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傅光明
主讲人：郭英德

 

主持人：毛泽东在咏北戴河的一首《浪淘沙》里，提到曹操北征乌桓时有这样一句：“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那是何等豪迈的曹操，与民间所传的那个“大白脸”的大奸臣差得多远啊。难怪郭沫若和历史学家剪伯赞先生，都专门写文章，要替曹操翻案，恢复历史名誉。还是借《三国志演义》名士许邵对评价曹操的那句话：“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为奸雄势智谋过人，而且还得精通权术。奸雄的一面郭教授在上一讲里已经讲了，请他接着给我们讲讲《曹操的王者气质、政治智慧和枭雄性格》。

 

作为千古一奸雄，在《三国志演义》小说里的曹操形象身上，不仅富有一般奸雄所共有的恶性膨胀的贪欲和权势欲，而且还秉赋了一些一般奸雄所未尝有的过人的智谋、高超的权术和强悍的性格。

 

曹操与袁绍起兵抗董卓时，袁绍问他：“若事不辑，方面何所可据？”曹操反问道：“足下意欲若何？”袁绍说：“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沙漠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曹操则说：“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33回）这里表现出曹操与袁绍的一个根本性的差异：袁绍崇尚武力，而曹操相信智力。而郭嘉论袁绍的“十败”与曹操的“十胜”，更是全面地说明了二者的区别——在道、义、治、度、谋、德、仁、明、文、武等十个方面，曹操都胜于袁绍。（18回）这里表现的不仅仅是郭嘉的智慧，而是人民的智慧，是人民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得出的智慧。

 

郭嘉所说的曹操“十胜”可以归纳为三个主要的方面：第一是知人善任的王者气质；第二是深谋远虑的政治智慧；第三是刚猛果敢的枭雄性格。这三个方面，在小说里都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的描写。

 

首先，我们谈谈曹操知人善任的王者气质。

 

汉末时期，天下板荡，群雄逐鹿，人才之争是第一要务。在这一方面，刘备觉醒得最晚。刘备从顽童时起就做着皇帝梦，可是当曹操、孙权已成大气候时，刘备依然惶惶然地奔波于各路诸侯之间，无立锥之地，其主要原因，司马徽一语道破：“盖因将军左右不得其人耳。”（35回）的确，刘备为他的人才观念的滞后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所以他像“困龙”一样长期干涸而不得入水。司马徽的警示让刘备幡然憬悟，于是才有了“三顾茅庐”的故事。但诸葛亮的出山，并没有形成一个人才相互推举、多元互补、优化组合的良性特环态势，于是蜀国一方常常有人才匮乏、捉襟见肘的忧虑。

 

而曹操则始终以惟才是举、知人善任著称于世。李贽说：“老瞒每见人才，便思收拾，如徐晃等无一放过，只此便是伯王之本。”“文若（荀彧的字）的有计策，老瞒亦能用之，所以成大业也。”（《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第16回总评及眉批）“只一庞德，孟德多方得之，如何不干得成事业？”（同上第67回总评）毛宗岗《读三国法》说：“历稽载籍，奸雄接踵，而智足以揽人才而欺天下者，莫如曹操。”

曹操在兖州时，便招贤纳士，文有荀彧、荀攸、程昱、郭嘉、刘晔、满宠、吕虔、毛玠等，武有于禁、典韦等。这些文武人才一直追随曹操，成为曹操南征北战的功臣。无论是武将还是谋士，只要为曹操效力，总能得到物质、荣誉、地位等方面的奖励。如曹操与张绣大战时，典韦为了掩护曹操，死拒寨门，最后中箭中枪而死。曹操亲自为他祭奠，痛哭着对诸将说：“吾折长子、爱侄，俱无深痛，独号泣典韦也！”回到许都，又立祀祭奠典韦，封其子典满为中郎，收养在府。事隔一年，行军途中，经过典韦死难之地，曹操忽然在马上放声大哭，下令屯住军马，大设祭筵，吊奠典韦亡魂，亲自拈香哭拜，三军无不感叹。毛宗岗评道：“哭一既死之典韦，而凡未死之典韦，无不感激”。曹操如此重情重义，谋臣武将怎能不肝脑涂地，以死相报呢？

 

曹操不仅慧眼识英才，而且想方设法笼络人才。在会盟讨董卓时，袁绍、袁术兄弟瞧不起官职卑微的县令刘备和他的手下小卒关羽、张飞，而曹操却对三人格外青睐，力主派关羽打败董卓部下勇将华雄，并得与刘备三人共破吕布。而曹操礼遇关羽的故事，更是脍炙人口。小说用了四回篇幅，从屯土山约三事写到古城会，细致地描写了曹操对关羽的礼遇，其高潮是为关羽送行。曹操得知关羽不辞而去的消息，先是“大惊”，但很快镇定下来，明智、通达、干脆利落地处理了这一事件。他首先赞赏关羽之行，对关羽离去，曹操的部下皆忿忿不平，有的主张追而杀之，而曹操却力排众议，再三称道关羽：“事主不忘其本，乃天下之义士”；“来去明白，乃天下之丈夫”；“千金不可易其志，……此等之人，吾甚敬之”。这些话，既表彰了关羽，又激励了部属，十分机敏得体。其次，曹操仍然极力笼络关羽之心，亲自为他送行。关羽表示：“久感丞相大恩，微劳不足补报。异日萍水相逢，别当酬之。”（毛本有删改）最后曹操还成全关羽之志，赠别之后，曹操又三番委派专使，通令沿途关卡不得刁难关羽一行。他何以对关羽如此周到呢？其实质在于“取信于天下”。当日屯土山关羽约三事，其三便是“但知刘皇叔去向，不管千里万里，便当辞去”，所以这时曹操说：“吾昔已许之，岂可失信！彼各为其主，勿追也。”嘉靖本于此处引诗评曰：“为爱英雄越古今，三番遣使意何深。应非孟德施奸狡，正是捞笼天下心。”（《云长擂鼓斩蔡阳》，毛本已删）李贽评道：“云长胆大，孟德量大，真都是英雄。”（27回眉批）裴松之《三国志注》说：“曹公知公不留，而心嘉其志，去不遣追，以成其义。自非有王霸之度，孰能至于此乎？斯实曹公之休美。”（毛本已删）义释关云长，纠结着多种功利因素：对关羽将才武功的器重，对其离去的无奈，和顺水推舟卖送人情的乖巧，以关羽之义激励将士以及借之提高声望等等。曹操威镇中原、位极人臣以后，考虑问题的着眼点，不拘泥于一人一将之得失，而在于赢得天下舆论的同情，以吸引一大批真正理解并忠于自己事业的将士，厚遇关羽的故事就展现了这种政治胸襟。

 

曹操举才“不念旧恶”的故事，在小说中屡见不鲜。正如张绣谋士贾诩所说的：“曹公王霸之志，必释私怨，以明德于四海。”如破袁绍后，发现了“许都及曹军中诸人”与袁绍“暗通之书”，谋士建议“逐一点对姓名，收而杀之”，曹操却说：“当绍之强，孤亦不能自保，况他人乎？”于是“尽将书焚之，遂不再问”。这种做法是从汉光武帝那里学来的。曹操认为：“吾恩遇之，虽有异心，亦可变矣。”宽大为怀，促使转化。毛宗岗评道：“光武焚书以安反侧，是恕之于人心既定之后；曹操焚书以靖众疑，是忍之于人心未定之时。一则有度量，一则有权谋。其事同，而其所以用心不同也。帝王有帝王气象，奸雄有奸雄心事。”（毛本30回总批）又如袁谭死后，王修无视曹操的禁令，前往哭尸，曹操不但不怒不恼，反而视王修为“义士”，“礼修为上宾”。攻占汉中后，“念张鲁封仓库之心，重重相待，封鲁为镇南将军”。

 

所有这些，都表现出曹操用人的气度和肚量，但也不乏权谋与机诈。如刘表的手下蔡瑁、张允卖主求荣，曹操加封蔡瑁为镇南侯、水军大都督，张允为助顺侯、水军副都督。荀攸对曹操说：“蔡瑁、张允乃谄佞之徒，主公何遂加以如此显爵，更教都督水军乎？”曹操笑着说：“吾岂不识人！止因吾所领北地之众，不习水战，故且权用此二人。待成事之后，别有理会。”（41回）又如曹操欲派兵到樊城救援，抗击关羽，马超降将庞德毛遂自荐，愿为先锋，曹操于是加庞德为征西都先锋。于禁对此有所顾虑，曹操就当面质问庞德：“孤本无猜疑，但今马超现在西川，汝兄庞柔亦在西川，俱佐刘备。孤纵不疑，奈众口何？”庞德当面表达对曹操忠心不二，而且特地造一棺材，表示欲与关羽决一死战。要不是于禁从中作便，庞德几乎杀了关羽。（74回）

 

在魏、蜀、吴三方中，曹魏一方的人才最盛，而且有源源不断的态势。对曹操“智足以揽人才而欺天下”的行为，毛宗岗评道：“不杀陈琳而爱其才，则有似乎宽；不追关公以全其忠，则有似乎义。王敦不能用郭璞，而操之得士过之；桓温不能识王猛，而操之知人过之。”（《读三国志法》）曹操一方的人才储备，甚至为后来魏晋的一统天下奠定了基础。

的确，知人善任是政治领袖成功的秘诀。与曹操相同，自孙策临终授印起，孙权就以一个知人善任、具有宽宏度量的君主面目出现。孙策遗嘱说：“若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吾弟胜我十倍，江东必然不失。”（29回）

 

孙权继承父兄基业时不满二十岁，第一件事就是提拔周瑜为帅。当他向周瑜讨教守业之策时，周瑜的回答字字千钧：“自古得人者昌，失人者亡。为今之计，须求高明远见之人为辅，然后江东可定。”于是周瑜推荐了临淮义士鲁肃，鲁肃一见孙权，就把他当作“可以为尧、舜”之主。而“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的战略性决策，正是鲁肃送给孙权的见面礼。鲁肃又推荐了博学多才的诸葛谨。此后，孙权在广纳贤才方面一发不可收拾，很快在自己周围集中了一批治国安邦的谋臣和武将。他开办宾馆，由顾雍、张紘负责接纳四方宾客。连年以来，你我相荐，文得阚泽、严峻、薛综、程秉等，武得吕蒙、陆逊、徐盛、潘璋、丁奉等，一时人才云集，“文武诸人，共相辅佐，由此江东称得人之盛”，雄视魏、蜀。

 

如果说刘备的魅力主要是道德魅力，曹操的魅力主要是才智魅力，那么孙权的魅力则主要是人格魅力，他对人磊落坦诚，与曹操的权诈、刘备的伪善判然而别。孙权能做到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毫不苟且。他先后重用周瑜、鲁肃、吕蒙、陆逊。如刘备兴师为关羽报仇，诸葛谨请命出使蜀汉讲和，孙权大喜应允。张昭担心地说：“诸葛子瑜见蜀兵势大，故假以请和为辞，欲北吴入蜀。此去必不回矣。”而孙权却胸有成竹地说：“孤与子瑜，有生死不易之盟。孤不负子瑜，子瑜亦不负孤。昔子瑜在柴桑时，孔明来吴，孤欲使子瑜留之。子瑜曰：‘弟已事玄德，义无二心；弟之不留，犹谨之不往。’其言足贯神明。今日岂肯降蜀乎？孤与子瑜可谓神交，非外言所得间也。果然，说话间，忽报诸葛谨回来了。由此可见其知人之明。又如孙权重用陆逊，受到许多人反对，他的信任仍然是坚定不移的，最后西破刘备七十万军队于夷陵，又多次北拒曹兵。曹操率兵下江南，看到孙权在濡须口的水军阵容后，曹操说：“生子当如孙仲谋！若刘景升儿子，豚犬耳！”（61回）《三国演义》108回有诗称道：“紫髯碧眼号英雄，能使臣僚肯尽忠。二十四年兴大业，龙盘虎踞在江东。”
其次，我们谈谈曹操深谋远虑的政治智慧。

 

曹操早就看出刘备是英雄，是“人中之龙”。在小说中，刘备先后两次投奔曹操，都不过是“勉从虎穴暂栖身”的权宜之计，曹操则自始至终以诚相待，恩礼并加，并允许其来去自由。当刘备在诸侯角逐中尚无立足之地，被吕布打败暂时投靠曹操时，曹操就预见刘备为当今天下之英雄（16回）。刘备第一次投曹操时，曹操的谋士就力主翦除刘备，以绝后患，但当即被曹操断然拒绝。他说：“方今正用英雄之际，不可杀一人而失天下人之心”，不可做“除一人之患，以阻四海之望”的蠢事。他待刘备“以上宾之礼”，表荐他为豫州牧（《曹操兴兵击张绣》）。这充分表现出曹操的深谋远虑。

 

不久，刘备再次被吕布所困，失城池，散二弟，陷老小，不胜狼狈，复来投奔曹操。曹操一如既往，热诚接待。平定吕布后，又引他觐见献帝，拜左将军之职，封宜亭侯。此时，一班谋臣无不为曹操担忧，并提醒他说：如今皇帝认刘备为叔，这等局面恐“于主公无益”。曹操则大度地回答：“玄德与吾结为昆仲，安能外向耶？”依旧与刘备“出则同舆，坐则同席，美食相分，恩若兄弟。”（《曹孟德许田射鹿》，毛本删改为“彼既为皇叔，吾以天子诏令令之，彼愈不敢不服矣。况吾留彼在许都，名虽近君，实在吾掌握之内，吾何惧哉！”）

曹操青梅煮酒论英雄，刘备学圃行韬晦之计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时期。“青梅煮酒论英雄”（21回），固然是曹操试探刘备的计谋，但也表现出他对英雄人物的评价和见解。他认为英雄如龙，“龙能大能小，能升能隐：大则兴云吐雾，小则隐介藏形；升则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方今春生，龙乘时变化，犹人得志而纵横四海。龙之为物，可比世之英雄。”如果不是胸有城府、恢宏大度的英雄人物，对英雄与时势是不会体验得这样深切的。他一一否定了那些貌似强大的诸侯，如袁术、袁绍、刘璋、刘表、张绣、张鲁、韩遂等，分析了他们的弱点和特点，独对当时身处逆境，尚未能施展其英雄作为的刘备，却视为当今之英雄，这不能不令人赞赏他眼光之敏锐。

之后，刘备借截击袁术之机，取得兵权，叛离曹操而去，曹操也不深加追究，只是笑了笑说：“彼既去矣，若再追，恐成怨矣。”干脆了事大吉（《关云长袭斩车胄》，毛本已删）。曹操这种宽宏豁达的气度，怎能不赢得部属的拥戴和舆论的同情？正如程昱所说的：“主公有王霸之才，某等皆不及也。”

 

细心的读者不能看出，曹操手下虽然人才济济，但却很少有文武兼备的“全能选手”，而多是侧重某一方面的“单项选手”。出谋划策的有荀彧、郭嘉、程昱、贾诩、荀攸等，冲锋陷阵的有张辽、乐进、于禁、徐晃、夏侯惇，但却缺少像诸葛亮、周瑜那样独当一面的全才。曹操方面唯一的“全能冠军”，就是曹操本人。在很多时候，曹操都是用计、带兵“一手包”。比如“乌巢动粮”，张辽提醒他防止袁绍乘虚来袭，他笑道：“吾已筹之熟矣。”便教左右埋下伏兵，自领诸将居中，向乌巢进发，结果粉碎了袁绍的偷袭。又如赤壁之战，在第一线作战的实际上是周瑜、诸葛亮和曹操，而不是孙权、刘备和曹操。在平定袁术、袁绍、吕布、张绣、马超等战役中，小说都充分描写了曹操高超过人的政治智谋和傲视群雄的军事才能，这是孙权、刘备自愧不如的。所以毛宗岗在59回总评中说：“孙权之兵事决于大都督，刘备之兵事决于军师，而惟曹操则自揽其权，而独运其谋。虽有众谋士以赞之，而裁断出诸臣之上，又非刘备、孙权比也。观其每运一计，其始心为众将之所未知，其后乃为众将之所叹服。唐太宗题其墓曰：‘一将之智有余’，良然，良然。”

 

尤其是平袁绍的官渡之战。这一战，在《三国志'武帝纪》中不满600字，在《三国志平话》无此事，而《三国演义》小说却洋洋洒洒写了6000余字。曹操“以至弱当至强”，以粮草不足的7万人摧毁了袁绍粮草充足的70万人。袁绍刚腹自用，拒不采纳谋士的正确意见，最后兵败将亡，众叛亲离。曹操虚怀若谷，不耻下问，择善而从，灵活机变，摸清了袁绍的虚实，亲领精兵，昼夜兼程，奇袭对方的粮草辎重，最后一举挫败强敌。

 

在官渡之战中，“许攸问粮”的故事，可以看出曹操的机警和诡谲。曹操在深夜听到少年好友许攸从袁绍营中来投，十分高兴，连鞋都来不及穿，“跣足出迎，遥见许攸，抚掌欢笑，携手共入，操先拜于地。”当曹操问及有何策略可破袁绍时，许攸问道：“公今军粮有几何？”操曰：“可支一年。”攸笑曰：“恐未必。”操曰：“有半年耳。”攸拂袖而起，趋步出帐曰：“吾以诚相投，而公见欺如是，岂吾所望哉！”操挽留曰：“子远勿嗔，尚容实诉：军中粮实可支三月耳。”攸笑曰：“世人皆言孟德奸雄，今果然也。”操亦笑曰：“岂不闻‘兵不厌诈’？”遂附耳低言曰：“军中止有此月之粮。”攸大声曰：“休瞒我，粮已尽矣！”操愕然曰：“何以知之？”攸乃出操与荀彧之书以示之曰：“此书何人所写？”操惊问曰：“何处得之？”攸以获使之事相告。

 

曹操为什么会杀杨修？有人认为是曹操忌才。理由是小说中写了这么几件事：

 

曹操建一所花园，竣工后去视察，不置褒贬，只在门上写了一个“活”字。别人都不解其意，杨修说：“门”内一个“活”字，是“阔”字，说明丞相嫌门修得太阔了。手下人将门重新改造后，请曹操来验收。曹操见了，心里高兴，一问知道是杨修解的字，表面上大加称赞，心里却很嫉恨。

 

又有一次，塞北进贡一合酥，曹操在盒子上题了“一合酥”三个字，放在案头。杨修看到了，就与大伙儿一起分吃了。曹操问他，他说：盒子上写着“一人一口酥”，我们怎敢违背丞相的命令呢？曹操虽然笑了，但心里却很讨厌他。

 

又有一次，曹操午睡，被子掉到地上，一侍卫连忙帮他盖好。曹操跳起来拔剑便把侍卫杀了，然后上床继续睡。起床后装作吃惊的样子问：是谁杀了我的侍卫？众人告诉他实情，他痛哭流涕，下令厚葬侍卫。临葬时，杨修指着侍卫的尸体叹道：“丞相非在梦中，君乃在梦中耳！”曹操知道后，更加痛恨杨修。

 

终于有一天，曹操抓住了杨修的把柄。当时曹操与蜀兵相持日久，进退两难，心中犹豫不决。正好疱官进鸡汤，曹操见碗中有鸡肋，有感于怀。这时夏侯惇入帐请示夜间口号，曹操随口说：“鸡肋！鸡肋！”杨修见传“鸡肋”二字为口号，便教随行军士收拾行李，准备归程。夏侯惇闻知大惊，请杨修至营中问原因，杨修说：“鸡肋者，食之无肉，弃之有味。今进不能胜，退恐人笑，在此无益，不如早归。来日魏王心班师矣。”于是夏侯惇也命人收拾行装。当天夜里，曹操心乱如麻，睡不着觉，绕寨私行，见军士们都在收拾行装，匆忙召见夏侯惇，知道是杨修的主意。曹操大怒说：“汝怎敢造言，乱我军心！”便将杨修杀了。

 

其实，曹操杀杨修，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杨修辅助曹植。曹操原本想立三子曹植为世子，因为谋臣的劝阻而举棋不定。因为袁绍就因为立幼子，而遭致内哄，这是曹操的前车之鉴。而曹植爱杨修之才，常与谈论，终夜不息。杨修也常常在幕后献策，帮助曹植对抗曹丕，赢取曹操的宠爱，而且屡屡奏效。如曹操想试两个儿子的才干，命令他们各出邺城门，却在暗中吩咐门吏不放他们出去。曹丕先到城门，见门吏阻拦，只得退回。曹植听说后，请教杨修，杨修说：“君奉王命而出，如有阻当者，竟斩之可也。”曹植照此办理，得到曹操的夸奖。但听说是杨修教的，曹操大怒，也因此不喜欢杨修。显然“杨修之死”的故事，在曹操“忌才”的表象之内，隐藏着的是一种深沉的政治考虑：一方面是对儿子网罗人才、结党营私的警惕，另一方面也是为曹丕接班，扫除障碍。

 

第三，我们谈谈曹操刚猛果敢的枭雄性格。

 

曹操讲究赏罚分明。例如，淯水兵败后，夏侯惇部下乘乱掳掠，受到于禁严厉制裁，被制裁者不满，反诬于禁造反。于禁受诬，并不剖白，“分辩事小，退敌事大”，全力整兵坚垒，迎击张绣，义无反顾，这等胸怀举止，使曹操大为动容。战后，当即表彰他说：“淯水之难，吾甚狼狈。将军在乱中，能整兵讨暴坚垒，有不可动之节，虽古之名将，何以加之？”赐他金器一对，封益寿亭侯，同时“责夏侯惇治军不严之过”（《曹操兴兵击张绣》）。博望兵败后，得知于禁曾提出过较为切实的作战方针，只是由于夏侯惇一意孤行而致败，于是又一次厚赏于禁（《献荆州粲说刘琮》）。李贽评道：“战败赏人，此等举动，他人莫及。”

 

徐晃挫败关羽后，曹操重赏三军，遍观徐晃所战之地，大喜而赞曰：“孤军兵三十余年，不能及也。”（毛本已删）“徐晃之功，逾于孙武穰苴矣！”“徐公明真有周亚夫之英风矣。”（《关云长大战徐晃》）

曹操惩处违纪者，毫不容惜，亲眷子侄，亦不例外。爱子曹彰将率部出征，曹操郑重告诫他说：“居家为父子，受事为君臣。动有王法，尔可戒之。”堂兄弟曹洪，“年幼躁暴”，不听劝谏，失掉战略要地，曹操大怒，“喝斩之”。虽经两班文武跪地请免，也判了个死缓，“待日后有功准罪，无功诛之”（《马超兴兵取潼关》）。

 

建安三年夏四月，曹军出兵讨伐张绣。行军途中，看见一路上麦子已熟，农民因战乱逃亡，不敢刈麦。曹操使人远近遍谕村人父老，及各处守境官吏：“大小将校，凡过麦田，但有践踏者，并皆斩首。”不料，曹操战马受惊，无意中践踏麦田，曹操叫主簿拟议自己践踏麦田之罪，说：“吾自制法，吾自犯法，何以服众乎？”坚持以割发自惩的方式，维护法令的尊严。这一“割发权代首”的效果，使得“三军悚然，无不懔遵军令”。罗贯中肯定此举，说：“史官曰：此乃曹操能用心术耳。”毛宗岗评道：“拔刀割发权代首，方见曹瞒诈术深。”“曹操一生，无所不用其借：借天子以命诸侯，又借诸侯以攻诸侯。至于欲安军心，则他人之头亦可借（指杀粮官王垕）；欲申军令，则自己之发亦可借。借之谋愈奇，借之术愈幻，是千古第一奸雄。”（毛本17回总批）

 

曹操性格刚猛果敢，有时就不免于残忍。当孔融向曹操推荐祢衡时，事先声明：此人“不能容物，出语伤人”，“几番欲荐于丞相，诚恐冒渎”（毛本已删）。尽管如此，他当众侮辱了曹操，曹操也并没有杀他。李白“魏武营八极，蚁视一祢衡”的诗句，切合曹操当时的心理：他对祢衡轻蔑到不屑于直接杀他的地步。

 

曹操的玩弄权术，奸邪诡诈，灵活机变，这是曹操性格中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玩弄权术，是一切统治者不可短缺的政治手段。如袁术占据淮南称帝，曹操30万大军与之对阵，军中缺粮，一时无法解决。曹操先是叫管粮官王垕逐日克扣军粮，以救燃眉之急。及至军队生怨，曹操知道军粮快要运到，于是出尔反尔，一刀把王垕的脑袋割下，向全军宣布王垕克扣军粮的罪状，以稳定军心。（《曹操会兵击袁术》）从道义上说，这一行为卑鄙丑恶，毛宗岗批曰：“纯用霸术”（17回）。但罗贯中却说：“虽然妄杀一人，却瞒三十万人免致失散，此曹公能哉，而用诈谋也。”

 

耿纪、韦晃在许都作乱，失败后，夏侯惇将百官解赴邺郡。曹操在教场上立红旗于左，白旗于或，下令说：“耿纪、韦晃等造反，放火焚许都，汝等亦有出救火者，亦有闭门不出者。如曾救火者，可立于红旗下；如不曾救火者，可立于白旗下。”众官自想救火者必无罪，于是有三分之二的人奔立红旗下。曹操教尽拿立于红旗下者，众官各言无罪。曹操说：“汝当时之心，非是救火，实欲助贼耳。”于是杀死300多名官员。而那些立于白旗下的官员，却尽皆赏赐，仍令还许都。（69回）

 

他曾对刘璋的使者张松说：“顺我者生，逆我者死。”极端利己主义的人生哲学，是曹操性格奸诈而又残暴的思想基础。

 

曹操办事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富于进取心；孙权则谨慎稳健，三思后行，更善于守成。

 

曹操喜怒皆形于色，哭袁绍，赤壁战败后他的哭和笑。割须弃袍的故事。与刘备“喜怒不形色”形成鲜明对照，曹操喜怒皆形于色。毛宗岗说他：“宜哭反笑，宜笑以哭，奸雄哭笑，与众不同。”（50回）赤壁之战，狼狈逃窜，在途中三次大笑：在乌林之西，“马上仰面大笑不止”，被赵子龙大杀一阵；在葫芦口，“坐于疏林之下，仰面大笑”，被张飞杀得人仰马翻；到华容道，“在马上扬鞭大笑”，关云长横刀立马，出现在他面前。终至逃出后，他忽然“仰天大恸”，“捶胸大哭”，说：“吾哭郭奉孝耳！若奉孝在，决不使吾有此大失也！”说罢又哭道：“哀哉奉孝！痛哉奉孝！惜哉奉孝！”哭得呼天抢地。毛批道：“哭死的与活的看，好甚。”（50回）

 

人总是要死的，即使是叱咤风云的英雄，也无法超越死亡。在弥留之际，有的人一如既往地关心着他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比如诸葛亮。有的人则像普通人一样，徒然眷恋着生活，眷恋着种种温情，牵挂着那些他难以舍弃的亲人，比如曹操。

 

晋人陆机在担任尚书郎时，曾在国家收藏书籍、档案的“秘阁”看到过曹操的遗嘱。这位顶天立地的“乱世奸雄”，临终前居然只关心一些琐屑的日常小事：将其妾杜夫人所生的一对年幼的儿女托付给四个年长的儿子；将平日收藏的名香分赐给诸位侍妾，叮嘱她们闲着时可多做些丝鞋，卖钱自给；将那些歌妓安置在铜雀台上，每月初一、十五，对着灵堂表演歌舞，供死者观赏；自己留下的衣裳，另外收藏。

“无情未必真豪杰”，曹操的遗嘱可作如是观。在历史上，曹操不仅是一位叱咤风云的政治英雄，也是一位慷慨悲歌的诗人才子。他常常以诗人的气质、脱俗的方式对待生活，比如著名的“望梅止渴”、“横槊赋诗”的故事，如此风雅洒脱，无人可及。

 

陆机在《吊魏武帝文》中对曹操的临终遗嘱深致不满，批评说：“雄心摧于弱情，壮图终于哀志；长算屈于短日，远迹顿于促路。”英雄人物竟“堕落”到如此地步，可悲可叹！

 

毛宗岗在《三国演义》的评语中却另作别解。他说：有人见曹操分香卖履的遗命，以为他一生奸伪，临死终于流露了真性情。殊不知这并不是曹操之真，而仍然是曹操之伪；不是至死终见其真，而是至死终见其伪。试问，临终遗命，还有比禅代之事更重要的吗？然而家人婢妾，无不安排周到，而惟独没有一句话涉及禅代之事，这正是要使天下后世认为他没有篡国之心。让子孙蒙受篡国的恶名，自己却巧妙地避开了这个敏感的问题，实际上是想仿效周文王。他的目的无非是要欺瞒天下后世之人。

 

《三国演义》所写的曹操“临终遗命”，除了前面说的几点外，还有“虚设疑冢”，即在彰德府讲武城外，设立疑冢七十二座，让后人无法发掘坟墓。就此，毛宗岗进一步发挥道：曹操平生无真，至死犹假，分香卖履是也；临死无真，死后犹假，疑冢七十二是也。活着的曹操欺人不奇，死了的曹操欺人则奇；一个假曹操欺人不奇，以无数假曹操欺人就奇了。纵观曹操一生，有假无真，人只见得一假曹操，到底不曾认得一真曹操。不独死曹操是假，即活曹操亦是假；假曹操是假，即真曹操亦是假，他的生比死还要假。说穿了，奸雄曹操真是“奸”到骨子里去了。

 

但是，《三国演义》里的曹操绝非目光短浅的宵小之辈，他的“奸伪”决非市井之徒的诡诈，而是与他的野心、气度、识见、才能等溶为一体，闪耀出多层次的斑斓色彩。他的行为虽以权谋为出发点，但是至少表面上符合道德，比如忠君、爱民、赏识和重用人才等。他具有难以遏止的贪欲和权势欲，但又有着非常杰出的政治才能、军事才能。

 

小说78回引了一首后人的《邺中歌》咏叹曹操说：“邺则邺城水漳水，定有异人从此起。雄谋韵事与文心，君臣兄弟而父子。英雄未有俗胸中，出没岂随人眼底？功首罪魁非两人，遗臭流芳本一身。文章有神霸有气，岂能苟尔化为群？横流筑台距太行，气与理势相低昂。安有斯人不作逆，小不为霸大不王？霸王降作儿女鸣，无可奈何中不平。请祷明知非有益，分香未可谓无情。呜呼！古人作事无巨细，寂寞豪华皆有意。书生轻议冢中人，冢中笑尔书生气！”

 

冥飞《古今小说评林》说：“书中写曹操，有使人爱慕处，如刺董卓、赎文姬事也；有使人痛恨处，如杀董妃、弑伏后等事是也；也有使人佩服处，如哭郭嘉、祭典韦以愧励众谋士及众将，借督粮官之头以止军人之讥等事是也。又曹操之机警处、狠毒处、变诈处，均有过人者；即其豪迈处、风雅处，亦有非常人所能及者，盖煮酒论英雄及横槊赋诗等事，皆其独有千古者也。”

 

的确，雄才大略也好，奸诈伪善也好，曹操的身后是非，又岂是后人能说得清、道得明的？

 

主持人：我想，一定是罗贯中把曹操这个人物写得太深入而真实了，才使得我们一提到他的“白脸”奸相，就讨厌得不得了。但经郭教授怎么深入的一分析，会发现曹操还有一点可爱，至少要比刘备实在。目前图书市场有两本假“三国”之名而颇畅销的书，一本《水煮三国》，一本《麻辣三国》，都是教你如何运用三国里的谋略和权术来进行管理和生存。在这里“权术”成了一个中性词。今天听郭教授的演讲，我想我们应有所收益，第一，分析历史上或文学作品里的人物，得下郭教授这样的功夫，把人物反过来掉过去地剖析。第二，对于历史人物，再不能仅仅从今天的道德标准来评判。最后，让我们感谢郭教授的精彩演讲。

         [2004年11月28日]

               史亦小说？小说亦史？（代序）  

  傅光明

 

中国的二十四史中公认成就最高的是前四史，而在《三国志》和裴松之注及大量民间传说积累的素材基础上撰写的《三国志演义》，又与《水浒传》、《西游记》和《红楼梦》并称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但仔细分析，《三国志》中即有文学“演义”的笔法，而《三国志演义》小说又带有“七分实，三分虚”的“史传”色彩。另外，有些“史实”在《三国志》中并没有提到，是裴松之的注中写到的。以我从到文学馆来“纵论三国”的学者身上获知的学问，仅简单举例，《三国志演义》第30回写许攸本是袁绍的谋士，但袁绍不采纳他的建议，他看出袁绍无谋且无能，遂在捉住曹操派出催运粮草的信使以后悄然投奔曹营。许攸先试探着问曹操粮草还能坚持多久，

 

操曰：“可支一年。”攸笑曰：“恐未必。”操曰：“有半年耳。”攸拂袖而起，趋步出帐曰：“子远勿嗔，尚容实诉：军中粮实可支三月耳。”攸笑曰：“世人皆言孟德奸雄，今果然也。”操亦笑曰：“岂不闻‘兵不厌诈’！”遂附耳低言曰：“军中止有此月之粮。”攸大声曰：“休瞒我！粮已尽矣！”操愕然曰：“何以知之？”

 

许攸这才把捉获曹操催粮信使的事说出来。于是就有了曹操乌巢劫粮，大败袁绍于官渡的历史故事。如此生动的对话，刻画出了人物，尤其是曹操鲜活的性格特征。但在晋朝人陈寿的《三国志》里并没有记载此事，而到了宋朝人裴松之的注下，此事则被渲染得历历在目：

 

《曹瞒传》曰：公闻攸来，跣出迎之，抚掌笑曰：“（子卿远）[子远，卿]来，吾事济矣！”既入坐，谓公曰：“袁氏军盛，何以待之？今有几粮乎？”公曰：“尚可支一岁。”攸曰：“无是，更言之！”又曰：“可支半岁。”攸曰：“足下不欲破袁氏邪，何言之不实也！”公曰：“向言戏之耳。其实可一月，为之奈何？”攸曰：“公孤军独守，外无救援而粮谷已尽，此危急之日也。今袁氏辎重有万余乘在故市、乌巢，屯军无严备；今已轻兵袭之，不意而至，燔其积聚，不过三日，袁氏自败也。”

 

显然，罗贯中小说中的此处描写，几乎是在裴注的基础上做了些更形象化的加工。而裴注的写法本身，已经与“演义”的笔法无异。再如，曹操大败袁绍以后，曹操手下搜到许多原许都官员与袁绍的“暗通之书”，《三国志》中只记载着“公收绍书中，得许下及军中人书，皆焚之。”的字样。而罗贯中在小说中，将此细节展开，变成“左右曰：‘可逐一点对姓名，收而杀之。’操曰：‘当绍之强，孤亦不能自保，况他人乎？’遂命尽焚之，更不再问。”一句话便凸显出曹操的胸襟与智谋。

仅把这两处文字拿史书与小说对照来看，一连串环环相扣的疑问浮出水面：第一个疑问，被陈寿在“史书”中“减去”而被裴松之在注里“添加”的这段历史，到底是否史实？第二个疑问，此处的裴注是历史还是小说？第三个接踵而至的疑问，若裴注写的是史，笔法与罗贯中的小说描写有何异？第四个疑问，既然史的写法可以如此，是否小说笔法写史最为可取？因为，看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的读者远比看史书《三国志》的读者多得多。

可小说又毕竟不是历史，尊重历史事实与尊重艺术规律，本身就是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以《三国演义》小说中塑造的周瑜为例，在《三国志》中“性度恢廓，大率为得人，惟与程普不睦。”的周郎，到了罗贯中笔下，为了遵循陪衬诸葛亮的艺术规律，只好让历史上真实的周瑜蒙冤受屈，心胸狭窄竟成了他最主要的性格特点，流行民间的“三国戏”更是将此演到极至。

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关羽的“贪恋美色”。这实在让民间的关公崇拜者脸红。据当时有关的笔记记载，曹操和刘备围攻吕布的时候，吕布曾派手下秦宜禄向曹操求救。关羽听说秦宜禄的妻子标致可人，就对曹操说，如果攻下下邳，能否把秦宜禄的妻子给他。曹操答应了。等快攻下下邳的时候，关羽又向曹操提起此事。这让曹操起了疑心：关羽多次向我提及要秦宜禄的妻子，是不是她确实生得漂亮？于是，曹操就先派人把秦宜禄的妻子找来，一看，果然美若天仙。曹操就没有给关羽，而是自己留下了。关羽极为不爽。据说有一次打猎，他就想把曹操杀掉，是刘备加以阻拦，才罢手。因此，历史的关羽并不像《三国演义》里那么“堂堂正正，凛凛冽冽，皎若青天，明若白日”。

再比如，关羽最为人称道的一次战役——水淹七军，真实的历史实际上是：当时天降大雨，汉水泛滥，淹了曹营的地盘儿。于禁退到一个山坡上，没有退路，被关羽抓住了。并非是关羽有意掘开汉水，而是天假其便。到了小说里，由于突出关羽个人英雄主义的艺术需要，连这个“天功”都算到了他头上。另外，华雄不是关羽斩的，是孙坚斩的；文丑也不是关羽“诛”的，历史的关羽只斩了一个颜良。至于关羽投降曹操，在忠孝唯此为大的封建社会里，对于臣子是罪莫大焉；为了替关羽掩饰，小说家、戏剧家、民间艺人等喜欢人为造神的人，就给关羽寻客观、找理由，说他是为了保护刘备的两个妻子，不能独自突围，终把出发点归到“忠义”上。再虚构地加上跟张辽约法三章：第一，降汉不降曹，我降的是大汉天子，不是曹操；第二，要善待我的嫂子；第三，将来一旦得到哥哥的消息，千里万里我要去寻兄。曹操答应了，才有了关羽的归顺。小说其实是艺术地以掩耳盗铃的手法，极力夸大关羽的优点，并掩饰或美化他的缺点。

可见至少在历史与小说的加减法运用上，罗贯中是陈寿的“敌人”，他将历史的周瑜带入了歧途，不仅使周瑜冤深似海，而且，几乎永无平反昭雪之日；他将关羽塑造成武功盖世、义薄云天的圣人，而绝口不提他贪恋女色的人生“污点”。

这在艺术上当然很容易解释，因为如果尊重史实，即小说按历史本来面貌塑造周瑜、关羽，那诸葛亮和关羽在小说中的艺术形象便要丢分了。因为，凡《三国演义》的读者，更甭说那些受作为戏曲小生形象的周瑜影响的戏迷们，几乎没有人怀疑最后那个戏剧性地被诸葛亮气死的周瑜，就是历史上真实无误的周瑜。另外，在对关公崇拜根深蒂固的百姓眼里，武圣的神话早已经颠扑不破，有谁会相信关羽近女色的“鬼话”。“真史”反而成了“假说”。每当想到我已经接受或被灌输的历史，有可能是这种“假做真时真亦假”的历史，浑身的毛孔便禁不住渗出一层冷汗。

类似这样的例子，《三国演义》里还有不少，学者们在“纵论”时也讲到一些，像历史上“鞭打督邮”的不是张飞，而是刘备；“草船借箭”的不是诸葛亮，而是周瑜；“单刀赴会”的不是关羽，而是孙权；还有诸如关羽到底有没有一个叫关索的儿子，等等，“历史”与“演义”一经对照，便十分有趣。可见，历史与文学也是忠孝两难全了。最重要的一点当然是，《三国志》是晋朝人写的，《三国志》里以文学笔法记载的生动异常的对话，无疑具有口述史流传的性质，同时，里边有意无意间加入“春秋笔法”都是十分正常的。而在小说《三国演义》里，作者“尊刘贬曹”的主观历史态度，又已先入为主地决定了他“春秋”笔力的描写，包括把曹操刻画成奸诈无比的反面人物，把周瑜写成嫉贤妒能的小气鬼，把关羽写成完美无缺的圣人，把诸葛亮写得“多智而近妖”，而这些是仅仅阅读小说《三国演义》所无从知晓的。

也正是基于此，从事了十余年口述史实践与理论研究的我，甚至有时开始相信俄国史学家艾克什穆特在《历史与文学：异化地带？》一文中的斗胆预言：“文学与历史学质上全新的结合将成为下个世纪（指21世纪——按）智力生活的具有标志意义的事件，这种结合将成为科学知识的一种形式，其目的不在于对过去的个别方面进行专题研究，而在于对二者进行艺术综合。……‘极而言之，历史学家的著作将成为一种文学事实，而历史认识则将成为对世界进行审美思考的一种形式。’凡无助于形成艺术的体裁将为历史学家所不取。”“历史学家在与时代对话时，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都不能只考虑阐述自己研究成果的逻辑，也必须考虑阐述这一成果的形式，尤其是当研究者感到有必要与读者分享他在与过去直接交往时产生的那种感受时。”

如此说来，罗贯中无疑已是这类“全新的结合”的先行者之一，并势必由此产生随之而来的症结，即熟悉《三国演义》的读者中，除了许许多多脍炙人口、妇孺皆知的三国故事，很少有人会真正去关心，《三国演义》的正式书名究竟是什么？《三国志演义》的作者真的是罗贯中吗？罗贯中是怎样一个人？他的籍贯在哪里？生活在什么时代？都写过什么作品？他在撰写《三国志演义》时，是不是付出了创造性的劳动？这样的劳动应不应该得到确认并受到尊重？更尤其少年读者，我小时候就这样，手捧着《三国演义》连环画，脑袋里一天到晚盘算的是如何按武艺的本事大小排座次，凡是打打杀杀的段落、画面就有滋有味地反复阅读，废寝忘食，百看不厌，书页都看得发黄卷边了。连神仙般晃悠着羽毛扇的诸葛亮，嫌他碍事儿，几乎都是跳过去，不看。稍微大了一点，才知道成年人管诸葛亮的心眼叫“足智多谋”，他原来是忠贞智慧的化身，“出师未捷身先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充满了浓重的悲剧意味。而且，有许许多多的战争场面是因为有了他才能如此这般的波澜壮阔、惊心动魄、荡气回肠，令人拍案称绝。这当然是罗贯中的艺术功劳；也才慢慢理会，原本代表汉室正统的刘备，虽有“三顾茅庐”的“虚怀若谷”，却并不讨读者喜欢。特别是一想到他作为鼎立三足之一脚的蜀汉江山，最初都是从他自己的刘姓手足那里谋取来的，就更觉得他假仁假义。

常言道，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毫不夸张地说，听学者们在文学馆“纵论”，实在犹如一卷精华在手，省却光阴无数。拿“三国”来说，大学者刘世德开篇就破题：这部书的正式的、准确的、科学的名称，应当是“三国志演义”。为什么呢？这牵涉到对“演义”二字的理解。用今天的话说，“演”就是阐述、表现、介绍、发挥等等的意思，“义”就是书的内容、蕴涵的思想、故事情节等等的意思。“三国志”当然指的就是二十四史当中的陈寿的《三国志》。所谓“三国志演义”，用通俗一点的话说，实际上就是“演《三国志》之义”的意思。所以“志”字是不能缺少的。接下来，罗贯中的小传、籍贯、生卒年及在创作《三国志演义》之外是否还有其他作品传世，娓娓道出。

刘世德讲“水浒”时就打过一个形象的比喻，对我还仿佛在昨：素材好比是做衣服的布料，作品好比是一件漂亮的衣服。布料是一片一片的，零散的。把它们堆在一起，相加起来，并不能成为一件衣服。必须经过裁缝师傅的巧手，零散的布料才能变成漂亮的衣服。布料好比是素材，衣服好比是作品。而那位巧手裁缝就好比是作家。伟大的作品必然是伟大的作家写成的。没有伟大的作家，也就不可能产生伟大的作品。没有一部伟大的作品是“累积”而成的。任何伟大的作品，都是通过天才的头脑、天才的手，创作出来的。而且，这种创作又必然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没有作家的创造性的劳动，就不可能创作出优秀的作品，伟大的作品。

刘世德讲“三国”时又反复如此强调，只为说明一点：像《水浒传》一样，《三国志演义》也是一部优秀的作品，伟大的作品。罗贯中则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三国志演义》通过罗贯中的创造性劳动而呈现在读者的面前。它绝对不是什么“累积性”的作品。好作品，优秀作品，伟大作品，不是靠“累积”就能得出来的。好作品，优秀作品，伟大作品，是靠作家的头脑，作家的手“写”出来的。侯会在他的《从史实传说，到经典演义——罗贯中是如何创作〈三国演义〉》的演讲中，举出大量生动有趣的例子，力挺此说。

“纵论三国”共分成十五讲，各有精彩看点。无论是段启明讲“择主而事的三国谋臣”的文臣谋略，还是张俊论“五虎将”与“曹八将”的武将忠勇，都凸显出三国作为智慧书的灵性。刘世德谈起“三国”复杂的版本问题，真是当行出色，把个枯燥的话题讲得有了生气，而且，以扎实的考据本领，显示出非比寻常的上乘功力。

 

写过小说的周思源，巧妙地从创作的角度来分析，既然《三国演义》的宗旨是“拥刘反曹”，那为什么刘备不是第一主角？周瑜的“冤屈”是罗贯中让他为艺术献身造成的。周先慎将《三国演义》战争描写的特点和成就，精练地概括为六个字：丰富、深刻、生动。“三国”是一部什么书，到底要表现什么呢？段启明总结为八个字：“歌颂仁政，崇尚人谋”，这就是《三国演义》的主题。在他看来，《三国演义》毫无疑问是儒家的。但这里面无疑有道家色彩，比如诸葛亮的外在形象，披着道氅，拿着羽扇，讲八卦，呼风唤雨，再加上隆中的神秘氛围，人物好像就有了道家的味道。这些不过是《三国演义》的艺术手段，把诸葛亮写得飘飘欲仙，只是为突出他的智谋与未卜先知的性格。

但这一切都离不开对人物成功的艺术塑造，以曹操为例，正如郭英德所说，罗贯中在描写曹操奸诈、残忍一面的同时，并没有回避，而是生动地展现了他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另一面。换言之，在作者笔下，曹操虽是一个反面人物，却不失英雄本色。作为英雄本色的突出表现，作者很注意写曹操的雄才大略和政治上的远见卓识。他在与刘备“煮酒论英雄”时，就曾说过：“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可见，是他的王者气质、政治智慧和枭雄性格，造就他成为“古今奸雄中第一奇人”。单就写人物来说，我觉得曹操是《三国演义》中塑造得最复杂、最丰满，也最真实、最可信的一个艺术形象。

听或读高品位的学术演讲，毋宁是求学问道的一条捷径，因为演讲是学者们把书斋学问做到满腹经纶以后的口语化表达，比起令人望而却步、面孔严肃、严守规范的学术书籍，它更深入浅出，更言简意赅，更易于大众接受。当然，演讲录音整理出来也会变成印刷体的方块汉字，但扑面而来的现场感，分明一下子使走出书斋的学问鲜活了起来，连文字都仿佛带上了演讲者的表情似的。尤其是当莅临现场的听众再来捧读时，便宛若又置身其中，耳提面命之下回味起演讲者在彼时彼刻是怎样一个眼神，怎样一个手势，都会觉得十分惬意。我就是这样。

正因为此，主持“在文学馆听讲座”四年多来，我始终觉得，能以文学馆的这块平台，在学者与公众之间搭起一座沟通、互动的桥梁，我也得以结识许多所敬仰的学术前辈，是我的幸运。

 

 

[《纵论〈三国演义〉》，陈建功名誉主编，傅光明主编，

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

 

 

主讲人：周思源

 

主持人：细心的读者只要拿《三国演义》和《三国志》一对照，就会发现其中一个最大的冤案。《三国志》里那个文韬武略、心胸开阔、英雄豪侠的周瑜，到了《三国演义》里成了心胸狭窄、疾贤妒能的“小气鬼”。接下来，我们欢迎周先生给我们讲《周瑜——〈三国演义〉的最大冤案》。

 

既要尊重历史事实，又要尊重艺术规律

长篇小说毕竟有自己的艺术规律，不能完全服从历史事实，必需在总体上真实的前提下适当虚构，有时候就不得不在人物总体评价不变的情况下对某些重要人物的个性作一些重大改变。这里最典型的就是周瑜。由于诸葛亮是这部小说的第一主人公，诸葛亮前期的主要对立面就是周瑜，为了陪衬诸葛亮，这样周瑜（175——210）就吃亏了。

周瑜字公瑾，瑾和瑜都是美玉。他“有姿貌”，是美男子。他和孙权的哥哥孙策同年，是好友。周瑜协助孙策打下了长江下游和淮河以南的许多地方。本来袁术想用周瑜为将，“瑜观术终无所成”，谢绝了，只要求当个地方官走了。孙策立即任命他为中郎将。<<三国志·吴志·周瑜传>>说“瑜时年二十四，吴中皆呼为周郎。”建安十三年（208 ）大破曹军时只有33岁，35岁因病去世。周瑜多才多艺，年青时就精通音乐。只要奏乐有错误，他必定会发现，发现了就一定会加以指点，所以当时有民谣说：“曲有误，周郎顾”（周郎会发现，可以请周郎指点指点）的说法。赤壁之战中诸葛亮出使东吴，说服孙权，联吴抗曹，这个战略起了关键性作用。但是整个战役的指挥者实际上是周瑜。周瑜在说服孙权上起了重要作用，小说中是诸葛亮激将法激的；利用火攻是黄盖提出来的，后来都改成诸葛亮，这些都是出于突出诸葛亮这个主要人物的创作需要。小说中周瑜的性格特点主要是心胸狭窄，特别忌妒诸葛亮。这是小说为了使不同人物性格区别鲜明的创作需要。<<三国志·周瑜传>>说他“性度恢廓，大率为得人，唯与程普不睦。”裴松之注引<<江表传>>说：“普颇以年长，数陵侮瑜。瑜折节容下，终不与校。普后自敬服而亲重之，乃告人曰：‘与周公瑾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时人以其谦让服人如此。”毛宗岗在评点周瑜的忌妒时有几句话讲得非常精彩：“周瑜非忌孔明也，忌玄德也。孔明为玄德所有则忌之，使孔明而为东吴所有则不忌也。观其使诸葛瑾招之之意可见矣。”他说，庞涓忌孙膑是因为他们同事一君之故，所以想杀他，那是为己，是个品质问题。而周瑜想杀孔明是为了国家利益，是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不是品质不好，所以“周瑜真爱孔明之至耳。”（44回）小说过于突出周瑜的气量小，电视剧也基本上是这个路子。当然作为艺术形象气量狭窄的周瑜也是很成功的。在戏曲中周瑜就更加吃亏了。诸葛亮（181__234）在戏曲行当中属于老生，挂髯口；而周瑜属于小生，形象上显得就没有诸葛亮成熟。所以我一直认为周瑜心胸狭窄是<<三国演义>>最大的冤案，不过这是艺术需要，没有办法，不能平反昭雪。

如果说对于周瑜性格的改变是出于人物艺术形象塑造的需要，那么对于赵云年龄等作调整则是出于艺术结构平衡的需要。

<<三国演义>>中有两个艺术形象是按照“完人”来塑造的，文的是诸葛亮，武的就是赵云。常山（今河北省正定南）赵子龙是<<三国演义>>中最得人心的人之一，他武艺超群、品德高尚、稳重多谋，是作为一个儒将的艺术典型和完人来塑造的。他在当阳救甘夫人和阿斗历史上确有其事。他曾以数十骑抗击曹操的大军，被刘备誉为“一身都是胆”（<<三国志·本传裴松之注>>）。在刘备不顾一切意气用事地要发全国之兵伐吴时，赵云一再劝阻，晓以大义，要刘备分清公仇和私仇，一定要“以天下为重”，真是见识过人。92回“赵子龙力斩五将”写到“后人有诗赞曰：‘忆昔常山赵子龙，年登七十建奇功。’”这是刘后主建兴五年（227 年）的事。也就是说70岁时还力斩五将，赵云公元229 年去世时已经72岁了，这是虚构的小说家言，因为那时赵云已经去世多年了。

<<三国志>>和<<三国演义>>都没有明确交代赵云哪年出生，不过我们可以作个简单的考证，推算出他大概出生在什么时候，这样就能确定他70岁还力斩五将是否虚构。赵云首次出场是第七回公孙瓒差一点死于文丑枪下时救他，“一个少年将军，飞马挺枪，直取文丑”，救了公孙瓒。下面的一百多字中连续四次提到他是“少年”。那么这是哪年呢？因为紧接着写到孙坚之死，那是历史上有记载的，是在东汉献帝初平三年（192 ）。我们知道古代说的“少年”就是现在的青年。第10回写到马超，说他是“少年将军”，当时马超17岁。古人20岁为“弱冠”，表示成年，“少年”应该是不到20岁。古人寿命普遍很短，比如宋代大文豪苏轼有一首写他在密州打猎的词非常有名，说“老夫聊作少年狂，左牵黄（猎狗），右擎苍（鹰）”。其实那年他才三十九岁。三十九就可以自称老夫了。所以在比苏轼（1037—1101）还早八百多年的赵云的时代，“老夫”和“少年”的年龄还要提前。刘关张桃园三结义时老大刘备二十八岁，而他们都没有被称为“少年”，而是“大汉”（关羽）。因此“少年”赵云也就是十七八岁，大约生于公元174 年前后，他死于229年，所以他没有活到七十二岁，而是55岁左右。不过这在当时已经是高寿的了。到223 年刘备伐吴失败去世时五虎上将中关羽（？—219 ）、张飞（?—221）、黄忠（？—220）已经逝世，马超于次年（176—222）也离开人间。从阅读心理来说，人们希望蜀汉还有大将能够辅佐诸葛亮。赵云活着，在全书的结构上能够起某种平衡作用，即蜀汉前期主要人物除了诸葛亮以外还有一位大将赵云在，所以五十多岁的赵云就活到七十多岁。

司马懿（179—251）比诸葛亮还大两岁，是三国时期主要人物中罕见的长寿者。曹操时期任主簿，是个重要幕僚。但当时曹操手下猛将如云，谋士如林，还轮不上他。曹丕（220—226在位）时受到重用，曹睿（227—239在位）时任大将军。后期成为主要人物的原因并非全是韬光养晦，而是创作需要。小说必须有主要矛盾，构成主要矛盾的双方要有一些代表人物，尤其是要有主要代表人物。诸葛亮前期的主要对手是周瑜，后期则为司马懿。所以小说后来写司马懿比较多主要就是这个缘故。

蜀汉最终失败是历史事实，但是以悲剧结尾，是<<三国演义>>的一大成功由于具备诸葛亮、刘关张、赵云等各种优秀人物（领袖型、军师型、猛将型）的蜀汉没有成功，会给人们带来遗憾的同时引发一些思考。曹操之子夺取帝位，但是不久又落入司马氏之手，而东吴一直没有成大气候，所以<<三国演义>>在主题与结构重心上突出蜀汉刘备与诸葛亮，在创作上是明智之举。

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突破了尊刘贬曹的历史局限，让人感到刘备、曹操、孙权都是为统一中国奋斗的英雄豪杰。其实古代也有人早已有这种看法，辛弃疾就说：“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主题影响情节与细节的调整

由于从尊曹抑刘到尊刘贬曹，所以就必需对历史上某些情节细节作出调整，以突出主题和重要人物。

<<三国志>>中关于刘关张的关系是这样记载的：“先主与（关羽张飞）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关羽年长数岁，飞兄事之。”（<<本传>>）并没有写到正式结拜为兄弟。<<先主传>>说：“（公孙）瓒深与先主相友。瓒年长。先主以兄事之。”也没有说结拜。但是作为小说，要有一个非常精彩的开头，以便一开始就将读者吸引住，而且将历史上的刘关张亲如兄弟的关系更加紧密化和世俗化平民化，所以设计了这个“桃园三结义”。

第二回<<张翼德怒鞭督邮>>是张飞的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亮相。但是历史上怒鞭督邮的是刘备。<<先主传>>说：“督邮以公事到县，先主求谒，不通，直入缚督邮，杖二百....”之所以改成张飞干的，我想是出于刻画人物的需要。蜀汉方面最重要的人物是诸葛亮、刘关张、赵云五人，后三人均为武将，要写出各人的鲜明个性才是。在小说中刘备是作为明君英主的领袖人物来写的，<<三国志>>说他“少语言，善下人，喜怒不形于色。”而张飞本身的事迹较少，<<三国志>>中篇幅不到关羽的一半，所以将这个大怒而鞭打      督邮的精彩细节给张飞。刘备则先是“唯唯连声而退”，后来又“怒喝张飞住手”，有助于刘备性格的完整性，也有利于张飞暴烈性格的突出。

<<三国演义>>“七分史实，三分虚构”在情节与细节的处理上也有充分的体现。有些故事看起来似乎都是作者虚构的，其实历史上确有其事。比如官渡之战初期曹操军坚守不出，袁绍军筑土山居高临下射箭，曹军大惧。于是曹操采纳谋士之计造发石车（袁军称之为霹雳车），以石击破袁军射箭的石橹。袁军又挖地道，结果曹军在大寨周围挖堑壕，这些都是历史事实。所以<<三国志>>的叙事非常具体，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大量生动的细节。在长期的流传中说书人和民间戏剧艺人作了大量的艺术加工。如关羽被迫降汉不降      曹，曹操用尽各种办法想要将他笼络住，赠美女金银宝马锦袍，都是史实。但是史书上从曹操的<<武帝纪>>到<<关羽传>>等总共不到一千字，而民间艺人和罗贯中等人长期艺术加工，结果25—28共四回，斩颜良、诛文丑，千里走单骑寻兄，过五关斩六将，古城会遇张飞等脍炙人口的故事。这就表明为了使人物刻画得更加鲜明生动，有些事实与细节就要集中使用。这四回生动地刻画了曹操、关羽、张辽等人的个性。

小说创作自然离不开虚构。<<三国演义>>为我们创造的经验是，要虚构得合乎情节逻辑和人物的性格逻辑。因此它尽管是生活中没有出现过的，但是却是可能存在的。如华容道关羽义释曹操，不仅出于艺术需要，而且有它合理性的一面。因为曹操在赤壁之战中确实没死，在小说中更不能死，否则少了这个主要人物戏就不好看了。何况曹操当初确实有恩于关羽，

关羽是<<三国演义>>中除了诸葛亮之外影响最大的艺术形象。他的主要事迹和性格特征都有历史依据，但是在小说中更加艺术化了。他缺点是非常骄傲。<<三国志·本传>>说“羽刚而自矜”，“羽善待卒而骄于士大夫。马超归顺刘备后关羽写信给诸葛亮问马超“可比谁类”，诸葛亮知道他的毛病，回信说：“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可以和张飞“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羽省书大悦，以示宾客。”关羽对孙权“为子索羽女”，不仅不许，还辱骂其使，这是蜀、吴失和的导火线。本来曹操因关羽作战连胜，水淹七军，已经“议徙许都以避其锐”。手下建议他“许割江南以封权”，离间蜀、吴的关系，从背后打击关羽。现在孙权恨死关羽，而关羽平时对驻守附近的友军将领糜芳等看不起，所以孙、曹夹攻时      他们不救，关羽后来走麦城被杀均与此有关。

为什么诸葛亮明知关羽会放走曹操，还要让他去，其实小说中已经交代了，就是为了表现诸葛亮“知天”的超凡本领：“亮夜观乾（天）象，操贼未合身亡。留这人情，让云长做了，也是美事。”（49回）<<三国演义>>最著名的评点者清人毛宗岗在五十回评论说：“孔明既知关公之不杀操，则华容之役，何不以翼德、子龙当之？曰：孔明知天也。天未欲杀操，则虽当之以翼德、子龙，必无成功。故孔明之使关公者，所以成关公之义。而其不使翼德、子龙者，亦以掩翼德、子龙之短也。然则关公之释操，非公释之，而孔明释之；又非孔明释之，而实天释之耳。”所以小说这样写，目的是为了突出一切都是天意，而所有的人中只有孔明一个人是“知天者”。鲁迅曾经批评小说<<三国演义>>对某些人物的描写过分，说“欲显刘备之长厚似伪，状诸葛（亮）之多智而近妖”。电视剧有些地方纠正了这些偏差，有些地方只好保留，否则就没有这个故事了。另外，华容道事件还表现了许多中国人的一个大缺点，就是以小义害大义。毛宗岗说：“虽其人大奸大恶，得罪朝廷，得罪天下，而彼能不害我，而以国士遇我，是即我之知己也。我杀我之知己，岂血性男子所肯为乎？”这种观念是非常错误的。所以为什么黑社会都最崇拜关羽，问题就在于他们提倡的是小义，只要“大哥”对我好，“大哥”让我干什么都行。因此“华容道放曹”虽然写得很好看，是<<三国演义>>中的一个重要情节，对于塑造关羽这个人物有重要作用，但是表现的是人们道德观念中的最落后的东西。<<三国演义>>突出刘备、关羽、张飞之间的“义”气，把这种兄弟之义置于国家、民族利益之上，是很错误的。实际上蜀汉的事业就败在这个小义上。

鲁迅曾批评小说<<三国演义>>对某些人物的描写过分，说“欲显刘备之长厚似伪，状诸葛（亮）之多智而近妖”。电视剧很好地纠正了这些偏差。小说由于贬曹，所以较多地突出曹操的残暴和奸诈。如果曹操完全是这样，他怎么可能团结那么多人，成就统一北方的大业？电视剧着重表现曹操的雄才大略，胆识过人，知人善任和办事果断的王者之风，同时也表现出他奸诈的一面。这两个方面统一在表现曹操的极富心机上，鲍国安充分运用了眼神和面部表情的细微变化来突出曹操心机过人，城府很深。这个现象塑造得很有深度，有雕塑感。

小说<<三国演义>>诞生六百多年来对后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对中国人人格的影响。比如刘备的忠厚待人，求贤若渴；诸葛亮的多谋善断，鞠躬尽瘁；关羽的言必信，行必果，等等，都有很大的影响。这是别的小说所没有的。另外，这部小说写了许多具有出色领导才能的人。日本人从管理和谋略的角度研究<<三国演义>>，对我们很有启发。

有些细节出于艺术效果的需要而夸大了。小说写刘备率精兵七十余万伐吴，等于全国男子都被征兵，还有许多女人，因为蜀汉人口只有一百万。这就像赤壁之战曹军一样，小说中多次提到曹军百万，43回孙权问诸葛亮曹军有多少，他说“马步水军，约有一百余万。”孙权说：“莫非诈乎？”诸葛亮一一点告，总共不下一百五十万。“亮以百万言之，恐惊江东之士也。”而据史书记载，曹军为二十余万人。所以刘备伐吴的军队至多二十万人。

这里顺便讲一下怎么会有两个赤壁的事。三国时发生赤壁之战的赤壁在湖北省南边洪湖地区紧靠湖南省的蒲圻市，那里江边有赤壁山。另外，在湖北省东部的黄岗（现在的黄州市）长江边有一座突出的高大岩石，形状险峻，大概像个大鼻子，颜色赤红，名叫赤鼻矶。后人误以为就是当年的大战一场的赤壁，还说颜色发红是当年火烧赤壁时留下的。越传越神，连后来宋代大诗人苏轼苏东坡也弄错了，他游览了这个黄州赤壁，写下了著名的散文<<前赤壁赋>>和<<后赤壁赋>>，还有千古名词<<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因为苏东坡名声极大，所以黄州赤壁又叫东坡赤壁，比蒲圻的周郎赤壁更加有名。其实蒲圻赤壁和黄州赤壁差三四百里地呢。

用先进历史观解读和演绎历史

什么样的历史观决定了我们如何解读和演绎历史事实。秦始皇确实是很伟大，不仅统一中国，而且采纳了李斯等人的建议，采取了许多巩固统一的措施，尤其是书同文字，否则就不会有如此庞大的中华民族和辉煌的中华文化。荆轲刺秦王两千多年来一直是不惜牺牲生命反抗暴政的象征，荆轲的精神一直鼓舞着中国人为正义事业为民族大义前仆后继。但是这些年来关于秦始皇的影视剧给人的印象是，似乎只有秦始皇是顺应历史潮流推动历史车轮前进的伟人，其余的人都是逆历史潮流而动者，以荆轲为代表的英雄豪杰都是阻挡历史前进的人物。其实当时六国君臣都想统一天下，他们统一天下后未必不会采取类似的措施。在这些作品中秦始皇嬴政的暴政几乎完全回避，他只有伟大而没有不伟大。那么秦怎么会二世而亡？现在秦始皇行情不断看涨而荆轲不断看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多么悲壮，鼓舞着世世代代的中国人义无反顾地去反抗暴政，保卫祖国。而现在荆轲几乎成了对抗历史潮流的普通刺客了！我们不能怀有“成者为王败为寇”的陈腐观念。在塑造荆轲与秦始皇的艺术形象时不要伤害崇高的民族精神，这是一个民族最宝贵的财富。有些影视片的出现看来是使人们得到了一些娱乐，但是却使人们模糊了是非，失去了最宝贵的民族精神！

无论是陈寿、裴松之还是罗贯中，毕竟都是一千多年前几百年前的人，他们当时达到那样的思想高度已经非常了不起了。但是我们现代人在解读这些作品时，就要用先进历史观来看待那些材料和情节。蜀汉为什么失败？蜀汉有刘备这样的明君英主，有诸葛亮这样的卓越军师，有关羽等五虎上将，为什么最终还是失败了？有三个原因：一是，实力相差悬殊。开始刘备连根据地都没有，而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占有经济文化最发达的黄河流域；孙权在富饶的江东已历三代。虽然刘备在诸葛亮辅佐下苦心经营，但是到三国后期魏人口900 万，吴300 万，蜀汉仅不足100 万。在农业社会中，人口多少决定兵员和劳动力数量，是决定国家综合实力的关键性因素。二是诸葛亮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孙刘联盟多次遭到破坏。先是关羽中计兵败被杀，蜀汉损失巨大，荆州（今湖南、湖北）诸郡尽失，孙刘联盟严重动摇。但是蜀汉主力尚在，孙刘联盟还有可能修复。但刘备不听赵云、诸葛亮等人的劝阻，动用全国兵力伐吴，结果被陆逊指挥的吴军大败，元气大丧，孙刘联盟彻底破坏。三是诸葛亮的北伐战略被以司马懿为代表的魏军将领识破，未能奏效。诸葛亮在蜀汉发展农业，安定后方（包括平定南蛮），与东吴修好，然后北伐，六出祁山。他深知蜀汉实力远远不如曹魏，所以他力求以智谋取胜，速战速决。而曹真、司马懿等魏将知道蜀军因交通不便，运粮困难，往往采取坚守不出的战略。仅<<三国志. 诸葛亮传>>中就有三处记载“（诸葛）亮粮尽而还”，“粮尽退军”，“（诸葛）亮每思粮不济，使己志不申”。最后一次北伐他率军坚持时间最长，与司马懿的军队“相持百余日”，结果在军中病逝。蜀军退兵后司马懿看了诸葛亮留下的营垒处所赞叹说：“天下奇才也！”赤壁之战是孙刘联盟和以智谋取胜以弱胜强的光辉典范，而蜀汉最终失败也因为孙刘联盟破坏和以智谋取胜被人识破故而以弱胜强战略没有成功。由此可见正确的战略是多么重要！

<<三国演义>>证明，尊重历史同样可以写得非常好看。重要的是充分发掘历史事件内在的艺术因子，首先要有艺术家的眼光，调动艺术手段加以渲染、丰富、充实。对于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不宜采取戏说态度。因为历史主要就是由重要人物及其重要活动构成的网络。重要人物处于历史网络的联结点上，改变了人物的基本面貌实际上就会改变历史的真实性。现在出现大量“戏说”历史的作品，一是为了娱乐，过去大家生活得太沉重；二是有些宣泄（反对贪官，体察民情）；三是反映了中国人的帝王情结、清官      情结和侠客情结，其核心是期盼救星，中国人历来特别希望出现大救星。<<国际歌>>说：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和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但是小生产者总是把希望寄托在救世主、大救星身上。这种戏说的帝王戏多了，反映了咱们民族文化心理中的不太健康的一面，总是将改变自己不幸命运的希望寄托在大救星的身上。

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研究迅速流行。其实比较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我们可以从同一个时代的中国历史和外国历史进行比较，以比较历史学的观念来看待某些历史现象，会有许多新的发现。也可以进行比较阅读，会有许多新鲜的感受。将<<三国演义>>和<<三国志>>进行比较阅读，对于提高欣赏水平和写作技巧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伟大的祖国历史悠久，历朝历代英雄豪杰犹如天空灿烂的群星，不计其数，光是二十四史和清史稿中的精彩故事就有成千上万。无论是传记文学还是历史题材长篇小说创作或是电视连续剧拍摄，咱们中国都是这方面的资源大国，世界上恐怕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和咱们中国这么丰富的资源相比。我们在建设先进文化的过程中要注意开发利用这些宝贵资源，千万不要糟蹋这些资源。而我们在开发历史题材这个比巨大的多金属共生的富矿时，从<<三国志>>到<<三国演义>>的创作经验特别值得我们现代作家学习。

 

主持人：在罗贯中笔下，周瑜真是冤深似海。按周先生所说，罗贯中不仅制造了周瑜冤案，而且还永远得不到平反昭雪的时日。可见小说家的笔功有多大。但我们听了周先生的演讲之后，应该明白，我们了解的是小说的周瑜，而不是历史的周瑜。同时，这也告诉我们，以后在读任何一部历史小说的时候，都该对其中的史实部分，不疑处都要存疑。反正我现在是这样。《三国演义》中的史实部分，是根据《三国志》而来，这就牵引出了又一个问题，《三国志》写的就是真实的历史吗？像周先生讲到《三国志》里写曹操和许攸的那段对话，《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是怎么知道的？我想，这大概是口耳相传的口述史料，到了史家笔底记载下来了。还有像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也是这样。以刚才周先生讲到的荆柯刺秦王为例，那也是司马迁把他听别人说的记载下来。告诉他这件事的那两个人，又是听秦始皇的私人医生说的。那个私人医生，正好当时在刺秦的现场，并且还向荆柯扔了药囊，变相保护了秦始皇。仔细一分析，也是文学的笔法。“史以文传”嘛。但我从自己十余年的口述历史田野实践中发觉，口述历史未必可靠。所以，我现在常有一个讨巧的说法，不一定对，文责自负，我有时甚至觉得，历史文学的，小说是艺术的。

周先生最后讲到了历史观的问题，我觉得非常好。现在，我们有很多人是根据戏说的历史小说和影视剧来认识历史，有的像周先生举例说到的历史上那个大贪官和珅，都觉得他可爱得不得了。我想，我们还是要用科学、民主的历史观，来看待和理解这些文学和影视作品。

最后，我要说，今年是2004年的最后一场演讲。真诚感谢大家一年来对文学馆演讲的支持，并祝大家新年快乐！2005年再见。

 

 

主讲人：林冠夫

林先生在研读《红楼梦》的时候发觉，曹雪芹笔下的人物有数百，虽然笔墨多寡不一，却各有各的缺点。但其中有一个例外，谁呢？李纨，她不光没有缺点，而且作者在写她的时候，是怀着一种崇敬的态度。为什么？这个人物的原型同作者之间有什么特殊的关系吗？咱们请林先生由李纨入手来谈《红楼梦》中的人物形象同现实“模特儿”之间的关系。

 

林冠夫： 

很奇怪，《红楼梦》的人物无论怎样都是有缺点的。为什么呢？曹雪芹写的这些人物，都是来自于太虚幻境的薄命司，一个个都薄命，都是有她各种各样的缺点。比如说王熙凤的缺点是很明显的了，也有的人的缺点不大容易显露，比如说薛宝钗，大概许多人都认为看不到薛宝钗的缺点。她的缺点就是太没有缺点了，什么时候都摆出一幅教训人的面孔。当然最后曹雪芹写贾宝玉是去做和尚了。作为一个女人处处教训她的老公这样不行那样不行，这样会误事，那样就不在话下，这样的话，无论哪个老公都要去做和尚的。所以，这就是都有各种各样的缺点。

讲到王熙凤的缺点，兴儿就说了：两面三刀。但是，曹雪芹的高明在于，他在写小说的时候，心里面没有横着一个好人或者坏人的观念再写出来的。高明的作家没有用很肤浅的观念来写的。所以，《红楼梦》里面的人物，尤其是各种各样的女性，比如说王熙凤，看来曹雪芹对她的人品评价是不高的，但也没有写她是一个很坏的坏人，写她也有好的地方，是她很能干，“金紫万千谁治国，裙钗一二可齐家”。这就是说，王熙凤的才能不下于任何男人。这一点，《红楼梦》里也都讲过了，贾琏都要退避三舍的。但这个人物的缺点也是很明显的。

不只是王熙凤，包括林黛玉，动不动就哭，贾宝玉还要哄半天。在现今这个生活节奏很急遽的情况下，就麻烦了，男人恐怕也没有时间这样哄他所爱的女人。当然还有其他的小心眼什么的，她也有缺点。

奇怪的就是，李纨，没写她的缺点。这很奇怪。为什么曹雪芹没写李纨的缺点？这篇文章我没有写出来，我要写一篇较长的文章来谈这个问题。这种特殊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所以我们要对李纨做较多地分析。

第一，李纨的正式出场。正式出场之前，在冷子兴演说荣国府的时候介绍过她。介绍她的时候，讲到这个人的一般状况。特别是后来，出场的时候，总是让人感觉到，这个人雍容大度，既没有小家子气，也没有王熙凤那么张扬。所以，过去有些人讲，薛宝钗是封建淑女的典型，不是的。薛宝钗不是封建淑女。真正的封建淑女，按照过去对封建淑女的要求形式活动的是李纨。薛宝钗的家庭出身是皇商。所以，在她常常有许多比较明显的世俗的东西。李纨，在她的生活中，看不到任何俗气，没有。

出场的时候，林黛玉初进荣国府，贾母给她介绍说，这是你先珠大哥的老婆，珠大嫂子。这就是说，她已经是个寡妇，没有任何其他的表现。王熙凤的出场就不一样了。“未见其人，先闻其声”说，林姑娘来了，我来晚了，等等。然后脸孔的变化是一下子哭，一下子笑。讲到，林表妹这么漂亮，简直不像外孙女，像老祖宗的孙女。这都是拍贾母马屁的一些话。林黛玉当然也当得起。下面就说，这么好的妹妹，居然命这么苦，然后就一下子哭了。她的哭同笑很容易炒作，自我炒作得很准确。

这种东西只是王熙凤的表现，在李纨身上决不会有这种表现。《红楼梦》里写她，一个是她在贾府里地位很高。地位高的原因是什么呢？这是在于很年轻的时候就守寡，带着一个小孩。在旧社会这种大家族里，这是很受尊重的。旧社会，如果儿子考取了进士，照例是要给她立贞节牌坊的。在贾府里，贾母是荣国府权力最高的宝塔尖上的人物，她对李纨也是很客气的。她对李纨同对王熙凤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她对李纨就是尊重，对这么一个孙媳妇很不寻常。王熙凤呢？她有的时候需要她解闷，离不开她。不一样。李纨的待遇，同她的婆婆，还有邢夫人，每个月的生活津贴费是相等的。这是很不容易的。那个时代，在等级是很分明的情况下，她是儿媳妇。贾母吃饭的时候，连王夫人都只能站在旁边侍候着，自己不动手，也得站在旁边。李纨当然也站着。但生活补贴呢，她能达到同王夫人等众婆婆一样。当然还有别的，比如说，她带着孩子，每个月又给她增加多少钱，是这样的。所以说，在这一点，在封建等级制度下，封建社会最明显的就是等级制，孔老夫子讲的礼就是秩序井然。在这种情况下，李纨受到贾府的最高待遇，这是她在贾府受到的优待。

但是这个人物，不只是因为她是一个寡妇，所以受优待。她受到尊敬，是因为她个人的人品的特点，一个是善良，一个是有正义感。举个例子，比如说大家给王熙凤凑钱过生日的时候，王熙凤趁此机会敛钱。对里面有几个人物，没钱，地位也不高，照样把她的钱收过来了。所以李纨就骂王熙凤太过分了。除此之外，有许多地方，比如说，大观园里小姐们成立了一个诗社，请王熙凤当社长，这一点小姐们也很人情练达，把当家、手中掌握全家收支的王熙凤拉来当诗社社长。王熙凤是何等精明呀，她讲，这哪里是找我当什么社长，我又不懂诗，无非是找我要钱。然后就说了许多很泼辣也很低俗的话。这时候李纨就骂她说，简直看不出，你刚才说的这些话，哪里像出生在一个大家的小姐。为什么呢？王熙凤在《红楼梦》里很奇怪，她是一个什么人物呀？她的叔叔是京营节度使，她也在公侯之家，是个有爵位的人。京营节度使是个什么官呢？如果用现在的官名来比较的话，就是北京卫戍区司令，是了不得的一个实权人物的家庭。意思是说，大家的小姐，讲出这种无赖的话。把她骂了一通。下面还讲到，她吃醋，贾琏在那里荒唐。她吃醋的时候，把平儿打了一耳光。这个时候，李纨就讲了，你这么一个人，同平儿比起来，给她提鞋子都不够，居然还能够伸出手来，往她脸上打耳光。这个时候，王熙凤马上讲，原来今天不是诗社的问题，还替平儿抱不平，兴师问罪。所以，李纨在《红楼梦》里，像这种情况下，因为有许多不方便直说的地方，她不宜在很多问题上有更多的发言，旧时代的寡妇有很多限制，但是有机会，她还表现出她的正义感。这点是很不容易的。这样一个人，大观园的姊妹都服她。那帮人，没一个是好惹的人物，都是公爵侯爵家的小姐。但是他们在李纨面前，一个个都很服帖。原因就是，李纨自己在当小姐的时代，受到极好的文化教养。

这在《红楼梦》里也有一个介绍。刚才，说林黛玉之所以有那么出众的诗才，是因为她父亲是前朝的探花。《红楼梦》里讲李纨那么富有文化教养，她的父亲是国子监祭酒。国子监祭酒是个什么官呢？那个时代教育部属于礼部里面管，就是说北京大学的校长，也监管全国教育的事。国子监就是古代的学校，全国各地达到一定要求以后的学生到这里来读书。就是过去的贡生，来国子监读书。所以，国子监是当时的最高学府，李纨的父亲是国子监祭酒，祭酒就是国子监的最高长官，是文化衙门的最高长官。过去一个是管教育的，一个是翰林院里管写文章的，尽管没有油水，可能穷的当当响，但很受人家的尊重。过去叫这些是有很浓厚文化色彩的官员。李纨的父亲是国子监祭酒。曹雪芹带这么一笔，就交代了李纨这个人身上的文化色彩、童年教养，统统都在里面了。《红楼梦》里面，没有可能像李纨这样的，这就是说，她也是有来由的。

《红楼梦》里面，姊妹们成立了一个诗社。从诗的角度来说，这个诗社是这些小姐们玩的东西。玩得很高雅，用写诗来玩。这一点很不容易，起码她们这些小姐玩的诗，绝对不是一般人能玩得了的。有很多人对文字游戏的评价不高，可文字游戏决不是随随便便哪一个等闲人物都能玩得起来的。在大观园这个诗坛里，这些小姊妹凑在一起玩诗。李纨常常是一个评判的角色，她们之间较量才华，这个时候，李纨常常来作评判。她自己讲了，你们之间较量高下，我来当社长，我来评。就是刚才讲到的，菊花诗，前三名都是林黛玉的，就是李纨评的。但她评了以后大家都服贴，都同意，认为是这回事。那就说明，她自己诗的素养是很高的，当然，她自己也写，但没讲她写的诗怎么好。脂砚斋写“稻香老农善评”，也就是说，她是一个诗歌评论家。这就说明她在大观园诗坛上，大家都服贴她，她评完以后大家都能没有意见，没有人不服气，也不是因为她是大嫂子，这个就是真才实学。曹雪芹写这种状况，也不是随随便便下笔的。

另外还有，《红楼梦》里面有许多人都可以用花来比拟。比拟李纨的是梅花。这是很不容易的。比如说薛宝钗，花中之王，牡丹，雍容华贵，但不免带着俗态。林黛玉是荷花，出污泥而不染，但是也苦命的。其他还有，探春，是玫瑰，但是有好多刺。刚才讲的袭人是桃花；还有一位是荼蘼，春天最后开的花。而李纨是梅花。梅花是花中的清品。花中的清品有春天的兰花，夏天的荷花，秋天的菊花和冬天的梅花，这都是花中的侵品。说她的一句诗是千家诗里的一句，她抽出的签，是梅花。曹雪芹可不是随随便便这么写，也不是碰运气。抽出来，下面一句是“竹篱茅舍自甘心”。就是自己甘心过这种清淡，不是富丽堂皇的生活，很符合她的特点。梅同菊是傲霜耐雪。她只说以高于别人，李纨这一点也很符合她的特点。是适合于梅花的。二十几岁的时候就守寡了，贾珠就死掉了，那是经过人生的一场大雪，但是她能够禁得起这场大雪，保持她的美，保持她人品的高洁，这一点是李纨。这就是为什么她不大管事。曹雪芹用了一个词说李纨是尚德不尚才，就是说不像王熙凤，不像探春那样管理。后来不是有一次改革吗？改革的时候，把她也拉来，她不大管事的。一个是寡妇不便多管，不便太多抛头露面；另外一方面，曹雪芹用了一个尚德不尚才，就是她注重的是品德，不是才能。用这个词来说。

李纨在《红楼梦》里简直是无懈可击。而且曹雪芹是用一种充满崇敬的心态来写的。这就该问了，她为什么这样？《红楼梦》里的人物都有它的生活原型，都是有模特的。李纨的模特是谁呢？是马夫人，就是曹雪芹的母亲。为什么出现这个现象呢？话又说回来了。这里面有一场很大的争论。为什么讲曹雪芹的母亲是马夫人，这里面还有许多问题要说清楚了，才能够说这句话的。

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用现在的话，给他的头衔是诗人、画家还有名编辑或者叫出版家。为什么呢？他画画很好，现在还留下了他的诗集。中国主要的两部大书，是在曹雪芹祖父的主持下刻印的，一部是《佩文韵府》，一部是《全唐诗》。他后来死就死在刻印这两部书上。曹寅是曹雪芹的祖父，这一点是明确的。但曹雪芹的父亲是谁？是有争论的。

康熙同曹家的关系很好。曹寅的母亲，就是曹雪芹祖父的母亲，他的曾祖奶奶，是康熙的保姆。童年时候，曹寅又陪康熙读书。两个人有兄弟的情谊，却没有兄弟的利害关系。为什么这么说？皇宫里面，皇室的皇子之间常常是你死我活的。曹寅同康熙之间有兄弟的情谊，但没有兄弟的利害关系，所以才会有这种真心实意、真诚的友谊。最后，曹寅到江宁，就是现在的南京当织造的时候，康熙把他派到那去当织造。这个官位开始的时候不设长，后来也是户部掌协的一个，江南华东地区的纺织工业局的局长，这么一个角色。事实上，民用的纺织，他还不管，是专门给皇宫里面制造丝织品。是这么一个官。康熙当皇帝，把曹寅派到那里去，他的任务更加特殊，康熙的所需的日用品的采购，他管，除了机织以外，比如说康熙特别喜欢吃臭豆腐，把臭豆腐盖了个名字叫青方、红方、白方、青方。这种东西都是委托江南的三个织造替他采购。为什么这样？因为，如果这些早上吃的小餐里面放上慢性的毒药，追究又不好追究，是很不保险的。所以，只有他最亲近的人，才放心让他们采购这一类东西。还有更多的，曹寅在江南是替他汇报江南每年粮食的价格，还有官僚吏治的状况，贪官清官。他可以给皇上密折奏，就是不通过给皇帝上奏折的人，密折可以直接到皇帝手里。所以他们两个关系非常好。

曹寅死了以后，康熙让曹寅的儿子曹颙当江宁制造。不久，二十五岁的曹颙就死了。曹寅只有一个儿子，这个时候，康熙又下御旨，说在曹寅的侄子里找一个老太太喜欢的人来赡养两代寡妇，也就是赡养曹寅的老太太，再有就是曹颙的夫人，这个寡妇。后来找到一个侄儿，就是曹頫，过继给曹寅当第二个儿子。也就是说，曹寅后来有两个儿子了，一个是曹颙，一个是曹頫。

这里面有牵扯到，有人把贾宝玉同曹雪芹画等号。贾宝玉的父亲贾政是老二，因此曹雪芹的父亲应该是老二，于是就应该是曹頫。这是胡适干的，还有一些先生也这么干。这个可信性不大。这两个等号一划，不是有证据的，是有猜想的成分。就是说，曹雪芹的父亲是曹頫的说法，是两个等号推出来的，前提站不住脚，结论自然是不可信的。

还有一种说法是，曹雪芹的父亲是曹颙。曹頫给康熙写奏章的时候写到，说她的嫂子，现在已经怀孕几个月了，将来如果生下一个儿子的话，他说，我哥哥，就有后了。有人讲曹雪芹就是曹颙的遗腹子。但这里面就有两个限定。第一，生下来的是男孩子，才有可能是曹雪芹；另外，小孩的成活率，在那时是不高的，能够养大的不多。但这个孩子没有早夭。这是第二个限定。有了这两个限定，才可能是曹雪芹，而且仅仅可能是曹雪芹。为什么我相信曹雪芹是曹颙的儿子，是他的遗腹子，原因就是，《红楼梦》里李纨这个人物写得太奇怪了，或者说太特殊了。因此只有曹雪芹这么写李纨，证明她就是马夫人。就是曹颙的夫人马夫人，她又是寡妇，这点是符合的。贾府有人以侄子的身份过来当家的，就是贾琏。老大是早死的贾珠，后来留下个孩子，贾兰。像这些情况，有可以联系的东西。最主要的，说明曹雪芹有可能是遗腹子的，就是李纨这个人物。

这很值得我们研究，曹雪芹为什么这样写。这就是我为什么注意李纨。这不是我的一般猜想。曹雪芹在《红楼梦》的开头就宣布过，他自己一事无成，想起当年的那些女子们，一个个很有才华、很能干，不能因为我的不孝，把她们的好处给泯灭了。因此我要写这部书，用假语村言书写这部《红楼梦》。所以说，这里面很明显，有曹家的事件在里面。《红楼梦》里面的人，有曹家的人做原型的。这是曹雪芹自己说的，到底谁是谁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现在有许多可以讨论的东西了。这是一个。

当然现在我还觉得里面有许多问题需要做进一步讨论。胡适很奇怪，开始他讲，贾宝玉是曹雪芹的一个长辈。这是对的。后来，不知怎么搞的，又改变了，他说曹雪芹就是那个爱吃女人嘴上胭脂的贾宝玉。胡适把贾宝玉同曹雪芹画上等号。后来，自胡适以来的一批人，都把这个接过来，把曹雪芹同贾宝玉等同起来。贾宝玉是曹雪芹精心构筑的一个艺术形象，他把自己所有的感情心血都集中起来，凝铸成小说中这么一个男主角。里面有很多曹雪芹本人的色彩，是很正常的。但是《红楼梦》里面，有几条脂砚斋的批语是很值得注意的。脂砚斋常常以贾宝玉自居，书中每讲到蠢物时，他自己有批语注：岂敢岂敢。特别是当中有一条，讲到他自己的姐姐。《红楼梦》里讲贾宝玉三四岁的时候，他大姐教他读书识字，他现在居然会作诗了等等。写到这个时候，脂砚斋的批语是，他想起自己童年，姐姐怎样教他认字读书。看到这几个地方的时候，不禁放声大哭。他童年的时候，他姐姐怎么教他的。这个时候，脂砚斋完全是贾宝玉自居的。就是说，起码可以说明，贾宝玉的许多行动，比如脂砚斋批语，还记得那些吗？等等。却可说明，贾宝玉的模特是脂砚斋。

不过贾宝玉形象中带很浓的曹雪芹色彩，渗出了曹雪芹许多自己的东西。这是作者最喜爱的人物。所以这两者放在一起，不奇怪。所以我们可以说，贾宝玉不是曹雪芹。贾宝玉是以脂砚斋的身份写出来的。所以，李纨是曹雪芹母亲的可能性就是，很多奇怪的现象集中在《红楼梦》里，或者在中国小说史上，一种反常的状况里面，可以作这样一说。曹雪芹是曹颙遗腹子说，也是一派人的观点，包括在下在内。

曹雪芹为什么这样写李纨，就是他把他自己的母亲作为模特写出来的。

 

问：林老师，我想问一下，您刚才说曹雪芹对李纨是很欣赏的，写她没有写到缺点。但是我看《红楼梦》的时候，有两句话是这么说的，“桃李春风结子完，到头谁似一盆兰”，我觉得这口气包含着一种嘲讽和惋惜。从这个角度讲，我觉得对她还不是特别欣赏。我想问一下，您对这两句判词是如何判断的？

答：这个问题，我本来是应该有所交代的。曹雪芹对李纨不是一种欣赏而是一种崇敬。他笔墨之间是一种崇敬。到头一盆兰，这事实上隐藏着李纨教养贾兰，最后仍然还是一场空。他说李纨的薄命是两条，一条是，年纪轻轻就失去丈夫，最后，辛辛苦苦一辈子把孩子带大，最后自己死去，仍然还是一场空。这就是《红楼梦》所有的人物都是薄命的。所以讲这里面没有任何讽刺的意味，这是一种痛苦，遗憾，悲恨。到了后来呢，《红楼梦》里有一句话讲,爵禄高登，胸悬金印，好像原先有过设想写贾兰最后是做大官的。到了最后，李纨就死掉了。后四十回，是怎样一个结局呢？“红学”里有一个探佚，就是对曹雪芹散失了的这些稿子的猜想。

 

问：林老师您好，我接着刚才的问题问。接下来的判词是“如冰水好空相妒，枉与他人做笑谈”。这个又怎么解释呢？我觉得他不像有崇敬的意味。谢谢。

答：“做笑谈”有两种含义，一个是美谈，一个是可笑的东西。都叫做笑谈。传为笑谈，就是说可笑。但在这里，按照我想是，她最后这么辛辛苦苦把儿子教养成名，而自己也死掉了。“枉与他人”，就是白成了人家一场美好的谈论，美谈。这是我理解的。曹雪芹在李纨这个文字里面，没有讽刺和任何相反的东西。

 

问：林老师我想问一下，在晴雯被逐出大观园的过程中，你认为，是袭人在其间起了坏的作用吗？

答：没有明写袭人在那里捣鬼。更主要的是，晴雯太注意自己个人性格中的自尊心、独立性，所以她没有投主子们所好，就是“不把双眉斗画长”。袭人虽然没直接陷害晴雯，但她投主子所好，这是很清楚的，有许多表现都反映了。比如说，王夫人面前，表现自己对贾宝玉是怎样绝对的忠心耿耿。这些地方，晴雯没有做到，或者说没有做到袭人那样。并用不着去打小报告，只要明显的不同就可以了。所以王夫人将来要给贾宝玉取小妾，她选中的当然是袭人。晴雯不断流露自己的真情，没有同别人搞好关系。比如说一个小丫鬟偷东西，她就很恼火，还拿一个簪子刺她的手，她觉得同样是丫鬟，偷东西，太不自爱了。她表现出来的不是怎么样拉好关系，给这个人说几句宽慰的话，让她以后感激她，晴雯绝对不会是这样的。但袭人有许多做法就是这样。所以，用不着打小报告陷害，自然就形成了竞争里的不同的结局。

 

问：林老您好，今天您讲到了晴雯。以前我看书的时候，看到了这么一种观点，就是说晴雯是作为林黛玉的影子来写的，是林黛玉的补充。而且书中的情节也有这种巧合，比如说，晴雯死后贾宝玉作《芙蓉女儿诔》，而这篇诔文偏偏让林黛玉给听见了。而且她还改了其中最为动心的两句“青纱窗下侬本多情，黄土垄中卿何薄命”，这似乎也预示着这两个人物形象间有某种联系。请问，您对这种观点有什么看法？

答：这个提得很好。我刚才也提到了，《红楼梦》中有相对应的两对人物，就是才与德的相对，钗黛是德与才的对立，丫鬟里就是袭人与晴雯。这个角度讲，有一些相近的地方。但是说影子，晴雯和袭人构不成影子。两个对比有相同的地方。所谓影子是什么呢？就是差不多。《红楼梦》里的人物，绝没有差不多的。所以说，不是影子，晴雯是晴雯，林黛玉是林黛玉。即使表现她们的才，也是有很大差别的。林黛玉的才是写诗，晴雯的才是针艺。对待人嘴巴都很刻薄，这是相似的地方，但差异也是很大的。说是她的影子是过分的。《红楼梦》有些评点派的评点文字有过这样的说法。

 

主持人：

我们一般人在说起什么是小说的时候，往往都会说出这样一句话，小说就是虚构的艺术。但我们有没有想到过，小说的虚构并非空穴来风，小说的人物往往都是有现实生活的原型和依据的。像刚才演讲中林先生就讲到了《红楼梦》中李纨生活的原型就是曹雪芹的母亲马夫人。我有时候觉得，小说其实就是艺术化了的“假作真时真亦假”的现实生活。反过来想一想，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经历又何尝不是一部“假作真时真亦假”的小说呢？今天的演讲到此结束，让我们用掌声感谢林先生。

　　　　　　　　　　

主讲人：周先慎

 

主持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文学馆听讲座。今天我为大家请来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周先慎教授。大家欢迎！

孙悟空是《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创造出来的神话英雄，《西游记》最主要的艺术成就就是创造出了孙悟空。孙悟空是个非同一般的神话人物，他是一个天生的石猴，但他又是猴、人和神的三位一体。他身上的猴子习性，表现的是他猴了吧唧的生物性；人的特征，表现的是他现实的社会性；而神的特点，则表现着他降妖伏魔、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的传奇性。换言之，如果失去了这亦真亦幻的任何一个项目，孙悟空也就形同虚设，一点灵性也没有了。下面请周先慎先生为我们演讲《亦真亦幻的孙悟空》，大家欢迎！

 

跟《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一样，《西游记》在中国也是一部家喻户晓的书。但它比前两本书的读者更加广泛，小孩子喜欢读，成年人喜欢读，年纪大的人也喜欢读。可以说是老少咸宜。读者的眼光也可深可浅，天真幼稚的孩子读着好玩儿，能从中得到极大的乐趣；博学深思的学者可以从中探究深层次的思想意蕴，同样会感到兴味无穷。《西游记》在群众中能产生这样广泛的影响，跟孙悟空形象塑造的成功是分不开的。凡读过《西游记》的人，没有不喜欢孙悟空的，也没有能够忘记孙悟空的。

《西游记》是一部以神话为题材的浪漫主义作品，在类型上属于神魔小说，与历史演义的《三国演义》和英雄传奇的《水浒传》在题材内容和表现方法上有所不同。孙悟空是一个充满奇幻色彩的神话人物形象。我们知道，人物形象是小说艺术创造的中心，而主要人物则表现了一部小说的思想倾向和艺术特色。我们要正确认识和欣赏《西游记》，就要正确分析和认识孙悟空的形象。关于《西游记》的主题思想，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我这里不多说。近年出版的一本《中国文学史》，概括出过去分析《西游记》思想特色的三种思路，一种是幻中见理，一种是幻中见趣，一种是幻中见真。《文学史》的作者是主张幻中见理的，他认为这个“理”，指的是“受明代个性思潮冲击、改造过了的心学”，认为《西游记》在神幻和诙谐中蕴含着哲理，就是“‘求放心’，‘致良知’，即是使受外物迷惑而放纵不羁的心，回归到良知的自觉境界。”还认为全书的内容架构也反映出这样的思想：小说大致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孙悟空大闹天宫，二是被圧在五行山下，三是西行取经成正果。这实际上隐喻了放心、定心、修心的全过程。我的看法是幻中见实比较符合文学的本质，也比较符合《西游记》艺术描写的实际。凡是富于艺术感染力的优秀的文学作品，都必然是基于鲜活的生活体验创造出来的，而不可能主要是某种哲理的演绎。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只要是真正优秀的作品，无论是写实的，还是幻想的，它们都必然是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只是反映的形态有所不同，有的是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反映的，有的则是采用夸大的或者是经过升华的一种变形的形态来反映的。因此对孙悟空这个艺术形象，我们除了欣赏他在大闹天宫和取经路上斩妖除怪中种种千变万化的神奇表现外，还应该看到他与特定历史时期的时代精神和社会生活的内在联系，与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的内在联系。简言之，孙悟空虽是一个幻想的形象，但亦幻亦真，幻中有真，幻中见真。我们欣赏孙悟空这个形象，既要看它的幻，又要看他的真。我今天演讲的题目就叫做：《亦真亦幻的孙悟空》，主要谈谈孙悟空形象所包含的生活内涵，思想内涵，体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下面分几个问题来谈。

一、《西游记》是一部描写孙悟空的英雄传奇

我们读《西游记》，会感到它在人物塑造上跟《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相比有一个明显的不同之处，就是《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都是以塑造英雄群像为特色，而《西游记》却主要是描写上西天取经的师徒四众。当然书中还写到了神、佛、道的代表人物，取经路上还有许多魔怪，但这些代表人物和魔怪形象基本上都只是陪衬，作者写得比较随意，没有像写师徒四众那样着力和苦心经营，除个别形象之外大多缺乏性格特征，没有能给读者留下鲜明深刻的印象。这取经的师徒四众是一个集体，各有其位，各司其职，应该说少了谁都不可能到西天去取得真经。但在这个队伍中，四个人的地位和作用是不一样的，有主角有配角，精神领袖是唐僧，而实际上的主角却是孙悟空。四人中只有孙悟空才算得上是真正的英雄形象，其他三人虽各有自己的优点和功劳，但都有不少相当严重的毛病，都算不得英雄人物。从艺术表现的角度看，沙僧的形象比较模糊，没有什么性格；唐僧的形象虽然比沙僧要鲜明一些，也有一些性格特征，但也算不得成功的艺术形象；真正有血有肉给读者留下鲜明生动印象的，只有孙悟空和猪八戒；而算得上英雄人物的却只有孙悟空一个人。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西游记》是一部描写孙悟空的英雄传奇。

　　不过孙悟空成为取经故事的主角是有一个演变过程的。大家知道，《西游记》描写的取经故事，是从历史上的一个真实事件演变而来的。唐太宗贞观三年（６２９）青年和尚玄奘（６０２－－６６４）独自一人到天竺（今印度）取经，历时十七年（也有说是十九年的，《西游记》上写的是十四年）走了几万里路，跋山涉水，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取回了梵文佛经六百五十七部。他回国以后，唐太宗很高兴，设立译场，让他主持翻译佛经的工作，并讲述取经途中的奇闻异事。后来由他的门徒辩机写成《大唐西域记》，介绍西域各国的佛教遗址及风土人情等。玄奘一人到天竺取经，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加上身历异邦，一路见闻都是十分令人惊异的。他在取经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意志和克服困难的精神，十分令人敬佩。所以他的门徒慧立、彦琮写的《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为了弘扬他师父取经的业绩，扩大佛教的影响，就故意加以夸大和渲染，使取经故事染上一层宗教的神秘色彩。这部书虽不免夸饰，但基本上还是记述的玄奘取经的真实故事。全书约十余万字，是中国古代少见的一部具有文学色彩的传记著作。

    因为玄奘只身一人到天竺取经是一个奇迹，加上《法师传》的渲染，这个故事就开始在民间流传，并在民间文艺和戏曲中得到表现。故事在流传过程中不断得到加工、丰富、发展，愈传愈带神奇色彩，愈传离历史上真人真事的本来面目愈远。最后由一位大手笔（可能是吴承恩，也可能是别的什么人）写成了现在我们见到的这部百回本的《西游记》。关于《西游记》的成书和取经故事的演变，有别的先生会专门讲这个问题，我这里只是简单地提一提，概括地说，这个演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宗教色彩减退而世俗色彩加浓，由宗教主题演变为社会主题；二是故事的主人公由唐僧演变为孙悟空。这两方面的演变是相关联的，但最重要的演变，质的演变，还是主角由唐僧变成了孙悟空。主角的变化，原来表现在历史人物玄奘身上的某些崇高品格，如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意志和克服困难的精神等，大都集中和概括到了孙悟空的身上了。

二、孙悟空形象所反映的时代精神

　　《西游记》全书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第一至第七回，写孙悟空的出身和大闹三界的故事；第二部分是第八至第十二回，写唐太宗入冥，交代取经故事的缘由；第三部分是第十三至第一百回，写孙悟空、猪八戒、沙僧三人护送唐僧到西天取经，一路上师徒四众斗妖斩魔，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实际上只有七十七难，前四难是在取经以前），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到了西方天竺国灵山，见到了佛祖如来，取得了真经，护送回东土，四人也修成了正果，变成了佛。

第三部分取经故事是全书的主体，占了绝大部分篇幅。但第一部分却是全书中写得最生动和最精彩的部分，从孙悟空非凡的出身，求仙得道的过程，大闹三界（特别是大闹天宫）的情节中，塑造了一个神通广大、蔑视皇权、敢于造反、积极乐观的充满神奇色彩的理想化的英雄形象，为下文描写取经路上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战斗作准备和铺垫。第二部分将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联结起来，在结构上起到一种过渡的作用，但故事本身在思想上则表现出明显的宗教迷信色彩。第三部分取经故事，由相对独立而又互相关联的四十一个故事组成，以师徒四众到西天取经作为线索连接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着重表现孙悟空斩妖除怪、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积极乐观的斗争精神和美好品德。大闹天宫的故事和取经故事，在题材内容和主题思想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前者就是写孙悟空造反，后者则表现为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崇高目的而克服困难、艰苦奋斗的历程；前者纯属于个人行为，而后者则是一个集体行为）。但由于孙悟空思想性格前后的一贯性（这主要是指他的反抗性、斗争性和积极乐观的精神），斗争对象和斗争形势的变化并未影响到小说思想内容的大致统一。

前七回主要写孙悟空的出身和大闹三界，最突出的有两点：一是写他的神通广大；二是写他的反抗斗争，写他敢于造反的精神。孙悟空作为一个光辉的英雄形象，其基础就是这七回书奠定的。无论是他的出身、神通广大或是造反行动、造反精神，都同明代中期以后特定的时代条件和时代思潮有着深刻的联系。

为了很好地分析和欣赏孙悟空的形象，《西游记》产生的时代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我们看到的今天出版的《西游记》署名都是吴承恩作，但实际上还存在许多疑点，著作权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现存最早的刊本世德堂本没有作者的名字，只署“华阳洞天主人校”，前面有陈元之序。最早考定出作者是吴承恩的，是鲁迅，后来胡适也支持此说，但一直有人怀疑。）。作者的问题没有真正解决，小说创作的具体年代当然也就很难确定。但《西游记》成书于明代的中后期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今天见到的通行的百回本，就是前面提到现存最早的金陵唐氏世德堂本，刊于明代万历二十年（1592），在这之前也还可能有没有保存下来的更早的刊本，因此《西游记》的成书应该要比世德堂本刊行的时间为早，大致在十六世纪的中叶或更早。这个时期，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和意识形态领域中都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和新的因素。这些新的现象和新的因素，都鲜明地反映在当时产生的文学作品中，当然也反映在以超现实的幻想形式描写生活的《西游记》中。

首先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兴起。我国史学界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是否出现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问题，有不同的认识。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我们可以不去讨论，我们只看当时的事实。比如较《西游记》略晚的冯梦龙编辑整理的白话短篇小说集《三言》和凌濛初创作的《二拍》中，就生动地反映了明代后期以手工业工场和商品经济发展的情况。如《醒世恒言》卷十八《施润泽滩阙遇友》，反映了江南丝织业发展的情况。一个叫施复的人，靠勤劳致富，在不到十年时间就由一张织机发展为三四十张织机，还雇用了一些小厮来做工人，这显然已经发展成为小型的手工业作坊了。小说中还提到，一些比他实力更强的“大户人家”，是通过牙行（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中介机构）引客商去买他们的产品的。由此可见，当时手工业的发展规模已经相当大，而且还直接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这条材料在史学界讨论明代中期以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问题时经常被引用。类似的材料在《三言》、《二拍》中还有许多。又如《转运汉巧遇洞庭红，波斯胡指破鼍龙壳》（《初刻拍案惊奇》卷一）和《迭居奇程客得助，三救厄海神显灵》（《二刻拍案惊奇》卷三十七），都是描写出海经商的商人大发横财的故事，反映了明代海外贸易的发展和商业资本的发达，生动地表现了当时一些商人想通过海外经商而获取暴利的心理。《西游记》虽是一部用幻想形式写成的神魔小说，其中也有关于商业活动的直接描写。如第四十八回，写通天河的魔怪灵感大王作法将河水全冻成冰，有几个小妖变成行人在冰上行走来引诱唐僧。唐僧问陪他去冰河的当地百姓陈老，那些人是要到哪里去？陈老回答说：“河那边乃西梁女国。这起人都是做买卖的。我这边百钱之物，到那边可值万钱；那边百钱之物，到这边亦可值万钱。利重本轻，所以人不顾生死而去。”又如第七十八回，写师徒四众经过比丘国（后改名为小子城）时，见那城中一片商业繁荣景象，书中有这样一段赞语：“酒楼歌馆语声喧，彩铺茶房高挂帘。万户千门生意好，六街三市广财源。买金贩锦人如蚁，夺利争名只为钱。礼貌庄严风景盛，河清海宴太平年。”这显然是明代中期城市商业繁荣的生动写照。

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乃至人生态度也随之发生变化。这在文学作品中也有生动的表现。如上面提到的《迭居奇程客得助，三救厄海神显灵》那一篇中，主人公程宰是当地（安徽的一个小村子）的一个大姓，小说里写他是“世代儒门，少时多曾习读诗书。却是徽州风俗，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第反在次着。”中国封建社会向来轻商，士农工商，商是排在最末一位的，而这里竟然将经商抬高到超过读书中举的人生“第一等生业”，这的确是一种全新的认识。小说中还有这样的话：“徽人因是专重那做商的，所以凡是商人归家，外而宗族朋友，内而妻妾家属，只看你所得归来的利息多少为重轻。得利多的，尽皆爱敬趋奉；得利少的，尽皆轻薄鄙笑。犹如读书求名的中与不中归来的光景一般。”类似的观念在《乌将军一饭必酬  陈大郎三人重会》（《初刻拍案惊奇》卷八）的入话中也有反映：商人王生三次贩货均遭到劫掠，因而灰心，不想再从事商业，他的婶母再三劝他不要因为受到挫折而“堕了家传行业”。在封建社会中，一般士子将读书中举看成是家传行业，而到了明中叶以后，竟将经商赚钱也提到这样高的地位，这显然是由于社会经济的变化，市民思想在话本中的鲜明表现。

　　经济领域的这种变化，当然会反映到思想领域。明中期以后在思想界形成了一种反对理学、追求个性解放的进步思潮。这一进步思潮的主要内容表现为：对人和人的价值的肯定，对自由和个性解放的追求，对权威偶像的否定，对专制主义的不满和怀疑，对封建礼法和封建秩序的蔑视，对人的纯真本性和童心的颂扬，对道学虚伪性的揭露，在文学艺术方面则表现出对趣味性和娱乐性的肯定和追求等等。当时个性解放思潮的突出代表是李贽（1527－1602）。李贽提倡尊贤（这里的“贤”主要是指“贤能”的“贤”，不是“圣贤”的“贤”），肯定人的能力和价值，并以此来确定他在社会上的地位。他说：“今夫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理也。若以小贤役人，而以大贤役于人，其肯甘心服役而不耻乎？”（《焚书》卷三）影响最大的是他的“童心说”，他认为：“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夫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又说：“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焚书》卷三《童心说》）这里他肯定了人的原初状态的自然本性，肯定了没有为统治阶级官方思想熏染过的真纯质朴的精神状态，表现了在道学统治下非常宝贵的对于人和人性的自觉意识。李贽对于儒学权威的藐视也是非常突出的。这也是出于坚持“童心”和肯定人的自我价值。他把儒家的经典“《六经》、《语》、《孟》”，视为“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同上）他指出：“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给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焚书卷一·答耿中丞》）他明确反对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认为千百年来无是非者，乃因为“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也。”（《藏书》卷一）这些极其大胆的叛逆性言论，在当时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李贽生活的时期与《西游记》成书的时期大体相同；而如果作者真是吴承恩，按他生卒年的一种说法，与李贽的生活时期也是基本上相同。一个是在哲学上，一个是在文学上，互相呼应着，同时反映了当时进步的时代思潮和时代要求。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西游记》是怎样描写孙悟空的形象的，看看孙悟空的形象具有什么样的思想特征，这些特征又同当时的时代精神和时代思潮有怎样的联系？　　

     小说对孙悟空充满神奇色彩出身的描写就是很有意义的。他是东胜神洲傲来国花果山上的一块仙石，由于受到“天真地秀，日精月华”的孕育而变成了一只猴子。也就是说，在作者的笔下，他是得自然之真气、由天地化育而成的一个与众不同的生命。孙悟空虽然是一个猴身，却是一个真人，一个为李贽所憧憬和呼唤的具有新的时代气息的真人。按上面我们所介绍的李贽的思想和说法，孙悟空就是一个保有生命原初状态的、具有纯真本性的大自然之子，一个没有受到统治阶级思想特别是假道学思想污染的真人。这样的真人形象，当然不受传统思想的条条框框的束缚，不受专制制度的束缚，也当然不会说假话、做假事。

　　再看他成为“美猴王”的过程，联系他后来的大闹天宫、反对玉皇，更是富于思想意蕴的描写。他和众猴一起玩耍，来到一股瀑布飞泉前面，众猴相约，“哪一个有本事的，钻进去寻个源流出来，不伤身体者，我们拜他为王。”孙悟空自告奋勇，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于是就被众猴尊为“美猴王”。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说明，孙悟空是凭着自己的勇敢和能力，经过竞争才得到这个位置和称号的。这个情景，真有点像我们今天所说的“竞争上岗”的味道。小说后面写他在大闹天宫时有一句名言，用来解释他造反的原因，叫做“强者为尊”。“美猴王”的得名就是一次“强者为尊”的实践。孙悟空的造反思想原来是有生活实践作基础的，这是《西游记》写得很高明的地方。

再看看他为什么不安分，为什么要造反。小说描写孙悟空所生活的花果山、水帘洞，是一个“仙山福地”，在那里“不伏麒麟辖，不伏凤凰管，又不伏人间王位所拘束”，是一个“自由自在”的有“无量之福“的福地。也就是说，他本来是自由的，生活在一个自由天地之中，但他还要追求更大的自由，使他的个性得到更大张扬，更大的解放。他听说人的生死是由阎王管辖的，他就不服这个管辖。他周游四海，求仙访道，学习种种超人的本领，就是要达到追求更大自由的目的。大闹龙宫，他得到了一个“如意金箍棒”；大闹冥府，勾掉了生死簿，得了个长生不老。这些描写从全书的艺术构思上看，都是为后文写他护送唐僧到西天取经有无穷的本事作铺垫。但从艺术描写的思想意蕴看，又还具有另外一重意义，这就是通过这些情节，表现孙悟空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的思想性格。他在勾掉了生死簿上所有的猴属之类的名字以后，痛快淋漓地说：“了账！了账！今番不伏你管了！”这句简短的话可看作是孙悟空的造反宣言，传达出的，是一种带有时代特色的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的声音。

作者对他神通广大的描写，也是具有值得注意的思想内涵的。他从菩提祖师学道，学得十万八千里的筋斗云，七十二般变化，后来又在东海龙宫获得一根重一万三千五百斤的如意金箍棒。（第二至第三回）他被二郎神捉住后，玉帝下命令送至斩妖台处死，结果是“绑在降妖柱上，刀砍斧剁，枪刺剑刳，莫想伤及其身。”火烧雷打也不能损他一根毫毛。（第七回）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炉里烧了七七四十九天，也没有把他烧成灰烬，相反却炼就了一双火眼金睛。大闹天宫时，十万天兵天将被他打得落花流水（第五至第六回）从八卦炉里逃出后，又“打得九曜星闭门闭户，四天王无影无踪。”在天宫内“东打西敌，更无一神可挡。”（第七回）写他如此神通广大，一则是为了后面写他护送唐僧到西天取经过程中斩妖除怪的斗争；二则也是为了写他有造反的资本，没有这样的神通广大就不可能成为强者，也就不可能产生“强者为尊”的思想。

大闹天宫，集中表现了孙悟空蔑视皇权和反对封建等级观念的思想。天上的神权统治是人间的封建统治的投影。天界的最高统治者是玉皇大帝，可是孙悟空大闹天宫，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他自称是“天生圣人”，在闹了东海龙宫、搅了十王冥府以后，被告到玉帝那里去。玉帝在一般人和众神的心目中，都是一个十分尊严神圣、具有极大权威的最高统治者。太白金星一见就“朝上礼拜”，而孙悟空却“挺身在旁，且不朝礼。”玉帝问：“哪个是妖仙？”悟空应道：“老孙便是！”仙卿们听后大惊失色，吓得要死，认为对玉帝这般无礼，是“该死了！该死了！”（第四回）后来玉帝派天兵天将收服他，被他打败，被迫承认他是“齐天大圣”；他第二次见玉帝时，也不跪拜，“亦只朝上唱个喏，道声谢恩。”（第四回）天宫中星相群神的森严等级，他一概都不承认，而是“不论高低”，“俱以弟兄相待”，“俱称朋友”。（第五回）天宫里也如世俗世界，讲究尊卑秩序，等级观念是非常严格的。因为他的级别不够，西王母的蟠桃会就没有请他，他于是大为不满，偷吃了仙桃，偷吃了仙酒、仙品，又偷吃了太上老君的金丹，把天宫中尊卑上下的秩序搅得一塌糊涂。玉帝无法可想，搬来如来佛收伏他。如来问他为什么要造反，“要夺玉皇大帝的尊位？”他理直气壮、意气高昂地回答道：“因在凡间嫌地窄，立心端要住瑶天。……强者为尊该让我，英雄自此敢争先。”并说：“常言道：‘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只教他搬出去，将天宫让与我，便罢了；若还不让，定要搅攘，永不清平！”（第七回）玉帝要将他处死，罪名就是“只为心高图罔极，不分上下乱规箴。”（第七回）意思是指他目无皇权，破坏君臣之礼，搅乱了上下尊卑的秩序。就是在被如来收服，皈依佛门，保护唐僧去西天取经的时候，对玉帝、如来、老君等神佛道世界中的统治者也是很不恭敬的，见面时以“老官儿”称呼，“唱个喏”，自称为“老孙”。第三十三回写他向玉帝借天，说“若道半声不肯，即上灵霄殿，动起刀兵！”他在斗争中发现兕牛怪原来是太上老君身边的一头青牛下凡，就去向玉帝和老君问罪，斥责他们“钳束不严”，“纵放怪物”。在封建专制时代，皇帝是最高权力的代表，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且是天意所定，不能违背，而孙悟空却根本不把这些放在眼里，表现了极强的叛逆性和反抗精神。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孙悟空的叛逆性格和造反精神，同明代中后期进步的的时代思潮之间深刻的内在联系。

首先是“强者为尊”的思想。“强者为尊”的思想是同封建等级观念相对立的，特别是同以天命论和血统论为基础的君权神授的封建专制思想相对立的，这明显地是带有新的时代特色的市民意识的表现。在商业资本发展过程中，新兴的市民阶层为了挣脱封建秩序的束缚，就要求凭借自己的能力和努力来求得发展，企图打破原有的等级和秩序。孙悟空的思想性格无疑反映了这样的时代要求。因为他有一身广大的神通，认为自己是强者，所以就要夺取玉帝的宝座，喊出“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的口号。而他后来的屈服于如来，又是因为经过较量，他成为相对的弱者。不过就是在被收服以后，在取经路上，那“强者为尊”的意识也仍然时时显露出来。

其次是与此相联系的“尊贤”的思想。他不能忍受屈辱，要求对人和对人的才能的尊重。他自认自己的能力很高，因而要求玉帝要给予他与他的能力相应的位置。他两次造反，第一次是因为玉皇只让他当了个“弼马温”，开始还很高兴，当他明白了这不过是一个喂马的小官以后，就十分不满，认为皇帝昏庸，“轻贤”、“不会用人”。他对前去收服他的巨灵神说：“他甚不用贤！老孙有无穷的本事，为何让我替他养马？你看我这旌旗上字号。若依此字号升官，我就不动刀兵，自然的天地清泰；如若不依时间，就打上灵霄殿，教他龙床定坐不成！”当玉皇封他做“齐天大圣”后，他就“遂心满意，喜地欢天，在于天宫快乐，无挂无碍。”而当西王母的蟠桃会没有邀请他时，他又感到受了屈辱，于是又起来造反。这种要求“尊贤”的思想，虽然与中国封建时代下层知识分子的思想有联系，但也与当时开始出现的对人的个体价值与人格的肯定这样的自觉意识有关。前面所引的李贽关于尊贤的那段话，简直可以看作是孙悟空思想行为的一种注释。

 过去有的研究者曾把孙悟空的造反说成是现实生活中农民起义的反映，还说他后来皈依佛门，保护唐僧到西天去取经，一路上斗妖斩魔，就像《水浒传》中的英雄人物一样，是向统治阶级投降，投降后再去镇压别的农民起义队伍。这样的说法是完全不符合小说艺术描写的实际的。第一，农民起义是因为受压迫剥削，而孙悟空在花果山生活得自由自在，一点没有受到压迫和剥削，他造反是为了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第二，农民起义总是集体的反抗行动，而孙悟空是个体的行动，是凭着一身无穷的本事独来独往。显而易见，孙悟空追求的是最大限度的自由，是个人的才能的充分发展，是个性解放，这在小说中是表现得非常鲜明的。如果不联系到明代中叶以后的时代条件和时代思潮，这些描写的思想意义就不容易理解。

和《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相比，《西游记》是表现时代精神是最为鲜明的一部小说，也是表现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别是忠义思想最少的一部小说。书中不能说一点没有忠君思想和封建正统思想的表现，例如写唐僧是奉皇帝的圣旨并且是以“御弟圣僧”的名义到西天去取经的，求取真经的目的是为了“祈保我王江山永固”，因而人们称取经和尚是“忠心赤胆大阐法师”，书中还称颂唐太宗是“清平有道的大唐王，起死回生的李陛下”等等，但由于孙悟空对封建皇权和封建等级观念的蔑视和强烈的反抗精神，传统的“忠义”思想在《西游记》中的表现是非常淡薄的。

当然，孙悟空的形象虽然鲜明地反映了明代中期以后新兴的市民意识，但也不能简单地将孙悟空认定为一个市民英雄的形象。因为孙悟空的形象中还概括进了远比市民思想要丰富得多的精神文化内涵。对于艺术形象的分析，一定要顾及其内容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就是社会生活中的人，我们也不能简单地给他划定阶级成份，何况是作品中作为艺术典型的人物形象，更何况是像孙悟空这样的充满奇幻色彩的神话人物形象。　　　

三、孙悟空形象的精神文化内涵

     孙悟空不仅神通广大，有很强的叛逆性和反抗性，而且还是一个积极乐观、勇敢无畏、不怕困难，敢于斗争的人物。这一点在大闹天宫时有表现，在取经故事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在取经路上，千难万险，他从不畏惧退缩，总是积极乐观，勇往直前。一听说有妖怪，唐僧落泪，八戒心惊，只有孙悟空非常高兴，认为是“买卖来了”。比如第七十四回，写四人过狮驼岭，一听说狮驼洞中有三个神通广大的魔怪，三个人的表现形成鲜明的对比：猪八戒是战战兢兢，连屎都吓出来了，提出马上散伙，说“赶早儿各自顾命去罢！”唐僧也是“战兢兢，毛骨悚然。”对孙悟空说：“徒弟，似此艰难，怎生拜佛！”孙悟空劝慰唐僧道：“师父放心！没大事。……有我哩！”看见唐僧哭鼻子，还不留情面地批评道：“莫哭！莫哭！一哭便脓包行了！”又以豪言壮语来鼓舞大家的信心和斗志，说：“我这一去，就是东洋大海也汤开路，就是铁裹银山也撞开门！”最后果然在孙悟空的艰苦斗争之下，顺利地通过了狮驼岭。

　　孙悟空对取经，对取经中遇到的一切困难和危险，始终都充满胜利的信心，毫不动摇和退缩。乐观主义是他生活的基调，也是他斗争事业（对孙悟空来说，斗争确实已经成为他的人生事业）的基调。第六十七回，写驼罗庄李老者请他除妖，他朝上唱个喏道：“承照顾了！”猪八戒就说过：“听见拿妖，就是他外公也不这般亲热。”他不避艰险，不怕困难，明知山有妖，偏向妖山行。猪八戒是嫉妒心很重的人物，特别对孙悟空是很少说好话的，但他也这样赞扬孙悟空，说他是个“钻天入地，斧砍火烧，下油锅都不怕的好汉。”（第三十二回）他常常为了战胜妖魔，不知疲倦，不辞辛劳，连续战斗。如第五十回至第五十二回写他在金兜山和独角兕大王相斗，连战一天一夜，越战越强。就是在吃了败仗，被压在三座大山之下，也从不气馁。小说写“他虎瘦雄心还在，自然的气象昂昂，声音朗朗”。他从不承认失败，失败了也仍然是一个英雄。在平顶山，唐僧、猪八戒和沙僧都被捉，他孤身奋战，自己也曾两次被捉，但他坚持战斗，终于转败为胜（第三十三回）。在小雷音寺，他先是被黄眉怪用金铙扣住，后又被白布包儿装走，但他顽强战斗，最后终于取得了胜利。（第六十五回至第六十六回）他在斗争十分艰苦的情况下（如第七十三回至第七十七回，写他在狮驼山被妖怪装进阴阳二气瓶，差一点丧命），总是怀着必胜的信心，充满乐观主义精神，所以菩萨派去保护他们的日值功曹护佑诸神称他为“人间喜仙”。一个“喜”字，揭示出孙悟空一种重要的精神品格。这也许是古往今来无数读者喜欢孙悟空这个形象和喜欢读《西游记》的一个重要原因吧。第七十七回写他们师徒四人都被三怪捉住，四人的表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唐僧哭鼻子，说孙悟空被捉了，今番没命了。八戒和沙僧也无可奈何，只好随声痛哭。惟有孙悟空却笑道：“师父放心，兄弟莫哭，凭他怎的，决然无伤。等那老魔安静了，我们走路。”这是怎样的一种精神境界！这精神境界显然是从中华民族民族性格的积极因素中提取出来的，其中含藏着深厚的民族文化的底蕴。

孙悟空还是一个嫉恶如仇，是非善恶观念十分鲜明的人物。在这方面，孙悟空和唐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唐僧虽说是取经队伍的精神领袖，却常常是一个人妖不分、善恶不明的糊涂虫，而孙悟空不仅有火眼金睛，能辨别真假，认识妖魔，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敌我观念十分明确，爱憎感情无比分明。对残害人民的妖魔刻骨仇恨，除恶务尽；而对被残害的人则扶危济困，救人救彻。他一路上斩妖斗魔，固然是为了克服取经路上的重重阻碍，保护唐僧能顺利通行，到西天完成取经的任务。但也常常主动出击，完全是出于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为民除害的一片侠义心肠。高老庄收猪八戒，自然是出于佛旨的安排。但事情的开始，却是孙悟空主动为人除害。（第十八回）在乌鸡国，他扫荡妖魔，辨明邪正，为乌鸡国王报了冤仇，也完全是主动除妖。（第三十六至第三十九回）在车迟国，孙悟空主动济困扶危，解救那些受压迫剥削，为道士服苦役的和尚。所以那些小僧十分感动地说：“齐天大圣，神通广大，专秉忠良之心，与人间报不平之事，济困扶危，恤孤念寡。”（第四十四回）又在陈家庄通天河为民除害，替两个小孩儿去祭赛灵感大王，除掉了那个每年要吃一对童男童女，否则就要降灾于民的金鱼怪。猪八戒看见参加祭祀的人散了，就对孙悟空说：“我们家去罢。”还说：替陈家庄除妖，“只哄他耍耍便罢，怎么就与他祭赛，当起真来！”孙悟空对猪八戒说：“为人为彻。一定等那大王来吃了，才是个全始全终；不然，又教他降灾贻害，反为不美。”（第四十七回至四十八回）这里虽说主要是戏弄猪八戒，却也表现了他同情被压迫者和舍己为人的精神。过火焰山时，行者不仅搧灭了火焰山，保证了唐僧通行西去，而且还特意连煽七七四十九扇，断绝了火种，使风调雨顺，为普通百姓谋利。（第六十一回）他一路上所消灭的妖魔，大多是既想吃唐僧肉，危害他们的取经事业，又同时是残害人民的。因此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很自然地便将那些妖怪同现实生活中危害人民的邪恶势力联系起来，看作他们的化身。这样，孙悟空同他们的斗争，就带有一种为民除害的正义性质。这也是这个形象博得广大读者喜爱和赞美的重要原因。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的斗争性格与佛教教义的矛盾冲突。孙悟空到西天取得真经后，虽然也成了佛，但却是“斗战胜佛”，斗争性是他思想性格的主要特色。他虽然皈依佛门，但小说并没有将他塑造成一个虔诚的宗教徒，这个人物不仅不信守佛教的教义，相反却对佛教的教条进行了大胆的嘲笑和批判。佛教徒劝善惩恶，以慈悲为本，这些基本的信条，在唐僧的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他口口声声宣扬“出家人慈悲为本，方便为门”，说什么“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犹有余”，问题是他不辨邪正，把同妖怪作斗争也看作是作恶。因此，一路上唐僧所宣扬的佛教教义，竟成了孙悟空同妖怪作斗争的严重障碍。只要孙悟空斩妖除怪，他就认为是“不遵善道”，是“作恶”，就反对，甚至念紧箍咒来惩罚孙悟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孙悟空同妖魔作斗争的过程，也同时是跟唐僧所宣扬的佛教教条作斗争的过程，也就是对佛教教条的虚伪性和危害性进行揭露和批判的过程。如第八十二回，写孙悟空要钻进白毛老鼠精的肚子里去，“捻破他的心肝，扯断他的肠肚，弄死那妖精”，以此来解救唐僧时，唐僧却说他“不当人子”（意即有罪，不是人干的），孙悟空便批判他说：“只管行起善来，你命休矣。妖精乃害人之根，你惜他怎的！”

以上谈到的孙悟空的思想品格中也有与封建时代广大被压迫人民，也包括农民起义的英雄人物相通之处。如前面分析的不怕艰险、敢于斗争的英雄气概，扶危济困、除恶务尽的思想品德等，都是很接近于《水浒传》中反压迫的英雄人物，特别是接近于那位主动向压迫者进攻的鲁智深的。这都表明，孙悟空的形象是植根于历史生活和丰富深厚的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中的。

四、孙悟空的斗争智慧来源于现实生活

孙悟空在与妖魔的斗争中，表现出很高的斗争智慧，这种斗争智慧也是来源于生活的，其中概括进了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许多斗争经验。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１）在和妖魔斗争时，既要藐视妖怪，又要重视妖怪；既不要害怕，又不能掉以轻心。这是孙悟空胜过其他三人之处。第四十回，写师徒四众行到一座山岭，行者用火眼金睛看出山中有妖怪，嘱咐沙僧和猪八戒要加意保护唐僧前进。唐僧听说有妖怪，又不见妖怪出来，就很不高兴，责怪悟空说：“正当有妖精时，却说无事；似这般清平之所，却又恐吓我，不时的嚷道有什么妖精。”这里表现出唐僧与孙悟空在思想认识和斗争经验上的差距。小说实际上是从唐僧的口里道出了孙悟空的斗争经验，即：有妖时，要心中无妖，敢于斗妖；无妖时，却又要心中有妖，保持高度的警惕。这使我们想起毛泽东从总结现代军事斗争经验中概括出的一条重要军事思想，即：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

２）同妖精的斗争，是敌我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你不消灭他，他就要消灭你，因此要除恶务尽，不能心慈手软。这在第二十七回《尸魔三戏唐三藏，圣僧恨逐美猴王》（即著名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中表现得特别突出。那个白骨精妖术高超而又十分狡猾，他三次幻化为人形，要想吃掉唐僧。第一次化为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子，被孙悟空识破，他“掣铁棒，当头就打”，妖精留下假尸逃掉，唐僧却在猪八戒的挑唆下，说他伤了好人性命，就念紧箍咒来惩罚他，使得孙悟空大叫：“头疼！头疼！莫念！莫念！”唐僧以佛教的教条来教育他要慈悲为怀，不离善心，并且要将他赶走。孙悟空为了报恩不愿离开唐僧，哀求留下。唐僧答应他留下他时，定下规矩：“既如此说，且饶你这一次。再休无礼。如若仍前作恶，这咒语颠倒就念二十遍！”悟空答应不再打人了，这才被留下来。可是第二次白骨精又变成一个老妇人来时，悟空一眼看出是妖精，“更不理论，举棒照头便打。”毫不犹豫，毫无顾忌，完全忘记了他给师父的保证，没有想到打了以后的严重后果，唯一想到的只是：斗妖斩怪，除恶务尽。唐僧一见地上妖怪留下的假尸，果然毫不留情地，“更无二话，只是把紧箍儿咒颠倒足足念了二十遍。可怜把个行者头勒得似个压腰葫芦，十分疼痛难忍。”在地上打滖哀求：“师父莫念了！有什么话说了吧！”。孙悟空一再说明打死的是妖精，唐僧仍然不信，还斥责悟空是一个“无心向善之辈，有意作恶之人”，再次决定要把他赶走。在悟空的一再恳求下，唐僧答应再饶他一次，孙悟空也答应再也不敢行凶了。可是，当妖精第三次变化成一个老头儿来骗唐僧时，又被孙悟空识破，这次小说写了一段他的心理活动，担心这次会受到师父更为严厉的惩罚，再念那紧箍咒，但思想斗争的结果，还是不顾个人得失，一棒打死了妖精。尽管妖精现了原形是“一堆粉骷髅”，脊梁上还有“白骨夫人”四个字，但唐僧仍然在猪八戒的挑拨下，不仅再次念起了紧箍儿咒，而且还真的把孙悟空赶走了。这段故事充分地说明了孙悟空与妖精作斗争时敌我分明的态度和除恶务尽的斗争精神。这也是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宝贵品格和斗争经验的反映。

    ３）要知已知彼，才能取得胜利，因此在斗争中要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掌握敌人的情况。如第三十二回，写四人到了平顶山，功曹报信说山里有妖怪。为了了解情况，孙悟空就特意派猪八戒去巡山，了解是什么山、什么洞，打听有多少妖怪，妖怪都有些什么本领等，以便更好地同他们作斗争。结果猪八戒偷懒、耍滑，睡了一觉以后，什么情况也没有了解到就跑回来了。又如第七十四回，写在狮驼岭斗三魔，孙悟空就亲自作调查研究。他先变为一个小苍蝇，飞到一个巡山的小妖精的帽子上，了解到一些情况；然后又变为一个小妖，谎称自己是新派遣的巡山总领，拿出巡山金牌“总钻风”，用极其巧妙的办法，了解到三个妖精的特点：大王能一口吞下十万天兵；二大王有一只长鼻子，能将人卷走；三大王有一只阴阳二气瓶，能将人装进去化成水。孙悟空根据三大怪的情况，制定了不同的斗争策略，取得了斗争的最后胜利。第八十二回，写陷空山唐僧被妖精摄走，为了解救唐僧，孙悟空又派猪八戒去了解情况，果然了解到唐僧是被一个白毛老鼠精摄走，要唐僧去同她成亲，为解救唐僧创造了条件。有时候妖怪很厉害，孙悟空无法战胜，就想到妖怪常常同神佛有联系，于是上天入地，追本求源，弄清妖怪的来历，最后找到了战胜他的办法。如第五十二回，写同兕牛怪作斗争，孙悟空斗法斗不过时，就到李老君那里去了解情况，知道原来妖怪是李老君的青牛逃跑了，偷了李老君的“金刚琢”，所以非常厉害。最后请李老君收服了他。

    ４）在具体斗争中，要根据不同的对象，不同的环境，讲究策略，抓住敌人的弱点，利用矛盾，才能战胜敌人。如第五十九回，写过火焰山，孙悟空一借芭蕉扇，因过去同牛魔王有一些交情，但大战红孩儿时又与罗刹女有仇，所以孙悟空就采取先讲理后动武的办法。而二借芭蕉扇时，就利用牛魔王背弃了罗刹女，被一个万年狐王的遗女玉面公主招赘为夫，罗刹女既埋怨牛魔王又想念牛魔王的矛盾心理，变为假牛魔王，终于借到了芭蕉扇。又如第八十二回，写猪八戒去向妖精了解情况，他不讲策略和方法，见到两个妖精在井边打水，上去就叫“妖精”，结果只叫了一声就被打了三四杠子。回来孙悟空就教育他，不能这样直来直去叫妖精，而要先叫姑娘或奶奶，并告诉他在斗争中要“有刚有柔”，“温柔天下去得，刚强寸步难移。”第七十四回，写孙悟空知道那些妖魔了解孙悟空神通广大，有些恐惧心理，他就利用这个弱点，故意在他们的面前宣扬孙悟空如何神通广大（说孙悟空的金箍棒一变就十数丈长，一下子可以打死十万妖精，小妖闻言吓得魂飞魄散），先从精神上瓦解小妖们的战斗意志。小说里说：“孙大圣几句铺头话，却就如楚歌声吹散了八千兵！”

孙悟空在对方法力强大时，常采用变成一个小虫子或一棵鲜桃，钻进妖精肚子里捣乱的战术，使敌人无法可想，终于被制服投降。如第五十九回，过火焰山借芭蕉扇时，行者被芭蕉扇煽了一次，后来得到定风丹，可罗刹女闭门不见，他就变成一个蟭蟟虫儿，从门隙钻进去，乘罗刹女喝茶时钻进她的肚子，顶头登脚，弄得罗刹女小腹疼痛难忍，只得求孙爷爷铙命，第一次答应借扇子给孙悟空（这次借到的是一把假扇）。又如第七十五回，写孙悟空跟狮王怪作斗争，这个妖怪的特点是口大，一口能吞下十万天兵，孙悟空就利用这个特点，让他一口将自己吞了进去，然后在他的肚子里捣乱，使他不得不叫“大慈大悲齐天大圣菩萨”求饶。后来孙悟空讲好条件答应钻出来，妖怪又想乘机一口将他咬死，聪明的孙悟空却先将金箍棒伸出去试一试，结果把那妖怪的牙也给硼掉了。孙悟空出来时，是用了一根四十丈长的细绳子系在妖怪的心肝上，自己带着绳头跳出来，打个活结，不扯不紧，越扯越紧，经过一番曲折，终于战胜了妖怪。

以上描写，都表现了孙悟空在与妖魔斗争中的超人智慧，仔细体会都是人间社会斗争经验的总结和概括，包含了有血有肉的生活内容，在奇幻中透露出真实性来。

五、奇幻描写中时时透出世俗社会的人情事理

对孙悟空的描写虽然奇幻，但也不离人间生活的常情常理。上面所举的表现孙悟空斗争智慧的例子中，就包含着这方面的内容。例如他在借芭蕉扇时利用罗刹女和牛魔王的矛盾，就是立足于现实生活中的世态人情的。罗刹女和牛魔王的矛盾，是由男性有了外遇而引起的，而女方的感情却又是那样矛盾，既嫉恨又想念。这里反映的正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世俗社会中的人之常情。孙悟空想到利用这种矛盾来达到他的目的，正说明这个神话人物也是用世俗眼光来观察事物和处理问题的。再看他从妖怪的肚子中钻出来时，想到要把绳子打个活结，不扯不紧，越扯越紧，这里反映的也是日常生活中的最简单的事理。这样的描写在书中比比皆是。再比如，三打白骨精时，第二次那个妖精变成一个年满八旬的老妇人，孙悟空不仅用火眼金睛看出她是妖精所变，同时也用日常生活的事理来判断并教育猪八戒。猪八戒没有能看出是妖怪，反而认为来的这个老妇人是原来那个年轻女子的妈，因而责怪孙悟空打杀了她的女儿，现在来算账来了。孙悟空对他说：“兄弟莫要胡说！那女子十八岁，这老妇有八十岁，怎么六十多岁还生产?断乎是个假的。”他在第三次要打妖精又怕受师父惩罚时，就想到叫当地的土地山神来，在半空中看着他打杀的是妖精，好为他做证。这也是按人间社会世俗生活的事理和情理来处理问题的。第八十四回写过灭法国，那里的国王，要杀一万个和尚，已经杀了九千九百九十六个不知名的和尚，还要等着杀四个有名的和尚凑齐一万的数字。孙悟空为了保护唐僧过关，就要把全国的人包括皇帝在内的都变成秃子，与和尚没区别。他用的是什么办法呢？他是将左臂上的毫毛拨下来，吹一口仙气，叫声“变”，就变成无数小行者；再将右臂上的毫毛拨下来，吹一口仙气，叫声“变”，，就变成无数瞌睡虫；又将金箍棒幌一幌，变成无数剃头刀。这样互相配合，在一夜之间就将全国各色众等，包括皇宫内院、五部六府的皇帝本人和皇后宫女，大小官吏，都剃成了秃子。如果只追求奇幻，无限夸大孙悟空的神通，完全可以写他像变戏法一样，一下子就将灭国的人都变成了和尚。这样一来，孙悟空就变成了一个魔术师了。作者为什么要不怕麻烦，这样绕着弯子写呢？这就是要照顾到现实生活的依据，让读者容易理解，容易接受。正是因为在奇幻的描写中时时透出这样真实的现实生活的人情事理，合乎生活的逻辑，读者读来才感到亲切而易于接受。

在孙悟空的身上还常常表现出很浓厚的人情味，有时候表现得还非常感人。他自尊意识很强，连神佛也不放在眼里，可是对师父却十分恭顺和敬爱。四人在取经途中，特别在遇到妖魔斗争十分艰苦时，虽不免时有矛盾和磨擦发生（这常常是由于唐僧的胆小懦弱、人妖不分和猪八戒的自私动摇、挑拨离间引起的），但基本的方面还是团结互助的。书中常有充满人情味的动人描写。如第四十一回，写大战红孩儿，孙悟空被三昧真火烧着，跳入涧水中救火，却“被冷水一逼，弄得火气攻心，三魂出舍。”（这描写本身就是体现生活常理的，试想孙悟空那样大的本事，比这种严峻得多的考验经得多了，还怕“火气攻心”？）接下来有一段猪八戒和沙僧救助孙悟空的描写，表现了取经途中师徒四人的亲切关系。八戒和沙僧一听说师兄遇险的消息，“急忙解了马，挑着担，奔出林来，也不顾泥泞，顺涧边找寻。”当发现孙悟空从急流中漂下来时，小说这样写：“沙僧见了，连衣跳下水中，抱上岸来”，见他四肢僵硬，全身冰冷，便“满眼垂泪道：‘师兄！可惜了你，亿万年不老长生客，如今化作个中途短命人！’”猪八戒开始还说是孙悟空装死来吓他们的，劝沙僧不要哭；一听沙僧说“浑身都冷了”，只剩“一点儿热气”时，也就赶快替他按摩。看他：“将两手搓热，仵住他的七窍，使一个按摩禅法。”经八戒一番“按摸揉擦”，孙悟空终于苏醒过来，一醒来，张口就喊了一声：“师父啊！”沙僧很感动地说：“哥啊，你生为师父，死也还在口里。且苏醒，我们在这里呢。”

孙悟空对师父确实有很深的感情。孙悟空这位英雄是很少流眼泪的，就是在最艰苦和最危险的斗争中，他也从来没有哭过，可是两次被他师父驱逐的时候他都很伤心地哭了。第三次打死了白骨精，唐僧要赶他走，并且还写了一纸“贬书”，要他“执此为照”，还说：“再不要你做徒弟了！如再与你相见，我就堕了阿鼻地狱！”孙悟空没有办法了，临走时要对唐僧深情一拜，说：“受我一拜，我也去得放心。”唐僧转过身去，就是不理睬他。孙悟空为了这一拜，还使了个分身法，将脑后毫毛拨下三根，变成了三个行者，和自己围住四方，不容唐僧不受这一拜。最后走时还殷勤嘱咐沙僧，一路要好好照顾保护唐僧。书中特意用了两句诗来表现孙悟空当时的感情：“噙泪叩头辞长老，含悲留意嘱沙僧。”他回到花果山、水帘洞，一想起唐僧，竟又“止不住腮边泪坠。”那么高傲、那么自尊的齐天大圣孙悟空，他对师父的感情是多么的真挚、深厚，多么的感人！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