设想二十年之后，目前在我国粮食生产第一线的农民随着年龄变老干不动农活时，他们的子女又不愿意返乡务农，我国的粮食安全将各以为继？城市居民消费的肉、蛋、奶又将来自何方？
其实不独中国有这种情况，笔者在韩国、日本、意大利等国考察时发现，这些发达国家的农村虽然建得很漂亮，空气足够新鲜，环境也足够亮丽，但农村依然还是留不住青年人。原因很多，包括在农村务农收入不高，农村较冷清，青年人喜欢城市的人气等等。
如何才能破解“无人种粮”、“无人养猪”的困局？有三条路可走：其一是从娃娃抓起，通过在义务教育阶段中植入农业内容，增加对农业有兴趣的未来接班人；其二是对目前义务教育之后的青年农民进行职业培训，培育更多的种田能手；其三是通过优惠措施吸引部分进城人员返乡。
目前我国的农村教育以“智识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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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是提出把农业科技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提出通过突破体制机制障碍，大幅度增加农业科技投入，推动农业科技跨越发展，提高我国的农产品供给。目前我国整体创新供给不足，农业科技创新大多属于跟踪模仿，低水平重复式不少，鲜见重大成果。我国蔬菜、瓜果、养殖等产业半数以上品种需要进口。目前我国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只有30%～35%，而发达国家已达到70%～80%。究其原因，体制因素是主要问题。产、学、研是科技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让这三部分形成合力一个是巨大难题。只有通过科技体制创新，不断探索，才能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
我国目前的农业技术主要来源于科研院所与大专院校，涉农公司大都比较弱小，能够直接进行研发、真正有自主创新技术的企业极
近日参加“共富大家谈”节目，主题是“农民进城”，以重庆300万农民进城来讨论我国的城镇化问题。重庆农民变市民的确很有意义，尤其是对一些特大城市，只愿意吸引所谓的高端人才，要限制“低素质人”进城。并不是重庆做的就很完美了，如果重庆能够走得更远一些，比如300万农民变市民中能够包括一半非重庆的农民，意义会更大。另外如果农民的3件衣服让农民自己脱，不要强制，价值更大。
我国的城镇化有许多问题，主要包括如下：
其一是我国城市化目前与大国地位太不相称，比率太低，还有近一半的假城市化，未来每年一个百分点上升还是太慢。
我国目前的城市化模式基本上采取的都是“要地不要人”，所以虽然土地财政增长迅速，失地农民数量庞大，但城市化比率其实还很低。名义上我国的城市化已达50%，但实际上拥有城市户籍人口不足30%，应该有20%是假的城市化，这些农民虽然在城市生活，但享受不到城市的待遇，是城市二等公民。目前我国这样低的城市化真的与我国大国地位不相称，比如与中国差不太多的金砖四国巴西的城市化率是80%，世界平均水平也在60%以上，比我国高。作为一个一直努力想崛起的国家，城市化率这么低，大量的人
近日，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全国超过一半的农民希望国家征用土地，唯一的要求是得到合理的补偿。
农民为什么盼征地?两年前的一则非法征地消息至今还难以忘记，讲的是一位在上海工作的河南灵宝小伙子因在网上反映家乡土地被非法征用遭当地通缉，后在媒体曝光后当地的工业项目中止下马，被征的土地退还给了农民，小伙子也被释放。这个小伙子讲了一件外人很难理解的事：他并不是在家乡被当地英雄，而是现在都不敢回老家了，他的家人也不敢在家乡继续呆了，原因并不是当地政府拿他怎么样，而是那些土地不再被征用的村民对他很愤怒，觉得他把当地的工业项目给搞黄了，地也不征了，原来许诺的各种补偿款也没有了，而与此相应的工业项目上马后带来的工作机会以及相应的房地产增值、商业机会等等都没有了。
所以农民盼望耕地被征用并不是个案，应该是绝大多数农民的呼声，主要原因如下：
其一是我国巨大的城乡地租收入差距。同样的一块地，如果从事农业生产，特别是搞粮食种植的话，一年每亩净收入几百元，有时甚至是负的，而一亩地用来“种楼”、搞工业，亩产值比从事种粮收入要高出数百倍仍至上万倍，甚至几十万倍。我曾经算了一笔帐，北京四环
中国能不能崛起？目前的老二地位会不会被老大干掉?据说自古以来老二的下场都不咋的。近日参加了环球时报举行的年会，讨论的话题就是中国崛起。在年会上我重点讲了中国崛起的六个制度基础，后来在人大附中的讲座中我又以农业为例，对此观点进行了更进一步的深化。
有关中国能否崛起，靠什么来崛起，我的主要观点如下：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之所以取得巨大进步，是由如下的良好制度带来的：中性政府保证不被利益集团捕获、县际竞争激发地方活力、自上而下的强大执行力、重大问题决策科学化、精英治国、先试点后推广的改革体制等。另外中国人优良的传统，比如重视子女教育、吃苦耐劳也为中国的崛起奠定了人力基础。未来应该继续发扬光大这些制度与传统，而不是妄自菲薄，唯美是重，才能保证中国未来能够真正崛起。
每个国家崛起的基础是不一样的，中国崛起有两个支撑，一个是崛起的制度基础，另外一个是中国人的基础。这两个基础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取得奇迹的主要原因，也应该是未来中国进一步走向富强的基础。
中国崛起的制度基础包括：
其一是中性政府，不能利益集团捕获，决策符合绝大多数人的利益。选举国家有一
2011年12月16日参加了在中国农业大学召开的县域现代农业论坛，我的发言题目是我国县域农业产业化的现状与趋势。现把我的演讲整理如下：
我国有2858多个县及县级市，虽然占国土面积的93％，到全国人口的73％，但GDP加总只占全国的55％，而市场占有更少，只有30%。县域基本上是我国城市的农产品供应基地，为了解决小生产大市场的矛盾，解决从田头到餐桌慢长的供应距离，我国的农业产业化模式也发生了诸多变化，从过去单纯的公司+农户过渡到目前的一村一品、一乡一业甚至一县一业。那么我国目前农业产业化发展面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难以解决近来年为了打造各种“薯都”“菜都 ”“罗卜都 ”出现的价格暴涨暴跌农民血本无归问题？还是为了打造各种优势产业带需要强制拔掉农民的小麦让他们种苹果?还是忙于招商引资搞延长产业链，搞农产品加工增值以缓解产地与销地的矛盾？或者是更小的问题那就是农户与龙头企业互毁，互相不遵守合约？其实这些都是小问题。
农业产业化最大的问题就是搞了这么多年的现代农业，居然搞出的是不安全的农业！现代农业基本上已失去了消费者的信任，出了太多的恶性事故。这是我国目前农业产业化面临的最大问题。而之所以出现这样的
取消农业税之后，尤其是新农村建设战略全面实施以后，国家加大了对农村的投入，目前我国每年涉农资金投入已达近万亿。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我国农村基层治理工作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治理模式要从过去的“管制型”角色向“服务型”的转换。这种变化对农村基层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既要完成上级有关部门交给的政府“代理人”角色，又要具体承担搞好本村事务、为村民提供服务的“当家人”角色。这种角色的转变对基层工作者要求高，挑战也很大。
由于过去多年来形成的惯性思维以及上级有关部门的考核机制还未根本性转变，一些基层政府走入了选择性治理的误区，还热衷于过去的招商引资、大上项目、上大项目，对基层公共服务工作并不热心。如何才能扭转目前这种基层治理困境，建立完善的服务型政府呢？以下三点转变非常重要：
其一要以“农民本位”视角重塑我国基层治理框架。中央提出的新农村建设战略，其根本任务还是服务好农民，让农民满意。所以应该把“以农民为本位”作为我国农村基层治理的核心，各地新农村建设的目标、任务都应该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反映农民要求，过程让农民充分参与，建设成果也要让农民来评判。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唯上不唯
入世之前，当时对于农业状况有着普遍的担心。主要的原因包括以下几种情况：从粮食生产的主体来看，我国基本上是小农户，而国际粮食市场基本上是以美、加、澳大利亚等国为主的大农场，规模如同为小木船对抗航空母舰；从组织程度来讲，我国是2亿多小农户，分散经营，缺乏组织，一盘散沙，而国际市场的大农场们往往实行农工商一体化经营，通过各种专业合作组织联合起来，提高国际竞争力；从贸易主体来看，我国过去粮食进出口是中粮一家垄断，其他后来获得进出口权的企业时间短而竞争力弱 ，而国际粮食市场基本上被四大粮商垄断，中国企业没有任何定价权与谈判力；从农业支持力度来看，美欧农场主都得到政府的大量补贴，而我国当时农民不但没有得到政府任何补贴，而且还需要每年交纳数千亿的农业税及费。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入世之后不对农业采取支持政策，我国的农业产业一定会被冲垮
郑风田 普蓂喆
近日媒体纷纷对我国奇特的“贫困县”问题进行报道，一方面“贫县不贫”，“脱贫不摘帽”层出不穷，不少地方为多要资源去“争当贫困县”；而另一方面，网上国家级贫困县的相关报道，负面新闻占了六成，诸多贫困县暴出丑闻，诸如“湖北秭归80万天价接待费”、湖南新化县强扣水利款建旅游区、四川巴中三个县政府领导严重超编等等。虽然国家级贫困县扶贫政策曾经发挥过积极作用，但问题太大，中国须遏止“争当贫困县”现象，国家级贫困县政策该取消了。
为了戴上贫困县帽子，不少县级政府争相“哭穷”,核心原因当然是贫困县帽子背后的巨大经济与政治利益所致。其实缺乏瞄准扶贫精度的贫困县扶贫模式，早该退出历史舞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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