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姐》显然不及《天水围的日与夜》，后者清新、隽永，含而不露的叙述已成绝响，当然《桃姐》还是不错的，叶德娴的功力了得，把一个老年人的状态觉得入丝入扣。可惜本子清淡了些，于人生意味深长处欠有力地深掘，另一个遗憾就是刘德华演的男主角，同他其他的电影一样，几乎看不到本色以外的东西。

  我是2004年去北戴河的，这是我第二次去那里度假，时间是8月。因为有了头次的经验，我的一只简单的行李包里，只有两本书，和两件换洗的衣服，我自己也是一副短打，即将在海滩上行走的模样。虽然打算在北京略作停留，但这种装束应当并不影响我出入一些普通的场合。

  但我一从北戴河回北京，朋友侯哥就说要带我去听歌剧，地点在保利。这是个临时动意，计划之外的，问题是我身上的沙滩裤怎么看都无法拖倒鞋面，把脚趾盖住。朋友的体型又与我相去甚远。还是侯哥拿主意，上街买！于是忙不迭地出门找商场，一个个专卖店在我眼前掠过，我心里开始犯嘀咕，别为了看场歌剧，就买套意大利西服吧？当然不是，我们只是到家超市，匆匆选了条休闲长裤，往腿上一套，合适！就直奔保利。还好，路况顺利，我们到时演唱还没有开场。

  在大厅我遇到侯哥的儿子卯哥，一个即将远赴英国的大学生，在他八岁时，我为他写过一篇童话。卯哥正和我东一句西一句的闲聊，一个画着宋美龄那种弯弯眉的女人咚地从人丛里跳了出来，她拍卯哥肩膀一下，冲着我们喊，这是哪位大侠

后记写了有段时间了，不过出版社一直没动静，故丢在一边。刚才编辑打电话来要，顺便看了看，改了几个字。

其实，早在2000年，这本书稿就已经在当时的出版计划中了，记得还是一个文艺基金项目，只因为没有稿费，于是我硬生生从别人的办公桌上把稿子要了回来。那时候就是这么绝决，自我感觉良好，不计较后果。

显然这是个错误，而最让我难堪的是此后十来年，这部小说集都不再有人问津，到后来我甚至担心它还有没有资格诞生——因为名家名作丛书征稿，它们才侥幸从故纸堆里脱颖而出。这时我才惊讶地发现，当时的稿子没有电子版，于是按要求到处找人，扫描、校对、编辑……也好，这个繁琐而丰富的过程，也刚好给我了个机会，于是索性把这批旧作重新过目，就当看另一个人，一个陌生人的作品。

现在，我就来说说读后感，把它们堆积起来阅读对我来说也是第一次。我想说的是，它们还是带给我足够的惊讶，这种意外除了时间造成的疏离，还源于那个年级一些不可重验的想法，它们或诡异或曼妙，像清晨河面氤氲的雾汽，组成了我创作欲最旺盛时期小说有意趣，但它们究竟从何而来，在我这里已经无迹可寻，我只能解释，它们类似于

我去北京当“北漂”时，北漂好像还不太热门，至少还没这个词。我周围的朋友不是铁了心考托福，就是就近去了广东海南。只有我，好像不到北京就不像远行。选择冷门一向是我的爱好，因此把北京当成目的地在别人可能异常，在我却是正常之举。

到北京最有幸的就是住在大杂院里，北京的东西两城还保留着一些老房子，老胡同，老街道。极热的夏夜，北京老大爷摇着蒲扇，喝着酽茶，说着民国旧事，是寻常一景。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些大爷中的一个忽然会来兴趣，拉开嗓门儿，有腔有调地来一句，生在皇城根，吃炸酱面，是祖上积德！除了有些小见，你得说这种猛然的得意，是一种知足常乐的，本分的态度。

我住的那个大杂院在北二环，如果城墙还在，就应当在城墙角。那是在一个小胡同的尽头，类似“冂”那一横的位置，两边还各有一个大杂院。左边那个应当和我的“小弦窗”挨在一起。我猜，我们这个院子周围应当是那边联在一起的。可能住的年头久了，人越来越多，才把从前的四合院，改成奇形怪状的样子，里面的路通常也是曲径通幽。我虽然好奇心重，终于没敢进去，只是有一天坐在小耳房里，听到隔壁的院子里骂娘，声音苍老、亢奋，我心想这人会是谁呢，旁边的院子人也不多

动物界因为基因的限制，不同的族类间能衍育后代的事例并不多，最著名的好像就是狮虎兽，最普遍则要属马和驴的后代——骡子，一种纯粹作为工具而诞生的品种。记得不久前有则新闻说，澳洲一名男子与自己的爱犬结婚，众多亲友到现场恭贺。我没细看，尤其大家都可能关心的交配问题，没有在蜻蜓点水的阅读中发现。只是看到一张图片，狗新娘披着头纱，快活异常，但依然是狗模狗样。

有一天仿佛反刍，我忽然意识那天没去研究，是因为心里的不洁感，而这是关乎伦理的，一种“人权”神圣性被侵犯后的无所适从，于是只求快快地翻过去。

更具挑战性的事件却接踵而至，不久，一则微博中终于有了一条来自内地的消息，云京郊某地某人，因多次婚姻失败，决定与狗成亲，并有性行为，旁边附有两“人”舌吻之玉照。

该如何感想呢？这个时代正无限地挑战你的承受力，你的道德底限，又抑或这把年级了，早就该到了见惯不怪的程度，依然快快地翻过去。但还是忍不住看了一眼别人的留言，并在后面附了“低端版天仙配”这几个字。

我这么说是有道理的，中国文化里不乏这种异类通婚的暗示，且不说我们作为龙的传人，是如何由龙转成人的。关于爱情的四大传说，至少三

这是戴冰替我写的一篇序，小说集子还在后台操作，他的稿子已经在文汇报专栏刊发了。感激！

第一次见谢挺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参加一个笔会，女作家姚晓英把我带到她的隔壁房间，向我介绍一个头发浓密的长脸男人，说这是谢挺，小说写得不错，你们可以多交流交流。我忘记那天我们是不是真的交流了，只记得第二天下午和他到附近一家书店淘书，我看中几本，钱却不够，于是向他借了七块钱还是十七块钱，之后我忘了还，直到几年后，我们偶尔聊到那次笔会，他才慢吞吞说，那天你借我的钱，到现在还没还呢。但说这话时，就算是十七块钱也已经不算钱了，所以我听了一笑，没还，而且以后也不打算还，就当我永远欠他一个情吧。

之后我们不断在《山花》杂志和《花溪》杂志组办的笔会上碰头，渐渐熟识，成了要好的朋友。那时谢挺还是十中的地理老师，一班同样写小说的朋友常约着去找他，大都是晚上，但某次闲极无聊，我们下午三点就去了。正是上课时间，透过玻璃可以看到谢挺正危座高谈，俨然师表的样子，于是我用指节击窗，同时踮脚朝里张望，他见了，变脸似地一笑，大声说，同学们，现在自学。说完，扭头就

情人节这天据说也是个好日子，佛友们约了一起去放生。结束时，因为有几只龟总是探出水面，故我们不得留守一会儿，并把它们移到一个相对安全的位置。本以为这天很圆满，诸事吉祥，但就在我们回程，到放生现场不远的一个工地时却碰到了问题，其实只是小问题，我们对面来了一辆面包车。错车自然是常事，我也浑不在意，我当时坐在副驾驶座上，也听不到那个司机的喊声，但凭他的浮躁的面目猜他想让我们让车。我们这边开车的是位新手，一位才上路个把月的女士，但她素有丈夫气，对面司机一施压，就勉强地开始倒车，但我猜她此时还是有些怨气的——偏偏旁边就是工地，一个大转弯，外加天寒地滑——朋友一脚就踩到油门上，后来据她说情急之下是踩了两脚。顿时，我觉得车子迅速地向后滑动，这是不正常的，接着伴着外面响起的硬物撞击声音，车身剧烈的震动。我知道大事不好，第一个念头冒出来了就是阿弥陀佛——，好像心里喊了两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种巨烈的晕弦感终于嘎然而止，车停住了，虽只是一两秒钟，却足以影响一生了。我们长出口气，面面相觑，都不敢深信的样子。依次下车后，才发觉车后不到半米就是一个十多米的深坑，应当是高架桥正挖建的的桥墩，还有两个工人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