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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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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科林上尉在其回忆录中提到,在“迪克西使团”中有三位日裔美国军人,即乔治•中村、肖•野村昭和光次•有吉。光次•有吉其实应该译作有吉辛治,他来自陆军情报局,但其赴延安的任务是战时新闻局(又译作美国新闻处)赋予的,主要是想从延安改造的日军战俘中获取情报。当时,拘押在重庆的日军战俘才几十个人,而延安却有三百多名日军战俘,这让美军颇感意外。

“日裔美国兵”这个概念就是一本辛酸史,有吉辛治的身世很有代表性。其父亲19世纪末从日本移民夏威夷,在甘蔗园、咖啡园做农工;1914年出生的有吉辛治属第二代日裔,成长过程中也是备尝艰辛,榨咖啡豆、当售货员、给泥瓦匠打下手、修公路、开大卡车、罐头厂工人、码头工人,什么都干过。他后来在文章中写道:“从当学生时候起,几乎一辈子都从事体力劳动,所以我总是同受压迫的工人和农民心连心。”但这个打工仔又是个“学习种子”,当码头工人后攒下来的辛苦钱,让他有机会读了夏威夷大学,并获得奖学金支持,又读了佐治亚大学新闻系。

珍珠港事件给日裔美国人带来了灾难,有吉辛治和其他11万日裔美国人,被关进了加利福尼亚州欧文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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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戴维斯被称作“迪克西使团之父”,因为向延安派出美军观察团这件事出自他的动议,并由其一手促成。但是,在“迪克西使团”派驻延安期间,他本人仅去过两次,第一次属于“探班”,第二次属于“道别”,总共逗留时间不到二十天。多年以后,他因为这个事倒霉最重——被指控为“丢失中国”负责。他拒绝在受到指控的情况下辞职。因此,国务卿杜勒斯以“有害国家安全”为由将其革职了。

戴维斯似乎更为人所知的谢伟思,都是在华美国传教士的子弟,而且都是“四川人”——前者于1908年出生在乐山,后者于次年出生在成都。有传教士家庭背景的外国人,几乎都是天然的“中国通”,出了司徒雷登赛珍珠、亨利·卢斯等一大批名人。像大多数传教士子弟一样,戴维斯的教育是在中国和美国两地交替完成的:中学读的是上海的美童公学,大学则是在威斯康星大学、燕京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交替渡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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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战前后来到中国考察的外国人中,埃德加·斯诺是1936年即进入延安报道“红色中国”的第一人,其次就是1937年战争爆发不久即进入八路军华北敌后战场的卡尔逊了。卡尔逊与斯诺是1928年在中国相识的老朋友,并且在此行前看到刚刚出版的《西行漫记》,与斯诺讨论过进入八路军控制区的可能性。当时,萦绕在卡尔逊心里的第一个问题是:“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斯诺想了想后告诉他,“他们是与众不同的。他们是一批谦逊、认真的人,说话和行动都很谨慎。不妨以中国人保存面子的习惯作例子,他们尽力征求批评意见并进行严厉的自我批评以纠正这种习惯。逃避责任和拖延被他们视为大敌,他们迅速而有精力充沛地处理各种问题。”

斯诺选择了一个特殊角度向卡尔逊介绍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即:他们是有着不同“做派”的新的中国人,这可能打破我们西方人固有的关于中国人印象的思维定势。实际上,在看过很多此期间外国人写中国的书后,笔者发现这种“思维定势”几乎存在于每一个外国人心中;在他们看来,能否看到颠覆这种“思维定势”的人文新气象,即是中国摆脱传统困境、赢得新生的希望所在。

联系到后来导致中美同盟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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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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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当退役美国陆军上校包瑞德终于出版他的回忆录时,很多人都感到他这个事做得太晚了,因为毕竟他才是曾经待在延安——那个历史现场最久、也是地位最高的人。这时,经由麦卡锡事件、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已进入白热化,中美两国早已仇恨得忘了彼此还曾有过的“延安蜜月”;而作为当年带队进入延安的美军“迪克西使团”的负责人包瑞德,居然在二十多年里几乎是一个沉默者。

在置身政治旋涡之中,军人因其身份限制常常选择保守姿态,哪怕曾受到直接伤害——比如包瑞德就因此失去了晋升准将的机会,这对一个职业军人的打击是极为沉重的——但他还是谨小慎微地不愿过多地为自己辩解。在战后美国“谁失去了中国”狂热大讨论中,无数人曾遭受巨大压力甚至直接迫害,军人包瑞德没有像外交官戴维斯、谢伟思那样进行抗辩,甚至还被迫做出了某些“反思”姿态,想积极地在军旅生涯“站好最后一班岗”——在上世纪50年代初的冷战背景下,包瑞德仍在美军驻台湾军事顾问团负责反共谍报网工作。中共抓获了他手下的一些间谍,并于1951年揭露了他的活动。[1]推测包瑞德的举动,是想以此感动美国军方把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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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按】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就开始普及国民义务教育,逐步消灭了文盲 。至侵华战争时期,日军中几乎没有不会写信的。此外,日本人似乎天生善于文字表达,有“日记控”之说。在日军留下的口述史料中,有的文字水平非常高,在满足“ 记事 ”这一基本功能之外,能描摹环境,刻画人物,传达幽微,极具文采。这里分享一则日军士兵的撰述,记述其在龙陵平戛被困的绝望之中,忽然得到主力部队救援的情景。

​ 第113联队第6中队士兵柴藤幸男:

7月10日左右,我们获悉敌军在南侧山脊线上加紧修筑阵地;同时永野上等兵也带来了好消息:“松井部队长指挥新锐四个梯团,以及运送弹药和粮草的运输队,从龙陵(实际为芒市)出发来支援平戛了。”听到这个消息,我们都在心里默默地祈祷,希望这次的情报是准确的。

我无论如何也不会忘记,7月14日早晨5时左右,天还是暗的,我和永野上等兵在外面警戒,从枪射孔里观察起满雾的水田。突然,南侧山脊线上传来敌人的几声枪响。同时,隐约听见从远处传来重机枪强有力的声音。随后,听到距离我们很近的轻机枪连续扫射的声音和类似掷弹筒发射的爆炸声。“柴藤,我听见友军的三连发点射了。本队真的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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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长征

国防

红军

反导

分类: 随感

​多年以后,我才渐渐地了解那块红土地的历史,它们在我的中年记忆里叠加起来,驱使我一次次回到那里,做穿越时空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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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秋,父亲从那里回到关中平原的老家探亲,说是要把我带到部队去读书。这一年,我已经在爷爷奶奶身边寄养了10年。尽管很不情愿,还是被父亲带走了,而且居然很奢侈地从西安搭乘苏式安-24飞机飞到了昆明。尽管在飞机上晕机吐得一塌糊涂,还是挣扎着从舷窗往下俯瞰了一下,映入眼帘的,是耀目的苍翠与猩红交织的陌生土地。

乘北京212吉普车自昆明城北上,一条崭新的柏油公路沿着大山起伏盘旋着。近三个小时之后,即进入了那座散布在数十公里范围的神秘军营——F基地。

F基地承担着中国导弹工程的延伸项目——反导试验,它缘起于毛泽东主席于1964年下达指示的“640工程”。如今军迷仍能在网上百度到那个谓之“反击一号”的形状奇特的导弹,它是用来拦截和摧毁来自敌方的洲际弹道导弹的,大致对应于美国“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中的“爱国者”或者“萨德”。

在简单披露这些零星信息时,我的心里充满着酸楚和遗憾,因为上世纪80年代初该项目因缺乏庞大的科研经费支持而下马,F基地因之撤销。曾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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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春,中国组建“中国远征军第一路”首次入缅,与英军协防缅甸(保卫滇缅公路)。然而作战不幸失利,分别退入印度东部和中国滇西的中国军队,先后改编为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经过一段时间的改装和整训,分别于1943年10月和1944年5月,在缅北、滇西两线发起战略反攻,于1945年1月打通中印公路而会师。

此期间,缅北滇西反攻作战的主要战场,是缅北方面的胡康、孟拱河谷和密支那、八莫、南坎,及滇西方面的松山、腾冲、龙陵、畹町。反攻作战前后持续17个月,中国驻印军与中国远征军在缅北、滇西两线挺进 2400公里,收复缅甸市镇50多座,解放缅甸国土18万平方公里,收复我国滇西失地8万多平方公里,歼灭日军4.7万多人,我军伤亡6万多人。在这个意义上说,滇缅战场不仅为中国抗战战略反攻之滥觞,也开启了攻坚拔城、全歼日军的特殊“胜利模式”。

正如仗要一个个地打,胜利的到来也经历了潮水般奔涌的过程。随着战场上取得节节胜利,远征军与驻印军先后举行了不同规模的数次会师,直到将胜利进行曲共同推向辉煌的华彩乐章。

猛卯(今瑞丽)小会师

早在1944年9月上旬,驻印军攻占密支那后不久,即派出一支小部队向西搜索前进,期与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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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按】阎雷烈士:中尉飞行教官,辽宁大连人,空军学校第十期驱逐组毕业,任空校飞行教官。一九四二年六月四日为阻截日军进犯,奉命炸毁保山惠通桥,做轰炸试验时不幸殉职,时年二十四岁,追赠上尉。这是“昆明·中国空军抗日战争殉国将士墓”碑文关于阎雷生平的简单介绍。阎雷牺牲于1942年5月5日至6月初的惠通桥阻击战及试探性反攻战期间,美国飞虎队老兵回忆中提到,当时所剩不多的P-40E战机原配有可携带6枚35磅杀伤炸弹的弹架,但为了在惠通桥轰炸阻敌,临时改装了可携带俄国产570磅炸弹的机腹弹架。此时作为昆明中国空军官校教官的阎雷,所做的应是类似的试验——这是中国空中抗战筚路蓝缕的艰难时期。日前,南京的张邦雷先生撰文回忆了父亲的这位同期挚友,嘱余予以宣传推介。

《永远的怀念——追忆阎雷叔叔 》

作者:张邦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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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余按】抗战中的英烈留下详细记载的很少,所以看到中国远征军第71军第87师战斗详报中专门记录了8位牺牲者的详细资料,感到十分欣慰。他们都是在1944年龙陵会战中英勇殉国的,因为事迹突出才得被记入战史,而他们所在的第87师早在“八一三”淞沪抗战时期就是威名赫赫的“德械师”。以多年接触此事的经验,我感觉他们牺牲的事家乡亲人未必知道,因为当时全国大部分地区沦陷,即便部队有心也难以及时通知其家人,此后就是亲人不知英烈归宿,英烈无法魂归故土。那么,就试一试吧,既然信息中提供了英烈们的籍贯,在网络发达的今天,也许就有热心人能帮英烈们找到亲人,发出迟到70多年的通知:“您的亲人,为国捐躯魂驻滇西了。”

(一)管甲东

战区:远征军

番号:第71军第87师第261团第3营

作战地点:龙陵附近

级职:少校营长

作战年月:1944 年8月

简历:江苏淮安县人,中央骑兵学校毕业;历任排、连、副营长等职

忠勇事迹:“我如不死,阵地必在”

自渡怒反攻以来,虽大雨绵绵,饥寒交迫,管君犹能在,极端困难之境与敌坚(艰)苦奋斗,先有攻占伏龙寺、二关之战斗,后有死守施家大坡之要任,而著赫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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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激荡的百年史》是关于“日本经验”的著名读本,因其作者是领导日本战后“复兴”的关键人物——日本首相吉田茂,因而也被认为是最具权威性的读本。虽然它不过是一本十万字的小册子,但却是作者应邀为《大英百科全书》所精心撰写的卷首论文,堪称向全世界推销日本的国家“自白书”。上世纪80年代,中国国家领导人曾以极大热情向中国读者推荐此书,由此掀起一股学习日本的热潮,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外来镜鉴和他山之石。三联书城组织的图书选评,将此书列为“20年(1978-1998)来影响中国最大的100本书”之一。

读此书时,笔者最深的印象是吉田茂在书尾展望日本“未来理想”时对中国的评价。这是在介绍完日本经验、颇有几分踌躇满志的心态下,对一个一直“搞不懂”的“老对手”的嘀嘀咕咕:

“在国际社会中,同中共的关系是日本所担负的责任中最困难的。中国从古代开始就是非常奇怪的。它是东方最优秀的民族,可是从来就不能适应世界局势,偏偏把自己孤立起来,奉行一种孤立的中华主义,走向一条孤立的道路。

“可是,中国也不会一直继续保持现状。因此,日本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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