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不住黑夜

你抓不住黑夜，你抓不住黑

也抓不住夜。但黑夜可以抓住你

黑可以抓住你，夜也可以抓住你

它们把你轻轻一抓

你就不能动弹，它们稍稍使一点劲

你就喘不过气来

甚至发不出呼救的声音

黑夜来临的时候从不预先通报

它们有时是一条毒蛇悄悄爬近

有时是一群饿狮猛扑而来

你固执地站立着

不愿化作一缕风

也不愿变作一块石头

它们会放开你还是一直抓住你？

它们将轻轻握住你还是死死攥紧你？

它们要把你囫囵吞下还是咬掉一个手臂？

你固执地站立着

准备用脆弱的血肉之躯承受一切

你抓不住黑夜

黑夜却可以像捏一个鸡蛋那样捏碎你

你用愤怒的眼睛盯着黑夜

盯着——盯着——盯着——

直到眼睛里射出火焰

你抓不住黑夜

就用燃烧的目光把黑夜刺穿!

　　城市里的蝉

它豁出去了

它突如其来的呼喊吓了城市一跳

这个几十万人口的城市

只有它——被两根手指就可捏得粉碎的

一只小小的蝉儿

它要用自己的呼喊声

撕碎天地间铁一般的寂静

我感觉到了它声音中

微微的颤栗，啊

它比谁都清楚自己的弱小和卑微

它甚至不是一条毛毛虫的对手

但它豁出去了

它用身体呼喊，用灵魂呼喊

用心、肺、胃、脾、肾……用每一个器官呼喊

用每一滴鲜血每一个细胞呼喊

它的呼喊是天鹅和杜鹃的绝唱！

……没有应和，没有回声

这只孤独的蝉

仿佛被流放的但丁

但丁，这只苦难而不屈的蝉

他的呼喊就是全人类的呼喊啊！

小小的蝉儿豁出去了

它要用呼喊声撕裂自己

它要让身体和灵魂的每一个碎片

为自由而呼喊！

　　在中世纪法庭上

“历史将宣告我无罪！”

他平静然而斩钉截铁地

吐出这八个字，像吐出八颗锃亮的钉子

他的眼睛里有一个深邃而澄澈的天空

那些装模作样的审判者

脸上布满了青苔和污泥

在一片恐惧的的荒草中

他是一棵充满怜悯和骄傲的枫树

他并不高大，但已远远超越

蚂蚁的目光和蜗牛的触角所能抵达的高度

他的红色不是血，更不是染料

那是他从里到外的生命，他的一切

“历史将宣告我无罪！”

他说了这一句，就是说出了未来

说出了他对我们的信任和爱

现在我们的目光穿越法庭厚厚的墙壁

看见那棵笔直站立的枫树

正在静静地燃烧

二十世纪的雨，从你的水面升起

冷或者热，透明或者浑浊

柔软或者坚硬——怎么样的雨点

能支撑起摇摇欲坠的天空？

你的血液流进树根、石头、传说

流进男人的野心和女人的乳房

而你永远是饱满的，就像一首

可以无限阐释的诗歌

一年又一年，你虔诚地举起

那童话般的无角菱

你想用梦幻和柔情抚摸世界吗？

一艘游船满载着夏天启航

一次次停靠在冬天的码头

你饮下一杯火焰，又饮下一杯冰雪

但你是清醒的——世界醉了

它头重脚轻，东倒西歪……

你身边飞扬起来的一排铁轨

作了谁的围巾？火车驶入云层

谁把补天的石头撒落在湖水中？

我看见人面蛇身的祖先

她脸上的皱纹比你的波纹还多

空中出现了大象、狮子和恐龙

你依然安详地把月亮抱在怀中

就像母亲怀抱着婴孩

那些杂乱的脚印里生长起

雷声和闪电。呼啸而来的白光

被一层层湖水前仆后继地抵挡

最后一道防线沦陷时

只有一颗钻石和一颗流星的灵魂

听见了水草的哭泣，鱼虾的惊叫

哦南湖，你是谁？你往哪里去？

你默默无言，像时间，像伤口……

天空塌陷的声音充满欢乐

连泥土都在吵吵嚷嚷，群鸟只好像

真相和常识那样躲藏起来

河流暴涨，大海却在默默退缩

收音机千百遍地重复着水和火的故事

水浇灭了火，火吸干了水

这是一场没有赢家的赌博

一块巨石却凭藉它的愚蠢和冷漠登上皇位

谁把鲜花、光芒和大地的忧伤捣个粉碎

搅拌成黑糊糊的泥浆？

一根根朽木浸透春秋战国的阴谋

在洪水中横冲直撞

孤岛上的古筝和小提琴来不及避让

只好把雨声当作悼念自己的哀乐

这一片隆重的混沌

我怎么分辨什么是黑，什么是白

什么又是黑和白的混血儿？

苍天上的一切都在倒下来，倒下来

大地快扛不住这份沉重了……

这时候讨论生与死

是奢侈的，谁把一块用黑夜包装的沼泽地

赠送给骆驼、斑马、修女和诗人？

谁说皇帝身上什么也没穿？

他把一个国家当雨衣披在他臃肿的身上

而泥土仍然在吵吵嚷嚷，群鸟仍然像

真相和常识那样躲藏起来，不见一丝踪影

冰冻的河流，冰冻的夜

冰冻的天空、房屋、电视塔

我看见的事物都在冰冻

——汽车、石头、道路、灯光

音乐、诗歌、人们的说话声

连历史都被冻成一块块碎冰

在一个巨大的冰面上滚来滚去

多少人的脚步被冻结在

这个集合了无数阴谋和灾难的冰面上

他们身体中的血液呢？

他们的梦呢？难道冰冻也是一种

存在的方式和理由？

不不，在一片沉默和凝固之中

我听见风在生存与死亡之间

所发出的颤抖的声音

这风，这来自某一朵火焰

或者某一片常青树叶的微弱的风

它的颤抖传染给了我

是的——我是胆小的

但除了那位用自己的血写下

“人血不是水”的女子

谁敢说自己是一棵有勇气的白桦？

恐惧像瘟疫一样席卷了大地上的青草

席卷了花朵、泥土、阳光和悔恨的雨水

席卷了飞鸟、猛兽、子弹以及垂头丧气的旗帜

然而我是幸存者——准确地说

我的心脏是幸存者

在被冰冻的躯壳里

未被冰冻的心脏在挣扎，在呼喊

在用孩子般的天真说出

一些事物藏在背后的真相

但说出又有什么用？滴水成冰的日子

真相四处逃遁——逃入人们深深的伤口

逃进洪水般的绝望、疯狂、冷漠

逃到天空之上，大地之下

仍然逃脱不了被冰冻的命运

冰冻……冰冻……冰冻……

然而潜伏在冻土中的种子并未死亡

冰层下的流水仍然在说出季节的秘密

　　　看人钓鱼

我看见他钓起水，钓起风，钓起日光

钓起他的固执、绝望与叹息

他的钓钩寒光闪闪，像一个咄咄逼人的问号

我也钓了一辈子，钓起淤泥

钓起水葫芦，钓起泡沫，钓起虚无……

鱼集体失踪，仿佛它们已经逃往

另一个世界。我的生锈的鱼钩

蜷曲着，忧伤着，忏悔着……

水面上突然传来“噼啪”一声

　　　一条鱼跃出了水面

一条鱼跃出了水面，用惊险的一秒钟

偷窥这庞大得莫名其妙的世界

它回到水里后想了些什么？

它怎样向其他鱼类描述自己的见闻？

它会炫耀、哀叹还是庆幸？

它会不会因此脱胎换骨

变成另一条鱼？或者

被当作鱼类中的叛徒，驱逐出水国？

　　　　　黄　　鹂

两米外的树枝上，一只从春天深处飞来的

黄鹂，扭着头朝我看了一会

它用天真的眼光问我：你是谁？

你怎么这样庞大，像一块丑陋的岩石？

它期待我的回答，并且用一只脚

在空中挥舞了几下——

是催促，还是对我的笨拙表示不屑？

它可能等得不耐烦了

头一晃，拉着一缕阳光把自己弹到高空

它甚至懒得用叫声来启发我

无情地把我扔在

一片低矮、潮湿的所在

被一只黄鹂遗弃的我，拼命挥动两个手臂

想把它们变成翅膀，好去追赶

黄鹂的高度

伊   蕾

最初读伊蕾的诗时，她还不叫伊蕾，她叫孙桂贞。这个散发着旧时代气息的名字并未束缚她内心的自由和野性，从八十年代初她的一系列诗歌的题目中——比如《绿树对暴风雨的迎接》《火焰》《浪花致大海》《闪电》等等，我们就可以看出她的不安分的灵魂。比如她写于1982年的《绿树对暴风雨的迎接》：

　　千条万条的狂莽手臂啊，

　　纵然你是必给我损伤的鞭子，

　　我又怎能不仰首迎接你？!

　　　　迎接你，即使遍体绿叶碎为尘泥!

　　　　与其完好无损地困守着孤寂

　　　　莫如绽破些伤口敞向广宇。

那些火焰，那些风暴，那些闪电在她的灵魂深处孕育着，壮大着，终于发展成为她生命本身的火焰、风暴和闪电。八十年代中期，孙桂贞突然摇身一变成为“伊蕾”（“摇身一变”这个词在我的笔下没有半点贬义），她的诗歌风格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位叫作伊蕾的诗人，她把她诗歌中的火焰、风暴和闪电浩浩荡荡地带进了她的生命，又把她生命中的火焰、风暴和闪电浩浩荡荡地带进了她的诗歌。她的生命和她的诗歌浑然一体，密不可分。

我最早读到的署名“伊蕾”的诗歌是她的《黄果树大瀑布》，这首诗开头的排列模仿瀑布的形状：

　　白岩石一样

　　　　砸

　　　　下

　　　　来

然后连续十二个诗句以“砸碎”开头。这时候的伊蕾，肯定已经投身于那场轰轰烈烈的爱情，她豁出去了，她要让自己的全部生命和她所有的诗歌都为爱情而燃烧，哪怕把自己作为牺牲献上祭坛。随后便是我们从1987年1月号《人民文学》上读到的她赤裸裸剖白自己内心的诗歌《独身女人的卧室》。这首长篇抒情诗的14个章节，每个章节的最后一句都是“你不来与我同居”，在当时真有惊世骇俗的效果。这首诗的最后几句是：

　　道路已被无形的障碍封锁

　　我怀着绝望的希望夜夜等你

　　你来了会发生世界大战吗

　　你来了黄河会决口吗……

　　面对所恨的一切我无能为力

　　我最恨的是我自己

　　　　你不来与我同居

这期间伊蕾写的《情舞》《被围困者》《叛逆的手》《跳舞的猪》（包括《独身女人的卧室》）等许多诗歌，那种因被压抑而更猛烈释放的激情，像不可扑灭的野火一样肆无忌惮地燃烧着，以一种咄咄逼人的气势炙烤着这个时代的道德和爱情。陈超为伊蕾的诗集《独身女人的卧室》写的序，是几十年来我读到过的最好的诗集序言，他的序本身就是一首有伊蕾风格的诗：“——你们面对的这位诗人，是当代中国诗坛最孤寂最坦率的诗人。她有如火山口上空的气流，在经受了熔岩的熬煎后，仍然那样柔韧和纯洁。人们只能远远地望着她，迷惘地讨论、诋毁和理解。她的精神世界，有自己的深渊和熔炉，她根本不等待什么，那种无家可归的浪迹感，使她超越诗歌本身而达到了生命的极点。”“她不是将美而是将生命作为诗歌的最终目的。”“这颗惨烈孤单而勇敢的彗星，用生命颤抖出只出现一次的弧光。”

我和伊蕾的第一次通信是在1984年，那时她刚刚改名为伊蕾，我也刚刚改名为伊甸，我看到“伊蕾”这个名字，自然而然有一种亲切感。我在信中称呼她为“伊蕾姐”（她比我大两岁）。1986年，我得知伊蕾在北大作家班读书，当时这个班办在北京十里堡的鲁迅文学院，我想到鲁迅文学院去上半年制的创作进修班，我就给伊蕾写信，请她为我联系。她热心地促成了这件事。当时伊蕾正体验着铭心刻骨的爱情并写着铭心刻骨的诗歌，在1987年2月22日给我的回信中，伊蕾写道：“感谢你对我的真诚的理解!我的诗能被诗人理解，是我极大的荣幸。我这颗悲哀而疯狂的心啊，只有在诗中得以跳动。”

1987年3月，我来到北京鲁迅文学院，第一次见到了伊蕾。伊蕾清瘦，颀长，亭亭玉立，在迷人的风姿后面隐约可见岁月在她身上布下的风霜，眉宇间闪烁着一种桀骜不驯的光芒。记得见面之初，我很小资地送给她两块印有丰子恺漫画的手帕。在鲁迅文学院读书的这几个月里，我虽然常常见到伊蕾，但几乎没在一起深谈过，因为那时她和她所爱的人几乎形影不离，而且他们有着自己的朋友圈子，当年的我拘谨而笨拙，见到陌生人常常手足无措，所以我更多地是把自己封闭在教室和宿舍里。我常常在楼梯上，在饭厅里，在大门口遇见伊蕾，我们往往相视而笑，或者随便聊上几句。偶然有共同的诗友来，便会坐下来多聊上一会。虽然君子之交淡如水，但彼此是尊重的，友爱的，信任的。有时我看到一些陌生的年轻人来找伊蕾，向她的爱情和诗歌表示敬意，伊蕾既是自信的，又是谦和的，智慧和坦率的言谈常常赢得众人的喜爱。有时我窜入他们北大作家班的课堂听课，比如有一次听孙玉石先生讲中国现代派诗歌，我发现伊蕾认认真真地做着笔记，那么专注，那么用功，可见她做什么事都是很投入的。

那年7月，创作进修班结束了，我告别伊蕾回到嘉兴。临行前，我让伊蕾第一个在我的毕业纪念册上题词，她写道：“相识从文字始，又以文字结束，我们被围困在文字的魔圈内，注定一生找不到门口。”后来，伊蕾寄给我她的诗集《独身女人的卧室》，她在扉页上写着这样一句话：“失去了爱的自由，就失去了整个自由。”伊蕾那颗敏感而不屈的心，时时有一种强烈的被围困被囚禁被压抑的感觉，所以她在诗歌中在爱情中疯狂地追求自由，然而自由总是这样的遥远而虚无。一个让人欣慰的消息和一个让人沮丧的消息几乎是接踵而至。前一个消息是：伊蕾终于和她所爱的人走入了婚姻的殿堂——经受了那么多的磨难那么大的压力才赢得爱情的胜利，我真是从心灵深处由衷地祝福他们啊!后一个消息是：他们分手了!由于我听到这两个消息的时间差非常之短，以至于我的感觉竟然是：他们的结合就是他们的分手。他们的爱曾经惊天动泣鬼神，这样超凡脱俗的爱也许只应天上有，凡间世俗婚姻的小小口袋注定要被这样的爱撑破，不幸的是，爱情本身也和口袋一块儿碎裂……

我曾经寄给伊蕾一些诗，她选了五首发表在《天津文学》上（她从北大作家班毕业后就在《天津文学》当诗歌编辑）。这是我和她最后的交往。九十年代听说她在俄罗斯做生意，本世纪初听说她回到天津开了一家卡秋莎美术馆，最近又听说她在北京画画，但我再也看不到她一首诗，有时不免感到几分怅然。不知今日伊蕾的灵魂深处会不会偶尔电光一闪，照亮二十多年前一幕幕火焰般燃烧的情爱以及那些销魂荡魄的诗歌？不管结局如何，我想伊蕾是不会为当年的疯狂而后悔的，她的生命就因为创造了这场爱情和这些诗歌而放射出奇异的光芒，正如我在多年前的一篇文章中所说：“无论男人还是女人，发现自己爱过，同时被所爱的人爱过，发现自己为爱而迷醉过，痛苦过，疯狂过，发现自己有滋润整个生命的爱的回忆，那实在是人生最高的荣耀和幸福！”

刘　波

1984年，二十岁的刘波在《诗刊》发表组诗《年轻的布尔什维克》而一举成名。他那时候的诗现在读来固然有青涩之感，但字里行间的热情和真诚是毋庸置疑的。有一首写女孩子自杀的诗显示了那个时候刘波的善良和敏感：“……那个夜晚是宁静的／娟娟，你长长的秀发／飘着黑密的怯懦、黑密的勇敢／你的影子姗姗地／拖过冷清的路面／从我们温热的梦境中滑过／天空翻动着，二十朵云涌过来／我们的娟娟飞起来／挂在月光下一棵冷清的树上……”

1984年是刘波的幸运年，这一年他参加了《诗刊》社的第四届青春诗会（在诗会上庆祝了他的二十周岁生日），他顺利地创办了《青年诗刊》并且在诗歌界产生影响，他开始投入一场幸福而又深刻的爱情……青春年少，夺尽风流，仿佛一个春风得意、睥睨天下的王子。也就是在这一年，我和刘波开始通信，他在第一封信中对我说：“我们很早就认识了！”

1985年4月，我和柯平收到刘波寄来的通知，让我们五月一日去株洲参加一个他筹办的全国青年文学社团联络会议。四月底我和柯平来到株洲，才知道这个会议已在团中央的干涉下被取消。据刘波说，他已经向所有被邀请的人发去会议停办的通知。但一些人没收到这个通知，仍然赶到了株洲，除了我和柯平外，还有廖亦武、潘洗尘、冯晏等。意想不到的是，这一场年轻诗友的自由聚会，比正儿八经的会议更让人难忘。刘波和他的朋友们是一群非常热情的人，我们在株洲的几天里，他们倾囊而尽接待了我们，他们掏自己的腰包安排我们的吃和住，小说家聂鑫森、叶之蓁，女诗人郑玲等也各自在家里招待过我们。那时候没有小车接送，我记得我们老是在株洲街头走啊走，在阳光下走，在黑夜里走，在闹市区走，在偏僻的小巷里走。有一个晚上说好了七点左右去郑玲家，结果我们醉醺醺地在街头边走边高谈阔论，忘记了时间，敲开郑玲家的大门时已经九点多了，郑玲像一个赌气的孩子那样噘着嘴坐在沙发上不理我们。看着桌子上精心准备好的一大堆丰富的零食，我们深深感受到了郑玲夫妇的热情，也理解了她的赌气。我们向她表示了歉意，她的脸色和缓过来。她说不怪我们，只怪刘波——她说只怪刘波，语气当中恰恰流露出她和刘波的亲近。那个晚上我们聊得很有劲，当然也顺便消灭了那一大堆香喷喷的零食。二十四年不见郑玲老师了，但我心中一直记着这位永远有一颗童心的女诗人。

在株洲的几天里，刘波的女朋友李薇也一直在照顾我们。李薇是一个温柔可人的女孩，刘波那时非常爱她——无情的是岁月，十多年后刘波爱上了女明星许晴，李薇和女儿无论如何都无法留住他。我在刘波1987年3月24日给我的信中读到这样一段话：“李薇多次谈到你。她谢谢你的礼物！她衷心祝福你！”我已记不起我曾经送给李薇什么礼物，每当想起当年的刘波和李薇，想起当年我们在株洲的一切，想起风云变幻的世事和诡谲的命运，心头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惆怅。

1987年9月，我给刘波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我旅行结婚经过株洲，想带我的妻子认识一下他和李薇，他回信说：“衷心欢迎你和嫂子来株洲，你们在株洲将会受到最热情的接待！……我和李薇翘首以待。”这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让我高兴了好几天。到株洲前一天，我拍电报给刘波让他接站，结果火车到达株洲后，我们眼巴巴地在出站口等了近一个小时也没见刘波的人影。没有朋友接待，黑魆魆的株洲对于我们来说就成了一个陌生的不近人情的怪物。在车站广场上转了一会后，我们就登上去张家界的火车离开了株洲。可以肯定的是，刘波没有收到我的电报，不然按照他的性格，他无论怎么忙，都会想办法来见我们的。如果这一次我们四人得以相聚，后来我们之间的情谊也许会深厚得多。

后来听说刘波去了海南，听说他靠编《传世藏书》掘到了第一桶金，听说他娶了许晴为妻，听说他收购了上市公司“武汉长印”并改名为“诚成文化”。有一段时间我们不说“诚成文化”这只股票多少多少钱，而是说刘波多少多少钱：今天刘波涨到28元9毛了！今天刘波跌到15元3毛了！按照我的习惯，当一个朋友飞黄腾达以后，我一般不会去主动找他，于是，我和刘波断了十几年的音信。

大约是六七年前的某一天吧，柯平突然打电话来，说刘波约我们在杭州一见。我和柯平赶到杭州西湖国宾馆见到了刘波。十多年不见，他仍然风度翩翩，并且比青春时代更加潇洒儒雅。那天他和柯平喝完了二十瓶半斤装的十年醇绍兴黄酒，我酒量不好，但也尽量喝了两三瓶。我们聊了很多，我们的话题无非是对往事的回忆，对我们共同的朋友和老师的关注（比如我们聊起了王燕生老师），以及对各自近况的了解。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说他化三千万在北京买下了张作霖故居。不过我和柯平并未表示出惊讶或者羡慕，这个时代，任何不可能的事都有可能发生。

回来以后，我给他寄去了我的诗集和散文集。他给我寄来了一块护身符。几个月后，突然听说他欠债数亿逃离祖国，我才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他来杭州和我们见面，是来向我们告别的。

程　宝　林

1983年到1985年，我在浙江湖州师专中文系读书，担任学校“远方”诗社社长，与全国许多大学生诗人有过频繁的联系，比如许德民、傅亮、卓松盛、黄灿然、苏历铭、潘洗尘、包临轩、朱凌波、吕贵品、杨川庆、杨榴红、尚仲敏等等，其中还有北京人民大学红叶诗社社长程宝林。1984年年底，我收到红叶诗社寄来的一封为程宝林出版诗集筹款的信：

伊甸及浙江诗友们：很冒昧，但为了诗，为了一种愿望，我们不得不这样冒昧。本来，我们只打算将程宝林的诗集《雨季来临》印刷少许分赠诗友们。但谢冕老师却鼓励我们，为这本诗集写序，外地的一些诗友建议我们增加印数。我们何尝不这样想呢？仅靠程宝林卖掉录音机和漂亮的皮夹克，仅靠红叶诗社显然不够，于是，我们决定向诗友们借款集资，使这本诗集得以顺利出版，待诗集销售后，立即奉还……

信末的署名是“北京红叶诗社”。落款日期为1984年12月1日。

我当即寄了钱去，寄多少钱现在已想不起来，后来程宝林卖掉了他的诗集，就把钱寄了回来。

我的书架上至今还并排站立着两本《雨季来临》，扉页下方分别写着：“送给诗兄伊甸——宝林于1985年3月29日”，“送给老伊和他的女友甸小姐——宝林85年4月23日于人民大学”。诗集由谢冕作序，后面还有李小雨的评论。

那几年里，我和宝林大约有十几次在同一期刊物同一个栏目发表诗作，彼此都很熟悉对方的作品。虽然都一样地口语化一样地快节奏一样地充满激情充满幻想，但今天回过头来看，宝林的诗更清新更有情趣，而我当年的诗则明显地暴露出一种肤浅的乐观主义。

1985年夏天，宝林从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他本来被分配在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能够留在首都工作，是很多大学毕业生梦寐以求的事。但宝林当时爱上了一位川妹子，为了爱情，他放弃了这个留在北京的机会，不远万里奔赴成都，在《四川日报》做了一名编辑。1987年，我和妻子到九寨沟旅行结婚经过成都，第一次见到了宝林和他又美丽又温柔的女朋友。他的女朋友叫张小敏（不知道我有没有记错），刚刚遭遇了一连串不幸，好像是她的母亲和姐姐先后去世，她义不容辞地承担起赡养外婆和照看外甥的责任。宝林和小敏一起承担这些责任，不仅毫无怨言，而且在对她的爱情中更多了一层敬重和怜惜的成分。

当年的宝林清瘦、朴素，虽然已工作两年，仍然是一副大学生模样，正如李小雨文章中对他的描绘：“黑瘦而单薄，眼睛遮不住一脸的孩子气，口中讷讷的，似乎话不多，但似乎又有许多话要讲，因为拘谨，而终于没有讲成……”我和宝林的性格比较相似，我们都出身底层，都有一种从底层社会带来的拘谨、木讷和敦厚。但由于彼此一见如故，双方的女伴又都是一样的善良和谦卑，所以我们的相处和交谈非常愉快。他和我讲了他对女友的深深的爱，他在报社遇到的一些不愉快的事（比如报社对他请假参加青春诗会一事的阻挠），他对湖北老家亲人的牵挂等等，我们像老朋友一样互相信任，无话不谈。他把报社给他的那间单人宿舍让给我们住，又带我们去见了龙郁、孙建军等一些诗友。

然后，然后……二十二年天各一方，再无见面机会。这几年在报刊和网络上陆陆续续读到他的一些散文，发现宝林还是当年那个率真、耿直、胸怀坦荡、见义勇为的宝林，当然更成熟，更有力量。他写故乡和亲人的那些散文，字里行间有一种悲悯和反思的沉重，比如他的《归国纪事——归葬》，虽然写的是他亲身经历的事，实际上是对苦难的中国农村社会的深刻解剖，读后让我感慨良久。另外，他在自己的博客上直言不讳地谴责某些缺乏良知的御用学者，体现了他思想的敏锐和信念的坚定——这是我特别赞赏和敬重的地方。

但愿有一天，能与宝林在世界的某个角落突然相遇，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有“酒逢知己千杯少”的感觉。在我认识的诗友中，宝林是让我感觉到可以彻夜长谈的寥寥无几的几个人中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