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10月31日【华盛顿邮报】刊登的一篇舞蹈评论，我也写了一封短信以作回应。认识我的朋友，都知道我这个人看不得情理不明、逻辑不通的舞蹈评论文章，尤其是当文章评论的是跟我有关系的作品，更要辩论个明明白白。我之所以如此着紧，是因为我相信撰写评论的人，应该比较有学问修养，跟他们讨论艺术，可以相对地深入交流，除了扫除偏见、改正误解外，还能促使自己思考，并提升自己逻辑辩证的能力。而且我相信，在有共同兴趣，并具有一定学养的文化人之间，真理是可以越辩越明的。当然，面对那些不愿意思考，只有一套定式思维的人来说，我便只有敬而远之，没有沟通的可能性了。

昨天收到【华盛顿邮报】的编辑电邮，查询我个人资料，并告知我报刊准备在读者来函中刊登我的短信。

短信的内容如下：

「在阅读完莎拉．科夫曼（Sarah Kaufman）关于《换日线》的评论后，我深感遗憾，并奇怪为何评论

虽然美国主流媒体的评论员们往往带着冷战式的思维来看待中国，但美国还是一个资讯流通，并容许不同意见发表的地方，加上美国人的平均教育程度高，有见识眼光和能够独立思考的读者和观众不少，所以也常常看见一些美国人，愿意仗义执言，挑战某些主流媒体过于偏颇的言论。

10月31日【华盛顿邮报】刊登了莎拉．科夫曼（Sarah Kaufman）的舞蹈评论后，引来一些美国当地观众不以为然的意见。其中一位女士艾丽森．菲瑞德曼（Alison Freidman）写了一篇驳斥文章，投稿于【华盛顿邮报】，并把副本寄来给我。艾丽森．菲瑞德曼本人也是舞蹈家，曾在我离开后的北京现代舞团里工作过一段日子，后来离开北现，在中国各地游历，帮助不少中国年轻艺术家的发展，所以她对中国还是比较了解，甚至为自己取了个好听的中国名字方美昂。当然，回到美国之后，我还是称呼她为艾丽森．菲瑞德曼为好。

艾丽森反驳【华盛顿邮报】舞蹈评论，认为艺术家的作品，尤其是现代舞，只是代表艺术家自己

    这次广东现代舞团赴美演出，一路上收集了不少报刊上的评论，评论里当然都带有评论者或多或少的主观意见，无论是喜欢的，不喜欢的，只要评论者能够自圆其说，我都乐意阅读，甚至跟评论者展开就艺术观点上的讨论。一般来说，舞蹈评论员们都是知识份子，又对艺术有浓厚兴趣，所以在讨论中，往往能够达到更深入的交流，并扩宽彼此的思路，对双方的眼光境界都有所裨益。

    可是在10月31日【华盛顿邮报】的评论员莎拉．科夫曼Sarah Kaufman的一篇评论，充满美国式冷战思维模式。这种模式的格局，永远是首先认定来自非民主选举国家的艺术都是受国家控制，一定是非‘人性’的；如果发现作品里有大把大把‘人性’，则这些艺术便一定是反政府的。评论员从这种思维模式出发，严重影响对艺术作品和艺术家的判断，甚至觉得一切试图脱离他们祖国、投奔西方阵营的艺术家，如俄罗斯的纽瑞耶夫（Rudolf Nureyev）、巴里殊尼科夫（Mikhail Baryshnikov），或离开家乡、选择在纽约工作的艺术家，如中国的沈伟、谭盾等，才是好艺术家；而愿意留在祖国家乡进行创作演出的艺术家

前天看见一位美国舞蹈评论员莎拉．克夫曼（Sarah Kaufman）在10月31日于【华盛顿邮报】发表的一篇舞蹈评论，对象是于马里兰州大学园市演出《换日线》的美国玛格烈．珍科思舞蹈团和中国的广东现代舞团。评论中对美国的舞者们大加赞扬，却对中国舞者冷嘲热讽，认为他们在舞蹈中没有情感，缺乏个性的表达，甚至说道：“在集体主义的文化里，那些舞者根本无法跳出充满资本主义自恋色彩的现代舞”。

二十多年来带领中国的现代舞团出访欧美的经验里，总少不了面对一些对中国和中国艺术家们充满政治偏见的言论。这些言论不多，远不足以代表前来观赏节目观众的意见，可是这些言论往往通过艺术评论或观后感的形式，被刊登在几份美国主流报刊上，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新闻周刊】、【洛杉矶时报】和【今日美国报】等，总之是让我看后，气愤之余，恨不得找那些编辑和评论员来，好好跟他们理论一番。

记得广东实验现代舞团成立之初的1992年5月，请来不少中外记者和

「德中舞蹈合作——武汉会议」的其中一个主题：「舞蹈剧场作为本地舞蹈家与德欧交流的支持机构」，让我莫名其妙；也因为过去跟外国艺术家交流时发生的不愉快经验，而这次会议的策划者之一又是来自德国，更使我怀疑议题的背后，是否隐含着某种欧洲文化沙文主义，目的是要诱导中国的年轻艺术家们拜服在欧洲的艺术形式和意识形态之下，从更高形而上的层次去殖民中国？

幸亏在会议开始前，有机会跟这次的德国组织者，来自杜塞尔多夫舞蹈中心的总监贝特朗．

我参加了10月25及26日于武汉举行的「德中舞蹈合作——武汉会议」，这个会议得到歌德学院资助，由德国杜塞尔多夫舞蹈中心和上海越界艺术机构联合组织，邀请了全国各地共二十多位活跃于现代舞与现代剧场圈子的艺术人士参与，虽然只有短短两天，各人从天南地北走在一块，就着大家感兴趣的题目进行交流，而我更在会议当中认识了好几位慕名已久的戏剧组织者如越界艺术机构的张献、草台班的刘念、CANART当代艺术机构的周子涵，和杜塞尔多夫舞蹈中心的贝特朗．穆勒（Bertram Muller）等，可说是不虚此行。

会议中分了几个题目，我则被邀请在第一个主题中发言。那个主题有点怪，根据场刊里的描述，是：「“舞蹈剧场”概念；世界舞蹈剧场的现状；舞蹈剧场在中国的可能性；‘现代舞’的当代嬗变；舞蹈剧场作为本地舞蹈艺术家与德欧交流的支持机构。」

看了题目，我原先以为是要我谈谈以皮娜．鲍什为首的舞蹈剧场创作，然后带出中国现存现代舞蹈的创作状态，最后便是欧洲与中国

邢亮和桑吉加分别于1998年及1999年加盟城市当代，象征舞蹈团新时期——「中港磨合期」的开始。过去舞团以展现香港本土创作为艺术方针，主力编导人才如黎海宁、彭锦耀、梅卓燕、伍宇烈、潘少辉等全是地道的香港人，不但在香港长大，更代表着香港最灵敏优秀的想象力和思维方式。可是邢亮和桑吉加的到来，使一个西方化殖民地的现代舞团增添了一笔重要的中国色彩。

邢亮和桑吉加为舞团带来的一份中国特质，跟香港旅游业或购物美食宣传中所谓‘中西结合’，在本质上有很大不同。过去城市当代舞蹈团的作品中也曾出现许多中国元素，比如黎海宁创作的《九歌》、彭锦耀的《清平调》、伍宇烈的《胡涂爆竹贺新年》、潘少辉的《狮子山下的游园惊梦》等，可这些作品都是香港的编导们借中国文学或故事的酒杯，以浇自己心中块垒，不会计较表现的手法或内容是否真正和中国有关；比较特殊的是梅卓燕，她自幼学习中国民族舞蹈，所以她的作品把中国元素跟现代舞结合得颇为巧妙，如《独步》中的油纸伞、《十月红》中的红手绢和红盖头

上周六（10月24日）晚上，我和广东现代舞团的谭伟从广州飞往武汉，为的是参加翌日和周一举行的「德中舞蹈合作——武汉会议」。这次会议是去年「中欧独立舞蹈剧场国际交流项目」的延续，由德国杜塞尔多夫舞蹈中心（Dusseldorf Tanzhaus）和上海越界艺术机构联合组织，邀请中国各地活跃的现代舞艺术家和现代剧场工作者聚首一堂，共同商议将来发展的可能性。

    根据会议手册里的描述，本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有三点：

1.如何以“舞蹈剧场”的概念作为本地舞蹈艺术家与德国和欧洲交流的支持结构；

2.如何建立对舞蹈艺术的发展给予支持的跨体制系统，包括调查研究、驻访、制作、首演推广；

3.如何在德国和欧洲舞蹈机构和艺术家合作框架里实现武汉等内地城市与北京、上海、广州等先发城市舞蹈界的合作与交流。

    我很荣

我认为现代舞演出需要良好的宣传，如果资金富裕，当然可以大肆于各类媒体中购买空间、版面或时段，把舞蹈演出的资料广为传播。可是一般现代舞都是民间独立经营，制作费有限得很，不可能把经费大把大把地花在媒体宣传上，所以设计一份优秀的海报单张，并有策略性地摆放在合适地点，便是现代舞演出里非常重要的宣传手段。

优秀设计的海报，不但帮助节目的宣传，本身也就是一件艺术品。历史上许多著名的美术家如毕加索、高更、莫奈等，都曾为舞蹈演出设计过宣传海报，他们的手笔成为美术收藏人士的搜罗目标，通过市场炒作，听说还价格不菲呢！

我一直非常重视麾下三个舞团的节目海报，而每个舞团也各有专人负责节目海报的设计。不用说，今年我亲自执导的，为了庆祝城市当代三十周年而创作的《非常道》，更需要一张值得收藏、可以传世的精美海报了。

为了设计《非常道》的海报，我

城市当代舞蹈团成立了三十年，作为舞团的建团‘老’团长，怎样都要做些表示才好。

有人提议写一篇纪念文章：其实我是很喜欢写点文字的，可是五周年的时候写过纪念成立五周年的文章，十周年时写过纪念成立十周年的文章、二十周年时写过成立二十周年文章、二十五周年也写过二十五周年文章，到今年三十年再写，连自己都有点烦。幸亏广州新快报的编辑早早跟我订好，要我为舞团过去三十年写一系列的回顾文章，于是我在这个三十周年里，还是写了文章，不过不是一篇，而是一系列。

也有人提议我找个机会，重新踏足舞台表演，必会有轰动效应。我听到提议，自己倒首先笑了起来，不要说现在的我平时缺练，身手无复当年，就算是宝刀未老，能够跟三十年前的小曹跳舞跳得一模一样，可是环顾今天舞台上新一代的舞者矫若游龙，和他们相比，还是藏拙显得聪明。

有人提议搞个大型庆祝活动，一方面向群众广为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