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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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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6-16 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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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

分类: 学界之争

中央党校培训部上周举办读书讲座,分别由中青一班两位学员主讲,一位是中国工商银行江苏分行行长刘金,他讲《中国是部金融史》;另一位是中信出版集团董事长王斌,讲的是《千年金融史》。我写这篇文章不是要评论他们谁讲得更精彩,而是想就他俩一个有分歧的观点谈自己的看法。

那天刘金行长开讲就说,“金融其实很简单”。他从中国的货币起源、历史变迁,讲到货币对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的影响。线索清晰,娓娓道来,听来让人感觉金融确实不复杂。而王斌却明确表示不赞成刘金,他从全球视角就金融如何创造文明,从5000年前讲到21世纪,最后得出结论说,金融是一门非常复杂的技术,并不简单。

王斌话音一落,台下顿时哗然。跟着是交流互动环节,听众纷纷提问,两位主讲人彬彬有礼,答得明确,也答得幽默,可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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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6-09 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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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

分类: 学界之争

时下国内经济“过剩”与“短缺”并存,政府提出不仅要“去库存”,同时也要“补短板”。关于去库存我曾在本专栏写过文章,这篇文章将重点讨论怎样补短板。围绕两个问题展开:一是目前国内经济“短板”何在?二是由谁来主导补短板?这两个问题相互有关联,为分析方便让我分开说。

国内经济“短板”在哪?对此学界见仁见智,至今尚无一致的看法,甚至对同一产业,也往往有两种相反的判断。说来其实也不奇怪,长短本来就是相对的,若不作对比,也就无所谓长短。读者想想,今天长线产业与短线产业并存,要是通过去产能让“长线”不再那样长,那么原来的“短线”是否也就不会再那么短?

还有一个原因,是看问题的角度。角度不同,判断也会不同。比如某产业从国内看供给短缺,但从全球看却可能是过剩;或者近期看供给不足,但长远看,比如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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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6-02 0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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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

分类: 学界之争

最近学界关于降成本的文章多,关注点大致集中在两方面:一是怎样降企业内部成本;二是怎样降企业外部税费。对降企业内部成本,我不可能比企业家高明,没有多少发言权;而对怎样降企业税费,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已讲得够清楚,也用不着我重复。

我写这篇文章,是自己多年来一直有个想法,认为降成本除了以上两个途径,还有个办法可以一试。不过我想到的这个办法在操作上有些麻烦,要不要写出来之前一直举棋不定。这些天权衡再三,觉得还是应该写。其实,学者写文章只是提建议,最终拍板的是政府,基于这样的考虑,我这里姑妄言之,决策者就姑妄听之吧。

日常生活中,人们谈论的成本大多是财务成本,如固定成本、变动成本、总成本、平均成本等。而经济学讲的成本却不同,是指机会成本,即作一种选择而放弃其他选择的最高代价。两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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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4-06 1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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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

分类: 学界之争

    我曾撰文说过,投资、消费、出口并不是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三者合起来是一驾,其中消费是马,投资是车,出口是车上的物品。若这样看,则投资就要以消费为牵引,消费如果不增加,增加投资无疑会增加库存或产能过剩。于是这就带出了一个问题:投资由消费带动,而消费由什么决定呢?

古典经济学的回答:消费由收入决定。是的,从亚当.斯密到马歇尔,大多经济学家也都这么看,认为消费是收入的函数。平心而论,古典经济学的消费函数不应该错;而且从事实观察,生活中收入决定消费的例子举不胜举。李嘉诚的收入高过我,他的消费也肯定高过我;东部地区居民的收入高过西部居民的收入,前者的消费也明显高于后者的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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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3-31 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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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

分类: 学界之争

上世纪70年代兴起的供给学派,影响至今仍如日中天。然而令人奇怪的是,该学派并没有足够份量的代表作。据我所知,供给学派发端于万尼斯基的《世界运转方式》和吉尔德的《财富与贫困》,可这两本书今天似乎早被人遗忘了,倒是拉弗当年画在餐巾纸上的那条抛物线却流传开来,而且被学界称为“拉弗曲线”

拉弗曲线所以能够流传,一个重要原因应该是它简单直观。该曲线说:当税率低于一定限度,提高税率能增加政府税收,但若超过这一限度,再提高税率会使政府税收减少。何以如此?拉弗的解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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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3-23 17:08)
分类: 学界之争

时下学界有一流行观点,认为李嘉图当年提出按比较优势分工的理论已经过时。10 多年前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就曾听人这样讲过,不过当时我以为只是那位教授的一家之言,没有特别在意。最近研究产业升级问题查阅文献,才发现国内持这看法的学者不少,甚至有人危言耸听,称李嘉图的分工理论是“比较优势陷阱”。

    读过多篇有关“陷阱”的文章,理由大同小异,皆说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力成本低,若按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发展中国家应生产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这样在与发达国家贸易中虽能获益,但由于发达国家生产的技术与资本密集型产品附加值更高,发展中国家实则处于不利地位。长此以往,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会越拉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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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3-10 08:27)

学界对产业升级有两种解释:一是用高新技术改造提升现有产业;而另一解释是产业重心依次从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对以上两种解释,我赞成第一种。严格地讲,产业重心转移属结构升级而非产业升级。产业升级有两个前提:一是产业保持不变;二是生产效率或产品附加值要提升。否则,就不是产业升级。

举农业的例子。众所周知,人类早期农业刀耕火种、广种薄收,生产效率极低;后来随着犁、耙等手工农具的出现,生产效率逐步提高。直到17世纪工业革命到来,机器的发明推动了机械化农具的采用,农业才真正得以升级。不过到19世纪末,农具的自动化程度虽不断提高,但种植技术却未有大的改进,故此前的农业被称为“传统农业”。进入20世纪后,生物技术开始应用于农业,于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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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3-09 08:45)

对“创新是发展的动力”我深信不疑,可近段时间却总在想:既然创新是发展的动力,那么创新本身的动力由何而来?绝非多此一问,前不久在一个座谈会上有科技部门的官员也说:体制创新与科技创新如同汽车的两个轮子,当务之急是要解决好创新的动力问题。

一语中的,这位官员点到了要害。是的,若不是创新动力不足,中央何必三令五申鼓励创新呢?不过仔细推敲,该官员的结论虽然对,但把体制创新与科技创新比作汽车的两个轮子未必恰当。其实,习近平总书记有个比喻更精辟:“如果把科技创新比作我国发展的新引擎,那么改革就是把这一新引擎全速发动起来的点火系。”言下之意,是说科技创新需要体制创新去推动。

我写这篇文章,正是要讨论科技创新与体制创新的关系。更确切地说,是要探讨怎样通过体制创新增强科技创新的动力。要回答此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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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2-26 09:08)

近来学界对国企“去行政化”的呼声很高,矛头直指国企行政级别。其实三年前中国铁路总公司组建时就有人对其定为正部级提出过质疑。而我当时撰文回应:别的国企有行政级别为何铁路总公司不能有?铁路总公司要是没级别,铁道部撤分后的官员何以安置?

这是我三年前的看法。我现在认为,安置政府分流官员只是给国企定级的一个理由,背后其实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原因具体为何我暂不说,让我们先讨论下面三个问题:第一,国家当初为何要给国企定行政级;第二,国企有行政级是否就一定是政府的行政附属物;第三,凡事有利有弊,取消国企行政级别的利弊如何评估?

对第一个问题,我的回答是与中国的国情有关。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一穷二白,加上西方又对我们搞封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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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2-12 15:22)

最近中央党校中青二班几位学员从怒江考察归来,写出研究报告送我,题目是《怒江脱贫攻坚的重点、难点与对策》。报告有案例、有数据,逻辑井然,文字行云流水。是难得一见的好文章,但愿能引起当地政府与有关部门的重视。

也是有感而发,这里我想就报告所提到的“搬迁扶贫”问题作进一步的讨论。怒江地处西南边陲,又是大山区,为帮助农民脱贫,年初怒江州政府启动易地搬迁计划,全年共投资18亿元,将山上9000多户农民迁到了山下。照理这是一件好事,可有的农民似乎并不领情,据说已搬下山的农户现在不少人又想搬回山上去。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难道真的有人安于贫困不成?

我未到怒江实地调查,个中原因不敢妄加猜测。不过十年前我在内蒙也曾见到过类似的情况。当时全国新农村建设风生水起,内蒙某旗政府也拿出大笔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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