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非的博客

              我们需要“保卫童年”

 当农村贫困家庭仍在为孩子上学的费用及午餐发愁之时，城市的很多家长却在为孩子缺乏“幸福感”而忧心忡忡，物质条件相对富足的城市孩子，脸上往往并没有我们期待的笑容。有位小学老师问我：“怎样才能让孩子们快乐？”她的苦恼在于，作为教师，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但总是看到一些孩子对学习的恐惧与厌倦。也有教师反映，有些孩子宁愿在学校多呆会儿，因为学校里多少能有点游戏时间，回到家根本别想玩，——个别家长就是不愿孩子放松一会儿；孩子睡眠不足，有时小学生早上第一节课就打呵欠了。

 双休日，在公园里，难得见到有小学生游玩，大学生倒是不少，很奇怪。同样奇怪的是，博物馆免费开放后，仍然很少有中小学生来参观；书店里，从小学到

                被删枝斫根的大树

 在某市的“园区”，看到十多株用草绳裹得严实删枝斫根的大树桩，半埋在土中，顶着防晒的黑纱网；另有百十棵移栽的树，都挂着营养液袋，在“打吊针”。主人说，买来的大树，园林公司保证存活，如果死了不收钱。这种买卖像是很讲诚信，可是那些树原本活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摧残它们啊！

 我不明白：为什么不种树苗而要买大树移栽呢？懂行者说，现在有钱，兴种大树，一是显气派，二则有“厚重的历史感”。2004年在某省一所名校，校长指着一棵枯死的大树说，很便宜，11万元买来的，但活不成了，幸亏合同定的是栽活了才付钱。看着那濒死的大树，心里止不住的悲凉：它已经活了一百年，原本可以一直活下去，活到那些买卖它的人生命终结，然后再活一千年甚至更久的，却因为暴发户要用它

                 人民教师张丽莉

 半个月来，一直在关注佳木斯市语文教师张丽莉的安危，我祈祷她能活下来，并能重返讲台，——按习惯我会写“重新走上讲台”的，但这已经不可能了。她在那一瞬间的举动体现了一名真正教师的职业精神，值得这个社会铭记，虽然她还没有“正式编制”。给予任何荣誉，她都当之无愧。我要说的，网络流行的“最美”“最牛”有些滥，都不如称她真正的人民教师。

 但是，半个月以来，媒体一直坚持用“最美女教师”作为宣传的关键词，从该市直至中央，各级各种表彰一下子挤压在这个受了重伤的女子身上，又有媒体热情报道高官慰问时称“你可以喊我姐”，真让人不知说什么是好。有位教授朋友感动得泪眼

                 “运动”的记忆

                                 ——在那些年里（9）

 读林贤治写《“战士诗人”为谁而战？》极受震撼。我对郭小川有过好感，后来知道得多了，冷了，淡了，但毕竟没有恶感。现在想到，由于他死得早，那些被他严重伤害的人们竟没有来及听到他的道歉，甚至他的诗中也没有一句灵魂的忏悔，就不免为他遗憾了。作为社会精英，他们为什么会那样丧失理智？

 抬石头往下砸呀，吐唾沫呀，用脚再往下踹呀，谁卖力谁就革命。李锐原来的妻子范元甄对他的检举揭发，凶狠度甚

                “以革命的名义”

                                ——在那些年里（8）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大饥荒时，我还是个小学生，多次去看一部叫作《以革命的名义》的电影。因为看多了，能记住其中的许多台词，特别是列宁的话。有一句话叫“以革命的名义，想想过去。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这句话，那些年到处被人引用，而且谁都可以用。

 到农村后，想到这句“以革命的名义”，我有点不寒而栗。只要有了这句话的“名义”，就可以放手做一切以正常思维不敢做的事了吗？——

             教育要和专制争夺下一代

 文革结束不久，我考上大学，当时百废待兴，连正式的教材也没有。上教育学课，老师批判文革，大讲“十七年”（即1949至1966年），仿佛那一时期的教育是很好的，只是被文革搞乱了。这就引起了我的思考，因为此前我受的教育都在这个“十七年”里。这个“十七年”的教育方针究竟是否正确？如果正确，为什么面对文革风暴一触即溃，造成全民族的大悲剧？当年很少有人作有价值的思考。毕业后到中学教书，听到许多老教师念念不忘那个“十七年”。他们拿那个“十七年”和文革十年相比，认为当时的教育工作是有成就的，那个时代是值得肯定和怀念的。我特别感到惊诧的，是这些善良的老教师竟没有把红卫暴徒挥向自己的铜头皮带与“十七年”联系在一起。

 那个“十

孩子们是怎样认识“教育”的

儿童医院的一位医生告诉我，他发现来就诊的一些小学生对病情往往并不像家长那样焦急，他们对医院的一切甚至饶有兴趣；有不少孩子仿佛很希望生一场不大不小的病，这样他就可以不去学校；他就能得到关心，也不会有人强迫他去做那些没完没了的作业……

【吴非按】

 这篇文章是邵燕祥先生应邀为《新语文学习》（中学教学版）写的，受到广泛的好评。旧时代的教育，有很多可取之处，我从中受到很多启发，它告诉我，对一个人来说，好奇心，想象力和未知欲，在基础教育阶段有多重要！怎样保护并发展中小学生的阅读、写作的兴趣，可能不完全是语文教师的任务，所有的教育工作者都应当关注这方面的问题，至于语文学科的教师，可能还得对自己的教学作必要的反思。

 邵燕祥先生的《找灵魂》是他的写作履痕，书中收入的一些作品极有意味。其中有篇《为清苦教师请命》，发表在1946年的《世界日报》上，那一年，邵燕祥不到14岁；而一篇写“七月七日长生殿”故事的《密誓》，落款标明“1944年7月3日初稿，7月18日二稿，8月2日三稿”，——这位有修改意识、正本正经写作的小学生刚刚过了11岁生日。可以想象，他少年时代可能没有遇上主张应试的规训之师，那时的教学大概是“没人管”。因为“热爱”，因为有早年阅读和写作

                长大后谁就成了谁

 有半年时间了，这件事一直压在我的心头，我只能写出来。哈尔滨的一位校长说起“公开课”见闻。他们一群人在某小学观摩四年级的语文课，课上有一学生回答问题，表述准确，语言生动，教师依例请同学对他的发言作些点评。有个男孩站起来说：“我还是想给他提点建议，如果他发言的声音再大点就好了。”执教老师有些诧异，说：“可是他的发言声音已经很大了呀？”男孩很认真地说：“如果他能再大点声，坐在教室后面听课的领导就能听得更清楚了。”

 这位校长说，他当时很惊讶，这么小的孩子（大概只要十岁出头吧），竟然有这样的心思！他的心不在学习上，却一直在想着“坐在教室后面听课的领导”。我听了这个见闻，我心里一直很沉重，我

               我主张慎言“苏派”（三）

 作为“流派”，它必然应有些与众不同之处，方可立宗立派，比如“人无我有”，——至少是“人少我多”，“人轻我重”或“人有我新”，但不可以把人所共有之物当作自己的“特色”。2005年，福建语文界亮出“闽派”大旗，主张是“求实、去蔽、创新、兼容”。我当时不太理解：除了福建，其他地方就没有“求实、去蔽、创新、兼容”？福建的同行特别看重这个“去蔽”，有专门的阐述。可是遮蔽在语文学科上的东西，无论在哪个地方都应当去掉。教育教学一般常识，不可能是“流派”的教学特点或学术特征。

  如果一名学生先后在江苏、浙江和福建读完小学、初中和高中，先后接受“苏派语文”、“浙派语文”和“闽派语文”后，他的听说读写能力会不会是畸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