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特手记》这本书，有数不清个页角被折我过的痕迹。
　　——他跪伏在家人面前，恳求他们不要爱他。（这太让人感到恐惧了。然而，以我自个的感受，它却是那么真实存在我的内心——我们真的有时会在内心拒绝很多爱。）
　　——我们每个人的死都一直包藏在我们自己的身体里，就像是一粒水果里面包裹着它的果核一样。儿童的身体里里面有一个小小的死亡，老人们则有一个大的死。女人们的死是在她们的子宫里，男人们的死则在他们的胸膛里。每个人都拥有它，这一事实赐于每个人以非凡的尊严和静穆的自豪。（这个极端私有的感觉，却让我醍醐灌顶。）
　　——她们并未意识到，她们这样拼命地作画其实在是在内心遏制一种无法改变的生活；这是一种永远无法言说的，辉煌灿烂的生活.....迄今为止，女人独自承担起了爱的全部职责，她们始终扮演着爱的全部对话中的两个角色......尽管这样，女人们却依然日日夜夜地坚守着，她们的爱与痛也跟着不断加深。于是，由于永无止境的渴求，她们当中就产生了那些勇敢的恋人，她们在呼唤男人的同时，也将那些男人征服；在男人们离开她们不再归来的时候，她们会超越那些男人......她们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的信念，直至所

　　
　　情绪是小说。当我读到大江健三郎，读到杜拉斯，读到卡尔维诺，读到勒内•玛丽亚•里尔克还有卡佛，当我读到他们的小说时，我折服于这些作者细腻的私人感觉，我被他们内心宏大的微观世界震憾了。很多时候，我能体会到这些人的私人感觉。它简直就是一场又一场大风暴，刮得我的脑仁跟头连连。这当中还包括陈卫、顾湘、小黑、赵松和其他常在黑蓝发表小说的作者。
　　卡尔维诺在《帕洛马尔》里无奈、顽冥地说：“不对，那位先生说得不对，是不知道这些蛇与头颅骨有什么含义。”《帕洛马尔》简直连情绪都没有，只有捕捉——日常生活中那些最小的事情（卡尔维诺语），昆虫动物、天象星纪、地貌地物，但这种观察被帕洛马尔先生延伸到了人类世界。这是洞察，使人深思远虑，令人焦灼的洞察。我不记得把《马尔特手记》背上山去多少次，作为户外装备的“外挂”，其实它挺沉的——《上海文艺出版社》的装订真ＴＭ的好，结实的像块砖头，而《人民文学出版社》，作为顾客，我真想骂出声，他们只用背胶敷衍了事，连根棉线也舍不得摊本，我的《骑兵军》四分五裂，一大本早就变成Ｎ小本了——但我还是背上了，我觉得在山上某个静谧的空间读里尔克是最惬意不过

酒童 20:40:38
另外，有一点很重要。我读陈卫的小说，有个最基本的感觉，我觉得也是一个准确的感觉。就是：陈卫从来就不是社会的陈卫，也不是自然的陈卫，陈卫是人文的陈卫。这个意思是说，他的小说，首先不是政治小说，其次也不是自然主义小说，他关心的就是你所说的，人。所以，我说他是人文的。他的小说没主义。事实上，小说最本质的底子，就是人文。这几乎是能留传百年以上那样的好小说的一个标志。

——09.12.07,与生铁在Q上交流（个别地方有所改动）

　　凡是耐读的小说，首先里面就有“你”(读者吧)。这是因为作者首先写出了人之共性，这个其实很难。其后，才有故事。这个不难理解：把人写活了，本身必然有故事。换言之，人往出带故事，而不是在故事的框子里往进填人。

　　越来越觉得，关于真、善、美，关于假、恶、丑，本来就没小说的事。小说要管它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关于人性，哲学家办起来就容易得多了，三言两语，清晰而透彻。自己又觉得，十分卖力地在小说里关注这东西，其实很没志向：你仅仅是想把自己的人生经验和并不确准的道德观宣扬给思想低于你的读者。

　　所以，我就给自己的小说做了个安份守己的规定：不在小说里宣扬道德。这样做，好不好另说，起码不会把相信于我的读者带到自己走过的老路上去。这样做还因为，我发现中国的读者太老实了，他们在别无选择的道德观那条老路上走的太持久了，所以，稍微有一点火星，他们就敢把它赌作是前方的一盏指路明灯。

　　就是说，几个主人公的日常生活不饱满，他们的日常生活被作者设定的目标架空，所以干瘪。换句话说，他们几个的出场，完全是为了作者企划好的一些事件，以便达到作者企图达到的目标——用这些事件和内心活动感染你，读者。就是这个意思。
　　解决这个问题最常用的办法（很过时，很笨，很俗噢）是：在角色的日常生活中把你设计的事件带出来，而不是你的那些叙述仅仅为了促成那些事件的发生（小说里事件的偶忽性——它不是作者你“安排”的，是由很多原因在生活里“长”出来的，很可能生活中突然冒出来的一个气泡，就会改变事件的结果，作者得想办法把这个写出来，当然这很难，不是一般的难）。就是这样。
　　当然也可以不这样，像你说到的巴别尔“六师师长电告......”“在我俩眼里，世界是五月的牧场，是只有女人和马匹的牧场。”还有博尔赫斯，“编年史记载说狐狸找到了赦免，晚年从事鸦片走私。她不再叫金寡妇了，起了另一个名，叫‘慧光’”。但你这篇显然不是这种写法，所以你就得有所交待——你用了六万字就说这件事，就必须有所交待。交待什么呢？交待五月的牧场为什么只有女人和马，还得解释她们是哥萨克还是波兰小贵

　　文人的可贵在于其独立的思考及其后的自由精神，反之，则平庸。当然，平庸也可以是文人。平庸不影响文人内心的思想博击。但文人如果用文章乞钱乞权，就是精神谄媚，就是出买——出买的不仅仅是作为人的灵魂，更包括文化肉身。

　　不要再重播那些画面了，不要拿这件事作文章了，不要在那片土地上唱歌了，不要把灾难当故事编了，这种教育人的范例我们没资格更没权利消耗，任何理由、任何名义、任何形式都是喧哗，是对活在那片土地上和已经离去的人的大不恭大不敬，是对生命的蔑视。我们只能在敬畏中肃穆，只能把痛楚铭刻在心。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有所作为。
　　尊重生命。不要浮夸的、廉价的“救赎”。
　　生命面前人人平等。这句话最具体的指向是：十三亿人的感情，换不来一个农民的命。如果能的话，我们情愿不悲不痛不流泪，静静地等待，让灵魂牵着生命，重归人间。

　　把脸贴紧地面，让目光平视，贪婪地搜寻这片废墟上面生生息息的动静，让现存的，已知的生命，高贵起来，赋贫穷于尊严，才是刻不容缓，最重要的。

　　卡佛、卡尔维诺的小说里没有所谓的“意义”。博尔赫斯、辛格也是，就连里尔克也是。但是，他们却写出了“有意义的小说”。在他们不同的小说文本中，我们可以读到这样一个共同的特点：充斥着作者浓烈的个人情绪。这几乎是一部好作品最重要的因素。也许，它就是小说的个性，旗帜鲜明地昭显了这个作者的情感。换言之，一篇好文章，一定会有作者某种浓烈的情绪始终贯穿到底，但它肯定不能是“大众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