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从龙 作品

1999年对我来说终生难忘。祖母在这一年的重阳节离世，享年77岁。记得几年前我曾跟祖母说，你一定要活到90岁，那时候我会接你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没想到的是，当祖母“活”到90岁的时候，我正好写下了这篇文章。

祖母走后，我们的大家庭慢慢地开始肢解、破碎，至少，每逢过年过节，再也看不到祖孙四代齐聚一堂共享天伦的场面。那个秋天，我在自己的日记本里，写了无数行怀念祖母的诗句，有时候，我会对着祖母的遗像悄悄地读出来，我相信，祖母在另一个地方正在仔细地聆听，她也会以同样的热情和笔墨，写诗给我。

直到冬天来临之后，我才渐渐接受了一个既成事实：祖母真的不会再回来了。于是，我将所有的尽力转移到繁忙的功课中去。没有人能够想象一个未成年的孩子对于死亡的恐惧和不解，也没有人能够想象他是以怎样的坚韧克服这一切的。多年之后，当我看到《童年往事》中那位裹着小脚到处喊阿哈回家的老祖母时，我的眼泪瞬间夺眶而出——那不就是儿时的我吗？

那好像是我经历的最漫长的一个冬天。十二月来临之后，太阳更加像一头冬眠的北极熊，一点力气也没有，我们除了应对繁重的毕业复习之外，还要参加全校彩排的“庆祝澳门回归歌咏比赛”。每天下午，我都能听见广播站里定时播出的《七子之歌》，深情而沉郁，澳门离我隔着千山万水，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仿若它正在走近，要一个蚱蜢扑进我的怀里。

但相比而言，澳门回归无论如何都没有香港那么精彩，除了每天固定时间播放的《七子之歌》和彩排歌咏比赛，学校里再也没有安排任何庆祝活动，甚至没有放假的计划。

也不知道是祖母的离开让我压抑的太久，还是爱国激情果真义薄云天，总之当我得知回归当日学校不会放假的消息时，立即作出一个狂妄的决定：罢课。

那时候我是班长，利用“职权”之便，在一个下午的室内活动课上，向全班同学发表了一次演说。我首先大义凛然地讲述了澳门回归的意义，然后分析了对于这么重要的事件学校以及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做什么，接着大骂校长木鱼脑袋，居然在这一天不放假。最后，我就像一个即将抛头颅、洒热血的勇士一样号召大家：在回归当日，跟我一起罢课，回家看电视去。

教室里鸦雀无声，每个人都一头雾水，只有我的几个拥簇者鼓掌叫好，他们是虫子，杨过和玉郎。在班上，我们有一个凶狠的组合：“四人帮”——坏事好事，我们都在一起，好像一个茅坑里的四块硬石头。

初次鼓噪，就遭到无声的抵抗，我多少有些灰心，不过转眼一想，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你们这些庸才，永远不会明白你们错过的是什么。

可是，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第二天，我陆续收到了好几张纸条，内容几乎都为同一个疑问而来：我们这样做会不会被学校开除？

当然不会！我们接受的可是九年义务教育，所谓义务教育，就是必须保证我们初中毕业，所以，没有人有权利可以开除我们。

我自信满满地回答每一位伙计，就好像我是校长先生一样。其实扪心自问，这样做究竟有怎样的后果，自己根本没有认真想过。

终于，摇摆不定的“同志”心中最后一道防线被我击垮，截止12月19日晚上，一共有17位同学报名罢课，10名男生，7名女生。我们全班一共52人。

当然，为了保护自己，我们也做了必要的缓冲措施——每个人都在临走前写了一张请假条，以各种理由请假，表示明天不能到校。而我，不想撒谎，直截了当地这样写道：

恐怕再也没有比这更嚣张的学生了。1999年12月20日，我没有去学校，虫子，杨过和玉郎没有去学校，我的13个同学也没有去学校。我们以这样独特的方式庆祝澳门回归。不知道其他的人有没有看直播，我记得那一天天空飘着小雪，我和虫子、杨过围在玉郎家的火炉前看电视，看着看着居然睡着了。

第二天一早，我还没有走进教室，就看见外面的雪地里放着十几张课桌椅，教室里有女生嚎啕大哭。惩罚迟早要来，没想到这么迅速。

原来班主任杨先生在20日一早就知道了此事，据说他当场就叫同学将所有请假人的桌椅搬到外面去，并发布手谕：没有他的命令，当天没来的人一律不准上课。

我快步走近教室，迎面就撞上了杨先生。他双手叉腰，铁青着脸站在讲台上。我心里顿时慌的像个八面鼓，头压的很低，只好看到自己的脚尖，本能地站在他面前，一动不动。教室里除了几个女生恐惧的哭泣声，连一丝气息都捕捉不到。

“呵呵，你倒是厉害，身为班长，带头罢课！还写什么‘千载难逢’，你以为你是国家主席呀？照你这样子，全国都不干活了，回家看电视好了。”

杨先生尖锐地批评着我，而我心里，正快速罗列着这件事所有可能的后果。

“哭有用吗？谁让你们罢课的，你们跟着去好了，反正我教不了你们，没有你们这些学生。”

杨先生话锋一转，将所有的矛盾都指向我，这是我不曾想过的。如果万一因此而使哪一个同学受了处分，我无疑是罪魁祸首。

“后果相当严重。你们现在都站出去，坐在外面去写检讨，每人写一份，老老实实地写。写完了，叫你们家长去签字，然后，再叫家长拿上检讨来找我。”

事情似乎就这样结束了。那一天天气要比前一天冷的多，我们十几个人就坐在外面的冰天雪地里一边写作业，一边写检讨，来来往往的同学不断地驻足围观，有学弟学妹，也有学哥学姐，我从此在学校里爆得大名。

但这也没给我带来什么好处。我们最终单独去向杨先生当面认错，请求他不要让我们将检讨拿给家长，他起初不同意，后来终于被几个善于哭鼻子的女生折腾的改变了注意——不暴露检讨，叫家长来谈话。这件事令我如鲠在喉，寝食不安，我非常害怕杨先生会将我的“坏事”统统告诉父亲，那样的话我非吃鞭子不可。

这样忐忑不安的心情一直持续了半个月，直到有一天，父亲告诉我，他去过杨先生那里了。我心里咯噔了一下，嘟噜着嘴巴问父亲，杨先生都说什么了？

“没有什么。主要是叫我督促你多在功课上用用心，马上要考高中了，那些杂七杂八的课外书，能少看，尽量少看一点吧。”

我半天说不出话来。那个冬天，我的确迷恋过几本书：《黄帝内经》，《曹操全传》，《李敖全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有趣的是，全是盗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