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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再重播那些画面了，不要拿这件事作文章了，不要在那片土地上唱歌了，不要把灾难当故事编了，这种教育人的范例我们没资格更没权利消耗，任何理由、任何名义、任何形式都是喧哗，是对活在那片土地上和已经离去的人的大不恭大不敬，是对生命的蔑视。我们只能在敬畏中肃穆，只能把痛楚铭刻在心。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有所作为。
尊重生命。不要浮夸的、廉价的“救赎”。
生命面前人人平等。这句话最具体的指向是：十三亿人的感情，换不来一个农民的命。如果能的话，我们情愿不悲不痛不流泪，静静地等待，让灵魂牵着生命，重归人间。
把脸贴紧地面，让目光平视，贪婪地搜寻这片废墟上面生生息息的动静，让现存的，已知的生命，高贵起来，赋贫穷于尊严，才是刻不容缓，最重要的。
卡佛、卡尔维诺的小说里没有所谓的“意义”。博尔赫斯、辛格也是，就连里尔克也是。但是，他们却写出了“有意义的小说”。在他们不同的小说文本中，我们可以读到这样一个共同的特点：充斥着作者浓烈的个人情绪。这几乎是一部好作品最重要的因素。也许，它就是小说的个性，旗帜鲜明地昭显了这个作者的情感。换言之，一篇好文章，一定会有作者某种浓烈的情绪始终贯穿到底，但它肯定不能是“大众体验”。
同行说是擅自离队，偏于13名同行驴友正北25度夹角，他朝十点半方向的小苏沟走去。此时的气温是-20℃（？），晴，阵风。据称，此间，穷极视野广袤范围，积雪深达50厘米，低洼处1~2米。据收队的山友称，“男人说要整整雪套，让我先走......”。随后的几个小时里，其他12位山友在不同的下撤路线上等待，但，男人一直没有出现在同行者期盼的目光中。一切迹像表明，这几乎就是一次山难的开端。
此后四天，
“好啊,现实主义只有脱离虚假的集体意识,才是真正活生生的现实主义,不过,对意义的钻探要是能够再深入一些就好了,这好像是现实主义的一个死结,就是它对意义的挖掘相对比较浅显,我想这大概是进入二十世纪后大部分优秀作家舍弃现实主义的原因.”
——回马耳，你这样一说，我立时明白了你的前几篇小说，明白了那几篇里对寓言、小说哲学的探索，明白了里面的批判性。
我也明白上面你的看法，并同意这个认识。至于现实主义“死结”，也不是没办法打开，索尔仁尼琴就能做到。我们做不到，我做不到，因为要打开它，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作家的文学能量、作家的战斗能量，二者缺一不可为也
。及有可能，在某个战场上，我或者你，决不会胆怯，堵枪眼炸雕堡我们可能也敢。但面对极大的物质和肉体上的享受，它们就明晃晃摆在前，于邪恶的争斗，我反而可能会失去该有的勇气。我会选择另一种办法做为自己的理念：“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