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的博客

标题：是谁要吴英死？

摘要：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吴晓波：对吴英的死刑判决是一个制度性行为，无论是投机倒把罪、贪污行贿罪还是集资诈骗罪，其核心主题便在于全面遏制现行体制外的民间金融业探索。

1986年，《人民日报》记者孟晓云到浙江温州采访，在一个长篇报道中，她用了这样的一个开篇：“傍晚，过了六点，国营商店关了门，个体户便活跃起来。”

这是一个充满了寓意性的情景：阳光下的市场是属于国营企业的，黑夜则属于个体户。

在孟晓云那篇充满了正面报道气质的通讯中，她并没有涉及这样的内容――就在当时，一群属于黑夜的“金融鼹鼠”正让温州陷入空前的混乱。

随着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在那时已有“半壁江山”之称，民间对资本的需求空前高涨，然而国营的金融机构完全无法提供任何的服务，在1984年，温州苍南出现了建国之后的第一家民间钱庄――方兴钱庄，遗憾的是，它的招牌仅仅挂出一天，就被当地的农业银行以违反国家规定为由摘除了。从此，民间金融在毫无制度约束的前提下，转入地下。从1985年之后，温州九县两区30万人卷入

最后一个工作日。简单梳理了一个“民间金融业沦陷小史”，以此纪念早已死去的中国民间金融业和即将死去的28岁的吴英。

【民间金融业沦陷小史】

1823年，山西雷履泰发明票号，民间全面控制金融流通业；

1934年，民间金融业者控制全国银行资产的88·3％；

1935年，孔祥熙“突袭”中国银行，国营资本在全国银行资产的比例增至72·8％；

1949年6月，人民解放军“突袭”上海证券大楼，民间证券业消失；

1956年，“跑步进入社会主义”，民间金融业全面消亡；

1984年，温州苍南出现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家民间钱庄，一日而亡；

1986年，温州“抬会”事件，郑乐芬被判死刑，5年后执行；

1993年，长城公司沈太福非法集资案，死刑；

1995年，江苏邓斌非法集资案，死刑；

2000年，“首富”牟其中信用证诈骗案，十八年有期徒刑；

2003年，孙大午非法集资案，判三缓四；

2009年1月，丽水杜丽敏非法集资诈骗案，死刑；

2010年4月，台州王菊凤非法集资诈骗案，死刑；

2012年1月，东阳吴英非法集资诈骗案，死刑，待处决；

······ 

加贴几篇

 随着《浩荡两千年》出版，我的企业史研究课题告一个段落，前后七载，人入中年矣。

今天，中信出版社和蓝狮子以《浩荡·跌荡·激荡－－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为书名，出了一个五卷本的精装版。

这是五卷本的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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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

1959年春，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到河南检查工作。一日，他到南阳卧龙岗武侯祠游览，见殿门两旁悬挂着这样一副对联：“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胡耀邦念罢此联后，对陪同人员说：“让我来改一改！”说完，他高声吟诵：“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

历史在此刻穿越。两代治国者对朝廷与忠臣、国家与人民的关系进行了不同境界的解读。

中国是世界上文字记录最为完备的国家，也是人口最多、疆域最广、中央集权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如何长治久安，如何保持

【】把第一篇也贴在这里，供批评。原题是：“改革会自动推进吗？”，编辑改成现在的题目

渐进改革的五个误区 

    随着北京“两会”的时间将近，如何推进改革又成了朝野热议的话题。在当今中国，改革――这个我们熟读了三十余年的名词又到了需要重新认识的时刻，比如，什么是改革，什么是改革的对象，我们应该选择怎样的改革途径，改革的代价如何评估，等等。在这篇专栏中，我只想谈谈一个与迫切性有关的话题――改革会自动推进吗？

中国经济改革的渐进性特征，往往容易模糊人们对改革迫切性的正确认识，很多人常常会有这样的感叹――“在今天无法完成的事情，到明天就自然会改变了，过去不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吗？”在这样的观念背后，其实有五个认识误区存在。

第一个误区：随着产业经济的发展和市场规模的扩大，市场经济会自动、自发地成熟。

这种乐观的“必然论”，在政界、学界和商业界非常流行。我们都应该还记得整整十年之前，当中国加入WTO组织的时候，举国上下都认定，从此往后，中国经济将与世界全面接轨，市场

【】今天发在FT中文网的第三篇“两会之前谈改革”，主题是企业家的改革使命。 

标题：企业家的改革使命

摘要：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吴晓波：有组织、不依附、结同盟，求独立――以此改变自己，进而改变中国。只有工商业者可以在中国这块大地上自由地捕抓老鼠，才可能制造出最精致而高效的捕鼠机。

广东TCL集团的董事长李东生是全国人大代表，在赴京参会之前，他在自己的新浪微博上公开征集议案，同时提交了有关税制改革的议案，主要内容是建议取消教育附加费、堤围费等行政性收费和城乡建设税，他的微博“粉丝”在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从零增加到58万。

可以预料的景象是，在即将召开的北京“两会”上，企业家代表问政会成为一道风景线。

1932年就到了北平城的费正清，一生以中国为研究对象，其中，商人阶层当然是他关注的一个群体。在《中国与美国》一书中，他充满困惑地写道：“一个西方人对于全部中国历史所要问的最迫切的问题之一是，中国商人阶级为什么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而建立一支工业的或经营企业的独立力量？”为了更

【】北京“两会”在即，为FT中文网写了一组谈改革的专栏，这是第二篇，谈改革共识的问题。

 改革共识的七个误区

一个国家的改革成功，务必有全民共识作为前提，共识越强烈，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过往几十多年间，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正得益于此，用很有意识形态的话说，就是“全国人民都拧成了一股绳”。今天，当我们重新来讨论改革的时候，却会很无奈地发现，这股绳有松散来开的迹象。也就是说，共识似乎正在瓦解。

我试着排列了一下，至少下列七个“改革共识”需要重新修正。

共识之一：强国共识。

中国的现代化开始于一个巨大的历史悲情，列强入侵，帝国羸弱，如李鸿章所疾呼，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三千年未有之强敌”，所以国家强大成最强烈的、乃至惟一之全民共识。国家强盛，无非二途，一是兵战，二是商战，早在1870年代，郑观应就已提出“非富无以保邦，非强无以保富”，这里的富、强，都是就国家而言。百年以降，强国共识一直明亮高悬，激励万众。1950年代末，以“超英赶美”为号召的、疯狂的“大跃进运动”，是这一共识的极端表现。自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也是这一共识的新起

发在《第一财经周刊》上的一篇专栏，说的是明朝的事，讲的是当今的理：当你是一个经商之人，当你面对官员的时候，千万要堂堂正正地站着和坐住，否则到某一天，就会“爬”到地上。

面对一个官员，你坐得住吗？

一个时代或国家，企业家的地位高低如何，只要看一个景象就可以了：当企业家与政府官员在一起的时候，是站着的，还是坐着的，或是“跪”着的。

说一个明朝的人物吧，沈万三和他的儿子。

“南京沈万三，北京枯柳树，人的名儿，树的影儿。”这是一句流传于元末明初的民间谚语，见于《金瓶梅》，沈万三是当时的江南首富。

沈万三的致富故事至今流传于苏浙一带。他出生在吴兴（今浙江省湖州）南浔镇的沈家漾，后迁居周庄。从各种笔记资料看，他成为巨富的原因有三个。一是粮食生产和土地兼并，“躬稼起家”继而“广辟田宅，富累金玉”，以至“资巨方万，田产遍于天下”，有野史说，沈家拥有了苏州府三分之二的田亩；二是继承了一位巨富的财产，据杨循吉《苏谈》记载，吴江富商陆道源富甲江左，晚年意气阑珊，决心出家为僧，就把所有的资产都赠给了沈万三；三是从事海外贸易，他以周

中国历史上有谁征收过资产税？

今年以来，关于要不要征收房产税，社会舆论已经争论得面红耳赤了，到我写这篇专栏的时候，还没有尘埃落定。中国的治国者是全世界最懂得运用税收工具的人，所以我们喜欢对着他们高呼“万岁（税）”。于是，有读者问，在中国历史上到底有没有人征过类似的税收？我说，有的，两回，结果好象都不太妙。

房产税是资产税的一种。第一个提出征收的，是伟大的汉武帝。

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与匈奴主力再次决战，与此同时，山东（太行山以东）发生重大水灾，七十余万饥民无以为生，到处流亡。在军费大增和紧急救灾在双重压力下，桑弘羊和张汤向武帝提议，向全国有产者征收资产税，是为“算缗”。根据颁布的“算缗令”，凡属工商业主、高利贷者、囤积商等，不论有无“市籍”，都要据实向政府呈报自己的财产数字，并规定凡二缗（一缗为一千钱）抽取一算，即两百文。而一般小手工业者，则每四缗抽取一算。

“算缗令”颁布后，有产者大多不愿主动申报，出现了“富豪皆争匿财”的景象。武帝为此还树立了一个“爱国商人”的典型，此人名叫卜式。

卜式是一个经营畜牧业发家的洛阳商

这篇文章的大意是：在独特的国家治理模式之下，中国从来没有独立的工商运行体制，所以，从来就没有独立的商业伦理。在这样的前提下，造成的另外一个结果是，企业家阶层对自身的身份认同感非常薄弱。

　　【中国为什么没有独立的商业伦理？】

　　为什么在西方文明中，而且只有在西方文明中，出现了一个(我们认为)其发展具有世界意义和价值的文化现象，这究竟应归结于怎样一些环境呢？

　　1904年，四十岁的德国宗教社会学教授马克斯。韦伯提出了这个问题。恐怕连他自己也没有预料到，也就是从这个设问开始，西方资本主义完成了一次自我的伦理轴心化。马克斯。韦伯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他将人类文明的新革命——资本主义运动进行了一次非经济层面的文化诠释，从宗教伦理、民族传统的角度重新诠释乃至定义了资本主义的精神。他的这一工作产生了决定性的成效，一直到今天，它仍然是一个世界性的共识。

　　作为韦伯论述的对应体，东方文明从此陷入到一个巨大的被动境地之中。它必须解释，为什么众多早慧的东方文明无法诞生资本主义？韦伯在另一本作品《儒教与道教》中分析了中国宗教的这两种基本形式对经济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