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也写过《西方的智慧》。罗素的那本大致上是讲西方哲学思想的来龙去脉。阿德勒的这本《西方的智慧》（吉林文史出版社１９９０年６月版）不限于哲学，更涉及到宗教、政治、社会、教育、科学、美学、伦理等等，但把侧重点放在关键词上。

莫蒂默·阿德勒是芝加哥大学哲学所的所长，第十五版《不列颠百科全书》编委会主席。他５０岁那年，也就是１９５２年跟人合作编辑了５４卷本的《西方世界的伟大书籍》，１９７７年７５岁时又与人合编了《西方伟大思想宝库》，他主张通过阅读西方世界的伟大思想进行教育，换言之，阿德勒最显著的成就在教育方面吧。

《西方世界的伟大书籍》出版后，阿德勒在芝加哥的报纸开设专栏，回答读者的问题，采取一问一答的形式。我们现在看见的这本集子，就是这些专栏文字的结集。这个专栏涉及的都是关键概念或者说伟大观念——诸如真理、知识、科学、宗教、公民、法律、自由、平等、爱、美、文化、文明等等——我们或者因此要慨叹美国读者的水准之高，形上的兴趣这么浓厚，但这其实恐怕是经过了剪裁的缘故。

很多源自西方的观念现在已经“普世化”了。比如说什么是真理，真理就是思维跟客观相一致，

焦虑
前些天在书城会。主题是读书月的事。孙振华兄坐我边上开小会，说，深圳人有一种不读书的焦虑，看见别人不读书，就很焦虑。这个焦虑有没有道理？我马上附和：现在多谈读书，不大谈不读书是不是可能或者可以……为什么不想想其实很多人不读书，一样建功立业？而很多饱读诗书的人却沦为庸常之辈。

零层面
开平少女不反抗，甘于受虐，很多人震惊。齐泽克说集中营里的穆斯林是“活死人”，处在人格的“零层面”，“他们是没有符号性真理的实在界原点”，无法把困境“符号化”，“无法把他们的困境组织成有意义的生命叙事”。开平少女处在人格的“零层面”吗？是活死人吗？情形其实不一样吧。

白板
传统的教育实际上是视小孩的大脑为白板，所以，背诵经典相当于安装一些操作系统，先不管懂不懂，死记硬背了再说，将来就无须乎时时翻书，因为都已经预先装进脑子里了。对小孩，强行灌输大概是有必要的。

中庸
《中庸》类似《老子》，都是格言式的文本，都是极简主义，都是广大悉备。所表述的全是结论，而不论

北京的国家大剧院像枚“蛋”，奥运主运动场像个“巢”，央视的大楼像“鸟”，虽然它们分别出自法国、荷兰和瑞士的设计师之手，但却合逻辑的组成了一个现代建筑中的“禽系列”。

“鸟”马上就会被启用，“巢”则是这届奥运会最主要的演出平台。“蛋”则由于最近上演了有色情嫌疑的芭蕾舞而引起关注。“蛋”一直充满了争议——我们还记得当初这个建筑方案遭遇到强烈的质疑，但安德鲁笑到了最后。

安德鲁的方案能够最终胜出是一个耐人寻味的事件。大概不能说这里缺少“民主”，大概不能说这仅仅是“长官意志”。事实上他的设计同样得到许多建筑名家的认可甚至“力挺”。

为什么是安德鲁的方案被选中？我以为惟一正确的解释是，那些参与投票的人，以及更多没有投票机会的人，他们其实是在寻找一个建筑的奇迹。从一开始他们就清楚北京需要的并不仅仅是一个歌剧院，而是一个“世界第一”的东西，是新北京的标志，是纪念碑式的传世之作。

中国人尝笑美国的历史短浅，印度人没有时间概念，这确实是因为我们自己有记录的历史十分悠久。或许应该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害怕遗忘的民族，因此也是最重视记忆价值的民族之一。各个朝代是那么热衷记录自己的几乎一切，各个家族也不例外。一个中国人活在世上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他绵延了他的家族和祖先传递下来的生命线索和记忆线索。当然，尽可能长久的在时间中存在下去也就是我们的职责和宗教，而我们也通过对历史上的那许许多多桥段不厌其烦地重温和排演告慰自己的先人，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和追忆中，他们获得了另外一种生命。这个生者最乐于举行的仪式，另一方面其实也是在启示后之来者，即使肉身无法战胜时间，不朽于后世的口耳相传当中仍然是可能的。

于是我们也就成为世界上最有“历史癖”的一个民族。树荫底下“讲古”一直是民间极为盛行的一种文化活动，央视的百家讲坛则是一个现代化了的“讲古”场所。如果说，很多民族的文化把归属指向未来，我们的文化则似乎是把归属定位于历史的。我们的眼睛看着历史，我们的历史癖由来已久于今为烈，但中间有过一个显著的变化

读王云五的《我怎样读书》（辽宁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１月出版）是件愉快的事情，因为书里主要的两部分——读书和养生——也是我感兴趣的。

一个最终活了９１年的人当然有资格谈养生。这本书里最早的一篇文字是１９４０年写的，其时王云五５２岁。在这篇文章里，王云五说他的生活像牛，像牛一样无所谓美食不美食，基本上有胃口就吃，没有胃口就不吃。他又像牛一样不讲究睡觉的场所，即使被臭虫噬咬，也能安眠。他还像牛一样劳作，每天工作都在１４小时以上，而且没有休息日。他总结自己的生活哲学就是“顺自然”。

有篇应该是晚年的文字里，王云五还是坚持他的“顺自然”的养生观，肠胃不好就绝食两三天，头天吃多了第二天必定减食，决不饱食，也不服用补品，但注重吸收阳关、空气和水分这些天然的补品。他多年早睡早起，基本跟太阳同步。他惟一的运动就是散步。他推崇爽朗的大笑所具有的健康效果——是不是没有这种朗笑的人就不能长寿呢，那倒也不一定。王云五的养生跟今天的很多人比起来，基本

“不来梅”咖啡馆听上去那么容易消失……
落地的玻璃窗正向着振华路某一部分街景。
阳光灿烂或是刮风下雨她都在座位上，
“做一个落地玻璃窗后面的女人”是多少女人的梦想。
因为那种暧昧的透明，被看见或者看不见的可能性？
总之她在那里度过整个下午，或者上午，或者晚上，
翻翻书，或者掩卷冥想，或者是接见想见到她的男孩。
或者轻言细语地打一通漫长的电话，
描绘经过窗户的人，高矮胖瘦，花红柳绿。
有时说到蓝天和云朵，也因此浅笑或者哽咽。
有时一点点地、艰难地捕捉窗外树影中阳光的那种跳跃的斑驳，
那时她还不知道她竭力要捕捉的其实是风。
而现在她不知道“不来梅”咖啡馆已经消失，
“不来梅”咖啡馆早就消失，连同振华路街景的一部分。

2008年7月20日星期日

行走时他常常感觉到道路两边是欢呼的人群，
于是他把脚步放缓，神情肃穆，轻轻地挥动手臂。
他天生斜视的眼睛也许适合检阅部队，眼神永远在别处，
却不适合坐在冬天的椅子上跟某个女人谈话，或者是谈情。
在深圳的日子里他活在想象里，虚构的情节丰富个人的编年史。
后来他离开了，后来又去了北京，我偶尔听到他的故事，
听说他跟一个摇滚歌手泡在酒吧里，
又听说他因为强奸女人被判入狱七年。
（当我转述这个传闻，那个美女娇声道，哇，这么棒
我不知道她赞美的是他哪一部分……）
当然，岁月终归比刑期更长，于是他又成为一个画家，
并选择在东莞办画展，给贺博士打电话，告诉他：
“呵，东莞真是个好地方，现在我的画每幅卖两千”

2008年7月20日星期日

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资源配置和文化生产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之所以有意思，是因为这个说法其实是似是而非的。首先说全球化。我们都喜欢说全球化，我们好像时常感受到全球化，但其实我们所谓的全球化，到底有多“全球”，又有多“化”呢？仅以电影而论，我们看见影视产品，多半是美国的，加上一些英国、法国的，再加上一些韩国和日本的。偶尔，因为某个第三世界国家的作品入了美国人或者是法国人的法眼，就在我们这里走红一阵子，比如说过去的伊朗电影。现在很少引进印度和巴基斯坦电影了，整个东南亚有没有电影生产，我们是不知道的。西班牙的电影现在也几乎见不到。德国的电影也很少。巴西、墨西哥没有电影吗？整个非洲没有电影吗？其实都被遮蔽了、省略了、忽视了。这样一幅残缺不全的图景，就被我们说成是全球化，说来说去其实就是美国加上欧洲的一部分，再加上韩日，这很不全球。

再说全球化下的文化也很成问题。这个判断是紧接着上面的全球化图景而来的。全球化的电影为什么那么不全球，原因之一就是，在这个图景当中，作为文化产品的电影真的有什么位置吗？不如说有位置的其实是作为商品的电影吧？除非你是商业，是商品，是有市场也有竞争力的

古代文人最让人羡慕的一点是他们占据的空间，比如他们常常拥有一座后花园。如果说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座后花园，那大抵上是不会有错的。

任何时代个儿大的都有从容优悠的位置。设想自己如果生在另一个时代就将会如何如何，这固然是美丽的，不用说也是幼稚的……至于即使是当代个儿最大的也未必会有、或者不必有一处拙政园，那是另一个话题了。

在建筑的功能上，园林既没有公堂的繁文缛节，也没有家庭的庸常琐碎，它几乎是逃避的或者说是出尘的。现在一些人把深圳比喻为香港的后花园，又或者把龙岗比喻为深圳的后花园，逃避的意思多少有之，出尘的意思则无。

那么，在一个遍布了园林遗址的城市生活又将如何呢？比如在苏州那样的城市，恐怕不见得就有什么特殊的满足感，充其量梦游起来比较方便一些罢了。比如车前子的这本《品园——良辰美景奈何天》（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１月出版）就是一个苏州诗人梦游的产物。我喜欢他用这样的口吻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