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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说纷纭“思无邪”(2009-12-01 08:32)

《论语·为政第二》载:子曰:“诗三百篇,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杨伯峻说,“‘思无邪’一语本是诗经鲁颂駉篇之文,孔子借它来评论所有诗篇。思字在駉篇本是无义的语首词,孔子却引它当思想解,自是断章取义。”杨伯峻的翻译是:“诗经三百篇,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思想纯正’。”(见《论语译注》p11)

 

南怀瑾把“思无邪”解释为“人不能没有思想,只要思想不走歪曲的路,引导走上正路就好。”(见《论语别裁》p71)南怀瑾又用“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来补充解释“思无邪”:“‘诗三百篇,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那句话,同时也是上面‘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注解。一个人,尤其关于现实的思想,不要太不守本分。不守本分就是幻想、妄想,徒劳无益的。”(《论语别裁》p677)

 

李泽厚说,“思是语气助词,不作思想解,邪也不作邪恶解。”他赞同近代学者郑浩的解释:“夫子盖言于《诗》三百篇,无论孝子忠臣、怨男愁女,皆出于至情流溢,直写衷曲,毫无伪托虚徐之意。”因此,李泽厚的翻译便是:“《诗经》三百首,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不虚假。”(《论语今读》p50)

 

李零从《鲁

曾仕强近期在央视10频道的百家讲坛讲《易经的奥秘》,引起很多人的关注。百度的“百度贴吧”里面有“曾仕强吧”,基本是曾仕强的粉丝的集散地。也有些论坛里不乏对曾仕强的批评,认为他的东西非常腐朽——跟“先进文化”完全是两回事,居然可以在央视这样的地方大放厥词;也很啰嗦——半天讲不到点子上,这样的人不知道怎么就成了“中国式管理之父”。

 

我倒不认为央视就不可以找曾仕强来讲易经。央视的百家讲坛,本来就是一个普及型的文化课堂,跟凤凰的“世纪大讲堂”一比较就清楚。“世纪大讲堂”一般都安排在大学,座下多是年轻的学子,一期讲一个话题;百家讲坛座下多是老人,一些是“听讲专业户”,讲的也都是长篇。当然“世纪大讲堂”的定位要高端一些,百家讲坛的定位相对低端一些,倒成为它走红的一个秘诀,易中天、于丹等人都是一入龙门身价倍增,世纪大讲堂就没有捧红任何人。不过如果要论及知识和思想的价值,我以为世纪大讲堂要高出非常多。

 

百家讲坛既然可以请易中天讲《三国》、于丹讲《论语》,当然可以请曾仕强来讲《易经》。至于是不是“先进文化”呢?这个话题可以多说两句。其实“文化”跟“文明”最好分

《论语》开篇他们说(2009-11-24 09:43)

手上有几本谈《论语》的书。一本是杨伯峻的《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12月第二版。一本是南怀瑾的《论语别裁》,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9月第一版。一本是李泽厚的《论语今读》,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10月第一版。还有一本是李零的《丧家狗——我读论语》,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5月第一版。有时把它们比对着看,有些意思。

 

比如,《论语》的开篇是《学而》的第一句话:“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杨伯峻的翻译是:“孔子说,学了,然后按一定的时间去实习它,不也很高兴吗?有志同道合的人从远处来,不也快乐吗?人家不了解我,我却不怨恨,不也是君子吗?”

 

南怀瑾先讲,其实学而时习之是很苦的,有朋自远方来是很烦的,别人不了解自己,在心里是很怨恨的,这才是人之常情。然后说,儒家的学问不是指知识或者文学,而是指作人好,做事对,而且是绝对的好,绝对的对,这才是学问。学而时习之的,是作人和做事绝对要对的这个学问。一个做这样的学问的人,要耐得住寂寞,要明白“有远方”。这个“远”字,一是形容知己之难得,二也是指时间上的远处,比如说500年那

福岛庆道说禅(2009-11-17 10:36)

忽然又翻到《禅是无的宗教》(宗教文化出版社1997年4月出版)这本书。它的作者福岛庆道(室号更幽轩)是生于1933年的日本和尚。书分七章,第一章《禅之心》,第二章《禅之道》,第三章《禅之修行——行云流水》,第四章《话说两位师傅》,第五章《玄沙三种病人》,第六章《禅是无的宗教》,第七章《今日抄——更幽轩随想录》。书的前六章是演讲集,最后一章是在《京都日报》上发表的随笔。集子是为纪念福岛庆道自己六十寿辰而出版的。

 

上周日跟几个朋友聊天,大家说到中国应该学习日本。我认为这个说法有道理。原因之一是:日本的很多情况跟中国相似,但又早走了一步甚至不止一步,所以特别有借鉴的意义。这本书里很多地方都可以读到类似的消息。比如,在一切向钱看的风潮鼓动之下,日本也曾经可以花钱买僧位。我到寺庙去,有时也会听到和尚在炫耀他们多么有钱。除此之外,我们这里崇拜钱之外,还崇拜官,听说和尚也有级别……福岛庆道认为类似这样的情况,表明“心”受到了忽视。他非常赞同汤因比的观点:二十一世纪将是所谓“宗教的世纪”、“心的世纪”。

 

福岛庆道讲禅,说它是以“心为中心”的佛教。著名的禅话“达摩安

索引《王绍培的菜园》

 

注:

1. 娱乐方面的文章大部分未收录;作者声明为命题文或垃圾文的也未收录。

2. 以博客发表时间为经,以涉及作品和人物为纬,以开头首字母从A—Z次序梳理。

3. 整理范围从2007年11月至2009年8月中旬的博客文章。

 

作品

【A】——————————————————————————

《爱情底三部曲》08-11-02  09-03-19

《爱上浪漫》09-03-17

《阿麦迪或脱身术》08-09-16

《奥瑞斯忒亚》08-05-12

《安娜情欲史》08-01-09

【B】——————————————————————————

《波特贝罗女巫》09-07-26

《编辑病》09-07-05

《别闹了,费曼先生》09-06-20

《柏拉图灵丹》09-06-16

《殡葬人手记》09-03-24

《霸王别姬》08-12-02

《百科全书》08-11-02

《布尔乔亚——欲望与消费的古典记忆》08-07-01

《布拉格之恋》(电影)08-02-13

《北欧现代诗选》07-12-24

【C】———————

某刊之十问读书月(2009-11-13 13:12)

1、 深圳人为什么跟读书“死磕”上了?而且读书月一搞就是十年?

答:确实,一个活动,能够持续搞十年,甚至看起来还会长期搞下去,这样的事情在深圳并不多见。事实上,主导读书月的人有一个明确的意识,那就是要把读书月这样的活动搞成一个“新的传统”。既然是传统,那就要不断地搞,长期地搞,也就算所谓“死磕”。
当初之所以会搞读书月,大概有如下的原因:一是“文化沙漠”的情结,让很多深圳人不服气,要迅速改变深圳只能搞经济、不会搞文化的印象;二是一些主导读书月的人,有理想主义的情怀,他们想在深圳这块土地上做一些事情,包括文化实践;三是他们要为深圳这个新型城市奠定一些文化的基因,以避免这个城市将来流于鄙俗的命运;四是他们也要为热爱文化和阅读的人,营造一个好的环境和氛围。至于为什么是读书月活动而不是别的,那当然是读书活动的门槛比较低,相对容易铺开,又确实有益于广大市民。
客观而论,有人主导跟没有人主导,有人“死磕”跟没有人“死磕”,效果还是非常不一样的。

 

2、 谁在“死磕”读书月?谁在真正意义上陷入深圳读书月?

答:读书月活动的

明星广告(2009-11-12 16:13)

侯耀华最近有点烦。他做的那些虚假广告被点名之外,还有一些个人墙倒众人推,到法庭起诉他。侯耀华一度嘟嘟囔囔地说,为什么只有我被点名呀——委屈得跟余德利似的——他貌似问得不无道理。很快,赵忠祥老师也被点名了。侯耀华这下子应该心理平衡了,好歹有一个著名的来陪绑。

 

事后说起来,明星做广告,说是有很多法律规定。但我想他们应该根本就不会去管什么法规。他们大概会这么想:难道真的有人会依法行事吗?这是其一。其二,在他们眼里,拍广告跟拍戏大概也没有什么区别,本子是有人写好的,他们出面摆弄几下,拍完,收钱,就算完事了。

 

如果他们还能想到第三条理由,那就接近广告学的专业常识了。找一个大众熟悉的脸跟某个商品挂钩,其实不过是为了方便记忆。天天见这张在说什么,就是不想记住也被强迫着记住了。这是明星被人找到出来做广告的深层原因。越是脸熟的人越有人来找,越是广告做得多月是脸熟,对一个明星来说,这简直是良性循环。

 

谁知道在我们这个信誉很缺乏的国度,善良的老百姓很容易在明星身上寄托自己对信誉这种东西的相思。既然脸都那么熟了,应该不是坏人吧?应该不会说谎话

答某报记者问(2009-11-12 13:12)

说说你都读什么书?怎么读?

 

答: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搜罗了一些枕边书,有《女儿情》(因为是马家辉送我的),顾城的《英儿》(想起它的语言很特别,重读),《娱乐至死》(写一篇文章要用到,重读),北岛和李陀主编的《七十年代》(不久前在当当网上购回),巴拉什的《水与梦》(一本怪异的书),龙应台的《目送》(新书,很容易读完),宗萨钦哲仁波切的《见地与修道》(他的《正见》也很好,重读),毕佛的《恋酒事典》(非常有意思的一本书),波德里亚的《冷记忆》(我偏爱格言体的书)。


我读书的问题很多。比如说读书没有系统,常常是兴之所至,东看一本,西看一本,一本书没有读完,又开始读别的书了。因为在深圳商报的文化广场版上有一个专栏“书游记”,所以,每周都要写一篇跟书有关的文章。但很多书只能是快速地浏览,不可能精读,我把这样的行为称之为“摸书”,现在常常只能是摸一下书而已,书实在是太多了。还有很多时候不是读书而是用书,想到一个什么话题,就去查找翻阅某书,找书花费的时间很多——常常因为一本书找不到了而心情不好起来,总是希望曾经有过的书都一直在手边或者书架里,几乎是

肚脐眼都有表情(2009-11-11 11:20)

林怀民的舞蹈强调中国人编、中国人演、中国人看。但是,印度的《宝莱坞商人》就不是这样。

 

最大的一个不同是:不限于印度人看。上个月他们就跑到中国来巡演。至于过去,全世界的很多国家他们都去了。

 

《宝莱坞商人》也是印度编、印度人演,印度的味道十足。这里我就要说到两者的第二个不同。如果说林怀民的舞蹈走的是极简的路子,那么,《宝莱坞商人》则是杂多。

 

当然,很印度风不用说。但是,他们讲的是英语,结尾时大跳迪斯科,其实很多舞蹈动作都不那么印度,吸收了很多西方音乐舞蹈的元素。之所以还那么印度风,只能说他们融合得巧妙。

 

这年头需要杂多。杂多也是我们当下生活的一种本相。一杂多,就没有什么架子,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宝莱坞商人》到了深圳,深圳会让演员入乡随俗说一点点汉语单词,拉进跟观众的关系。杂多可以接纳很多不同的东西进来。

 

而另一方面,那天在深圳大剧院演出前,林怀民一番具有训导意味的话,虽然刻意讲得温婉,但越发给人一种盛气凌人的感觉。谦逊包裹的傲慢往往显得格外傲慢。他的极简风格,情不自禁地就要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