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不舒服，一直躺在床上，没上网，没看手机，没抽烟。直到今天傍晚，才知道陈琳离世的消息。

心不是很疼。这也许和身体的疲乏有关，也许和我遭遇过的许多死亡有关，也许只是因为我麻木。但我挣扎着爬起床来。天很冷，外面仍有残雪。

大概是1994

阿飞姑娘，一个音乐上访者

10月9号晚上，阿飞要在北京星光现场开演唱会，纪念幸福大街乐队成立十周年。这一次，她没有要求我在报纸上给她发稿子。

十年可以做很多事情，比如生几个孩子，搞若干次恋爱，打几场无聊的反恐战争，以及把飞机大炮拉到地球表面示威等等。但是，十年用来搞音乐就不算很长。这十年里，北京南城那条名叫幸福的街道拓宽了许多，但阿飞的音乐之路仍然很狭窄。更不可思议的是，她仍旧在那个死胡同里一路狂奔，没想过要嫁个人什么的。

第一次听阿飞唱歌，是在东四环外一个破酒吧里。音响很糟糕。去了很多泡网的人。我记得洛兵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我身后，胖了许多，显得性生活很规律的样子。阿飞唱歌时，不拿麦克风的那只手非常乖顺，让人很想走上去替她捏着那只手，给她减轻一点负担。从那次开始，每次听阿飞唱现场时，我都会产生同样的忧虑：一个热爱写作的人，一个有思想因而也有思想包袱的人，如何能在那么多陌生人面前唱歌呢？她又不是刘三姐！到现在，我也没弄清楚，她究竟是如何克服这个问题的。

后来在东三环CD音乐咖啡又听过一次，那次同样去了很多

上个周末，开车去了张北草原音乐节。二百多公里的路程，开了四个多小时，半道上还给速度打电话问路。两场车祸与我擦肩而过，确实感觉中国的公路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

张北和附近的张家口几乎都被北京人住满了，我竟然侥幸在夜里十一点找到了一个房间。不容易。让我意外的是，音乐节组织得相当好。承办这样一个大型户外音乐活动，对于张北来说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事情，需要一点胆量，更需要强大的组织能力。张北表现得有条不紊。那里几乎所有的公安都出动了，警察态度都很好、很热心，几乎赶得上伦敦的警察了。张北是老百姓也处变不惊，只是县城的小饭馆和烧烤店显然缺乏经验，到了后半夜几乎只能卖方便面。不过，张北的羊肉串还是很好吃，奶茶也好喝。让人感觉不满意的是，在那里居然只能喝燕京啤酒。

音乐么，说不出什么来。大部分时间只有一只耳朵在听，另一只耳朵变成了眼睛。不知道是当代的中国摇滚乐太过绵软，还是我已经过了为音乐着迷的年龄，反正音乐在我内心没有激起多少波澜。但我喜欢看到那么多人在一起，合法地在一起，美滋滋地在一起。只有当很多很多人为了同一种兴趣、爱好和目的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才能被

我养了两条金鱼，一条叫小黑，一条叫果冻。它们都是经历了白点病、水霉病的摧残幸存下来的。金鱼就像历史上某些傻蛋谏官一样，是直肠子，吃了之后马上就拉，所以，要经常清理水缸里的鱼粪。我在市场上买了一个简易虹吸器，塑料做的，极其便宜，但能很容易地把水底的鱼粪吸出来。这样果冻就不会追着它的粪便撒欢了。

话说某一天，我正手持虹吸器，一本正经地给金鱼清理粪便，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我刚挤压了几下虹吸球，水缸底部的鱼粪竟然沿着缸壁自动爬了出去，就像它们知道我的想法一样。与此同时，离水缸不远的窗户玻璃啪啪地都碎了。那些玻璃，像教堂的玻璃一样，是彩色的。我感叹了一声，对自己说，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个普通人，原来我竟是一个武林高手。哦，对了，我忘了说，这是我做的一个梦。

所有的梦都分为两种，美梦和噩梦。恶梦虽然让人一声冷汗，但醒来之后往往如释重负。你在梦里干过的所有坏事都没发生，你遇到的所有困境也都烟消云散，平淡的日子因此甜美得出奇。美梦虽然美，但究竟是一枕黄粱，做不得真。我做了上面那个梦之后，醒来之后虽然咧嘴傻笑，但终于明白，自己依然是个普

团结湖边，有个隐藏在树丛里的人不停地吹喇叭，让人几欲疯狂。

从宽大的窗户望出去，整个北京笼罩在灰黄色的阴霾里。呼吸仿佛也随之停滞了。

据说有关部门已经连发了两次大雨警报。大概在晚上八点左右，会有中雨、大雨或者暴雨降临。暴雨会是什么样子呢？在这样的城市里，甚至蚂蚁都住在钢筋水泥的巢穴里，谁会害怕暴雨？

看奥巴马的白宫生活照，被最后一张照片打动了。奥巴马和希拉里在白宫草坪上谈事儿，他们中间隔着一张野餐用的木头桌子。那桌子实在太讨人喜欢了。如果我能够在家乡的山顶造出一栋房子，我将在房子的左前方建一座凉亭，在亭子下面仿造那样一张桌子。蝴蝶、蜻蜓、我和清风可以在桌子附近逗留。

又把自己喝委靡了。在床上躺了一整天，晚上只喝了两碗粥。整个人像被推土机碾过似的，哪儿都不对劲。最要命的是，咽喉发炎红肿，小舌头好像随时会掉出来。大概是昨天晚上唱歌太卖力的缘故。

纳纳一回来，我们就疯狂。隔三岔五地喝酒。托英明神武、风姿卓约、秀外慧中、头发飘柔的纳纳的福，最近喝了不少好酒，实在应该纪录一下。

先是江湖色办影展的时候，在798喝了一瓶映画廊老板私人珍藏的1978年五粮液，68度。亲眼目睹著名的刘树勇老师被那瓶好酒和两个美女折磨得眼圈发紫。美女的口头禅是，“晚上你行不行啊？”她一撂出这句话，附近就笑倒一大片。

不几日，在女人街的西迷魂阵村，就着不怎么样的贵州菜，又喝了纳纳从她家刨出来的一瓶1984年茅台。很朴素的瓶子，标签里面很简陋地印着“84年12月”。瓶盖一打开，香气马上在屋子里弥漫。喝上一小口，酒浆立即在唇舌之间弥漫开来，升腾为一股醇厚的气体。哎呀妈，实在没法形容那酒到底有多美。不得不严正指出的是，在瓶子里还剩有一两多琼浆玉液的时候，老问号竟然倒进去一个小二，这个暴殄天物的猪可把我给气坏了。

再后来，会长从上海到

高中地理老师到北京来旅游，召集他的几个学生一起吃饭。席间，自然谈到大家都很关心的农村问题。田老师说，这些年来，农民对中央的政策很是拥护，不仅农业税取消了，各种补贴也能直接发到农民头上，种地真正有收入了。对老师的这个说法，我深感赞同。

上大学之后，我慢慢体会到自己和城里孩子的区别究竟在什么地方。比如在提到故乡的时候，我想到和说到的是山川和大地，是有名无名的花朵，是大地上弥漫的各种气息，是春耕秋收的四季更迭，城里孩子对此完全无从体会。顺理成章地，在对待文学意义上的“根”这个概念时，我们这些带外地口音的乡下人好象也更有发言权。我们见过各种各样植物的根，了解根在土地之下的神秘律动，知道它的顽强，也懂得它的脆弱。无论多么粗壮的根，只要被掘出来、暴露在阳光之下，它很快就会失去萌芽的力量。根的全部意义，都在于它和土地的宿命联系中。正因如此，所有的文化寻根活动莫不是朝向土地的，就像希腊电影《永恒与一天》里的那个诗人一样，他只有不断从民间寻找陌生的词汇，才能体会到故乡的况味。

在我的印象中，当代农民对于土地意识的苏醒，大概始于改革

B,或如果海子活到今天

3月26日是个古怪的日子，这天夜里，整个北京似乎都在纪念海子。我走进东棉花胡同，看到一家酒吧打出了海子二十周年祭的字样，以为这里就是我此行的目的地。撩开门帘进到里头，看到很多大学生模样的年轻人三三两两聚在一起。有人在喝酒，有人在唱歌，有人坐在椅子上安静地等候，还有个老外正在卷一支奇怪的烟。节目单上写着周云蓬会来吟唱和朗诵，还有一个小剧团会表演海子的诗剧片断。我有点茫然地出门，继续寻向胡同深处，终于在一条深不可测的巷子里找到了蓬蒿剧社。在那里，我终于和几个中年人接上了头。他们曾认识海子，是海子的同乡或同事。但也有人几乎没有读过海子的诗，不知道为什么忽然就对海子起了仰慕之心，于是在这个特别的日子，为一个几乎被遗忘的名字点起了蜡烛。

海子是谁，似乎并不要紧。二十年前，一个陷入谵妄的诗人在山海关卧轨自杀，从此永远停留在二十五岁。他的死就像一场慢捻儿地震，至今仍然在大地深处发出沉闷的回声。第一次听到他的死，也是在东棉花胡同，那时我还年轻得像一根刚摘下的蒜苔。然后，一年又一年，一次

A

春节期间，回湖北老家住了半个月。这是自我1990年上班以来，在老家住的时间最长的一次。悠长的、慵懒的、温暖的、糜烂的、胡吃海塞的、消化不良的、斑鸠和野鸡成天咕咕叫的假期啊，让我舒服得都不想再回北京了。返程的时候，开车刚进河南，就浑身不对劲，一场高烧势不可挡地向我扑来。沿途所有的服务站都告客满，那感觉真叫生不如死。

好在俺们亦庄也有一所大医院。去那里看病，少不了要验血。大夫，顺便帮我查一下血型啊。这么多年了，我一直不知道自己到底是A是O，很是对不住那些对我生出好奇心的各路美眉。五分钟之后，手指头略感一痛，我终于就A了。我他妈的果然是A型血。由此证明我对自己、对人生、对社会、对政治、对文化、对爱情、对性之吸引的基因逻辑、对月亮圆缺的量子理解，都是那么那么的正确。

接下来，又发生了两件奇怪的事。先是手机掉了。去东四环看电影未果，但是手机掉进了电影院的茅坑里。我悍然把手机捞出来，带到外面，扔到地上用脚踩、用石头砸，可是怎么也砸不烂。小保安站在一边看，先是惊愕，后来

最近老有人到报社找我。先是西安的几个村民，然后是北京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他们都没能找到我，于是给我留下厚厚的材料。看完材料我只能苦笑。我其实没有能力帮助他们。

如果我遇到和他们相似的困境，我也只能徒唤奈何。做一个媒体人，只能尽自己的良心说几句公道话，干预某个具体的案子那是彻底没戏的。有时我甚至觉得，我写的那些评论文章全都是狗屁，只是为了混饭吃而已。

有人问我为什么老那么瘦，我的心得是多抽烟、少睡觉。在十里河，终于看到了整箱的马坝原味烟丝，我那叫一个高兴，一下子买了五十包。起码半年不愁没烟抽了。

听说明天晚上会有很大的月亮。外面正在刮风。没有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