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白崇民与他的行为艺术

 

    我见到白崇民的时候他还是一个意气的年青人，学习和创作之间都透着一种对艺术真理的渴望与执著，纯朴与善良成为了他性格中可贵的优秀品质。崇民有着良好的绘画素养，早期用德国式比较理性的绘画思维，开始对物体结构到色彩的分析与表现，再从后印象主义到现代抽象表现主义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几乎经历了现代艺术发展的各个阶段。而在他与我交往的过程中，我常常提醒他；“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往往要注意的是‘过程’本身，而不是它的结果”。我自己本身是一个成就感非常差的人，但我往往能从一件作品中或是一件事物的发生、发展的过程中，体验到生命及创作的意义。每当这个过程结束之后，我就会极度的沮丧与无奈。在崇民学习抽象绘画的时候，我就试图把对“过程”即创造性活动的本身告诉他，而他对于“过程”即创造及绘画本质有了非常好的理解。这体现在崇民早期的抽象作品中，生命内在冲动释放成为了他早期创作的原始始发动力，在冲动释放内在身体自由的同时，他渐渐地形了一种自我发现、自我判断、自我否定的能力。具备一种带有试验性的、有效的视觉观看方式及把握能力。当时我觉得他将会成为优秀的艺术家。

    90年代初，我劝他去北京发展，走自己的路，像一个艺术家一样的去生活。其实这也是我至今仍要努力去做的事。今天写给崇民，也是作为我们终生的共勉。95年他去了北京，在圆明园生活创作。对于一个艺术青年，生活与创作是何等的艰难。这点不仅是对他，几乎对所有当时在圆明园生活的艺术家，恐怕都是一样的。尽管有着生活上的拮据、政治上的打压，但是在精神上他们都是自由与无虑的。他们似脱缰的野马，尽情表达自己的思想，做着自己想做的事，也为与体制之间与意识形态上所制造出的小小摩擦而沾沾窃喜。从而提示了社会对他们的关注，也不断地提醒着人们，社会上还有这样的一群人做着这样的事，过着这样的一种生活。

    当时，中国社会早已被纳入到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之中，而且中国是积极自愿地被影响，被改造。但在这个进程中，我们逐渐地从经济实用型转变成为消费型社会，经济基础及深层次思想的转变，彻底的改变了我们的价值观。由于消费的引领和“他者”的眼光，我们的文化艺术观念不段地被颠覆。而这时的崇民，却没有简单地顺着“他者”的眼光行走，而是在一种“他者”的眼光中，找到一种折衷的方式来对应，即一种中国东方原有文本性的文字与图像及中国特有的材料，加以“拼贴组合”，从而强调了地域文化在全球一体化中的作用与意义。在那个年代中，由于一部分艺术家已经被按着西方策展人的判断优劣开始参加各类大型国际展事，而在这种展事中似乎已感觉到了我们的艺术家在“他者”眼光中的“身份问题”。用栗宪庭先生的话说：我们只不过是西方大餐中的“中国春卷”。那么之后就有相当一部分艺术家在做中国文化符号与材料，这其中包括电影、文学、音乐及美术。大都采用了片断及文本式的组合，借此强调中国身份。它是在努力寻找重复组合与文化杂交中所形成的特殊应对方式。这种方式在今天看来仍然是有着积极的建设性意义的，这虽然也是一种消极无奈之举，但至少是提出了区域文化在全球化中的意义与问题，同时把这个区域的文化以一种共识折衷的方式作为了前提，增进了区域文化的流通性。

    圆明园今天已成为过去，但它的作用与意义无疑是重要的，它事实上已经成为“他者”文化的聚集播散地，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当代艺术发展，对中国固有的传统体制式的艺术及表达方式给予致命的打击。从中散播的民主自由、人权等等深层次的资产阶级价值观影响深远。而崇民也在这种环境中生活了一段时间，但骨子里对绘画与视觉及现代的构成方式上，在中国文化如何转换为当代艺术上，素有情怀，并做出大量的工作。但他始终还是希望找到一种更深一层次的人与艺术的关系、艺术与生活上的自然关联性，并试图把这种关联转化成为一种行为过程，从而抵消在后现代的消费文化中，对人类自身的道德伦理与精神文化的侵蚀。

很早的时候我们也曾经共同讨论艺术的目的，我们也常常说起海德格尔、叔本华对人生及艺术的理解，我们差不多都认为：人生的目的是为了解放自己，放弃人性中的执著，归回自然。艺术是为了让人类能更好的体验生命的生存状态。特别是对中国传统的老子、庄子的认识似乎比西方的晚辈哲人更接近人性本质。无为、纯朴、真诚地生活，合一自然等同于桑林之舞。无论从事哪种形式的艺术，或是做什么样的工作，生活艺术化，艺术生活化也许会是一个比较好的解决人类自身问题的良药。

    2002年以后，陆陆续续地看到一些崇民的行为作品。我能理解行为艺术是从法国艺术家伊夫·克莱因开始，它的发展至今已有七八十年的历史了，而且随着社会文化、经济政治而不断地变换，表达与体验着不同的感受。我是始终认为，行为本身是一种物化精神的体验，它可以是每一个艺术家对社会、自然、及周遭生活的反应。即通过身体行为的过程，体验艺术家本人对社会及生存的认识与感悟从而真切地感受到人世间的冷暖，或是用瞬间的行为方式去抚慰我们那躁动的灵魂。行为的目的是一种泛艺术化、并极具备普世性的，是对西方文化机制的反叛与颠覆，它在西方文化的语系中是具有革命性意义的。而对行为本身的判断，现场直接性与过程中的观看是非常重要的，否则我们仅从几张图片来解释行为艺术本身，恐怕是片面的。生活行为本身被放置在了不同的空间与场景中，艺术家与观众共同体验一种曾经有过而未曾真切体验过的情感。由于空间场景的转换让我们的精神能脱离原有的现实而净化我们的心灵，得以升华与忘我。这可能应是行为的本身应该去思考的东西。在中国做行为艺术家也有很多，有的时候我是无法理解，特别是对于血腥与暴力的行为作品，我并不是很喜欢，但有一部分艺术家的作品我还是比较推崇的。张洹的作品让人有强制性的痛苦感，那是一种悲苦的体验。让人们看了不舒服，有着舍我其谁，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感。而马六明的作品是错位的、身份性的质疑，美丽的谎言往往是对传统社会机制的一种挑战，同时唤起人们对自身性别及心理异样的思考。而崇民的作品《泸沽湖》中，他怀抱婴孩，在从此岸到彼岸的过程中暗示了人的生与死，是有着很强的情节性与叙事性。2005年的作品《贩卖保先道德经》，事实上延续了他90年代文本系列的思路，不同的是换以行为方式，把文本、历史与消费、政治冲突与矛盾、强弱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问题凸现在我们面前，体现出他用身体行为本身，对今天后现代文化问题及自身与社会问题的思考，也不断地提示着我们，在消费社会里自身文化与全球一体化中的问题。其中《挤香》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件作品。因为它让我想起共同拥有过的情感，视觉、心理、身体一种综合性的经验。在不断的重复性的运动行为中，把我的心灵和身体的能量释放出来，体验相亲相近的快感。崇民是把传统的娱乐行为提升到人性本善的层面上来。由来自不同国度的年青人通过《挤香》的行为体验到了，在一种快乐的行为方式中放弃欲望的尘念。痛并快乐之中揭示人们的生存现状与今天的社会问题。

    崇民不善言谈，甚至还有些木讷。但有时在酒精的作用之下也会偶尔滔滔不绝。这么多年艰难的历程，他依然能按照自己的方向走，努力的思考并不断地尝试各种表达方式，力图使自己的作品趋于准确。我不能用成熟与否来评价崇民的艺术，因为成熟就意味着死亡及艺术生命的终结。所以我期待着崇民不断地走下去，多做出“不成熟”的作品，这样才能说明你的艺术是永远常青的。在此，我衷心的祝贺崇民展览成功。

 

 

　　　　　　　　　　　　　　　　　王易罡2009年冬于沈阳下深工业园

 

《贩卖保先道德经》

《泸沽湖》四连张

《挤香》

《挤香》局部

 

   

宋兴元张然工作室

 

 

艺术家作品

 

王岩作品

 

王易罡作品                 

 

张志坚作品

 

王家增作品

李威作品

 

 

郑大弓作品

宋兴元作品

张然作品

耿旖旎作品

郑根作品

张拓作品

 

《混合MIX》中法当代艺术展  7月14日-8月1日

 

开幕酒会：2009年7月14日下午15：00

 

画展地点：沈阳蔚蓝美术馆

 

展馆地址：沈阳市东陵区桃仙大街六号 香格蔚蓝

 

（ps:活动为您提供往返大巴，集合地点：喜来登酒店门前和平区青年大街386号）

 

 

 

那危的作品给我一种孤独、不确定、富有精神性的感觉，并且，也许由于自恋、自闭，更带有一种压抑的感伤色彩。他大部分作品中的形象都是以艺术家本人为原型，在画面上偏离视心的位置，安排了这些身着蓝白条形服饰的主体人物。大面积的天空和虚拟的地面上(或是背景),他使用了压缩空间的手法加强了绘画的平面性,使得蓝色与黑色变得更加开阔与空旷，从而增强了画面主体的孤独感。而对于条形服饰形象的使用，使这种孤独的形象形成了一种不确定的律动性，变成了一个在有一定限制状况下的动感元素。正是这种动感元素，由于它的形象过于鲜明，以至于产生了一种神经性病态的感觉。这种条形的服饰形象在他作品的构图中形成了非常重要的视觉元素，在他的作品里它是有着积极的视觉与心理引导意义的。“蓝白条纹”形象实际上已成为了他绘画作品的一个重要性的主题，并形成了一个符号与标志性的形象，这也是他试图区别他人的一种文化策略。同时有力地把这种符号化的形象，融会在自己所表达的绘画主题之中，并形成了鲜明的个人绘画特征。

 

在色彩运用上他限制了过多颜色的使用。在他的调色板上，主要是以黑、白、群青、赭石、土黄、土红和少量的紫红色，基本上是以固有色的表现方法来处理画面。同时，由于绘画形式表现的需要，他是以具象为主要表达方法，素描的能力的体现是一个主要的话题。所以必要的限制色彩的使用，对他绘画主题的表现是有益处的。外轮廓线与形体之间过渡关系上转折的协调性如何自然连接，是成败的关键。他仍然在一个传统审美系统中思考。在这种思考里，我们看到了他的作品表现处理的非常得体与充分。

 

那危的作品，我看到的大致上有四个系列。较早一点的是他确立表现风格手法的开端。他通过《独生系列》等系列绘画，确立了“患服”条纹形象，从此开始了他的具有后现代气质的绘画艺术。在这个系列中的条形衣纹，表现的形象鲜明而敏感，富有一种神经质的气息。作品从个人化的角度，表达出了一种瞬间的内心冲突，传达出人性自身的无奈，暗示了8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面对社会及人生的生存状态。而主体人物的“患服”（即条形图案），给人们带来那种无法遁逃的心理压力，使我们无形中感觉到无奈无助的焦虑。在今天，他们所处的社会是浮躁而现实的，是物质大于精神的社会。他们将要面对的问题是如何独立的生存，社会，家庭，事业，内心的个性化与社会机制及公共规则的不协调，是顺应还是反叛。这使得80后的独生子女，在快乐的笑声背后，隐藏了许多难以述说的危机与不安。那危用一种宁静的方式，把内心焦虑及对现实的困惑表达了出来。而这种条形“患服”的蓝白条纹，正好生动敏感地体现了这具有神经质的惊悚感。在他的《春无力系列》中，明显地感受到了他对青春的认识与理解。并把上一个《0.1mg系列》的主题明确深化了，反省了80年代人的生活与自身的问题和责任。他把木马与现实中的马作为道具，植入到他的画面中，来隐喻童年的生活理想与成年后的现实生活境遇之间的矛盾。在一种形而上的绘画观念中，有机的把绘画主体分别表现在了不同的空间之中，即强调了自身的快乐又强调了自闭的意识。玩木马者完全沉浸在自我构造的精神世界中，而条形“患服”不时地在提醒着我们，它的快乐是瞬间短暂而且危险的，他把童年的梦与今天的现实联系了起来。同时也表达了80年独生一代的不醒世事及娇生惯养的习性，及步入社会时的矛盾心态。独生一代作为人类学上的特例，它是一种特殊意识形态下的产物。这一代人的思想、意识及文化的判断自然会在未来的日子里产生深刻的影响。由于他们的生活是在“上一辈”无微不至的呵护中成长，形成的个人化、个性化，一直导致了社会与这一代人普遍意义上的沟通成为了障碍，由于这种障碍自然造就了他们对社会现实生活的恐惧。那危这组《春无力系列》正好描述了这样严酷的现实，在他们自认为还没有准备好的状态下，不得已进入了社会，不得已担负起各种责任。正如海德格尔所说：“我们的人生都是被抛入的，是不经意的突如其来的”。正是在这种“抛入”的“突如其来”的现实的境遇中，促使他们在迷失中自省。我们在那危的《独生系列》作品中便看到这种自省的力量。在作品《独生系列-顺从的对抗》与《独生系列-最后一吻》中，我们感觉到他们的力量与担负起责任的能力，因为世界总是一直向前发展的，对于未来我们是不可预知或是不可设定的，在这批作品中，画面中表达了个人内心的矛盾与抗争，大面积的黑色给人一种视觉压力，突出了“患服”蓝白条的精神性，使得蓝白形象格外鲜明。而在《独生系列-顺从的对抗》中那危的构图方式有了一些变化，把原有着具体形态的“患服”抽离出来变成一种图案化了。在《独生系列-最后一吻》中他似乎是在告诉我们，80后一代的崛起与自立，告别那个自恋自闭、迷茫的时期，健康阳光地面对这个纷乱的社会与现实。

 

生活中的情与色，似乎是每位艺术家讲不完画不尽的主题。这个主题在那危的《迷陷系列》中也有着明确的反映。在这个主题中他的构图采取的“窥视”的方法，表现了他对情欲的看法，和一个年青人的内心的悸动。在大面积的黑色背景中，用一种近似方孔的形象里，表现了一个小男孩对女性身体的解读。他既是渴望又是有着明显的赞美，又有某种胆怯的心理。于是在他的笔下，便形成了窥视的世界。而条形符号被他安置在不同的角落里，提示他所有作品与作品之间的关联性。同时在他的作品里出现了一部分的文字内容，他认为：“蓝白相间的符号化语言是从病患服装的图案中所抽出用来表现‘病态的’‘非正常的’‘存在的问题的’。是一个既对立又统一的社会主体。文字是对绘画主体的心理插叙，同时又是对于传统绘画的一种解构方式。”在后现代文化中，这种符号化、文字化及不相关联的图像组合及概念的互换是一种重要的表达方式。在那危这里他所使用的文字似乎是在寻找一种与主体之间的关联感，强调一种模糊的叙事。

 

在他最近的《秩序系列》中，我们看到那危有了更宽广的视野，把自己的思考方式放在了文化与历史的层面上，并以历史名作达芬奇、米开朗基罗的作品作为主题，采取名作的局部放大的手法，加上自己特定的文化符号，使历史与今天发生某种不确定性的联系，给予历史符号一种新的内容，同时又表达了他对历史大师的某种敬意。我们在今天的许多作品里常会看到相同的方法，即把三种不同的文化放置在一起，以创造出一种即分离又依存的关系。其中一个形象要么是加强，要么就是抵消。我想在那危的作品中抵消与解构还是占主要的地位。在某些程度上与他的《迷陷系列》中的文字所起的解构性的意义有相同之处。而这时的“蓝白条纹” 已经具有了一种抽象性的有机的形态，形成一种跨越历史与文化的比较。

 

80年代出生的那危所面临的几乎是所有这个年代出生的艺术家所面临的问题，但总的感觉他们个性鲜明、想象力丰富，他们是中国经济财富增长后收益的第一代，同时又是残酷竞争、被打压的一代。由于社会现实的不认可，以一种不安与招摇塑造了他们革故鼎新的个性，也造就了他们抗拒墨守成规的精神。他们不太愿意过平庸的生活，他们也不需要更多的宽容，但他们需要理解——理解他们确确实实是中国转型的新一代。在这一代人中的确是要面对更多的挑战与无奈，正如他们自己所说的那样：当我们读小学的时候，大学不要钱；当我们读大学的时候，小学不要钱；我们没能工作的时候，工作是分配的；我们可以工作的时候，撞得头破血流勉强找份饿不死人的工作做……等等。现实让他们感受世间的冷暖，对抗却造就了他们的不同的思维方式。但我总的感觉他们是真实、可爱，更加现实地面对今天的境遇。路总是要走下去的，也难怪他们有这样的说法：“怕什么，老子的路还长着呐。”路真的是很长。我早在一篇文章中就提到：“不管你愿意不愿意，这个世界的未来是他们的。”对这种残酷的现实与他们内心深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无形之中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正是这种反差自然形成一种精神与现实的差距。而那危的这四个系列的作品，正好从几个不同的角度表达了这种精神与现实差距的矛盾，是这一代人一个小的缩影，同时也是一种现状真实的写照。

 

那危是鲁迅美术学院油画系的高才生，四年本科及三年研究生在新古典工作室的学习，自然为他的创作与表现打下了坚实基础。在他的作品中有着明显的师承关系，很容易看到曾教授过他的前辈艺术家对他的影响,如刘仁杰、张志坚等。但在他们的作品中，有着一种共同的倾向，即对形而上的先验性的内在诉求。那危巧妙地综合他们各自不同的长处，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视觉表达方式。那危的性格有一种自我保护的天性，这种天性导致了一种阴晴不定、难以捉摸，并且有着一种不确定的多变性。但这其实事实上非他本质如此，而是他的情绪太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对于过往的事与情他都会深深地保留在自己的记忆之中，不时地拿出来晒晒，体验一下往日的快乐。同时他又是谨慎、小心、敏感于周遭事物的变化，随时作出自己应有的反映。他是一个踏实、实际，一定生活在一个具体空间之中的人。“冥想”“龟息”是他体会先验精神的重要手段。他有着非凡的直觉力，而且是一个浪漫浸透现实的梦想家。

 

在那危个展之际，重读他的作品并加以梳理，以此表达衷心的祝贺。

                                  

                                                    易罡

                               2009.3.10于沈阳下深工业园                                      

 

 

独苗系列--春无力 NO.1  200cmX180cm 布面油画

0.1mg系列--倒不出来  180cmX200cm 布面油画

独生系-最后一吻  250cmX200cm 2008 布面油画

迷陷系--安晚光阳  NO.5 200cmX150cm 2007 布面油画

前日，好友赵晓明发过来一篇文章。看后我觉得很不错，希望好文章能和大家共赏。今天在这里转载一下。

原文如下：

《一篇彻底改变美国亚洲文化学院UACA同事对毛泽东看法的文章》

换了一个工作团队。跟几个UACA同事“旷日持久”的争论了近两个月，关于毛泽东。其中一位最“顽固”的，渐渐的，他有些怀疑自己一直以来的认为。导致他最后转变的是毛主席的一篇文章---《纪念白求恩》。把我们几次争论整理了一下，贴在下面。

同事：毛的共产主义是灾难。共产主义失败了。没有人再相信它。
我：我不这样认为。
同事：它不能继续了难道这不是最好的证明吗？中国正在经历问题。
我：中国的问题不是共产主义的问题。
同事：但中国是共产主义国家。
我：我认为我们还不是，我们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他们有共产主义信仰。
同事：这是我对毛和共产主义不能接受的。
我：不能接受共产党员们有共产主义信仰？
同事：不能接受他们强迫所有中国人都相信共产主义。
我：我不认为存在强迫。
同事：但毛要建立共产主义国家。
我：这点我不反对。
同事：这就是强迫。他剥夺了上帝赋予人们的权利，选择的权利。
我：这种权利曾经在中国存在过吗?
同事错愕。
我：这才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不是吗？上帝赋予人的权利，在中国，对中国人来说，共产党之前也从来没有拥有过。用上帝赋予的权力去质疑中国是不公平的。
同事：没有感受过上帝的慈爱，这是中国人的不幸，我为中国人感到难过。
我：我只是在说一个事实。大部分中国人不知道上帝。
同事：这不是上帝的问题。
我：那么是谁的问题？
同事：上帝始终存在，不能因为没有发现就质疑上帝。
我：我不是在质疑上帝。但事实是中国人没有被上帝指引过，被不相信上帝的共产党指引了，被毛指引了，突然发现了完全不同于上帝说的世界，假如上帝是慈爱的，慷慨的，能不能接受中国人的发现?
同事怒：你在怀疑上帝。
我：不，我期待上帝能够接受中国。
同事：中国先要信上帝。
我： 难道上帝是有选择的去保佑那些他认为好的孩子？
同事怒：这简直是疯狂！对不起，我不想再进行这个话题。


同事：你和我认识的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不同。
我：因为我不反对共产主义和毛。
同事：我想是这样。
我：我有什么理由反对呢？毛和共产党给中国带来的是进步。
同事：毛让自己成为最大的独裁者，不是吗？没有人可以反对他。
我：为什么要反对他？我并不认为毛是独裁者。
同事：没有“为什么”，他必须可以被反对。他拥有最大的权力，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如果疯狂，世界就是灾难！　中国发生的一切证明他就是疯狂的。（同事声调越提越高）
我：别激动。。。。我并不反对你说的一切。反对，容易做到。但反对能不能起到作用才是重要的，不是吗？布什总统要打仗，选民们谁能阻拦？伊拉克战争的结果，现在不是每个人都在承担着吗？
同事：布什是我们选出来的总统，我们必须相信他支持他。
我：如果这是理由，毛不是被纸的选票选出来的，而是中国人用生命的选票选出来的。
同事愣住，片刻：但这也不是他可以拥有最大权利的理由。
我：什么才可以是理由？我不否认毛拥有最大的权力。 美国权力最大的是谁？ 是总统吗？不是，对吗？比较，应该是相同职位的比较才合理，不是吗？
同事：我不能同意你说的。
我：总统的决定，和总裁的决定，哪个对你影响大？ 是总裁，不是吗？在中国，我是说毛的时代，总裁和你都是为国家服务。
同事：这简直不可思议。我，根本反对中国那样的方式。
我：中国为什么会选择那样的方式？
同事：毛拥有最大的权力而不被监督是不能接受的。
我：假如中国人不反对呢？
同事：什么？
我：你可以反对上帝吗？
同事：上帝啊，你在说什么？
我：我在说毛为什么得到中国人信任。
同事：你在告诉我毛在中国是上帝？这完全是疯狂。
我：对于中国受压迫的人来说，是这样。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时候，上帝的声音也在中国传播，但中国人选择了毛。我相信上帝是慷慨的。
同事：中国人把毛当作上帝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我：对于中国人来说毛可能比上帝更具体。
同事怒：这是罪恶。
我：你不能要求不知道上帝的也按照上帝旨意去做。
同事：没有找到上帝的指引，这是中国人灾难。
我：我们的灾难100多年前就开始了，上帝来到中国的时候。
同事：什么？！
我：100多年前，上帝的确曾经派使者到过中国，传播文明和上帝的声音，但是非常不幸，中国人还没有感受到上帝之前，首先面对了武器和抢夺。当然你们仍然把这一切归罪于中国人。中国人的苦难过去100多年就没停止过，直到毛的出现。中国人选择了毛，用追随和牺牲。
同事：但这不是上帝的选择。
我：中国人需要上帝的时候，上帝在哪儿？
同事愤怒+震惊：上帝啊！我不敢相信你提出这样的问题！


同事：我可以理解毛在中国人心里有不可取代的位置。但是，他应该把自己置于监督之下。
我：我不反对。让我问一个问题，总统，大法官，和美国所有的政治家们，可不可以是没有信仰的人？
同事：不可以。
我：只要总统坚信上帝，你就不会认为他会作出违背上帝旨意，或者道德愿望的事情？
同事：基本来说，是这样。
我：那么，宗教信仰是高于一切的，不是吗？
同事：这是毫无疑问的。
我：美国所有政治的一切，包括对总统的监督，都是处在宗教信仰之下，没有什么可以超越上帝的，不是吗？
同事：是的。
我：国家所遵从的宗教信仰是不能和选民的宗教信仰冲突的，对吗？
同事：这是必须的。
我：毛政权成立时，中国基本是个没有统一信仰的国家。
同事惊讶：什么？
我：让中国人拥有信仰，这是毛进行的艰苦的努力，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直到今天，他仍然接受着指责。毛政权刚成立的时候，大部分中国人脑子里，既没有上帝，也没有准确理解的共产主义。
同事：我的上帝！
我：你也震惊，不是吗？那就是中国的现实。请坦率告诉我，你，我想是整个西方看我们，中国人没有信仰是灾难，有了信仰不信上帝也是灾难，对吗？
同事沉默不语。
我：我不认为毛是拒绝监督的。 但比监督更重要的是一个国家或者人必须是有信仰的，不是吗？
同事点头：是的。
我：我也希望毛建立政权的时候建立了美国这样的三权分立，但是，毛面对着几乎是废墟的国家，大部分人不仅不知道信仰，而且还是文盲。唯一能领导中国人做事情的只有毛领导的共产党，你觉着那种情况，三权分立怎么建立？
同事：难以想象（那种情况）。
我：是的。不知道上帝就不知道上帝赋予的权力。批评毛让中国人民信仰共产主义这不公平，毛带给中国巨大进步之一，就是他告诉中国人信仰是多么的重要？毛很伟大，当大部分中国人都象上帝一样敬仰他时，他并没有把众人的敬仰变成宗教，而是鼓励大家把共产主义作为信仰，用科学的方法去看世界。
同事惊讶。
我：当然毛并不排斥，他建立了三种互相监督，在共产主义信仰之下，以适合中国的方式。
同事：我很感兴趣。
我：他让每个城市的单位，农村的村庄都有两套一样组成的领导团队。比如一个工厂，有厂长就要有书记，农村有村长，就要有村支书，两个并行的领导不能是同一个人，这是两种相互之间的监督。还有第三种权力是监督这两个的，就是人民可以监督领导的权力。这一切的前提就是，共产主义信仰下，坚持**会主义制度。
同事：但是毛的权力？谁来监督他？
我：问得好。你觉着一个国家，可以资本主义制度，**会主义制度经常更替吗？
同事：不！那是灾难。
我：毛一直面对这个问题。他要坚持**会主义，我也认为**会主义适合中国，在这一点上，毛是独裁的，但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
同事：我不认为我会认同，但你说的也许有道理。


同事：我不反对毛也许做了对中国人民有好处的事情。但是如果仅仅从得到的好处去判断，这同样是疯狂的。
我：我可以赞同。制度的公平和合理更重要。我认为如果这样说，你应该更认同毛的做法。他在建立一个公平的**会。
同事：这是我要说的另外一个问题，毛剥夺中国人的自由。
我：自由是相对于制度下的，不是吗？
同事：不，自由是每个人都应该拥有的，没有任何制度或个人可以限制人的自由。
我：是这样吗？如果是40年前，我们今天这样谈论，FBI要来找我们麻烦了----办公室里不能摆放或谈论任何关于共产主义的东西。这条法律好象现在还没被废除？
同事错愕。
我：我们可以选择下午一点上班吗？我们可以不跟老板请假离开吗？我们可不可以抛弃团队精神？我们在办公室没有自由，不是吗？当然多长时间去喝一杯咖啡，或者多少分钟休息一下，我们只有这样的自由，制度下的自由，不是吗？
同事：我不反对。但我的中国朋友告诉我，毛的时代，中国人连这种自由都被剥夺了。必须穿一样的衣服，唱一样的歌曲，只能听毛的话，绝对的服从。我的朋友经历过毛的时代。
我：我没有这种幸运，没有经历毛的时代，的确很疯狂。我也反对这样。我不反对统一的规则秩序和纪律，我支持规则秩序和纪律之下的自由，但我反对绝对的自由。我认为毛的时代，做到了统一的规则秩序和纪律，但是忽略了这之下的放松。毛说过，既要统一意志，又要个人心情舒畅，显然没有这样做好。我反对没有做好，但我不反对毛。
同事：毛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我：是的。毛也曾经说过，小孩就要玩，释放天性，不要被束缚。
同事：不！很难相信这是毛说的。
我：毛有巨大的同情和宽容，他不愿意被压迫，也不愿意看到任何不公平的压迫，包括父母压制孩子。
同事：我很难相信毛是这样的。那么他为什么强迫全国都一样？
我：我不认为那是毛做的。要了解这些，必须了解中国文化。告诉我，如果工作中感觉被压制，会是总裁吗？不是，对吗？很多时候是直接上级。看，美国和中国并没有不同。任何政策和工作，最高的领导和属下人员之间，总是有其他的人存在，共产党叫做干部。
同事：你是说，是执行毛的政策的人，造成了那一切？
我：我认为是的。
同事：但是毛有责任。
我：当然。但我不首先指责毛。我认为中国需要改造文化，尤其官场文化。毛做了努力，他对干部很严厉，他迫使共产党员只能在共产主义信仰下无私的工作。但这也导致毛之后，首先反对毛的，不是普通人民，而是毛的干部。
同事：令人吃惊。


同事：你怎么看毛时代的贫困？
我：毛时代有什么理由富有吗？
同事笑：我怎么没想到？
我：如果毛时代是让中国由富变穷，这是毛的问题。但中国本来什么都没有，甚至是负数，是毛把中国变成的正数，我对毛没有任何怨言。
同事：毛为什么限制农民离开土地？
我：我理解是为了保障。中国工业不发达，不能提供足够的就业。中国农民最多，很少受到教育，毛一直在努力改变他们，投入很多。我相信你听到过毛时代正面的？
同事：当然，教育和医疗都是免费的。 但是毛建立了一党执政。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我：我也不能接受。但我到了美国后，我理解了。
同事惊讶：抱歉，你在说什么？
我：告诉我，民主党和共和党有什么不同吗？
同事：似乎没有。
我：民主党员和共和党员宗教信仰有什么不同？
同事：确切说，也没有。
我：民主党和共和党员中有共产主义者吗？
同事：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这就是我的理解。执政的，无论几个政党，他们必须是宗教信仰没有冲突。
同事：是的。
我：或者美国政治制度本身，就限制了其他宗教信仰的人从政，对吗？
同事：不，我们是宗教信仰自由的。
我：你为什么不能接受共产主义？
同事：因为共产主义是疯狂的。
我：不管它是什么，你的确是不能接受。大部分美国人也不能接受。
同事：是事实。
我：中国的一党执政有什么难理解的呢？当然是统一信仰的人组成的团队才可以管理好国家。
同事：但美国人拥有的民主权利，中国人没有。
我：我同意。可以选择总统，可以批评总统。但可以批评总裁吗？对美国人来说，选民主还是共和有什么区别呢？毛时期的中国人可以给单位领导提意见而不用担心失去工作。我们可以给总裁提意见吗？美国政府工作人员不是有条法律，不能反对攻击上级吗？民主权利呢？
同事：但毛限制了人民选择的权利，让中国只能成为共产主义国家。
我：确切说，是**会主义。那是中国人民通过牺牲的选择。
同事：我可以理解是人民选择了毛，但不能因为人民选择了一次，毛就剥夺了他们第二次的选择。
我：毛并没有剥夺。 那么你能告诉我印第安人在哪里？ 如果国家的制度可以多次选择，原来在美国的印第安人呢？他们选择的权利呢? 美国为什么只能成为今天这样子？为什么不能选择回到印地安土著？
同事：我们是被上帝保佑的土地，事实证明我们的选择是对的，是制度最好的国家。
我：但原来这片土地上的人呢？因为不是上帝挑选的孩子，他们现在只能生活在保护区，不是吗？可以给他们第二次选择吗？当然这不是好的比喻，我只是想说，一个国家制度的选择，往往很长时间内，只能选择一次。毛要建立的是**会主义制度，这是中国人的选择。
同事：简直是疯狂的比喻。


同事：不管怎么说，选举是民主的，相对于毛的共产主义。
我：我认为监督最重要。选票不是监督。
同事楞。
我：你投票选出的议员，你知道谁在他的工资支票上签字吗？你不知道。
同事：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我：因为你相信你们的制度是完美的。你可以投票选出总统，选出议员，你为你拥有的权力高兴，我也会的。但是，你有投票的权利，却没有参与总统或者议员决策的权利，汽油涨价了，你可以自由去**抗议，如果被抗议者只在乎他自己的利益，会因为你的抗议改变吗？不会。我们每天生活在无数的规则中，我们只有服从才能生活工作少些麻烦，所有这些规则，哪些是选民可以参与制定的？毛的主张之一, 就是让人民有参与制定规则的权利，尽管他没有制定选举制度。
同事沉默，想了一会儿：毛的时代，中国人是自由的吗？
我：用美国的标准来衡量，不是。不仅没有自由，也没有民主。
同事：你是说，还有另外的标准？
我：是的。确切说不是标准，是感觉。 自由是感觉，幸福也是感觉，不是吗？
同事：我想我不得不同意。
我：团队让我们必须服从统一规则和行动，但我们仍然觉着很自由，是吗？
同事：是的。
我：因为团队精神让我们更有效的工作，反过来保障了我们。美国人服从规则很难吗？
同事：根据情况。
我: 规则和纪律，在毛之前中国人对这些是陌生的。毛的共产主义运动让中国人知道了有组织和纪律要服从。
同事：你曾经告诉我，中国人以前就喜欢集体的诉求？
我：是的。因为个体总是脆弱的。从前的联盟会因为某个共同认知临时团结在一起，而不是被上帝或者某种精神信仰感召，直到毛的共产主义出现。毛告诉中国人，首先是信仰，然后才是自由。
同事：共产主义下的自由？
我：是的。
同事：难以置信。
我：哪里的自由不是相对的呢？自由是永远的、毫无条件的第一位吗？你可以接受藐视上帝的自由吗？
同事：不。
我：你认为纽约街头的乞讨者，他们是需要自由呢？还是更需要一块三明治？
同事：当然是三明治。
我：对流浪汉演说自由，很可笑，是吗？他们已经自由的无家可归了。
同事：当然。
我：所以你认为自由很重要的时候，别人可能并不认为这样。
同事：请解释。
我：毛政权之前，在中国农村，绝大多数人自由的象野草一样生存，自生自灭。国家什么都不能提供给他们，什么都没有。
同事：上帝！
我：共产党政权的建立，很快让这个国家有了秩序，让每个人都知道还有国家和政府可以依靠，给他们提供帮助和保障。当然，也让中国人知道了服从政策和纪律。你觉着这个阶段，是自由重要? 还是服从管理重要？
同事：我有些理解了。
我：毛试图建立一个制度，保证每个人都有饭吃，让每个人都不为明天担心。
同事：你知道我为什么反对共产主义吗？ 平衡，自由。
我：我理解。问你一个问题：你认为美国那些大财阀们愿意跟你平分财富吗？
同事：当然他们不会愿意。
我：那么你愿意跟美国的穷人分享财富吗？当然也不会，但你期待更富，这算不算要求向上的平等呢？我是说，很少有向下要求的平等。平衡自由是相对的。想象毛刚建国时，他面对少部分人很富，大多数很穷。
同事：他需要重新分配？
我：这正是毛做的。共产党的确拿走了少部分人的财产，但没有私吞，而是为了全体人民，可以理解吗？
同事：但我疑问的是那以后。人应该是自由的，发展也应该是自由的。
我：中国刚刚从完全自由过来，如果仅仅是从富人那里拿走财富简单分一下，一切还和从前一样，和强盗分赃有什么不同吗？毛的重新分配不是让每个人平均分享富人的财富，而是为了建立一种秩序和保障。如果不这样去理解毛和共产党，就会得出相反的结论。确实有人认为毛和共产党是强盗。
同事沉默。
我：很少一点钱，要做很多的事情，人的自由就会置于集中管理之下。每个进步都会付出代价。我认为这是毛时代有些人感觉没有自由的原因，这样的感觉很自私，不是吗？秩序建立就是限制自由。
同事思考。
我：当然，对被拿走财富的富人来说，也许是不公平的。但旧的中国，大多数人一无所有，连国家的制度和保障都看不到，这是更大的不公平，那些富人们难道不是问题的一部分吗？我相信，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今天的美国，美国人也会起来革命的。
同事犹豫着：。。。是的。 你告诉我一些我从来没听到过的。

同事：你怎么看毛毁灭了中国文化。
我：我不这样认为。毛其实是创造了新的文化，当然也确实是消灭了一些旧的文化。比如，共产党中国之前，中国农村有的地方如果一个寡妇恋爱了，她就可以被同族的人商量一下，绑上石头，沉到水塘里淹死。
同事惊呼：上帝啊，这不是真的。
我：但这在那时候是可以被接受的。没有法律可以惩罚寡妇的族人。 中国共产党之前，中国的妇女是没有地位的。
同事：什么？！
我：如果我出生在那时候，我不会有机会读书，我不能自由恋爱，我可能17岁就要嫁给我不认识的男人，嫁人前我要听父亲的，嫁人后要听丈夫的，总之，我要听男人的。我完全不知道我是谁。
同事的眼睛越睁越大：上帝啊，你说得这是真的？
我：文化，在共产党中国之前，对大多数人来说太奢侈了。旧的中国，大部分中国的农民没有土地，没有饭吃，他们是文盲。他们不懂得什么是权利，他们习惯了在最底层生活，见到当官的就害怕，觉着自己象蝼蚁一样低贱，他们遭遇苦难就只认为上辈子做了错事，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还有权利改变什么。他们不知道上帝，他们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更令人悲伤的是他们接受这样的命运。
同事：上帝啊！
我：是的。那个时候，父母可以卖掉儿女。
同事眼睛瞪成了铃铛：你说什么?
我：我在告诉你一段历史，毛就是在那样的环境下，唤醒了穷人的意识，他们从毛那里知道了自己也有改变命运的权力，就是斗争。毛就是有这样大批的人追随牺牲才取得了政权。毛让他们知道了他们是国家的主人，毛给整个国家找回了尊严。
同事：你告诉了我一个从来没听说过的中国。
我：中国穷人多，很多。毛解放了他们。毛确实强调文化的舞台让给普通的劳动者，就是那些被解放的穷人们，**会地位总是和文化地位联系在一起的，不是吗？
同事点头：是的。
我：这也许导致看不上劳动者文化的人，或者只喜欢传统文化的人，对毛不满。
同事：我认为我可以接受毛做的。
我：了解毛，必须要了解毛之前的中国。毛之前中国人没有多少科学知识，很多求神问卦的迷信，被毛取消了。
同事：你认为这是强迫吗？
我：也许是。但是中国需要进步，不是吗？毛给中国**会带来的进步是巨大的，他让中国人改变了。旧的中国，大多数人麻木的生存，不知道法律，规则，纪律这样现代文明的东西，毛把这些带给了中国人。
同事：但是毛让中国人都信共产主义。
我：没有人为中国人解释过自然的世界，或者“我是谁”。中国人只有用迷信，神话传说，生死轮回来解释世界。毛把中国**会带到一个新的境界，给中国人解释世界，鼓励去科学的看。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
同事沉思。
我：当然我也希望当初给中国人指引的是上帝而不是毛。但是上帝把这个机会推倒了毛面前。其实，如果忘掉了是否信上帝，毛对世界的解释和上帝没有不同。
同事：毛是怎么解释的？
我：比如对你来说，上帝是什么？是谁？在哪儿？
同事：上帝可能不是一个人，或许他只是超力量，他创造这个世界，以某种力量控制这个世界，让我们以这样的方式生存。
我：毛是这样解释的，他没有说那种超力量是上帝，他说那是未知的，但相信存在着规律，可以去探索。无论是信仰上帝，还是毛说的，我们都同意探索未知，或者上帝的力量，不是吗？因为上帝有时候会让我们遭受苦难，如果对未知的规律，或者上帝的力量了解的越多，我们越能尊重上帝，减少伤害，也更能体现上帝的怜悯，不是吗？
同事：听起来这很有道理。所以说，毛并不反对上帝。
我：请忘掉毛是不是反对上帝，毛是尊重上帝创造的这一切的，当然他是换了一个角度。
同事：我有些理解了。毛也解释世界。
我：是的。上帝让我们信他，告诉我们“我是谁”，世界为什么这样的时候，也在规定着我们在他的指引下思考，不是吗？
同事：当然。
我：上帝给我们带来智慧，让我们有“知道”的权利，不是吗？
同事：是的。
我：毛把共产主义信仰带给中国，但是并没有把这个信仰作为上帝，而是毛非常注意启发人们的智慧，让人民科学地认识世界，自然的和**会的。你如果看毛的文章，他很多在谈论这些。
同事：但毛认为只有创立了共产主义的马克思是科学的？
我：不，任何针对自然世界的科学研究，毛都认可。针对**会科学的，毛的确认为马克思更科学。
同事：这是问题。
我：是的，这是问题。也是西方和中国冲突的根本原因之一，我认为。
同事：我似乎看到了问题。但你描述的毛，也让我看到了不同以前的地方。

同事：我仍然觉着不可思议，你在美国接受了教育，但不反对中国一党执政。
我：我觉着我要感谢美国。
同事：什么？
我：让我从新的角度认识了毛。
同事：不可思议。
我：西方很多人一直认为共产党什么都不信，一群逃出笼子的恶魔。
同事有些尴尬：也许。
我：但毛是有着纯粹和坚定信仰的人。 你也许想不到，毛对共产党的要求，他带给中国人民的思想，认识，和上帝对我们的期待差不多。
同事吃惊。
我：说到信仰，毛做了一件了不起的贡献。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群象清教徒一样的人，中国共产党员。
同事：我没理解错吗？共产党是宗教组织？
我：他们不是，但是毛对共产党的要求和约束，我认为近似于宗教。
同事：你这么说，我觉着我比较容易理解。
我：共产党不是宗教。它的目的不是去宣传它的教义。
同事：它的目的是什么？
我：为人民服务。中国很贫穷，要建设**会主义，毛认为只有像清教徒一样有坚定信仰无私的共产党领导人民去努力，才可能完成。
同事惊诧：什么？！ 这太荒谬。每个人都有个人需求。
我：你觉着上帝的使者可以把个人需求置于上帝之上吗？
同事：当然不能。
我：这是毛要求党员做到的。不能把共产党员想象成普通人。他们必须忘掉一切为了个人的东西。上帝是怎么要求他的教徒的？不能有欲望，不能在乎衣食，不能抱怨，不能有违背上帝旨意的自由，不能贪图享受，如果受到惩罚，也必须漠视肉体的痛苦。这也正是毛对党员要求的。
同事：上帝啊，如果党员能这样做到，我想我也会向他们致敬。
我：毛时代的党员就是这么去做的。
同事：但我不相信人可以完全做到无私，只有上帝的使者们。
我：毛时代的共产党员们，甚至一些普通人，如果不看他们的信仰是共产主义，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奉献精神，很象上帝的使者。
同事：我很难把这些和毛联系起来。太不可思议了。
我：上帝的使者可以通过传播上帝的爱得到满足。毛对幸福的解释，也是这样，超越了物质，纯粹精神的满足。
同事：我不能相信这是毛。
我：我为什么是在美国重新认识了毛？来美国前，我认为美国是个自由世界。但我到了美国之后才发现美国是个宗教信仰至上的国家。美国人民坚信这片土地是被上帝挑选的，美国人民是首先被上帝挑选的宠儿。为此美国人民自傲骄傲，热爱这个国家。尤其是我看到那些徒步行走的传教者们，穿着朴素简单，吃最简单的食物，他们眼睛里是真诚朴素坚定的，他们让我想起了中国老电影里的共产党员。中国原来也有这样的一群人，忘我，无私，为了信仰可以承受一切苦难，可以献出生命。不同的是，美国的传教者们是在上帝的指引下，而中国的共产党员们是在共产主义信仰下，更具体地说，在毛的指引下。
同事：我想我有点被感动，如果这一切是真的。这不是我原来印象中的毛。
我：毛的确令人不可思议。上帝可以让我们去感觉幸福，但不能带来幸福。我们可以感谢上帝带给我们的世界，但上帝不能帮我们改变世界，一切要靠我们自己。知道吗？毛也告诉中国人类似的话。
同事：难以置信。
我：你能告诉我，在你心中，上帝，父母，谁是你绝对服从的？
同事：你知道我是虔诚、保守的天主教徒。
我：中国的传统文化血缘最重要。上帝是怎么说的？即使我们都进了天堂，不管是父母还是兄弟，谁和谁都不认识了，都是上帝的孩子，都在上帝那里喜乐着，不是吗？中国人从来没有这样的概念，我们相信轮回，这辈子和上辈子都有关系。你知道吗？是毛，让中国人知道了，还有可以超越自己身边一切去相信的东西，信仰。
同事：不可思议！
我：上帝说人不能懒惰，要勤劳。毛告诉中国人劳动光荣。中国**会从来没有到达过这样一个阶段，每个人即有信仰，也自觉服从共同遵守的规则，中国人也从来没被指引“我们的主，天上的父让我有拥有这样的权利”，但是毛让中国人意识到自己斗争的权利。毛从来不强迫人接受他，他总是在讲道理。如果我告诉你，毛讲得很多道理其实是在强调一个人应该怎么去做才有意义，才幸福高尚，如果每个人都按照毛说的去做，其实和上帝要求我们做的没有太大差别，你相信吗？
同事：我在挣扎，我不能接受毛在中国人心里可能是上帝的角色。。。但也许这更接近事实。
我：毛不是上帝。我只是说，在中国人找不到上帝指引的时候，毛传递了几乎相同的精神。毛非常懂得信仰的作用，让人不被眼前利益困扰。我想要回答你的问题，为什么我不反对毛建立的一党执政，如果这个党是坚定信仰下一群一点私心都没有的人，会产生**吗？
同事：我不知道。我想可能性会降低很多。但怎么保证会有这样一群人？
我：毛要求党员们必须是坚定的信仰者，有清教徒一样的朴素和献身精神。
同事：我尊敬朴素和献身的人。
我：假如信仰没有了，或者追求个人利益了，一切都会改变。如果上帝的传道者们，有一天抱怨上帝没有给他们足够的个人自由，没有让他们有丰盛的食物，没有让他们过上富足的生活，让他们承受了太多的苦难，你怎么认为呢？
同事：灾难。这些人有罪恶！
我：监督，可以是不在宗教信仰下的吗？
同事：我认为不可能。谢谢。你让我重新思考毛。

 

同事：告诉我，你怎么看毛迫害了很多他的同志？那些残酷的东西让我觉着窒息。
我：你是说文化革命？
同事：是的，文化革命，毛的运动。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怎么看中世纪宗教清洗中那些教徒？宗教的历史上，死了很多人。
同事愣了一下：那是一个阶段。
我：如果同情毛运动中那些被迫害的人，你从宗教角度去看，可能感觉完全不同。对毛的文化革命，我曾经和你一样，很厌恶。让我转变的是到美国以后，确切说，是接触了基督教以后。
同事：非常有趣。请继续。
我：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早期基督教的惩罚，如果背叛了上帝，或者他的信仰，不能逃避惩罚和罪恶，甚至肉体的消灭。宗教的惩罚，比毛的运动要血腥残酷的多。
同事：那是早期。
我：是的。当你把共产党员想象成某种信仰的教徒的时候，他们就有为了信仰必须承担一切苦难的使命，苦难是他们的选择。他们不能象普通人那样向往精神自由和肉体享受，他们必须为他们的信仰和理想作出无条件的牺牲。想想那些为了宗教献身的人们，你会同情还是尊敬？
同事：我想是尊敬。
我：那些因为苦难而抱怨、怨恨上帝的呢？
同事：懦夫。
我：当我读了基督教的惩罚，再看毛，我没有不理解了，甚至觉着毛要温和的太多，你看过毛的书吗？他从来不提倡肉体消灭，而是精神改造，毛很符合现代基督的精神。
同事：你的话引起了我的兴趣。
我：我把文化革命，看作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阶段，那些信仰者为了真理的斗争。
同事：我不确定我能赞同，但你告诉了我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

 

同事：你让我对毛的宗教很感兴趣。
我：毛没有宗教。他是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者。
同事：抱歉。我正是这个意思。你让我看到我从来没听说过的，毛的一面。
我：是。我也看过一些关于毛的书，政治的，权力的，心理的，他们把毛写成暴君，权力贪恋者，心理变态。
同事：是的，所以你说的毛让我感到惊讶。
我：毛是个很哲学的人。你读过毛的书吗？
同事：没有。
我：知道白求恩吗？
同事：不知道。
我：加拿大人。毛写过一篇纪念他的文章，你不妨看看。我会email给你。

 

第二天一早，同事一到办公室就找到我。
同事：我只想说非常感谢你。
我惊讶：怎么回事？
同事：我昨天晚上看了你传给我的那篇文章，毛的文章，《纪念白求恩》。 我没有想到，毛会写出这样的文章。
接着同事拿出打印的纸，大声朗读了起来：

 

“Comrade Bethune's spirit, his utter devotion to others without any thought of self, was shown in his great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in his work and his great warm-heartedness towards all comrades and the people。. Every Communist must learn from him. There are not a few people who are irresponsible in their work, preferring the light and shirking the heavy, passing the burdensome tasks on to others and choosing the easy ones for themselves. At every turn they think of themselves before others. When they make some small contribution, they swell with pride and brag about it for fear that others will not know. They feel no warmth towards comrades and the people but are cold, indifferent and apathetic.” 同事继续：“Now we are all commemorating him, which shows how profoundly his spirit inspires everyone. We must all learn the spirit of absolute selflessness from him. With this spirit everyone can be very useful to the people. A man's ability may be great or small, but if he has this spirit, he is already noble-minded and pure, a man of moral integrity and above vulgar interests, a man who is of value to the people. ”

 

读完后,同事对我说：“我很震惊。如果你不告诉我这是毛写的，如果我把里面所有共产主义或意识形态字眼去掉，如果有人在我面前朗读，我会以为我在聆听上帝宣讲。毛说的这些，和我曾经在教堂听到过的几乎完全一样。”

 

同事伸出手来，“我真得非常感谢你。你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毛，我想我开始尊敬他了。我更感谢的，我突然心变得很开阔了，我觉着整个世界的门在朝我打开，共产主义和毛已经不再是我心里的障碍，我更了解了中国，我非常高兴，我可以拥抱这些，我想就可以拥抱一切。” 同事笑了，笑得非常灿烂。从我认识他以来，每次总是看到他绅士的、彬彬有礼的微笑，从来没有看到过他笑的这么彻底，像绽裂开的花。

1. 从立体主义到抽象、表现、波普、拼贴，你不断地在刷新自己的艺术风格，不断地新，创作的动力源于什么？你如何看待和评价自己的风格历程。

w：接触到立体主义是很早的事情了，1981年的时候，看到了一本《信使》杂志介绍毕加索的专刊。之后就喜欢上了毕加索，开始了对毕加索的研究与学习，模仿毕加索及立体主义的风格画了七八年之久。又通过毕加索了解了塞尚，通过塞尚了解了普桑和安格尔及非洲的民间美术等等。毕加索是一个很好的导师，在他反复变化的艺术风格中，使我开始了对绘画艺术的实验和挑战。由于长时间地进行分析性的绘画，研究形体、空间、节奏、聚散关系等等，使我对画面没有了先前的那种新鲜感。慢慢的毕加索和立体主义成了我是一种束缚，我决定打破它寻找更自由的表达方式。然后我找到了一种具有表现抽象的方法,它能更体现出我对自由个性的认识与理解。这样我从90年代初便进入到了抽象表现主义的创作。在1992年到1994年的作品中，范迪安先生曾给予过我很大的鼓励，他说：90年代王易罡的作品不仅是一个抽象艺术家个人作品的展示，更重要的是呈现了90 年代中国当代艺术史的重要例证。1995年开始我觉得我的抽象艺术也出现了问题，原因仍然是作品不能再给我力量和新的刺激。抽象太精英化，太孤独了，我就又调整了方向，向世俗、图像、波普、拼贴中寻找新的灵感，把纯粹的视觉构成方式改变为可描述的社会问题。自由的尝试各种材料，图像组合给我带来了创作的快乐。“不断的刷新自己的艺术风格”，是谈不上的。因为所有的风格都不是我自己的，都是向历史、向青年人学习的结果，我从来不相信创新的事情。还是在86年广州《画廊》第21期上，我就写过一篇小短文，谈过我对创新的看法，“没什么创造，只有综合，也许综合就是创造”我只不过是在学习的过程中，加入了自己对于绘画艺术及生活的理解罢了，没有什么是新的，艺术史上几呼所有作品都可以找到前人的例证是正常的。至于风格的变化，是个人性格上的问题。我这个人不能仅仅始终如一的做一件事，画一种东西。因为我会觉得乏味，而失去绘画的乐趣。无论哪一种风格在我看来都是好的，因为它记载着我的艺术的发展过程，一路走来留下了一些有意义的足迹。

 

2. 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和政治图像的挪用、重构，是中国九十年代以来波普绘画的重要表征，你是如何加以个人化的诠释而形成自我的图式语言的？

w：后现代的转变,根本上是人类对自身认识上的危机。西方对现代主义线性的经济,科学，社会增长率产生了怀疑,不再相信无限性的增长及无限性的发展。于是开始从新认识自身,认识历史,从开拓型转为消费型。是精英相对于世俗的转化,是强势对于弱势的转化。唯一性的东西不存在了,于是各种新古典,新表现,新具象,及抽象等等艺术风格都纷纷登场。我的转变也是顺其自然。但在许多情况下我是不被主流文化认同的,而非主流艺术我也不都认同,所以我几乎是个边缘人,两头都靠不上。因为我始终对文化艺术有我自己的态度,于是就导致了这种局面。对于传统文化符号的使用更多是考虑文化身份上界定的问题,而且从传播学角度上看来是一种容易识别的标志系统。2000年至2005年前后大部分作品是对历史图像及中国文化符号的处理与表现。由于挪用与重构历史的意义在于能以一个更开放性的,多重视觉及文化角度重新解读已发生过的事情,将一种多义的不确定性提供给公众。最为重要的方法就是多重图像不同意义的组合,并使之产生某种不相关联性,多重叠压与覆盖也是解构与重构的重要手段。但由于许多资讯都是共性的,而且一些图像资源也是被用烂了的。如何弄出一个与众不同的东西，便是首要思考的问题。我是从抽象走过来的,骨子里对精英价值观还有不同程度上的认同,再有我曾在96年德国汉堡国际视觉周上做过一件装置《中国规则》,是用麻将牌不同组合与现场行为构成的作品。其中我对麻将中的圆点非常有好感,在1999年以后的作品中就大量使用了圆点,我觉得这两个因素都是始终贯穿在我的作品之中了。在今天我也把它们延续到了现在所有的作品里,它既保留了我原有的特征又区别了其他艺术家的创作图式,是一种小伎俩。

 

3. 你的作品常切入当下某些热点话题，有很强的直觉力、洞察力、表现力，比如《美国制造》，你是怎样考虑的？你认为艺术是否能够干预社会生活？

w：今天的生活由于资讯方式的改变，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图像资讯显然已成为我们今天生活的必需，而面对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你总是要做出一次判断与选择。2005年我在互联网上看到了一组美国士兵虐待囚犯的图片，非常震惊。这严重违背了国际法和人权，是彻头彻尾的法西斯行径。而且发生在美国，这个经常拿着人权、民主、平等自由的问题来指责和干预他国事务的国家。美国该对世界作何解释。于是我开始着手创作关于美国虐囚事件一系列的作品。当时除了政治上的考虑之外，还有另外一点思考就是关于反文化殖民的策略性的试验。因为我们的文化长久以来都是在一种被肯定中或在它者的眼光中发展成长，而独立性的思考和判断，几乎没有或是一种弱势，而这一新闻刚好成了新的反对霸权主义话题。所以它不仅是政治，更应该是文化自律性的觉醒。《美国制造》基本上沿用了2000年以后的表达方式，即以一种历史经典与现实图像相结合的方法，把美国文化中的代表作品如沃霍尔的《梦露》与贾斯柏的《靶子》等与新闻图片相结合,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也有一些美国人民对9.11的记忆图片与广告的组合，我试图以两个方面说明，战争的痛苦是双方的，大家都有责任，从而使绘画艺术表述出一个独立于西方权利话语下的声音，但我真的感觉太微弱了。正如易英先生所说：“他在清理自身的图像选择是追溯殖民化的根源，图像的转换带来意义的转变本来被作为地域化来观照的样式，转变为全球化的挑战，王易罡的方式是独特的，也是危险的。当我们仍处于文化的弱势之时，他的前卫也太超前了。他必将陷入地域化的传统与全球化的强势的双重压力之中。”我几乎总是在自己的道路上不停的给自己制造障碍，自己和自己过不去。艺术对社会不能说没有影响，但目前的影响并不太大，社会与艺术是巨石与玻璃杯的关系，不小心就会被巨石碾得粉碎。至于画面的表现力还是来源于以往抽象与表现上的视觉经验，附加了一些具有平面感的文字与符号，处理它们的时候，我是想让它们像广告那样就好了。

 

4. 东北绘画的整体面貌比较沉稳偏左，波澜不惊。你有些另类，激进，受到哪些方面的影响？你是如何保持这一先锋的态势的？

w:简单地说东北人是有些思想保守，过于墨守陈规。从历史上看，东北就不是一个文人辈出的地方，历史上有记载的大文人仅有两个，一个是清朝的大文人王尔烈，再有就是一个大艺术家——手指画大师高齐佩。北方历史以游牧、打猎为生，善骑射。从元开始到清朝无不是靠着胡服骑射，横扫中原，统治长达近千年的历史。而南方的文人才子朝朝代代辈出，真是人杰地灵。我想也许是东北的特有的地域性形成了东北人的一种生活习惯导致了惰性；另一方面，东北是1949年以后最早被体制化的地区，这种体制化对东北的影响时间太长了，一直到今天，仍然在相当大的一部分人的意识中，留有很强的体制化的思维方式，求新改变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共识性的东西太多，差异性的见解太少，而艺术需要的往往不是共性，而是不同，是个性。我基本上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我的思维方式的形成,一方面是由于我的逆反心理，总是想另辟蹊径，也可能跟性格有关。另一方面，就是在我学习绘画的过程中，喜欢不断地否定以往过去的经验，因此总能保持一个新鲜的姿态。我经常和我的学生交流，让他们尝试留住画面中的生涩感，留住那些他们认为的不舒服和不顺眼的东西，也许画面会有新的可能。这也是我所努力追求的:不断地超越自我，超越审美与表现的局限性。虽然东北的艺术大氛围不像北京上海等文化发达地区那么活跃，那么生动丰富；虽然它对当代艺术的嗅觉是迟缓了点（从某种程度上说的确有些无奈）；虽然它没有那么多的风口浪尖上的人物，但总体上是踏实的平稳的向前走的，还是进步了的。如果说有优势的话，那就是他们仍坚守在绘画本质及艺术语言上，而这在今天令人眼花缭乱的当代艺术中或许反而成了一种“另类”，也许它就是明天对艺术新的理解认识中要寻找的东西，也许它还会迎来东北的另一个春天。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待东北艺术,那么这种“波澜不惊”也没什么不好。其实在我看来艺术本身并无绝对的新旧之分，地域之分,你所表现的是不是在今天生存周遭你所看到,所感受到,所认识到的。我也寄望于东北年轻一代的艺术家，相信他们会给东北艺术带来好的将来。

 

5. 最近在新加坡举办的个展“这不是中国山水”，山水、人体、时尚商品并置，面貌又有新的变化，能否就此谈谈你近期的艺术观念和构想。

w:“中国山水”与“美国制造”都同样是对社会及文化的认识。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有一个最明显的变化就是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种转变是在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实验中发展的，形成了“自由经济”，在大众的心理上产生了消费文化的概念，这种消费文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的平均主义，老式共产主义的理念，特别是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更是把消费的能力与生活质量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它从思想深处推翻了毛泽东时代的“谁穷谁光荣”的革命思想。而高端消费几乎就是一种先进,发达与进步的标志，被大众普遍崇尚。另一个改变就是私密性的公开化。在以往的生活中私密性（身体、内心世界及性欲的表达等）都是不能公开的，而且是被传统道德所不齿的。今天随着中国民主进程的推动，人们可以自由地公开地谈论各种个人隐私。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今天的中国人更注重人性自身的问题，从否定到认同，从压抑到释放，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个人心灵深处的解放。我们生活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崇尚精神与身体的快乐，崇尚物质与文化的消费，嘲弄一切经典与恶作剧式的表述。相对于传统来说，它是一个颠覆的海洋，我们在今天生活的空间中越来越自我，越来越肆无忌惮，在这种快乐中也越来越迷失了自己。对于我们厚重的历史来说,今天的一切太过于迅疾了，传统的中国是把祖先的家法看得重于泰山的民族，当我们还绻留在：“天遥来雁小，江阔去帆孤”的记忆时，我们的传统与文化已无情地把你搁置在了全球一体化的情境中。在这种强势资本与强势文化的输入中，我们的传统与今天的发展，产生了矛盾，这自然让我们在新与旧、传统与现代中来选择你所需要的。在我们得到物质与享乐的时候，我们也将失去或是无法挽回文化传统中优良的品质，我们今天所看到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个情与景。物是人非，这已经不再是中国山水了。现实的进步似乎总是要伴随着忘却，在忘却中我们誊空我们的大脑来充填新鲜的故事。这批“这不是中国山水”大都是基于上述的考量画出来的，是一种思虑的呈现。以后可能还会有不同的社会问题的表现，但未来是不能设想的，“摸着石头过河”是有道理的。

 

6.  你曾担任民营东宇美术馆馆长，作为一位前卫艺术家参与公共美术，有何感受？

W：担任东宇美术馆馆长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个艺术家来做美术馆馆长是会有一些问题的，比如说它首先要克服的是自己知识结构的局限性，以及个人对艺术的喜好在收藏过程中是否会在对待一个共同的艺术问题上有偏差。我当时做美术馆的想法是要用有限的资金相对完整的把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当代艺术做一个小结，争取把九十年代的凡是有代表性的或是在中国美术发展的进程中重要的艺术家的代表作品都收入美术馆，尽量做到全面。那时栗宪庭先生、王广义、方力钧、叶永青等许多艺术家、理论家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和支持，使我能够较为客观地看待这一段艺术史及艺术家的作品。随着角色的转变使我能站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里看文化与艺术，认识和了解了许多不同的艺术家。当时在广义的推荐下东宇美术馆还第一个收藏了装置及影像作品，如汪建伟、王鲁言、朱加、王友身,李泳斌等人的作品。我们的收藏几乎涉及了艺术所有门类，应该说收藏是成功的，也是靠大家诚心和对艺术的热爱才把这件事做好的。我是很想把这件事做下去，但很快意识到仅仅是一家企业来做美术馆是很难长久的发展下去的，如果没有国家的相关文化政策与相适应的基金会制度是非常难的。做为馆长除了带领团队做好收藏学术与发展之外，重要的就是找钱，能找到钱才能把美术馆的工作进行下去,后来也是由于经济问题难以继续.我们当时的理想是打造一个国际化的美术馆，按国际惯例，美术馆一定是非营利性质的。若公益性作为社会发达进步的标志，那么中国的民营美术馆要作为公益事业要走的路还很长。这不仅有待于我们的多方面教育体制的进步，全面人文素养的提高，更重要的是对人类自身及对社会的关爱。

 

7.抽象艺术90年代初与今天有什么不同？

W:90年代抽象艺术在我看来与今天从本质上来说没有太大的差别，它所追求的东西几乎是一致的；即视觉精神表现的独立性与批判性，当我们把抽象解释为状态的时候，事实上就已经开始错误的理解了抽象艺术。海德格尔与苏本华及尼采，都从状态及意志方面谈论过艺术。这种理论在中国的部分抽象艺术家及抽象艺术批评中都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当我们用状态与意志解读它的时候，在大多的情况下是套用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哲学来表述希望它能有一个正式的合法身份，但这种努力似乎并不不太奏效。抽象在90年代是一种“政治”，因为它是不被大多数人所接受，但在当时且有很强的精神性及视觉冲击力，它是新鲜而富有活力的。它的实质是一种个人主义自我价值观的体现。在90年代我们的文化与艺术还不能像今天这样无度地张扬个人主义，太多的集体主义价值观还在影响着很多人，而抽象艺术且率先开启了张扬个人主义的先河。当然，对于我们已经习惯了的审美、情节与描述性的绘画作品来说这时抽象是尴尬的，它的发展经历了艰难的进程，在这个历程中如于振力、孟录汀、谭平、丁乙、尹齐、白明、等，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而今天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人们生活与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个人主义广泛深入人心，这是一个国家民主与进步的基础，而在艺术领域里更是被广泛的认同。事实上抽象艺术应该是在更深的一个程度上呈现出，人类对终极自我完善的一种关怀。不应该仅仅从传统意义上的美学角度来看，因为它体现的是一种对传统审美的超越。这可能是抽象艺术的一个内在的核心问题，说起来命题是老的，但它对于今天与明天可能都是有意义的。因为社会在变化发展，人类对自我的认识与了解也是在不断的变化。所以我们只有必须不断的调整自我以适应今天的内在的情感表达，才能准确地表达此时对生活的感受。早在96年我问吴山专，我说：“今天的当代艺术与以往的艺术有什么不同？”他说：“70年代的艺术显得粗糙但有力量，今天只不过是把原有的东西做得更精致了一些。”我看也是差不多的，仅就视觉精神的独立性来说没有太大的改变。对我自己来说也存在着这样的问题。90年代是大力的抗争、粗糙的呐喊。那时许多作品还是很真实地反映了那个阶段对于文化、政治的认识。而今天自由了许多，生存的空间更广阔，少了一些压力，画起来可能更从容，但对绘画精神独立与批判的追求仍然是最大的问题。但已不知不觉地形成了一种精致，于是便很容易导致一种视觉精神的退化，进而形成了一种商业气息过浓的危险，这可能是每一个抽象艺术家所要面对的问题。关于中国式抽象我一直觉得不必过多的提倡，我始终是觉得艺术与文化的民族性或是区域性是自然形成的，一旦过于刻意的做这种东西，就很容易把自己限定在一个特定的文化情境中，而失去了广泛的理解力与判断力。前几天看到《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话，把他用在我们谈话的结尾与大家共勉吧！“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

 

 

 

 

 

 

 

 

 

 

 

 

 

 

 

 

 

 

 

   

    今日顾振清来访，真是久违的老朋友了，除身体渐胖之外一切和初识前无两样。他对自己所做的事情从来都是充满激情，回想十九年前第一次认识他时，他还是个执著于现代艺术理论的青年人。我与他的夫人都曾在沈阳教育学院教书，当时兴伟、大方还小呢！记得有天晚上杨丽和顾振清来看我，看了我的画，聊了聊现代艺术中的趣事。当时我觉得他们就认识很多人，因为杨丽调到辽宁的《艺术广角》杂志工作，常常发表一些关于现代艺术理论的文字。像王林、吕膨、张晓刚与叶永青的通信，还有刘骁纯、陈效信、贾方舟等等的文章。正好那天晚上沈加慰、王兰夫妇约我到他们家里吃饭，顾振清夫妇也和我一同去了，我们就这样认识了。

    后来顾振清组织了一系列的学术活动，几乎把国内重要的批评家都分批请到了东北，让大家了解东北艺术家及其作品。接着他又在工业大学的图书馆里作了‘普乐普画廊’，还有东北当代艺术展等等……那个年代在根本没有什么市场的情况下，没钱又没有太多人支持,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后来他又为兴伟、刘涛、张昕、叶英宇做了主题性的展览，意在推出东北年轻人，之后他就离开了沈阳到上海去发展。常说东北人厚道，但也不都是，东北的艺术界对顾振清就不太厚道。他为东北做了许多别人做不到的事，但东北的艺术界对他的要求且过于苛刻，其根源是由于东北部分艺术家的保守、不思进取、其文化意识与他不是在同一个思考的层面上。我常常对朋友说：“顾振清是做事的人。”他自己说：“做事多了就会有人有不同意见，招惹是非。”

    看了他送给我的《视觉生产》，他对我说：“这是中国唯一的一本艺术类双语杂志。”杂志做的很严肃，学术感很好！做杂志老顾倒是行家，对他来说应该是轻车熟路,言谈之中，知道他刚刚做了一个波兰的国际性的展览，并且做为主要策展人。这可能在国际的策展人中还没有过。总之，从一个外行（他是学古希伯来文的）到内行，再到专家，这一路走过来总是让我很感慨，也实在是难能可贵。倒应了毛主席那句话：“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看着朋友越走越好，为之欣慰阿！

 

                                                    易罡

                                               2008年10月15日

    又是一个深秋的好天气,午间出来晒太阳。回头一望，满地即将凋零的小草，我便猝然体会到生命的意义，一种难以名状的凄楚油然而生。我便问了张拓，人死了就再也看不到这小草了吧！我在想另外一个世界中是否也会有草？秋天的阳光？唉！好好地晒晒，享受一下今天的阳光吧！多美好呵，知足了，因为我还能体会到秋日及小草。这几天有点累，连续画了几张画，前几日给一位艺术家回一个帖子，是关于抽象艺术的。我刚好也在画，感觉到大凡能知道如何开始、如何结束的作品可能都不能算是抽象的作品（不包括冷抽象）我自己的作品常常是让我不知所措。开始时，不知道是怎样开始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是结束。虽然每件作品也有停下来的时候，但我总是感到还要再动动，再画一画，甚至有时彻底把它画坏。于是又一个新的开始了，抽象艺术好的东西在美国，日本的物派也有一些不错的东西，它是吸收了一些西方“极少”的东西，是对抽象艺术观念化的推进。能每天画画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