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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傅光明
主讲人:郭英德
主持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文学馆听讲座。今天我为大家请来的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郭英德教授。大家欢迎。
毛宗岗评《三国志演义》,说有“三绝”:第一,诸葛亮“是古今来贤相中第一奇人”;第二,关羽“是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第三,曹操“是古今来奸雄中第一奇人”。我觉得,若单就《三国演义》中的人物来说,罗贯中写得最有深度、最复杂,也最难理解的一个人物,就是曹操。下面我们先请郭教授给我们讲讲曹操何以被称为“古今奸雄中第一奇人。”
自从1959年郭沫若、翦伯赞等历史学家“替曹操翻案”以后,说到历史上的曹操,人们大多交口赞誉,认为他是一位推动历史前进的英雄人物。但是说到《三国志演义》小说里的曹操,乃至说到大量传统三国戏里的曹操,人们就褒贬不一了,有的人以褒扬为主,有的人以贬抑为主,有的则有褒有贬、既抑且扬。在这里我不准备一一梳理这些纷纭众说,只想根据小说文本的解读,谈谈我对小说里的曹操形象的主观感受。
这一主观感受,概括起来,实在是“卑之无甚高论”,不过是前人口头常谈而今人耳熟能详的两句话。一句是毛宗岗《读三国法》说的:曹操是“古今奸雄中第一奇人”。一句是冥飞《古今小说评林》说的:“刘先主奸而不雄,孙伯符雄而不奸,兼之者独一曹操耳。”“奸雄”这个词有着强烈的道德判断色彩,我们不妨换成一个中性的说法,这就是:《三国志演义》里的曹操形象是一位驰骋在政治疆场上的风云人物。
举凡古今中外的政治斗争,大都具有尖锐性、复杂性和残酷性。东汉末年,天下大乱,雄豪并起,割据一方,逐鹿中原。今天我跟你称兄道弟,明天我可能就跟你反目成仇;今天我把你尊为座上贵宾,明天我可能就将你视为眼中死敌;今天我给你一条生路,明天你就可能置我于死地;而贯串于其中的,无非是政治权利的殊死争夺和重新分配。《三国志演义》小说里的曹操,就是东汉末年尖锐、复杂、残酷的政治斗争中的风云人物,是波翻浪卷、诡谲莫测的政治风浪中的弄潮儿。
曹操出身卑微,他的父亲曹嵩本姓夏侯氏,因成为中常侍曹腾的养子,所以冒姓曹。陈琳撰写檄文,声讨曹操,就说他是“赘阉遗丑”。曹操既没有刘备那样高贵的血统,也没有孙权那样显贵的祖先,无非是一介平民,当然是攀附权贵的一介平民。这种特殊的平民出身,我认为,可以赋予曹操向往“发迹变泰”的志向,崇尚埋头苦干的精神,以及处世粗野朴质的作风。
曹操一出场,小说叙事者就对他幼时的行为品性下了四句断语:“好游猎,喜歌舞;有权谋,多机变。”(嘉靖本作:“好飞鹰走犬,喜歌舞吹弹。少机警,有权数。(机警,谓有机关而警省。权数,谓权谋术数。)游荡无度。”)这四句断语,前两句说的是一般纨裤子弟的习性,尚不足为奇;后两句却点明了曹操不同于一般纨裤子弟的独特的政治品性。
为了形象地说明曹操“有权谋,多机变”的政治品性,小说叙述了这么一个故事:曹操的叔父向曹嵩告状,说曹操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曹嵩便责骂曹操。曹操心生一计,见叔父来,诈倒于地,假装中风。叔父惊慌地告诉曹嵩,曹嵩急忙前来探视,曹操却安然无恙,反而倒打一耙,说是叔父诬陷他。从此以后,叔父再说曹操的坏话,曹嵩就都不相信了。因此曹操便得以恣意放荡,为所欲为。
古人讲究“知微见著”,从小时候的一件小事,往往可以看出一个人一生的作为;从日常生活中的一件小事,也往往可以看出一个人内在的品性。幼时的曹操竟然就能将叔父和父亲玩弄于股掌之间,的确非同常人。这里既需要有知人善察的犀利眼光,也需要有审时度势的高超智力,更需要有敢做敢为的非凡能力。
正是因为讲究“知微见著”,小说引用了当时三位著名的“风鉴”人物对“有权谋,多机变”的曹操的评价。桥玄与何颙不约而同地认为:曹操实为“命世之才”,汉室将亡,安天下者,必为曹操。“命世”义同“名世”,“命世之才”即声名显赫于当世的人材,这显然含有褒扬的意思。而汝南许劭则当着曹操的面说:“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也。”(原见于《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孙盛《异同杂语》)一个人是“能臣”还是“奸雄”,并不取决于内在的个人道德品质,而取决于是外在的社会政治状况。曹操还是这个曹操,在“治世”他可以是个“能臣”,但在“乱世”他注定只能是个“奸雄”。
而且,现在我们如果评价谁是奸雄,他肯定认为这是莫大的人身侮辱,要是当面这么说,不挨拳头才怪呢。可是当许劭称他为“奸雄”时,曹操并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小说就写他“闻言大喜”(嘉靖本作“喜而谢之”)。可见古人的评价与现代人是大不一样的。更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在曹操一出场的时候就给他定下了“奸雄”的基调,在显性的层面上固然是对曹操形象的“定性”,有引导读者从“奸雄”的角度去评价曹操的意思;而从隐性的层面上,则预示了曹操形象有一个自我塑造的过程:在群雄争霸、逐鹿天下的汉末社会里,曹操将如何完成“奸雄”形象的自我塑造呢?
乱世不同于治世,更讲究法治,更讲究武力。所以紧接着小说就写了曹操的两件“政绩”:一件是在洛阳北部尉任上,敢于严惩豪贵;一件是在骑都尉任上,引兵大败黄巾军,斩首万余。但这两件事并没有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小说中,曹操第一次引人注目的表现,是自荐行刺董卓。董卓入洛阳后,执掌朝权,汉朝政权旦夕难保。司徒王允设宴后堂,商讨对策。酒至半酣,王允忽然掩面大哭,谈起董卓欺主弄权,一筹莫展,于是众官皆痛哭流涕。只有骁骑校尉曹操一人抚掌大笑,说:“满朝公卿,夜哭到明,明哭到夜,还能哭死董卓否?”王允责备“不思报国而反笑”,曹操回答说:“吾非笑别事,笑众位无一计杀董卓耳。操虽不才,愿即断董卓头,悬之都门,以谢天下。”(毛本第四回)原来曹操多日来屈身以事董卓,取得了董卓的信任。这时他毛遂自荐,向王允借得家传七宝刀,决意入相府谋刺董卓,“虽死不恨”。曹操这一行刺行动,虽然果敢,但却鲁莽,结果未能得手。在千钧一发之际,他以献宝刀为借口,瞒过了董卓,得以脱身。行刺行动虽然失败了,但是比起那些只知道掩面大哭而无所作为的众公卿来,曹操无疑显出有胆有识,有勇有谋,高出众人一筹。
在小说中,曹操第一次让人反感的行为,是误杀吕伯奢。曹操行剌董卓不遂,仓皇逃跑,在中牟县被抓获后,得到县令陈宫的拯救。陈宫佩服他“真天下忠义之士”,弃官跟随曹操逃难。曹操到成皋地方,前往他父亲的结义兄弟吕伯奢家借宿。吕伯奢吩咐家人杀猪,自己亲自骑驴出去沽酒。而曹操惊魂未定,忽闻庄后有磨刀之声,于是潜入后堂,听到有人说:“缚而杀之,何如?”就立即与陈宫拔剑直入,不问男女,皆杀之,一连杀死八人。后来发现厨下缚着一只猪,欲杀未杀,才知道自己错杀好人。二人连忙逃走,途中遇见兴冲冲买酒归来的吕伯奢,曹操故意对吕说后面有人来,吕转过头去,曹操便一刀把他杀了。陈宫责备曹操“大不义”,他直言不讳地说:“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陈宫觉得他是个“狼心之徒”,便弃他而去(第四回)。据《三国志》注引孙盛《杂语》,曹操杀了吕伯奢家人后,“凄怆”地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凄怆”二字传达出曹操杀人后的复杂心理。小说删去“凄怆”二字,还增添了“天下”的修饰语,成为对曹操的诛心之论。
“宁使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这是曹操一生的人生准则,充分暴露出曹操极端利己主义的心理特征,而且也揭示出封建时代政治野心家共同的人格特征。嘉靖本中叙事者评论道:“曹操说出这两句言语,教万代人骂。”而且曹操说到做到,一旦有人亏负了他,他便杀戒大开。例如徐州太守陶谦遣人护送曹嵩前往山东兖州见曹操,路上被护送的兵马杀死。曹操起兵攻徐州报仇,下令:“但得城池,将城中百姓,尽行屠戮。”于是“操大军所到之处,鸡犬不留,山无树木,路绝行人。”(嘉靖本)如果说曹操有与众不同之处,那不过是他敢于直言不讳地表白自己的内在心理,而大多数政治野心家更善于遮遮掩掩罢了。这也就是托名李贽的评语所说的:“天下谁不有此心,谁复能开此口乎?”的确,曹操是“心口如一之小人”,这与刘备“外君子而内小人”是判然有别的。
在小说中,曹操第一次有影响的举动,是首倡讨伐董卓的义举。曹操潜归故里后,先发矫诏,招募义兵,招兵旗上大书“忠义”二字,会盟十七路诸侯,亲作檄文,讨伐董卓。这一行动充分表现了曹操身当乱世的雄心壮志,而且也是他第一次以一方诸侯的姿态,昂首挺胸地步入政治舞台。这次行动虽然由身为骁骑校尉的曹操发起,但他大会诸侯时,却真心诚意推举当时实力最强的袁绍做盟主。他一面出谋画策,尽心尽职地辅佐袁绍,调遣各路诸侯;一面反对袁家兄弟只重名分、不重人才的偏见,促进了讨卓行动的进展。当董卓连战失利,从洛阳溃退长安之际,曹操当机决断,主张乘胜追歼残敌,希望“一战而天下定”。可惜袁绍之辈,各怀异心,按兵不动,终于坐失良机,讨卓行动从此夭折。“竖子不足与谋”,这是曹操从讨卓中取得的教训。袁绍等号称“四世三公”、“强盛莫敌”的大人物,原不过是“色厉胆薄,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的短视之徒。这更坚定了曹操在乱世中独竖一帜的信心。
董卓败后,曹操奉献之命讨伐青州黄巾,威名日重。在战略上,曹操首先重视建立和经营自己的实力和根据地,以山东兖州为中心,招贤纳士,征剿黄巾余党,平定山东,多行“顺天之事”,受到汉献帝的重视。
汉献帝刘协,九岁即皇帝位,立即成为当时各派政治势力抢夺的对象,因为他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权力,谁要是掌握了他,谁就可以“奉天子以令不臣”。先是董卓带重兵到洛阳,焚烧宫室,强行把献帝裹胁到长安,自为太师,号曰“尚父”,大封亲信,诛伐异己。三年后,司徒王允假手吕布,消灭了董卓,把皇帝控制在自己手上。但很快董卓旧部李傕、郭汜又杀进长安,诛灭王允,抢走献帝。
不久,杨奉、董承、韩暹等人控制了长安,献帝被控制在他们手上。这时,袁绍的谋士沮授向他献策说:“今州城粗定,宜迎大驾,安宫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但袁绍却听取谋士郭图、淳于琼的意见,没有采取行动。
当献帝迁都洛阳后,即下诏宣曹操入朝,以辅王室。这时荀彧进言说:“今天子蒙尘,将军诚因此时首倡义兵,奉天子以从众望,不世之略也。若不早图,人将先我而为之矣。”(嘉靖本:“今车驾旋转,东京荒芜,诚因此时奉主以从人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略也;拔扶仁义以致英雄,大德也。四言虽有进节之臣,其何能为也?若不早定,使英雄生心,后须为虐,亦无及矣。”)于是曹操不失时机地派专使进京上表,声称要辅佐王室,以“勤王”名义发兵保驾。当献帝与百官被李傕、郭汜领兵追逼时,“但见尘头蔽日,金鼓喧天,无限人马来到”,这是曹操派夏侯惇为先锋,引上将十员,精兵五万,前来保驾。随后曹操又差曹洪、李典、乐进等上将率步兵数万,倍道前来协助。曹操则亲率大队兵马,于次日到来。献帝不禁称赞道:“曹将军真社稷臣也!”随即,他以洛阳宫殿残破,没有粮食为由,把国都搬到许昌,并击败了杨奉。
“洛阳保驾”的故事,生动地描写了曹操的威仪不凡、调度有方,显示出曹操具有超越其他军阀的雄才大略。虽然当时东汉政权已名存实亡,但是从战略全局来看,利用天子的名义,或者去征伐其他诸侯,或以封官赐爵的方式分化瓦解敌对势力,不仅可以自立于有利的地位,而且会产生显著的权势效用。所以小说在写到曹操率兵勤王保驾时,做了刻意的渲染。接着,曹操又接受了董昭的建议,“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决意迁都许昌。此后,“赏功罚罪,并听曹操处置”,“自此大权皆归于曹操,朝廷大务,先禀曹操,然后方奏天子。”(14回)可以说,“挟天子以令诸侯”,控制中央政权,以便号令天下,这是曹操政治上最利害的一着棋,给他的称霸事业带来了重要的转机。
曹操早就怀有谋取霸业、统一全国的英雄抱负。他虽然也具有同董卓、袁术、袁绍等人相似的窃国、欺君、僭越、跋扈的一面,但又不同于董卓之流的昏愦无能,奸恶荒淫。毛宗岗说:“观董卓行事,是愚蠢强盗,不是权诈奸雄。奸雄心要结民心,奸雄心假行仁义。今焚宫室,发陵寝,杀百姓,掳赀财,不过如张角等所为。后人并称卓、操,孰知卓之不及操也远甚。”卓、操不可并称,这一点,从对待百姓的不同态度上也可以看出。董卓从来视百姓如草芥。他有一次带军出征,走到阳城地方。当时正是二月,百姓聚在一起举行迎神赛会。董卓命军士围住,大肆杀戮,掠夺妇女财物,装在车上,车下吊挂数千人头,居然还扬言说是杀贼大胜而回,在城门外焚烧人头,把妇女财物分发给众军。董卓的强盗理论是:“吾为天下计,岂惜小民哉!”
但是在小说中,既描写了曹操的杀戮人民来暴露他的残忍本性,但又多次写他声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以表现他的胸襟和抱负。曹操在征伐袁绍时,本可一举成功,但因秋禾待熟,曹操恐废民业,力主秋后进兵。众谋士皆劝曹操:“若恤其民,必误大事”,而曹操却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若废民业,纵得空城,有何用哉?”当他打败袁绍后,在河边休息,一些长者对曹操说:袁绍重敛于民,老百姓都心怀怨恨。如今丞相兴仁义之兵,战败袁绍,老百姓从此可望太平了。于是曹操一面赏赐长者,一面号令三军:“如有下乡杀人家鸡犬者,如杀人之罪。”于是军民震服,而“操亦心中暗喜”。李贽评道:“孟德虽国贼,犹然知民为邦本,不害禾稼。因知兴王定霸者,即假仁假义,亦须以民为念,方许干得些少事也。何故今之为民父母,代天子称牧民者,止知有妻子,不知有百姓,卒之男盗女娼,又何尤焉。”(《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第三十一回总评)。古人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民心向背,这是任何一位志向远大的政治家都不可忽视的。
对于腐朽的东汉王朝和无能的献帝,曹操终未取代,并非出于道义的制约和纲常秩序的维护,起初是畏惧。议郎赵彦上疏劾曹操不奉帝旨、擅收大臣之罪,操大怒,即收赵彦杀之,于是百官无不悚惧。谋士程昱劝曹操:“何不乘此时行王霸之事?”曹操回答说:“朝廷股肱尚多,未可轻动。”(20回)他特意请献帝田猎,与献帝并马而行,只差一马头。当曹操用天子金鈚箭射中一只大鹿,群臣将校以为是天子射中,都踊跃向帝呼“万岁”,“曹操纵马直出,遮于天子之前以迎受之”。这种“欺君罔上”,“专国弄权,擅作威福”的行为,超越了君臣的名分,充分体现出曹操日益膨胀的权势欲。所以群臣敢怒不敢言,献帝也“每见之,背若芒刺”,认为他“早晚必有异谋”。
于是就有了十分残酷的“衣带诏”事件。这一事件的结果,是曹操杀戮七百余人,并捕杀董妃,后又杀死伏皇后。这是曹操直接威胁皇室的最明显的举动,但是这一举动并没有导致曹操篡夺皇位,而仅仅是曹操与献帝争夺权利的一场无硝烟的战争。“衣带诏”写道:“近日操贼弄权,欺压君父;连结党伍,败坏朝纲;敕赏封罚,不由朕主。”献帝大权旁落,所以要国舅董承等人“殄灭奸党,复安社稷”,说白了,就是要夺回失去的权力。曹操欲废却献帝,程昱谏曰:“明公所以能威震四方,号令天下者,以奉汉家名号故也。今诸侯未平,遽行废立之事,必起兵端矣。”(嘉靖本作荀彧曰:“主公威镇四海,号令天下者,盖有汉家苗裔故也。征讨有名,赏罚有制;古往今来,以绝议论。”)
可见,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并不是真心为了扶持社稷,安抚百姓,而是出自于政治的考虑。一方面,从现实利益考虑,他“挟天子以令诸侯”,可以使自己“征讨有名,赏罚有制”,更便于夺取权利,以充分满足自身的权势欲。例如,当献帝认刘备为皇叔时,曹操就说:“彼既认为皇叔,吾以天子之诏令之,彼愈不敢不服矣。”(20回)的确,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让献帝拥有天子的名分而无实权,而自己虽为丞相却操纵着天子的实权,这比起空有其名而又受到各方声讨的袁术“实惠”多了。另一方面,从历史利益考虑,他这么做也可以断绝古往今来的议论,使自己千秋万代不受骂名。许攸等人说袁绍兴兵攻曹操时宣称:“讨汉贼以扶王室”。袁绍陈琳草檄,声讨曹操“卑侮王室,败法乱纪;坐领三台,专制朝政;爵赏由心,刑戮在口”。“操豺狼野心,潜包祸谋,乃欲摧挠栋梁,孤弱汉室,除灭忠正,专为枭雄”。话虽这么说,但皇帝毕竟在曹操掌握之中,他可以“以天子之诏”令天下诸侯,而其他诸侯则做不到。相比较之下,曹操不是更为名正言顺吗?当曹操兵下江南时,蒯越劝刘琮(刘表之次子)说:“夫逆顺有大体,强弱有定势。今曹操南征北讨,以朝廷为名,主公拒之,其名不顺。”(40回)
曹操“擒吕布于下邳,摧袁绍于官渡,逐刘备于陇右,破乌桓于白狼,枭除荡定者,不可胜计。”(40回)曹操自云:“我持此槊,破黄巾,擒吕布,灭袁术,收袁绍,深入塞北,直抵辽东,纵横天下,颇不负大丈夫之志也。”(48回)这是曹操事业的顶点。
有史以来,任何识见超迈的宰相,都难以取得平庸皇帝的充分信赖。一生谨慎的诸葛亮,仍不免遭到刘禅的疑忌,细行不修的曹操,又怎能见容于献帝?正如翦伯赞所言:对曹操“是不会有一个封建皇帝会喜欢他的,只要提起曹操,皇帝们就会感到自己的皇冠有滚到地下的危险。”(《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见《曹操论集》)从《白门曹操斩吕布》之后,献帝和曹操之间的对立就日趋尖锐和表面化了。曹操功绩愈大,权势愈重,王霸之志愈显,献帝的疑忌就愈深。对这一局势,曹操了如指掌,但却无意激流勇退。
建安十五年春,造铜雀台成,曹操大会文武于邺都,设宴庆贺。文臣进献诗章,多有称颂曹操功德巍巍,合当受天命,当皇帝。曹操却笑着回答说:“专欲为国家讨贼立功,图死后得题墓道曰:‘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平生愿足矣。念自讨董卓、剿黄巾以来,除袁术,破吕布,灭袁绍,定刘表,遂平天下。身为宰相,人臣之贵已极,又复何望哉?如国家无孤一人,正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或见孤权重,妄相忖度,疑孤有异心,此大谬也。孤常念孔子称文王之至德,此言耿耿在心。但欲孤委捐兵众,归就所封武平侯之国,实不可耳。诚恐一解兵柄,为人所害,孤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也。诸公必无知孤意旨者。”(56回《曹操大宴铜宴台》)
这段话实本自曹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在这里,既有现实功利关系的考虑,也有社会道义责任的标傍。曹操明言不能放弃兵权和宰相的职位,回到侯爵的封国,过那种虽有荣誉和物质享受却无权势的退休生活,这是实实在在的政治考虑。有人称赞这是“抽序心腹,慨当以慷”(张溥语);有人则骂它是“奸雄欺人之语”(毛宗岗语)。这不得不令人感叹曹操“一生真伪有谁知”!这时的曹操头脑非常清醒,他既不畏人言,不惮风险,也不利令智昏,篡汉改元,这恰恰是其情商、智商、意志力超群绝伦之处。
曹操权势尽管不断扩大,但一不危及百姓衣食,二是阻碍社会进步,损伤的主要是奄奄待毙的刘汉末代王朝的体面。李贽《强臣论》说:“英君多能臣,而庸君多强臣也,故言强臣必先之以庸君也。”“使老瞒不遭汉献,岂少一匡之勋欤?设遇龙颜,则三杰矣。”(《续焚书》)正是因为有汉献帝的无能,才有曹操的专权。假如辅佐刘邦那样的创业之主,曹操便当然是汉初三杰那样的开国元勋了。
自从击败西凉马超以后,曹操傲睨得志,不可一世,诏命他“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如汉相萧何故事”。傲慢遮蔽了他清醒的头脑,所以他会慢待西蜀刘璋的使者张松,失去了夺得西蜀的大好机会。刘璋的谋士张松,原有弃璋投曹、奉献西川之意。当他怀揣西川要图,千里迢迢求见曹操时,曹操一反常态,竟然以貌取人,待他异常骄横侮慢。结果摈友为敌,把送上门的西川白白丢给了刘备。东晋习凿齿评道:“昔齐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国,曹操暂自骄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于数十年之内而弃之于俯仰之顷,岂不惜乎?”(《资治通鉴》卷65)
这时,曹操的权势欲膨胀到极点,长史董昭又进言他合受魏公之位,加九锡以彰功德,正中他的下怀。侍中荀彧阻止道:“丞相本兴义兵,匡扶汉室,当秉忠贞之志,守谦退之节。”(嘉靖本作:“秉忠贞之诚,守退谦之实。”)曹操竟然暗示荀彧自尽。其后,王粲等人又欲尊曹操为魏王,中书令荀攸以言阻止,曹操愤怒斥责,荀攸卧病而卒。
献帝与伏后忧惧曹操权势,召宦官穆顺入宫说:“操贼欲为魏王,早晚必行篡夺之事。”于是请伏后之父伏完设谋,事情泄露,曹操杀死伏后及其所生二子,并将伏完、穆顺宗族二百余口,皆斩于市。曹操在收伏后时说:“吾以诚心治天下,汝等反欲害我。我不杀汝,汝必杀我。”李贽说:“夫天下强国之臣,能强人之国而终身不谋自强,而甘岌岌以死者,固少也。”(《强臣论》)
建安二十年,立曹操女曹贵人为正宫皇后,汉朝政权完全掌握在曹操股掌之间了。曹操征西后,文武众官又再次议立曹操为魏王。尚书崔琰独持异议,并骂曹操是“欺君奸贼,被曹操杖杀。终于在建安二十一年,曹操册立为魏王。但即使如此,他仍然未取献帝而代之。“建安之初,四海荡覆,尺土一民,皆非汉有。”(《资治通鉴》卷66)各地诸侯纷纷而起,各霸一方,“家家欲为帝王”,“人人欲为公侯”。刘备打下汉中后,立即称王;两年之后,又自立为帝。称王称帝,其速度之快,真有点史无前例。陶宗仪说:“盖其帝蜀之心,已定于草庐一见之时矣。”(《南村辍耕录》卷25《论秦蜀》条)能者为王,胜者为王,这是三国时代普遍现象,无须责难。而孙权继承父史基业,不是也想要“建号帝王,以图天下”吗(《三国志"鲁肃传》)?
待魏、吴合兵,大败关羽以后,孙权深恐蜀国报仇,于是上书曹操说:“臣孙权久知天命已归王上,伏望早正大位,遣将剿灭刘备,扫平西川,臣即率群下纳土归降矣。”曹操看了以后大笑说:“是儿欲使吾居炉火上耶!”这句话是双关语。因为汉是所谓“火德”,居火之上,就是取代汉朝,自己做皇帝。曹操名义上拥戴汉王朝,实际上大权独揽,一旦自己直接做皇帝,可能引起更多的反对。所以他心里明白,孙权表面上的奉承话,却包藏着险恶的用心,是要把自己放在炉火上烧烤。所以他说:“吾事汉朝多年,虽有功德及民,然位至于王,名爵已极,何敢更有他望?苟天命在孤,孤为周文王矣。”这既是对自身政治角色的现实定位,也是对自身道义角色的历史定位。曹操在世时决不做篡逆之事,这在表面上显然是“忠君”的举动,是符合传统的政治道德的。因此,连深恶曹操的毛宗岗,也不得不称道:“窃国家之柄而姑存其号,异于王莽之显然弑君;留改革之事以俟其儿,胜于刘裕之急欲篡晋。”(《读三国法》)。
曹操不是不想当皇帝,更不是不能当皇帝,可是他却始终没有当皇帝,他的个人意志力(即雄才大略)的确是惊人的,是令人赞叹的。对曹操内在心理的刻画和揭示,小说着眼点纯然是现实的功利关系。因为虽已衰败的汉室仍有强大的象征力,民众官吏情感上尊刘崇汉的惯性还是巨大的,袁绍兄弟登基称帝的迅速失败也是前车之鉴。后之论者对此慷慨激扬,褒者誉之同周文,贬者斥之类王莽,如果我们从行动和效果的统一中,即从作为出发点的功利关系与行为产生的社会道义关系的统一中,探讨曹操性格这方面的价值,较之单纯的伦理判断要全面得多,深刻得多。

[演讲时间:2004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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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傅光明
主讲人:段启明
主持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文学馆听讲座。今天,我为大家请来的,是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段启明教授。大家欢迎。
文学名著之成为名著的一个重要原因和理由,是它经得起时间的磨洗,而被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反复阅读和研究。而如何解读名著,也是因人而异,因时代而异的。我们常说,作者的世界观决定了其作品有怎样的思想,反过来,读者有怎样的人生观和审美取向,也决定着他怎样来阅读和理解作品。《三国演义》亦不例外,前一段时间,有学者提出来《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是“游民意识”的载体,对读者的影响作用是负面多于正面。《水浒传》的思想倾向已请学者讲过了。《三国演义》的思想是怎样的,《三国演义》写了什么?它是一部什么样的书?欢迎段启明先生为我们解读“三国”。
主持人刚才提出了三国演义是怎样一部书。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要做很多阐述。比如说,三国演义是怎样形成的,在流传中情况如何,版本演变情况如何,内容如何,表达的思想是什么,艺术审美方面有哪些成就,这些问题综合起来,才能回答这个问题。但今天,我们只是想就三国演义的思想倾向,即过去所讲的主题、主旨、立意、命题,总之,在思想意义上如何理解他。其他的问题,以前一些先生们已讲过了,今天就思想意义上怎么理解三国演义讲一讲。
有一些问题我想先和大家讨论一下。首先,是不是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有主题,是不是都一定有主题,都一定有很明确的思想倾向。这是文学理论方面的问题,我们在这里简单地说两句。
在我看来,文学作品,特别是名作,他们都是对时代、人生的描写和反映。在我们这个年龄层次的人都认同这样一个观点。文学作品要描写社会,描写人生,在描写过程中必定有一定的判断,这种判断往往形成作品的倾向。所以,成功的作品,他的思想,对时代、社会的认识,应该是有比较明确的倾向的,倾向的核心就是作品所要表达的主题。有的作品主题很鲜明、明确,但有的作品主题隐晦、模糊,有的作品主题甚至是矛盾的。但这是另一个问题,是对作品作具体分析的问题。但从总的来说,既然要反映社会,描写人生,很难完全客观、自然主义,总要有一些倾向,包括对于社会现象的、人生的。这一方面就形成了作品思想层面的价值。这是一个看法。
其次是作品所表达的东西与作家的主观意图是否一致。从理论上讲作品的倾向、主题,应该是作者基本人生观的表现。因为你正是通过作品来做出你对于人生的解读,当然与作者观念一致。但就具体的作品而言,情况又比较复杂。有些作品直接表达了作者的观点、想法,这很直接,就是作者观念的表述,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作品与作者的关系。但文学作品毕竟是通过形象、艺术构思,非常完整地来表现他的人生观、美学观,是非常完整的。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作品的形象、艺术构思所表达出来的和作者在作品里直接表述的言论又往往是不一致的。是有这种情况的。这种情况,应该说,我们更应该透过它的艺术形象和艺术构思来了解作品总的倾向。马克思不是有一句名言么“形象大于思想”。这个“形象”就是文学作品本身所塑造的艺术形象,艺术构思。他所谓的“思想”是作者在作品里直接发表的言论。这二者比较起来,马克思认为,形象更重要。所以,“形象大于思想”,就是说,作品里形象、艺术构思所表达的东西要大于作者在作品里直接表述的言论。所以,我们看文学作品是要二者兼顾。既要看到作者本身的表述,也要看到形象本身所表达的总体观念。这是一个想法。
第三是对于作品主题的理解是否会因时代和人的不同而不同。大家都知道,西方的说法“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所以,每一个读者对于作品的理解都是不一样的。鲁迅先生讲到《红楼梦》的时候说,别的不讲,单是他的命意,所谓“命意”,就是《红楼梦》要表达的思想,“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就是因为读者的眼光不同而有种种解释。更加上,这些作品是古代的,传播了几百年,时代发生了变迁,人们的价值观也发生了变化。二十世纪初与二十世纪中后期,人们对他的理解很不一样。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比如三国演义拍成电视剧时,初衷是把诸葛亮作为一号人物,拍也是这么拍的。但后来在观众的调查中发现,大家更关注的是曹操。大家觉得曹操更可爱,诸葛亮这个一号人物并不那么可爱。这是为什么?原因之一是因为现代的观众的价值观变了。所以,这也是我们理解作品主题所应注意的。正由于这方面的原因,对于三国演义的思想倾向、主题的理解就非常多样化。
有的专家做过统计,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人们对三国演义主题已经有十二种概括提法。也就是对他的主题有十二种说法。这还是八十年代后期。人们对三国演义的主题的概括多极了。我们不能一一介绍。比如说三国演义是歌颂英雄的;有的说赞美智慧;有的说反映了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天下归一”的历史观,不管怎么分裂,最后还是要统一;也有的说三国演义是赞美仁政;还有说其主题就是反映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也有人说是反映三国时的民生疾苦,军阀混战给老百姓带来很多痛苦。所以,对三国演义主题的理解,确实非常多样。这种多样化的理解,对于一部作品来说是否是正常的呢?我看是正常的。这是我们刚才说的,不同时代,不同人对作品的理解是不同的。还有人提出三国演义无主题,无法概括出一个包容整个作品的主题,所以是无主题。军事家看三国演义是军事主题;讲仁义道德的人看到的是明君仁政。所以,对三国演义主题的理解确实非常多。我们不能一一介绍了。
到底应如何理解三国演义的倾向和主题呢?我觉得应有一个基本的方法或说是认识、思路,一个共识,这就是从三国演义实际出发,到底作品写的是什么,写了些什么,从这里出发,来看三国演义的倾向。不能外加。说罗贯中是元末明初人,元朝由蒙古人统治,民族矛盾很尖锐,所以说三国演义是曲折反映民族矛盾。我觉得这就不是从作品实际出发。因为元末明初这个时代,蒙古族、汉族矛盾深刻,你就说它反映民族矛盾。我看这就不是从作品实际出发。所以,要了解三国演义倾向如何,就要从作品实际出发。看一看三国演义到底写了什么内容。这个写了什么内容不是再看看他写的是什么情节、人物,不是这样的。我们是要看看贯穿三国演义全书的有哪些值得注意的东西。
这里有几个问题,我提出来,供大家参考。比如大家读了三国演义,你会有一个很明显的认识,贯穿全书的有一个很明显的倾向,就是“拥刘反曹”。大家看完三国演义,都会觉得对刘备、诸葛亮极尽赞扬,对曹操,就把他写成奸雄。而且,不只是这两个人物,对这两个人物为首形成的集团也是这样,把刘备集团描写得那么好,而把曹操集团写的内部充满矛盾。所以,“拥刘反曹”倾向贯穿全书。从这个贯穿全书的这么一个倾向看,到底能不能帮我们理解三国演义的主题呢?“拥刘反曹”就是拥护刘备反对曹操,这个倾向在三国演义成书前就存在。也就是说三国演义作为民间流传故事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这种倾向。大家都熟悉的苏东坡的一本书《东坡志林》,它记载的情况是宋朝的事情。说“里巷”就是北京说的“胡同”里面,孩子特别捣乱,一天到晚在那里闹得不得了。那时,大概也没有幼儿园,那就给小孩几个钱让他们听评书。因为宋代“说话”很繁盛,就让小孩听书。听什么呢?就听说书的讲三国,结果一讲到刘备失败的故事,小孩就流眼泪,一讲到曹操失败,小孩就欢呼雀跃。实际上,小孩的这种反应是说书人的引导。就是说书人说的故事本身就有“拥刘反曹”的倾向。这方面的例子还很多。总之“有刘反曹”的倾向,不是三国演义这部作品发明的,以前就有。这部作品继承了这个倾向,所以,它贯穿全书。三国演义所写的,汉末三国的历史,他是从多极到三极的演变过程。在曹操统一北方前,中华大地有无数大小军阀。他们割据一方,作品中描写较多的有董卓、吕布,吕布脱离董卓后也单干了,也是一个,像袁绍、袁术、公孙瓒、孙策,以至于刘表、刘璋、张鲁、马腾,所以是多极的形势。北方经过曹操统一了,他又来打南方,发生了“赤壁之战”。“赤壁之战”后逐渐形成了多极向三极的转变。最后形成了魏蜀吴三足鼎立的三极。整个作品是这样写下来的,魏、蜀、吴各有其形成历史,三个集团的内部结构是不一样的。因此,他们所建立的政权形成了三种不同形态。这三种不同形态的政权,作者对他们都进行了生动地描写,但在描写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倾向和褒贬。这是很明确的。
三国演义写的魏、蜀、吴三国政权形态确实不同。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汉朝有一个大人物叫刘向,他有一部书,叫《说苑》。这里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点,说“政有三品”,“政”就是政治、政权,“有三品”,就是说,有三个等级。他提出的所谓“三品”,一个是“王者之政,化之,”就是讲究教化;第二种“霸者之政,威之”;第三个“强者之政,胁之”。刘向是西汉的人,他所总结的是汉以前的,包括春秋、战国、秦汉,他认为政权形态有三种:“王者之政”“霸者之政”“强者之政”。这说明中国古代,从汉朝人开始就已经看到了政权形态的不同。三国演义也写了三个政权,魏蜀吴,当然我们不能把魏蜀吴简单的与刘向的“王者之政”“霸者之政”“强者之政”对号入座,但刘向提出的“政有三品”的说法和罗贯中三国演义中魏蜀吴的三个政权形态在某些方面有一些近似地方。所以,三国演义写的三个政权形态,罗贯中是有意无意的在反映着中国传统的对于政权的判断办法。比如说,写刘备的蜀汉集团很多地方就像刘向所说的“王者之政”,行仁道,行仁政。他所描写的刘备集团,我们首先看它描写的刘备这个人。刘备这个人,有明确的为人准则。他讲“宁死不为负义之事”。这在过去都提过的。到死我也不做不讲义的事。这和曹操不正好形成对比么。曹操是什么?“宁叫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这是很明显的对比。蜀汉集团“王者之政”,作为一个仁义的集团,刘备还非常注重取得民心,“爱民如子”。我们过去讲过,刘备“携民渡江”,带着十万老百姓做军事转移,曹操在后面追着,这简直不可理解。一天走那么十几里,这怎么可以理解呢?刘备说,这就是民心。所以,我们经常讲“携民渡江”不只是军事转移,他是政治上的一次行动,取得民心。刘备说过“欲成大事,必得民心”,必须取得老百姓的支持,才能够成就大事。这反映的其实也是我们传统的儒家观点,“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老百姓就如政权下所依附的水,所以,这个政权就是要得民心,爱民如子,这就是“王者之政”,就是刘向提出的“王者之政”。比如,这个集团所奋斗的目标是“兴复汉室”,作为他统一天下的号召,这都是刘备集团的意识。
还有,大家看三国演义里所写的,刘备集团内部真是团结一致。既是君臣关系,又是兄弟关系,关羽、张飞当然是结义兄弟,你再看他和诸葛亮、赵云的关系都是情同手足的。所以三国演义所写的蜀汉政权确实是作为作者明君仁政的理想描写出来的。也正符合刘向所说的“王者之政”。所以,把整个集团对刘备的拥戴崇敬作为一种理想来歌颂。
与此相反,大家看看曹操这个政权。这个过去讨论曹操问题时是很明确的。他写曹操恰恰是把曹操作为蜀汉集团的对比写的。比如写曹操这个人,一方面写他雄才大略,一方面写他奸诈狡猾、残忍,也写得非常充分。曹操集团内部也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过去讲过,像荀彧这样的一些大谋臣,对他有那么多贡献,一旦在有些事上逆我的意,他就可以让你死掉。就是这样一种情况。所以,与刘备集团形成了明显的对比。这样一个集团是否就是刘向所讲的“霸者之政”应该说近似吧。所以,他是以这样一种政权形态存在的。曹操本人,那一连串的人生哲学,宁可我负了天下人,也别叫天下人负了我,这不是极端自私自利的人生哲学么。他和刘备形成了很明显的对比。但三国演义里也并未把曹操写成邪恶的暴君,他还是把他写成了有雄才大略的君主。
大家注意三国演义是文学作品,他与史学著作的不同就在这里。史学著作,他就历史本身进程加以描述,对历史功过加以评价,而文学作品除写历史外,更注重人,作为人的品德、道德、性格的描写。所以说文学是人学,他更强调这一方面。对曹操,描写他品德、道德、性格,可以看出三国演义是对他有所贬斥的。一定要看到,他是一个文学形象,历史上,曹操顶多也就是毁誉参半,对他也有肯定,也有否定。所以,我说,不存在为历史上的曹操翻案的问题。历史上的曹操是一个有雄才大略,文治武功的帝王。文学是写他性格这一方面。我经常爱举一个例子。唐朝人歌颂李世民说“神武同魏主”,唐太宗李世民的这种神武,就像曹操一样,这前提不就是说曹操是一个英明的人物么。唐朝的杜甫给曹将军写诗说“将军魏武之子孙”,说你是曹操的后代,这前提也是曹操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如果说曹操是一个奸雄,杜甫说你可是那个奸雄的后代呀!哪有这么说的。一直到清代,出了一个曹雪芹。又姓曹,写《红楼梦》。他朋友给他写诗说,“少陵昔赠曹将军,曾曰魏武之子孙。”说杜甫以前写诗说唐朝的曹将军是魏武的子孙,“君又无乃将军后”,你又是曹将军的后代,“于今环堵蓬蒿屯”就是说,你现在生活得很苦。那么这样又把曹雪芹算成曹操后代了。清朝人这样赞美曹雪芹,其前提也不是说曹操是奸雄。哪能说曹雪芹,你老祖宗是奸雄,哪有这么写的。所以,曹操不是当作奸雄写的。说一句玩笑话,姓秦的朋友,他的朋友给他写诗,大概不会说你是“秦桧”的后代。是不是呀,秦桧是奸臣。说曹操的后代,可以见出对曹操的评价。所以,其实并不存在为曹操翻案。只能说文学作品戏曲舞台上,曹操作为一个艺术形象,有时更突出其奸诈的一面。所以说,曹魏集团与刘备集团形成了很鲜明的对比。
还有孙吴政权,这个政权我们就不多说了。孙权这个政权更加讲求实利。孙权这个集团情况比较复杂。
总之,三国演义里写三个政权确实有三种形态。
这三个政权里,谁是正统,历来说法不一。陈寿的《三国志》魏书中,写曹操的传,叫“武帝纪”,他称帝,他承认曹操是帝;写曹丕的传,叫“文帝纪”;魏文帝、魏武帝,是这么写的。但你看他写的蜀书,写刘备,没称帝。刘备的传,叫“先主传”,刘先主;阿斗,刘禅的传,叫“后主传”,就是说,他只是蜀地之主。他不承认他是帝,事实上,刘备也称帝了。他写的吴书,也不称孙权为帝,实际上,孙权也称帝了,“大帝”。他称孙权的传为“吴主传”。只有称魏国的魏文帝、魏武帝。所以,他认为魏国是正统。毫无问题的。这是西晋的陈寿。到了东晋的时候,有一个历史学家叫习凿齿,他写《汉晋春秋》的时候就认为魏国不是正统。他认为蜀国正统。因为东晋已经离开了中原,偏安江南了,是偏安江南的小朝廷,所以不能说魏国正统。魏国要是正统的话,中原的政权就是正统了。他这个小朝廷离开中原到了江南也就不能成为正统了。他就认为三国时候魏不是正统,蜀是正统,因为它的情况与蜀有点相同。所以,都是根据自己的情况而定的。北宋的大史学家司马光写《资治通鉴》,这部了不起的著作很明确的表示魏是正统。先写的魏,然后晋,这么写下来的。司马光所在的北宋与当时的魏的情况也比较相似。所以这么写。北宋赵匡胤建立政权在中原。到了南宋又变了,南宋有个大理学家朱熹,朱熹这个人可了不得呀,他就骂曹操。我看历史上骂曹操骂得最厉害的就是朱熹。他说曹操这样的人是“人人得而诛之”,谁逮着他都应该把他杀了。他认为蜀国是正统,这也和南宋的情况是有关的。所以,从历史上看,三国谁是正统没有统一的说法。都是后代人根据自己的需要确立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何必要在他自己的文学作品里涉及这场公案呢?打这场谁为正统的官司呢?他没有以自己八十万字的小说解决谁是正统的问题。刘备是正统,所以我才拥护他。不是这么个问题。甚至于说,如果他拥护刘备是因为刘备是汉朝皇帝的家族,是皇族,所以他就拥护。那你看看三国演义里写的刘表、刘璋,他们也都是皇族,也都是汉代帝王皇室的人,但他对刘表、刘璋没有拥护吧。把刘表写得那样的无能,把刘璋写得那样的糊涂。这并不是说姓刘的是正统,所以才来拥护。所以,我觉得,不能以“正统观念”来说明三国演义“拥刘反曹”的原因。
那么,三国演义里有没有拥护正统的思想呢?不能说没有,也是有的。特别到毛宗岗修订的本子,就是毛本的三国演义里,对于正统思想是有所加强的。而罗贯中的三国演义里,拥护赞美刘备最主要的原因不是把他当作皇叔,而是把他当作一个仁明的君主来写的。拥护刘备实际上是歌颂他自己的明君仁政的政治思想。他认为理想的帝王应该像刘备一样,理想的政权形态应该像蜀国一样。他认为最理想的应该是蜀国统一天下。所以,“拥刘反曹”最主要的是作者要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不惜以曹操来作为反衬,来歌颂刘备的明君仁政。这是“拥刘反曹”的这么一个问题。
三国演义中有没有正统思想?他还是有的。特别在毛宗岗本里,更突出一些。这就是因为刘备的地位与演义作者的政治理想相吻合了。所以,“拥刘反曹”的问题在作品里之所以那么强烈且贯穿始终不能仅用正统观念来解释,而应该想到罗贯中在这里的政治理想,要想表达这种理想就把刘备写得那么好,以至于“过犹不及”,写得太过分了,实际上,大家觉得刘备不太可爱。不停的哭。三国演义的电视连续剧,饰演刘备的演员说,我一共哭了三十多次,不得了呀。演出来是哭了三十多次,有许多时候还是演了不行,再哭。所以,这给我们的感觉,他并不那么可爱,这是作者艺术创作上的局限了。但他要表达的对刘备的拥护和爱戴是充分的。我们从三国演义出发应看到他“拥刘反曹”的倾向。
贯穿三国演义全书的第二个问题,大家会感觉到,就是对英雄人物的赞美。写了那么多的英雄人物,像关羽这样的人物,成为后代崇拜的对象。这也贯穿了全书。而三国演义里所写的英雄人物,还不仅仅是非常勇猛神武,往往与他们的道德结合起来写。比如写关羽,既写了他是武艺绝伦的一员猛将,而且写了他是忠义之士。写的英雄非常完美,不是鲁莽英雄,而是有着道德内涵的英雄人物。大家看看关羽和刘备的关系,作为君臣,表现出的是忠,作为兄弟,表现出的是义。所以,关羽这个英雄是充满忠义的英雄。当然还有许多,张飞、赵云、黄盖等等这些人。这些英雄人物是使三国演义永世流传的根本原因。三国演义真正能永远为后人所阅读、欣赏,是因为他写了这些人物。所以,对英雄人物的赞美也是贯穿三国演义全书的。特别他写得像关羽这样的人,已经形成一种精神了。他除了一个文学现象,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关羽崇拜已成为很复杂的一种文化现象。所以,这部作品能永远流传下去。他的文化底蕴、文化内涵是非常深的。所以,大家一读三国演义,这么多的英雄还鲜活的活在我们眼前。这也是贯穿全书的主要内容。而这一点又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不能成为伟大的民族。这些英雄人物群星辉映、众星灿烂,在三国这么一百年的时间里,这么多的英雄,前后辉映,这给我们的印象太深了。这是对于英雄的赞美,对于英雄的崇拜,对于英雄主义的张扬,大家看关羽的“刮骨疗毒”,不是说这个人不怕疼。那是一种英雄主义精神。这些方面在三国演义里是贯穿始终的。有些在战争中,眼珠子被打出来了,打出来后,他把它给吞了。这个在我们今天看是有点野蛮的。但它也是要表现他的神武和无所畏惧。所以,把我们中华民族的英雄主义、无所畏惧表现得非常深刻。如果从三国演义实际出发,这是我们必须看到的一个方面。
傅光明:有时,我们对同一个人物都会有不同的理解。最明显,像我们前不久的清代皇宫戏《雍正大帝》。雍正让我们都觉得他非常可恶,血滴子暗杀,净搞阴谋诡计,篡改遗照夺权。但电视剧演出来,我们发现雍正皇帝很可爱,也没有文字狱,而且那么勤政廉政,使国家富强起来,是不是每个人都这么认为?不知道。现在又在热播《汉武大帝》,我们知道汉武帝让司马迁受了腐刑,我们对汉武大帝也深恶痛绝。但你看《汉武大帝》也把他演的神勇非常。这依然是现代的人用现代的观点对古代的人做现代的读解。我们每个人也是从我们的视角、立场、观点去读解古代的人和作品。接下来,我们请段老师再接着来给我们解读三国演义。
段启明:我说从三国演义实际出发,他写了“拥刘反曹”,这么一个贯穿全书的倾向。另外,第二点,他赞美英雄,歌颂英雄,也是贯穿全书的,也是作品实际。
第三点,也是三国演义贯穿全书的倾向,是他对人谋的崇尚。读三国演义,我们看到里面有很多,既写天时的作用,更写人谋的作用。这是贯穿全书的倾向,而且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思想观念。三国演义写魏蜀吴,最后能三足鼎立,特别是蜀,能作为三足之一与魏吴鼎立,完全是人谋的胜利。是诸葛亮既看到天时,我们讲过,他在隆中对中讲到“曹操占天时”,他占有了北方,是不能和他争的,但我们能在荆州、益州建立政权,这就是人谋。三国演义里在很多方面都很强调人谋的重要。蜀汉政权的建立是人谋的胜利,而他所写的许多许多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这样的政治斗争、军事斗争都是在崇尚人谋。人的价值、人的才干、人的智慧、人的能力在三国演义里得到了无比辉煌的张扬。毛宗岗在评点三国时,他都感叹不已的说,在六十年的历史里能有这么多的人物出现,这是别的历史上所没有的。他说三国演义之所以这么吸引人,就是因为他写的是强与强相斗,强者和强者的斗争,这才是三国演义里最生动的地方。如果一个强者和一个弱者斗争,把他打败了没什么可看的,本来他就是一个弱者,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两拳把一个五六岁的小孩打倒在地,这没啥看头。所以他说,这里面是人的智慧,人的谋略的竞争,体现了人的这种能力,这是三国演义里非常了不起的。所以,我们看“官渡之战”以少胜多,袁绍七十万大军,曹操只有七万人马,但曹操胜利了,这是为什么?人谋。“赤壁之战”,曹操号称百万大军,刘备几乎是光杆司令,东吴的实力也比不过曹操,但能取得大胜,对于人谋的崇尚和赞扬也是非常突出的。我们看三国演义时,这些最吸引我们,他所写的事业的成败往往寄托于智谋的较量上,智谋的较量往往形成三国演义里最吸引人的情节。大家看到,赤壁之战前后周瑜和诸葛亮的故事,就是智谋的较量,是智者的较量。所以,把人谋突出加以赞美赞颂,说到底是一种人性的关怀。这在古典文学作品里三国演义时很突出的。历史小说往往写朝代的更迭,事件的发展,而三国演义这部历史小说突出的地方就是在写历史演变的同时,突出了人。这也是贯穿全书的很明显的特点。在人与物的关系上,强调的是人。在多与少、强与弱的较量中,他强调的是人谋的力量。所以,崇尚人谋是三国演义里贯穿始终的一种精神、一种非常了不起的精神。他甚至于不注重地位而更看重人本身的才干。刘备作了皇帝,诸葛亮最后也只是个丞相,一个君,一个臣,这是他们地位的差别,但在人的智谋才干的天平上,诸葛亮要了不起的多。所以,他更突出人的本身的才干。许多很精彩的情节,都体现着这样一种精神。这是第三点。
第四点,大家看三国演义,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感觉。刚才休息时有一位青年朋友跟我讲,他说三国演义是悲剧。我觉得真是把三国演义看懂了。三国演义中还有一点,就是第四点,我要讲的三国演义里有一种悲剧情怀。
崇尚人谋是儒家思想。因为儒家强调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跟老庄不一样。老庄讲“无为而治”,儒家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所以,强调人谋是儒家思想范围。但儒家思想还有另一条,他提倡、相信所谓的天命、天意,儒家的经典中讲天命、天意、天时,到宋明理学家又讲天理,总之,天意是不可违抗的。这在三国演义里也是有所表现的。比如说,那个历史发展的本身,他认为就是天意。蜀国最后就是灭亡了。所谓天意,其实按我们今天的看法,也不过就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蜀国的现状就是不能统一天下。所以三国演义虽重人谋,但在天意、天命下,又出现了一种无奈的情怀。这种情怀就形成了贯穿三国演义始终的悲剧意识。
比如说三国历史的发展,这在作者看来就是一种历史悲剧。因为在他看来应该是刘备统一天下,兴复汉室,这是他的理想。那样一个仁明的君主,那样一个忠贞智慧的丞相,这个集团又是那么团结统一,但他最后失败了。所以,在这样一个历史面前,确实作者表现出了一种悲剧情怀,没有办法,因为理想不能实现。所谓悲剧,就是崇高的理想不能实现,所以就有这种悲剧意识和情怀。三国演义里的三个政权,最先灭亡的就是蜀国。蜀国灭亡的时候,灭亡他的还是魏的政权,那时,还未建立晋呢。而吴国的灭亡是晋灭吴,是司马氏建立了晋的政权以后,才灭了吴。所以,在三国格局中,蜀国是最先灭亡的,而且是被魏灭亡的。而魏就是曹操建立的政权。虽然灭蜀时,魏国政权已落入司马氏手中,但这个政权毕竟还是曹操建立起来的,所以蜀亡于魏,这就是极大的悲剧。三国演义中充满了悲剧意识。这是从历史悲剧的意义上讲。
另外,三国演义里,写人,写英雄,崇尚人谋,那种对人性的关怀也使它形成悲剧色彩。比如诸葛亮,我们不管今天如何批评他,说他不会用人,事必躬亲,不善于管理,以今天的管理学来批评诸葛亮,肯定是有批头的。但诸葛亮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所以杜甫说他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所以,这也是一个悲剧人物。这么忠贞智慧的人,最后也没实现他的理想,为什么?这就是所谓的天意,你蜀国本身就没有这样的能力,不具备那样的实力,你就不可能战胜魏国。六出祁山,正像诸葛亮所说的“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你不打也要亡的,与其你坐着挨打,不如伐魏。这本身就是一种悲剧。
还有很多人物的色彩都是悲剧的。由诸葛亮我们就想到了徐庶。“徐元直走马荐诸葛”。他的才干也是了不得的,经天纬地之才,但怎么样?进了曹营后,“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完全被压抑了。这都是富于悲剧色彩的人物命运。
还有,比如关羽、张飞这样的英雄人物。最后结果都是很悲惨的。这是为什么?这都是他们性格悲剧。人性的弱点的一面使他们得到了这样的结局。关羽的高傲,大意失荆州以后一系列的错误,都是他人性的弱点所造成的。张飞就更不用说了。酗酒,鞭打士卒,这种粗鲁的性格,使这样一个英雄最后落难。元代关汉卿有一部杂剧,叫《西蜀梦》,这个剧本是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很少的元代刻本中的一种。没有对白,只有唱词曲词。那个剧写什么呢?就写张飞、关羽被杀后,他们的魂灵回到成都的情况。当年,他们回到成都的时候,那五虎上将,多么威风,现在变成小鬼了,回到成都,门神都不理他们,不让他们过去,那种英雄落魄的感情,在那个剧本里写得很充分,他们怎样的与刘备哭诉,请刘备为他们报仇,他们自己无能为力。这个剧本就反映出英雄最后的悲剧结局。所以,三国演义这部作品里,确实存在悲剧情怀。甚至可以说,我们中国现在流传下来的几部伟大的古典小说里,都有悲剧的色彩。大家可以一部一部数下来。包括那部《西游记》,也有悲剧性,孙悟空那么了不起的一个形象,头上带着紧箍,那不是悲剧么?《水浒传》更是,《红楼梦》《儒林外史》更是。实际上,是中华封建文化后期的灿烂辉煌的另一面。所以三国演义的悲剧色彩,悲剧情怀在作品里反映的是非常强烈的。
过去,老百姓中流传一句话,“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少不看《水浒》,很容易理解,《水浒》让人造反,年轻人别看,看了不老实了。“老不看《三国》”过去的讲法是,老年人,说得好听点,是足智多谋,说得难听点,是老奸巨滑,已经这样了,你还看《三国》,那里面无数计谋,无数的勾心斗角,看了就更加老谋深算了。其实,我认为还有另一面,是三国演义里的悲剧性,对我们年纪大的人,会引起一些共鸣,一些感触,自己的一生已经过去了,看三国演义中的英雄也已经过去了。为什么在毛宗岗评点的三国演义前面,加上了杨升庵的那首词呀,“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这不是罗贯中加的,罗贯中的三国演义里没这个东西。这是毛宗岗点评三国演义后在前面加上的。这首词是一种人生的感叹,是一种历史沧桑的感叹,其实也是一种悲剧的感叹。感到英雄最后也不过如此。“浪花淘尽英雄”。所以,电视连续剧把这个作为主题歌唱,唱得那么好,那么感人,至少反映了毛宗岗读三国演义的感受。而毛宗岗的感受也是从三国演义作品的实际出发得出的,所以悲剧情怀在这里是存在的。
从三国演义的实际来看,这几个方面是贯穿全书的。特别是“拥刘反曹”的倾向是特别明显的,歌颂英雄,对于人谋的崇尚,以及悲剧的情怀,也是贯穿全书的,这是三国演义所写的,实实在在存在的东西。那么,我们看三国演义这部书,作为一个整体,他的主导倾向是什么呢?我看不外是这样几个字:“歌颂仁政,崇尚人谋”,这就是三国演义的主题。
这个主题有没有意义呢?我看很有意义。确立了三国演义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价值。为什么呢?歌颂像刘备那样的仁政或汉朝人说的“王者之政”,今天看好像没有什么价值了,没有革命性,但我们要看到在封建社会里,有明君行仁政,已经是非常美好的政治思想了。我们必须在这样一个前提下认识这个问题。罗贯中生活在元末明初,当然三国演义也产生在元末明初,罗贯中看到的是什么?是战乱的频繁,民生的疾苦,异族的统治,是在这种情况下生活的。要改变这种现状,罗贯中的理想与希望只能是有明君行仁政。他不可能提出改造封建社会的革命性主张,这是不可能的。而且从全书来看,罗贯中的主导思想是儒家思想。三国演义究竟表现的是儒家思想还是道家思想,这是有争论的。在我看来,三国演义毫无疑问是儒家的。这里面有道家色彩,比如诸葛亮的外在形象,是一个披着道氅,拿着羽扇,讲八卦,呼风唤雨的形象,加上诸葛亮居住的隆中,那个氛围、人物好像都有道家的味道,但这些是三国演义的艺术手段。把诸葛亮写成飘飘欲仙的形象是为了突出他的智谋与未卜先知,是为了突出这种性格。如果完全写成儒者,每天拱手下跪,好像没那么飘逸,没那么风流。这是一种艺术手法。从骨子里讲,他还是一种儒家思想。儒家也强调人谋,但儒家更强调封建的秩序、等级,这些东西。而三国演义更强调人谋。但总体来讲是儒家思想。所以,作为儒家思想的这么一部作品,他更强调王道,“王者之政”,仁政。他就是要宣扬这一套东西。而这些东西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是有进步性的,这是从罗贯中来讲。
另一方面,行仁政,歌颂仁政,赞美明君,也适合广大民众的心意。老百姓有什么要求呀?不外需要政治清明些,能安居乐业,如此而已。所以,明代有个高儒,他写了个《百川书志》,他讲,三国演义是“据正史,采小说,征文辞,通好尚”。所谓“通好尚”,就是适应老百姓的心意,所以能长久流传。看起来,我们好像找不出新理论新名词来说明它的价值,但根本意义是不能否认的,他确实以明君仁政的思想适应了老百姓的需要,反映了老百姓的要求,这个主题当然是有价值的。
另外,三国演义里所表现的歌颂仁政,赞扬人谋也反映了我们民族崇尚英雄主义的可贵的精神。中华民族历史上,可歌可泣的英雄实在太多了,三国演义以一系列英雄人物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主义精神,这不是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么?对人谋的崇尚这个主题,是尤其值得赞赏的。中国的封建文化毫无疑问是非常辉煌的,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和文明。但封建文化也有另一面,就是对个人的压抑。以各种制度、等级制度、“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的个性的张扬在封建制度下是受压抑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在中国文学史上,为什么对于那些张扬个性的文学家,文学作品,大家那么喜爱,比如,李白,一提到李白,大家为之一振。为什么?李白这种张扬个性的东西,对封建文化有一些动摇和冲击。为什么曹雪芹的《红楼梦》那样受到人们的喜爱?也是这个原因,写了那样一个贾府,那个贾府里,等级是那样的森严,可是就偏偏写了一个贾宝玉,他就无视这种等级,它可以甘心为那些丫鬟做事。这些都是对那些严格的等级的一种动摇和冲击。也就特别能引起人们的共鸣,受到人们的赞赏。这是封建文化的这一面。三国演义崇尚人谋的主题,对于封建文化的这一面,价值是不可估量的。
刚才我提到过,历史小说是写历史的更迭,历史事件的发展和演变,对人的塑造比较苍白和淡薄。我们现在说写历史故事的小说就是历史小说。其实,历史小说和英雄传奇是不一样的。历史小说是写一代历史的演变过程中的故事,是以历史本身为线索的,甚至是以正史为依据的。我们一般说的《水浒传》《杨家将》《说唐演义》这些实际上应属于英雄传奇。包括写岳飞的一些故事。这些英雄传奇是以人物为核心的,可以大量虚构,可以抛开历史。所以,我们讲的历史故事小说有两类。三国演义就属于历史小说,以正史为依据,以历史事件为线索,但可贵之处在于,写了历史事件,历史演变,也写了人。我们强调的是这个。所以,我们说三国演义是历史小说的典范。
以前,有一个电视台的人采访我,说历史题材的电视剧是不是太多了?这正常不正常?这问题当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看,除非行政命令,否则是很难制止的。因为,尊重历史,尊重史学是中国的文化传统。读书的人读“经史子集”史是必读的。实际上,“经”也是“史”,清朝人讲“六经皆史”。《春秋》是经,《春秋》也是史;《尚书》是经,也是史。所以,清朝章学诚说“六经皆史”。尊史重史,是中华文化的显著特点。所以,写历史小说是这个文化特点的表现。更何况我们有这么丰富的历史故事和汗牛充栋的典籍文献。当然就为历史题材的作品提供了素材。更重要的是,这是儒家思想长期统治中国的表现。儒家强调入世,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强调“先天下之忧而忧”,让大家关心社稷存亡,关心国家命运,你关心今天的存亡兴衰就要关注昨天的存亡兴衰。所以,大家要说历史,注重历史,所以,学子读史书,老百姓就看一些历史演义。这个传统一直流传下来。今天又有新的技术手段,要拍成电视剧。这是传统的延续。所以三国演义就是我国历史传统上这样一个文化特点的突出表现。赞美明君仁政,崇尚人谋是他对历史的总结。这一点,也符合我国历史发展的史实。所以,这个主题是很有价值的。
但一个作品要想表现这个主题,把大量的倾向性表达出来,他总要借助一定的艺术形式、艺术手段、艺术手法,那三国演义为什么他的主题、倾向性的东西能流传这么广,为大家所接受?让大家受到感染?这和他所用的艺术手法和他所要表达主题的紧密一致性是有关系的。他所采用的一系列艺术手法适应了表达这种主题。这里我们不全面说他的艺术手法了,我们仅从表达主题这一点上来看。比如说三国演义非常完美的解决了历史小说的一个大问题,史实和虚构到底怎么处理?三国演义在这一点上,为后世小说提供了一个典范。他怎么处理的呢?清代人总结了他“七实三虚”的写法。用这个办法很好的表达了他的主题思想。为什么呢?并不是说三国演义百二十回,从数量上讲三七开,不是数量的问题。他解决的是主体、附属,主流、支流的东西。意思就是说,整个三国演义里,主干主体是史实,这就是“七实”;“三虚”就是指“虚构”。就是说主体是史实,另外也有虚构。要表达三国演义的主题,只有采取这种艺术处理的办法,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你是历史小说,你要反映那一段总的历史趋势,这一点三国演义做到了,他尽管那么赞美刘备、诸葛亮、蜀汉政权,但他丝毫没改变历史趋势。这就是“七实”。最根本的东西。他保证了他作为历史小说的根本特点。后世的许多历史小说,特别是英雄传奇是可以改变历史的。大家看《说岳全传》不就改变历史了么?直捣黄龙府呀,老牛皋怎么杀死了金兀术呀,这些都不是史实,都是虚构。但三国演义没有。他基本史实是非常严格的。从多极到三极,蜀为魏所灭,魏被司马氏所篡,司马氏建晋灭吴,最后三分归一统,这个历史史实是非常严格的,所以才有悲剧意识。如果按他的理想写就没悲剧了。这一点表现了他的主题,对于仁政的歌颂。
但另一方面,又强调了虚构,三国演义的虚构非常成功,只有在虚构中才体现了“拥刘反曹”的倾向。如无虚构,完全按历史写,三国演义应是一部完全以曹魏为主线的小说。表达不出他的理想了。所谓“三虚”就是说还有大量的虚构表现他的理想。大家看那些写关羽、诸葛亮、刘备的好多情节都是虚构的。包括诸葛亮的“草船借箭”,“舌战群儒”“借东风”都是虚构的。但有不同情况。有的是完全没有历史事实,有的是别人的事实安在诸葛亮头上。“草船借箭”正史记载是孙权的事情,但他把它给诸葛亮了。关羽的故事,包括“过五关斩六将”都是虚构的。所以,一些学者研究三国演义情节的路线图感觉非常困惑,研究来研究去,很多地方都不可解,“五关”在哪,怎么走的?不符合历史事实呀。因为这些都是虚构的。这些虚构的故事在表现关羽的性格上起到很大作用。在很多表现人谋的故事上,都是虚构的。蒋干中计最能表现周瑜这个年轻都督的谋略了。第一次来就把曹操害了,第二次来又把曹操害了。写的周瑜多么高明呀,这也是虚构的。所以,罗贯中以“七实三虚”解决了历史小说与史书的不同写法。这是很了不起的艺术见解和实践。正因为有了三虚,才体现了对刘备的拥护,对人谋的崇尚,这样的主题。到明代后期,以至于清代,出现了很多历史小说,完全是按照正史来写。清代有一部书叫《二十四史演义》,不得了呀。因为我们历史上的演义从开天辟地一直排下来,历朝都有,《东汉演义》《西汉演义》《三国演义》《西晋演义》《东晋演义》,所以到了清代,这个人说,我来个《二十四史演义》把他们都包括进去。大家看看这些演义,特别是《二十四史演义》,你再回头看三国演义,你就会惊叹罗贯中的高明。后来那些历史演义就相当于把史书变成今译本,就把他翻译成白话,那哪叫小说,根本无法与三国演义相比。三国演义既保存了历史事实的发展趋势,也充分的保留了表达主题所要的东西。所以,主题思想不仅本身有价值,而且也是通过这样的艺术手法得到了很好的表现。三国演义有一些虚构,不完全是罗贯中自己的想象,就是说,他不见诸正史。有些是老百姓传说,有些是文人笔记记载,罗贯中收集了这些东西,和七分事实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很好的表达了主题思想,非常成功。所以讲三国演义主题也要看到他的主题得以如此深入人心,得以很好的表现,跟他基本的艺术处理是分不开的。
主持人:我在开场时提到有学者提到《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是“游民意识”的载体,那位学者叫王学泰。他长期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游民意识,可以说他对于《三国》、《水浒》的这种认识与他所从事的研究是密切相关的。他认为《水浒》、《三国》有“毒”,要“解毒”。也算是“王式解读”。今天我们听了段先生的演讲,他对《三国演义》的主题思想概括为八个字:“歌颂仁政,崇尚人谋”。属于“段式读解”。其实,就以《三国》、《水浒》来说,无论是历史小说家写历史上的人与事,还是后来的读者解读历史小说中写到的历史中的人和事,都由不同的视角,不同的心态和立场所决定。
我长期搞口述史,我觉得这与口述历史也有某种相似。当某一事件的目击者们向旁人叙述事件的经过时,不同的视角,不同的心态和立场,往往决定着他会有怎样的叙述。从这个角度倒也可以说明文学是人学,解读自然也应是人性地解读。正像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对任何一部作品都不可能有钦定唯一的结论式的解读。如果那样,文学也就失去了生命力。历史和实践早就证明,给前人的作品加上后天的意识形态立场或道德评判来认识,是不科学的。段先生开始即借马克思那句话“形象大于思想”来说,文学是用形象来说话的,读者是通过艺术形象来认识作品的思想。不同的读者对于同一个艺术形象当然可以有不同的认识,这当然也就会随之带来对于思想的不同认识。这都是再正常不过的,而一定要得出一个结论,比如读《三国演义》我们老想着哪个学者的哪个结论是正确的,其实正像王学泰有“王氏解读”,段启明有“段氏解读”一样,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解读。这才是历史、客观、科学的,我们不要太崇拜权威,要敢于有自己的认识和理解。
段先生刚才讲到《三国演义》的悲剧情怀,我忽然由此想到,拿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来说,我们对于生活的认识,也会因我们每个人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经历,不同感悟,得出不一样的认识。即便同一个人,在他人生的不同阶段,或因为不同的人生经历,他的生活观或叫对人生的态度,大概也是不一样的。我以为不会是一成不变的。请几位现场的朋友告诉我,您此时此刻对于生活的理解是什么?——“生活就是生活本身”;“生活是矛盾”;“生活是奉献”;“生活是无奈”;“生活是人生夕阳时的美好”;“生活是一种过程”。……
你们看,对生活的认识,像读《三国演义》一样,也会因人的不同而有不一样的认识。年轻时,对生活充满了憧憬,人生观是乐观、积极、昂扬向上的。慢慢的,遇到了很多挫折,可能就会觉得生活中的无奈多了。到了老年,也可能正会像刚才那位朋友所说,生活是人生夕阳时的美好。有朋友急于知道此时此刻我对生活的认识,我可以告诉您,我目前的生活观也是由近两年来我的各种人生经历决定的。前两个星期,我忽然感慨,什么是生活?把这两个字掰开来解,生活不就是从生下来活到死亡前的无奈!这可能有点悲观,完全是个人感悟,文责自负啊。
最后,让我们感谢段先生的精彩演讲。
春节临近,我在这里代表文学馆,祝大家春节愉快,合家欢乐。
[2005年1月23日;杨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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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傅光明
主讲人:周先慎
 
主持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文学馆听讲座。今天我为大家请来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周先慎先生,大家欢迎。
孟子讲:“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可见我们的老祖宗早就懂得,战争不是单纯的军事对抗。战争的胜负不仅取决于军事实力,它与战争各方的政治状况、人心向背、战争的正义与否,都是密切相关的。《三国演义》被认为是中国人写的描写战争的史诗性作品,下面就请周先生为我们演讲《三国演义》的战争描写艺术。

《三国演义》在中国是一部家喻户晓的书,其中的一些人物也是非常深入人心的。在中国古代几部长篇小说名著中,《三国演义》和《西游记》是最好读的,因为它们都写得很热闹,情节很生动紧张,人物也带有浓厚的传奇色彩。比较不好读的是《金瓶梅》、《儒林外史》和《红楼梦》,因为它们写的都是平凡的事,或甚至是家庭生活中琐碎的事,没有超凡的人,也没有超凡的壮举。明代公安派的袁中道曾经这样评论过《金瓶梅》的艺术,说是“琐碎中有无限烟波”。这话说得非常好。你读《金瓶梅》和《红楼梦》这样的书,如果不能从琐碎中看出无限烟波来,那你就会觉得没有意思。这就逼迫你要去动脑子,一边读一边不断地思考问题。《三国演义》这样的书好读,但也容易停留于看热闹,可以不动脑子,这样所得也就很浅了。今天讲《三国演义》战争描写的艺术,战争是很激烈,很热闹的,但里边也很有一些讲究和门道,值得我们去思索和体会。 
要很好地分析和评价一本书,就要准确地抓住它在内容上的主要特点。《三国演义》在内容上的主要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它描写的是统治阶级内部不同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斗争。这一点决定了《三国演义》在思想和艺术上的许多特点。
  毛本《三国演义》第一回的开头说:“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三国演义》所写的就是中国历史上三国这一特定时期,不同封建统治集团之间的纷争和兴衰过程。东汉末年,由于政治的黑暗和腐败,爆发了黄巾起义,朝廷又有董卓专权,于是在镇压黄巾起义和讨董的过程中,各路诸侯起来争夺天下,各据一方,经过战争的较量,后来形成了魏(曹操)、蜀(刘备)、吴(孙权)三国鼎立的局面;三国之间又不断地进行斗争,最后相继灭亡,由西晋统一了全国。《三国演义》所写的就是这样一段由合而分,又由分而合的历史发展过程。
    由分而合又由合而分的过程,就是不同政治集团之间进行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过程。各个政治集团进行政治斗争的最终目的是要统一天下,而达到这一目的的重要手段就是战争。军事斗争是政治斗争的最高表现形式。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是不可分割的,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因此我们也可以说,《三国演义》是一部以描写战争为主要内容的历史小说。我们读《三国演义》,随便翻开哪一回,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在写打仗,至少是在写与打仗相关的人物活动。《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小说中写战争写得最好的一部,达到了很高的思想和艺术水平。《三国演义》写战争写得好,是因为作者并不是随心所欲,凭主观臆想写出来的,而是对历史上无数次战争进行了考察之后的一种艺术概括,达到了艺术真实和历史真实的统一。
《三国演义》战争描写的特点和成就,可以概括为六个字:丰富、深刻、生动。丰富,是指它写出了战争的多姿多彩,每次战争,各有特点,互不雷同;深刻,是指它通过真实的艺术描写,反映出了战争的客观规律,可以给我们以深刻的思想启示;生动,是指它的描写具体、形象,有声有色,特别是通过战争的描写塑造了一系列性格鲜明、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下面我们结合一些具体例子进行分析。
    据有人统计,《三国演义》全书写了大大小小四十多次战争,但每次战争不论是大的战役还是规模较小的战斗,作者写来都是各具面貌,各有特色,一点也不雷同。最突出的是书中关于三大战役的描写。三大战役是指:官渡之战(第三十回)、赤壁之战(第四十三--第五十回)、彝陵之战(第八一--八四回)。这三次大的战役,都影响到三国时期的整个历史进程,同时又在全书的艺术构思和艺术结构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作者是很用心地写出来的,所以具有很高的典型意义。
    官渡之战是在曹操与袁绍之间进行的,结果是袁绍大败,曹操平定了北方,大大地扩张了自己的势力;赤壁之战是孙权和刘备结成联盟,在赤壁打败了挥师南下、锐不可挡的曹操,使他不能统一天下,结果是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彝陵之战是刘备伐吴,急于要替关羽报仇,结果是大败,从此走向了衰亡。这三次大的战役,有其相似之处:都是以弱对强,都用了火攻,结果都是强弱转化,弱者战胜了强者。但作者写来却毫不雷同,而是各具特色,显得丰富多彩。这是因为作者具体地写出了三次战役交战双方不同的特点,所处的不同的环境条件,所面临的不同矛盾,以及不同的强和弱的转化过程。
    《三国演义》写战争写得很深刻,主要表现在它并不是停留在两军对垒、两阵对圆、两将交锋等程式化、简单化的描写上,而是从多方面复杂的矛盾斗争来展现战争的发展进程,将军事斗争、政治斗争乃至外交斗争结合起来描写。《三国演义》写战争不完全是一种军事力量(如兵力、粮草等)的较量,而是更着重于表现指挥员的战略、战术指导思想是否正确,突出了战争中人的主观作用,将斗武和斗智、斗勇结合起来。特别是斗智,也就是谋略的运用,在战争胜负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对于像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和彝陵之战这样规模宏大的战役,作者总是将各次战争特定的环境、条件,双方的战略布署,战术运用,力量对比,矛盾转化等等都作了具体生动的描写,深刻地揭示出战争中矛盾转化的过程和胜败的原因。因此,不必等到作者写出最后的结果,读者就能从小说对战争进程的真实描写中,判断出谁胜谁负,而且了解到为什么胜和为什么负的原因。据传,明清时期农民起义的领袖人物如张献忠、李自成、洪秀全等人,都曾经从《三国演义》中学习过战争的谋略。从《三国演义》对战争的描写反映了战争的客观规律来看,这样的传闻应该是可信的。
先看看官渡之战。当时的形势是,刘备的力量还非常小,还没有找到立足之地;江东方面,孙策因被箭射中不治身亡,将大权交给了弟弟孙权,孙权吸纳了鲁肃、诸葛瑾等谋士的意见,采取顺从曹操的策略,以图发展;而曹操原本是想乘孙策新死进攻江南的,后来听从了张紘的建议,不仅不讨伐孙权,反而奏封孙权为将军,兼领会稽太守。当时的政治军事态势就是这样,势力较强的两家实际上结成了联盟。这个总的形势对袁绍就是很不利的。袁绍未能省察曹操和孙权修好的危险形势,设法来稳定和发展自己,却一听说曹、孙修好就勃然大怒,贸然决定兴兵伐曹。这个战略决策本身就犯了极大的错误。
当时从表面上看,袁绍确实处于优势。他拥有北方的冀州(今河北)、青州(今山东)、幽州(今河北、辽宁一带)、并州(今山西)等大片土地,又有丰足的粮草,共调动了七十多万军队进攻曹操,望官渡进发,而曹操仅以七万军队迎战,而且粮草也不足。双方军力有十倍之差。当时曹操所面临的形势,如他手下的一位谋士荀彧的所说,是:“以至弱当至强”。在这种情况下,仗应该怎么打呢?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写了双方的谋士都对这场战争的特点和各自应取的战略战术,作了基本上相同的正确分析。曹操的另一位谋士荀攸说:“绍军虽多,不足惧也。我军俱精锐之士,无不一以当十。但利在急战。若迁延岁月,粮草不敷,事可忧矣。”袁绍的谋士沮授分析说:“我军虽众,而勇猛不及彼军;彼军虽精,而粮草不如我军。彼军无粮,利在急战;我军有粮,宜且缓守。若能旷以日月,则彼军不战而败矣。”立场不同,但所分析的敌我双方的特点、面临的形势和双方应该采取的战略和战术,可以说是英雄所见略同。这就是:袁绍虽然兵多粮足,但战斗力不如曹军;而曹操虽然兵精,但数量远不及袁军,更重要的是粮草不足。因此,双方的谋士都认为:这场战争对曹操来说,利在急战,应该速战速决;而对袁绍来说,则利在缓守,应该采用拖延战术,时间一长,曹军没有了粮食,不战自败。在这场战争中,粮食是一个主要矛盾。
重要的还在于双方的主帅对这场战争和各自的谋士所作的正确分析所持的态度却大不相同。袁绍在发兵之前,早已被他关在狱中的田丰从狱中上书说:“今且宜静守以待天时,不可妄兴大兵:恐有不利。”这本来是出于一片忠心的对形势的正确分析,但袁绍却听信谗言,以为田丰出语不祥,不利于他的“仁义之师”,要将他斩首。经众官劝免后才暂时放下,说:“待吾破了曹操,明正其罪!”而对于沮授的正确分析和劝告,袁绍不但不听,反而认为他的话如田丰一样“有慢军心”,将沮授囚禁军中,说:“待我破曹之后,与田丰一体治罪。”
在战争进程中,已逐渐显露出粮草问题十分重要。袁绍大将韩猛运粮,军机泄露,在路上被曹军阻劫,并烧了粮草。这时,袁绍手下的另一位谋士审配又及时地向他绍提出建议:“行军以粮草为重,不可不用心提防。乌巢乃屯粮之所,必得重兵守之。”袁绍并未听进这一重要意见,掉以轻心,又不善用人,只派了一个“性刚好酒”的淳于琼去守乌巢,这个人“终日与诸将聚饮”,结果造成了大错。而另一方面,在战争中曹操军粮告竭,派人去许昌传书教荀彧作速措办粮草,路上被袁绍手下的另一个谋士许攸劫获。许攸及时报告给袁绍,并建议他乘机偷袭已经空虚的许昌,以此一举而战胜曹操。这本来是一次极好的机会。但袁绍刚愎自用,自以为是地认为:“曹操诡计极多,此书乃诱敌之计也。”不但不予采纳,反而听信谗言,因许攸以前是曹操的朋友,就怀疑他是曹操的奸细,要处死他。结果把许攸逼得去投奔了曹操,泄漏了乌巢屯粮的军事机密,导致乌巢被烧,遭到了惨败。
与袁绍相反,曹操的表现却完全不同。他自己已经对战争双方的特点、整个形势以及应该采用的战略战术等,都有了正确的认识,作到了心中有数。但他并没有因此就掉以轻心,盲目乐观,而是认真地召集众谋士共同商议,虚心地听取大家的意见。当谋士荀攸讲出了与袁绍一方的沮授相同的“利在急战”的意见时,曹操非常高兴地说:“所言正合吾意。”
在战争以曹胜袁败结束以后,小说有两句诗评论道:“弱势只因多算胜,兵强却为寡谋亡。”诸葛亮在出山时的隆中对策中,也明确指出:“曹操势不及袁绍,而竟能克绍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可见在战争中谋略的重要。作者对官渡之战的描写,没有停留在表面的谁胜谁败上,而是把重点放在表现战争的谋略上,即指挥员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上,这是符合战争的客观规律的。官渡之战的艺术描写,至少能给予我们三方面的思想启示:第一,要发动一次大的战役,不能仅仅考虑自己的兵力是否强大,更重要的,是要有开阔的视野,有长远的战略眼光,从全局出发来分析形势,来权衡利弊,才能作出正确的决定。第二,正确分析双方的条件和特点,认识各自的短长,在此基础之上,确定正确的战术,以已之长攻敌之短。第三,在战争中要发扬军事民主,听取不同的意见,集思广益。袁绍十分愚蠢,但如果他稍微虚心地听取手下谋士的意见,具有起码的民主作风,也不至于落得最后的惨败。
    彝陵之战与官渡之战有很多相似之处。彝陵之战按时间顺序是远在赤壁之战的后面,但刘备的失败与袁绍有相似之处,为了便于对比,提到前面来讲。这次战例也是以弱对强,最后的结果也是以弱胜强。这次战争刘备处于强的一方,孙吴则处于弱的一方。因为关羽被东吴所杀,刘备急于为关羽报仇,便急切地举大军伐吴。这一战略决策本身就是错误的。三顾茅庐时,诸葛亮为刘备制订的基本路线是,占据荆州、益州作为根据地,联吴抗曹,伺机统一天下。后来的斗争实践证明了这条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凡是执行这条路线时就得到发展(下面要分析的赤壁之战就是最生动的一例),而违背这条路线时就遭到挫折、失败。所以当刘备决定“提兵问罪于吴”时,诸葛亮就劝谏说:“不可。方今吴欲令我伐魏,魏亦令我伐吴,各怀谲计,伺隙而乘,主上只宜按兵不动,且与关公发丧,待吴魏不和,乘时而伐之,可也。”赵云也劝谏,甚至很尖锐地指出:“汉贼之仇公也(指对曹操),兄弟之仇私也(指对孙吴)。愿以天下为重。”这里表现的是一种从全局、从长远利益出发的战略眼光。但是刘备却听不进去,执意要为关羽复仇而伐吴。这就首先在战略决策上犯了错误。他甚至还对提出相同正确意见的学士秦宓大发雷霆,要“武士推出斩首”,经众人劝说才将他暂时囚禁起来,说等战败东吴后再来处理。这种表现与官渡之战中刚愎自用的袁绍已经不相上下了。这是彝陵之战失败的根本原因。
    接着又在具体的作战方案上犯了错误。当时刘备率兵七十五万,孙吴只有十万军队抵抗,也是以至弱对至强。刘备报仇心切,又依仗兵多,采用急战的方法,一开始取得节节胜利。孙吴畏惧,泒人求和,刘备不允,一定要灭吴。结果逼得孙权起用了一个年轻的儒将陆逊任统帅。这个人很年轻,东吴方面也有很多人瞧不起他,但他却非常聪明,很有谋略。他采用的战术是:避其锐气,坚守不出,以逸待劳。结果使得本来锐气很盛的蜀军被拖得“兵疲意阻”,再加上天气炎热,喝水困难,最后刘备只得下令在山林茂密之地安营扎寨,连营七百里。当诸葛亮看到刘备派人送回去的连营图时,立即拍案叫苦说:“汉朝气数尽矣!”结果,蜀军被以逸待劳的吴军顺风举火,烧了七百里连营,遭到了惨败。
三大战役中,赤壁之战是最复杂、最丰富,也是描写得最为精彩的。小说用了整整八回书的篇幅来描写这场战争。首先用了两回书来写孙刘联盟的缔结,这就是第43回“诸葛亮舌战群儒,鲁子敬力排众议”和第44回“孔明用智激周瑜,孙权决计破曹操”。这实际上写的是在一场重大的军事斗争之前的一场外交斗争。因为当时的形势是:曹操平定北方以后,挥师南下,军力十分强大,东吴和刘备都无力单独抗曹,只有联合起来才有取胜的可能。这两回书写出了一场尖锐紧张的外交斗争。外交斗争是为军事斗争服务的,是孙刘一方在这场战争中能否取得胜利的前提条件,因而是这次大战役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作者不惜笔墨,铺展开来描写,是很有眼光的。
诸葛亮亲自过江,以大无畏的勇气和超人的智慧,完成了缔结孙刘联盟的任务。这两回书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诸葛亮作为一个政治家的高远眼光和他智激孙权和智激周瑜中所表现出的高度智慧。小说突出了一个“智”字。当时孙吴内部在曹操大军压境的形势下,出现了主战(以鲁肃为代表)和主和(以张昭为代表)两派,意见相持不下,而主帅孙权却是犹豫不决。诸葛亮过江的目的就是要说服孙权下定抗曹的决心。但他采用的方法却与众不同,完全出乎人们的预料之外。在孙刘联盟缔结的过程中,诸葛亮表现出非同寻常的大智大勇。他刚一过江,东吴方面主战派的主要人物鲁肃就叮嘱他:“先生见将军,切不可实言曹操兵多将广。”同样的意思以后又几次嘱咐。诸葛亮的回答是:“不须子敬叮咛,亮自有对答之语。”可是在与孙权见面时却完全不顾鲁肃的几次叮嘱,有意夸大曹操的强大和不可战胜。他告诉孙权,曹操有马步水军一百五十万(还说是往少里说);又说曹操的目的就在“欲图江东”;在此基础上,故意劝孙权“量力而处”:能战则早下决心,不然则“何不从众谋士之论,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也就是劝孙权投降曹操。这番话使得孙权“勃然变色,拂衣而起,退入后堂。”鲁肃闻言大惊失色,大惑不解。为什么鲁肃要几次三番叮嘱诸葛亮不可告诉孙权曹操力量强大,而诸葛亮不但不听,反而言过其实,有意夸大曹操的力量呢?这是因为鲁肃只了解孙权惧怕曹操的一面,而诸葛亮则不仅了解孙权有害怕曹操的一面,而且还有不甘心投降曹操的另一面。因此,诸葛亮对孙权的了解比孙权的谋士鲁肃对自己主公的了解还要深刻全面。基于这种了解,诸葛亮确定对孙权的办法是:“只可激,不可说”。他是有意采用夸大曹操实际军力和突出曹操挥师南下的目的在消灭东吴,并故意劝他投降曹操的方法,来激发起孙权不甘心投降曹操的一面;而在孙权基本上下定了抗曹的决心以后,才具体地向他分析了曹军远来疲惫,北军不习水战和不能得到荆州人民的拥护等重大弱点,以帮助他正确认识形势,进而坚定他抗曹的决心和信心。
以后孙权的决心又发生了动摇,从而引出了赤壁之战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周瑜。因为孙权之兄孙策临终时曾经留下遗言:“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因此,孙权是否能最后下定决心抗曹,周瑜的态度就十分关键。诸葛亮深知周瑜此人虽然很有军事才能,但心胸狭隘,对个人利益看得极重。因此也采用了“智激”的方法,也是极力劝他降曹,但针对他的特点,具体内容又有所不同。他对周瑜说,如果投降了曹操,对周瑜来说,一“可以保妻子”,二“可以全富贵”,并佯装不知小乔是周瑜的妻子,故意说曹操举兵南下的目的就是想要得到江东二乔(大乔是孙策的妻子),劝周瑜主动献出二乔,作为向曹操投降的献礼。周瑜听后勃然大怒,大骂:“老贼欺吾太甚!”便下定了抗曹的决心。由此可以看出,诸葛亮的智慧是建立在对人的深入了解的基础之上的。他对孙权和周瑜用的都是智激的方法,可是却针对两个人各自不同的思想性格和当时面对战争时的心理,因而具体内容又很不一样。
    这些描写还只是赤壁之战的准备阶段,但对于战争的全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是整个战役的重要组成部分。作者以精彩的笔墨,生动地写出这场尖锐复杂、惊心动魄的外交斗争,表现了《三国演义》的作者在描写战争时眼界很开阔,不是只看到具体的战役本身,而是对战争的进程和全局有全面的把握和深刻的认识。
    在诸葛亮促成孙刘结盟,形成抗曹的统一战线之后,小说就开始了对战争本身的描写。《三国演义》所写的战争,不只是军力的对抗,更重要的还是一个斗智、斗勇的过程。这一特点在赤壁之战中表现得极为鲜明。这次战役中双方的斗智,即战争谋略的运用,也就是战争中指挥员主观指导思想的正确与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简直可以说,整个赤壁之战就是一场智慧的较量。曹操素以奸诈闻名,他是非常聪明的(这在官渡之战中就有突出的表现);但在这场战役中,东吴方面年轻的统帅周瑜却比他更聪明;而只居于幕后并没有在前台指挥、却能统观全局、起到一种举足轻重作用的诸葛亮,则又远远高出于曹操和周瑜之上,成了智慧的化身。
这次战役也是以至弱对至强。曹操在统一北方之后,挥师南下,荆州不战而降,然后计点马步水军八十三万,诈称一百万,水陆并进,近逼江陵,有势不可挡的锐气。而当时刘备是败走江夏,势孤力单;东吴也绝不是曹操的对手。两家就是联合起来,军力也大不如曹操。战争的进程也是强弱转化,结果也是以弱胜强,但基本矛盾与官渡之战和彝陵之战又不相同,不是粮草问题,也不是军队的劳逸问题,而是曹军来自北方不习水战的问题。因此双方的斗智就围绕着这个基本矛盾展开。
聪明的曹操一开始就发现了自己的军队不习水战的弱点,采用了果断的措施来加以弥补,这就是大胆起用荆州降将蔡瑁和张允任水军都督,加紧训练水军。曹操一向多疑,一般情况下是绝不会任用降将来担任军中重要职务的,可见他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周瑜在前线视察中发现了曹军的水寨深得水军之妙,大吃一惊,了解情况后便决心设计要除掉蔡瑁和张允,以破坏曹操训练水军的计划。这就有了“反间计”的产生。第45回写“群英会蒋干中计”,虽然小说是用从容闲暇之笔写出的,内容也只是老朋友见面时的宴饮和抵足而眠,但因为有关系到战争胜败全局的曹操水军训练是否能获得成功作为背景,读来便具有惊心动魄之感。结果蒋干中计,曹操竟相信了蔡瑁张允通敌,误杀了这两位新任命而训练水军卓有成效的水军都督,在军事上遭受重大损失。对曹操来说,刚刚开始转入主动的战局一下子又陷入了极大的被动。“反间计”是一次斗智,一次谋略的较量,在这次较量中曹操输了重要的一着。
    接着第46回的前半部分,又穿插进一段诸葛亮草船借箭的描写。这是写诸葛亮和周瑜之间的矛盾。当周瑜发现诸葛亮比自己更聪明、更有才能时,便不顾战争胜败的大局,要设计除掉诸葛亮,令他在十日之内赶造出十万枝箭,完不成任务就要以军法处置。聪明的诸葛亮识破了周瑜的阴谋,于是将计就计,不仅接受了这一任务,而且还把交箭的时间提前为三天,并立下军令状:“三日不办,甘当重罚”。诸葛亮以他的天文知识,预见到第三天将有一场大雾,这才有这一出人意外的惊人之举。这本来是对付周瑜企图杀害自己的阴谋的,而结果却又使曹操损失了水战中非常重要的十几万枝箭,使他处于更加被动的地位。这段描写,表现了作者在战争描写中,善于把握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关系,在抓住主要矛盾的同时,也不忘次要矛盾;而写次要矛盾,又紧紧围绕着主要矛盾来进行,并不显得多余和枝蔓,结果是推进了主要矛盾,使战争的发展进程既集中而又显得丰富多彩。
    再接下去,写周瑜和诸葛亮两人不约而同地制定了对付曹军的火攻计(两人同时将一个“火”字写在手掌之中)。火烧战船,这是赤壁之战中的中心谋略,曹军的最后失败就在于被盟军用火烧了赤壁之下连在一起的战船。为了火攻计的实施,又引出了苦肉计--周瑜打黄盖、阚泽下书等一系列斗智、斗勇,惊心动魄的情节;最后是庞统授连环计,让曹操用铁链将他的战船连结在一起,好让东吴一把火将其全部烧光。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写曹操的机智,如一开始就发现并及时地解决军队不习水战的问题,重视训练水军;阚泽下书时一下子就识破了诈降的诡计,给阚泽以极大的压力等等。但另一方面,也写出了他一系列的失误,如两次派庸碌无能的蒋干过江,促成了对方反间计和连环计的实现;派蔡中、蔡和诈降,促成了对方苦肉计的实现,等等。
    除此而外,作者还将曹操和周瑜对比起来,描写决战前夕双方统帅不同的精神面貌。庞统授连环计成功,曹操已经危在旦夕,可是却没有丝毫察觉,相反还轻敌麻痹,盲目骄傲。这就是第48回,在一片“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气氛之下,作者以从容闲暇之笔,插写了一段“宴长江曹操赋诗”的情节。《三国演义》很少写景的文字,但这里有一段描写长江月下景色的文字,却十分精彩:“天色向晚,东山月上,皎皎如同白日。长江一带,如横素练。”曹操见山色如画,“四顾空阔,心中欢喜”,竟对自己的事业陶醉起来,对部下口出狂言:“吾自起义兵以来,……誓愿扫清四海,削平天下,所未得者江南也。今吾有百万雄师,更赖诸公用命,何患不成功耶?收服江南之后,天下无事,与诸公共享富贵,以乐太平。”而且还指遥南岸,嘲笑即将取胜的敌手说:“周瑜、鲁肃,不识天时。今幸有投降之人(指阚泽下书,黄盖诈降),为彼心腹之患,此天助吾也。“又指夏口说:“刘备、诸葛亮:汝不料蝼蚁之力,欲撼泰山,何其愚耶!”继而乘酒兴横槊赋诗,并刺死对他进行规劝的刘馥。这段情节写得好,好在它似乎旁枝侧出,实际却紧紧地和主要矛盾相结合,并且有力地促进了主要矛盾的发展,好在它似闲笔而非闲笔,似松而实紧,从容不迫地将情节推向高潮。轻敌麻痺,狂妄自大,是曹操由强转弱,由主动转入被动,并导致最后遭到惨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与此相反,周瑜胜券在握,却精细谨慎,毫不懈怠。他在决战前夕,亲自登上山顶,视察敌阵,因阵风卷起军旗从脸上拂过,而猛然悟出如果开战时没有东风,火攻计不但将全部落空,而且还有烧及自己的危险,因而急得大叫一声,“口吐鲜血”,“不省人事”。 在读者的心情又一次紧张之时,这才引出诸葛亮借东风的情节。《三国演义》很少细节描写,但这一细节却写得十分精彩。这段穿插,也并不是单纯为了追求情节的曲折紧张,而是为了跟曹操横槊赋诗的轻敌麻痺思想形成对比,表现周瑜即使在胜利在望的大好形势下,仍然那样谨慎精细,毫不懈怠,连那样极易被忽视的问题都这样重视。你看,一个盲目骄傲,粗心大意;一个行事谨慎,临阵精细。单是双方精神状态的对比,谁胜谁败的结局就已经十分清楚了。
经过以上波澜层迭、曲曲折折的描写,已经多方面、多层次地写出了双方强弱优劣的转化过程,因而到“三江口周瑜纵火”,战斗正式打响时,这场战争就已经写得差不多,而无须作者多费笔墨了。
    由上面的分析至少可以看出两点:第一,三大战役有其相同的一面,如前所说就是:都是以弱对强,在战争中都用了火攻,战争的过程都发生了强弱的转化,而最后都是以弱胜强。但又是同中有异,每个战役的具体矛盾不同:官渡之战的主要矛盾在粮草,火烧的是粮库;彝陵之战的主要矛盾是军队的劳逸问题,火烧的是七百里军营;而赤壁之战的主要矛盾,是北军不习水战,火烧的是战船。而且由主要矛盾引出的指挥员的有关活动也是各不相同的。第二,《三国演义》所描写的三大战役,尤其是赤壁之战中,真实生动地揭示出战争的客观规律,因而具有普遍的意义。这是《三国演义》战争描写的高明之处,也是《三国演义》战争描写的深刻之处。同中见异,说明《三国演义》战争描写的丰富性,不是千篇一律;写出了客观规律,说明《三国演义》的战争描写的深刻性,其中所揭示的内容,与以科学总结战争客观规律著名的《孙子兵法》是完全相符的。如:知已知彼,百战不殆;兵不厌诈;以已之长,攻敌之短;骄兵必败等等。这些,即使在今天进行战争也还是有参考价值的,对我们处理其他事务也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三国演义》的战争描写,还有更为丰富复杂的一面。符合和体现兵法是一个方面,在战争的斗智中,有时还有有意违背兵法,或者说是对兵法灵活运用的另一面。这同样表现了战争指导者的高度智慧。
    比如兵法上说:“虚则实之,实则虚之。”这是一般规律。就是说在设下埋伏的时候,要迷惑敌人,让他误以为没有埋伏,放心地走进你设置好的口袋;相反,在没有埋伏的时候,又要让敌人误以为有埋伏,让他不敢过来,或改走另一条道,以此来调动敌人,保全自己。但在特殊的情况下,聪明的指挥员有时会反其道而行之。在赤壁之战中,曹操败走华容道,诸葛亮对关羽作了阻击的布署,让关羽埋伏于道路的两旁,却这样吩咐关羽:“可于华容小路高山之处,堆积柴草,放起一把火烟,引曹操来。”这就是反用兵法之道,即实则实之。明明告诉敌人这里有埋伏,不是很笨吗?诸葛亮的聪明就表现在他深知曹操是一个机警而精通兵法的人,他判定曹操一定会以虚则实之的兵法常理来判断,以为是对方虚张声势,这就上了诸葛亮的大当。与此相似而又相反,空城计(第95回)却是以虚则虚之而取得了险胜。关键都在于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对策。诸葛亮用兵也是有失误的,这回书中写他派无知而又自以为是的马谡去守街亭,结果街亭失守,造成了军事上的巨大损失。诸葛亮不得已而退兵西城县,曹魏方面新起用的平西都督司马懿率大军十一万向西城进发。此时诸葛亮身边并无大将,只有一班文官,所领五千军已分出一半先运粮草去了,城中只有二千五百余人,形势十分危险。这时诸葛亮命令将军旗尽藏,不准高声说话,大开城门,每门上用二十名军士,扮做百姓,打扫街道,自己则披鹤氅、戴纶巾,引二小僮携琴一张,于城楼上凭栏而望,焚香操琴。诸葛亮让司马懿进城,司马懿反而不敢贸然引军进城,犹豫一阵后退兵走了。诸葛亮这次当然是弄险,但空城计之所以能获得成功,主要就在于他对自己的对手司马懿有深入的了解。如果对手不是深知兵法而又对诸葛亮一生谨慎行事十分了解的老谋深算的司马懿,而换成是勇猛无比、头脑简单的张飞,既然城门大开,那就长驱直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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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傅光明
主讲人:郭英德

 

主持人:毛泽东在咏北戴河的一首《浪淘沙》里,提到曹操北征乌桓时有这样一句:“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那是何等豪迈的曹操,与民间所传的那个“大白脸”的大奸臣差得多远啊。难怪郭沫若和历史学家剪伯赞先生,都专门写文章,要替曹操翻案,恢复历史名誉。还是借《三国志演义》名士许邵对评价曹操的那句话:“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为奸雄势智谋过人,而且还得精通权术。奸雄的一面郭教授在上一讲里已经讲了,请他接着给我们讲讲《曹操的王者气质、政治智慧和枭雄性格》。

 

作为千古一奸雄,在《三国志演义》小说里的曹操形象身上,不仅富有一般奸雄所共有的恶性膨胀的贪欲和权势欲,而且还秉赋了一些一般奸雄所未尝有的过人的智谋、高超的权术和强悍的性格。

 

曹操与袁绍起兵抗董卓时,袁绍问他:“若事不辑,方面何所可据?”曹操反问道:“足下意欲若何?”袁绍说:“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沙漠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曹操则说:“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33回)这里表现出曹操与袁绍的一个根本性的差异:袁绍崇尚武力,而曹操相信智力。而郭嘉论袁绍的“十败”与曹操的“十胜”,更是全面地说明了二者的区别——在道、义、治、度、谋、德、仁、明、文、武等十个方面,曹操都胜于袁绍。(18回)这里表现的不仅仅是郭嘉的智慧,而是人民的智慧,是人民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得出的智慧。

 

郭嘉所说的曹操“十胜”可以归纳为三个主要的方面:第一是知人善任的王者气质;第二是深谋远虑的政治智慧;第三是刚猛果敢的枭雄性格。这三个方面,在小说里都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的描写。

 

首先,我们谈谈曹操知人善任的王者气质。

 

汉末时期,天下板荡,群雄逐鹿,人才之争是第一要务。在这一方面,刘备觉醒得最晚。刘备从顽童时起就做着皇帝梦,可是当曹操、孙权已成大气候时,刘备依然惶惶然地奔波于各路诸侯之间,无立锥之地,其主要原因,司马徽一语道破:“盖因将军左右不得其人耳。”(35回)的确,刘备为他的人才观念的滞后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所以他像“困龙”一样长期干涸而不得入水。司马徽的警示让刘备幡然憬悟,于是才有了“三顾茅庐”的故事。但诸葛亮的出山,并没有形成一个人才相互推举、多元互补、优化组合的良性特环态势,于是蜀国一方常常有人才匮乏、捉襟见肘的忧虑。

 

而曹操则始终以惟才是举、知人善任著称于世。李贽说:“老瞒每见人才,便思收拾,如徐晃等无一放过,只此便是伯王之本。”“文若(荀彧的字)的有计策,老瞒亦能用之,所以成大业也。”(《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第16回总评及眉批)“只一庞德,孟德多方得之,如何不干得成事业?”(同上第67回总评)毛宗岗《读三国法》说:“历稽载籍,奸雄接踵,而智足以揽人才而欺天下者,莫如曹操。”


曹操在兖州时,便招贤纳士,文有荀彧、荀攸、程昱、郭嘉、刘晔、满宠、吕虔、毛玠等,武有于禁、典韦等。这些文武人才一直追随曹操,成为曹操南征北战的功臣。无论是武将还是谋士,只要为曹操效力,总能得到物质、荣誉、地位等方面的奖励。如曹操与张绣大战时,典韦为了掩护曹操,死拒寨门,最后中箭中枪而死。曹操亲自为他祭奠,痛哭着对诸将说:“吾折长子、爱侄,俱无深痛,独号泣典韦也!”回到许都,又立祀祭奠典韦,封其子典满为中郎,收养在府。事隔一年,行军途中,经过典韦死难之地,曹操忽然在马上放声大哭,下令屯住军马,大设祭筵,吊奠典韦亡魂,亲自拈香哭拜,三军无不感叹。毛宗岗评道:“哭一既死之典韦,而凡未死之典韦,无不感激”。曹操如此重情重义,谋臣武将怎能不肝脑涂地,以死相报呢?

 

曹操不仅慧眼识英才,而且想方设法笼络人才。在会盟讨董卓时,袁绍、袁术兄弟瞧不起官职卑微的县令刘备和他的手下小卒关羽、张飞,而曹操却对三人格外青睐,力主派关羽打败董卓部下勇将华雄,并得与刘备三人共破吕布。而曹操礼遇关羽的故事,更是脍炙人口。小说用了四回篇幅,从屯土山约三事写到古城会,细致地描写了曹操对关羽的礼遇,其高潮是为关羽送行。曹操得知关羽不辞而去的消息,先是“大惊”,但很快镇定下来,明智、通达、干脆利落地处理了这一事件。他首先赞赏关羽之行,对关羽离去,曹操的部下皆忿忿不平,有的主张追而杀之,而曹操却力排众议,再三称道关羽:“事主不忘其本,乃天下之义士”;“来去明白,乃天下之丈夫”;“千金不可易其志,……此等之人,吾甚敬之”。这些话,既表彰了关羽,又激励了部属,十分机敏得体。其次,曹操仍然极力笼络关羽之心,亲自为他送行。关羽表示:“久感丞相大恩,微劳不足补报。异日萍水相逢,别当酬之。”(毛本有删改)最后曹操还成全关羽之志,赠别之后,曹操又三番委派专使,通令沿途关卡不得刁难关羽一行。他何以对关羽如此周到呢?其实质在于“取信于天下”。当日屯土山关羽约三事,其三便是“但知刘皇叔去向,不管千里万里,便当辞去”,所以这时曹操说:“吾昔已许之,岂可失信!彼各为其主,勿追也。”嘉靖本于此处引诗评曰:“为爱英雄越古今,三番遣使意何深。应非孟德施奸狡,正是捞笼天下心。”(《云长擂鼓斩蔡阳》,毛本已删)李贽评道:“云长胆大,孟德量大,真都是英雄。”(27回眉批)裴松之《三国志注》说:“曹公知公不留,而心嘉其志,去不遣追,以成其义。自非有王霸之度,孰能至于此乎?斯实曹公之休美。”(毛本已删)义释关云长,纠结着多种功利因素:对关羽将才武功的器重,对其离去的无奈,和顺水推舟卖送人情的乖巧,以关羽之义激励将士以及借之提高声望等等。曹操威镇中原、位极人臣以后,考虑问题的着眼点,不拘泥于一人一将之得失,而在于赢得天下舆论的同情,以吸引一大批真正理解并忠于自己事业的将士,厚遇关羽的故事就展现了这种政治胸襟。

 

曹操举才“不念旧恶”的故事,在小说中屡见不鲜。正如张绣谋士贾诩所说的:“曹公王霸之志,必释私怨,以明德于四海。”如破袁绍后,发现了“许都及曹军中诸人”与袁绍“暗通之书”,谋士建议“逐一点对姓名,收而杀之”,曹操却说:“当绍之强,孤亦不能自保,况他人乎?”于是“尽将书焚之,遂不再问”。这种做法是从汉光武帝那里学来的。曹操认为:“吾恩遇之,虽有异心,亦可变矣。”宽大为怀,促使转化。毛宗岗评道:“光武焚书以安反侧,是恕之于人心既定之后;曹操焚书以靖众疑,是忍之于人心未定之时。一则有度量,一则有权谋。其事同,而其所以用心不同也。帝王有帝王气象,奸雄有奸雄心事。”(毛本30回总批)又如袁谭死后,王修无视曹操的禁令,前往哭尸,曹操不但不怒不恼,反而视王修为“义士”,“礼修为上宾”。攻占汉中后,“念张鲁封仓库之心,重重相待,封鲁为镇南将军”。

 

所有这些,都表现出曹操用人的气度和肚量,但也不乏权谋与机诈。如刘表的手下蔡瑁、张允卖主求荣,曹操加封蔡瑁为镇南侯、水军大都督,张允为助顺侯、水军副都督。荀攸对曹操说:“蔡瑁、张允乃谄佞之徒,主公何遂加以如此显爵,更教都督水军乎?”曹操笑着说:“吾岂不识人!止因吾所领北地之众,不习水战,故且权用此二人。待成事之后,别有理会。”(41回)又如曹操欲派兵到樊城救援,抗击关羽,马超降将庞德毛遂自荐,愿为先锋,曹操于是加庞德为征西都先锋。于禁对此有所顾虑,曹操就当面质问庞德:“孤本无猜疑,但今马超现在西川,汝兄庞柔亦在西川,俱佐刘备。孤纵不疑,奈众口何?”庞德当面表达对曹操忠心不二,而且特地造一棺材,表示欲与关羽决一死战。要不是于禁从中作便,庞德几乎杀了关羽。(74回)

 

在魏、蜀、吴三方中,曹魏一方的人才最盛,而且有源源不断的态势。对曹操“智足以揽人才而欺天下”的行为,毛宗岗评道:“不杀陈琳而爱其才,则有似乎宽;不追关公以全其忠,则有似乎义。王敦不能用郭璞,而操之得士过之;桓温不能识王猛,而操之知人过之。”(《读三国志法》)曹操一方的人才储备,甚至为后来魏晋的一统天下奠定了基础。

的确,知人善任是政治领袖成功的秘诀。与曹操相同,自孙策临终授印起,孙权就以一个知人善任、具有宽宏度量的君主面目出现。孙策遗嘱说:“若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吾弟胜我十倍,江东必然不失。”(29回)

 

孙权继承父兄基业时不满二十岁,第一件事就是提拔周瑜为帅。当他向周瑜讨教守业之策时,周瑜的回答字字千钧:“自古得人者昌,失人者亡。为今之计,须求高明远见之人为辅,然后江东可定。”于是周瑜推荐了临淮义士鲁肃,鲁肃一见孙权,就把他当作“可以为尧、舜”之主。而“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的战略性决策,正是鲁肃送给孙权的见面礼。鲁肃又推荐了博学多才的诸葛谨。此后,孙权在广纳贤才方面一发不可收拾,很快在自己周围集中了一批治国安邦的谋臣和武将。他开办宾馆,由顾雍、张紘负责接纳四方宾客。连年以来,你我相荐,文得阚泽、严峻、薛综、程秉等,武得吕蒙、陆逊、徐盛、潘璋、丁奉等,一时人才云集,“文武诸人,共相辅佐,由此江东称得人之盛”,雄视魏、蜀。

 

如果说刘备的魅力主要是道德魅力,曹操的魅力主要是才智魅力,那么孙权的魅力则主要是人格魅力,他对人磊落坦诚,与曹操的权诈、刘备的伪善判然而别。孙权能做到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毫不苟且。他先后重用周瑜、鲁肃、吕蒙、陆逊。如刘备兴师为关羽报仇,诸葛谨请命出使蜀汉讲和,孙权大喜应允。张昭担心地说:“诸葛子瑜见蜀兵势大,故假以请和为辞,欲北吴入蜀。此去必不回矣。”而孙权却胸有成竹地说:“孤与子瑜,有生死不易之盟。孤不负子瑜,子瑜亦不负孤。昔子瑜在柴桑时,孔明来吴,孤欲使子瑜留之。子瑜曰:‘弟已事玄德,义无二心;弟之不留,犹谨之不往。’其言足贯神明。今日岂肯降蜀乎?孤与子瑜可谓神交,非外言所得间也。果然,说话间,忽报诸葛谨回来了。由此可见其知人之明。又如孙权重用陆逊,受到许多人反对,他的信任仍然是坚定不移的,最后西破刘备七十万军队于夷陵,又多次北拒曹兵。曹操率兵下江南,看到孙权在濡须口的水军阵容后,曹操说:“生子当如孙仲谋!若刘景升儿子,豚犬耳!”(61回)《三国演义》108回有诗称道:“紫髯碧眼号英雄,能使臣僚肯尽忠。二十四年兴大业,龙盘虎踞在江东。”
其次,我们谈谈曹操深谋远虑的政治智慧。

 

曹操早就看出刘备是英雄,是“人中之龙”。在小说中,刘备先后两次投奔曹操,都不过是“勉从虎穴暂栖身”的权宜之计,曹操则自始至终以诚相待,恩礼并加,并允许其来去自由。当刘备在诸侯角逐中尚无立足之地,被吕布打败暂时投靠曹操时,曹操就预见刘备为当今天下之英雄(16回)。刘备第一次投曹操时,曹操的谋士就力主翦除刘备,以绝后患,但当即被曹操断然拒绝。他说:“方今正用英雄之际,不可杀一人而失天下人之心”,不可做“除一人之患,以阻四海之望”的蠢事。他待刘备“以上宾之礼”,表荐他为豫州牧(《曹操兴兵击张绣》)。这充分表现出曹操的深谋远虑。

 

不久,刘备再次被吕布所困,失城池,散二弟,陷老小,不胜狼狈,复来投奔曹操。曹操一如既往,热诚接待。平定吕布后,又引他觐见献帝,拜左将军之职,封宜亭侯。此时,一班谋臣无不为曹操担忧,并提醒他说:如今皇帝认刘备为叔,这等局面恐“于主公无益”。曹操则大度地回答:“玄德与吾结为昆仲,安能外向耶?”依旧与刘备“出则同舆,坐则同席,美食相分,恩若兄弟。”(《曹孟德许田射鹿》,毛本删改为“彼既为皇叔,吾以天子诏令令之,彼愈不敢不服矣。况吾留彼在许都,名虽近君,实在吾掌握之内,吾何惧哉!”)


曹操青梅煮酒论英雄,刘备学圃行韬晦之计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时期。“青梅煮酒论英雄”(21回),固然是曹操试探刘备的计谋,但也表现出他对英雄人物的评价和见解。他认为英雄如龙,“龙能大能小,能升能隐:大则兴云吐雾,小则隐介藏形;升则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方今春生,龙乘时变化,犹人得志而纵横四海。龙之为物,可比世之英雄。”如果不是胸有城府、恢宏大度的英雄人物,对英雄与时势是不会体验得这样深切的。他一一否定了那些貌似强大的诸侯,如袁术、袁绍、刘璋、刘表、张绣、张鲁、韩遂等,分析了他们的弱点和特点,独对当时身处逆境,尚未能施展其英雄作为的刘备,却视为当今之英雄,这不能不令人赞赏他眼光之敏锐。


之后,刘备借截击袁术之机,取得兵权,叛离曹操而去,曹操也不深加追究,只是笑了笑说:“彼既去矣,若再追,恐成怨矣。”干脆了事大吉(《关云长袭斩车胄》,毛本已删)。曹操这种宽宏豁达的气度,怎能不赢得部属的拥戴和舆论的同情?正如程昱所说的:“主公有王霸之才,某等皆不及也。”

 

细心的读者不能看出,曹操手下虽然人才济济,但却很少有文武兼备的“全能选手”,而多是侧重某一方面的“单项选手”。出谋划策的有荀彧、郭嘉、程昱、贾诩、荀攸等,冲锋陷阵的有张辽、乐进、于禁、徐晃、夏侯惇,但却缺少像诸葛亮、周瑜那样独当一面的全才。曹操方面唯一的“全能冠军”,就是曹操本人。在很多时候,曹操都是用计、带兵“一手包”。比如“乌巢动粮”,张辽提醒他防止袁绍乘虚来袭,他笑道:“吾已筹之熟矣。”便教左右埋下伏兵,自领诸将居中,向乌巢进发,结果粉碎了袁绍的偷袭。又如赤壁之战,在第一线作战的实际上是周瑜、诸葛亮和曹操,而不是孙权、刘备和曹操。在平定袁术、袁绍、吕布、张绣、马超等战役中,小说都充分描写了曹操高超过人的政治智谋和傲视群雄的军事才能,这是孙权、刘备自愧不如的。所以毛宗岗在59回总评中说:“孙权之兵事决于大都督,刘备之兵事决于军师,而惟曹操则自揽其权,而独运其谋。虽有众谋士以赞之,而裁断出诸臣之上,又非刘备、孙权比也。观其每运一计,其始心为众将之所未知,其后乃为众将之所叹服。唐太宗题其墓曰:‘一将之智有余’,良然,良然。”

 

尤其是平袁绍的官渡之战。这一战,在《三国志"武帝纪》中不满600字,在《三国志平话》无此事,而《三国演义》小说却洋洋洒洒写了6000余字。曹操“以至弱当至强”,以粮草不足的7万人摧毁了袁绍粮草充足的70万人。袁绍刚腹自用,拒不采纳谋士的正确意见,最后兵败将亡,众叛亲离。曹操虚怀若谷,不耻下问,择善而从,灵活机变,摸清了袁绍的虚实,亲领精兵,昼夜兼程,奇袭对方的粮草辎重,最后一举挫败强敌。

 

在官渡之战中,“许攸问粮”的故事,可以看出曹操的机警和诡谲。曹操在深夜听到少年好友许攸从袁绍营中来投,十分高兴,连鞋都来不及穿,“跣足出迎,遥见许攸,抚掌欢笑,携手共入,操先拜于地。”当曹操问及有何策略可破袁绍时,许攸问道:“公今军粮有几何?”操曰:“可支一年。”攸笑曰:“恐未必。”操曰:“有半年耳。”攸拂袖而起,趋步出帐曰:“吾以诚相投,而公见欺如是,岂吾所望哉!”操挽留曰:“子远勿嗔,尚容实诉:军中粮实可支三月耳。”攸笑曰:“世人皆言孟德奸雄,今果然也。”操亦笑曰:“岂不闻‘兵不厌诈’?”遂附耳低言曰:“军中止有此月之粮。”攸大声曰:“休瞒我,粮已尽矣!”操愕然曰:“何以知之?”攸乃出操与荀彧之书以示之曰:“此书何人所写?”操惊问曰:“何处得之?”攸以获使之事相告。

 

曹操为什么会杀杨修?有人认为是曹操忌才。理由是小说中写了这么几件事:

 

曹操建一所花园,竣工后去视察,不置褒贬,只在门上写了一个“活”字。别人都不解其意,杨修说:“门”内一个“活”字,是“阔”字,说明丞相嫌门修得太阔了。手下人将门重新改造后,请曹操来验收。曹操见了,心里高兴,一问知道是杨修解的字,表面上大加称赞,心里却很嫉恨。

 

又有一次,塞北进贡一合酥,曹操在盒子上题了“一合酥”三个字,放在案头。杨修看到了,就与大伙儿一起分吃了。曹操问他,他说:盒子上写着“一人一口酥”,我们怎敢违背丞相的命令呢?曹操虽然笑了,但心里却很讨厌他。

 

又有一次,曹操午睡,被子掉到地上,一侍卫连忙帮他盖好。曹操跳起来拔剑便把侍卫杀了,然后上床继续睡。起床后装作吃惊的样子问:是谁杀了我的侍卫?众人告诉他实情,他痛哭流涕,下令厚葬侍卫。临葬时,杨修指着侍卫的尸体叹道:“丞相非在梦中,君乃在梦中耳!”曹操知道后,更加痛恨杨修。

 

终于有一天,曹操抓住了杨修的把柄。当时曹操与蜀兵相持日久,进退两难,心中犹豫不决。正好疱官进鸡汤,曹操见碗中有鸡肋,有感于怀。这时夏侯惇入帐请示夜间口号,曹操随口说:“鸡肋!鸡肋!”杨修见传“鸡肋”二字为口号,便教随行军士收拾行李,准备归程。夏侯惇闻知大惊,请杨修至营中问原因,杨修说:“鸡肋者,食之无肉,弃之有味。今进不能胜,退恐人笑,在此无益,不如早归。来日魏王心班师矣。”于是夏侯惇也命人收拾行装。当天夜里,曹操心乱如麻,睡不着觉,绕寨私行,见军士们都在收拾行装,匆忙召见夏侯惇,知道是杨修的主意。曹操大怒说:“汝怎敢造言,乱我军心!”便将杨修杀了。

 

其实,曹操杀杨修,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杨修辅助曹植。曹操原本想立三子曹植为世子,因为谋臣的劝阻而举棋不定。因为袁绍就因为立幼子,而遭致内哄,这是曹操的前车之鉴。而曹植爱杨修之才,常与谈论,终夜不息。杨修也常常在幕后献策,帮助曹植对抗曹丕,赢取曹操的宠爱,而且屡屡奏效。如曹操想试两个儿子的才干,命令他们各出邺城门,却在暗中吩咐门吏不放他们出去。曹丕先到城门,见门吏阻拦,只得退回。曹植听说后,请教杨修,杨修说:“君奉王命而出,如有阻当者,竟斩之可也。”曹植照此办理,得到曹操的夸奖。但听说是杨修教的,曹操大怒,也因此不喜欢杨修。显然“杨修之死”的故事,在曹操“忌才”的表象之内,隐藏着的是一种深沉的政治考虑:一方面是对儿子网罗人才、结党营私的警惕,另一方面也是为曹丕接班,扫除障碍。

 

第三,我们谈谈曹操刚猛果敢的枭雄性格。

 

曹操讲究赏罚分明。例如,淯水兵败后,夏侯惇部下乘乱掳掠,受到于禁严厉制裁,被制裁者不满,反诬于禁造反。于禁受诬,并不剖白,“分辩事小,退敌事大”,全力整兵坚垒,迎击张绣,义无反顾,这等胸怀举止,使曹操大为动容。战后,当即表彰他说:“淯水之难,吾甚狼狈。将军在乱中,能整兵讨暴坚垒,有不可动之节,虽古之名将,何以加之?”赐他金器一对,封益寿亭侯,同时“责夏侯惇治军不严之过”(《曹操兴兵击张绣》)。博望兵败后,得知于禁曾提出过较为切实的作战方针,只是由于夏侯惇一意孤行而致败,于是又一次厚赏于禁(《献荆州粲说刘琮》)。李贽评道:“战败赏人,此等举动,他人莫及。”

 

徐晃挫败关羽后,曹操重赏三军,遍观徐晃所战之地,大喜而赞曰:“孤军兵三十余年,不能及也。”(毛本已删)“徐晃之功,逾于孙武穰苴矣!”“徐公明真有周亚夫之英风矣。”(《关云长大战徐晃》)

曹操惩处违纪者,毫不容惜,亲眷子侄,亦不例外。爱子曹彰将率部出征,曹操郑重告诫他说:“居家为父子,受事为君臣。动有王法,尔可戒之。”堂兄弟曹洪,“年幼躁暴”,不听劝谏,失掉战略要地,曹操大怒,“喝斩之”。虽经两班文武跪地请免,也判了个死缓,“待日后有功准罪,无功诛之”(《马超兴兵取潼关》)。

 

建安三年夏四月,曹军出兵讨伐张绣。行军途中,看见一路上麦子已熟,农民因战乱逃亡,不敢刈麦。曹操使人远近遍谕村人父老,及各处守境官吏:“大小将校,凡过麦田,但有践踏者,并皆斩首。”不料,曹操战马受惊,无意中践踏麦田,曹操叫主簿拟议自己践踏麦田之罪,说:“吾自制法,吾自犯法,何以服众乎?”坚持以割发自惩的方式,维护法令的尊严。这一“割发权代首”的效果,使得“三军悚然,无不懔遵军令”。罗贯中肯定此举,说:“史官曰:此乃曹操能用心术耳。”毛宗岗评道:“拔刀割发权代首,方见曹瞒诈术深。”“曹操一生,无所不用其借:借天子以命诸侯,又借诸侯以攻诸侯。至于欲安军心,则他人之头亦可借(指杀粮官王垕);欲申军令,则自己之发亦可借。借之谋愈奇,借之术愈幻,是千古第一奸雄。”(毛本17回总批)

 

曹操性格刚猛果敢,有时就不免于残忍。当孔融向曹操推荐祢衡时,事先声明:此人“不能容物,出语伤人”,“几番欲荐于丞相,诚恐冒渎”(毛本已删)。尽管如此,他当众侮辱了曹操,曹操也并没有杀他。李白“魏武营八极,蚁视一祢衡”的诗句,切合曹操当时的心理:他对祢衡轻蔑到不屑于直接杀他的地步。

 

曹操的玩弄权术,奸邪诡诈,灵活机变,这是曹操性格中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玩弄权术,是一切统治者不可短缺的政治手段。如袁术占据淮南称帝,曹操30万大军与之对阵,军中缺粮,一时无法解决。曹操先是叫管粮官王垕逐日克扣军粮,以救燃眉之急。及至军队生怨,曹操知道军粮快要运到,于是出尔反尔,一刀把王垕的脑袋割下,向全军宣布王垕克扣军粮的罪状,以稳定军心。(《曹操会兵击袁术》)从道义上说,这一行为卑鄙丑恶,毛宗岗批曰:“纯用霸术”(17回)。但罗贯中却说:“虽然妄杀一人,却瞒三十万人免致失散,此曹公能哉,而用诈谋也。”

 

耿纪、韦晃在许都作乱,失败后,夏侯惇将百官解赴邺郡。曹操在教场上立红旗于左,白旗于或,下令说:“耿纪、韦晃等造反,放火焚许都,汝等亦有出救火者,亦有闭门不出者。如曾救火者,可立于红旗下;如不曾救火者,可立于白旗下。”众官自想救火者必无罪,于是有三分之二的人奔立红旗下。曹操教尽拿立于红旗下者,众官各言无罪。曹操说:“汝当时之心,非是救火,实欲助贼耳。”于是杀死300多名官员。而那些立于白旗下的官员,却尽皆赏赐,仍令还许都。(69回)

 

他曾对刘璋的使者张松说:“顺我者生,逆我者死。”极端利己主义的人生哲学,是曹操性格奸诈而又残暴的思想基础。

 

曹操办事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富于进取心;孙权则谨慎稳健,三思后行,更善于守成。

 

曹操喜怒皆形于色,哭袁绍,赤壁战败后他的哭和笑。割须弃袍的故事。与刘备“喜怒不形色”形成鲜明对照,曹操喜怒皆形于色。毛宗岗说他:“宜哭反笑,宜笑以哭,奸雄哭笑,与众不同。”(50回)赤壁之战,狼狈逃窜,在途中三次大笑:在乌林之西,“马上仰面大笑不止”,被赵子龙大杀一阵;在葫芦口,“坐于疏林之下,仰面大笑”,被张飞杀得人仰马翻;到华容道,“在马上扬鞭大笑”,关云长横刀立马,出现在他面前。终至逃出后,他忽然“仰天大恸”,“捶胸大哭”,说:“吾哭郭奉孝耳!若奉孝在,决不使吾有此大失也!”说罢又哭道:“哀哉奉孝!痛哉奉孝!惜哉奉孝!”哭得呼天抢地。毛批道:“哭死的与活的看,好甚。”(50回)

 

人总是要死的,即使是叱咤风云的英雄,也无法超越死亡。在弥留之际,有的人一如既往地关心着他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比如诸葛亮。有的人则像普通人一样,徒然眷恋着生活,眷恋着种种温情,牵挂着那些他难以舍弃的亲人,比如曹操。

 

晋人陆机在担任尚书郎时,曾在国家收藏书籍、档案的“秘阁”看到过曹操的遗嘱。这位顶天立地的“乱世奸雄”,临终前居然只关心一些琐屑的日常小事:将其妾杜夫人所生的一对年幼的儿女托付给四个年长的儿子;将平日收藏的名香分赐给诸位侍妾,叮嘱她们闲着时可多做些丝鞋,卖钱自给;将那些歌妓安置在铜雀台上,每月初一、十五,对着灵堂表演歌舞,供死者观赏;自己留下的衣裳,另外收藏。


“无情未必真豪杰”,曹操的遗嘱可作如是观。在历史上,曹操不仅是一位叱咤风云的政治英雄,也是一位慷慨悲歌的诗人才子。他常常以诗人的气质、脱俗的方式对待生活,比如著名的“望梅止渴”、“横槊赋诗”的故事,如此风雅洒脱,无人可及。

 

陆机在《吊魏武帝文》中对曹操的临终遗嘱深致不满,批评说:“雄心摧于弱情,壮图终于哀志;长算屈于短日,远迹顿于促路。”英雄人物竟“堕落”到如此地步,可悲可叹!

 

毛宗岗在《三国演义》的评语中却另作别解。他说:有人见曹操分香卖履的遗命,以为他一生奸伪,临死终于流露了真性情。殊不知这并不是曹操之真,而仍然是曹操之伪;不是至死终见其真,而是至死终见其伪。试问,临终遗命,还有比禅代之事更重要的吗?然而家人婢妾,无不安排周到,而惟独没有一句话涉及禅代之事,这正是要使天下后世认为他没有篡国之心。让子孙蒙受篡国的恶名,自己却巧妙地避开了这个敏感的问题,实际上是想仿效周文王。他的目的无非是要欺瞒天下后世之人。

 

《三国演义》所写的曹操“临终遗命”,除了前面说的几点外,还有“虚设疑冢”,即在彰德府讲武城外,设立疑冢七十二座,让后人无法发掘坟墓。就此,毛宗岗进一步发挥道:曹操平生无真,至死犹假,分香卖履是也;临死无真,死后犹假,疑冢七十二是也。活着的曹操欺人不奇,死了的曹操欺人则奇;一个假曹操欺人不奇,以无数假曹操欺人就奇了。纵观曹操一生,有假无真,人只见得一假曹操,到底不曾认得一真曹操。不独死曹操是假,即活曹操亦是假;假曹操是假,即真曹操亦是假,他的生比死还要假。说穿了,奸雄曹操真是“奸”到骨子里去了。

 

但是,《三国演义》里的曹操绝非目光短浅的宵小之辈,他的“奸伪”决非市井之徒的诡诈,而是与他的野心、气度、识见、才能等溶为一体,闪耀出多层次的斑斓色彩。他的行为虽以权谋为出发点,但是至少表面上符合道德,比如忠君、爱民、赏识和重用人才等。他具有难以遏止的贪欲和权势欲,但又有着非常杰出的政治才能、军事才能。

 

小说78回引了一首后人的《邺中歌》咏叹曹操说:“邺则邺城水漳水,定有异人从此起。雄谋韵事与文心,君臣兄弟而父子。英雄未有俗胸中,出没岂随人眼底?功首罪魁非两人,遗臭流芳本一身。文章有神霸有气,岂能苟尔化为群?横流筑台距太行,气与理势相低昂。安有斯人不作逆,小不为霸大不王?霸王降作儿女鸣,无可奈何中不平。请祷明知非有益,分香未可谓无情。呜呼!古人作事无巨细,寂寞豪华皆有意。书生轻议冢中人,冢中笑尔书生气!”

 

冥飞《古今小说评林》说:“书中写曹操,有使人爱慕处,如刺董卓、赎文姬事也;有使人痛恨处,如杀董妃、弑伏后等事是也;也有使人佩服处,如哭郭嘉、祭典韦以愧励众谋士及众将,借督粮官之头以止军人之讥等事是也。又曹操之机警处、狠毒处、变诈处,均有过人者;即其豪迈处、风雅处,亦有非常人所能及者,盖煮酒论英雄及横槊赋诗等事,皆其独有千古者也。”

 

的确,雄才大略也好,奸诈伪善也好,曹操的身后是非,又岂是后人能说得清、道得明的?

 

主持人:我想,一定是罗贯中把曹操这个人物写得太深入而真实了,才使得我们一提到他的“白脸”奸相,就讨厌得不得了。但经郭教授怎么深入的一分析,会发现曹操还有一点可爱,至少要比刘备实在。目前图书市场有两本假“三国”之名而颇畅销的书,一本《水煮三国》,一本《麻辣三国》,都是教你如何运用三国里的谋略和权术来进行管理和生存。在这里“权术”成了一个中性词。今天听郭教授的演讲,我想我们应有所收益,第一,分析历史上或文学作品里的人物,得下郭教授这样的功夫,把人物反过来掉过去地剖析。第二,对于历史人物,再不能仅仅从今天的道德标准来评判。最后,让我们感谢郭教授的精彩演讲。


         [2004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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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

               史亦小说?小说亦史?(代序)  

  傅光明

 

中国的二十四史中公认成就最高的是前四史,而在《三国志》和裴松之注及大量民间传说积累的素材基础上撰写的《三国志演义》,又与《水浒传》、《西游记》和《红楼梦》并称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但仔细分析,《三国志》中即有文学“演义”的笔法,而《三国志演义》小说又带有“七分实,三分虚”的“史传”色彩。另外,有些“史实”在《三国志》中并没有提到,是裴松之的注中写到的。以我从到文学馆来“纵论三国”的学者身上获知的学问,仅简单举例,《三国志演义》第30回写许攸本是袁绍的谋士,但袁绍不采纳他的建议,他看出袁绍无谋且无能,遂在捉住曹操派出催运粮草的信使以后悄然投奔曹营。许攸先试探着问曹操粮草还能坚持多久,

 

操曰:“可支一年。”攸笑曰:“恐未必。”操曰:“有半年耳。”攸拂袖而起,趋步出帐曰:“子远勿嗔,尚容实诉:军中粮实可支三月耳。”攸笑曰:“世人皆言孟德奸雄,今果然也。”操亦笑曰:“岂不闻‘兵不厌诈’!”遂附耳低言曰:“军中止有此月之粮。”攸大声曰:“休瞒我!粮已尽矣!”操愕然曰:“何以知之?”

 

许攸这才把捉获曹操催粮信使的事说出来。于是就有了曹操乌巢劫粮,大败袁绍于官渡的历史故事。如此生动的对话,刻画出了人物,尤其是曹操鲜活的性格特征。但在晋朝人陈寿的《三国志》里并没有记载此事,而到了宋朝人裴松之的注下,此事则被渲染得历历在目:

 

《曹瞒传》曰:公闻攸来,跣出迎之,抚掌笑曰:“(子卿远)[子远,卿]来,吾事济矣!”既入坐,谓公曰:“袁氏军盛,何以待之?今有几粮乎?”公曰:“尚可支一岁。”攸曰:“无是,更言之!”又曰:“可支半岁。”攸曰:“足下不欲破袁氏邪,何言之不实也!”公曰:“向言戏之耳。其实可一月,为之奈何?”攸曰:“公孤军独守,外无救援而粮谷已尽,此危急之日也。今袁氏辎重有万余乘在故市、乌巢,屯军无严备;今已轻兵袭之,不意而至,燔其积聚,不过三日,袁氏自败也。”

 

显然,罗贯中小说中的此处描写,几乎是在裴注的基础上做了些更形象化的加工。而裴注的写法本身,已经与“演义”的笔法无异。再如,曹操大败袁绍以后,曹操手下搜到许多原许都官员与袁绍的“暗通之书”,《三国志》中只记载着“公收绍书中,得许下及军中人书,皆焚之。”的字样。而罗贯中在小说中,将此细节展开,变成“左右曰:‘可逐一点对姓名,收而杀之。’操曰:‘当绍之强,孤亦不能自保,况他人乎?’遂命尽焚之,更不再问。”一句话便凸显出曹操的胸襟与智谋。


仅把这两处文字拿史书与小说对照来看,一连串环环相扣的疑问浮出水面:第一个疑问,被陈寿在“史书”中“减去”而被裴松之在注里“添加”的这段历史,到底是否史实?第二个疑问,此处的裴注是历史还是小说?第三个接踵而至的疑问,若裴注写的是史,笔法与罗贯中的小说描写有何异?第四个疑问,既然史的写法可以如此,是否小说笔法写史最为可取?因为,看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的读者远比看史书《三国志》的读者多得多。


可小说又毕竟不是历史,尊重历史事实与尊重艺术规律,本身就是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以《三国演义》小说中塑造的周瑜为例,在《三国志》中“性度恢廓,大率为得人,惟与程普不睦。”的周郎,到了罗贯中笔下,为了遵循陪衬诸葛亮的艺术规律,只好让历史上真实的周瑜蒙冤受屈,心胸狭窄竟成了他最主要的性格特点,流行民间的“三国戏”更是将此演到极至。


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关羽的“贪恋美色”。这实在让民间的关公崇拜者脸红。据当时有关的笔记记载,曹操和刘备围攻吕布的时候,吕布曾派手下秦宜禄向曹操求救。关羽听说秦宜禄的妻子标致可人,就对曹操说,如果攻下下邳,能否把秦宜禄的妻子给他。曹操答应了。等快攻下下邳的时候,关羽又向曹操提起此事。这让曹操起了疑心:关羽多次向我提及要秦宜禄的妻子,是不是她确实生得漂亮?于是,曹操就先派人把秦宜禄的妻子找来,一看,果然美若天仙。曹操就没有给关羽,而是自己留下了。关羽极为不爽。据说有一次打猎,他就想把曹操杀掉,是刘备加以阻拦,才罢手。因此,历史的关羽并不像《三国演义》里那么“堂堂正正,凛凛冽冽,皎若青天,明若白日”。


再比如,关羽最为人称道的一次战役——水淹七军,真实的历史实际上是:当时天降大雨,汉水泛滥,淹了曹营的地盘儿。于禁退到一个山坡上,没有退路,被关羽抓住了。并非是关羽有意掘开汉水,而是天假其便。到了小说里,由于突出关羽个人英雄主义的艺术需要,连这个“天功”都算到了他头上。另外,华雄不是关羽斩的,是孙坚斩的;文丑也不是关羽“诛”的,历史的关羽只斩了一个颜良。至于关羽投降曹操,在忠孝唯此为大的封建社会里,对于臣子是罪莫大焉;为了替关羽掩饰,小说家、戏剧家、民间艺人等喜欢人为造神的人,就给关羽寻客观、找理由,说他是为了保护刘备的两个妻子,不能独自突围,终把出发点归到“忠义”上。再虚构地加上跟张辽约法三章:第一,降汉不降曹,我降的是大汉天子,不是曹操;第二,要善待我的嫂子;第三,将来一旦得到哥哥的消息,千里万里我要去寻兄。曹操答应了,才有了关羽的归顺。小说其实是艺术地以掩耳盗铃的手法,极力夸大关羽的优点,并掩饰或美化他的缺点。


可见至少在历史与小说的加减法运用上,罗贯中是陈寿的“敌人”,他将历史的周瑜带入了歧途,不仅使周瑜冤深似海,而且,几乎永无平反昭雪之日;他将关羽塑造成武功盖世、义薄云天的圣人,而绝口不提他贪恋女色的人生“污点”。


这在艺术上当然很容易解释,因为如果尊重史实,即小说按历史本来面貌塑造周瑜、关羽,那诸葛亮和关羽在小说中的艺术形象便要丢分了。因为,凡《三国演义》的读者,更甭说那些受作为戏曲小生形象的周瑜影响的戏迷们,几乎没有人怀疑最后那个戏剧性地被诸葛亮气死的周瑜,就是历史上真实无误的周瑜。另外,在对关公崇拜根深蒂固的百姓眼里,武圣的神话早已经颠扑不破,有谁会相信关羽近女色的“鬼话”。“真史”反而成了“假说”。每当想到我已经接受或被灌输的历史,有可能是这种“假做真时真亦假”的历史,浑身的毛孔便禁不住渗出一层冷汗。


类似这样的例子,《三国演义》里还有不少,学者们在“纵论”时也讲到一些,像历史上“鞭打督邮”的不是张飞,而是刘备;“草船借箭”的不是诸葛亮,而是周瑜;“单刀赴会”的不是关羽,而是孙权;还有诸如关羽到底有没有一个叫关索的儿子,等等,“历史”与“演义”一经对照,便十分有趣。可见,历史与文学也是忠孝两难全了。最重要的一点当然是,《三国志》是晋朝人写的,《三国志》里以文学笔法记载的生动异常的对话,无疑具有口述史流传的性质,同时,里边有意无意间加入“春秋笔法”都是十分正常的。而在小说《三国演义》里,作者“尊刘贬曹”的主观历史态度,又已先入为主地决定了他“春秋”笔力的描写,包括把曹操刻画成奸诈无比的反面人物,把周瑜写成嫉贤妒能的小气鬼,把关羽写成完美无缺的圣人,把诸葛亮写得“多智而近妖”,而这些是仅仅阅读小说《三国演义》所无从知晓的。


也正是基于此,从事了十余年口述史实践与理论研究的我,甚至有时开始相信俄国史学家艾克什穆特在《历史与文学:异化地带?》一文中的斗胆预言:“文学与历史学质上全新的结合将成为下个世纪(指21世纪——按)智力生活的具有标志意义的事件,这种结合将成为科学知识的一种形式,其目的不在于对过去的个别方面进行专题研究,而在于对二者进行艺术综合。……‘极而言之,历史学家的著作将成为一种文学事实,而历史认识则将成为对世界进行审美思考的一种形式。’凡无助于形成艺术的体裁将为历史学家所不取。”“历史学家在与时代对话时,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都不能只考虑阐述自己研究成果的逻辑,也必须考虑阐述这一成果的形式,尤其是当研究者感到有必要与读者分享他在与过去直接交往时产生的那种感受时。”


如此说来,罗贯中无疑已是这类“全新的结合”的先行者之一,并势必由此产生随之而来的症结,即熟悉《三国演义》的读者中,除了许许多多脍炙人口、妇孺皆知的三国故事,很少有人会真正去关心,《三国演义》的正式书名究竟是什么?《三国志演义》的作者真的是罗贯中吗?罗贯中是怎样一个人?他的籍贯在哪里?生活在什么时代?都写过什么作品?他在撰写《三国志演义》时,是不是付出了创造性的劳动?这样的劳动应不应该得到确认并受到尊重?更尤其少年读者,我小时候就这样,手捧着《三国演义》连环画,脑袋里一天到晚盘算的是如何按武艺的本事大小排座次,凡是打打杀杀的段落、画面就有滋有味地反复阅读,废寝忘食,百看不厌,书页都看得发黄卷边了。连神仙般晃悠着羽毛扇的诸葛亮,嫌他碍事儿,几乎都是跳过去,不看。稍微大了一点,才知道成年人管诸葛亮的心眼叫“足智多谋”,他原来是忠贞智慧的化身,“出师未捷身先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充满了浓重的悲剧意味。而且,有许许多多的战争场面是因为有了他才能如此这般的波澜壮阔、惊心动魄、荡气回肠,令人拍案称绝。这当然是罗贯中的艺术功劳;也才慢慢理会,原本代表汉室正统的刘备,虽有“三顾茅庐”的“虚怀若谷”,却并不讨读者喜欢。特别是一想到他作为鼎立三足之一脚的蜀汉江山,最初都是从他自己的刘姓手足那里谋取来的,就更觉得他假仁假义。


常言道,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毫不夸张地说,听学者们在文学馆“纵论”,实在犹如一卷精华在手,省却光阴无数。拿“三国”来说,大学者刘世德开篇就破题:这部书的正式的、准确的、科学的名称,应当是“三国志演义”。为什么呢?这牵涉到对“演义”二字的理解。用今天的话说,“演”就是阐述、表现、介绍、发挥等等的意思,“义”就是书的内容、蕴涵的思想、故事情节等等的意思。“三国志”当然指的就是二十四史当中的陈寿的《三国志》。所谓“三国志演义”,用通俗一点的话说,实际上就是“演《三国志》之义”的意思。所以“志”字是不能缺少的。接下来,罗贯中的小传、籍贯、生卒年及在创作《三国志演义》之外是否还有其他作品传世,娓娓道出。


刘世德讲“水浒”时就打过一个形象的比喻,对我还仿佛在昨:素材好比是做衣服的布料,作品好比是一件漂亮的衣服。布料是一片一片的,零散的。把它们堆在一起,相加起来,并不能成为一件衣服。必须经过裁缝师傅的巧手,零散的布料才能变成漂亮的衣服。布料好比是素材,衣服好比是作品。而那位巧手裁缝就好比是作家。伟大的作品必然是伟大的作家写成的。没有伟大的作家,也就不可能产生伟大的作品。没有一部伟大的作品是“累积”而成的。任何伟大的作品,都是通过天才的头脑、天才的手,创作出来的。而且,这种创作又必然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没有作家的创造性的劳动,就不可能创作出优秀的作品,伟大的作品。


刘世德讲“三国”时又反复如此强调,只为说明一点:像《水浒传》一样,《三国志演义》也是一部优秀的作品,伟大的作品。罗贯中则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三国志演义》通过罗贯中的创造性劳动而呈现在读者的面前。它绝对不是什么“累积性”的作品。好作品,优秀作品,伟大作品,不是靠“累积”就能得出来的。好作品,优秀作品,伟大作品,是靠作家的头脑,作家的手“写”出来的。侯会在他的《从史实传说,到经典演义——罗贯中是如何创作〈三国演义〉》的演讲中,举出大量生动有趣的例子,力挺此说。


“纵论三国”共分成十五讲,各有精彩看点。无论是段启明讲“择主而事的三国谋臣”的文臣谋略,还是张俊论“五虎将”与“曹八将”的武将忠勇,都凸显出三国作为智慧书的灵性。刘世德谈起“三国”复杂的版本问题,真是当行出色,把个枯燥的话题讲得有了生气,而且,以扎实的考据本领,显示出非比寻常的上乘功力。

 

写过小说的周思源,巧妙地从创作的角度来分析,既然《三国演义》的宗旨是“拥刘反曹”,那为什么刘备不是第一主角?周瑜的“冤屈”是罗贯中让他为艺术献身造成的。周先慎将《三国演义》战争描写的特点和成就,精练地概括为六个字:丰富、深刻、生动。“三国”是一部什么书,到底要表现什么呢?段启明总结为八个字:“歌颂仁政,崇尚人谋”,这就是《三国演义》的主题。在他看来,《三国演义》毫无疑问是儒家的。但这里面无疑有道家色彩,比如诸葛亮的外在形象,披着道氅,拿着羽扇,讲八卦,呼风唤雨,再加上隆中的神秘氛围,人物好像就有了道家的味道。这些不过是《三国演义》的艺术手段,把诸葛亮写得飘飘欲仙,只是为突出他的智谋与未卜先知的性格。


但这一切都离不开对人物成功的艺术塑造,以曹操为例,正如郭英德所说,罗贯中在描写曹操奸诈、残忍一面的同时,并没有回避,而是生动地展现了他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另一面。换言之,在作者笔下,曹操虽是一个反面人物,却不失英雄本色。作为英雄本色的突出表现,作者很注意写曹操的雄才大略和政治上的远见卓识。他在与刘备“煮酒论英雄”时,就曾说过:“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可见,是他的王者气质、政治智慧和枭雄性格,造就他成为“古今奸雄中第一奇人”。单就写人物来说,我觉得曹操是《三国演义》中塑造得最复杂、最丰满,也最真实、最可信的一个艺术形象。


听或读高品位的学术演讲,毋宁是求学问道的一条捷径,因为演讲是学者们把书斋学问做到满腹经纶以后的口语化表达,比起令人望而却步、面孔严肃、严守规范的学术书籍,它更深入浅出,更言简意赅,更易于大众接受。当然,演讲录音整理出来也会变成印刷体的方块汉字,但扑面而来的现场感,分明一下子使走出书斋的学问鲜活了起来,连文字都仿佛带上了演讲者的表情似的。尤其是当莅临现场的听众再来捧读时,便宛若又置身其中,耳提面命之下回味起演讲者在彼时彼刻是怎样一个眼神,怎样一个手势,都会觉得十分惬意。我就是这样。


正因为此,主持“在文学馆听讲座”四年多来,我始终觉得,能以文学馆的这块平台,在学者与公众之间搭起一座沟通、互动的桥梁,我也得以结识许多所敬仰的学术前辈,是我的幸运。

 

 

[《纵论〈三国演义〉》,陈建功名誉主编,傅光明主编,

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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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5-09 10:21)
 
5月13日星期天上午9:30—12:00,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多功能厅举办的星期义务演讲——在文学馆听讲座,将请北京大学中文系周先慎教授主讲《〈聊斋志异〉中的人才问题小说》,敬请莅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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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周思源

 

主持人:细心的读者只要拿《三国演义》和《三国志》一对照,就会发现其中一个最大的冤案。《三国志》里那个文韬武略、心胸开阔、英雄豪侠的周瑜,到了《三国演义》里成了心胸狭窄、疾贤妒能的“小气鬼”。接下来,我们欢迎周先生给我们讲《周瑜——〈三国演义〉的最大冤案》。

 

既要尊重历史事实,又要尊重艺术规律

长篇小说毕竟有自己的艺术规律,不能完全服从历史事实,必需在总体上真实的前提下适当虚构,有时候就不得不在人物总体评价不变的情况下对某些重要人物的个性作一些重大改变。这里最典型的就是周瑜。由于诸葛亮是这部小说的第一主人公,诸葛亮前期的主要对立面就是周瑜,为了陪衬诸葛亮,这样周瑜(175——210)就吃亏了。

周瑜字公瑾,瑾和瑜都是美玉。他“有姿貌”,是美男子。他和孙权的哥哥孙策同年,是好友。周瑜协助孙策打下了长江下游和淮河以南的许多地方。本来袁术想用周瑜为将,“瑜观术终无所成”,谢绝了,只要求当个地方官走了。孙策立即任命他为中郎将。<<三国志·吴志·周瑜传>>说“瑜时年二十四,吴中皆呼为周郎。”建安十三年(208 )大破曹军时只有33岁,35岁因病去世。周瑜多才多艺,年青时就精通音乐。只要奏乐有错误,他必定会发现,发现了就一定会加以指点,所以当时有民谣说:“曲有误,周郎顾”(周郎会发现,可以请周郎指点指点)的说法。赤壁之战中诸葛亮出使东吴,说服孙权,联吴抗曹,这个战略起了关键性作用。但是整个战役的指挥者实际上是周瑜。周瑜在说服孙权上起了重要作用,小说中是诸葛亮激将法激的;利用火攻是黄盖提出来的,后来都改成诸葛亮,这些都是出于突出诸葛亮这个主要人物的创作需要。小说中周瑜的性格特点主要是心胸狭窄,特别忌妒诸葛亮。这是小说为了使不同人物性格区别鲜明的创作需要。<<三国志·周瑜传>>说他“性度恢廓,大率为得人,唯与程普不睦。”裴松之注引<<江表传>>说:“普颇以年长,数陵侮瑜。瑜折节容下,终不与校。普后自敬服而亲重之,乃告人曰:‘与周公瑾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时人以其谦让服人如此。”毛宗岗在评点周瑜的忌妒时有几句话讲得非常精彩:“周瑜非忌孔明也,忌玄德也。孔明为玄德所有则忌之,使孔明而为东吴所有则不忌也。观其使诸葛瑾招之之意可见矣。”他说,庞涓忌孙膑是因为他们同事一君之故,所以想杀他,那是为己,是个品质问题。而周瑜想杀孔明是为了国家利益,是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不是品质不好,所以“周瑜真爱孔明之至耳。”(44回)小说过于突出周瑜的气量小,电视剧也基本上是这个路子。当然作为艺术形象气量狭窄的周瑜也是很成功的。在戏曲中周瑜就更加吃亏了。诸葛亮(181__234)在戏曲行当中属于老生,挂髯口;而周瑜属于小生,形象上显得就没有诸葛亮成熟。所以我一直认为周瑜心胸狭窄是<<三国演义>>最大的冤案,不过这是艺术需要,没有办法,不能平反昭雪。

如果说对于周瑜性格的改变是出于人物艺术形象塑造的需要,那么对于赵云年龄等作调整则是出于艺术结构平衡的需要。

<<三国演义>>中有两个艺术形象是按照“完人”来塑造的,文的是诸葛亮,武的就是赵云。常山(今河北省正定南)赵子龙是<<三国演义>>中最得人心的人之一,他武艺超群、品德高尚、稳重多谋,是作为一个儒将的艺术典型和完人来塑造的。他在当阳救甘夫人和阿斗历史上确有其事。他曾以数十骑抗击曹操的大军,被刘备誉为“一身都是胆”(<<三国志·本传裴松之注>>)。在刘备不顾一切意气用事地要发全国之兵伐吴时,赵云一再劝阻,晓以大义,要刘备分清公仇和私仇,一定要“以天下为重”,真是见识过人。92回“赵子龙力斩五将”写到“后人有诗赞曰:‘忆昔常山赵子龙,年登七十建奇功。’”这是刘后主建兴五年(227 年)的事。也就是说70岁时还力斩五将,赵云公元229 年去世时已经72岁了,这是虚构的小说家言,因为那时赵云已经去世多年了。

<<三国志>>和<<三国演义>>都没有明确交代赵云哪年出生,不过我们可以作个简单的考证,推算出他大概出生在什么时候,这样就能确定他70岁还力斩五将是否虚构。赵云首次出场是第七回公孙瓒差一点死于文丑枪下时救他,“一个少年将军,飞马挺枪,直取文丑”,救了公孙瓒。下面的一百多字中连续四次提到他是“少年”。那么这是哪年呢?因为紧接着写到孙坚之死,那是历史上有记载的,是在东汉献帝初平三年(192 )。我们知道古代说的“少年”就是现在的青年。第10回写到马超,说他是“少年将军”,当时马超17岁。古人20岁为“弱冠”,表示成年,“少年”应该是不到20岁。古人寿命普遍很短,比如宋代大文豪苏轼有一首写他在密州打猎的词非常有名,说“老夫聊作少年狂,左牵黄(猎狗),右擎苍(鹰)”。其实那年他才三十九岁。三十九就可以自称老夫了。所以在比苏轼(1037—1101)还早八百多年的赵云的时代,“老夫”和“少年”的年龄还要提前。刘关张桃园三结义时老大刘备二十八岁,而他们都没有被称为“少年”,而是“大汉”(关羽)。因此“少年”赵云也就是十七八岁,大约生于公元174 年前后,他死于229年,所以他没有活到七十二岁,而是55岁左右。不过这在当时已经是高寿的了。到223 年刘备伐吴失败去世时五虎上将中关羽(?—219 )、张飞(?—221)、黄忠(?—220)已经逝世,马超于次年(176—222)也离开人间。从阅读心理来说,人们希望蜀汉还有大将能够辅佐诸葛亮。赵云活着,在全书的结构上能够起某种平衡作用,即蜀汉前期主要人物除了诸葛亮以外还有一位大将赵云在,所以五十多岁的赵云就活到七十多岁。

司马懿(179—251)比诸葛亮还大两岁,是三国时期主要人物中罕见的长寿者。曹操时期任主簿,是个重要幕僚。但当时曹操手下猛将如云,谋士如林,还轮不上他。曹丕(220—226在位)时受到重用,曹睿(227—239在位)时任大将军。后期成为主要人物的原因并非全是韬光养晦,而是创作需要。小说必须有主要矛盾,构成主要矛盾的双方要有一些代表人物,尤其是要有主要代表人物。诸葛亮前期的主要对手是周瑜,后期则为司马懿。所以小说后来写司马懿比较多主要就是这个缘故。

蜀汉最终失败是历史事实,但是以悲剧结尾,是<<三国演义>>的一大成功由于具备诸葛亮、刘关张、赵云等各种优秀人物(领袖型、军师型、猛将型)的蜀汉没有成功,会给人们带来遗憾的同时引发一些思考。曹操之子夺取帝位,但是不久又落入司马氏之手,而东吴一直没有成大气候,所以<<三国演义>>在主题与结构重心上突出蜀汉刘备与诸葛亮,在创作上是明智之举。

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突破了尊刘贬曹的历史局限,让人感到刘备、曹操、孙权都是为统一中国奋斗的英雄豪杰。其实古代也有人早已有这种看法,辛弃疾就说:“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主题影响情节与细节的调整

由于从尊曹抑刘到尊刘贬曹,所以就必需对历史上某些情节细节作出调整,以突出主题和重要人物。

<<三国志>>中关于刘关张的关系是这样记载的:“先主与(关羽张飞)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关羽年长数岁,飞兄事之。”(<<本传>>)并没有写到正式结拜为兄弟。<<先主传>>说:“(公孙)瓒深与先主相友。瓒年长。先主以兄事之。”也没有说结拜。但是作为小说,要有一个非常精彩的开头,以便一开始就将读者吸引住,而且将历史上的刘关张亲如兄弟的关系更加紧密化和世俗化平民化,所以设计了这个“桃园三结义”。

第二回<<张翼德怒鞭督邮>>是张飞的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亮相。但是历史上怒鞭督邮的是刘备。<<先主传>>说:“督邮以公事到县,先主求谒,不通,直入缚督邮,杖二百....”之所以改成张飞干的,我想是出于刻画人物的需要。蜀汉方面最重要的人物是诸葛亮、刘关张、赵云五人,后三人均为武将,要写出各人的鲜明个性才是。在小说中刘备是作为明君英主的领袖人物来写的,<<三国志>>说他“少语言,善下人,喜怒不形于色。”而张飞本身的事迹较少,<<三国志>>中篇幅不到关羽的一半,所以将这个大怒而鞭打      督邮的精彩细节给张飞。刘备则先是“唯唯连声而退”,后来又“怒喝张飞住手”,有助于刘备性格的完整性,也有利于张飞暴烈性格的突出。

<<三国演义>>“七分史实,三分虚构”在情节与细节的处理上也有充分的体现。有些故事看起来似乎都是作者虚构的,其实历史上确有其事。比如官渡之战初期曹操军坚守不出,袁绍军筑土山居高临下射箭,曹军大惧。于是曹操采纳谋士之计造发石车(袁军称之为霹雳车),以石击破袁军射箭的石橹。袁军又挖地道,结果曹军在大寨周围挖堑壕,这些都是历史事实。所以<<三国志>>的叙事非常具体,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大量生动的细节。在长期的流传中说书人和民间戏剧艺人作了大量的艺术加工。如关羽被迫降汉不降      曹,曹操用尽各种办法想要将他笼络住,赠美女金银宝马锦袍,都是史实。但是史书上从曹操的<<武帝纪>>到<<关羽传>>等总共不到一千字,而民间艺人和罗贯中等人长期艺术加工,结果25—28共四回,斩颜良、诛文丑,千里走单骑寻兄,过五关斩六将,古城会遇张飞等脍炙人口的故事。这就表明为了使人物刻画得更加鲜明生动,有些事实与细节就要集中使用。这四回生动地刻画了曹操、关羽、张辽等人的个性。

小说创作自然离不开虚构。<<三国演义>>为我们创造的经验是,要虚构得合乎情节逻辑和人物的性格逻辑。因此它尽管是生活中没有出现过的,但是却是可能存在的。如华容道关羽义释曹操,不仅出于艺术需要,而且有它合理性的一面。因为曹操在赤壁之战中确实没死,在小说中更不能死,否则少了这个主要人物戏就不好看了。何况曹操当初确实有恩于关羽,

关羽是<<三国演义>>中除了诸葛亮之外影响最大的艺术形象。他的主要事迹和性格特征都有历史依据,但是在小说中更加艺术化了。他缺点是非常骄傲。<<三国志·本传>>说“羽刚而自矜”,“羽善待卒而骄于士大夫。马超归顺刘备后关羽写信给诸葛亮问马超“可比谁类”,诸葛亮知道他的毛病,回信说:“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可以和张飞“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羽省书大悦,以示宾客。”关羽对孙权“为子索羽女”,不仅不许,还辱骂其使,这是蜀、吴失和的导火线。本来曹操因关羽作战连胜,水淹七军,已经“议徙许都以避其锐”。手下建议他“许割江南以封权”,离间蜀、吴的关系,从背后打击关羽。现在孙权恨死关羽,而关羽平时对驻守附近的友军将领糜芳等看不起,所以孙、曹夹攻时      他们不救,关羽后来走麦城被杀均与此有关。

为什么诸葛亮明知关羽会放走曹操,还要让他去,其实小说中已经交代了,就是为了表现诸葛亮“知天”的超凡本领:“亮夜观乾(天)象,操贼未合身亡。留这人情,让云长做了,也是美事。”(49回)<<三国演义>>最著名的评点者清人毛宗岗在五十回评论说:“孔明既知关公之不杀操,则华容之役,何不以翼德、子龙当之?曰:孔明知天也。天未欲杀操,则虽当之以翼德、子龙,必无成功。故孔明之使关公者,所以成关公之义。而其不使翼德、子龙者,亦以掩翼德、子龙之短也。然则关公之释操,非公释之,而孔明释之;又非孔明释之,而实天释之耳。”所以小说这样写,目的是为了突出一切都是天意,而所有的人中只有孔明一个人是“知天者”。鲁迅曾经批评小说<<三国演义>>对某些人物的描写过分,说“欲显刘备之长厚似伪,状诸葛(亮)之多智而近妖”。电视剧有些地方纠正了这些偏差,有些地方只好保留,否则就没有这个故事了。另外,华容道事件还表现了许多中国人的一个大缺点,就是以小义害大义。毛宗岗说:“虽其人大奸大恶,得罪朝廷,得罪天下,而彼能不害我,而以国士遇我,是即我之知己也。我杀我之知己,岂血性男子所肯为乎?”这种观念是非常错误的。所以为什么黑社会都最崇拜关羽,问题就在于他们提倡的是小义,只要“大哥”对我好,“大哥”让我干什么都行。因此“华容道放曹”虽然写得很好看,是<<三国演义>>中的一个重要情节,对于塑造关羽这个人物有重要作用,但是表现的是人们道德观念中的最落后的东西。<<三国演义>>突出刘备、关羽、张飞之间的“义”气,把这种兄弟之义置于国家、民族利益之上,是很错误的。实际上蜀汉的事业就败在这个小义上。

鲁迅曾批评小说<<三国演义>>对某些人物的描写过分,说“欲显刘备之长厚似伪,状诸葛(亮)之多智而近妖”。电视剧很好地纠正了这些偏差。小说由于贬曹,所以较多地突出曹操的残暴和奸诈。如果曹操完全是这样,他怎么可能团结那么多人,成就统一北方的大业?电视剧着重表现曹操的雄才大略,胆识过人,知人善任和办事果断的王者之风,同时也表现出他奸诈的一面。这两个方面统一在表现曹操的极富心机上,鲍国安充分运用了眼神和面部表情的细微变化来突出曹操心机过人,城府很深。这个现象塑造得很有深度,有雕塑感。

小说<<三国演义>>诞生六百多年来对后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对中国人人格的影响。比如刘备的忠厚待人,求贤若渴;诸葛亮的多谋善断,鞠躬尽瘁;关羽的言必信,行必果,等等,都有很大的影响。这是别的小说所没有的。另外,这部小说写了许多具有出色领导才能的人。日本人从管理和谋略的角度研究<<三国演义>>,对我们很有启发。

有些细节出于艺术效果的需要而夸大了。小说写刘备率精兵七十余万伐吴,等于全国男子都被征兵,还有许多女人,因为蜀汉人口只有一百万。这就像赤壁之战曹军一样,小说中多次提到曹军百万,43回孙权问诸葛亮曹军有多少,他说“马步水军,约有一百余万。”孙权说:“莫非诈乎?”诸葛亮一一点告,总共不下一百五十万。“亮以百万言之,恐惊江东之士也。”而据史书记载,曹军为二十余万人。所以刘备伐吴的军队至多二十万人。

这里顺便讲一下怎么会有两个赤壁的事。三国时发生赤壁之战的赤壁在湖北省南边洪湖地区紧靠湖南省的蒲圻市,那里江边有赤壁山。另外,在湖北省东部的黄岗(现在的黄州市)长江边有一座突出的高大岩石,形状险峻,大概像个大鼻子,颜色赤红,名叫赤鼻矶。后人误以为就是当年的大战一场的赤壁,还说颜色发红是当年火烧赤壁时留下的。越传越神,连后来宋代大诗人苏轼苏东坡也弄错了,他游览了这个黄州赤壁,写下了著名的散文<<前赤壁赋>>和<<后赤壁赋>>,还有千古名词<<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因为苏东坡名声极大,所以黄州赤壁又叫东坡赤壁,比蒲圻的周郎赤壁更加有名。其实蒲圻赤壁和黄州赤壁差三四百里地呢。

用先进历史观解读和演绎历史

什么样的历史观决定了我们如何解读和演绎历史事实。秦始皇确实是很伟大,不仅统一中国,而且采纳了李斯等人的建议,采取了许多巩固统一的措施,尤其是书同文字,否则就不会有如此庞大的中华民族和辉煌的中华文化。荆轲刺秦王两千多年来一直是不惜牺牲生命反抗暴政的象征,荆轲的精神一直鼓舞着中国人为正义事业为民族大义前仆后继。但是这些年来关于秦始皇的影视剧给人的印象是,似乎只有秦始皇是顺应历史潮流推动历史车轮前进的伟人,其余的人都是逆历史潮流而动者,以荆轲为代表的英雄豪杰都是阻挡历史前进的人物。其实当时六国君臣都想统一天下,他们统一天下后未必不会采取类似的措施。在这些作品中秦始皇嬴政的暴政几乎完全回避,他只有伟大而没有不伟大。那么秦怎么会二世而亡?现在秦始皇行情不断看涨而荆轲不断看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多么悲壮,鼓舞着世世代代的中国人义无反顾地去反抗暴政,保卫祖国。而现在荆轲几乎成了对抗历史潮流的普通刺客了!我们不能怀有“成者为王败为寇”的陈腐观念。在塑造荆轲与秦始皇的艺术形象时不要伤害崇高的民族精神,这是一个民族最宝贵的财富。有些影视片的出现看来是使人们得到了一些娱乐,但是却使人们模糊了是非,失去了最宝贵的民族精神!

无论是陈寿、裴松之还是罗贯中,毕竟都是一千多年前几百年前的人,他们当时达到那样的思想高度已经非常了不起了。但是我们现代人在解读这些作品时,就要用先进历史观来看待那些材料和情节。蜀汉为什么失败?蜀汉有刘备这样的明君英主,有诸葛亮这样的卓越军师,有关羽等五虎上将,为什么最终还是失败了?有三个原因:一是,实力相差悬殊。开始刘备连根据地都没有,而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占有经济文化最发达的黄河流域;孙权在富饶的江东已历三代。虽然刘备在诸葛亮辅佐下苦心经营,但是到三国后期魏人口900 万,吴300 万,蜀汉仅不足100 万。在农业社会中,人口多少决定兵员和劳动力数量,是决定国家综合实力的关键性因素。二是诸葛亮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孙刘联盟多次遭到破坏。先是关羽中计兵败被杀,蜀汉损失巨大,荆州(今湖南、湖北)诸郡尽失,孙刘联盟严重动摇。但是蜀汉主力尚在,孙刘联盟还有可能修复。但刘备不听赵云、诸葛亮等人的劝阻,动用全国兵力伐吴,结果被陆逊指挥的吴军大败,元气大丧,孙刘联盟彻底破坏。三是诸葛亮的北伐战略被以司马懿为代表的魏军将领识破,未能奏效。诸葛亮在蜀汉发展农业,安定后方(包括平定南蛮),与东吴修好,然后北伐,六出祁山。他深知蜀汉实力远远不如曹魏,所以他力求以智谋取胜,速战速决。而曹真、司马懿等魏将知道蜀军因交通不便,运粮困难,往往采取坚守不出的战略。仅<<三国志. 诸葛亮传>>中就有三处记载“(诸葛)亮粮尽而还”,“粮尽退军”,“(诸葛)亮每思粮不济,使己志不申”。最后一次北伐他率军坚持时间最长,与司马懿的军队“相持百余日”,结果在军中病逝。蜀军退兵后司马懿看了诸葛亮留下的营垒处所赞叹说:“天下奇才也!”赤壁之战是孙刘联盟和以智谋取胜以弱胜强的光辉典范,而蜀汉最终失败也因为孙刘联盟破坏和以智谋取胜被人识破故而以弱胜强战略没有成功。由此可见正确的战略是多么重要!

<<三国演义>>证明,尊重历史同样可以写得非常好看。重要的是充分发掘历史事件内在的艺术因子,首先要有艺术家的眼光,调动艺术手段加以渲染、丰富、充实。对于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不宜采取戏说态度。因为历史主要就是由重要人物及其重要活动构成的网络。重要人物处于历史网络的联结点上,改变了人物的基本面貌实际上就会改变历史的真实性。现在出现大量“戏说”历史的作品,一是为了娱乐,过去大家生活得太沉重;二是有些宣泄(反对贪官,体察民情);三是反映了中国人的帝王情结、清官      情结和侠客情结,其核心是期盼救星,中国人历来特别希望出现大救星。<<国际歌>>说: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和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但是小生产者总是把希望寄托在救世主、大救星身上。这种戏说的帝王戏多了,反映了咱们民族文化心理中的不太健康的一面,总是将改变自己不幸命运的希望寄托在大救星的身上。

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研究迅速流行。其实比较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我们可以从同一个时代的中国历史和外国历史进行比较,以比较历史学的观念来看待某些历史现象,会有许多新的发现。也可以进行比较阅读,会有许多新鲜的感受。将<<三国演义>>和<<三国志>>进行比较阅读,对于提高欣赏水平和写作技巧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伟大的祖国历史悠久,历朝历代英雄豪杰犹如天空灿烂的群星,不计其数,光是二十四史和清史稿中的精彩故事就有成千上万。无论是传记文学还是历史题材长篇小说创作或是电视连续剧拍摄,咱们中国都是这方面的资源大国,世界上恐怕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和咱们中国这么丰富的资源相比。我们在建设先进文化的过程中要注意开发利用这些宝贵资源,千万不要糟蹋这些资源。而我们在开发历史题材这个比巨大的多金属共生的富矿时,从<<三国志>>到<<三国演义>>的创作经验特别值得我们现代作家学习。

 

主持人:在罗贯中笔下,周瑜真是冤深似海。按周先生所说,罗贯中不仅制造了周瑜冤案,而且还永远得不到平反昭雪的时日。可见小说家的笔功有多大。但我们听了周先生的演讲之后,应该明白,我们了解的是小说的周瑜,而不是历史的周瑜。同时,这也告诉我们,以后在读任何一部历史小说的时候,都该对其中的史实部分,不疑处都要存疑。反正我现在是这样。《三国演义》中的史实部分,是根据《三国志》而来,这就牵引出了又一个问题,《三国志》写的就是真实的历史吗?像周先生讲到《三国志》里写曹操和许攸的那段对话,《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是怎么知道的?我想,这大概是口耳相传的口述史料,到了史家笔底记载下来了。还有像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也是这样。以刚才周先生讲到的荆柯刺秦王为例,那也是司马迁把他听别人说的记载下来。告诉他这件事的那两个人,又是听秦始皇的私人医生说的。那个私人医生,正好当时在刺秦的现场,并且还向荆柯扔了药囊,变相保护了秦始皇。仔细一分析,也是文学的笔法。“史以文传”嘛。但我从自己十余年的口述历史田野实践中发觉,口述历史未必可靠。所以,我现在常有一个讨巧的说法,不一定对,文责自负,我有时甚至觉得,历史文学的,小说是艺术的。

周先生最后讲到了历史观的问题,我觉得非常好。现在,我们有很多人是根据戏说的历史小说和影视剧来认识历史,有的像周先生举例说到的历史上那个大贪官和珅,都觉得他可爱得不得了。我想,我们还是要用科学、民主的历史观,来看待和理解这些文学和影视作品。

最后,我要说,今年是2004年的最后一场演讲。真诚感谢大家一年来对文学馆演讲的支持,并祝大家新年快乐!2005年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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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林冠夫

林先生在研读《红楼梦》的时候发觉,曹雪芹笔下的人物有数百,虽然笔墨多寡不一,却各有各的缺点。但其中有一个例外,谁呢?李纨,她不光没有缺点,而且作者在写她的时候,是怀着一种崇敬的态度。为什么?这个人物的原型同作者之间有什么特殊的关系吗?咱们请林先生由李纨入手来谈《红楼梦》中的人物形象同现实“模特儿”之间的关系。

 

林冠夫: 

很奇怪,《红楼梦》的人物无论怎样都是有缺点的。为什么呢?曹雪芹写的这些人物,都是来自于太虚幻境的薄命司,一个个都薄命,都是有她各种各样的缺点。比如说王熙凤的缺点是很明显的了,也有的人的缺点不大容易显露,比如说薛宝钗,大概许多人都认为看不到薛宝钗的缺点。她的缺点就是太没有缺点了,什么时候都摆出一幅教训人的面孔。当然最后曹雪芹写贾宝玉是去做和尚了。作为一个女人处处教训她的老公这样不行那样不行,这样会误事,那样就不在话下,这样的话,无论哪个老公都要去做和尚的。所以,这就是都有各种各样的缺点。

讲到王熙凤的缺点,兴儿就说了:两面三刀。但是,曹雪芹的高明在于,他在写小说的时候,心里面没有横着一个好人或者坏人的观念再写出来的。高明的作家没有用很肤浅的观念来写的。所以,《红楼梦》里面的人物,尤其是各种各样的女性,比如说王熙凤,看来曹雪芹对她的人品评价是不高的,但也没有写她是一个很坏的坏人,写她也有好的地方,是她很能干,“金紫万千谁治国,裙钗一二可齐家”。这就是说,王熙凤的才能不下于任何男人。这一点,《红楼梦》里也都讲过了,贾琏都要退避三舍的。但这个人物的缺点也是很明显的。

不只是王熙凤,包括林黛玉,动不动就哭,贾宝玉还要哄半天。在现今这个生活节奏很急遽的情况下,就麻烦了,男人恐怕也没有时间这样哄他所爱的女人。当然还有其他的小心眼什么的,她也有缺点。

奇怪的就是,李纨,没写她的缺点。这很奇怪。为什么曹雪芹没写李纨的缺点?这篇文章我没有写出来,我要写一篇较长的文章来谈这个问题。这种特殊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所以我们要对李纨做较多地分析。

第一,李纨的正式出场。正式出场之前,在冷子兴演说荣国府的时候介绍过她。介绍她的时候,讲到这个人的一般状况。特别是后来,出场的时候,总是让人感觉到,这个人雍容大度,既没有小家子气,也没有王熙凤那么张扬。所以,过去有些人讲,薛宝钗是封建淑女的典型,不是的。薛宝钗不是封建淑女。真正的封建淑女,按照过去对封建淑女的要求形式活动的是李纨。薛宝钗的家庭出身是皇商。所以,在她常常有许多比较明显的世俗的东西。李纨,在她的生活中,看不到任何俗气,没有。

出场的时候,林黛玉初进荣国府,贾母给她介绍说,这是你先珠大哥的老婆,珠大嫂子。这就是说,她已经是个寡妇,没有任何其他的表现。王熙凤的出场就不一样了。“未见其人,先闻其声”说,林姑娘来了,我来晚了,等等。然后脸孔的变化是一下子哭,一下子笑。讲到,林表妹这么漂亮,简直不像外孙女,像老祖宗的孙女。这都是拍贾母马屁的一些话。林黛玉当然也当得起。下面就说,这么好的妹妹,居然命这么苦,然后就一下子哭了。她的哭同笑很容易炒作,自我炒作得很准确。

这种东西只是王熙凤的表现,在李纨身上决不会有这种表现。《红楼梦》里写她,一个是她在贾府里地位很高。地位高的原因是什么呢?这是在于很年轻的时候就守寡,带着一个小孩。在旧社会这种大家族里,这是很受尊重的。旧社会,如果儿子考取了进士,照例是要给她立贞节牌坊的。在贾府里,贾母是荣国府权力最高的宝塔尖上的人物,她对李纨也是很客气的。她对李纨同对王熙凤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她对李纨就是尊重,对这么一个孙媳妇很不寻常。王熙凤呢?她有的时候需要她解闷,离不开她。不一样。李纨的待遇,同她的婆婆,还有邢夫人,每个月的生活津贴费是相等的。这是很不容易的。那个时代,在等级是很分明的情况下,她是儿媳妇。贾母吃饭的时候,连王夫人都只能站在旁边侍候着,自己不动手,也得站在旁边。李纨当然也站着。但生活补贴呢,她能达到同王夫人等众婆婆一样。当然还有别的,比如说,她带着孩子,每个月又给她增加多少钱,是这样的。所以说,在这一点,在封建等级制度下,封建社会最明显的就是等级制,孔老夫子讲的礼就是秩序井然。在这种情况下,李纨受到贾府的最高待遇,这是她在贾府受到的优待。

但是这个人物,不只是因为她是一个寡妇,所以受优待。她受到尊敬,是因为她个人的人品的特点,一个是善良,一个是有正义感。举个例子,比如说大家给王熙凤凑钱过生日的时候,王熙凤趁此机会敛钱。对里面有几个人物,没钱,地位也不高,照样把她的钱收过来了。所以李纨就骂王熙凤太过分了。除此之外,有许多地方,比如说,大观园里小姐们成立了一个诗社,请王熙凤当社长,这一点小姐们也很人情练达,把当家、手中掌握全家收支的王熙凤拉来当诗社社长。王熙凤是何等精明呀,她讲,这哪里是找我当什么社长,我又不懂诗,无非是找我要钱。然后就说了许多很泼辣也很低俗的话。这时候李纨就骂她说,简直看不出,你刚才说的这些话,哪里像出生在一个大家的小姐。为什么呢?王熙凤在《红楼梦》里很奇怪,她是一个什么人物呀?她的叔叔是京营节度使,她也在公侯之家,是个有爵位的人。京营节度使是个什么官呢?如果用现在的官名来比较的话,就是北京卫戍区司令,是了不得的一个实权人物的家庭。意思是说,大家的小姐,讲出这种无赖的话。把她骂了一通。下面还讲到,她吃醋,贾琏在那里荒唐。她吃醋的时候,把平儿打了一耳光。这个时候,李纨就讲了,你这么一个人,同平儿比起来,给她提鞋子都不够,居然还能够伸出手来,往她脸上打耳光。这个时候,王熙凤马上讲,原来今天不是诗社的问题,还替平儿抱不平,兴师问罪。所以,李纨在《红楼梦》里,像这种情况下,因为有许多不方便直说的地方,她不宜在很多问题上有更多的发言,旧时代的寡妇有很多限制,但是有机会,她还表现出她的正义感。这点是很不容易的。这样一个人,大观园的姊妹都服她。那帮人,没一个是好惹的人物,都是公爵侯爵家的小姐。但是他们在李纨面前,一个个都很服帖。原因就是,李纨自己在当小姐的时代,受到极好的文化教养。

这在《红楼梦》里也有一个介绍。刚才,说林黛玉之所以有那么出众的诗才,是因为她父亲是前朝的探花。《红楼梦》里讲李纨那么富有文化教养,她的父亲是国子监祭酒。国子监祭酒是个什么官呢?那个时代教育部属于礼部里面管,就是说北京大学的校长,也监管全国教育的事。国子监就是古代的学校,全国各地达到一定要求以后的学生到这里来读书。就是过去的贡生,来国子监读书。所以,国子监是当时的最高学府,李纨的父亲是国子监祭酒,祭酒就是国子监的最高长官,是文化衙门的最高长官。过去一个是管教育的,一个是翰林院里管写文章的,尽管没有油水,可能穷的当当响,但很受人家的尊重。过去叫这些是有很浓厚文化色彩的官员。李纨的父亲是国子监祭酒。曹雪芹带这么一笔,就交代了李纨这个人身上的文化色彩、童年教养,统统都在里面了。《红楼梦》里面,没有可能像李纨这样的,这就是说,她也是有来由的。

《红楼梦》里面,姊妹们成立了一个诗社。从诗的角度来说,这个诗社是这些小姐们玩的东西。玩得很高雅,用写诗来玩。这一点很不容易,起码她们这些小姐玩的诗,绝对不是一般人能玩得了的。有很多人对文字游戏的评价不高,可文字游戏决不是随随便便哪一个等闲人物都能玩得起来的。在大观园这个诗坛里,这些小姊妹凑在一起玩诗。李纨常常是一个评判的角色,她们之间较量才华,这个时候,李纨常常来作评判。她自己讲了,你们之间较量高下,我来当社长,我来评。就是刚才讲到的,菊花诗,前三名都是林黛玉的,就是李纨评的。但她评了以后大家都服贴,都同意,认为是这回事。那就说明,她自己诗的素养是很高的,当然,她自己也写,但没讲她写的诗怎么好。脂砚斋写“稻香老农善评”,也就是说,她是一个诗歌评论家。这就说明她在大观园诗坛上,大家都服贴她,她评完以后大家都能没有意见,没有人不服气,也不是因为她是大嫂子,这个就是真才实学。曹雪芹写这种状况,也不是随随便便下笔的。

另外还有,《红楼梦》里面有许多人都可以用花来比拟。比拟李纨的是梅花。这是很不容易的。比如说薛宝钗,花中之王,牡丹,雍容华贵,但不免带着俗态。林黛玉是荷花,出污泥而不染,但是也苦命的。其他还有,探春,是玫瑰,但是有好多刺。刚才讲的袭人是桃花;还有一位是荼蘼,春天最后开的花。而李纨是梅花。梅花是花中的清品。花中的清品有春天的兰花,夏天的荷花,秋天的菊花和冬天的梅花,这都是花中的侵品。说她的一句诗是千家诗里的一句,她抽出的签,是梅花。曹雪芹可不是随随便便这么写,也不是碰运气。抽出来,下面一句是“竹篱茅舍自甘心”。就是自己甘心过这种清淡,不是富丽堂皇的生活,很符合她的特点。梅同菊是傲霜耐雪。她只说以高于别人,李纨这一点也很符合她的特点。是适合于梅花的。二十几岁的时候就守寡了,贾珠就死掉了,那是经过人生的一场大雪,但是她能够禁得起这场大雪,保持她的美,保持她人品的高洁,这一点是李纨。这就是为什么她不大管事。曹雪芹用了一个词说李纨是尚德不尚才,就是说不像王熙凤,不像探春那样管理。后来不是有一次改革吗?改革的时候,把她也拉来,她不大管事的。一个是寡妇不便多管,不便太多抛头露面;另外一方面,曹雪芹用了一个尚德不尚才,就是她注重的是品德,不是才能。用这个词来说。

李纨在《红楼梦》里简直是无懈可击。而且曹雪芹是用一种充满崇敬的心态来写的。这就该问了,她为什么这样?《红楼梦》里的人物都有它的生活原型,都是有模特的。李纨的模特是谁呢?是马夫人,就是曹雪芹的母亲。为什么出现这个现象呢?话又说回来了。这里面有一场很大的争论。为什么讲曹雪芹的母亲是马夫人,这里面还有许多问题要说清楚了,才能够说这句话的。

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用现在的话,给他的头衔是诗人、画家还有名编辑或者叫出版家。为什么呢?他画画很好,现在还留下了他的诗集。中国主要的两部大书,是在曹雪芹祖父的主持下刻印的,一部是《佩文韵府》,一部是《全唐诗》。他后来死就死在刻印这两部书上。曹寅是曹雪芹的祖父,这一点是明确的。但曹雪芹的父亲是谁?是有争论的。

康熙同曹家的关系很好。曹寅的母亲,就是曹雪芹祖父的母亲,他的曾祖奶奶,是康熙的保姆。童年时候,曹寅又陪康熙读书。两个人有兄弟的情谊,却没有兄弟的利害关系。为什么这么说?皇宫里面,皇室的皇子之间常常是你死我活的。曹寅同康熙之间有兄弟的情谊,但没有兄弟的利害关系,所以才会有这种真心实意、真诚的友谊。最后,曹寅到江宁,就是现在的南京当织造的时候,康熙把他派到那去当织造。这个官位开始的时候不设长,后来也是户部掌协的一个,江南华东地区的纺织工业局的局长,这么一个角色。事实上,民用的纺织,他还不管,是专门给皇宫里面制造丝织品。是这么一个官。康熙当皇帝,把曹寅派到那里去,他的任务更加特殊,康熙的所需的日用品的采购,他管,除了机织以外,比如说康熙特别喜欢吃臭豆腐,把臭豆腐盖了个名字叫青方、红方、白方、青方。这种东西都是委托江南的三个织造替他采购。为什么这样?因为,如果这些早上吃的小餐里面放上慢性的毒药,追究又不好追究,是很不保险的。所以,只有他最亲近的人,才放心让他们采购这一类东西。还有更多的,曹寅在江南是替他汇报江南每年粮食的价格,还有官僚吏治的状况,贪官清官。他可以给皇上密折奏,就是不通过给皇帝上奏折的人,密折可以直接到皇帝手里。所以他们两个关系非常好。

曹寅死了以后,康熙让曹寅的儿子曹颙当江宁制造。不久,二十五岁的曹颙就死了。曹寅只有一个儿子,这个时候,康熙又下御旨,说在曹寅的侄子里找一个老太太喜欢的人来赡养两代寡妇,也就是赡养曹寅的老太太,再有就是曹颙的夫人,这个寡妇。后来找到一个侄儿,就是曹頫,过继给曹寅当第二个儿子。也就是说,曹寅后来有两个儿子了,一个是曹颙,一个是曹頫。

这里面有牵扯到,有人把贾宝玉同曹雪芹画等号。贾宝玉的父亲贾政是老二,因此曹雪芹的父亲应该是老二,于是就应该是曹頫。这是胡适干的,还有一些先生也这么干。这个可信性不大。这两个等号一划,不是有证据的,是有猜想的成分。就是说,曹雪芹的父亲是曹頫的说法,是两个等号推出来的,前提站不住脚,结论自然是不可信的。

还有一种说法是,曹雪芹的父亲是曹颙。曹頫给康熙写奏章的时候写到,说她的嫂子,现在已经怀孕几个月了,将来如果生下一个儿子的话,他说,我哥哥,就有后了。有人讲曹雪芹就是曹颙的遗腹子。但这里面就有两个限定。第一,生下来的是男孩子,才有可能是曹雪芹;另外,小孩的成活率,在那时是不高的,能够养大的不多。但这个孩子没有早夭。这是第二个限定。有了这两个限定,才可能是曹雪芹,而且仅仅可能是曹雪芹。为什么我相信曹雪芹是曹颙的儿子,是他的遗腹子,原因就是,《红楼梦》里李纨这个人物写得太奇怪了,或者说太特殊了。因此只有曹雪芹这么写李纨,证明她就是马夫人。就是曹颙的夫人马夫人,她又是寡妇,这点是符合的。贾府有人以侄子的身份过来当家的,就是贾琏。老大是早死的贾珠,后来留下个孩子,贾兰。像这些情况,有可以联系的东西。最主要的,说明曹雪芹有可能是遗腹子的,就是李纨这个人物。

这很值得我们研究,曹雪芹为什么这样写。这就是我为什么注意李纨。这不是我的一般猜想。曹雪芹在《红楼梦》的开头就宣布过,他自己一事无成,想起当年的那些女子们,一个个很有才华、很能干,不能因为我的不孝,把她们的好处给泯灭了。因此我要写这部书,用假语村言书写这部《红楼梦》。所以说,这里面很明显,有曹家的事件在里面。《红楼梦》里面的人,有曹家的人做原型的。这是曹雪芹自己说的,到底谁是谁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现在有许多可以讨论的东西了。这是一个。

当然现在我还觉得里面有许多问题需要做进一步讨论。胡适很奇怪,开始他讲,贾宝玉是曹雪芹的一个长辈。这是对的。后来,不知怎么搞的,又改变了,他说曹雪芹就是那个爱吃女人嘴上胭脂的贾宝玉。胡适把贾宝玉同曹雪芹画上等号。后来,自胡适以来的一批人,都把这个接过来,把曹雪芹同贾宝玉等同起来。贾宝玉是曹雪芹精心构筑的一个艺术形象,他把自己所有的感情心血都集中起来,凝铸成小说中这么一个男主角。里面有很多曹雪芹本人的色彩,是很正常的。但是《红楼梦》里面,有几条脂砚斋的批语是很值得注意的。脂砚斋常常以贾宝玉自居,书中每讲到蠢物时,他自己有批语注:岂敢岂敢。特别是当中有一条,讲到他自己的姐姐。《红楼梦》里讲贾宝玉三四岁的时候,他大姐教他读书识字,他现在居然会作诗了等等。写到这个时候,脂砚斋的批语是,他想起自己童年,姐姐怎样教他认字读书。看到这几个地方的时候,不禁放声大哭。他童年的时候,他姐姐怎么教他的。这个时候,脂砚斋完全是贾宝玉自居的。就是说,起码可以说明,贾宝玉的许多行动,比如脂砚斋批语,还记得那些吗?等等。却可说明,贾宝玉的模特是脂砚斋。

不过贾宝玉形象中带很浓的曹雪芹色彩,渗出了曹雪芹许多自己的东西。这是作者最喜爱的人物。所以这两者放在一起,不奇怪。所以我们可以说,贾宝玉不是曹雪芹。贾宝玉是以脂砚斋的身份写出来的。所以,李纨是曹雪芹母亲的可能性就是,很多奇怪的现象集中在《红楼梦》里,或者在中国小说史上,一种反常的状况里面,可以作这样一说。曹雪芹是曹颙遗腹子说,也是一派人的观点,包括在下在内。

曹雪芹为什么这样写李纨,就是他把他自己的母亲作为模特写出来的。

 

问:林老师,我想问一下,您刚才说曹雪芹对李纨是很欣赏的,写她没有写到缺点。但是我看《红楼梦》的时候,有两句话是这么说的,“桃李春风结子完,到头谁似一盆兰”,我觉得这口气包含着一种嘲讽和惋惜。从这个角度讲,我觉得对她还不是特别欣赏。我想问一下,您对这两句判词是如何判断的?

答:这个问题,我本来是应该有所交代的。曹雪芹对李纨不是一种欣赏而是一种崇敬。他笔墨之间是一种崇敬。到头一盆兰,这事实上隐藏着李纨教养贾兰,最后仍然还是一场空。他说李纨的薄命是两条,一条是,年纪轻轻就失去丈夫,最后,辛辛苦苦一辈子把孩子带大,最后自己死去,仍然还是一场空。这就是《红楼梦》所有的人物都是薄命的。所以讲这里面没有任何讽刺的意味,这是一种痛苦,遗憾,悲恨。到了后来呢,《红楼梦》里有一句话讲,爵禄高登,胸悬金印,好像原先有过设想写贾兰最后是做大官的。到了最后,李纨就死掉了。后四十回,是怎样一个结局呢?“红学”里有一个探佚,就是对曹雪芹散失了的这些稿子的猜想。

 

问:林老师您好,我接着刚才的问题问。接下来的判词是“如冰水好空相妒,枉与他人做笑谈”。这个又怎么解释呢?我觉得他不像有崇敬的意味。谢谢。

答:“做笑谈”有两种含义,一个是美谈,一个是可笑的东西。都叫做笑谈。传为笑谈,就是说可笑。但在这里,按照我想是,她最后这么辛辛苦苦把儿子教养成名,而自己也死掉了。“枉与他人”,就是白成了人家一场美好的谈论,美谈。这是我理解的。曹雪芹在李纨这个文字里面,没有讽刺和任何相反的东西。

 

问:林老师我想问一下,在晴雯被逐出大观园的过程中,你认为,是袭人在其间起了坏的作用吗?

答:没有明写袭人在那里捣鬼。更主要的是,晴雯太注意自己个人性格中的自尊心、独立性,所以她没有投主子们所好,就是“不把双眉斗画长”。袭人虽然没直接陷害晴雯,但她投主子所好,这是很清楚的,有许多表现都反映了。比如说,王夫人面前,表现自己对贾宝玉是怎样绝对的忠心耿耿。这些地方,晴雯没有做到,或者说没有做到袭人那样。并用不着去打小报告,只要明显的不同就可以了。所以王夫人将来要给贾宝玉取小妾,她选中的当然是袭人。晴雯不断流露自己的真情,没有同别人搞好关系。比如说一个小丫鬟偷东西,她就很恼火,还拿一个簪子刺她的手,她觉得同样是丫鬟,偷东西,太不自爱了。她表现出来的不是怎么样拉好关系,给这个人说几句宽慰的话,让她以后感激她,晴雯绝对不会是这样的。但袭人有许多做法就是这样。所以,用不着打小报告陷害,自然就形成了竞争里的不同的结局。

 

问:林老您好,今天您讲到了晴雯。以前我看书的时候,看到了这么一种观点,就是说晴雯是作为林黛玉的影子来写的,是林黛玉的补充。而且书中的情节也有这种巧合,比如说,晴雯死后贾宝玉作《芙蓉女儿诔》,而这篇诔文偏偏让林黛玉给听见了。而且她还改了其中最为动心的两句“青纱窗下侬本多情,黄土垄中卿何薄命”,这似乎也预示着这两个人物形象间有某种联系。请问,您对这种观点有什么看法?

答:这个提得很好。我刚才也提到了,《红楼梦》中有相对应的两对人物,就是才与德的相对,钗黛是德与才的对立,丫鬟里就是袭人与晴雯。这个角度讲,有一些相近的地方。但是说影子,晴雯和袭人构不成影子。两个对比有相同的地方。所谓影子是什么呢?就是差不多。《红楼梦》里的人物,绝没有差不多的。所以说,不是影子,晴雯是晴雯,林黛玉是林黛玉。即使表现她们的才,也是有很大差别的。林黛玉的才是写诗,晴雯的才是针艺。对待人嘴巴都很刻薄,这是相似的地方,但差异也是很大的。说是她的影子是过分的。《红楼梦》有些评点派的评点文字有过这样的说法。

 

主持人:

我们一般人在说起什么是小说的时候,往往都会说出这样一句话,小说就是虚构的艺术。但我们有没有想到过,小说的虚构并非空穴来风,小说的人物往往都是有现实生活的原型和依据的。像刚才演讲中林先生就讲到了《红楼梦》中李纨生活的原型就是曹雪芹的母亲马夫人。我有时候觉得,小说其实就是艺术化了的“假作真时真亦假”的现实生活。反过来想一想,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经历又何尝不是一部“假作真时真亦假”的小说呢?今天的演讲到此结束,让我们用掌声感谢林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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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周先慎

 

主持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文学馆听讲座。今天我为大家请来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周先慎教授。大家欢迎!

孙悟空是《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创造出来的神话英雄,《西游记》最主要的艺术成就就是创造出了孙悟空。孙悟空是个非同一般的神话人物,他是一个天生的石猴,但他又是猴、人和神的三位一体。他身上的猴子习性,表现的是他猴了吧唧的生物性;人的特征,表现的是他现实的社会性;而神的特点,则表现着他降妖伏魔、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的传奇性。换言之,如果失去了这亦真亦幻的任何一个项目,孙悟空也就形同虚设,一点灵性也没有了。下面请周先慎先生为我们演讲《亦真亦幻的孙悟空》,大家欢迎!

 

跟《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一样,《西游记》在中国也是一部家喻户晓的书。但它比前两本书的读者更加广泛,小孩子喜欢读,成年人喜欢读,年纪大的人也喜欢读。可以说是老少咸宜。读者的眼光也可深可浅,天真幼稚的孩子读着好玩儿,能从中得到极大的乐趣;博学深思的学者可以从中探究深层次的思想意蕴,同样会感到兴味无穷。《西游记》在群众中能产生这样广泛的影响,跟孙悟空形象塑造的成功是分不开的。凡读过《西游记》的人,没有不喜欢孙悟空的,也没有能够忘记孙悟空的。

《西游记》是一部以神话为题材的浪漫主义作品,在类型上属于神魔小说,与历史演义的《三国演义》和英雄传奇的《水浒传》在题材内容和表现方法上有所不同。孙悟空是一个充满奇幻色彩的神话人物形象。我们知道,人物形象是小说艺术创造的中心,而主要人物则表现了一部小说的思想倾向和艺术特色。我们要正确认识和欣赏《西游记》,就要正确分析和认识孙悟空的形象。关于《西游记》的主题思想,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我这里不多说。近年出版的一本《中国文学史》,概括出过去分析《西游记》思想特色的三种思路,一种是幻中见理,一种是幻中见趣,一种是幻中见真。《文学史》的作者是主张幻中见理的,他认为这个“理”,指的是“受明代个性思潮冲击、改造过了的心学”,认为《西游记》在神幻和诙谐中蕴含着哲理,就是“‘求放心’,‘致良知’,即是使受外物迷惑而放纵不羁的心,回归到良知的自觉境界。”还认为全书的内容架构也反映出这样的思想:小说大致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孙悟空大闹天宫,二是被圧在五行山下,三是西行取经成正果。这实际上隐喻了放心、定心、修心的全过程。我的看法是幻中见实比较符合文学的本质,也比较符合《西游记》艺术描写的实际。凡是富于艺术感染力的优秀的文学作品,都必然是基于鲜活的生活体验创造出来的,而不可能主要是某种哲理的演绎。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只要是真正优秀的作品,无论是写实的,还是幻想的,它们都必然是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只是反映的形态有所不同,有的是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反映的,有的则是采用夸大的或者是经过升华的一种变形的形态来反映的。因此对孙悟空这个艺术形象,我们除了欣赏他在大闹天宫和取经路上斩妖除怪中种种千变万化的神奇表现外,还应该看到他与特定历史时期的时代精神和社会生活的内在联系,与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的内在联系。简言之,孙悟空虽是一个幻想的形象,但亦幻亦真,幻中有真,幻中见真。我们欣赏孙悟空这个形象,既要看它的幻,又要看他的真。我今天演讲的题目就叫做:《亦真亦幻的孙悟空》,主要谈谈孙悟空形象所包含的生活内涵,思想内涵,体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下面分几个问题来谈。

一、《西游记》是一部描写孙悟空的英雄传奇

我们读《西游记》,会感到它在人物塑造上跟《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相比有一个明显的不同之处,就是《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都是以塑造英雄群像为特色,而《西游记》却主要是描写上西天取经的师徒四众。当然书中还写到了神、佛、道的代表人物,取经路上还有许多魔怪,但这些代表人物和魔怪形象基本上都只是陪衬,作者写得比较随意,没有像写师徒四众那样着力和苦心经营,除个别形象之外大多缺乏性格特征,没有能给读者留下鲜明深刻的印象。这取经的师徒四众是一个集体,各有其位,各司其职,应该说少了谁都不可能到西天去取得真经。但在这个队伍中,四个人的地位和作用是不一样的,有主角有配角,精神领袖是唐僧,而实际上的主角却是孙悟空。四人中只有孙悟空才算得上是真正的英雄形象,其他三人虽各有自己的优点和功劳,但都有不少相当严重的毛病,都算不得英雄人物。从艺术表现的角度看,沙僧的形象比较模糊,没有什么性格;唐僧的形象虽然比沙僧要鲜明一些,也有一些性格特征,但也算不得成功的艺术形象;真正有血有肉给读者留下鲜明生动印象的,只有孙悟空和猪八戒;而算得上英雄人物的却只有孙悟空一个人。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西游记》是一部描写孙悟空的英雄传奇。

  不过孙悟空成为取经故事的主角是有一个演变过程的。大家知道,《西游记》描写的取经故事,是从历史上的一个真实事件演变而来的。唐太宗贞观三年(629)青年和尚玄奘(602--664)独自一人到天竺(今印度)取经,历时十七年(也有说是十九年的,《西游记》上写的是十四年)走了几万里路,跋山涉水,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取回了梵文佛经六百五十七部。他回国以后,唐太宗很高兴,设立译场,让他主持翻译佛经的工作,并讲述取经途中的奇闻异事。后来由他的门徒辩机写成《大唐西域记》,介绍西域各国的佛教遗址及风土人情等。玄奘一人到天竺取经,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加上身历异邦,一路见闻都是十分令人惊异的。他在取经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意志和克服困难的精神,十分令人敬佩。所以他的门徒慧立、彦琮写的《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为了弘扬他师父取经的业绩,扩大佛教的影响,就故意加以夸大和渲染,使取经故事染上一层宗教的神秘色彩。这部书虽不免夸饰,但基本上还是记述的玄奘取经的真实故事。全书约十余万字,是中国古代少见的一部具有文学色彩的传记著作。

    因为玄奘只身一人到天竺取经是一个奇迹,加上《法师传》的渲染,这个故事就开始在民间流传,并在民间文艺和戏曲中得到表现。故事在流传过程中不断得到加工、丰富、发展,愈传愈带神奇色彩,愈传离历史上真人真事的本来面目愈远。最后由一位大手笔(可能是吴承恩,也可能是别的什么人)写成了现在我们见到的这部百回本的《西游记》。关于《西游记》的成书和取经故事的演变,有别的先生会专门讲这个问题,我这里只是简单地提一提,概括地说,这个演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宗教色彩减退而世俗色彩加浓,由宗教主题演变为社会主题;二是故事的主人公由唐僧演变为孙悟空。这两方面的演变是相关联的,但最重要的演变,质的演变,还是主角由唐僧变成了孙悟空。主角的变化,原来表现在历史人物玄奘身上的某些崇高品格,如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意志和克服困难的精神等,大都集中和概括到了孙悟空的身上了。

二、孙悟空形象所反映的时代精神

  《西游记》全书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第一至第七回,写孙悟空的出身和大闹三界的故事;第二部分是第八至第十二回,写唐太宗入冥,交代取经故事的缘由;第三部分是第十三至第一百回,写孙悟空、猪八戒、沙僧三人护送唐僧到西天取经,一路上师徒四众斗妖斩魔,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实际上只有七十七难,前四难是在取经以前),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到了西方天竺国灵山,见到了佛祖如来,取得了真经,护送回东土,四人也修成了正果,变成了佛。

第三部分取经故事是全书的主体,占了绝大部分篇幅。但第一部分却是全书中写得最生动和最精彩的部分,从孙悟空非凡的出身,求仙得道的过程,大闹三界(特别是大闹天宫)的情节中,塑造了一个神通广大、蔑视皇权、敢于造反、积极乐观的充满神奇色彩的理想化的英雄形象,为下文描写取经路上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战斗作准备和铺垫。第二部分将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联结起来,在结构上起到一种过渡的作用,但故事本身在思想上则表现出明显的宗教迷信色彩。第三部分取经故事,由相对独立而又互相关联的四十一个故事组成,以师徒四众到西天取经作为线索连接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着重表现孙悟空斩妖除怪、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积极乐观的斗争精神和美好品德。大闹天宫的故事和取经故事,在题材内容和主题思想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前者就是写孙悟空造反,后者则表现为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崇高目的而克服困难、艰苦奋斗的历程;前者纯属于个人行为,而后者则是一个集体行为)。但由于孙悟空思想性格前后的一贯性(这主要是指他的反抗性、斗争性和积极乐观的精神),斗争对象和斗争形势的变化并未影响到小说思想内容的大致统一。

前七回主要写孙悟空的出身和大闹三界,最突出的有两点:一是写他的神通广大;二是写他的反抗斗争,写他敢于造反的精神。孙悟空作为一个光辉的英雄形象,其基础就是这七回书奠定的。无论是他的出身、神通广大或是造反行动、造反精神,都同明代中期以后特定的时代条件和时代思潮有着深刻的联系。

为了很好地分析和欣赏孙悟空的形象,《西游记》产生的时代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我们看到的今天出版的《西游记》署名都是吴承恩作,但实际上还存在许多疑点,著作权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现存最早的刊本世德堂本没有作者的名字,只署“华阳洞天主人校”,前面有陈元之序。最早考定出作者是吴承恩的,是鲁迅,后来胡适也支持此说,但一直有人怀疑。)。作者的问题没有真正解决,小说创作的具体年代当然也就很难确定。但《西游记》成书于明代的中后期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今天见到的通行的百回本,就是前面提到现存最早的金陵唐氏世德堂本,刊于明代万历二十年(1592),在这之前也还可能有没有保存下来的更早的刊本,因此《西游记》的成书应该要比世德堂本刊行的时间为早,大致在十六世纪的中叶或更早。这个时期,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和意识形态领域中都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和新的因素。这些新的现象和新的因素,都鲜明地反映在当时产生的文学作品中,当然也反映在以超现实的幻想形式描写生活的《西游记》中。

首先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兴起。我国史学界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是否出现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问题,有不同的认识。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我们可以不去讨论,我们只看当时的事实。比如较《西游记》略晚的冯梦龙编辑整理的白话短篇小说集《三言》和凌濛初创作的《二拍》中,就生动地反映了明代后期以手工业工场和商品经济发展的情况。如《醒世恒言》卷十八《施润泽滩阙遇友》,反映了江南丝织业发展的情况。一个叫施复的人,靠勤劳致富,在不到十年时间就由一张织机发展为三四十张织机,还雇用了一些小厮来做工人,这显然已经发展成为小型的手工业作坊了。小说中还提到,一些比他实力更强的“大户人家”,是通过牙行(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中介机构)引客商去买他们的产品的。由此可见,当时手工业的发展规模已经相当大,而且还直接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这条材料在史学界讨论明代中期以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问题时经常被引用。类似的材料在《三言》、《二拍》中还有许多。又如《转运汉巧遇洞庭红,波斯胡指破鼍龙壳》(《初刻拍案惊奇》卷一)和《迭居奇程客得助,三救厄海神显灵》(《二刻拍案惊奇》卷三十七),都是描写出海经商的商人大发横财的故事,反映了明代海外贸易的发展和商业资本的发达,生动地表现了当时一些商人想通过海外经商而获取暴利的心理。《西游记》虽是一部用幻想形式写成的神魔小说,其中也有关于商业活动的直接描写。如第四十八回,写通天河的魔怪灵感大王作法将河水全冻成冰,有几个小妖变成行人在冰上行走来引诱唐僧。唐僧问陪他去冰河的当地百姓陈老,那些人是要到哪里去?陈老回答说:“河那边乃西梁女国。这起人都是做买卖的。我这边百钱之物,到那边可值万钱;那边百钱之物,到这边亦可值万钱。利重本轻,所以人不顾生死而去。”又如第七十八回,写师徒四众经过比丘国(后改名为小子城)时,见那城中一片商业繁荣景象,书中有这样一段赞语:“酒楼歌馆语声喧,彩铺茶房高挂帘。万户千门生意好,六街三市广财源。买金贩锦人如蚁,夺利争名只为钱。礼貌庄严风景盛,河清海宴太平年。”这显然是明代中期城市商业繁荣的生动写照。

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乃至人生态度也随之发生变化。这在文学作品中也有生动的表现。如上面提到的《迭居奇程客得助,三救厄海神显灵》那一篇中,主人公程宰是当地(安徽的一个小村子)的一个大姓,小说里写他是“世代儒门,少时多曾习读诗书。却是徽州风俗,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第反在次着。”中国封建社会向来轻商,士农工商,商是排在最末一位的,而这里竟然将经商抬高到超过读书中举的人生“第一等生业”,这的确是一种全新的认识。小说中还有这样的话:“徽人因是专重那做商的,所以凡是商人归家,外而宗族朋友,内而妻妾家属,只看你所得归来的利息多少为重轻。得利多的,尽皆爱敬趋奉;得利少的,尽皆轻薄鄙笑。犹如读书求名的中与不中归来的光景一般。”类似的观念在《乌将军一饭必酬  陈大郎三人重会》(《初刻拍案惊奇》卷八)的入话中也有反映:商人王生三次贩货均遭到劫掠,因而灰心,不想再从事商业,他的婶母再三劝他不要因为受到挫折而“堕了家传行业”。在封建社会中,一般士子将读书中举看成是家传行业,而到了明中叶以后,竟将经商赚钱也提到这样高的地位,这显然是由于社会经济的变化,市民思想在话本中的鲜明表现。

  经济领域的这种变化,当然会反映到思想领域。明中期以后在思想界形成了一种反对理学、追求个性解放的进步思潮。这一进步思潮的主要内容表现为:对人和人的价值的肯定,对自由和个性解放的追求,对权威偶像的否定,对专制主义的不满和怀疑,对封建礼法和封建秩序的蔑视,对人的纯真本性和童心的颂扬,对道学虚伪性的揭露,在文学艺术方面则表现出对趣味性和娱乐性的肯定和追求等等。当时个性解放思潮的突出代表是李贽(1527-1602)。李贽提倡尊贤(这里的“贤”主要是指“贤能”的“贤”,不是“圣贤”的“贤”),肯定人的能力和价值,并以此来确定他在社会上的地位。他说:“今夫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理也。若以小贤役人,而以大贤役于人,其肯甘心服役而不耻乎?”(《焚书》卷三)影响最大的是他的“童心说”,他认为:“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夫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又说:“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焚书》卷三《童心说》)这里他肯定了人的原初状态的自然本性,肯定了没有为统治阶级官方思想熏染过的真纯质朴的精神状态,表现了在道学统治下非常宝贵的对于人和人性的自觉意识。李贽对于儒学权威的藐视也是非常突出的。这也是出于坚持“童心”和肯定人的自我价值。他把儒家的经典“《六经》、《语》、《孟》”,视为“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同上)他指出:“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给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焚书卷一·答耿中丞》)他明确反对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认为千百年来无是非者,乃因为“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也。”(《藏书》卷一)这些极其大胆的叛逆性言论,在当时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李贽生活的时期与《西游记》成书的时期大体相同;而如果作者真是吴承恩,按他生卒年的一种说法,与李贽的生活时期也是基本上相同。一个是在哲学上,一个是在文学上,互相呼应着,同时反映了当时进步的时代思潮和时代要求。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西游记》是怎样描写孙悟空的形象的,看看孙悟空的形象具有什么样的思想特征,这些特征又同当时的时代精神和时代思潮有怎样的联系?  

     小说对孙悟空充满神奇色彩出身的描写就是很有意义的。他是东胜神洲傲来国花果山上的一块仙石,由于受到“天真地秀,日精月华”的孕育而变成了一只猴子。也就是说,在作者的笔下,他是得自然之真气、由天地化育而成的一个与众不同的生命。孙悟空虽然是一个猴身,却是一个真人,一个为李贽所憧憬和呼唤的具有新的时代气息的真人。按上面我们所介绍的李贽的思想和说法,孙悟空就是一个保有生命原初状态的、具有纯真本性的大自然之子,一个没有受到统治阶级思想特别是假道学思想污染的真人。这样的真人形象,当然不受传统思想的条条框框的束缚,不受专制制度的束缚,也当然不会说假话、做假事。

  再看他成为“美猴王”的过程,联系他后来的大闹天宫、反对玉皇,更是富于思想意蕴的描写。他和众猴一起玩耍,来到一股瀑布飞泉前面,众猴相约,“哪一个有本事的,钻进去寻个源流出来,不伤身体者,我们拜他为王。”孙悟空自告奋勇,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于是就被众猴尊为“美猴王”。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说明,孙悟空是凭着自己的勇敢和能力,经过竞争才得到这个位置和称号的。这个情景,真有点像我们今天所说的“竞争上岗”的味道。小说后面写他在大闹天宫时有一句名言,用来解释他造反的原因,叫做“强者为尊”。“美猴王”的得名就是一次“强者为尊”的实践。孙悟空的造反思想原来是有生活实践作基础的,这是《西游记》写得很高明的地方。

再看看他为什么不安分,为什么要造反。小说描写孙悟空所生活的花果山、水帘洞,是一个“仙山福地”,在那里“不伏麒麟辖,不伏凤凰管,又不伏人间王位所拘束”,是一个“自由自在”的有“无量之福“的福地。也就是说,他本来是自由的,生活在一个自由天地之中,但他还要追求更大的自由,使他的个性得到更大张扬,更大的解放。他听说人的生死是由阎王管辖的,他就不服这个管辖。他周游四海,求仙访道,学习种种超人的本领,就是要达到追求更大自由的目的。大闹龙宫,他得到了一个“如意金箍棒”;大闹冥府,勾掉了生死簿,得了个长生不老。这些描写从全书的艺术构思上看,都是为后文写他护送唐僧到西天取经有无穷的本事作铺垫。但从艺术描写的思想意蕴看,又还具有另外一重意义,这就是通过这些情节,表现孙悟空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的思想性格。他在勾掉了生死簿上所有的猴属之类的名字以后,痛快淋漓地说:“了账!了账!今番不伏你管了!”这句简短的话可看作是孙悟空的造反宣言,传达出的,是一种带有时代特色的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的声音。

作者对他神通广大的描写,也是具有值得注意的思想内涵的。他从菩提祖师学道,学得十万八千里的筋斗云,七十二般变化,后来又在东海龙宫获得一根重一万三千五百斤的如意金箍棒。(第二至第三回)他被二郎神捉住后,玉帝下命令送至斩妖台处死,结果是“绑在降妖柱上,刀砍斧剁,枪刺剑刳,莫想伤及其身。”火烧雷打也不能损他一根毫毛。(第七回)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炉里烧了七七四十九天,也没有把他烧成灰烬,相反却炼就了一双火眼金睛。大闹天宫时,十万天兵天将被他打得落花流水(第五至第六回)从八卦炉里逃出后,又“打得九曜星闭门闭户,四天王无影无踪。”在天宫内“东打西敌,更无一神可挡。”(第七回)写他如此神通广大,一则是为了后面写他护送唐僧到西天取经过程中斩妖除怪的斗争;二则也是为了写他有造反的资本,没有这样的神通广大就不可能成为强者,也就不可能产生“强者为尊”的思想。

大闹天宫,集中表现了孙悟空蔑视皇权和反对封建等级观念的思想。天上的神权统治是人间的封建统治的投影。天界的最高统治者是玉皇大帝,可是孙悟空大闹天宫,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他自称是“天生圣人”,在闹了东海龙宫、搅了十王冥府以后,被告到玉帝那里去。玉帝在一般人和众神的心目中,都是一个十分尊严神圣、具有极大权威的最高统治者。太白金星一见就“朝上礼拜”,而孙悟空却“挺身在旁,且不朝礼。”玉帝问:“哪个是妖仙?”悟空应道:“老孙便是!”仙卿们听后大惊失色,吓得要死,认为对玉帝这般无礼,是“该死了!该死了!”(第四回)后来玉帝派天兵天将收服他,被他打败,被迫承认他是“齐天大圣”;他第二次见玉帝时,也不跪拜,“亦只朝上唱个喏,道声谢恩。”(第四回)天宫中星相群神的森严等级,他一概都不承认,而是“不论高低”,“俱以弟兄相待”,“俱称朋友”。(第五回)天宫里也如世俗世界,讲究尊卑秩序,等级观念是非常严格的。因为他的级别不够,西王母的蟠桃会就没有请他,他于是大为不满,偷吃了仙桃,偷吃了仙酒、仙品,又偷吃了太上老君的金丹,把天宫中尊卑上下的秩序搅得一塌糊涂。玉帝无法可想,搬来如来佛收伏他。如来问他为什么要造反,“要夺玉皇大帝的尊位?”他理直气壮、意气高昂地回答道:“因在凡间嫌地窄,立心端要住瑶天。……强者为尊该让我,英雄自此敢争先。”并说:“常言道:‘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只教他搬出去,将天宫让与我,便罢了;若还不让,定要搅攘,永不清平!”(第七回)玉帝要将他处死,罪名就是“只为心高图罔极,不分上下乱规箴。”(第七回)意思是指他目无皇权,破坏君臣之礼,搅乱了上下尊卑的秩序。就是在被如来收服,皈依佛门,保护唐僧去西天取经的时候,对玉帝、如来、老君等神佛道世界中的统治者也是很不恭敬的,见面时以“老官儿”称呼,“唱个喏”,自称为“老孙”。第三十三回写他向玉帝借天,说“若道半声不肯,即上灵霄殿,动起刀兵!”他在斗争中发现兕牛怪原来是太上老君身边的一头青牛下凡,就去向玉帝和老君问罪,斥责他们“钳束不严”,“纵放怪物”。在封建专制时代,皇帝是最高权力的代表,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且是天意所定,不能违背,而孙悟空却根本不把这些放在眼里,表现了极强的叛逆性和反抗精神。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孙悟空的叛逆性格和造反精神,同明代中后期进步的的时代思潮之间深刻的内在联系。

首先是“强者为尊”的思想。“强者为尊”的思想是同封建等级观念相对立的,特别是同以天命论和血统论为基础的君权神授的封建专制思想相对立的,这明显地是带有新的时代特色的市民意识的表现。在商业资本发展过程中,新兴的市民阶层为了挣脱封建秩序的束缚,就要求凭借自己的能力和努力来求得发展,企图打破原有的等级和秩序。孙悟空的思想性格无疑反映了这样的时代要求。因为他有一身广大的神通,认为自己是强者,所以就要夺取玉帝的宝座,喊出“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的口号。而他后来的屈服于如来,又是因为经过较量,他成为相对的弱者。不过就是在被收服以后,在取经路上,那“强者为尊”的意识也仍然时时显露出来。

其次是与此相联系的“尊贤”的思想。他不能忍受屈辱,要求对人和对人的才能的尊重。他自认自己的能力很高,因而要求玉帝要给予他与他的能力相应的位置。他两次造反,第一次是因为玉皇只让他当了个“弼马温”,开始还很高兴,当他明白了这不过是一个喂马的小官以后,就十分不满,认为皇帝昏庸,“轻贤”、“不会用人”。他对前去收服他的巨灵神说:“他甚不用贤!老孙有无穷的本事,为何让我替他养马?你看我这旌旗上字号。若依此字号升官,我就不动刀兵,自然的天地清泰;如若不依时间,就打上灵霄殿,教他龙床定坐不成!”当玉皇封他做“齐天大圣”后,他就“遂心满意,喜地欢天,在于天宫快乐,无挂无碍。”而当西王母的蟠桃会没有邀请他时,他又感到受了屈辱,于是又起来造反。这种要求“尊贤”的思想,虽然与中国封建时代下层知识分子的思想有联系,但也与当时开始出现的对人的个体价值与人格的肯定这样的自觉意识有关。前面所引的李贽关于尊贤的那段话,简直可以看作是孙悟空思想行为的一种注释。

 过去有的研究者曾把孙悟空的造反说成是现实生活中农民起义的反映,还说他后来皈依佛门,保护唐僧到西天去取经,一路上斗妖斩魔,就像《水浒传》中的英雄人物一样,是向统治阶级投降,投降后再去镇压别的农民起义队伍。这样的说法是完全不符合小说艺术描写的实际的。第一,农民起义是因为受压迫剥削,而孙悟空在花果山生活得自由自在,一点没有受到压迫和剥削,他造反是为了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第二,农民起义总是集体的反抗行动,而孙悟空是个体的行动,是凭着一身无穷的本事独来独往。显而易见,孙悟空追求的是最大限度的自由,是个人的才能的充分发展,是个性解放,这在小说中是表现得非常鲜明的。如果不联系到明代中叶以后的时代条件和时代思潮,这些描写的思想意义就不容易理解。

和《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相比,《西游记》是表现时代精神是最为鲜明的一部小说,也是表现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别是忠义思想最少的一部小说。书中不能说一点没有忠君思想和封建正统思想的表现,例如写唐僧是奉皇帝的圣旨并且是以“御弟圣僧”的名义到西天去取经的,求取真经的目的是为了“祈保我王江山永固”,因而人们称取经和尚是“忠心赤胆大阐法师”,书中还称颂唐太宗是“清平有道的大唐王,起死回生的李陛下”等等,但由于孙悟空对封建皇权和封建等级观念的蔑视和强烈的反抗精神,传统的“忠义”思想在《西游记》中的表现是非常淡薄的。

当然,孙悟空的形象虽然鲜明地反映了明代中期以后新兴的市民意识,但也不能简单地将孙悟空认定为一个市民英雄的形象。因为孙悟空的形象中还概括进了远比市民思想要丰富得多的精神文化内涵。对于艺术形象的分析,一定要顾及其内容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就是社会生活中的人,我们也不能简单地给他划定阶级成份,何况是作品中作为艺术典型的人物形象,更何况是像孙悟空这样的充满奇幻色彩的神话人物形象。   

三、孙悟空形象的精神文化内涵

     孙悟空不仅神通广大,有很强的叛逆性和反抗性,而且还是一个积极乐观、勇敢无畏、不怕困难,敢于斗争的人物。这一点在大闹天宫时有表现,在取经故事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在取经路上,千难万险,他从不畏惧退缩,总是积极乐观,勇往直前。一听说有妖怪,唐僧落泪,八戒心惊,只有孙悟空非常高兴,认为是“买卖来了”。比如第七十四回,写四人过狮驼岭,一听说狮驼洞中有三个神通广大的魔怪,三个人的表现形成鲜明的对比:猪八戒是战战兢兢,连屎都吓出来了,提出马上散伙,说“赶早儿各自顾命去罢!”唐僧也是“战兢兢,毛骨悚然。”对孙悟空说:“徒弟,似此艰难,怎生拜佛!”孙悟空劝慰唐僧道:“师父放心!没大事。……有我哩!”看见唐僧哭鼻子,还不留情面地批评道:“莫哭!莫哭!一哭便脓包行了!”又以豪言壮语来鼓舞大家的信心和斗志,说:“我这一去,就是东洋大海也汤开路,就是铁裹银山也撞开门!”最后果然在孙悟空的艰苦斗争之下,顺利地通过了狮驼岭。

  孙悟空对取经,对取经中遇到的一切困难和危险,始终都充满胜利的信心,毫不动摇和退缩。乐观主义是他生活的基调,也是他斗争事业(对孙悟空来说,斗争确实已经成为他的人生事业)的基调。第六十七回,写驼罗庄李老者请他除妖,他朝上唱个喏道:“承照顾了!”猪八戒就说过:“听见拿妖,就是他外公也不这般亲热。”他不避艰险,不怕困难,明知山有妖,偏向妖山行。猪八戒是嫉妒心很重的人物,特别对孙悟空是很少说好话的,但他也这样赞扬孙悟空,说他是个“钻天入地,斧砍火烧,下油锅都不怕的好汉。”(第三十二回)他常常为了战胜妖魔,不知疲倦,不辞辛劳,连续战斗。如第五十回至第五十二回写他在金兜山和独角兕大王相斗,连战一天一夜,越战越强。就是在吃了败仗,被压在三座大山之下,也从不气馁。小说写“他虎瘦雄心还在,自然的气象昂昂,声音朗朗”。他从不承认失败,失败了也仍然是一个英雄。在平顶山,唐僧、猪八戒和沙僧都被捉,他孤身奋战,自己也曾两次被捉,但他坚持战斗,终于转败为胜(第三十三回)。在小雷音寺,他先是被黄眉怪用金铙扣住,后又被白布包儿装走,但他顽强战斗,最后终于取得了胜利。(第六十五回至第六十六回)他在斗争十分艰苦的情况下(如第七十三回至第七十七回,写他在狮驼山被妖怪装进阴阳二气瓶,差一点丧命),总是怀着必胜的信心,充满乐观主义精神,所以菩萨派去保护他们的日值功曹护佑诸神称他为“人间喜仙”。一个“喜”字,揭示出孙悟空一种重要的精神品格。这也许是古往今来无数读者喜欢孙悟空这个形象和喜欢读《西游记》的一个重要原因吧。第七十七回写他们师徒四人都被三怪捉住,四人的表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唐僧哭鼻子,说孙悟空被捉了,今番没命了。八戒和沙僧也无可奈何,只好随声痛哭。惟有孙悟空却笑道:“师父放心,兄弟莫哭,凭他怎的,决然无伤。等那老魔安静了,我们走路。”这是怎样的一种精神境界!这精神境界显然是从中华民族民族性格的积极因素中提取出来的,其中含藏着深厚的民族文化的底蕴。

孙悟空还是一个嫉恶如仇,是非善恶观念十分鲜明的人物。在这方面,孙悟空和唐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唐僧虽说是取经队伍的精神领袖,却常常是一个人妖不分、善恶不明的糊涂虫,而孙悟空不仅有火眼金睛,能辨别真假,认识妖魔,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敌我观念十分明确,爱憎感情无比分明。对残害人民的妖魔刻骨仇恨,除恶务尽;而对被残害的人则扶危济困,救人救彻。他一路上斩妖斗魔,固然是为了克服取经路上的重重阻碍,保护唐僧能顺利通行,到西天完成取经的任务。但也常常主动出击,完全是出于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为民除害的一片侠义心肠。高老庄收猪八戒,自然是出于佛旨的安排。但事情的开始,却是孙悟空主动为人除害。(第十八回)在乌鸡国,他扫荡妖魔,辨明邪正,为乌鸡国王报了冤仇,也完全是主动除妖。(第三十六至第三十九回)在车迟国,孙悟空主动济困扶危,解救那些受压迫剥削,为道士服苦役的和尚。所以那些小僧十分感动地说:“齐天大圣,神通广大,专秉忠良之心,与人间报不平之事,济困扶危,恤孤念寡。”(第四十四回)又在陈家庄通天河为民除害,替两个小孩儿去祭赛灵感大王,除掉了那个每年要吃一对童男童女,否则就要降灾于民的金鱼怪。猪八戒看见参加祭祀的人散了,就对孙悟空说:“我们家去罢。”还说:替陈家庄除妖,“只哄他耍耍便罢,怎么就与他祭赛,当起真来!”孙悟空对猪八戒说:“为人为彻。一定等那大王来吃了,才是个全始全终;不然,又教他降灾贻害,反为不美。”(第四十七回至四十八回)这里虽说主要是戏弄猪八戒,却也表现了他同情被压迫者和舍己为人的精神。过火焰山时,行者不仅搧灭了火焰山,保证了唐僧通行西去,而且还特意连煽七七四十九扇,断绝了火种,使风调雨顺,为普通百姓谋利。(第六十一回)他一路上所消灭的妖魔,大多是既想吃唐僧肉,危害他们的取经事业,又同时是残害人民的。因此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很自然地便将那些妖怪同现实生活中危害人民的邪恶势力联系起来,看作他们的化身。这样,孙悟空同他们的斗争,就带有一种为民除害的正义性质。这也是这个形象博得广大读者喜爱和赞美的重要原因。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的斗争性格与佛教教义的矛盾冲突。孙悟空到西天取得真经后,虽然也成了佛,但却是“斗战胜佛”,斗争性是他思想性格的主要特色。他虽然皈依佛门,但小说并没有将他塑造成一个虔诚的宗教徒,这个人物不仅不信守佛教的教义,相反却对佛教的教条进行了大胆的嘲笑和批判。佛教徒劝善惩恶,以慈悲为本,这些基本的信条,在唐僧的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他口口声声宣扬“出家人慈悲为本,方便为门”,说什么“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犹有余”,问题是他不辨邪正,把同妖怪作斗争也看作是作恶。因此,一路上唐僧所宣扬的佛教教义,竟成了孙悟空同妖怪作斗争的严重障碍。只要孙悟空斩妖除怪,他就认为是“不遵善道”,是“作恶”,就反对,甚至念紧箍咒来惩罚孙悟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孙悟空同妖魔作斗争的过程,也同时是跟唐僧所宣扬的佛教教条作斗争的过程,也就是对佛教教条的虚伪性和危害性进行揭露和批判的过程。如第八十二回,写孙悟空要钻进白毛老鼠精的肚子里去,“捻破他的心肝,扯断他的肠肚,弄死那妖精”,以此来解救唐僧时,唐僧却说他“不当人子”(意即有罪,不是人干的),孙悟空便批判他说:“只管行起善来,你命休矣。妖精乃害人之根,你惜他怎的!”

以上谈到的孙悟空的思想品格中也有与封建时代广大被压迫人民,也包括农民起义的英雄人物相通之处。如前面分析的不怕艰险、敢于斗争的英雄气概,扶危济困、除恶务尽的思想品德等,都是很接近于《水浒传》中反压迫的英雄人物,特别是接近于那位主动向压迫者进攻的鲁智深的。这都表明,孙悟空的形象是植根于历史生活和丰富深厚的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中的。

四、孙悟空的斗争智慧来源于现实生活

孙悟空在与妖魔的斗争中,表现出很高的斗争智慧,这种斗争智慧也是来源于生活的,其中概括进了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许多斗争经验。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在和妖魔斗争时,既要藐视妖怪,又要重视妖怪;既不要害怕,又不能掉以轻心。这是孙悟空胜过其他三人之处。第四十回,写师徒四众行到一座山岭,行者用火眼金睛看出山中有妖怪,嘱咐沙僧和猪八戒要加意保护唐僧前进。唐僧听说有妖怪,又不见妖怪出来,就很不高兴,责怪悟空说:“正当有妖精时,却说无事;似这般清平之所,却又恐吓我,不时的嚷道有什么妖精。”这里表现出唐僧与孙悟空在思想认识和斗争经验上的差距。小说实际上是从唐僧的口里道出了孙悟空的斗争经验,即:有妖时,要心中无妖,敢于斗妖;无妖时,却又要心中有妖,保持高度的警惕。这使我们想起毛泽东从总结现代军事斗争经验中概括出的一条重要军事思想,即: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

2)同妖精的斗争,是敌我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你不消灭他,他就要消灭你,因此要除恶务尽,不能心慈手软。这在第二十七回《尸魔三戏唐三藏,圣僧恨逐美猴王》(即著名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中表现得特别突出。那个白骨精妖术高超而又十分狡猾,他三次幻化为人形,要想吃掉唐僧。第一次化为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子,被孙悟空识破,他“掣铁棒,当头就打”,妖精留下假尸逃掉,唐僧却在猪八戒的挑唆下,说他伤了好人性命,就念紧箍咒来惩罚他,使得孙悟空大叫:“头疼!头疼!莫念!莫念!”唐僧以佛教的教条来教育他要慈悲为怀,不离善心,并且要将他赶走。孙悟空为了报恩不愿离开唐僧,哀求留下。唐僧答应他留下他时,定下规矩:“既如此说,且饶你这一次。再休无礼。如若仍前作恶,这咒语颠倒就念二十遍!”悟空答应不再打人了,这才被留下来。可是第二次白骨精又变成一个老妇人来时,悟空一眼看出是妖精,“更不理论,举棒照头便打。”毫不犹豫,毫无顾忌,完全忘记了他给师父的保证,没有想到打了以后的严重后果,唯一想到的只是:斗妖斩怪,除恶务尽。唐僧一见地上妖怪留下的假尸,果然毫不留情地,“更无二话,只是把紧箍儿咒颠倒足足念了二十遍。可怜把个行者头勒得似个压腰葫芦,十分疼痛难忍。”在地上打滖哀求:“师父莫念了!有什么话说了吧!”。孙悟空一再说明打死的是妖精,唐僧仍然不信,还斥责悟空是一个“无心向善之辈,有意作恶之人”,再次决定要把他赶走。在悟空的一再恳求下,唐僧答应再饶他一次,孙悟空也答应再也不敢行凶了。可是,当妖精第三次变化成一个老头儿来骗唐僧时,又被孙悟空识破,这次小说写了一段他的心理活动,担心这次会受到师父更为严厉的惩罚,再念那紧箍咒,但思想斗争的结果,还是不顾个人得失,一棒打死了妖精。尽管妖精现了原形是“一堆粉骷髅”,脊梁上还有“白骨夫人”四个字,但唐僧仍然在猪八戒的挑拨下,不仅再次念起了紧箍儿咒,而且还真的把孙悟空赶走了。这段故事充分地说明了孙悟空与妖精作斗争时敌我分明的态度和除恶务尽的斗争精神。这也是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宝贵品格和斗争经验的反映。

    3)要知已知彼,才能取得胜利,因此在斗争中要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掌握敌人的情况。如第三十二回,写四人到了平顶山,功曹报信说山里有妖怪。为了了解情况,孙悟空就特意派猪八戒去巡山,了解是什么山、什么洞,打听有多少妖怪,妖怪都有些什么本领等,以便更好地同他们作斗争。结果猪八戒偷懒、耍滑,睡了一觉以后,什么情况也没有了解到就跑回来了。又如第七十四回,写在狮驼岭斗三魔,孙悟空就亲自作调查研究。他先变为一个小苍蝇,飞到一个巡山的小妖精的帽子上,了解到一些情况;然后又变为一个小妖,谎称自己是新派遣的巡山总领,拿出巡山金牌“总钻风”,用极其巧妙的办法,了解到三个妖精的特点:大王能一口吞下十万天兵;二大王有一只长鼻子,能将人卷走;三大王有一只阴阳二气瓶,能将人装进去化成水。孙悟空根据三大怪的情况,制定了不同的斗争策略,取得了斗争的最后胜利。第八十二回,写陷空山唐僧被妖精摄走,为了解救唐僧,孙悟空又派猪八戒去了解情况,果然了解到唐僧是被一个白毛老鼠精摄走,要唐僧去同她成亲,为解救唐僧创造了条件。有时候妖怪很厉害,孙悟空无法战胜,就想到妖怪常常同神佛有联系,于是上天入地,追本求源,弄清妖怪的来历,最后找到了战胜他的办法。如第五十二回,写同兕牛怪作斗争,孙悟空斗法斗不过时,就到李老君那里去了解情况,知道原来妖怪是李老君的青牛逃跑了,偷了李老君的“金刚琢”,所以非常厉害。最后请李老君收服了他。

    4)在具体斗争中,要根据不同的对象,不同的环境,讲究策略,抓住敌人的弱点,利用矛盾,才能战胜敌人。如第五十九回,写过火焰山,孙悟空一借芭蕉扇,因过去同牛魔王有一些交情,但大战红孩儿时又与罗刹女有仇,所以孙悟空就采取先讲理后动武的办法。而二借芭蕉扇时,就利用牛魔王背弃了罗刹女,被一个万年狐王的遗女玉面公主招赘为夫,罗刹女既埋怨牛魔王又想念牛魔王的矛盾心理,变为假牛魔王,终于借到了芭蕉扇。又如第八十二回,写猪八戒去向妖精了解情况,他不讲策略和方法,见到两个妖精在井边打水,上去就叫“妖精”,结果只叫了一声就被打了三四杠子。回来孙悟空就教育他,不能这样直来直去叫妖精,而要先叫姑娘或奶奶,并告诉他在斗争中要“有刚有柔”,“温柔天下去得,刚强寸步难移。”第七十四回,写孙悟空知道那些妖魔了解孙悟空神通广大,有些恐惧心理,他就利用这个弱点,故意在他们的面前宣扬孙悟空如何神通广大(说孙悟空的金箍棒一变就十数丈长,一下子可以打死十万妖精,小妖闻言吓得魂飞魄散),先从精神上瓦解小妖们的战斗意志。小说里说:“孙大圣几句铺头话,却就如楚歌声吹散了八千兵!”

孙悟空在对方法力强大时,常采用变成一个小虫子或一棵鲜桃,钻进妖精肚子里捣乱的战术,使敌人无法可想,终于被制服投降。如第五十九回,过火焰山借芭蕉扇时,行者被芭蕉扇煽了一次,后来得到定风丹,可罗刹女闭门不见,他就变成一个蟭蟟虫儿,从门隙钻进去,乘罗刹女喝茶时钻进她的肚子,顶头登脚,弄得罗刹女小腹疼痛难忍,只得求孙爷爷铙命,第一次答应借扇子给孙悟空(这次借到的是一把假扇)。又如第七十五回,写孙悟空跟狮王怪作斗争,这个妖怪的特点是口大,一口能吞下十万天兵,孙悟空就利用这个特点,让他一口将自己吞了进去,然后在他的肚子里捣乱,使他不得不叫“大慈大悲齐天大圣菩萨”求饶。后来孙悟空讲好条件答应钻出来,妖怪又想乘机一口将他咬死,聪明的孙悟空却先将金箍棒伸出去试一试,结果把那妖怪的牙也给硼掉了。孙悟空出来时,是用了一根四十丈长的细绳子系在妖怪的心肝上,自己带着绳头跳出来,打个活结,不扯不紧,越扯越紧,经过一番曲折,终于战胜了妖怪。

以上描写,都表现了孙悟空在与妖魔斗争中的超人智慧,仔细体会都是人间社会斗争经验的总结和概括,包含了有血有肉的生活内容,在奇幻中透露出真实性来。

五、奇幻描写中时时透出世俗社会的人情事理

对孙悟空的描写虽然奇幻,但也不离人间生活的常情常理。上面所举的表现孙悟空斗争智慧的例子中,就包含着这方面的内容。例如他在借芭蕉扇时利用罗刹女和牛魔王的矛盾,就是立足于现实生活中的世态人情的。罗刹女和牛魔王的矛盾,是由男性有了外遇而引起的,而女方的感情却又是那样矛盾,既嫉恨又想念。这里反映的正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世俗社会中的人之常情。孙悟空想到利用这种矛盾来达到他的目的,正说明这个神话人物也是用世俗眼光来观察事物和处理问题的。再看他从妖怪的肚子中钻出来时,想到要把绳子打个活结,不扯不紧,越扯越紧,这里反映的也是日常生活中的最简单的事理。这样的描写在书中比比皆是。再比如,三打白骨精时,第二次那个妖精变成一个年满八旬的老妇人,孙悟空不仅用火眼金睛看出她是妖精所变,同时也用日常生活的事理来判断并教育猪八戒。猪八戒没有能看出是妖怪,反而认为来的这个老妇人是原来那个年轻女子的妈,因而责怪孙悟空打杀了她的女儿,现在来算账来了。孙悟空对他说:“兄弟莫要胡说!那女子十八岁,这老妇有八十岁,怎么六十多岁还生产?断乎是个假的。”他在第三次要打妖精又怕受师父惩罚时,就想到叫当地的土地山神来,在半空中看着他打杀的是妖精,好为他做证。这也是按人间社会世俗生活的事理和情理来处理问题的。第八十四回写过灭法国,那里的国王,要杀一万个和尚,已经杀了九千九百九十六个不知名的和尚,还要等着杀四个有名的和尚凑齐一万的数字。孙悟空为了保护唐僧过关,就要把全国的人包括皇帝在内的都变成秃子,与和尚没区别。他用的是什么办法呢?他是将左臂上的毫毛拨下来,吹一口仙气,叫声“变”,就变成无数小行者;再将右臂上的毫毛拨下来,吹一口仙气,叫声“变”,,就变成无数瞌睡虫;又将金箍棒幌一幌,变成无数剃头刀。这样互相配合,在一夜之间就将全国各色众等,包括皇宫内院、五部六府的皇帝本人和皇后宫女,大小官吏,都剃成了秃子。如果只追求奇幻,无限夸大孙悟空的神通,完全可以写他像变戏法一样,一下子就将灭国的人都变成了和尚。这样一来,孙悟空就变成了一个魔术师了。作者为什么要不怕麻烦,这样绕着弯子写呢?这就是要照顾到现实生活的依据,让读者容易理解,容易接受。正是因为在奇幻的描写中时时透出这样真实的现实生活的人情事理,合乎生活的逻辑,读者读来才感到亲切而易于接受。

在孙悟空的身上还常常表现出很浓厚的人情味,有时候表现得还非常感人。他自尊意识很强,连神佛也不放在眼里,可是对师父却十分恭顺和敬爱。四人在取经途中,特别在遇到妖魔斗争十分艰苦时,虽不免时有矛盾和磨擦发生(这常常是由于唐僧的胆小懦弱、人妖不分和猪八戒的自私动摇、挑拨离间引起的),但基本的方面还是团结互助的。书中常有充满人情味的动人描写。如第四十一回,写大战红孩儿,孙悟空被三昧真火烧着,跳入涧水中救火,却“被冷水一逼,弄得火气攻心,三魂出舍。”(这描写本身就是体现生活常理的,试想孙悟空那样大的本事,比这种严峻得多的考验经得多了,还怕“火气攻心”?)接下来有一段猪八戒和沙僧救助孙悟空的描写,表现了取经途中师徒四人的亲切关系。八戒和沙僧一听说师兄遇险的消息,“急忙解了马,挑着担,奔出林来,也不顾泥泞,顺涧边找寻。”当发现孙悟空从急流中漂下来时,小说这样写:“沙僧见了,连衣跳下水中,抱上岸来”,见他四肢僵硬,全身冰冷,便“满眼垂泪道:‘师兄!可惜了你,亿万年不老长生客,如今化作个中途短命人!’”猪八戒开始还说是孙悟空装死来吓他们的,劝沙僧不要哭;一听沙僧说“浑身都冷了”,只剩“一点儿热气”时,也就赶快替他按摩。看他:“将两手搓热,仵住他的七窍,使一个按摩禅法。”经八戒一番“按摸揉擦”,孙悟空终于苏醒过来,一醒来,张口就喊了一声:“师父啊!”沙僧很感动地说:“哥啊,你生为师父,死也还在口里。且苏醒,我们在这里呢。”

孙悟空对师父确实有很深的感情。孙悟空这位英雄是很少流眼泪的,就是在最艰苦和最危险的斗争中,他也从来没有哭过,可是两次被他师父驱逐的时候他都很伤心地哭了。第三次打死了白骨精,唐僧要赶他走,并且还写了一纸“贬书”,要他“执此为照”,还说:“再不要你做徒弟了!如再与你相见,我就堕了阿鼻地狱!”孙悟空没有办法了,临走时要对唐僧深情一拜,说:“受我一拜,我也去得放心。”唐僧转过身去,就是不理睬他。孙悟空为了这一拜,还使了个分身法,将脑后毫毛拨下三根,变成了三个行者,和自己围住四方,不容唐僧不受这一拜。最后走时还殷勤嘱咐沙僧,一路要好好照顾保护唐僧。书中特意用了两句诗来表现孙悟空当时的感情:“噙泪叩头辞长老,含悲留意嘱沙僧。”他回到花果山、水帘洞,一想起唐僧,竟又“止不住腮边泪坠。”那么高傲、那么自尊的齐天大圣孙悟空,他对师父的感情是多么的真挚、深厚,多么的感人!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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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荫柏

 

主持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文学馆。《水浒传》这部古典文学名著之所以变得家喻户晓,与广泛流传的不同版本样式的水浒戏是密切相关的。有很多目不识丁的人一说起水浒中的人物故事,都能娓娓道来,说得头头是道。那么水浒戏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水浒传》又牵引出多少不同版本的水浒戏?今天我请来了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研究员刘荫柏先生为我们专门讲《水浒传》与水浒戏,大家欢迎。

主讲人:《水浒传》和水浒戏之间关系是比较密切的。但是《水浒传》和早期的水浒戏,元杂剧中的水浒戏关系不大。而《水浒传》它吸取过元杂剧中的一部分,但实际上它后来基本上是独立的。我觉得水浒传这部小说,是把蒋史的英雄传奇和唐宋以来的剑侠的狭义传奇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部鸿篇巨著,他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步,以反映我们古代农民战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武侠小说,我在十年前出版的武侠史中是这么谈水浒传的,它是到目前为止,写以这样题材的小说中水平最高的,没有人能超过它,后来也有不少人说过关于农民题材的,比如像张恨水写过《剑斩奇星》,它写太平天国的,朱震穆也写太平天国的,都比水浒传差多了。像金庸的《倚天屠龙记》,梁羽生的《风云雷电》,专门写武侠,水浒传后辈的故事,与水浒传比较起来逊色的多,包括十多年前姚水云先生写的《李自成》,我认为也没有达到水浒传的水平。水浒传是一个伟大的开端,到目前还没有小说超过他的水平,它不仅具有文学的价值,还有历史的价值。

《水浒传》这个故事本身它是根据宋代真实的人物宋江的事迹演化而来的。我们看《宋史》,它里头没有《宋江传》,只是在后来的一些野史中提到他。特别是在王冲的《东都事略》里,它在卷的103和108里面,有一个是《侯蒙传》,一个是《张书业转》,都提到了要如何对待宋江,侯蒙献策说招降宋江,让他去征方腊,有这么一个企图,实际上没有实现,宋徽宗以为它已经不当官了,还不让朝廷,是忠臣,让他到东平府,那东平府离着水泊梁山很近了,但他没到任就死了,所以说这个事情不存在,水浒传上虽然写着征方腊,但实际上不存在这个事情,张书业在那个支海州的时候,它用计策擒了宋江的扶手,所谓擒其副贼将乃降,宋江投降他了。那么宋江投降以后,并没有去征方腊,《宋史》的《潼关传》有个附录叫方腊传,但方腊传里没有一句提到宋江去征服的事情,但是在当时的一些野史中,比如像徐梦莘的《南宋北朝会录》,还有像杨仲良的《通鉴纪事本末长篇》,还有李植的《皇宋十朝纲要》,这里头提到过,说宋江投降以后征过方腊,那么在当时宋代文人比如说像洪迈的《夷坚志》乙志卷六上,叫蔡侍郎这个人,这个里头记载好像水泊梁山等人降了以后全被他杀了,下场极惨,全部被杀了。那个当然有带小说的性质,蔡侍郎后来突然得病死了,然后他的亲信王生请来道士,后来见到他的灵魂。他告诉他让他转告他老婆,说他现在下狱受罪了。他老婆就说我就不让他杀梁山泊的人,五百个人投降,都给杀了。

    另外我们从《宋史·蒲宗孟传》,这个人是王安石新党最得力的一个人。那么他是对梁山所谓惩处最狠的一个人。他被迁到郓州当官的时候,他凡是逮着水泊梁山的人都酷刑,甚至连小偷都挑断脚筋,把脚筋都给挑断了。这个人呢,就是当时持新法忠于王安石的这种人。所以后来元代人陆友在题龚开的《宋江三十六人画赞》里头,他就提到,他说“忆夕熙宁全盛日,百年曾未识干戈。江南宰相变法度,不恤人言新近多。蔡氏京汴出门下,手乱中原倾大厦”。他们不说王安石好,而且我们看在邵博《邵氏闻见后录》里,他提到有人献媚于王安石。说水泊梁山这么大,是不是把这个湖水给填平了,变成粮田,种庄稼这多好,这样你那个政策就更能推行了。王安石想了想,那么大的湖泊给填平了,水搁到哪儿去?旁边有一个大臣叫刘贡父的,笑着跟他说,你可以在旁边再挖一个那么大的湖,后来王安石笑了,他说这不大可能。

另外我们从钱愐的《钱氏私志》那里也提到,说徐神翁到京城的时候见了蔡京。蔡京说河北贼刚刚平定。就指宋江那伙人。这回天下可太平了。徐神翁笑着跟他说,说不会的,上天正派下很多魔军来做坏人间。蔡京说那如何识得,怎么能找到这些人呢?徐神翁笑着说,太师就是,就是魔军里头的。也就是说,你就是破坏社会的人。从这些笑话中可以看到,当时关于这种的传说已经很多了。以至于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出现像《大宋宣和遗事》这本书,这种书的出现,跟当时民间传说有关,当时我看宋史里面的传记,对梁山的的渔民实行保甲制,刻舟——船都刻上号,你到时候不回来,我就把你全家人逮住,处理梁山的人都特别恨,这从史料中看,正史说没有征过方腊,那些野史呢就说征过方腊,笔记中有大部分说没有,另外从宋代人樊闺写的一本书里面,宋江被平是在方腊之后,那个是在宣和20年,这个是在宣和30年,另外,在徐之芳写得《忠义·言通方公传》里,它提到方言通这个人,他亲自生擒过方腊,后来回来以后又参与了平定宋江,通过这一点可以看出来宋江和方腊式没有关系的,所以无论是龚开的《宋江三十六人画赞》还是陆友的题《宋江三十六人画赞》,有的谈到方腊,有的没有,陆友的那个谈到了:郓州盗起挥连城,水蜿黄河习兵马,京东宋江三十六,白日横行大江东,官兵追土不敢前,悬赏招之使擒贼,后来报国招战功,捷报夜传甘明宫。这就是谈谈道的擒方腊。后来他还说他又到过那个地方,居然想起来都吓得都丢魂丧魄,那种威名一直存在,另外有一个人叫陈泰,鲁迅最早引用过他的话,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陈泰在《所哀遗迹》补遗,说他小的时候,看到过水泊梁山,叠聂雄旷,它问之于导师,到时说叫安山,梁山还有一个名字叫安山,此为昔日宋江之处,掘湖90里,种的是莲花,相传为宋之所植,宋之为人勇悍旷达。那么这些资料后来就演成《大宋宣和遗事》。那么元代的杂剧我认为它就吸收了宋代的这些传说,包括《宋江三十六人画赞》,包括民间的传说,包括《大宋宣和遗事》,在这种基础上出现了元杂剧。

元杂剧中目前存在的有名姓的不太多,一个是李文蔚写的,叫《同乐院燕青博鱼》。赌博,拿鱼作为赌博,不是用钱来赌博,用鱼来赌博。这个《同乐院燕青博鱼》在第一折里,有一个六国朝的曲子里有这么两句。这两句非常重要,写出了元代人对当时社会的看法。他说“我不梁山泊寻东路,我则拖着你去开封府的南衙”。那就是社会只有两条路,或者像梁山泊好汉一样,走上以暴抗暴的道路。或者希望出现像包公那样的清官,能平雪冤狱,能够使百姓的冤屈得到昭雪。就这样两条路,实际第二条路是幻想,哪有那么多清官。清官大部分都在戏台上,演戏,真的清官太少了,这两句实际就写出了元代社会只有这样两条生路。没有办法,只有朴刀赶道,洗雪胸中的愁和怨。其中李文尉的宴请伯瑜因为元代它突然受到异族统治,所以中原的很多百姓他都有不愤,因此水浒戏大量地出现。其中李文尉《同乐院燕青博鱼》是很有名的元杂剧,这部杂剧还存在着,在元曲选中。李文尉是河北省镇定人,在江西瑞昌当过县晏,它写过两部杂居,还有《燕青设宴》,我们从水浒戏中看到有这么一个特点,他反复的提到,宋江是因为喝酒误杀严婆惜,没有谈到严婆惜跟别人搞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被宋江碰上了,把人家杀了,有的说是他喝酒误杀,而且踢翻了灯台,把官服给烧着了,所以他自己就请罪去了,就刺配江洲,途中被梁山好汉接到山上去了,这根水浒传不一样,在水浒传中梁山接他,他不去,他情愿到江洲去,怕误伤了自己的清白。他不愿意和梁山的草寇为武,元代杂剧就不是了,他是被接到山上的,而且是误伤严婆惜,接到山上的时候,晁盖封他为第二把手,特别提到晁盖是三打祝家庄的时候死的,所有元杂剧中都是这么写。另外呢,有一部杂剧现在只剩下一个名目《鲁智深大闹消灾寺》,在续编里记载有这么一句:宋公明伏打祝家庄,鲁智深大闹消灾寺。可能扶大的前面就是晁盖死,这是元代水浒戏里面。另外,在元代水浒戏中还有草寇性质,像李逵下山的时候,宋江有时候叮嘱他,说别去劫道,别去乱杀人。《水浒传》中就没有劫道,而且他多次提到“风高能放连天火,月黑提刀去杀人”。每个剧中都有这句,可见他草寇性质还是比较浓的。因为元代的作者都是下层文人,跟明代不一样,明代都是士大夫,正统知识分子。元代都是下层文人,没饭吃了,当书会的才人,靠写点剧本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很少有谁当官的。地位都比较低,所以有九儒十丐之称。儒甚至都在乞丐妓女之下,地位如此之低。那么这些文人呢,他就不忌讳这些,而且他打破了有些传统的概念。元杂剧中出现最多的还有李逵,元杂剧中,几乎所有的戏中都有李逵。而且李逵还不是光粗鲁,有时候还很幽默,就是李逵这个形象,我觉得在元杂剧中,似乎比《水浒传》中还丰富。《水浒传》中仿佛比较单一,他在元杂剧中他特别丰富。因为现存的元杂剧中都有李逵,叫山儿李逵,也叫黑旋风李逵,是梁山好汉第13个头领,就是第13名。那么高文秀这个人是东平人,离水泊梁山比较近,山东人,外号叫小汉卿,是关汉卿的好友,很早就去世了。但他留下来的剧本很多,他那个《黑旋风李逵双献功》写到,郓城县的孔目孙荣要到泰安去烧香,这个人跟宋江有交情。宋江就跟李逵说,你保他去泰安如何?李逵就保送他去,结果在店中,孙荣的妻子郭念儿和一个叫白衙内的两人私奔跑了。孔目孙荣很生气,就回来告状。没想到这个白衙内,他借这个大衙门当三天官。还有借衙门当三天官的,结果他一告状,正好他当官,就等着他呢,给他送进监狱了。李逵看自己保的人进监狱了,回梁山如何交代呀,他干脆化装进去了。拿药酒把牢卒给药倒了,把孙荣救出来。他觉得还不解气,一会儿他又化装成家人,混入白衙内府中,把白衙内和郭念儿都杀了。然后把他交给梁山叫“双献功”。这个剧呢,在元杂剧中是比较突出的一个,这是高文秀写的。还有一个就是叫康进之,也有的《录鬼簿》中写叫他康退之。他写得是《梁山李逵负荆请罪》,这个后来在京剧中老演,就是李逵到了王林的酒店,看到王林的女儿满堂娇被人家说是,实际上不是宋江和鲁智深,是一个叫做宋刚和鲁智恩的,把她给骗走了。所以他就大闹忠义堂,最后发现是假的,最后把这两人逮捕了,把他们捉住了,然后把这两人杀死了,把王林的女儿满堂娇救回来了。这个京剧中有时候也叫《丁甲山》,也叫《杏花村》,好像袁世海常演这个。有一段“真宋江假宋江,真假的宋江叫我李逵遭殃”。有一段道白,他写李逵的形象就很正直。他下山的时候就有唱词:梁山泊风景真漂亮,有人说梁山泊风景不漂亮,我都不能饶过他。但是一听说他最器重的大哥竟然做出这种事情,他大怒,就砍倒杏黄旗,大闹忠义堂。最后等到闹清楚了,因为赌的是人头,他又不愿意死。于是他就说东说西的,说瞎话,李逵编瞎话漏洞百出,但是又很幽默。他把李逵的形象写得很生动,这是元杂剧中存在的一个。就是康进之的这个,这是元杂剧中。还有一个叫李志远,他有一个叫《都孔目风雪还牢磨》,也有人说是马致远写的,也是写由于个叫杨衙内的,骗人家的妻子,也是李逵打抱不平,水浒戏中的李逵是老出现的,打抱不平,最后把那些人都杀了,宋江说李逵:性如烈火,肠子直,不会拐弯。是这样的一个性格。水浒戏中出现燕青的不是很多,出现特别多的在水浒戏中特别多的第一是李逵,一个是宋江和吴用,再其次就大刀关圣,没有林冲,其次是徐宁、花荣、阮小五、刘堂、史进这些是比较多的,还有卢俊义,在元明间还有一些无名氏的杂剧,其中相比较有名的《争报恩三虎下山》,《梁山五虎大劫牢》,《梁山七虎闹瞳台》,《王矮虎大闹东平府》,《宋公明排九龙八卦阵》等,我们从元杂剧中看矮脚虎王英好像比水浒传中还英勇,水浒传中的王英特惨,又好色,又特差,张的小坨子,人家谷三娘都看不上他,但是在元杂剧中王英是个英雄,他主动的打擂,抢花灯,很英勇,这是元杂剧中的。

下面谈一下明代的杂剧,出现杂剧还有传奇,有两种。明代有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它把水浒英雄人物都纳入了忠义道德天理这个规范。明代的作家都是士大夫阶层,都是在明朝政府当官的。所以他不能让梁山好汉,草寇习惯太多了,所以他要把他纳入这里,才能歌颂他。你要不纳入这里,那不就歌颂草寇了嘛,最早写水浒戏的就是朱元璋的孙子,叫做朱有敦,朱元璋第五个儿子朱傅的儿子,这人写杂剧特别,他就写了两个水浒传,一个是抱足和尚还俗,写的是鲁智深,一个是黑旋风仗义疏财,这样两个元杂剧。这两个杂剧中都提到梁山的忠义,最后归顺,特别是黑旋风李逵仗义疏财,特别提到张淑叶的招安,征方腊,后来又封节度使,宋江封的是沧州节度使,归于忠义。另外,明代还有一个人写过水浒的杂剧,这人叫林蒙冲,就是写《拍案惊奇》的那个,在《拍案惊奇二刻》中有闹元宵,一共九折九出,那句写了他们到东京看花灯,大闹元宵节,等等的过程,这是林猛冲写的。其他的元杂剧关于陆路没有存本。

明代最丰富的就是传奇,第一,我要提的就是李开先,李中麓,这人当过官,太常寺少卿。是明朝的官吏,真正的士大夫。他的《宝剑记》主要写林冲,他笔下的林冲就不是《水浒传》中的林冲,而是真正的士大夫林冲,特别浓。首先林冲是因为看不惯高俅、童贯这些人的卑劣行径,他上书弹劾人家,主动出击弹劾人家,所以高俅才报复他。这就跟《水浒传》中不一样了,把林冲的思想更符合封建正统了,因为他敢于向权臣进行斗争,才遭到打击的。他唱词里有:一朝剑针触权豪,百战功名做草包,半世辛苦全无功,名不将青史标,为家国总徒劳。一下子从上边掉下来了,那高俅当然不会饶过他,马上就报复他。听说他有一个宝剑,就给他引入白虎节堂,然后想杀死他。但是后来刺配沧州了,在刺配沧州的途中,他把高俅的侄子喜欢林冲的妻子搁在后头。是林冲的妻子贞娘到庙里烧香,希望神佛能保佑他丈夫,被高朋的儿子看上,要把她得到手。这才派陆谦到那里杀林冲,并且把林冲的母亲逼死。那么林冲的妻子贞娘在王婆的帮助下,逃出京城。他又把史进改上了,《水浒传》中有史进,教头史进。他让史进拿着林冲家的宝剑去追杀贞娘,史进把宝剑给她了,然后跟她说你赶快逃跑,史进自己也逃跑了。于是林冲的妻子就在一个尼庵暂时出家了。那么林冲到了沧州以后,那伙人又去杀他,林冲忍无可忍才杀了那些人,风雪草料场。杀完那些人的时候,他决定投奔柴大官人。柴大官人说,我认识梁山上的王伦,你去梁山吧。他就去梁山,这时候东京派徐宁来追捕他,这跟《水浒传》中不一样。他在山神庙里,因为神佛保佑,说他是天上的文曲星,结果徐宁没找到他。那么我们看林冲在奔梁山的时候,有一段词,写得很精彩。“按龙泉血泪洒征袍,恨天涯一身流落,专心奔水浒,回首望往天朝”。不甘心,成草寇了,他不甘心这个。他说“急走忙逃顾不得忠和孝”。而且他有一段诗,后来我们常说。“丈夫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伤心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急急忙忙跑了,所以《林冲夜奔》这个常常上演,尤其在昆曲里边。我看过有一次,一个电影时蔡安安演的,昆曲里边唱,那个唱词很好,因为是明代的正统文人写的,跟元杂剧不一样,也跟京剧中不一样,京剧中的净些废话,净是那些粗词,明代剧本文学水平特别高。它提到林冲想到自己,本来可以做万里封侯的班超,却做了背国的红巾,叛主的黄巢。心里不甘心,他希望能有出现像孔子那样诛杀少正卯,希望像皋陶那样的清官来平雪他的冤狱。此一去要博得斗转天回,须叫它海沸山摇。他充满了怒气去走,想到自己的老母妻子都没有依靠,自己生死难料,在这种情况下逃跑。在逃跑中听到声声震山林的虎啸和绕溪间哀哀的猿叫。而且在百忙中,他慌慌张张走不出山前的古庙。把林冲那个逃走的心情和自己不甘于成草寇的心情写得淋漓尽致。李开先的《宝剑记》写得很好。那么林冲到了梁山以后,后来被封为马军的负责人,后来梁山去打大宋朝,打到汴京,那么宋朝赦林冲无罪,把高俅父子送到军前。结果林冲把他们杀了,归顺朝廷了。归顺朝廷后,有一天他去散步的时候,走到一个尼庵。忽然发现他家传的那口宝剑了,一进去和他妻子团圆了,所以就叫《宝剑记》。在他之后又一个人叫陈雨娇,这个人也怪,也做过少长寺的少卿,也当了几天不干了,它把李开先的《宝剑记》改为两卷35出,就给他删改了。但删改的时候他又做了一些变动,改名为《林宝刀》,而且开头也不一样了,林冲这个人爱交朋友,就交了陆谦,交了鲁智深很多人,没想到陆谦这个人卖主求荣,因为高朋喜欢贞娘,所以他卖主求荣,陷害林冲,这个有点近似与水浒传中,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林冲被发配了,贞娘也是逃跑逃出去的,也是王进追,但王进还的不是宝剑了是刀,让贞娘去四化庵那里去出嫁,林冲去梁山以后,梁山还派依照青沪三娘照顾过贞娘,最后是高求父子带病去打梁山,结果林冲用吴用的计策把他父子生擒,杀死了,后来朝廷招安,他到四化庵的时候发现那把刀,和他妻子团圆了,故事基本上差不多,改动了开头,没有主动弹劾人家那个,这更接近水浒传。另外在清初有个人叫沈出诚,也写过《宝剑记》 ,我没有见剧本不知道和李开先的又没有什么关系。

明代第二个《水浒传》中有名的传奇,就沈璟的,这个叫《义侠记》。取《水浒传》中23回到32回这十回之间内容写的,主要是武松,那么他这笔下的武松跟《水浒传》中的武松也不一样。这个武松一直想封侯当官,就是说士大夫那个劲头比较浓,草莽英雄的劲头倒稍微差一点。那么因为他佩服宋江,就去找宋江,路过景阳冈,阳谷县的景阳冈,结果打虎当了都头。他当都头的时候他还说“今日当都头,他日列封侯”。还想这个。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西门庆的介入,他哥哥被杀了。所以这样的话,武松要报仇,武松有一段他谈到过。他说兄和弟,人间义里,恩义两无亏。为什么叫《义侠记》呢?它突出恩怨两报,恩绝对要报,怨也绝对要报。这就叫义侠,它一开头就有这段。那么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觉得恩义两无亏,一定得杀死西门庆,那么他杀死了西门庆潘金莲,被刺配。在路途中路过梁山,人劝他上梁山,他不去。他说,我不过受几年坎坷,不能把半世的清白一念差额,不,我不上梁山,他还不去,那么到那儿以后,因为施恩对他好,他就报答施恩,打了蒋门神。最后那伙人陷害他,在飞云圃,他断锁掰枷,杀了几个解差。但是之后呢,他本来可以一走了之。这个作者要突出忠义两字,武松又一想,就像那些人活在世上,总要害人,天理不容,所以他又返回头去,为了维护天理正义,把另外那几个人全杀了。杀完以后,在上头写了这样几个字,“杀人者武松也”。金圣叹先生在品评的时候说“他以打虎之力写下这几个字,掷地作金石声”。他特别赞美,杀完人以后写上“杀人者武松也”。后来武松因为这之后呢,那也没有别的路可走了,后来就到梁山了。那没这个剧本中写道,武松有妻子,他妻子叫贾氏,作者挺有意思,起名叫贾若真,跟红楼梦甄是尹一样,它就跟他妻子团圆了,武松有妻子,前面讲得饱足和尚还俗记,那鲁智深也有妻子,这跟水浒传中不一样,,两个人都有妻子,而鲁智深还有小孩,他有儿子,这在朱有敦的那个中。那么这个《义侠记》后来被周祥钰编到《忠义璇图》里,就是清代宫廷大戏,把它收录进去了,全部收录进去了。清代有几部宫廷大戏,,《劝善荆轲》《水浒传》《丁氏春秋》《招待肖尚》这四部宫廷大戏,总在宫廷里演。

另外有一个文人叫许自昌的,他家里豪富,它写过一部叫水浒记传奇,32出,他付清当官不成做生意,晚年无子,娶妾后生了他,他就是家里唯一的一个继承人,他家里的花园是明代最豪华的,他买了一个中书舍人的官,干了几年觉得没意思,就不当了,就回家写剧本写诗歌。还盖了一个别墅叫梅花墅,又称梅花主人,它写的一个水浒记,这个水浒记主要写宋江的,这宋江跟水浒传就不一样,这宋江有妻子,后来又娶了严婆惜,发现言颇西不忠于他,本来就可以这样算了,就分手了。后来这个人要挟他,最后到私通梁山,尤其是打扰大叫,忍无可忍,宋江就杀了严婆惜,后来自首以后被刺配江洲,路过羯羊岭的时候被人用麻药药倒了,要到他的人就是催命判官李立等人,后来结果被混江龙李俊等人一看,这不是宋江吗?后来就给放了,结拜了,这个剧本写到江洲劫法场为止,宋江上山游和他妻子团聚了。而且特别写道在江洲的时候,晁盖告诉李逵,别乱杀人,杀几个主要的就行了,别伤更多的兵和百姓,更处处突出忠义这一点,而早年跟晁盖交往的时候,两个人都是有报国之心,就是愤恨于权奸当道,都是这样一种情况,希望有朝一日被朝廷重用,他们忠孝礼仪这一方面特别突出,这是明代传奇的一个极大的特点。另外还有一本就是沈景的侄子沈自进写过一个《翠屏山》二十七处,基本上都按水浒传中,就写杨雄、石秀这个,但这个被编成京剧变成特别有能耐,成了几乎京剧中所有名角都来演,无论是从谭星培,这个一直到谭富英,都演过这个,这个系被京剧中吸收特别厉害。以个人叫张子贤,它写过《聚星记》,主要写卢俊义的,这个本子现在没有了,但还有对全剧的考证。明清间有一个无名氏的《銮刀记》跟这个差不多,后来明代有一个叫李素朴的写过一个叫《元宵纳》,也叫《玉麒麟》,也叫《翠云楼》,都跟故事差不多,那我们为什么要提到张子贤这个呢?就是感到他写卢俊义不太公平,卢俊义凭什么会家庭搞得那么惨,它给改了,卢俊义的妻子部叫贾氏,叫贝氏,没有上面那西字,她有贴身丫环叫贾妹,这么一个人跟李顾私通,陷害卢俊义,后来卢俊义能跟他的妻子贝氏还能大团圆,他觉得像卢俊义这样的英雄戴个绿帽子,不太公平,堂堂的河北玉麒麟,怎么能够这样呢,所以就给改了。在李素朴的《元宵闹》里又给改回来了,改的也挺有意思,写跟卢俊义的妻子贾氏私通的人是一个张孔部,这张孔部是谁呢?是张文远,这名字大家伙熟悉吧,跟严婆惜好的那个,宋江当时杀他没死,这小子又跑到这一点来了,又跑到大荣府来了,又干坏事了,这次才把他杀了,这一点很绝。另外沈自昌的《水浒记》中还提到,严婆惜虽然死了,张文远被严婆惜的鬼魂捉走了,魂捉张文远,张文远虽然喜欢严婆惜,忽然想到她已经死了,那个戏演起来特别恐怖,给人的气氛是特高兴,猛然想到鬼,那浑身直哆嗦,当然严婆惜不能让他走,拿绳子套住他,拎走了。这个是当时京剧界有一个老前辈叫严连秋,他的代表作,最有名的他的代表作就叫《活捉》。每一次演,它的整个气氛都特别恐怖,小孩看了都不宜。那么沈自进这个人呢,因为他这个父母年龄相差比较大,差三十多岁,他在写严婆惜的时候,有同情的一面,在剧本中流露出来,就张文元在剧本流露出来,去插手调戏严婆惜的时候,宋江来了,给冲散了,那严婆惜有这心性素净好,就给倒上了,宋江没理他,连看都没看他一眼,原来他并不是特别是喜欢张文元,这时候她发誓,张文元我最喜欢你了,他发出这种誓,按他的写法,宋江在这方面也有缺点,才导致这个,唯有沈自昌这么写,这是明代的这些传奇,我们从明代的传奇中看它突出忠义,突出天理,把它纳入封建社会道义的轨道,梁山好汉不是随便杀人放火,不像元杂剧中那样,做得尽量的合乎规范,都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无奈的情况下才杀人,如果不是万不得已不走这条路,而且即使走了这条路以后也不是轻易归水浒,决不甘心这样去,还期望别的,而且特别最后写道特别希望能听到朝廷的声音,重新招安它,所以他都有那“报国心,天作证,暂且隐度且偷生,听取金鸡天上音”。只希望能够得到上面的宽恕,这点是明传奇和元杂剧的一个思想上的特别大的区别。

明代的剧本,它都改编了《水浒传》。但是改编中就存在一个问题,一部经典著作,不是轻易能改编的。它都是经过作者仔细推敲的结果,每一步每一点都很合乎情理的。如果你一旦要改了一部分,就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也可能毁坏它整个的结构。比如像沈自昌的《水浒记》中,他写到晁盖劫了生辰纲以后,他觉得白胜让人逮捕了,有点叛徒行径。结果他就改为晁盖让白胜去自首,说这事是我们几个干的,然后他又做好了逃跑的准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宋江得到消息通知他,这个紧张气氛就没有了。实际人家全都做好准备了,宋江不通知,人家也不会遇难。像《水浒传》中冒着那样的关系去救他们,这个气氛没有了。所以一改动的话,往往不是那么好改动。包括很多人现在改动《三国演义》,这些改动方法最后结果都不是很好。一部伟大的名著,它能够被人承认是一部经典性的著作,它不是偶然的,它一定每个环节都是很注意的。所以我们发现明代人在改编时候,结果都不是很好,不如忠实于人家原著。

那么到清代就开始出现京剧了,下面简单谈一下京剧。京剧起于1790年,就是乾隆五十五年。高朗亭,也有人说他后到的,带了三庆班子,徽班入京,唱的是二簧调。之后呢,四喜、春台、和春这样三个班子也进京了,就是我们常说的叫四大徽班入京。那么在道光初年,李六、王洪贵带了楚调汉剧入北京。他们唱的是西皮调,西皮调和二簧调融为一体才是皮簧,也就是我们后来说的京剧,叫皮黄戏,当时也叫京调。那么说从乾隆55年到咸丰10年,也就是1860年,这时间是整个京剧酝酿和成熟阶段,那么从1880年到1917年,这是京剧成熟发展的阶段,早期的京剧演员即演京剧演员,即演京剧又演昆曲,昆乱不挡,没有不会演的昆曲的,像《同光十三绝》里面的两个人,朱莲芬和杨明玉就专演昆曲的,那两人专演昆曲,有其杨明玉,是昆丑,他死的时候还有人讽刺过李鸿章,就是:杨三已死无昆丑,李二先生是汉奸。当时有这样的对联,这京剧还挺有名的,这李鸿章如何评价是历史学家的事情,恐怕这李鸿章也不像历史上糟蹋得那样那么坏,李鸿章实际上是有很值得肯定的一面,他看到了我们必须学习人家那些东西,保守就的亡国,所以他有很都想法是非常进步的,那么在京剧中最早出现的就是老三鼎甲,后来又叫新三鼎甲,老三鼎甲是陈长庚、张二奎、于三圣这三个人,后来的新三鼎甲是谭星培、汪桂芬、孙居先,京剧的发展这六个人很重要,那么京剧它大量地改编了水浒戏,把水浒故事改编成京剧。像《翠屏山》这个谭星培演过,而且谭星培把里面那个四合刀法改成六合刀,被人称为单刀小叫天,因为谭星培本人给别人看家护院,有真武功,他的父亲叫谭志道,叫谭叫天,他叫小叫天。演水浒戏主要是武松比较多,当时武松有这样三个人,今天被称为武生的三泰斗了,一个叫做余菊笙,他儿子叫余振魁,这个余菊生他收了两个大弟子,一个是杨小娄,一个是尚何玉,尚何玉的弟子呢就是侯永奎,尚何玉善于演水浒传中的大刀戏,特别是演关圣那样的,所以叫大刀尚何玉,有这样一个名字;杨小娄这个名字大家也都知道,也是一代宗师,这是杨越楼的儿子。这是余菊笙,一个武生泰斗。还有一个叫黄岳山的,这个人直系弟子不太多,他不懂传人,但学他的人不少;再有一个叫李春来,这人后来到南方去演出,他的封门弟子就是盖叫天。李春来是跟谭星培的父亲谭志道学艺,按这么说,这个盖叫天辈分比较高,因为他的老师李春来是根谭星培平辈的,要按这么算,他就跟谭小培一辈,比谭桂英都高一辈,李春来的李派还善于演猴戏。那么这样的话,这个武生留下了三支下来,后来大概到了50年代,李少春跟张俞西拜过盖叫天为师,当然李少春也学过于淑严,主要有孟晓声教他唱,谭星培当时被作为无枪不学谭,他演过《翠屏山》,谭星培演过,杨越娄演过,杨小娄演过,黄岳山演过,余菊笙演过,演这个石秀有这么一个特点,老生可以演,武生可以演,小生可以演,都可以演石秀,所以这个石秀演他的人也比较多,就是《翠屏山》,这是比较有名的。还有一个比较有名的就是《水浒后传》中的人物,就像是《艳阳楼》拿高灯,那就是余菊笙父子的代表作,他的两个弟子的演法都不一样,比如说杨小娄勾脸的时候,白得多,黑的颜色少,突出他特别残忍,凶残的一面;那么尚何玉体会这个人物呢,跟他师哥不一样,他就是黑多白少,认为这个人野蛮,突出黑,白少,由于对人物性格理解不同,在勾花脸中出现不同的脸谱,而且这两个都是名家,按京剧界的有些行家来说,要广谈舞把子的功夫可能还在杨小娄之上,但他的条件天分不如杨小娄,杨小娄演得比他或,杨小娄唱功比他好,因为杨小娄是谭星培的干儿子,后来跟余菊笙学艺,余菊笙是他的祖父,杨双全的弟子,那是他启蒙老师的孙子,所以他也对他特别照顾,后来又跟杨龙寿学艺,杨龙寿和他父亲杨越楼是把兄弟,都是倾囊而赠的交情,那么杨越楼临死前把他的很多武功的绝技都传给谭星培了,谭星培没有用这些东西,他后来毫无保留的传给杨小娄,所以这样小娄比较得天独厚,但他早期比较骄傲,一演就演砸了,结果后来他刻苦,后来才出名了,那么多人老照顾着他,这样呢可能还出不来,好徒弟非得受一些挫折,这《艳阳楼》也是比较有名的一出戏,再说呢,比如说有名的像《野猪林》,当年黄润甫、侯喜瑞师徒都演这个,侯喜瑞唱腔有这个炸音,现在好像很少有人用这个,后来郝寿辰私属于黄润濮,也学了他这些东西,郝寿辰的弟子就是袁世海了,郝寿辰最早改编过这个戏,后来袁世海和李少春又改编过这个戏,这个戏好像在京剧中常演的,是比较有名的一出戏。再有就是《丁甲山》,另外还有《桃花村》,郝寿辰演的,《打周通》,那个也是郝寿辰常演的,另外像水浒戏中,后来比较常演的叫《三打祝家庄》《石秀探庄》,《石秀探庄》有时候小生也演,你像程长庚的孙子也演过这个,还有像水浒中比较有名的《乌龙院》,于淑严唱,周信芳唱,两个人的唱法不一样,周信芳还改编过这个《乌龙院》,他用他的乌鸦嗓子唱这个《乌龙院》,这个都是在京剧中常演的,在京剧界这些老生行当中,我觉得唱得最好的没有人没比得上于淑严,包括他老师谭星培,今人也没有人超过它,马恩良他们也承认超不过他,当代学余派特别好的也没有什么人,他音调比较高亢,学他最好的就是孟晓东,后来到香港去了嫁给杜月笙了,孟晓东唱得比较好,李少春就跟他学的。另外有好多都是从谭星培那支下来的,也有从程长庚那支下来的,你像秋荣的父亲秋菊先生,后来他有学何桂山,又拜何桂山为师,练铜锤,铜锤花脸,何桂山弟子比较有名的一个秋贵先,一个金秀山,金秀山的儿子就是金少山,秋贵先的儿子就是秋圣荣,今天好像老提秋圣荣多。

我觉得水浒戏本身它从不同的角度修改了《水浒传》,有的可能有所提高。但绝大部分并没有超出《水浒传》的水平,而且在水浒传中,我觉的李逵的形象实在太过分,在水浒戏中的李逵,无论是元代还是明代,李逵的形象比水浒传中写得好,写的活,李逵有时候还挺幽默,还办案,还装官,挺好玩的,写得比水浒传中的精神世界丰富,比光拿着板斧一排一排的杀人强多了,到呼家庄,都降他了,还把湖三娘的父母杀死了,这个没什么道理,水浒传中有的人物本来在书中写得很好,但到了戏中又写得不好,特别像林冲这个形象,我觉得在明传奇还是在京剧中,比较爆满,使林冲的内心比较丰富,这是比较突出的一点。至于改编的《水浒传》,我觉得不如原来的小说写得好。正像改编的《三国演义》,改编的《红楼梦》,都不如小说好。包括《西游记》,也算,都不如那个好。这就说明了一个名著能站得住脚,并非偶然的,尽管后人在修改它的时候,可能在某些小的方面,能够稍稍差弱它,但是在总体的把握上,还是不能达到经典著作原来那个水平。好,谢谢各位。

主持人:留一点时间,听了刘先生的演讲,有没有什么想问的?

提问:从《水浒传》到水浒戏有哪些提升?

先生:水浒戏提升的很少,只是对于某些人物,对于整体提升的很少,从现在看来,凡是打破水浒传结构的都不如原结构好,因为他都是连着的,就如织的一个很好的东西,你给他挑开了,它就都脱线了,它是很严密的,但是它作为个别人物上有所提高,因为水浒传作为那个人物可能给的篇幅不是很大,并不那么多,如果你现在把这个人物专门抽出来用的话,有的时候显得比水浒传原来的好。水浒戏中只能在个别的有所提高,总体的没有提高,它不能超过水浒传的水平,不但是我们国家那样,像外国演的很多名著,最后改编都不是很好,都没有达到原来得效果。

提问:水浒戏中没有过多的提到被招安这个情况,而水浒传中提到被招安这个情况,对以这两种文学在思想上,您有什么建议吗?水浒传比水浒戏思想性更强一些?谢谢。

先生:我觉得有一种心理的状况,比如看三国,看到关羽走麦城,你的感情就不愿意往下看,水浒传你看到招安以后一个一个都被杀死了,看着就别扭,观众的心理不能接受,所以你演这个肯定没有观众。中国人有一种审美观念希望团圆,大圆场,中国人的战乱,亲人的分离太多了,在舞台上他希望精神上的满足,而不是那么悲惨的下场,所以演招安以后的状况,老百姓接受不了,京剧的编者都是下层文人,他们很理解百姓的心理,不会去写那个,就是水浒传他写到后来,咱看到也不太舒服。

主持人:从水浒传的招安开始就可以用李清照得那句词了:凄凄惨惨凄凄。

提问:元朝、明朝、清朝,不同的剧目都有改编水浒传,相比较而言,您认为哪个朝代改编的最好?

先生:元代不应该说改编水浒传,应该说水浒传吸收了元代水浒戏,不管怎么说,元代的水浒戏促成了水浒传的出现,它吸收了元杂剧中的精华;明人的水浒戏改编水浒传,但他的突出忠义这两个字,把他规范到天理道义,这样的话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水浒传反抗的情绪,就减弱了它以暴抗暴的积极一面;清代改编的水浒戏迎合了市井人的需要。

主持人:听刘先生演讲仿佛听说书,从刘先生给我们讲《水浒传》与水浒戏,我们可以了解到书与戏有着非常复杂和交互的一种关系。无论书和戏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戏的改编是否忠实于原著,换一个角度来说呢,书和戏都是以不同的艺术方式成为了中华文化的遗产瑰宝,最后让我们向刘先生的演讲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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