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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秋了，呼喊了一个夏天的蝉儿终于偃旗息鼓，树林像一个玩累了的孩子，变得乖顺和安静。
沿着一条不知道哪个朝代铺设的石板路，我们一前一后慢慢地走进了树林。树林是幽暗的，给人一种黄昏即将来临的错觉。这个树林里密密地生长着许多又高又瘦的树，好像运动场上那些高个子跳高运动员，个个精神振奋。我感觉到这些树也会像跳高运动员那样摩拳擦掌，腾挪跳跃，紧张时急促地喘息，胜利时激动地欢呼，只不过它们不让我这个局外人看见和听见罢了。我停下脚步抬头望天，只看见几块碎银子般的亮光——那亮光就是天了。天是不是也有窥视欲？它的几缕眼角的余光常常有意无意地从树叶的缝隙处溜进来，想窥见树林里的秘密。其实树林并不是为了不泄漏隐私才把自己遮盖得那么好，它只是想让它所有的孩子一心一意地生长，不受那些过于荣耀和风光的事物的诱惑。树林是自足的，谦卑的，除了树木的生长它没有其他任何的贪图。因此树林是简单的，朴素的，树林里没有自命不凡的岩石，没有勾心斗角的灌木和为所欲为到处抢占地盘的野草（稀稀落落散布在落叶中的一些小草也向树林学会了谦卑和谨慎），那种空旷和恬静给人带来内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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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落叶顺流而下
一片落叶顺流而下
它身上背负着这个时代稀有的静默
各色彩灯肆意地炫耀繁华和荣耀
历经沧桑的风轻轻拍打落叶的脸颊
“傻孩子，真正的光是谦卑的”
一片落叶顺流而下
它小心翼翼地避开摩天大楼的骄狂
高音喇叭的蛮横，悄悄潜入黑暗深处
历经沧桑的风轻轻拍打落叶的脸颊
“傻孩子，真相总是朴素的”
蜻 蜓
汽车训练场上空
几百只蜻蜓在张皇无措地飞
它们的天真和柔弱多像一群孩子
一群孩子在风沙中迷失了方向
我想把他们一个个抱在怀里
但蜻蜓们眨动着它们的复眼
和我保持着不可接近的距离
我忽然觉得我也如此地张皇无措
……我，连一片落叶也无法救助
活 着
雨死了，它还会活过来
所以它毫无顾忌地从高空一跃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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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黑夜，黑暗，黑帮，黑道，黑社会
黑心，黑手，黑枪，黑幕，黑钱，黑名单
“黑名单”的黑是什么意思？
这小子真“黑”的“黑”什么意思？
“这个世道真黑”指的是怎样的世道？
黑，我该用怎样的语气和表情说出这一个字？
我该咬牙切齿、麻木不仁还是
幸灾乐祸？或者像欣赏一种普通的色彩
优雅地说出黑，就像说出白色花的白
黄马褂的黄，红顶商人的红和红袖章的红？
多少人反反复复在说一个“红”字
红被说得越来越红，越来越亮
连黑都快被说成了红
黑呀，黑呀，当你红得闪闪发亮时
世界便消失了所有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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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时，我12周岁，刚刚读完小学六年级。当时所有学校“停课闹革命”，我便闲荡了两年，直到1968年“复课闹革命”，我被安排到当时所谓的“新生事物”——工厂办的学校读初中。说是读书，实际上很多时间都在工厂和农村劳动，即使坐在教室里的几天，也很少有人安心学习。这两年初中，实际上是白读了。
初中毕业后我被分配在海宁化肥厂工作，经历了整整七年的劳累、迷惘和精神饥饿。这期间由于我工作上比较卖力，再加上众所周知的我对读书的热爱，曾经两次被厂里推荐去上工农兵大学，尤其是1975年那一次，我差点进了浙江大学自动化仪表专业。那一年，化肥厂的群众和领导都推荐我去上大学，如果推荐名额只有一个，那我就去定了，但上面给的推荐名额是两个，然后由上面决定谁去上大学。可想而知，上面没有关系的我被刷下来了。当时急于摆脱工厂的机械性工作的我，为此非常痛苦和沮丧，但现在我却为此感到侥幸：假如当年我去浙江大学自动化仪表专业读书，那么三年后回来就可能终身在海宁化肥厂做一个技术员，而我的理想是进中文系读书，走文学创作的道路，我对数字、图表和技术不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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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谋是罪恶的教父，是黑暗的儿子。它是真正的恶魔，比狮子和狼要可怕得多。人们可以用栅栏、城墙、壕沟来阻挡狮子和狼的进攻，可以用箭或者子弹来消灭张开血盆大口的狮子和露出獠牙的狼，但对阴谋这个变幻无常、阴险毒辣、不遵守任何游戏规则的恶魔却防不胜防。它往往不作正面进攻，它会像雷电一样从天而降，像蛇一样从草丛里钻出，像瘟疫一样突然在人的躯体里出现……汉民族的历史上，仇敌间几乎没有堂而皇之的决斗，只有层出不穷的谋杀和暗杀，或者通过告密、出卖、诬陷、罗织罪名来达到杀人的目的。在以胜负论英雄，“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国度里，目的就是一切，只要达到目的，再卑鄙的手段也会被叫作“智慧”。“兵不厌诈”成为人人信奉的格言，它不仅仅运用于两国交兵，不仅仅运用于模拟战争的牌局和棋局，它还常常运用于政治斗争，运用于生意场和名利场，甚至渗透于人与人之间的交际往来。
笔者曾经认识一位集团公司的老总，他凭着“空手套白狼”和“四两拨千斤”的勇气，在商场上得心应手地施展各种阴谋，如拉大旗作虎皮、浑水摸鱼、见风使舵、虚张声势、改头换面、钻天打洞……硬是摆出了一个“著名企业家”和“亿万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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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文革的第五个年头，我初中毕业进了海宁化肥厂做学徒工，那年我17岁，仍然蒙昧无知。那时我能背出大量的“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诗词”，以至于几十年后的现在，这些语录和诗词还常常脱口而出。除此以外，我只看过三本文学书。第一本是童话选，记得里面有一篇是《“咕咚”来了》，这本书大概是文革前我父亲从图书馆借来的；第二本是《欧阳海之歌》，那是我初中时代去老家桐乡乡下过暑假时，跟一个叫曹宝林的乡亲借的，记得连续几个暑假我都去借这本书（整个村子只有曹宝林有书，也仅此一本）；第三本是《伊萨柯夫斯基诗选》。我依稀记得《伊萨柯夫斯基诗选》是一个朋友送给我的，它是我个人拥有的第一本书。这本书我不知道翻了多少遍，现在我还背得出这样的诗句：
顺着弯曲的小径
沿着带露的草坪
晚会结束之后
回家，我的朋友来伴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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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没有这样关注过诺贝尔文学奖了，去年的获奖作家克莱齐奥，我至今就连一个字也没有看。但这次不一样了，8号晚上吃过晚饭，一看表已是晚上8点，我就去里屋打开了电脑——因为按时差，这时候正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的秘书走出那栋大楼，向等待的媒体宣布消息的时刻。
我这样关注这个奖，也许和我一个月前还在斯德哥尔摩有关。到了那里，即使你不想这个奖，这个奖也“绕不开”。我们第一个去的古老市政厅，即是瑞典国王每年宴请获奖者的地方；到老城去闲逛时，路过一座楼的侧门口，李笠忽然停下来了“呶，这就是诺贝尔文学奖每年宣布的地方！”斯德哥尔摩音乐厅则是我提出去看的，这不仅因为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仪式每年都在那里举行，也因为我很想去看看它那著名的蓝色廊柱前的“俄耳甫斯在歌唱”群雕。甚至获奖者每年下榻的“宏大饭店”（Gr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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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昭、遇罗克、张志新、李九莲以及学者顾准、陈寅恪让我们肃然起敬，在国人都在驯顺地做奴隶的时候，唯有他们抬起了高贵的头颅，唯有他们的人格是健全的，有力量的。他们是黑暗中仅有的星光。
但他们不是思想家。在严酷的极权统治下，几乎所有的思想火星都被暴虐的洪水扑灭了，没法点燃起一堆熊熊燃烧的篝火。整整一个时代，中国没有思想家。
当我们批判一部专制机器时，我们怎能赞扬这部机器上一个恪守职责的螺丝钉？我们怎能赞扬它对这部机器死心塌地的效忠和臣服？假若我们赞扬它，我们何以面对被这部机器绞碎的无数鲜活的生命？我们何以面对一个被肆意侮辱和蹂躏的时代？
六十年代初，当刘少奇听说很多人饿死，并且发生了人吃人的惨剧时，他对毛泽东说：“人吃人，这是要写在历史上的。”“文革”中，刘少奇被打成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而受尽迫害时，他说了这样一句话：“好在历史是由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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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止
洪水的蛮横
到一座山为止
寒流的肆无忌惮
到一朵迎春花为止
黑夜的恐怖和阴险
到第一缕晨曦为止
狼的凶残
到大象的长鼻为止
毒蛇的狡猾
到火焰的光明磊落为止
气球的狂妄自大
到一枚针刺出的洞为止
死神的耀武扬威
到一个人的灵魂为止
地的声音
地肯定会说话的，那些火山口
就是地的嘴唇
地肯定会唱歌的，那些泉水
就是从它心里哼出来的曲子
地肯定会哭泣的，清晨的草叶上
沾满了亮晶晶的露珠
可我们不是地，轻浮如肥皂泡的我们
不配听见地的声音
所以火山口总是久久地沉默
泉水总是躲在深山里，露珠总是在
人们醒来之前消失。我们是不是
像地一样辽阔和厚重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