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史上说,用言论文章来报道内幕消息，是张季鸾的一大发明。

张颇受蒋介石尊重，据称是可以不经通报可直接见蒋的少数几个人。张见蒋时，常能听来一些内幕消息，张是报人,但去见蒋往往是以国师身份,而不是记者身份.谈话间听来的消息，觉得不便直接以新闻形式发布，这可以理解，因为新闻来源不便披露。所以张采用变通的作法，就是在社论中把这些听来的消息披露出去，或是作为言论的一个由头，或是作为文章的一个论据。

但现在把一些很重要的消息不以新闻形式发布，而是裹在言论中，也是屡见不鲜，但是，这又是基于何种考虑呢？

乌鲁木齐7·5事件后，曾在短期内出现民族对立，街头维汉两族人手持木棍，相互对峙，剑拔弩张。这番情势，在6日下午新疆最高首长王乐泉的讲话中得到证实。但是，当天CCTV和新疆卫视都没有对这一情势的新闻报道。倒是凤凰资讯台当日下午四点多有一条消息，画面上可看到街上到处是手持木棍的市民，一位妇女哭诉说，她家在新乌鲁木齐已经住了六代人了，想不到这个城市今天变成这个样子，人们竟拿着棍上了街……

这两天有空时就会看看新疆卫视,遥控器上输入“64”即可。需要补充说的是，能看到新疆卫视，这是西安数字电视整体转换后的事情，我本来对强制推广数字电视没有什么好印象的，但现在还得说声感谢。因为以前在家里看不到新疆卫视。

7·5事件，不经意间为这家电视台赚了很多眼球。

王乐泉的电视讲话全文，我就是通过新疆卫视看的。新疆卫视开始一遍又一遍播放时，CCTV对这个电视讲话还没有反应。遗憾的是，王书记和新疆台匆忙中都显得经验不足。假如王那天穿戴庄重一些，站立在国旗前面，语速更沉稳一些，讲话开头突出强调一下骚乱造成的人员伤亡，对死难者表示哀悼，别过多强调境外三股势力等等话语，讲话效果会更好。

另外，王那天不是脱稿即席讲话，而是有文字稿的，但文字有点粗了。

7·5事件中，政府比去年拉萨3·14有进步。据BBC的消息，外国记者可以自由地在街头采访。今天早上看新疆卫视的报道，国外许多媒体记者在接受CCTV采访时，都很肯定政府的开放行为。新疆自治区新闻办的负责人是位干练的女人，她强调在网络和手机通信受影响的情况下，他们特别在新闻中心为前来采访的

今天正式开始放暑假。应该有时间打理一下这里了，但我知道最近想写的东西这里肯定是发不出来的。所以还是省省吧。

最近两天给家在新疆的几个朋友都打了电话，所幸家中都平安。昨天早上S还打来电话，说那里上不了网，有时甚至发不出短信去。我平时懒于出行，到现在还没去过新疆。但是，因为有这些朋友的缘故，对那里的关心牵挂很具体。

今天还和F发短信，交换了一下看法。

罗京今天去逝了,我把博客中以前写的一篇与他有关的帖子删除。

    最近章诒和发表了几篇揭露文革告密文化的文章,舆论有一些不同看法。其中王容芬女士写《黄苗子和一代中国文化人的人权》、《黄苗子告密辨析》两篇文章，对章诒和的文章做了入情入理的批评。这个中是与非，我自然没有资格评判，但王容芬至少是在做“魔鬼的辩护士”吧——(devil's advocate)。

    昨天说了杨小凯的《牛鬼蛇神录》。细想起来，最近看了好几本坐牢者的文字。

    高尔泰《守望家园》中一大半都与坐牢有关，但他在现在举世闻名的夹边沟拼命劳作的地方，那时叫农场，不叫监狱，高尔泰们没有被判刑——他们在做没有刑期的犯人。

   《守望家园》中本来有一篇《铁窗百日》，这是高尔泰20年前真正一场牢狱之灾后的笔记，长两万余言，可惜《守望家园》大陆出版时这篇文章没被收进去。这一百天，和杨小凯和左家塘不同，也和他当年在夹边沟不同，高尔泰说：

    “当了那麽多年的‘阶级敌人’，我还没见过那些东西。也没有见过这样的独立王国和它的民族主义

杨小凯被打成牛鬼蛇神时,还只是一名高中生，那是1968年，他19岁。当时，他叫杨曦光。

1978年，杨小凯重获自由，但与许多牛鬼蛇神不同，他是刑满释放，而不是平反出狱。他的冤狱被正式平反，是1980年之后的事情了。所以10年黑牢，他是一天也没少坐。

1988年，他在香港牛津大学出版了《牛鬼蛇神录》，后来出版英文版时，书名译为The Captive Spirits(《囹圄中的精灵》).

我没有办法找到这本书的印刷版。从网友传来的电子书，是一位热心网友自制的PDF版，错别字不多，网友还配了一些反映文革的插图，算很精致了。

有网友说这是一部很好的励志书，这自然是有道理的，杨小凯的数学和英文，全赖狱中自学，当他获释时，他的知识水准，已在大学水准以上。

但我读这本书，觉得最大的收获是获得了看文革的另一个新视角。杨曦光是因为造反入狱的，文革开始后，他年轻气盛，在学校参加了造反派组织，他认为这是紧跟伟大领袖的部署，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一九六八年，他撰写了大字报“中国向何处去？”，主张国家实行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政体，主张官员直选制、官员低薪制等

   按：这是李银河女士最近在博客里发表的一篇文章，对《中国不高兴》的评论要言不烦。李银河女士近年来以性学研究而著称，由于研究对象敏感，加之媒体对她一些言论不负责歪曲炒作，李银河女士的形象变得有些模糊。很多人忘记了她是一位严肃的学者,忘记了她曾是1978年那篇《要大大发扬民主，大大加强法制》文章的重要作者。

李银河：对中国不高兴的两点评论

    看到网上报道《中国不高兴》，还没见到书，也不想看，只扫了一眼评论，据说里面骂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其中也包括王小波和我。    

    我对这种煽动民族主义的书有两点评论：

    第一，中国自1840年以来一直受外族欺负，民族主义是需要的，我们绝不能当亡国奴，中国是我们的家园，谁来欺负也不行。我们的父辈都是抗日战争中慷慨悲歌上战场的热血青年，他们做的不是把《色·戒》打成卖国主义这样无聊、荒谬、矫情的事情，而是挺身上战场，抛头颅，洒热血。如果现在有外族入侵

    前两天新闻中看到说,在外交部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向BBC记者赠送一本书和一张反映“3.14”事件真相的光碟。他说，“我鼓励你们拿出正义感、拿出勇气在你们的电视台和网站上播一播我送你的这张光碟。”

   我没有机会看到新闻发布会的现场，报道中也没有说BBC的记者是不是当场接受了秦刚的礼品——从专业规范上讲，这种接受是不能被允许的。

   但我们大致可以肯定，BBC不会像秦刚先生希望的那样，在节目中播出这张光碟。当然，你可以说这反证了BBC“没有正义感，没有勇气”。

   抨击BBC的活动，不需要我来作，因为做这种活动既安全，又显得自己很爱国，所以应者如云，我就不凑这个热闹了。而且关于西藏事件真相，我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但我想说的是，秦刚先生作为政府部门公关人员，你的公关行为是不是太不专业了？从政府手里拿到宣传材料，稍加改头换面，加上诸如“本报讯”、“本台消息”等，再加上自己大名，然后在自己所属媒体上堂而皇之播出，这的确是国内一些媒体记者常见作法。但西方像BBC这样的媒体,恐怕不会允许自己的记者这

这两天有空时翻完了一本叫《民国采访战》的书。

这是上世纪30年代纽约时报驻上海记者Hallet Abend的回忆录。订这本书的时候，总觉得这个名字很熟悉，不知什么地方看过，回来细看，原来他是日本联合社驻上海分社记者松本重治的朋友，松本重治的《上海时代》里提到过这个人。

我当年在报社时不自量力，曾想把《上海时代》译成中文，因为我和刘明华老师都觉得这本书史料价值不低。于是，我边译边找出版社，结果从北京到兰州到西安，出版社都觉得内容敏感，文中部分内容有为侵华日军张目之嫌。最终还是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出版社，我的翻译也只好作罢。不足20万字的废稿至今还躺在我的书柜里。后来，蒙复旦大学姚福申教授不弃，我把译稿中的部分内容改写成几篇文章后陆续在《新闻大学》杂志上发表。这发表了篇章中，其中有一篇是《旧上海的外国记者们》，文中有一节专门介绍这位Hallet Abend，我把名字译为“哈莱特·阿尔伯特”。现在这本书的译者把他译成“哈雷特·阿班”。“阿班”这个名字，听来到有些江湖味。

译者序开篇就摘引了松本重治在《上海时代》中介绍Hallet Abend的一大段文字，注释中说是引自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