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觉得，关于真、善、美，关于假、恶、丑，本来就没小说的事。小说要管它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关于人性，哲学家办起来就容易得多了，三言两语，清晰而透彻。自己又觉得，十分卖力地在小说里关注这东西，其实很没志向：你仅仅是想把自己的人生经验和并不确准的道德观宣扬给思想低于你的读者。

　　所以，我就给自己的小说做了个安份守己的规定：不在小说里宣扬道德。这样做，好不好另说，起码不会把相信于我的读者带到自己走过的老路上去。这样做还因为，我发现中国的读者太老实了，他们在别无选择的道德观那条老路上走的太持久了，所以，稍微有一点火星，他们就敢把它赌作是前方的一盏指路明灯。

　　就是说，几个主人公的日常生活不饱满，他们的日常生活被作者设定的目标架空，所以干瘪。换句话说，他们几个的出场，完全是为了作者企划好的一些事件，以便达到作者企图达到的目标——用这些事件和内心活动感染你，读者。就是这个意思。
　　解决这个问题最常用的办法（很过时，很笨，很俗噢）是：在角色的日常生活中把你设计的事件带出来，而不是你的那些叙述仅仅为了促成那些事件的发生（小说里事件的偶忽性——它不是作者你“安排”的，是由很多原因在生活里“长”出来的，很可能生活中突然冒出来的一个气泡，就会改变事件的结果，作者得想办法把这个写出来，当然这很难，不是一般的难）。就是这样。
　　当然也可以不这样，像你说到的巴别尔“六师师长电告......”“在我俩眼里，世界是五月的牧场，是只有女人和马匹的牧场。”还有博尔赫斯，“编年史记载说狐狸找到了赦免，晚年从事鸦片走私。她不再叫金寡妇了，起了另一个名，叫‘慧光’”。但你这篇显然不是这种写法，所以你就得有所交待——你用了六万字就说这件事，就必须有所交待。交待什么呢？交待五月的牧场为什么只有女人和马，还得解释她们是哥萨克还是波兰小贵

　　文人的可贵在于其独立的思考及其后的自由精神，反之，则平庸。当然，平庸也可以是文人。平庸不影响文人内心的思想博击。但文人如果用文章乞钱乞权，就是精神谄媚，就是出买——出买的不仅仅是作为人的灵魂，更包括文化肉身。

　　不要再重播那些画面了，不要拿这件事作文章了，不要在那片土地上唱歌了，不要把灾难当故事编了，这种教育人的范例我们没资格更没权利消耗，任何理由、任何名义、任何形式都是喧哗，是对活在那片土地上和已经离去的人的大不恭大不敬，是对生命的蔑视。我们只能在敬畏中肃穆，只能把痛楚铭刻在心。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有所作为。
　　尊重生命。不要浮夸的、廉价的“救赎”。
　　生命面前人人平等。这句话最具体的指向是：十三亿人的感情，换不来一个农民的命。如果能的话，我们情愿不悲不痛不流泪，静静地等待，让灵魂牵着生命，重归人间。

　　把脸贴紧地面，让目光平视，贪婪地搜寻这片废墟上面生生息息的动静，让现存的，已知的生命，高贵起来，赋贫穷于尊严，才是刻不容缓，最重要的。

　　卡佛、卡尔维诺的小说里没有所谓的“意义”。博尔赫斯、辛格也是，就连里尔克也是。但是，他们却写出了“有意义的小说”。在他们不同的小说文本中，我们可以读到这样一个共同的特点：充斥着作者浓烈的个人情绪。这几乎是一部好作品最重要的因素。也许，它就是小说的个性，旗帜鲜明地昭显了这个作者的情感。换言之，一篇好文章，一定会有作者某种浓烈的情绪始终贯穿到底，但它肯定不能是“大众体验”。

 

 

 

　　“文格”要求“作者高于小说角色”，它是作者对待人文、自然的态度，必然也是他在小说里面流露出来的，或者干脆就是他刻意宣扬的世界观，但，更多的时候，它却无关作者本人的人格、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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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元月3日上午10点，在海拔两千多米的鳌山小石庙附近，30岁的一个男人不见了。
　　同行说是擅自离队，偏于13名同行驴友正北25度夹角，他朝十点半方向的小苏沟走去。此时的气温是-20℃（？），晴，阵风。据称，此间，穷极视野广袤范围，积雪深达50厘米，低洼处1~2米。据收队的山友称，“男人说要整整雪套，让我先走......”。随后的几个小时里，其他12位山友在不同的下撤路线上等待，但，男人一直没有出现在同行者期盼的目光中。一切迹像表明，这几乎就是一次山难的开端。
　　此后四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