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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音简介

晓音:原名肖晓英,女,《女子诗报》、《女子诗报年鉴》主编,四川西昌市人,二级作家。199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作家班,文学学士。80年代后期开始文学创作,1988创办并主编中国首份女性诗歌刊物《女子诗报》,已出版诗集、长篇小说多部,散文作品多次被选编入香港中学生语文阅读教材,另有诗歌、散文、诗论文章80余万字散见于海内外报刊及各种年度诗歌选本。曾为四川巴金文学院、广东青年文学院合同制作家,现为广东石油化工学院中文系副教授,茂名市作家协会主席,广东省作家协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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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邮:yinyin19652003@126.com

 

QQ:79419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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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青年远征军
你应该知道的西昌
原文地址:漫笔西昌之一作者:江汶

漫笔西昌

 

 

        古老的中国有个四川,四川有个西昌,西昌清朝叫建昌府,秦属于越嶲郡,汉代叫严州,宋代属于南诏国,就是段誉他们国家,元朝又叫西宁。

       西昌最开始住的是邛人,彝族叫他们濮人呜呜,都城就在经久,三棵树曾近在哪挖出过很多东西,后来彝族把他们给灭了,他们唯一留下来的是自己部落的坟,又叫大石墓,用石头砌成,每块重达三四吨,由此我想他们国家的人都是大力士,比他们更大力士的人是彝族。我家的祖坟就建在大石墓上,小时候就天天在那些石块上坐梭梭板,一直梭到小学毕业。

       村里人都不知道这些石头是咋来的,尽管他们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生存了八代人,有一个我该喊他老祖的人晓得石头的来历。

       他说“这叫二十四个望娘滩”。

       从前有家人,婆娘死了男人,娃儿死了老汉。两娘母相依为命养起一群羊羔儿,两娘母天天去过牛草,还是不够羊羔儿吃,有天晌午娃儿吃了锅摊(一种薄的大饼),背起背篼,去割草。

    走到昨天才割草的地方,看到那的草又长起一尺长,他放下背篼开始割,割着,割着就看到一个亮锃锃的珠珠,他捡起来就往屋头跑,拿给他吗看,他妈给他说“一个珠珠吃不得,又用不得,你拿到耍去”。这个娃儿顺手就给把珠珠放在背篼头,第二天起来水缸头的水满满的清花绿亮的。一看背篼,哦哟,满背篼都是嫩草!拿出来喂羊羔儿,紧到都拿不完,两娘母欢喜得很。

过了两天这个事情就传开了,那些不安好心的二杆子些就来抢珠珠,这个娃儿被他们按到抢,差点就着抢掉,他一口就把珠珠噎在嘴巴都去,二杆子些莫办法打他一顿才走掉。

这个娃儿被打了不觉得疼,就是觉得口渴得很,烧心得很。他妈舀水给他吃一瓢不够,又一瓢把一缸水都喝完,还是不解渴。他就给他妈说“我去井头去喝”。他趴在井口上一口气就把井水都吸干!还是不解渴!

他又给他妈说“妈哦,我到安宁河头去喝”,

两娘母扑爬跟斗的地跑到安宁河边,水深得很。

他妈给他说:我把青帕(古西昌人的头巾)解下来,拴在你脚杆上,你跳下河去喝,喝够了我就扽你上来。

这个娃儿一跟斗跳下去,喝着,喝着。怪了,他的脑壳变成个龙脑壳,慢慢的身子也变成龙身子了。紧跟到手杆也就变成龙爪爪了。                     
      
他妈一看吓到了,使劲揪着帕子往回扽,一边哭一边喊“我的儿哦你咋的啰?”这条龙回过头来看他妈,已经说不出话来了,就看到在流眼泪,突然间,安宁河猛涨大水,这条龙就顺着水走了,只是他妈给他栓青帕的那只脚,没有变,还是只人脚杆,

 

他妈坐在河边,舍不得娃儿一边哭一边喊,这条龙游一节转过身来望他妈一眼,一转身就把河头的石头卷起来一堆,一共转身望他妈二十四回,就卷起二十四堆石头,这就叫“二十四个望娘滩”,后来他妈想他得很,过几天就去河边望他,后人就给这条龙取名字叫“忆子龙”。
    
    
忆子龙有只爪子是人脚杆,上面绑着一条青帕子。

我问他是不是真的,他说,真的!他喝水的地方叫一群羊,就是第一个望娘滩,从一群羊一直到黄联关一共就有二十四堆大石头。二十四个望娘滩!

 

 

清朝同治年,石达开在南京跟洪秀全闹翻了,领着十万太平军经过西昌,西昌人不喊他们太平军,喊他们“长毛乱”,因为知县老爷这么喊,知县老爷这么喊,是因为知府老爷这么喊,原因是太平军不扎辫子,披长头发,朝廷说他们是乱军。所以他们叫长毛乱。

石达开来西昌不住县城,住在樟木菁,住在樟木菁不住地主家,住在观音阁。观音阁是安土司和冷土司打冤家,安土司给观音菩萨许愿,打赢了就修个庙子供奉她,安土司赢了就有了观音阁,观音阁里的观音菩萨像就是按照安土司他妈的相画的,后来被和尚偷去买了。

石达开在观音阁的大鼓上写过一首诗:

大盗亦有道,诗书所不屑,

策马过悬岩,弯弓射日月,

人头做酒杯,肝胆硬如铁。

后来文化大革命,被红卫兵烧了。
   观音阁里只住了石达开和他婆娘其余的将领住在谢家祠堂(樟木中学)开会也在那,因为祠堂修得好,是走马转阁楼的大房子,大部分士兵住在茅坡上做防御,士兵们从云南过来的时候带了很多当地的山毛桃子,以便走累了解渴,这些桃子摘下来时还在生,带到茅坡的时候捂熟了,他们吃完桃子把核种在茅坡上,茅坡上的水土好本来是山毛桃,种在茅坡上却长成了又大又香的桃子,这种桃子成了西昌有名的黄心桃,红心桃。后来蒋介石来西昌最爱吃的的就是西昌的黄心桃,红心桃和会理的石榴。

石达开在樟木住了半年,计划好去打成都,不料走到大渡河安顺场他婆娘生了个娃儿。他下令原地庆贺三天,结果三天后大渡河涨大水过去不到,被清军和土司兵灭了,据说血染红了大渡河,砍下的长毛脑壳用箩蔸挑了三天,才埋完。

有些逃跑出来的长毛乱就在当地成家立业,西昌人叫这些人“二杆子”后来逐渐演变成专指骂流氓无赖的话,石达开的婆娘没死和他的丫鬟逃出来了,一直逃到川兴住在了大兴场,还率领当地人挖了一条堰,后来这条堰就叫“姑姑堰”。

石达开的一个军官,从安顺场逃出来后隐姓埋名,靠算命为生,一直流浪到重庆开江县,在当地一位刘姓人帮助下留在私塾里教书,有天晚上军官和老刘摆龙门阵,军官说你家这个地势正好是“将台点兵”将来你儿子要做大将军,后来刘姓人家的儿子长征的时候来到了大渡河彝海边和彝族果基家族的首领果基小叶丹歃血结盟,历史上叫彝海结盟,这个人就是刘伯承,建国后做了元帅。

 

在樟木菁时,有个姓周的来投奔石达开,石达开问他会点啥?他说他功夫好,还会打铁。三个兵和他摔跤都没赢他,于是他就留在了石达开身边,在安顺场打了败仗后他又回到樟木菁打铁。现在樟木菁还有家打铁的不过姓王了。

 

 

西昌最有文人气的地方是沈家祠,光绪年何绍基来西昌主持童生试(秀才考试)就住在沈家祠,还写了好几首诗,我记不到了。沈家祠现在还有他的书法石刻。

沈家祠是西昌名儒医沈松建的,他最擅长针灸,到成都给知府老爷他妈扎过针,知府他妈本来要死的结果沈松一针给她戳好了,知府老爷一高兴给他写了个扁“万病一针”他抱回家后觉得扁太小,不够拉风,于是找人在自家门前的照壁上,将原来的字放大了N倍写在墙上。

刚医好了知府老爷的妈,回到西昌正赶上知县章庆他婆娘病得不行了,于是沈松又去还是一针戳下去,好了。与此同时两家土司为一块地的所有权归属问题闹上了县衙,知县一看乐了,你们不是扯不清到底是谁的地吗。你们卖个面子,把地送给我,两个土司一看,晓得被黑吃了。地一到手,知县一个顺水人情把地送给沈松了。

沈松一看得了便宜,但毕竟是是非之地不能长住啊,转念一想,老子给他修个祠堂在那跺起,你们那个也不会把别家的祠堂拉自家供吧。再说我帮你们把婆娘,亲妈医好了,修祠堂你该表示点不?于是知县送了银子知府送了银子。修的亭台楼阁,飞檐环榭,这就是沈家祠。

凡西昌进世的文人都到过沈家祠,西昌城里的大文人颜家,盐源的曹永贤,会理科甲巷的吴家.......

 

 

西昌最大的“土匪”邓秀庭,说他是土匪,可是他有蒋介石委任的靖边司令职。

西昌的回族是明朝朱元璋派来书戍边,所以他们住的地方也有军队建制,比如裕隆回族住的地方叫,砂锅营。西宁回族住的地方叫,四百户。

成吉思汗征讨云南时,和他一起来的蒙古兵老弱伤残都留在了西昌,西昌就有了蒙古族,西昌蒙古族有一个很小的部落叫做,水田部。住在洼鼻码,现在他们自己的后裔也不知道自己是蒙古族了。元朝灭亡时成吉思汗的后裔从北京辗转逃到建昌府,现在西昌雷波两地余姓和铁姓就是成吉思汗的后裔。

清朝乾隆年西昌出了第一个进士,出生在礼州热水河边,这个人叫毛万铨。

现在的西昌人多是明清时期来西昌的,有被充军发配来的,有“湖广填四川”时迁来的。迁来的人都有自家的会馆,广东籍的会馆叫萧公庙(樟木菁现存)福建籍的会馆叫斗姆阁或者五显庙(原址在太和)此外还有江西籍的浙江籍的.......
        
          ...... 



2013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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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青年远征军

我在西昌的八年

黄觉庵

接管组织、初步安排工作   1942年 1 月 , 我和李成英带着不满一岁的女儿离开成都赴西昌。当时乐西公路尚未通车, 山路崎岖行走困难。沿途土匪很多, 到处抢劫。我们走走停停, 花了近 50 天时间才到达西昌。我们到西昌后 , 同罗湘云和陈俊卿接上了组织关系。罗是川康特委的巡视员, 比我们早到西昌一些时候。 钱瑛曾交待:罗协助我们把组织关系接好后即回成都。不久我和李成英先后进西昌电信局作职员。局长刘天民是共产党员,西北联大毕业,工程师。1942年, 他被川西邮政管理局调到成都任公务课长, 党的组织关系随之转到了川康特委。

西昌中心特支书记陈俊卿移交党组织关系后也将撤回成都。委员黄永年已于1941年秋调离西昌, 我在成都见过他。川康特委还决定 , 调特支委员赵子博到康定工作, 赵坚持不离开西昌, 特委停止了他的组织关系。这样, 陈、黄已先后离去, 原西昌中心特支就不复存在了。罗湘云、陈俊卿和我一起商定, 陈回成都前, 再在各地党员中传达一次“隐蔽精干”的方针和川康特委关于贯彻这一方针的各项具体规定, 并布置好隐蔽工作, 约好接头暗语和方法。 陈俊卿分几次把党的组织关系移交给我, 并介绍了负责接头的主要党员的情况。我们接收的党员有70多人:西昌30 人左右,冕宁 30 余人,会理 1 人,越西 3 人。我和李成英商量,以《辞源》为依据,把主要党员姓名、住址、接头和通信办法编为密码保存下来。这种密码,只有我们两个能译出来。别人拿到,也不知其意。

当时党的白区工作方针是“隐蔽精干, 长期埋伏, 积蓄力量, 以待时机, 反对急性和暴露”。南方局和川康特委的主要措施是: 改变组织形式, 缩小机构, 撤离已经或可能暴露的党员;实行单线联系 , 联系的头不要多, 最好三几个;不搞群众运动, 党员要有社会职业作掩护;广交朋友, 和群众打成一片, 搞好同单位领导和同事之间关系;对党员着重进行气节教育等。

1942 年下半年,川康特委先后三次派人来西昌加强工作:一次是派王月生和邹玉林 ( 邹芝明 ) 来;一次是李维嘉;一次是龚成林。根据当时西昌地区党组织的分布情况, 经研究决定, 他们主要到党员人数很少或空白的县去, 以便将来开花结果。王月生到了宁南 , 在县政府任职。龚成林报考电信局话务员, 被录取后派到会理电信局任职员。李维嘉留在西昌工作了一段时间,那时李维嘉身体不好, 组织决定将李调回成都。邹玉林因神经错乱, 住在永安公医院时高声叫骂蒋介石, 也由组织决定调回成都。

冕宁的党员邓明鸿、陈言伦、李祥云 , 还有越西的李长庚 , 是用书信联系的。我在电信局作文书工作, 字迹容易被认出来, 信都是我与李成英商量后由她执笔写。给川康特委的信, 由我使用密写, 用米汤或药水写在一般文艺刊物的字里行间, 或线装书的装订部分, 效果很好。我直接联系的有会理的龚成林, 益门的罗曦軏,宁南的王月生, 礼州的刘荣礼等。李成英联系的有戴剑萍等。大约是在1943年初, 我才开始直接联系省中校学生党员刘光帜的,联系的办法是约好时间、地点, 深夜在僻静的小街上边走边谈, 谈他们学校党员的情况, 结交朋友的情况, 国际国内形势以及抗战的情况等, 有时也约定在郊区见面交谈问题。省中校的校址在北门内, 我住在电信局北街宿舍, 临近四牌楼的地方。休假日刘去市场途经电信局, 时间久了, 就知道我住在电信局内。一天早晨, 他突然走进我住的院内, 到我住处来找我。我和他没有任何社会关系, 如果被人发现, 引起怀疑, 是有危险性的。这是违反秘密纪律的严重错误, 事后我对他进行了批评教育。这件事引起了我们极大的注意和警惕。刘光帜是个好党员, 他也深感后悔。他毕业后到重庆, 曾在《新华日报社》工作。解放后在北京工作, 后调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工作。从刘光帜闯进宿舍找我这件事来看, 上级关于只能联系三几个头的规定是完全正确的。特别是在小城市, 我们联系的头多了, 很容易暴露。

西昌概况  早期的西昌, 是四川省的第十八行政督察区, 下设8 个县。 1939年西康建省后,一般把西康分为康属、雅属、宁属,省政府在西昌建立了宁属屯垦委员会, 管理 8个县 , 西昌地区有彝、藏、回、汉等民族, 少数民族以彝族人口为最多, 主要住在大小凉山 , 其次是藏族, 主要居住在木里。

当时的西昌县是一个落后的小城, 在我工作过的县城中是最小的一个,只有两三条街是商业区, 其余街道都是居民区。这里封建意识浓厚, 社会风气闭塞, 社会秩序也不好, 兵痞流氓经常在市面上横行霸道, 年轻妇女常遭受调戏侮辱。一般人看见这种情况也不敢去过问, 以致妇女晚上都不敢出门。这里生活也很艰苦,面馆的桌面上摆放着三个碗 , 一碗是无碘盐, 一碗是灰白色的醋,还有一碗是辣椒。辣椒是用火烤焦之后, 又用手搓烂放在里面的。 面煮好后 , 再由自己加盐、醋、辣椒。这些情况都说明, 西昌是个边远落后的小城。抗战时期(1939年),西昌设立了蒋介石的西昌行辕。他们除了鱼肉人民, 搜刮民脂民膏外, 还豢养特务, 屯垦委员会也雇佣了一些土特务。他们互相窃取情报, 争权夺利, 还武装走私, 贩卖大量的鸦片毒害人民。 有一次,行辕发现西街一家商店内存有大量鸦片,行辕特务营包围了这家商店, 要收缴鸦片, 紧接着一三六师又派部队包围了特务营的兵。两军对峙, 荷枪实弹, 几乎动武。最后经双方上层人士协商解决了问题, 但问题是如何解决的, 谁也不知道。在这样一个落后复杂, 特别是行辕大批特务侦捕我党党员的情况下, 我们如何执行党中央的白区工作方针, 成为一个必须深思熟虑, 认真对待的大问题。

三个阶段   我们在西昌地区工作了八年 , 工作历程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严格执行“隐蔽精干”政策和暂时停止发展党员的决定。 1942 年至 1944 年间, 同党员联系不多, 工作很少。刘荣礼曾先后介绍 6 个人入党。经我审核, 其中多数是初中生和小学生, 年龄小, 认识水平也低, 不符合党章的规定, 我告诉刘, 继续培养提高这几个人的觉悟。这几个人, 到1946年才正式入了党。1943年秋 , 我回成都向川康特委汇报了一次工作, 特委没有什么新的指示, 只是强调继续执行“隐蔽精干”政策。

第二阶段是抗战胜利后, 投入新的战斗。 1945年 8 月 ,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根据形势的发展, 我们认为时机已到, 必须明确任务, 转变工作方法, 投入新的战斗。是年冬, 我回成都向川康特委汇报并请示工作, 特委领导谈了当时的形势, 指出我们要争取和平民主, 反对内战, 反对独裁, 反对抢占胜利果实。组织上要求逐渐恢复支部、小组, 谨慎地发展党员。同时指出, 我们要争取和平, 国民党却伪装和平, 我们不要为国民党的和平幌子所迷惑, 要揭穿国民党破坏和平的阴谋。我们传达了川康特委的指示, 并布置了工作 , 逐步恢复了党的基层组织, 并发展了不少党员。

第三阶段是西昌工委成立, 迎接解放。 1946 年, 蒋介石掀起全面内战, 大举进攻解放区, 形势严峻。为了明确当前任务, 转变工作方法, 进行新的战斗, 我认为有必要向川康特委汇报请示。 1947年6 7月间, 我派王月生回成都汇报请示工作。王月生回来后, 传达了川康特委的决定, 主要是:(1) 成立西昌地区工作委员会, 由黄觉庵、王月生、李成英 3 人组成。黄任书记, 李任组织, 王任宣传;(2) 放手发展农村党员数量和彝族党员;(3) 继续扩大两面政权;(4) 发展武装力量。对上述决定, 工委积极布置执行。这之后, 大家情绪很高, 工作更加积极主动, 党员的数量也有了较大的发展。

两次对敌斗争   王月生在宁南县政府任职, 后在县中教书 , 因组织学生进行抗日宣传活动, 抗议国民党县党部非法逮捕学生刘 家伦, 引起特务注意。特务对王侦察盯梢。王被迫撤到西昌, 在西宁中学教书 , 发展了两个党员:谢克群和张光芝。西昌三青团主任、特务王隆映追查到西宁中学, 要校长监视王月生的言行, 并定期向他书面报告。校长朱用霖是中共党员, 但他和王月生互不知道对方是党员。朱向我汇报了特务王隆映要他监视王月生言行, 他感到很难对付。为了解除朱用霖校长的困难处境和考虑到王月生的安全 , 也为了加强冕宁县的工作 ,1947年初, 我决定派王月生到冕宁县负责全县党的领导工作。王月生在学校不辞而别, 这样就切断了特务跟踪追查的线索。

张运鹏是抗战初期的党员, 和我一起在电信局任职多年, 关系 比较密切,但他不知道我是党员。抗战胜利后, 电信局成立了电信工会 , 办了一个图书室, 张运鹏任图书管理员。因图书室收藏的多数是争取民主自由的进步书刊, 引起了特务头目袁方伯的注意。袁要检查图书室, 但他不直接找张运鹏说,却找到袁寿枬说,准备晚上到图书室找些书看, 要他去张那里要钥匙。袁寿枬便从张运鹏处拿到钥匙就给了袁方伯。袁方伯检查了图书室, 没有发现什么违禁书刊。那些争取民主自由的书刊都是公开出版的。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但是后来特务发现有一个北大学生,在争取民主自由反饥饿斗争中, 经常给张运鹏寄来传单书刊。 1946年的一天 , 张运鹏被行辕第三处传讯 ,张来找我商量。我们商量好, 要始终坚定地说明传单是他同学主动寄给他的, 要说这些传单有些看了, 有些则没有看就丢了。后来行辕第三处又两次传讯张,他立场坚定, 加之他纯朴、诚实、勤于职守, 很少交际应酬 , 特务再三追问后也就不了了之。

一面进步文化的旗帜   1943年底,黄炎培建立的中华职业教 育社, 派了蒋仲仁、朱立谆夫妇来西昌建立进修书店。书店的目的是“广交朋友,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转播进步思想。”他们开办了个会计班,戴剑萍参加会计班学习。后来戴的丈夫王梓赋转来了党的关系。戴、王是由李成英联系的。戴在会计班学习过程中, 感到蒋和朱政治倾向、思想作风好, 关系密切。

抗战胜利后, 中华职业教育社的人员撤离西昌, 蒋仲仁需要选 择一个政治上可靠的人接办书店。他主动要求由戴接办。戴向李成英汇报了这个情况, 党组织决定提供大部分资金, 戴、王夫妇也出了些钱, 并具体办理了接办书店的手续。戴、王负责经营书店, 戴任经理。

进修书店从重庆、上海、昆明等地购进了大批社会科学和民主运动的书刊。特别是民主运动的书刊, 很受读者欢迎。读者中多数是教师、学生和公职人员。外县也有不少人前来购买书刊, 节假日往往生意兴隆, 门庭若市。戴、王夫妇也同读者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在西昌这样一个汉、彝杂居的边远小城 , 进修书店高举起文化的大旗 , 传播社会科学知识、传播民主运动的呼声、传播抗日战争胜利的消息 , 对促进人民的思想觉悟、提高人民的斗争意识、推动党的工作的发展壮大起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1947年7月1日, 王梓赋被蒋介石西昌行辗特务逮捕。次日晨 , 李成英和我得到消息, 立即分析情况。首先我们认为, 王梓赋是内战时期的老党员, 经历过斗争锻炼, 政治上经得起考验。其次, 书店内无党的文件,不怕敌人的搜查。再次, 戴、王夫妇只与我和李成英单线联系,同西昌的其他党员都无联系,这对保全整个组织没有问题。因此, 重要的是千方百计营救王梓赋出狱。尽管如此, 我们仍对党的一些绝密材料作了妥善处理。当日上午, 李成英前往书店探视情况 , 见书店门半掩着, 有两个兵在门口看守, 李成英为防敌人放长线钓大鱼, 未敢走进书店。李成英回到家中, 我们当即商量由李成英邀约电信局袁局长的太太一同前往。袁太太善于应酬 , 也有点派头 , 在西昌来说, 称得上是上层人物了。李成英与她一起逛街 , 顺便到进修书店, 假意买书, 以了解情况。她冒着风险 , 趁监视戴的守兵不注意, 询问了王被捕的情况, 并告诉戴剑萍要沉着坚定, 尽力找所有的社会关系对王进行营救。以后李成英和戴又有几次联系, 主要是继续了解情况, 研究营救办法。王梓赋被关了 3 个多月, 敌人拿不出任何证据, 经营救保释出狱。王在狱中表现很好, 经组织审查, 出狱后恢复了组织关系。这以后, 他们夫妻已不便在西昌工作。经组织决定, 将他们疏散到温江县, 书店交给政治上可靠的非党人士经营。戴从书店的收入中提取一些钱买了一只金镯子和一只金戒指保值。临行前, 戴将这些东西上交组织。李成英考虑到他们夫妇经济困难 , 还带着两个女儿, 转移温江短时间内也不容易找到工作, 因而代表组织将手镯和金戒指退给了戴剑萍。这件事事前未经工委讨论, 李成英也未同我商量过, 是由她自己当机立断, 独立作出决定的。她体贴和关心同志的无私胸怀, 是值得称赞的。

各县工作概述   在党组织的工作中 , 统一战线、两面政权、武装力量和群众运动是互相交融,相互作用的。西昌、冕宁、会理各县在这些工作中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冕宁发展得更好一些。

    冕宁党员中有邓明鸿、李祥云、陈言伦、王仕汉、卢佐伦、金发弟、向德缨、严伯通、杨清美等一批内战时期的老党员和抗战初期的党员。在执行“隐蔽精干”的政策中, 他们广泛结交地方人士和上层进步人士,如龙晴初、李楚才等。而邓明鸿等也先后分别担任过县参议员、县府财政科长、校长、教职员、乡长等职务, 形成了一股相当大的力量。当时, 有人称邓明鸿等是一股地方势力, 而不知他们实际上是党领导下的一支统一战线队伍。有了这一支统战队伍 , 就为建立两面政权和掌握发展武装力量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解放战争开始后, 国民党害怕我党地下武装发动起义, 命令各县政府成立县自卫队。冕宁县政府决定成立县自卫队, 各乡设中队。冕宁县党组织给县参议会做工作, 推荐邓明鸿任石龙、宏模、苍溪、复兴 4 个乡的联防大队长, 辖 4 个中队;由石龙乡长廖志达、宏模乡长严伯通、苍溪乡长许维纲、复兴乡长李兆伦兼任中队长。 廖、严、许都是党员。李是进步人士,乡长兼中队长, 乡武装就掌握在我党的手中了。其他乡长, 有些比较开明, 同邓明鸿等有合作和相互支援的关系, 乡里武装也或多或少掌握在党员和进步群众手中, 有的乡长顽固, 甚至反动, 党组织就在他下面做群众工作, 暗中实行“枪换肩”。 1947年秋, 冕宁县党组织直接掌握和能够影响的枪有500 支左右。1949 年底, 发展到约1000 支枪。临解放时, 冕宁县武装的人数更多了, 枪支也更多了。

在我们建立了两面政权的乡村, 群众利益和党的安全较有保障。我到冕宁县去工作, 在县城就住在陈言伦家, 外出工作小心谨慎,严防特务跟踪盯梢。到后山, 在邓明鸿家住了几天, 无拘无束 , 行动也比较自由。到红莫乡, 乡长是严伯通, 我和王月生住在一所小学里, 外出工作时, 有金发第武装随行, 在乡里听得到革命歌声, 就像到了解放区一样。

县委还在农民中组织了不同形式、不同名称的群众组织, 如柴 山会、弟兄会、互助会、水利会等, 通过这些组织宣传教育,启发了农民的政治觉悟, 团结互助, 多次发动了抗丁、抗粮、抗租、抗债等斗争, 打击了恶霸地主、贪官污吏的嚣张气焰, 提高了人民群众的觉悟和斗志, 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

在西昌, 戴剑萍和王梓赋加入了西昌民主同盟,他们了解民盟情况, 关心民盟政治动态, 为协调民盟内部政治关系做了一些工作。 章润瑞团结民盟成员, 广交社会人士, 为迎接解放做了不少准备工 作。我感到形势发展快,工作任务重,于1948年8 月辞去了电信局的职务, 以做棉纱生意为掩护, 去县区乡了解情况, 布置工作。我到 礼州后, 把棉纱放在胡崇绅家, 就开始工作。记得刘荣礼经济困难, 我决定由胡崇绅先后给他两饼棉纱。在礼州、西宁、大兴等区乡发展了农民党员, 建立了一些群众组织。后来在大兴乡, 还发展了一个彝族党员, 名叫马拉惹。胡崇绅、罗正洪等争取彝族上层人士孙子汶、罗大英放下武器, 迎接解放。罗正洪、付正达、刘世昌等建立了川康彝族青年革命先锋队, 当时在彝族青年中有相当的影响和号召力。

西昌县长陈耀枢曾任川南师范学校校长, 章润瑞是川南师范学校学生, 后毕业于武汉大学,在社会上有一定声望, 深得陈耀枢的器重。大约是 1947年春, 章被聘为礼州中学校长。礼州中学教职员中, 原有4 个党员, 胡崇绅、胡崇尧、景宗孔、赵祖明, 后又发展了3个党员, 何德俊、王尊相、姜学之, 包括校长在内有8 个党员。在学生中还有10 多个党员。学校政治空气浓, 教学质量高 , 深得家长和社会的好评。

在宣传方面   我们于1948年秋, 印发了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和《中国土地法大纲》等, 是由章润瑞刻字, 我们深夜印刷, 然后发行。《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篇文章 , 我们是从北平一个杂志上看到的。杂志编辑写了一段按语, 大意是说一个晚上, 有人从窗外投入了这篇文章, 他们把它印出来, 供读者批评。我们经过认真的研究, 确认是毛泽东的著作, 于是我们把它印发了,这在党员中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

赵子博恢复党籍后, 我向他要来一部收音机, 当时市场上根本 没有卖的。这部收音机有点毛病, 我请电信局一位技术员把它修好。这部收音机能够收到延安广播,但在西昌城内收听, 很容易被敌人发现, 危险性太大。如果把它送到冕宁县去, 县委住在农村, 在自己掌握的乡政权和武装力量的保卫下, 便可以安然收听延安的广播。于是我把收音机放在一个商店寄卖, 然后通知王月生派金发弟来我处取钱买了回去。冕宁县委得到这部收音机以后, 直接收听延安的广播 , 选用新华社的消息和一些评论文章, 办了个地下刊物《战斗通讯》, 迅速传播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和党中央的声音,这些都起了很大的宣传和鼓动作用。

在会理党员人数很少。罗曦軏在川康铜铅锌管理局益门炼厂工作, 他广交朋友并做了不少工作, 同地方上层人士也有一些联系。抗战胜利后, 因炼厂撤销,他随单位离开会理到了重庆。龚成林在电信局做职员, 他深入群众, 广泛结交朋友, 发动组织歌咏队、 球队、读书会等, 从中发现进步人士, 培养建党对象, 为发展党员打下了基础。与此同时,龚成林积极开展统战工作, 搞好社会各方面的联系, 取得上层人士叶汝调的信任, 担任了县银行的会计部主任。这个职位有利于掩护自己, 也有利于与社会各方面人士联系, 他利用这些关系, 开了一个商店, 并兴办了一个农场和农牧公司, 团结了群众, 又为党筹集了活动经费。工作是艰苦的, 有成绩的。

转变战略准备武装起义   1948 年 4 月,川康特委副书记马识途到西昌检查工作, 他称病住进了天主教的永安公医院。在医院 开了一次西昌工委会议, 有我和李成英、龚成林参加。我汇报了西昌地区的工作, 马识途讲述了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 传达了川康特委的指示, 主要是面向农村, 放手发动群众, 大力发展农村党员, 特别是在少数民族中发展党员, 建立党的组织, 继续建立和扩大两面政权, 发展武装力量, 在有条件的地方, 可以公开打出旗号, 例如川康民主联军××纵队或××支队, 宣布起义, 开展游击, 配合解放战争。这次会议在马识途的指导下,着重讨论了开展武装斗争的问题。认为冕宁和会理都有条件搞武装斗争, 而冕宁县的党员人数、组织力量、群众基础、统战关系和已掌握的武装力量等条件都比会理优越。但是, 冕宁有一个严重的弱点, 进出只有一条独路, 两头一堵 , 就装在口袋里挨打。路两边都是彝族地区, 当时我们在彝族地区的工作还非常薄弱, 如果退到彝区, 就可能造成我们同彝族头人的矛盾, 不利于民族团结。敌强我弱, 既不利于正面作战, 游击也没有回旋余地。会理在这方面的条件要好得多, 可进可退, 可以打游击, 必要时还可渡过金沙江到云南, 活动面更大, 而且可以得到友邻地区的配合和支援。所以会议决定把武装斗争的重点转移到会理去。马识途回成都后, 将这一决定向川康特委汇报, 得到批准, 并报经中共中央上海分局同意实施,这是一次有战略意义的重大决策。

西昌工委会议后, 我同龚成林专门商讨过一次, 都感到武装起 义任务很重, 当时会理的党员只有龚成林、刘若愚、章润煌、温良实、兰培根和已记不清的一两个人, 总共只有六、七个党员 , 农村工作基本上还未开展, 显然现有的力量是不够的, 必须大力发展党员, 深人农村, 把广大的农民群众发动起来, 创造武装起义的条件。

1948年6月, 我抽调国立西康技专校党员李逸到会理, 加强党的领导。随后又抽调技专校党员席洽中、刘瑛、田禾等到会理工作。技专校还有10多个进步青年学生, 在解放战争大好形势鼓舞下, 经李逸等联系和推动, 也奔赴会理。他们都被分配到各区乡工作,并陆续入了党。(编者说明:此节应参阅原中共川康特委副书记马识途《1948年5月西昌冕宁之行》一文)

奉命撤离西昌, 寻找上级组织   1949 年1月20日左右, 我连 续接到了川康特委副书记马识途的两封信(马识途化名马子谦)。从邮戳上看, 第一封信是由成都发出, 第二封信是由重庆发出。信上暗示我和李成英要迅速撤离西昌。我猜想可能是知道我们情况的人出了问题。当时知道我们在西昌的真实身份、化名、住址、 职业的人, 除了川康特委领导外, 只有给特委转信的尹涤生, 我们考虑到马识途巳撤离到重庆, 我和李成英便也撤退到了重庆。希望通过重庆党组织与马识途以及川康特委取得联系。

在重庆, 我多次到老朋友游动斯家中聊天(大革命时期, 游曾担任过中共涪陵县委代理书记, 后脱党)。有一天游告诉我, 据他家保姆反映, 朱挹清多次在他们夫妇上班时, 在他家的客厅与人商谈事情。游认为, 朱是乘他们不在家时, 利用他家进行党内联系。朱挹清是中法大学的学生党员, 曾在丰都组织过农民暴动, 抗战初期我们就相识了, 彼此都知道是党员。我对游动斯的判断深信不疑, 认为他反映朱的情况是真实的, 朱仍在继续搞党的工作, 我找到朱谈话 , 坦率地告诉他, 我是奉党组织的指示从西昌撤退到重庆的,现在找不到上级党组织, 要求他交封信给重庆党组织, 请他们帮我转给川康特委。朱对我敷衍说, 他现在教书, 有时写点小文章, 投在报纸的副刊上, 挣点稿费, 完全是过着自由人的生活, 已不过问政治了。后来经我再三找他诚恳谈话, 他才说:“我可以找熟人帮你问一下, 看能否为您转信。”后来他告诉我说, 重庆党组织同川康特委没有联系, 也不知马识途在何处,现在我们可以发生政治关系, 但不发生组织关系。我对谈话的结果感到很失望。我在重庆先后给在成都的尹涤生去了两封信, 都一直没有回信。我又两次到江北县城尹的老家去询问, 尹家的人也说不知他现在何处。在此期间, 我也写信给西昌电信局的朋友刘明辉询问我走后有没有人来找我, 局内有没有新情况。刘回信说没有人找我。这说明还没有特务到局内查问我的情况。

重返西昌布置工作   李成英搬到了江北洛碛和她妹妹同住。我找不到川康特委, 接不上组织关系, 心里很是焦急, 同时又挂念西昌地区党的工作。于是, 在5月间我回到了西昌 , 同西昌党组织的胡崇绅、章润瑞、谢克群等, 冕宁的王月生、金发第等多次进行联系, 研究和布置了工作。李逸于6 月初来西昌汇报了会理党组织发展情况, 党员已发展到72 人, 并汇报了吸收云南巧家进步商人胥印侯入党的情况。城乡工作进展均较顺利, 对开展武装斗争情绪都很高。这时我统计了全区共有党员361人, 其中冕宁县有党员 218人 , 会理县72 人, 西昌县66人, 越西县3 人, 德昌县2人。7 月间 , 李逸再次来西昌汇报工作, 我们对下一步工作又作了研究, 确定继续大力发展党员, 把城区的党员全部派到农村去工作, 把农民进一步广泛发动和组织起来。我们还商量要秘密组织武装, 加强培训农民骨干, 初步确定武装斗争的各级领导成员, 为武装起义做好充分的准备。

我原来决定到各县去了解情况, 准备先到冕宁, 然后到会理 , 并已通知了礼州和冕宁的党员。但由于形势发展很快, 我感到亟需向上级领导汇报和请示工作, 争取得到上级的指示, 于是我改变了原来的决定, 在9 月初又到了重庆。

重庆解放战友喜重逢   回到重庆后, 经过多方探听, 仍了解不 到川康特委的情况。到10 月间 , 朱挹清来洛碛, 给我们带来了毛泽东著作《新民主主义论》等书, 并讲述了当时的形势, 我向他提出, 找不到川康特委 , 我想尽快回西昌。为了加强西昌的干部力量 , 能否转报市委派一些人和我一起到西昌工作。他同意向重庆党组织转达我的意见。朱离开洛碛后一直没有消息。当时解放大军已向西南进发, 形势发展越来越快, 我感到不能再等朱回音。11月初,我由洛碛到重庆, 力求尽快买到西昌的飞机票或车票。

当时, 重庆的政局、社会秩序极端混乱, 法币大幅贬值, 物价飞涨 , 交通堵塞, 根本买不到飞机票和汽车票 , 到处发生抢劫 , 使我无法成行。我只好寄住在游动斯家。 11月底重庆解放 , 全城欢腾, 我感到无比欢乐和兴奋。

我到重庆党员登记处去, 登记处说:“你是西康的党员, 应到西南局组织部报到。”我随即到了西南局组织部。一位同志接待了我。我说明情况后, 他离开了一些时间, 随后告诉我说:“我们知道你的情况, 你现在就住在组织部招待所。”同时他问我:“有个陈野苹你认识吗?” 我答:“认识。”他说:“西南局组织部秘书长陈野苹今天晚上要到招待所来看你。”晚上, 陈野苹来了,10年不见面的老朋友, 见面后都非常高兴。陈野苹询问了我分别后的工作和生活情况, 谈到我们认识的一些老同志都回到了重庆。从交谈中我知道他同原川东特委书记汪平都是冕宁人。我在西昌工作时就知道, 1935年廖志高参加红军队伍长征去了, 陈荣檀被国民党通辑, 逃亡到云南去了。现在才知道汪平就是廖志高, 陈荣檀就是陈野苹。

我在一个晚上参加了党员会师大会, 西南局组织部长张际春在会上讲了话。我向陈野苹谈了我同张际春在南京小营陆军监狱一同坐牢的情况, 望能约定时间去拜会他。后来陈野苹转告我说 , 同我一起坐牢的是另一个张际春, 也是湖南人, 几年前已经病逝了。回忆和张际春同狱时的往事, 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在重庆住了几天, 会见了一些老同志。我决定回洛碛接李成英一起到成都, 当我到洛碛时, 才知道李成英已到长寿县去了。听她妹妹李蛐云说, 解放军解放洛碛时, 整个镇鞭炮齐鸣, 人们热烈欢迎解放军。李成英欣喜若狂, 情绪十分高昂, 她直接到解放军的团部, 向团政委说明自己是共产党员。团政委分配她去接管洛碛一个中学的工作。很快, 团部奉命开赴长寿县。 团政委提出:“现在社会秩序很乱, 你的党员身份已公开, 我们走后, 你的安全没保障。”要求她随军到长寿。她到长寿后, 同长寿党员文克勤、戴凤禧等碰了面, 参加了县解放委员会, 负责接管工作。我于当天乘小船离开洛碛到了长寿。两三天后, 李成英交待好工作, 我们一同返回重庆。大约在1950年 1 月初, 我们离开了重庆。当时罗曦軏在沙磁医院工作, 由于他的组织关系还留在西昌, 因此也随同我们一路到了成都。到成都的次日, 我同李成英到商业街去看西康区党委书记廖志高。大家见面都非常高兴。我们简要地向他汇报在西昌的的工作情况, 他留我们吃午饭。饭前, 贺龙来了, 我和李成英都站起来表示敬意和欢迎。廖志高向他介绍了我们, 贺老总说:“你们搞地下工作很辛苦!”并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是涪陵人。他说:“哦, 你是涪陵人, 我20 多年前曾经在涪陵住过。”贺老总询问了党组织的情况, 很亲切, 我们也感到十分兴奋。

见到廖志高后, 我们就住在了西康区党委在成都的临时驻地华西坝。区党委秘书长张铁民给我们送来了一些党内文件和《干部必读》等。在地下时期党的工作, 多年没有看到党的文件, 我们如饥似渴, 兴致勃勃地阅读学习, 等待着接受新的任务, 开展新工作。在成都期间, 我们先后会见了马识途、尹涤生、刘绮芳等一些党员。这才知道马识途由成都撤退到重庆,又经香港到了解放区, 然后随解放大军进驻成都。也才知道马识途通知我们撤离西昌, 原因是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被捕, 当天晚上就叛变了, 出卖了付清、颜如瑜等数十人。据说蒲华辅被押回看守所后, 遭到了同时被捕的川康特委委员华健及其他在狱人的严厉批评, 他才没有再继续出卖党的其他同志。看来, 如果没有华健等对蒲华辅的严厉批评, 我也很可能被出卖。后来华健被国民党枪杀。我对他的立场坚定、坚强英勇万分敬佩。

随西康区党委进军雅安   1950年2月1日, 我们随区党委进入雅安, 廖志高出席了庆祝解放欢庆大会, 并在会上讲了话。这对广大人民群众是极大的鼓舞。随之成立了军管会,我任军管会秘书处长,李成英任交通邮电组副组长。我除处理军管会的一些日常工作外, 主要是接待和访问社会人士, 说服他们去争取瓦解封建恶霸势力。

进入雅安后不久, 地方封建恶霸势力和大约1 万左右的土匪占据羌江河北岸的一些山头。他们妄图围攻雅安, 用大炮轰打市区。炮弹落到军区附近和文辉桥的水面上。我党政机关多方面进行了争取工作, 但这些封建恶霸拒不投降。后来我解放军主动出击才把这股恶霸势力彻底消灭了。时至春节期间, 雅安各校学生、 广大青年和一些公职人员拥向街头 , 敲锣打鼓、唱歌跳舞,一些老年人也高兴地扭起秧歌, 欢庆解放 , 欢庆新春佳节。这种兴高采烈的场面, 说明人民群众对解放的渴望, 对解放军保卫城市, 保卫人民利益和安全充满信心。

军管会工作基本结束后, 区党委决定我任区党委统战部副部长。部长是六十二军副军长方升普, 方不久奉命调去西北工作, 我 改任部长。后来, 区党委又决定我兼任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 雅安有两个民主党派——民革和民盟, 民盟的盟员多一些, 民革的 成员比较少。当时, 统战部的任务主要是帮助民革、民盟做好清理、整顿工作, 并协助有关部门对两三个政治上复杂的人进行审查, 适当安排几个上层人士的职位。

3月初, 廖志高问我:“你不回西昌, 西昌的党组织关系能否交待好?”我说:“西昌各县都建立了党组织, 可以交待好组织关系, 我 回不回西昌都可以。”于是, 廖志高便决定我留在雅安。

军管会接管了省电台,这个电台可以和各县各营部以上的部队通电报。驻会理的刘文辉部一个营长李广惠起义后由金江支队接收编为二支队的一个大队。我通过省电台发了一个密电给李广惠转交给龚成林, 龚当时还回了电报。这样, 我就同龚成林取得了联系, 并了解了金江支队的一些情况。在此期间区党委接到云南省委发来的电报, 询问金江支队的政治情况, 区党委复电说明金江支队是西昌工委领导的一支游击队。一、二支队的领导人李逸、龚成林都是中共正式党员。金江支队从而得到云南省委的正式承认, 在经济上、枪弹上都得到了很大支持。

移交西昌党的组织关系   1950年1月下旬, 在成都期间, 张铁民介绍来苗前明、张广化等四五人 , 他们是区党委组建的西昌地委新的领导班子。苗是西昌地委副书记, 我向他们介绍了西昌地区党组织和各项工作的情况。同年3 月初 , 苗前明、张广化等在进军西昌之前, 在雅安又来同我谈了一次, 我新补充介绍了一些西昌地区的情况, 着重讲了党组织的发展情况。我写了3 封信, 请他们分别带给冕宁的王月生, 西昌的谢克群、章润瑞 , 会理的龚成林、李逸等党组织的负责人。这样 , 西昌地区党组织的关系就移交给新的地委了。

现在把西昌地区的党组织情况说明如下:1942年初西昌地区有党员70 余人。我们遵照川康特委决定暂时停止发展党员 , 特别是在执行“隐蔽精干”政策的1942 年至 1944 年这一阶段中, 只有一两个地方发展了几个党员。抗战胜利后 , 各县逐步恢复基层组织, 稳步地发展了一批党员。1947年奉命建立西昌工委会后, 党员人数就有较大的发展。据 1946 年 6 月工委统计, 西昌地区共有党员 361 人。1950 年3 月西昌地区解放时, 党员人数究竟有多少呢? 解放后在凉山州委召开的党史工作座谈会上说法不一, 有说 700 至 800 的, 有说900 多的, 有说千零几十的, 州委组织部根据各县先后所报材料统计的数字, 也各不相同 , 我认为州委组织部的一份统计表中的数字847人是比较接近实际的。

在党员大量发展的基础上, 1949年先后建立了冕宁县委, 中共冕宁县委员会书记王月生, 委员李祥云、金发第、刘若愚、吴志刚;中共西昌县委员会, 书记谢克群 , 副书记章润瑞 , 委员胡崇绅、童光敏、高汉东;会理县由于准备武装起义, 工作很紧, 没有来得及建立县委,由龚成林、李逸两人负责领导会理县党的工作。党员的绝大多数是农民, 工人很少, 知识分子 ( 教员、大中学 生 )和公职人员也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1942年到1950年3月西昌解放,西昌党员只有王梓赋一人被捕,  经过多方营救保释出狱。这并不是说蒋介石行辕的特务手软或者睡了大觉。我记得宁远剧团有几个人被捕, 现在记得姓名的有刘振美。刘出狱后再度被捕, 解放时牺牲在重庆渣滓洞, 剧团团长顾毅、县中教师刘伟被捕,越狱潜逃, 再次被捕毒打致残。边疆服务部的黄裔被捕, 听说弄到云南去了。民盟盟员邹趣涛被捕, 由一三六师副师长肖绍成劫狱潜逃。有个叫孙伯约的因组织“青年业余读书会”被捕。还有技专校学生两次被捕, 多达10几人。事实说明 , 特务是阴险残酷的, 总是妄图消灭共产党。上述被捕的人都不是西昌地区的党员。西昌地区内战时期的党员和抗战初期的党员都保存下来了。新发展的 800来个党员也无一被捕, 不能不说是西昌地区各县党组织坚决执行党中央“隐蔽精干”政策的胜利!

西昌地区发展了34名少数民族党员, 其中回族党员4人, 特别是发展了30名彝族党员,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它在凉山地区撒下了共产主义的种子, 它也说明中国共产党不是某一个民族的党, 而是各民族工农和劳动人民共同的党,它对消除长期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 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发展有重大的意义。

综上所述,1942年以来8 年的工作中, 西昌地区保存了内战时期和抗战时期的党员, 又发展了800 多名新党员, 为解放后新的地委提供了一大批骨干力量。据我所知, 解放初地下党员担任县级以上职务的有王月生、章润瑞、李逸、龚成林、邓明鸿等 10余人。 彝族党员先后担任县级以上职务的有瓦扎木基、伍文才、伍精华、 杨发美、杨文宽等。还有一大批担任区科级和乡领导职务的党员,解放后在建政剿匪等各项工作中尽职尽责,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而且还为做好民族团结工作、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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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西昌的八年

黄觉庵

接管组织、初步安排工作   1942年 1 月 , 我和李成英带着不满一岁的女儿离开成都赴西昌。当时乐西公路尚未通车, 山路崎岖行走困难。沿途土匪很多, 到处抢劫。我们走走停停, 花了近 50 天时间才到达西昌。我们到西昌后 , 同罗湘云和陈俊卿接上了组织关系。罗是川康特委的巡视员, 比我们早到西昌一些时候。 钱瑛曾交待:罗协助我们把组织关系接好后即回成都。不久我和李成英先后进西昌电信局作职员。局长刘天民是共产党员,西北联大毕业,工程师。1942年, 他被川西邮政管理局调到成都任公务课长, 党的组织关系随之转到了川康特委。

西昌中心特支书记陈俊卿移交党组织关系后也将撤回成都。委员黄永年已于1941年秋调离西昌, 我在成都见过他。川康特委还决定 , 调特支委员赵子博到康定工作, 赵坚持不离开西昌, 特委停止了他的组织关系。这样, 陈、黄已先后离去, 原西昌中心特支就不复存在了。罗湘云、陈俊卿和我一起商定, 陈回成都前, 再在各地党员中传达一次“隐蔽精干”的方针和川康特委关于贯彻这一方针的各项具体规定, 并布置好隐蔽工作, 约好接头暗语和方法。 陈俊卿分几次把党的组织关系移交给我, 并介绍了负责接头的主要党员的情况。我们接收的党员有70多人:西昌30 人左右,冕宁 30 余人,会理 1 人,越西 3 人。我和李成英商量,以《辞源》为依据,把主要党员姓名、住址、接头和通信办法编为密码保存下来。这种密码,只有我们两个能译出来。别人拿到,也不知其意。

当时党的白区工作方针是“隐蔽精干, 长期埋伏, 积蓄力量, 以待时机, 反对急性和暴露”。南方局和川康特委的主要措施是: 改变组织形式, 缩小机构, 撤离已经或可能暴露的党员;实行单线联系 , 联系的头不要多, 最好三几个;不搞群众运动, 党员要有社会职业作掩护;广交朋友, 和群众打成一片, 搞好同单位领导和同事之间关系;对党员着重进行气节教育等。

1942 年下半年,川康特委先后三次派人来西昌加强工作:一次是派王月生和邹玉林 ( 邹芝明 ) 来;一次是李维嘉;一次是龚成林。根据当时西昌地区党组织的分布情况, 经研究决定, 他们主要到党员人数很少或空白的县去, 以便将来开花结果。王月生到了宁南 , 在县政府任职。龚成林报考电信局话务员, 被录取后派到会理电信局任职员。李维嘉留在西昌工作了一段时间,那时李维嘉身体不好, 组织决定将李调回成都。邹玉林因神经错乱, 住在永安公医院时高声叫骂蒋介石, 也由组织决定调回成都。

冕宁的党员邓明鸿、陈言伦、李祥云 , 还有越西的李长庚 , 是用书信联系的。我在电信局作文书工作, 字迹容易被认出来, 信都是我与李成英商量后由她执笔写。给川康特委的信, 由我使用密写, 用米汤或药水写在一般文艺刊物的字里行间, 或线装书的装订部分, 效果很好。我直接联系的有会理的龚成林, 益门的罗曦軏,宁南的王月生, 礼州的刘荣礼等。李成英联系的有戴剑萍等。大约是在1943年初, 我才开始直接联系省中校学生党员刘光帜的,联系的办法是约好时间、地点, 深夜在僻静的小街上边走边谈, 谈他们学校党员的情况, 结交朋友的情况, 国际国内形势以及抗战的情况等, 有时也约定在郊区见面交谈问题。省中校的校址在北门内, 我住在电信局北街宿舍, 临近四牌楼的地方。休假日刘去市场途经电信局, 时间久了, 就知道我住在电信局内。一天早晨, 他突然走进我住的院内, 到我住处来找我。我和他没有任何社会关系, 如果被人发现, 引起怀疑, 是有危险性的。这是违反秘密纪律的严重错误, 事后我对他进行了批评教育。这件事引起了我们极大的注意和警惕。刘光帜是个好党员, 他也深感后悔。他毕业后到重庆, 曾在《新华日报社》工作。解放后在北京工作, 后调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工作。从刘光帜闯进宿舍找我这件事来看, 上级关于只能联系三几个头的规定是完全正确的。特别是在小城市, 我们联系的头多了, 很容易暴露。

西昌概况  早期的西昌, 是四川省的第十八行政督察区, 下设8 个县。 1939年西康建省后,一般把西康分为康属、雅属、宁属,省政府在西昌建立了宁属屯垦委员会, 管理 8个县 , 西昌地区有彝、藏、回、汉等民族, 少数民族以彝族人口为最多, 主要住在大小凉山 , 其次是藏族, 主要居住在木里。

当时的西昌县是一个落后的小城, 在我工作过的县城中是最小的一个,只有两三条街是商业区, 其余街道都是居民区。这里封建意识浓厚, 社会风气闭塞, 社会秩序也不好, 兵痞流氓经常在市面上横行霸道, 年轻妇女常遭受调戏侮辱。一般人看见这种情况也不敢去过问, 以致妇女晚上都不敢出门。这里生活也很艰苦,面馆的桌面上摆放着三个碗 , 一碗是无碘盐, 一碗是灰白色的醋,还有一碗是辣椒。辣椒是用火烤焦之后, 又用手搓烂放在里面的。 面煮好后 , 再由自己加盐、醋、辣椒。这些情况都说明, 西昌是个边远落后的小城。抗战时期(1939年),西昌设立了蒋介石的西昌行辕。他们除了鱼肉人民, 搜刮民脂民膏外, 还豢养特务, 屯垦委员会也雇佣了一些土特务。他们互相窃取情报, 争权夺利, 还武装走私, 贩卖大量的鸦片毒害人民。 有一次,行辕发现西街一家商店内存有大量鸦片,行辕特务营包围了这家商店, 要收缴鸦片, 紧接着一三六师又派部队包围了特务营的兵。两军对峙, 荷枪实弹, 几乎动武。最后经双方上层人士协商解决了问题, 但问题是如何解决的, 谁也不知道。在这样一个落后复杂, 特别是行辕大批特务侦捕我党党员的情况下, 我们如何执行党中央的白区工作方针, 成为一个必须深思熟虑, 认真对待的大问题。

三个阶段   我们在西昌地区工作了八年 , 工作历程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严格执行“隐蔽精干”政策和暂时停止发展党员的决定。 1942 年至 1944 年间, 同党员联系不多, 工作很少。刘荣礼曾先后介绍 6 个人入党。经我审核, 其中多数是初中生和小学生, 年龄小, 认识水平也低, 不符合党章的规定, 我告诉刘, 继续培养提高这几个人的觉悟。这几个人, 到1946年才正式入了党。1943年秋 , 我回成都向川康特委汇报了一次工作, 特委没有什么新的指示, 只是强调继续执行“隐蔽精干”政策。

第二阶段是抗战胜利后, 投入新的战斗。 1945年 8 月 ,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根据形势的发展, 我们认为时机已到, 必须明确任务, 转变工作方法, 投入新的战斗。是年冬, 我回成都向川康特委汇报并请示工作, 特委领导谈了当时的形势, 指出我们要争取和平民主, 反对内战, 反对独裁, 反对抢占胜利果实。组织上要求逐渐恢复支部、小组, 谨慎地发展党员。同时指出, 我们要争取和平, 国民党却伪装和平, 我们不要为国民党的和平幌子所迷惑, 要揭穿国民党破坏和平的阴谋。我们传达了川康特委的指示, 并布置了工作 , 逐步恢复了党的基层组织, 并发展了不少党员。

第三阶段是西昌工委成立, 迎接解放。 1946 年, 蒋介石掀起全面内战, 大举进攻解放区, 形势严峻。为了明确当前任务, 转变工作方法, 进行新的战斗, 我认为有必要向川康特委汇报请示。 1947年6 7月间, 我派王月生回成都汇报请示工作。王月生回来后, 传达了川康特委的决定, 主要是:(1) 成立西昌地区工作委员会, 由黄觉庵、王月生、李成英 3 人组成。黄任书记, 李任组织, 王任宣传;(2) 放手发展农村党员数量和彝族党员;(3) 继续扩大两面政权;(4) 发展武装力量。对上述决定, 工委积极布置执行。这之后, 大家情绪很高, 工作更加积极主动, 党员的数量也有了较大的发展。

两次对敌斗争   王月生在宁南县政府任职, 后在县中教书 , 因组织学生进行抗日宣传活动, 抗议国民党县党部非法逮捕学生刘 家伦, 引起特务注意。特务对王侦察盯梢。王被迫撤到西昌, 在西宁中学教书 , 发展了两个党员:谢克群和张光芝。西昌三青团主任、特务王隆映追查到西宁中学, 要校长监视王月生的言行, 并定期向他书面报告。校长朱用霖是中共党员, 但他和王月生互不知道对方是党员。朱向我汇报了特务王隆映要他监视王月生言行, 他感到很难对付。为了解除朱用霖校长的困难处境和考虑到王月生的安全 , 也为了加强冕宁县的工作 ,1947年初, 我决定派王月生到冕宁县负责全县党的领导工作。王月生在学校不辞而别, 这样就切断了特务跟踪追查的线索。

张运鹏是抗战初期的党员, 和我一起在电信局任职多年, 关系 比较密切,但他不知道我是党员。抗战胜利后, 电信局成立了电信工会 , 办了一个图书室, 张运鹏任图书管理员。因图书室收藏的多数是争取民主自由的进步书刊, 引起了特务头目袁方伯的注意。袁要检查图书室, 但他不直接找张运鹏说,却找到袁寿枬说,准备晚上到图书室找些书看, 要他去张那里要钥匙。袁寿枬便从张运鹏处拿到钥匙就给了袁方伯。袁方伯检查了图书室, 没有发现什么违禁书刊。那些争取民主自由的书刊都是公开出版的。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但是后来特务发现有一个北大学生,在争取民主自由反饥饿斗争中, 经常给张运鹏寄来传单书刊。 1946年的一天 , 张运鹏被行辕第三处传讯 ,张来找我商量。我们商量好, 要始终坚定地说明传单是他同学主动寄给他的, 要说这些传单有些看了, 有些则没有看就丢了。后来行辕第三处又两次传讯张,他立场坚定, 加之他纯朴、诚实、勤于职守, 很少交际应酬 , 特务再三追问后也就不了了之。

一面进步文化的旗帜   1943年底,黄炎培建立的中华职业教 育社, 派了蒋仲仁、朱立谆夫妇来西昌建立进修书店。书店的目的是“广交朋友,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转播进步思想。”他们开办了个会计班,戴剑萍参加会计班学习。后来戴的丈夫王梓赋转来了党的关系。戴、王是由李成英联系的。戴在会计班学习过程中, 感到蒋和朱政治倾向、思想作风好, 关系密切。

抗战胜利后, 中华职业教育社的人员撤离西昌, 蒋仲仁需要选 择一个政治上可靠的人接办书店。他主动要求由戴接办。戴向李成英汇报了这个情况, 党组织决定提供大部分资金, 戴、王夫妇也出了些钱, 并具体办理了接办书店的手续。戴、王负责经营书店, 戴任经理。

进修书店从重庆、上海、昆明等地购进了大批社会科学和民主运动的书刊。特别是民主运动的书刊, 很受读者欢迎。读者中多数是教师、学生和公职人员。外县也有不少人前来购买书刊, 节假日往往生意兴隆, 门庭若市。戴、王夫妇也同读者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在西昌这样一个汉、彝杂居的边远小城 , 进修书店高举起文化的大旗 , 传播社会科学知识、传播民主运动的呼声、传播抗日战争胜利的消息 , 对促进人民的思想觉悟、提高人民的斗争意识、推动党的工作的发展壮大起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1947年7月1日, 王梓赋被蒋介石西昌行辗特务逮捕。次日晨 , 李成英和我得到消息, 立即分析情况。首先我们认为, 王梓赋是内战时期的老党员, 经历过斗争锻炼, 政治上经得起考验。其次, 书店内无党的文件,不怕敌人的搜查。再次, 戴、王夫妇只与我和李成英单线联系,同西昌的其他党员都无联系,这对保全整个组织没有问题。因此, 重要的是千方百计营救王梓赋出狱。尽管如此, 我们仍对党的一些绝密材料作了妥善处理。当日上午, 李成英前往书店探视情况 , 见书店门半掩着, 有两个兵在门口看守, 李成英为防敌人放长线钓大鱼, 未敢走进书店。李成英回到家中, 我们当即商量由李成英邀约电信局袁局长的太太一同前往。袁太太善于应酬 , 也有点派头 , 在西昌来说, 称得上是上层人物了。李成英与她一起逛街 , 顺便到进修书店, 假意买书, 以了解情况。她冒着风险 , 趁监视戴的守兵不注意, 询问了王被捕的情况, 并告诉戴剑萍要沉着坚定, 尽力找所有的社会关系对王进行营救。以后李成英和戴又有几次联系, 主要是继续了解情况, 研究营救办法。王梓赋被关了 3 个多月, 敌人拿不出任何证据, 经营救保释出狱。王在狱中表现很好, 经组织审查, 出狱后恢复了组织关系。这以后, 他们夫妻已不便在西昌工作。经组织决定, 将他们疏散到温江县, 书店交给政治上可靠的非党人士经营。戴从书店的收入中提取一些钱买了一只金镯子和一只金戒指保值。临行前, 戴将这些东西上交组织。李成英考虑到他们夫妇经济困难 , 还带着两个女儿, 转移温江短时间内也不容易找到工作, 因而代表组织将手镯和金戒指退给了戴剑萍。这件事事前未经工委讨论, 李成英也未同我商量过, 是由她自己当机立断, 独立作出决定的。她体贴和关心同志的无私胸怀, 是值得称赞的。

各县工作概述   在党组织的工作中 , 统一战线、两面政权、武装力量和群众运动是互相交融,相互作用的。西昌、冕宁、会理各县在这些工作中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冕宁发展得更好一些。

    冕宁党员中有邓明鸿、李祥云、陈言伦、王仕汉、卢佐伦、金发弟、向德缨、严伯通、杨清美等一批内战时期的老党员和抗战初期的党员。在执行“隐蔽精干”的政策中, 他们广泛结交地方人士和上层进步人士,如龙晴初、李楚才等。而邓明鸿等也先后分别担任过县参议员、县府财政科长、校长、教职员、乡长等职务, 形成了一股相当大的力量。当时, 有人称邓明鸿等是一股地方势力, 而不知他们实际上是党领导下的一支统一战线队伍。有了这一支统战队伍 , 就为建立两面政权和掌握发展武装力量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解放战争开始后, 国民党害怕我党地下武装发动起义, 命令各县政府成立县自卫队。冕宁县政府决定成立县自卫队, 各乡设中队。冕宁县党组织给县参议会做工作, 推荐邓明鸿任石龙、宏模、苍溪、复兴 4 个乡的联防大队长, 辖 4 个中队;由石龙乡长廖志达、宏模乡长严伯通、苍溪乡长许维纲、复兴乡长李兆伦兼任中队长。 廖、严、许都是党员。李是进步人士,乡长兼中队长, 乡武装就掌握在我党的手中了。其他乡长, 有些比较开明, 同邓明鸿等有合作和相互支援的关系, 乡里武装也或多或少掌握在党员和进步群众手中, 有的乡长顽固, 甚至反动, 党组织就在他下面做群众工作, 暗中实行“枪换肩”。 1947年秋, 冕宁县党组织直接掌握和能够影响的枪有500 支左右。1949 年底, 发展到约1000 支枪。临解放时, 冕宁县武装的人数更多了, 枪支也更多了。

在我们建立了两面政权的乡村, 群众利益和党的安全较有保障。我到冕宁县去工作, 在县城就住在陈言伦家, 外出工作小心谨慎,严防特务跟踪盯梢。到后山, 在邓明鸿家住了几天, 无拘无束 , 行动也比较自由。到红莫乡, 乡长是严伯通, 我和王月生住在一所小学里, 外出工作时, 有金发第武装随行, 在乡里听得到革命歌声, 就像到了解放区一样。

县委还在农民中组织了不同形式、不同名称的群众组织, 如柴 山会、弟兄会、互助会、水利会等, 通过这些组织宣传教育,启发了农民的政治觉悟, 团结互助, 多次发动了抗丁、抗粮、抗租、抗债等斗争, 打击了恶霸地主、贪官污吏的嚣张气焰, 提高了人民群众的觉悟和斗志, 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

在西昌, 戴剑萍和王梓赋加入了西昌民主同盟,他们了解民盟情况, 关心民盟政治动态, 为协调民盟内部政治关系做了一些工作。 章润瑞团结民盟成员, 广交社会人士, 为迎接解放做了不少准备工 作。我感到形势发展快,工作任务重,于1948年8 月辞去了电信局的职务, 以做棉纱生意为掩护, 去县区乡了解情况, 布置工作。我到 礼州后, 把棉纱放在胡崇绅家, 就开始工作。记得刘荣礼经济困难, 我决定由胡崇绅先后给他两饼棉纱。在礼州、西宁、大兴等区乡发展了农民党员, 建立了一些群众组织。后来在大兴乡, 还发展了一个彝族党员, 名叫马拉惹。胡崇绅、罗正洪等争取彝族上层人士孙子汶、罗大英放下武器, 迎接解放。罗正洪、付正达、刘世昌等建立了川康彝族青年革命先锋队, 当时在彝族青年中有相当的影响和号召力。

西昌县长陈耀枢曾任川南师范学校校长, 章润瑞是川南师范学校学生, 后毕业于武汉大学,在社会上有一定声望, 深得陈耀枢的器重。大约是 1947年春, 章被聘为礼州中学校长。礼州中学教职员中, 原有4 个党员, 胡崇绅、胡崇尧、景宗孔、赵祖明, 后又发展了3个党员, 何德俊、王尊相、姜学之, 包括校长在内有8 个党员。在学生中还有10 多个党员。学校政治空气浓, 教学质量高 , 深得家长和社会的好评。

在宣传方面   我们于1948年秋, 印发了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和《中国土地法大纲》等, 是由章润瑞刻字, 我们深夜印刷, 然后发行。《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篇文章 , 我们是从北平一个杂志上看到的。杂志编辑写了一段按语, 大意是说一个晚上, 有人从窗外投入了这篇文章, 他们把它印出来, 供读者批评。我们经过认真的研究, 确认是毛泽东的著作, 于是我们把它印发了,这在党员中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

赵子博恢复党籍后, 我向他要来一部收音机, 当时市场上根本 没有卖的。这部收音机有点毛病, 我请电信局一位技术员把它修好。这部收音机能够收到延安广播,但在西昌城内收听, 很容易被敌人发现, 危险性太大。如果把它送到冕宁县去, 县委住在农村, 在自己掌握的乡政权和武装力量的保卫下, 便可以安然收听延安的广播。于是我把收音机放在一个商店寄卖, 然后通知王月生派金发弟来我处取钱买了回去。冕宁县委得到这部收音机以后, 直接收听延安的广播 , 选用新华社的消息和一些评论文章, 办了个地下刊物《战斗通讯》, 迅速传播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和党中央的声音,这些都起了很大的宣传和鼓动作用。

在会理党员人数很少。罗曦軏在川康铜铅锌管理局益门炼厂工作, 他广交朋友并做了不少工作, 同地方上层人士也有一些联系。抗战胜利后, 因炼厂撤销,他随单位离开会理到了重庆。龚成林在电信局做职员, 他深入群众, 广泛结交朋友, 发动组织歌咏队、 球队、读书会等, 从中发现进步人士, 培养建党对象, 为发展党员打下了基础。与此同时,龚成林积极开展统战工作, 搞好社会各方面的联系, 取得上层人士叶汝调的信任, 担任了县银行的会计部主任。这个职位有利于掩护自己, 也有利于与社会各方面人士联系, 他利用这些关系, 开了一个商店, 并兴办了一个农场和农牧公司, 团结了群众, 又为党筹集了活动经费。工作是艰苦的, 有成绩的。

转变战略准备武装起义   1948 年 4 月,川康特委副书记马识途到西昌检查工作, 他称病住进了天主教的永安公医院。在医院 开了一次西昌工委会议, 有我和李成英、龚成林参加。我汇报了西昌地区的工作, 马识途讲述了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 传达了川康特委的指示, 主要是面向农村, 放手发动群众, 大力发展农村党员, 特别是在少数民族中发展党员, 建立党的组织, 继续建立和扩大两面政权, 发展武装力量, 在有条件的地方, 可以公开打出旗号, 例如川康民主联军××纵队或××支队, 宣布起义, 开展游击, 配合解放战争。这次会议在马识途的指导下,着重讨论了开展武装斗争的问题。认为冕宁和会理都有条件搞武装斗争, 而冕宁县的党员人数、组织力量、群众基础、统战关系和已掌握的武装力量等条件都比会理优越。但是, 冕宁有一个严重的弱点, 进出只有一条独路, 两头一堵 , 就装在口袋里挨打。路两边都是彝族地区, 当时我们在彝族地区的工作还非常薄弱, 如果退到彝区, 就可能造成我们同彝族头人的矛盾, 不利于民族团结。敌强我弱, 既不利于正面作战, 游击也没有回旋余地。会理在这方面的条件要好得多, 可进可退, 可以打游击, 必要时还可渡过金沙江到云南, 活动面更大, 而且可以得到友邻地区的配合和支援。所以会议决定把武装斗争的重点转移到会理去。马识途回成都后, 将这一决定向川康特委汇报, 得到批准, 并报经中共中央上海分局同意实施,这是一次有战略意义的重大决策。

西昌工委会议后, 我同龚成林专门商讨过一次, 都感到武装起 义任务很重, 当时会理的党员只有龚成林、刘若愚、章润煌、温良实、兰培根和已记不清的一两个人, 总共只有六、七个党员 , 农村工作基本上还未开展, 显然现有的力量是不够的, 必须大力发展党员, 深人农村, 把广大的农民群众发动起来, 创造武装起义的条件。

1948年6月, 我抽调国立西康技专校党员李逸到会理, 加强党的领导。随后又抽调技专校党员席洽中、刘瑛、田禾等到会理工作。技专校还有10多个进步青年学生, 在解放战争大好形势鼓舞下, 经李逸等联系和推动, 也奔赴会理。他们都被分配到各区乡工作,并陆续入了党。(编者说明:此节应参阅原中共川康特委副书记马识途《1948年5月西昌冕宁之行》一文)

奉命撤离西昌, 寻找上级组织   1949 年1月20日左右, 我连 续接到了川康特委副书记马识途的两封信(马识途化名马子谦)。从邮戳上看, 第一封信是由成都发出, 第二封信是由重庆发出。信上暗示我和李成英要迅速撤离西昌。我猜想可能是知道我们情况的人出了问题。当时知道我们在西昌的真实身份、化名、住址、 职业的人, 除了川康特委领导外, 只有给特委转信的尹涤生, 我们考虑到马识途巳撤离到重庆, 我和李成英便也撤退到了重庆。希望通过重庆党组织与马识途以及川康特委取得联系。

在重庆, 我多次到老朋友游动斯家中聊天(大革命时期, 游曾担任过中共涪陵县委代理书记, 后脱党)。有一天游告诉我, 据他家保姆反映, 朱挹清多次在他们夫妇上班时, 在他家的客厅与人商谈事情。游认为, 朱是乘他们不在家时, 利用他家进行党内联系。朱挹清是中法大学的学生党员, 曾在丰都组织过农民暴动, 抗战初期我们就相识了, 彼此都知道是党员。我对游动斯的判断深信不疑, 认为他反映朱的情况是真实的, 朱仍在继续搞党的工作, 我找到朱谈话 , 坦率地告诉他, 我是奉党组织的指示从西昌撤退到重庆的,现在找不到上级党组织, 要求他交封信给重庆党组织, 请他们帮我转给川康特委。朱对我敷衍说, 他现在教书, 有时写点小文章, 投在报纸的副刊上, 挣点稿费, 完全是过着自由人的生活, 已不过问政治了。后来经我再三找他诚恳谈话, 他才说:“我可以找熟人帮你问一下, 看能否为您转信。”后来他告诉我说, 重庆党组织同川康特委没有联系, 也不知马识途在何处,现在我们可以发生政治关系, 但不发生组织关系。我对谈话的结果感到很失望。我在重庆先后给在成都的尹涤生去了两封信, 都一直没有回信。我又两次到江北县城尹的老家去询问, 尹家的人也说不知他现在何处。在此期间, 我也写信给西昌电信局的朋友刘明辉询问我走后有没有人来找我, 局内有没有新情况。刘回信说没有人找我。这说明还没有特务到局内查问我的情况。

重返西昌布置工作   李成英搬到了江北洛碛和她妹妹同住。我找不到川康特委, 接不上组织关系, 心里很是焦急, 同时又挂念西昌地区党的工作。于是, 在5月间我回到了西昌 , 同西昌党组织的胡崇绅、章润瑞、谢克群等, 冕宁的王月生、金发第等多次进行联系, 研究和布置了工作。李逸于6 月初来西昌汇报了会理党组织发展情况, 党员已发展到72 人, 并汇报了吸收云南巧家进步商人胥印侯入党的情况。城乡工作进展均较顺利, 对开展武装斗争情绪都很高。这时我统计了全区共有党员361人, 其中冕宁县有党员 218人 , 会理县72 人, 西昌县66人, 越西县3 人, 德昌县2人。7 月间 , 李逸再次来西昌汇报工作, 我们对下一步工作又作了研究, 确定继续大力发展党员, 把城区的党员全部派到农村去工作, 把农民进一步广泛发动和组织起来。我们还商量要秘密组织武装, 加强培训农民骨干, 初步确定武装斗争的各级领导成员, 为武装起义做好充分的准备。

我原来决定到各县去了解情况, 准备先到冕宁, 然后到会理 , 并已通知了礼州和冕宁的党员。但由于形势发展很快, 我感到亟需向上级领导汇报和请示工作, 争取得到上级的指示, 于是我改变了原来的决定, 在9 月初又到了重庆。

重庆解放战友喜重逢   回到重庆后, 经过多方探听, 仍了解不 到川康特委的情况。到10 月间 , 朱挹清来洛碛, 给我们带来了毛泽东著作《新民主主义论》等书, 并讲述了当时的形势, 我向他提出, 找不到川康特委 , 我想尽快回西昌。为了加强西昌的干部力量 , 能否转报市委派一些人和我一起到西昌工作。他同意向重庆党组织转达我的意见。朱离开洛碛后一直没有消息。当时解放大军已向西南进发, 形势发展越来越快, 我感到不能再等朱回音。11月初,我由洛碛到重庆, 力求尽快买到西昌的飞机票或车票。

当时, 重庆的政局、社会秩序极端混乱, 法币大幅贬值, 物价飞涨 , 交通堵塞, 根本买不到飞机票和汽车票 , 到处发生抢劫 , 使我无法成行。我只好寄住在游动斯家。 11月底重庆解放 , 全城欢腾, 我感到无比欢乐和兴奋。

我到重庆党员登记处去, 登记处说:“你是西康的党员, 应到西南局组织部报到。”我随即到了西南局组织部。一位同志接待了我。我说明情况后, 他离开了一些时间, 随后告诉我说:“我们知道你的情况, 你现在就住在组织部招待所。”同时他问我:“有个陈野苹你认识吗?” 我答:“认识。”他说:“西南局组织部秘书长陈野苹今天晚上要到招待所来看你。”晚上, 陈野苹来了,10年不见面的老朋友, 见面后都非常高兴。陈野苹询问了我分别后的工作和生活情况, 谈到我们认识的一些老同志都回到了重庆。从交谈中我知道他同原川东特委书记汪平都是冕宁人。我在西昌工作时就知道, 1935年廖志高参加红军队伍长征去了, 陈荣檀被国民党通辑, 逃亡到云南去了。现在才知道汪平就是廖志高, 陈荣檀就是陈野苹。

我在一个晚上参加了党员会师大会, 西南局组织部长张际春在会上讲了话。我向陈野苹谈了我同张际春在南京小营陆军监狱一同坐牢的情况, 望能约定时间去拜会他。后来陈野苹转告我说 , 同我一起坐牢的是另一个张际春, 也是湖南人, 几年前已经病逝了。回忆和张际春同狱时的往事, 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在重庆住了几天, 会见了一些老同志。我决定回洛碛接李成英一起到成都, 当我到洛碛时, 才知道李成英已到长寿县去了。听她妹妹李蛐云说, 解放军解放洛碛时, 整个镇鞭炮齐鸣, 人们热烈欢迎解放军。李成英欣喜若狂, 情绪十分高昂, 她直接到解放军的团部, 向团政委说明自己是共产党员。团政委分配她去接管洛碛一个中学的工作。很快, 团部奉命开赴长寿县。 团政委提出:“现在社会秩序很乱, 你的党员身份已公开, 我们走后, 你的安全没保障。”要求她随军到长寿。她到长寿后, 同长寿党员文克勤、戴凤禧等碰了面, 参加了县解放委员会, 负责接管工作。我于当天乘小船离开洛碛到了长寿。两三天后, 李成英交待好工作, 我们一同返回重庆。大约在1950年 1 月初, 我们离开了重庆。当时罗曦軏在沙磁医院工作, 由于他的组织关系还留在西昌, 因此也随同我们一路到了成都。到成都的次日, 我同李成英到商业街去看西康区党委书记廖志高。大家见面都非常高兴。我们简要地向他汇报在西昌的的工作情况, 他留我们吃午饭。饭前, 贺龙来了, 我和李成英都站起来表示敬意和欢迎。廖志高向他介绍了我们, 贺老总说:“你们搞地下工作很辛苦!”并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是涪陵人。他说:“哦, 你是涪陵人, 我20 多年前曾经在涪陵住过。”贺老总询问了党组织的情况, 很亲切, 我们也感到十分兴奋。

见到廖志高后, 我们就住在了西康区党委在成都的临时驻地华西坝。区党委秘书长张铁民给我们送来了一些党内文件和《干部必读》等。在地下时期党的工作, 多年没有看到党的文件, 我们如饥似渴, 兴致勃勃地阅读学习, 等待着接受新的任务, 开展新工作。在成都期间, 我们先后会见了马识途、尹涤生、刘绮芳等一些党员。这才知道马识途由成都撤退到重庆,又经香港到了解放区, 然后随解放大军进驻成都。也才知道马识途通知我们撤离西昌, 原因是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被捕, 当天晚上就叛变了, 出卖了付清、颜如瑜等数十人。据说蒲华辅被押回看守所后, 遭到了同时被捕的川康特委委员华健及其他在狱人的严厉批评, 他才没有再继续出卖党的其他同志。看来, 如果没有华健等对蒲华辅的严厉批评, 我也很可能被出卖。后来华健被国民党枪杀。我对他的立场坚定、坚强英勇万分敬佩。

随西康区党委进军雅安   1950年2月1日, 我们随区党委进入雅安, 廖志高出席了庆祝解放欢庆大会, 并在会上讲了话。这对广大人民群众是极大的鼓舞。随之成立了军管会,我任军管会秘书处长,李成英任交通邮电组副组长。我除处理军管会的一些日常工作外, 主要是接待和访问社会人士, 说服他们去争取瓦解封建恶霸势力。

进入雅安后不久, 地方封建恶霸势力和大约1 万左右的土匪占据羌江河北岸的一些山头。他们妄图围攻雅安, 用大炮轰打市区。炮弹落到军区附近和文辉桥的水面上。我党政机关多方面进行了争取工作, 但这些封建恶霸拒不投降。后来我解放军主动出击才把这股恶霸势力彻底消灭了。时至春节期间, 雅安各校学生、 广大青年和一些公职人员拥向街头 , 敲锣打鼓、唱歌跳舞,一些老年人也高兴地扭起秧歌, 欢庆解放 , 欢庆新春佳节。这种兴高采烈的场面, 说明人民群众对解放的渴望, 对解放军保卫城市, 保卫人民利益和安全充满信心。

军管会工作基本结束后, 区党委决定我任区党委统战部副部长。部长是六十二军副军长方升普, 方不久奉命调去西北工作, 我 改任部长。后来, 区党委又决定我兼任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 雅安有两个民主党派——民革和民盟, 民盟的盟员多一些, 民革的 成员比较少。当时, 统战部的任务主要是帮助民革、民盟做好清理、整顿工作, 并协助有关部门对两三个政治上复杂的人进行审查, 适当安排几个上层人士的职位。

3月初, 廖志高问我:“你不回西昌, 西昌的党组织关系能否交待好?”我说:“西昌各县都建立了党组织, 可以交待好组织关系, 我 回不回西昌都可以。”于是, 廖志高便决定我留在雅安。

军管会接管了省电台,这个电台可以和各县各营部以上的部队通电报。驻会理的刘文辉部一个营长李广惠起义后由金江支队接收编为二支队的一个大队。我通过省电台发了一个密电给李广惠转交给龚成林, 龚当时还回了电报。这样, 我就同龚成林取得了联系, 并了解了金江支队的一些情况。在此期间区党委接到云南省委发来的电报, 询问金江支队的政治情况, 区党委复电说明金江支队是西昌工委领导的一支游击队。一、二支队的领导人李逸、龚成林都是中共正式党员。金江支队从而得到云南省委的正式承认, 在经济上、枪弹上都得到了很大支持。

移交西昌党的组织关系   1950年1月下旬, 在成都期间, 张铁民介绍来苗前明、张广化等四五人 , 他们是区党委组建的西昌地委新的领导班子。苗是西昌地委副书记, 我向他们介绍了西昌地区党组织和各项工作的情况。同年3 月初 , 苗前明、张广化等在进军西昌之前, 在雅安又来同我谈了一次, 我新补充介绍了一些西昌地区的情况, 着重讲了党组织的发展情况。我写了3 封信, 请他们分别带给冕宁的王月生, 西昌的谢克群、章润瑞 , 会理的龚成林、李逸等党组织的负责人。这样 , 西昌地区党组织的关系就移交给新的地委了。

现在把西昌地区的党组织情况说明如下:1942年初西昌地区有党员70 余人。我们遵照川康特委决定暂时停止发展党员 , 特别是在执行“隐蔽精干”政策的1942 年至 1944 年这一阶段中, 只有一两个地方发展了几个党员。抗战胜利后 , 各县逐步恢复基层组织, 稳步地发展了一批党员。1947年奉命建立西昌工委会后, 党员人数就有较大的发展。据 1946 年 6 月工委统计, 西昌地区共有党员 361 人。1950 年3 月西昌地区解放时, 党员人数究竟有多少呢? 解放后在凉山州委召开的党史工作座谈会上说法不一, 有说 700 至 800 的, 有说900 多的, 有说千零几十的, 州委组织部根据各县先后所报材料统计的数字, 也各不相同 , 我认为州委组织部的一份统计表中的数字847人是比较接近实际的。

在党员大量发展的基础上, 1949年先后建立了冕宁县委, 中共冕宁县委员会书记王月生, 委员李祥云、金发第、刘若愚、吴志刚;中共西昌县委员会, 书记谢克群 , 副书记章润瑞 , 委员胡崇绅、童光敏、高汉东;会理县由于准备武装起义, 工作很紧, 没有来得及建立县委,由龚成林、李逸两人负责领导会理县党的工作。党员的绝大多数是农民, 工人很少, 知识分子 ( 教员、大中学 生 )和公职人员也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1942年到1950年3月西昌解放,西昌党员只有王梓赋一人被捕,  经过多方营救保释出狱。这并不是说蒋介石行辕的特务手软或者睡了大觉。我记得宁远剧团有几个人被捕, 现在记得姓名的有刘振美。刘出狱后再度被捕, 解放时牺牲在重庆渣滓洞, 剧团团长顾毅、县中教师刘伟被捕,越狱潜逃, 再次被捕毒打致残。边疆服务部的黄裔被捕, 听说弄到云南去了。民盟盟员邹趣涛被捕, 由一三六师副师长肖绍成劫狱潜逃。有个叫孙伯约的因组织“青年业余读书会”被捕。还有技专校学生两次被捕, 多达10几人。事实说明 , 特务是阴险残酷的, 总是妄图消灭共产党。上述被捕的人都不是西昌地区的党员。西昌地区内战时期的党员和抗战初期的党员都保存下来了。新发展的 800来个党员也无一被捕, 不能不说是西昌地区各县党组织坚决执行党中央“隐蔽精干”政策的胜利!

西昌地区发展了34名少数民族党员, 其中回族党员4人, 特别是发展了30名彝族党员,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它在凉山地区撒下了共产主义的种子, 它也说明中国共产党不是某一个民族的党, 而是各民族工农和劳动人民共同的党,它对消除长期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 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发展有重大的意义。

综上所述,1942年以来8 年的工作中, 西昌地区保存了内战时期和抗战时期的党员, 又发展了800 多名新党员, 为解放后新的地委提供了一大批骨干力量。据我所知, 解放初地下党员担任县级以上职务的有王月生、章润瑞、李逸、龚成林、邓明鸿等 10余人。 彝族党员先后担任县级以上职务的有瓦扎木基、伍文才、伍精华、 杨发美、杨文宽等。还有一大批担任区科级和乡领导职务的党员,解放后在建政剿匪等各项工作中尽职尽责,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而且还为做好民族团结工作、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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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5月西昌、冕宁之行

(马识途)

 

1947年,川康特委重建恢复工作后(当时我任特委副书记),决定恢复西昌地区党的活动,曾叫他们派人来成都。

西昌党组织,包括冕宁党组织在内,从1941年第二次反共高潮以后,奉命隐蔽精干,长期埋伏,一直处于埋伏状态没有进行组织活动。组织留下的党员,零星分散各地,从事各种社会职业,没有组织关系、组织生活和组织活动。上级也没有派人去和他们联系、检查和指示工作。只是把该地区的主要领导成员黄觉庵、王月生等的关系保留在川康特委手里。

1947年下半年,王月生到成都和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联系上,听了汇报,蒲华辅向他们安排了工作。据蒲华辅在特委会汇报,他主要给他们安排了两件工作,第一是积极恢复组织,开展党的工作。第二是配合当时全国形势和川康特委的决定,积极开展武装斗争的准备工作,发动武装暴动,牵制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力量,配合老解放区的解放战争。总之,是要求西昌、冕宁等地党组织马上开展工作,停止埋伏状态。

在这以后,特委分工由我管成都市和西昌工委,但因我在成都市的工作很紧,请求上级调派加强成都市工委工作的人还未到达,所以我实际上并没有功夫和力量去抓西昌地区的工作,他们来人回去后工作情况如何,一直不了解,一直等到1948 年 2 月,上级派人来加强成都市委工作的人到了,我把成都的工作作了安排后,于 4 月动身去西昌,当时完全是走路,走了十几天,才到西昌。在西昌听取了黄觉庵等人的工作汇报,传达了形势任务和研究了整个西昌地区党组织的工作,又研究了西昌和会理等地的党的活动问题。

黄觉庵汇报了他们得到川康特委工作安排的指示后,把原来埋伏下来还找得到的党员恢复了联系,并开始作了一些工作,但很不够。因为在党员中还没有完全克服过去六七年长期埋伏、失去上级领导时期的消极隐蔽思想。

1948年5月,我在西昌工作告一段落,决定和黄觉庵一起到冕宁去看看,那里是西昌地区党组织过去有过活动,现在仍在活动的地方,又是西昌工委决定在那里发动武装暴动的地方,所以我决定亲自去检查一下。

我们到了冕宁住在党员邓明鸿家。王月生先汇报组织情况,有几名党员依靠合法身份开展工作,邓明鸿任县政府财委主任,在政界、经济界都活动得很开。另有一个姓严的任乡长,抓了乡政权和一批枪杆子,有一个是国民党区党部书记长,一个是中学校长,一个是民族小学校长等等。问及基层党组织,尚未在基层的农民群众中进行宣传、组织工作,少数民族中也没有开展组织工作。

王月生汇报了他们奉命进行武装斗争的准备工作情况,并且已经决定就在那时候发动武装暴动。已掌握一个乡政权,一批枪杆子,在县里一打开后,还可以抓到一批枪杆子。还有邓明鸿等可以在县上和乡村里号召一些武装。他们认为一起事后,采取突然袭击,把县城拿下来,就有人有枪了。看来在敌人毫无警觉的条件下采取突然袭击,是可能成功的,也可能拖起一支武装来。

听了王月生的汇报,给我的印象是,他们从 1941 年开始长期埋伏到前不久才恢复活动,因为没有上级领导的指示,对许多党的基本知识和政策、方针不了解,原来的布置也因不了解情况,比较抽象和原则,特别是并不了解消极隐蔽思想是当时最大的障碍,没有对症下药。所以只能是把组织联系上,活动不多,这是应由我们川康特委领导负责的。

王月生汇报完后。我结合川康地区目前形势和我们党的地下组织任务,向他们传达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精神,全国形势大好,人民解放军已经转入战略反攻了。又因为他们长期没有听到中央的指示,对于许多方针、政策、策略性的指示都不知道,因此我在向他们传达时又结合谈了一些党的基本知识和方针、政策、策略 ( 比如谈到我们统战工作的政策和策略,如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打击顽固势力,斗争策略有理、有利、有节等 )。同时谈到要配合解放区的反攻,发动武装斗争,准备迎接全国解放等。

我作了传达后,就结合冕宁和西昌地区情况,进行研究讨论。我在发言中指出冕宁党组织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后,提出以下几点:

(1)全国形势已经很好,要积极配合开展党的活动,克服过去消极隐蔽的思想,马上行动起来。

(2) 必须把党的组织工作放在基本群众中去,在基层群众中开展宣传、组织工作。建立党的组织才是最重要的,不能把党的发展局限于上层统战人士中。上层统战工作是需要的,目的是起掩护和配合基层党的工作的作用。

(3)冕宁是一个少数民族较多的地区,一定要针对这个特点开展党的工作。把我们的组织埋进少数民族地区里去,就根深蒂固,有了退路,不怕国民党的破坏了。因此,应以民族小学为重点,加强工作,开展党的活动。同时也要通过上层统战党员和少数民族的上层进行交往活动,扩大他们与国民党的矛盾。为了加强民族小学工作及民族地区工作,还决定从成都调人去。我回成都后决定调3个党员去,后因他们中途改变去向,没去成。

(4)上层统战工作已有相当规模的开展,有了一些统战党员。但是据我与几个上层统战党员接触谈话,他们对于党的统战工作的政策和作法还欠了解,特别是提到执行毛主席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打击顽固势力的指示。斗争策略是有理、有利、有节,团结多数,打击少数。

(5)鉴于上层统战党员基本上都在国民党的政权中担负工作,我谈了“两面政权”情况。这种敌人在势力范围下建立两面政权,在抗战中和老解放区的边沿地带是很多的。两面政权的人也不一定要拉进党内,有的和我们建立统战关系的民主人士、进步分子、中间势力,不能随便拉不合格的人入党。

(6)我们用了很多时间研究开展武装斗争的问题,特别研究了冕宁党组织正准备发动的武装暴动。在听取了他们的准备工作后,提出一些可能遇到的问题来研究。我认为准备是不充分的,不能够取得胜利,且可能遭到严重失败,把现有党的组织也搞垮。在肯定他们积极响应上级号召,准备武装斗争是好的同时,我指出不足处:①武装暴动的条件只是掌握了1个乡政权及其枪杆子,在城里有一些上层关系和一些社会关系可以利用。在敌人毫不警觉的条件下,采取突然袭击,也可能一下夺取县城,但这不可靠。我们的武装应放在群众斗争的基础上,要有坚强的基层党组织,要有我们的党员掌握枪杆子。可以实行“枪换肩”,要有我们的上层统战掩护作配合,这些是最根本的条件,但这些都还差。乡政权的枪杆子虽说是我们指挥,但背枪的人并不是都可靠,其他社会武装就更不可靠,又无有经验的指挥员,是很难取胜的。这在我们已经搞过的几次农民暴动中已经看出来了。②冕宁在一个窄长的安宁河谷中,三面大山都是少数民族地区。我们在少数民族中并没有党的基础,一经打响,不可能在县城占领下去,一定要打圈子。敌人来进攻,往山里退就是少数民族地区,但是没有事先的工作,退进去一定要挨打,有被奴隶主消灭的危险。向南撤退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离西昌不远,那里是蒋介石的行辕所在地,有较强的兵力。河谷地带只有几里、十几里宽,一下就给封断了,这样就有可能被敌人压迫在冕宁河谷地带被消灭掉。③武装暴动的具体准备工作还没有作好,条件不成熟,有很大的盲目性。

因此我提出是否暂停发动武装暴动,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建立基层党组织上。这意见取得黄觉庵、王月生的同意并和黄觉庵研究,把武装暴动地点转移到会理一带,专门派人去那里活动 ( 后来派的是李逸 )。后来听说党组织果然在那里发动了武装斗争,受到国民党军队的围剿,撤退到云南和云南党组织武装会合了,一直坚持到解放。研究武装斗争问题是我去冕宁检查工作的第一个要检查的事,断然地作出暂停暴动的决定。回成都向川康特委汇报了,取得同意。后来我去香港向上级汇报这事,也经上级许可。

除听汇报,开会研究工作外,我还和少数党员见面,听他们谈话。其中现在还记得的有邓明鸿、严伯通、王仕汉、卢佐伦、李祥云等人。

我在冕宁住了几天,工作定了,和黄觉庵一起回到西昌。于 6 月从西昌出发步行回成都,汇报了在西昌地区检查工作的情况,不久就去香港向上级汇报工作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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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昌师范学生运动的回忆

胡崇尧

1933年至1934 年,西昌师范学校(原四川省省立第二师范)就已经有了中共地下党组织,并在党的组织和宣传工作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在红军长征过西昌前后,西昌地下党组织均遭到敌人的破坏,党的工作因而暂时停滞。1938年,廖文彬同志重返西昌,恢复了党的组织活动,重建中共西昌特别支部。特支在廖文彬同志领导下,积极在社会进步青年和在校学生中发展党员,西昌师范学校(以下简称师校)地下党组织亦得以恢复和发展。1939年夏,师校已经有了不少新党员。后期师范十班、十二班、简易师范一班、二班均先后建立党小组。中共西昌特支成员“老乔”(赵子博)同志分管学生工作,特支成员戴从龙同志以在校当级任教师为掩护,借讲授课来具体指导学校的工作。师校全体党员在特支的领导下,在学生中广交朋友,团结争取进步学生,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为进一步开展党的工作奠定了基础。

党棍进校  乌云笼罩

1939 年下学期 , 反动组织青年党的忠实信徒、西昌土坊人邓凯南回到西昌,妄图以师校为阵地,在西昌组建青年党。邓凯南在师校担任训育主任,从成都将青年党分子彭雅萝安插在师校任音乐教员。邓彭二人利用各种关系,使尽各种手段,迷惑拉拢部分学生,在学生中发展青年党员,先后发展师十班十多名同学为青年党员,准备以他们为骨干,扩大青年党组织,并正式在西昌建立青年党机构。与此同时,西昌人陈志明也从外地回到西昌,任西昌三青团总干事,也在师校发展三青团团员。一时间,师校乌云笼罩,瘴气弥漫,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邓凯南自持身为师校训育主任的要职,又有一批青年党员为骨干,自以为羽毛丰满,日益显露出冷酷残忍、飞扬跋扈的党棍面目。他把校长、教员一概不放在眼里,常在他的亲信中散播校长李鹏霄(政治上属中立)是“死猪”、“没本事”;某某教员是“饭桶”,公开歧视简师的学生。更有甚者,每当学校的纪念周或其它集合,邓都要声嘶力竭地叫嚣:一个国家只有一个政府、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共产党是游而不击;要外御强敌、内除国贼等反共、反人民的谬论。邓凯南这个跳梁小丑,为了让其主子——西昌国民党官员们看到他反共、反人民的“能干劲”,以便得到赏识,竭力吹捧国民党,恶毒攻击共产党,其狰狞面目不愧为国民党的忠实马前卒。

面对邓凯南的反动行径,师校的党员和进步师生无比愤怒,很想教训他,打击其反革命嚣张气焰。中共西昌特支鉴于当时的白色恐怖环境,地下党不便采取公开行动,可任其发展,则会对师校的地下党组织造成危害。在此危急关头,特支决定由廖文彬同志亲自领导开展对邓凯南的斗争。

酝酿准备  发动群众

廖文彬同志耐心说服情绪急躁的同志,制定了反击邓凯南的斗争策略:1、以学生名义开展;2、地下党组织秘密组织发动更多的学生参加斗争活动,在整个斗争绝不能暴露党员和党组织;;4、避开邓在政治上的反动言论,集中针对使师生义愤的邓的男女关系腐化的问题;5、要把握好分寸,尽可能争取全校师生的支持。师校党小组多次开会研究与邓凯南的斗争问题,详细掌握邓凯南的种种劣迹:经常贬低教员和校长,侮辱学生,粗暴骄横;为人自负,旁若无人;特别是邓有妻子在校,却又暗中与未婚的女教员彭雅萝勾勾搭搭、关系暧昧。邓的这些行为早已激起了师生的公愤,应作为打击邓的“炮弹”。党小组还决定,密切注意邓凯南的行动,从中找出打击他的“导火线”,抓住机会,组织群众,开展斗争。

一天夜里,学校吹过熄灯号,校园里静悄悄。简一班同学冯郡隆偶然发现校办公室的套间里还有灯光,冯郡隆近窗一看,女教员彭雅萝正在十分亲热地给邓凯南掏耳朵,情景令人作呕。冯立即叫来同班三个同学前来窥视,其它班的同学也闻讯而来,邓凯南的丑恶嘴脸被充分暴露,大家对他更加鄙视和憎恨。

又一天,早操升旗仪式后,邓凯南无理脚踢简一班学生周国才,点燃了学生心中埋藏已久的怒火,学生们怒不可遏地把邓凯南围起来,纷纷怒斥他的粗暴行为,要他当面向被踢的同学赔礼道歉。邓自知理亏,众怒难犯,只好色厉内荏在地叫道:“有事到办公室来说。” 慌忙溜走了。

公布劣迹  打掉威风

师校党组织及时抓住邓凯南无理踢打学生的事件,决定把它作为突破口,采取出壁报的方式,公布邓的种种劣迹,发动广大师生与之斗争。党员和进步学生连夜写出一版以揭露邓凯南为专题的壁报,其中有评论、小品、诗歌和漫画,笔锋犀利,切中邓的要害。最有代表性的是吕永孝同学写的《不堪为人师表》的评论,文中揭露邓凯南专横跋扈,上骂校长和教师,下压广大学生,作风轻狂又浪荡,文中指出:“斯人若再为师校教师,必将误人子弟。”特支成员语文教师戴从龙同志特作了一首题为《小尼春怨》的七言绝句,以“小尼修行难自持,春光暗度物华时……”的诗句来暗喻和讽刺邓与彭的丑闻。向德缨同学在小品文中把邓凯南称为“性欲主任”,苏济昌同学的漫画把彭雅萝画成一个手提破锣,四处卖唱的女,嘴里唱道:“我在到处卖唱,我在到处献媚……”壁报写好后,于天亮前贴在人们出入的必经之路——校办公室的过道上。

天亮后,壁报被学生发现,纷纷围拢观看,奔走相告。很快,前来观看壁报的人就围得水泄不通了,大家议论纷纷,人声鼎沸,学生们连声叫好,拍手称快。消息传到邓凯南耳中,邓火冒三丈,又气又羞,狂叫司号员立即吹号,让全体同学紧急集合。全校学生来到操场,列队站立。面对全校学生,邓凯南淫威大发,歇斯底里地咆哮叫骂,声称要惩办所谓的“害群之马”,并气急败坏地勒令写壁报的学生站出来。邓凯南的疯狂行为更加激起了学生们的愤怒。简一班的学生毫无惧色地纷纷出列。简二、三班的学生在简二班古荣华同学的带动下也站到了“反邓 ”的队伍中。面对这么多横眉冷对、怒不可遏的学生,邓凯南顿时瞠目结舌,手足无措。这时邓凯南的走卒——那些加入青年党的部分学生,不忍看着其头子的狼狈丑相,便跳出来同反对邓凯南的学生对骂起来。反对邓凯南的学生也不示弱,针锋相对地给予反击。一时间,操场成了战场,骂声、吼声、笑声响成一片,双方几乎动武。“反邓”、“保邓”两派形同水火,但“反邓”势众,“保邓”力单。邓凯南淫威扫地,只好无可奈何地狂叫:“我找李校长去,非斥退简一班的学生不可!这些娃娃们,要造反了!”但他的狂吼乱叫被反对的强大声浪所淹没,犹如滚滚惊雷中的哀鸣。

全校罢课  驱邓成功

邓凯南气急败坏地找到校长,声言要立即挂牌斥退简一班学生,否则他就不干了。此时,邓与进步学生的矛盾已经白热化,党组织及时向 “反邓”的进步学生指出:被打伤的狗咬起人来更凶,只有把邓凯南驱出师校,斗争才能取得胜利。于是,进步学生选出代表,向校方和社会各方陈述驱邓的理由,争取社会各界人士、广大师生的同情和支持。一些支持进步学生的教员也向校长进言,认为开除毕业班全体学生在全省未有先例,社会舆论也会反对,不能为一个邓凯南而落下骂名。校长李鹏霄对此犹豫不决,迟迟不敢下结论。“反邓”的进步学生立即在学校发动全校学生罢课,要求学校当局驱逐邓凯南,整个学校陷入瘫痪。

师校罢课一段时间后,适逢国民党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南巡西昌,“保邓”的青年党女学生趁机跑到刘文辉的太太那里痛哭流涕,为邓凯南鸣冤叫屈。两天后,师校便在刘太太的干预下,正式挂牌斥退吕永孝、苏济昌、向德缨三名进步学生,简一班的其他学生也每人各记大过两次、小过两次。面对反动势力的猖狂反扑,简师学生毫不畏惧,斗志愈坚,党员学生率领进步学生们张贴标语,强烈声明:“邓凯南必须立即滚出师校,否则继续罢课!”在“驱邓”学生毫不妥协的强大压力下,邓凯南和彭雅萝只好灰溜溜地滚出师校,离开西昌。邓、彭妄图在省师校建立西昌青年党大本营的美梦,到此彻底破灭。

结束语

“驱邓”学潮波及全校,达到了预期目的,党员没有暴露,党组织也未遭破坏。究其原因,系中共西昌特支能坚持贯彻党的白区工作方针,严格按照党的秘密工作原则办事。同时也由于师校的地下党员同志认真执行上级指示,谨慎工作的结果。至于吕永孝、苏济昌、向德缨三同学平时在校学习和工作表现很好,在此次“驱邓”学潮中,更是英勇机智,敢于斗争。他们被校方斥退后,经中共西昌特支批准,由简一班党小组个别吸收为中共党员,并由特支的同志介绍他们到外地教书,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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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生于西昌,长于西昌,18岁离开西昌之前,对《西昌文史资料》各辑都非常着迷,经常在长征电影院旁边的新华书店站着读这些书,关于西昌本地的历史,就是在青春年少的时候,印在记忆里了。很多年没有回去过了,偶尔碰到这篇资料,非常珍惜,赶忙转存过来,想慢慢收集西昌的资料,成为回忆。也许能结交一些对西昌文史有兴趣的朋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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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西昌,人们首先会想到的是它作为“卫星发射中心”的重要地位。鲜为人知的是,在抗战时期,蒋介石曾着手将西昌经营为“陪都”重庆之外的“第二陪都”,一旦重庆难保,即“迁都”西昌。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之际,蒋介石又妄图将西昌作为“大陆反共基地”,实行所谓“政治台北,军事西昌”的战略……

  蒋介石决定以西昌为预备行都

  1937年,日寇全面侵华后,南京沦陷,国民政府辗转迁到重庆,据守西南、西北半壁河山。蒋介石为加强控制这些地区,相继在广西桂林、四川成都、陕西西安、甘肃天水设立行营或行辕。其中,桂林行营后改名军委会办公厅。成都行辕实际控制了四川省政府,蒋介石兼四川省主席时,成都行辕主任贺国光是省府秘书长。
  1938年底,蒋介石又下令在西昌特设行辕,以统管基地建设。蒋介石之所以在这个地方设立行辕,是有其深谋远虑的。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变化,西南成为背靠同盟国的重要后方,西昌处于西南中心地带,距印度、缅甸不算遥远,又是连接川、康、滇诸省的咽喉要道,战略位置十分突出。蒋介石打算在重庆难守时,把国民党政府迁往西昌,据点驻守,依靠英美,继续与日周旋。
  于是,蒋派其得力干将、原重庆行营办公厅中将副主任张笃伦为行辕主任,并抽调拱卫“陪都”重庆的国府警卫军第36师(由德国训练装备的3个师之一)来西昌防守。
  张笃伦,字伯常,湖北孝感人,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和刘文辉有同学之谊。1939年元月,西康正式建省时(西康辖今四川西部、西藏东部),蒋介石派他为中央代表,到康定为刘文辉宣誓就职进行监誓。张和刘与上层人物多有交往,因此,重庆行营主任张群保荐张笃伦到西昌任职。
  西昌行辕地址在西昌城内府街,原四川省第十八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内。这个行辕组织起初机构较小,全部官兵不过三百五六十名,后来机构越来越庞杂,人员也越来越多。人员最多时达一千余名,成为蒋介石中央在西康官僚机构中最大的一个。
  然而,西昌当时还是一个交通、环境闭塞,经济落后的边陲小镇。没有电灯、电话,尤其是交通不便,更难担当战略基地的重任。加之抗战形势险恶,需要加快基地建设。于是,一些建设项目不得不由蒋介石以手令下达,并以军法要求限期完成。
  首先进行的工程是加速完成小庙机场扩建。一万多各族民工经两年奋战,终于把一个小型临时机场改造成当时后方的最大机场,可以起降各类重型飞机。1942年以后,这个机场成为美军开辟的鸵峰航线唯一中途站,进驻美国空军。这条自印度兰姆迦经西昌至重庆的空运线,是抗战后期中国对外交通生命线。其次是修筑乐(山)西(昌)公路和“西(昌)祥(云)公路”,这些公路成了后方运输大动脉。
  至此,西昌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位置日益突出。

  兴建“特宅”,为国府迁西昌做准备

  1939年冬,蒋介石手令财政部拨巨款在西昌建设房屋,为国府迁西昌做准备。工程由辕院四组(总务)承办。地址选在西昌城东南10公里的泸山、邛海之间的狭长地带。至1942年上半年,陆续建成四面走廊式平房36幢,蒋介石专用的一幢居中,称“特宅”。
  新村环境优美,背山面水,有自成系统的发供电、有线、无线电通话设施,以及医疗卫生、物资供应等机构。
  新村特区修建工程是当时西昌最大的房建工程。参与施工的都是辕院从外地招来的技术高超的工匠。担任特区警戒的初为辕院特务营,后为国府警卫军一个加强团。
  1942年2月,新村特区工程全部竣工,乐西公路也全线抢修完毕。国府行政院于3月初组织各部会代表数十人,从重庆赶来西昌验收分配房屋。验收后,各部会都在分得的房子外挂上各自的办事处牌子。西昌由此为国内外关注,日本侵略者也经常派飞机来侦察,并曾出动一个联队的飞机来轰炸小庙机场。
  这时,日寇发动南进,从中国抽走大部分兵力,太平洋战场局势进入相持阶段。日寇一时无力进犯西南,国府就不再急于搬迁。新村房屋闲置,于是,拨出部分房屋给川滇西路局使用。
  1944年初,日寇自广西侵入贵州南部,重庆各界惊惧不安,国府重提迁西昌计划。于是抓紧将空置的房屋进行装修,添置办公用品。但日寇在黔南被遏制,重庆局势稳定下来后,迁都西昌之事又被放在了一边。
  蒋介石西昌密谋扳倒龙云
  1945年9月27日,蒋介石从重庆悄悄飞来西昌,下榻特宅,住了9天。当时,抗日战争刚刚结束,国民党一方面忙于重拾山河,另一方面国共两党正举行“重庆谈判”,谈判对手毛泽东还在重庆。这个时候,蒋介石为何跑到边远的西昌来呢?
  原来,西南的地方势力一直很强,特别是云南的龙云,虎踞云南18年,自行其是,在军政上与国民党中央政府若即若离,世称“云南王”。龙云还与共产党有所接触,并秘密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蒋介石对他早就耿耿于怀,必欲除之而后快。奈何没有机会,难以下手。
  这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龙云向中央政府提出请求,由他派兵到越南河内接受日本人的投降。蒋介石立即意识到,这正是解决云南问题的一个绝好时机。因为,第一,龙云把他的主力派去河内受降,其据守昆明的兵力将大大削弱,正可乘虚进击。第二,如果此时不解决,待迁都回南京后,势必鞭长莫及,更加费事。第三,全国陶醉在抗战胜利的喜悦中,国共和平谈判正在进行,包括龙云在内,谁也不会想到他蒋某人会在此时下手。
  于是,蒋介石迅速决断,以武力改组云南省政府。为了摆脱重庆繁忙的政务,排除各方面的干扰,也为了绝对保密和就近指挥,蒋介石来到了西昌。
  当时,国民党中央社散布烟幕说,委员长对西昌的美丽风景心仪已久,因抗战时期国事繁忙,无暇游览,现今还都在即,东下之前,到西昌休养数日云云。一时间,西昌也如是盛传。
  蒋介石在西昌期间,除了分别用两个半天的时间游览邛海、泸山外,基本上足不出户,集中精力,遥控指挥远在昆明的李宗璜、杜聿明“倒龙”。李宗璜是蒋介石新委任的云南省政府民政厅长兼省政府代理主席,杜聿明为中央军驻昆明的防守司令,是解决所谓“龙云事件”的主将。
  10月3日,龙云在李、杜枪口之下,交出了云南省政府主席、陆军副总司令、昆明行营主任、滇黔绥靖公署主任的大权,并在何应钦的“陪伴”下离开昆明,飞赴重庆,“荣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新职。实际上是被软禁起来了。
  心头之患除却,蒋介石一身轻松。两天后,在阴云四合中,蒋介石离开西昌,飞返重庆。

  最后的“大陆反共基地”

  1949年底,在解放军摧枯拉朽的凌厉攻势下,国民党兵败西南,云南省主席卢汉、西康省主席刘文辉等分别通电起义,云南、西康宣告解放。
  蒋介石眼看割据西南、待机反攻的企图破灭,便决定,将“中央政府”迁往台北,卷土重来的大本营则设在西昌,并宣布西昌为“大陆反共基地”。
  1949年12月,已去海南岛的胡宗南奉命飞来西昌,同1950年元旦宣誓就任西康省政府主席的贺国光共同收集残兵败将,网罗地方势力,执行蒋介石所谓“固守三个月,以待国际形势变化”的指示。
  时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作战部长的蒋经国为顺父愿,亦于1950年1月29日和顾祝同从台湾飞赴西昌,召开秘密军事会议,与会人员有胡宗南、李弥、余程万、贺国光等,研究部署坚守西昌,并制订了《建立滇西反共根据地计划》,即所谓“政治台北,军事西昌”战略。这成了国民党在大陆召开的最后一次军事会议。
  在蒋经国带给胡宗南的蒋介石亲笔信中,蒋介石一面表明自己“决不离开台湾逃往国外”,一面严令胡宗南苦守待变。蒋经国亦当面许诺给胡宗南再空运1个师的装备和军费来,以使他能继续撑持下去。2月初,蒋经国回台。2月8日至3月23日,共给胡宗南运来7批40架次军火和金银。
  光运送物资不行,这期间,蒋介石又遣参谋总长兼代理国防部长顾祝同再来西昌,给胡宗南打气。蒋介石自觉很难再对胡宗南发号施令,只能恳求他勉为其难,拼死一搏。
  顾祝同走后,胡宗南眼见大陆局势不可逆转,据守西昌孤点“备极艰危”,一再恳求蒋介石准他率部退往台湾或海南岛,只可惜,这一切,都没能阻止住历史的演进。解放军第二野战军陈赓第4兵团在云南结束了对李弥、余程万残部的追歼后,在1950年2月中旬突然发起西昌战役。
  3月初,解放大军从四川、云南两省,以南北夹击之势向西昌逼近。胡宗南、贺国光不得不于3月26日晚从西昌机场起飞,仓皇去了台湾。
  次日,解放军进入西昌城,西昌解放。据《西昌文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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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6-19 13:04)
分类: 诗 歌
——兼致所有的高考生

女儿,在你高考的时刻
我去了另外一个城市
那里,离你有6个小时的车程

我不想和其它考生的父母一样
在考场的大门外
用复杂的眼神,去增加你的焦灼
我不想站在考场的门口亲眼目睹
那些痛不欲生的考生
——他们仅仅因为某道题没有填写出标准答案

女儿,在你考完最后一科的时候
女儿拨通了你的电话
在等待你接电话的那个瞬间
我把我所有能想到的安慰的话
统统在脑子里过滤了一遍
我怕哪个词用得不对
甚至是标点符号
甚至是哪个词和句的顺序

女儿,其实你已经做得足够好了
比如,在你两岁时
爸爸夜里咳嗽
你就知道用小手去抚摸爸爸的咽喉
比如,你三岁那年发高烧
你就会叫我们带你去看黄婆婆
——她是我们这个城市看儿科最好的医生
比如,你五岁的那年
你已经会辨认手中的钱币
比如,你十五岁那年
你就会用妈妈的手机导航
带妈妈去逛广州的沙面法式建筑
喝百年老店的艇仔粥
比如,在你十八岁学校成人礼仪式开始之前
你把一朵粉红色的康乃馨送给妈妈
你知道妈妈喜欢粉色

女儿,其实你已经做得足够好了
作为你的妈妈
你考出什么样的成绩
妈妈都会很高兴
当然,妈妈的这种高兴
与你的考试,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妈妈只想,你早点从读书的苦役中解脱出来
早点和那些僵化、刻板、毫无趣味的教材
说一声:拜拜!

女儿,虽然妈妈是大学中文老师
在讲台上,妈妈却十几年如一日
重复着一轮又一轮的废话
虽然,你的爸爸是文学院副院长
纵使他是正院长,他也无力去憾动
教育部腐朽的考试规则

女儿,其实你已经读了12年的书
比起古人,你已经学习的太久了
作为妈妈,我对你的担心
不是你学习到了多少知识
而是你对世间万物的认知

比如,某一天我和你说到韩国的萨德
我说那些在某超市门口闹事的无赖
你却说:韩国把大炮都架到国门前了
你说这话时,一脸的愤怒和凛然
你让我非常的不安
我只能给你打一个比喻——
我们家对面的邻居
装了一道结实的防盗门
我不能因为自己家的门不够结实
去砸邻居家的东西

女儿,你的妈妈和爸爸都读了中国最好的大学
但是,至今我们并不认为好的大学
是因为它被“985”或“211”
是因为它是重本、一本或二本
一所好的大学
是它,应该有一个足够大
足够包容的图书馆
是它,应该有一群向学生坦陈
个体生命经验的教授 
更多的大学,却像一部长长的电视连续剧
用几十集的陈述
才把“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这么浅显的道理说清楚
或是彻底说不清楚

女儿,你已经十八岁
从现在开始,我要叫你的名字:子蒹 
对自己的人生,你应该有自己的选择
但是,妈妈还是想在人生的十字路口
说一些你的老师们从来不会说的话
如果你喜欢本民族的传统文化
你可以读台湾的大学
如果你喜欢面向世界
你可以读香港的大学
如果你喜欢吃辣椒
你就去读妈妈老家四川的大学
如果你想离我们近一些
你就去读广东、广西的大学
……

当然,这些都是妈妈给你的一些参考
18岁的子蒹,已经可以清晰的选择人生
作为妈妈,我只想你能身心健康
就像当年那些筑造金字塔的工匠
心怀愉悦,把手中的每一件事情做好
就足够了。真的!




2017年6月17日星期六于光华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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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音

女子诗报

分类: 诗 歌

 
祝福你,宝贝
一一给即将走进考场的女儿子蒹


再过几个小时你就要走进考场了
对,就是几个小时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煎熬?我十几年来
一直叫你:宝贝
宝贝,其实在你降生的那一个时刻
我就在心里祈祷,我想你的人生
要像春天里的桃花一样
只要有一丝风,你就可以温暖的开放
你就可以在秋天的稻田里
收割金黄的果实

但是,宝贝。当所有的花朵都需要
在某一个时刻竞相争艳的时候
我希望你如每一年的春节
家中盛开的水仙一样
内心平静,从容而温馨

宝贝,这么多年以来
我都习惯把你的小手放进我的掌心
我想像你在襁褓中的样子
可不经意间,你已经和我并肩站立
宝贝,这么多年以来
我都像燕子一样
用笔下的文字筑巢,我想
我的宝贝应该有一座诗意的城堡
就像我无数次梦想中的那样
你应该离拼搏远些
你应该离那些坚硬的人生更远些

但是宝贝,在你成人礼的那天
当我在拥挤的人流中
看着你走过那道镶满花环的门
我看到与你同行的,你的同学
如百合、如玫瑰、如夏天的冬青树
一样盛开,一样葱绿的面孔
宝贝,我亲爱的宝贝
我知道,不管妈妈怎样的呵护
你都会在你想飞的时候
向蓝天展开你稚嫩的翅膀

宝贝,辽阔的天空
有明媚的月亮,有灿烂的星星
也有五颜六色的气球。宝贝
辽阔的天空,有美丽的云彩
也有雷雨淅沥的烦恼
但是,宝贝
今后不管你选择什么样的人生
你都会在你的那片蓝天上
画出最最美丽的图画


2017年6月7日凌晨1点零7分~1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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