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也怪，这题目最近一直在我脑子里萦绕，挥之不去。去年夏天赴延安干部学院学习，当时就想就“口号”问题写文章，可考虑话题敏感，思之再三终于未下笔。最近赴几个省市调研，所到之处各色各样口号不绝于耳。本来听多不怪，然而有些口号与经济有关，而从学术角度看，我认为可推出有价值的含意，值得写，也应该写。
所谓“口号”，通俗地说，就是便于口头传播的号召。人家西方国家是否有口号我没研究过，不敢妄言；不过即便有，我想也绝不会像中国这样多。国人提口号本领一流，无论政府还是社团，但凡做大一点的事情，往往都要先提口号。我不反对口号；也不否认口号有动员功能。但换个角度想，人们所以提口号，那一定是指某项事情难办，需反复强调，否则若是手到擒来，提口号岂不多此一举？
而我的问题是，既然事情难办，提口号会管用吗？说我最近思考的几件事：首先是关于干群关系，中央一直强调“干部要密切联系群众”。作为一个口号，我理解有两层含义：一是说干部容易脱离群众；二是指当下脱离群众的现象很普遍
我加入经济学界，若从1979年上大学起算，迄今正好30年。其中前10年是念书，本科与研究生皆就读于中南财经大学；1988年投入中国人民大学宋涛教授门下，1991年7月博士毕业后进中央党校任教。从学术经历看，从校门到校门，平淡加简单，也就是人们所说的那种“两门学者”。
曾对朋友说过，我选经济学做职业是无心插柳、误打误撞。从小生活在农村，父母目不识丁，学业上他们不可能给我建议；而上大学前，我自己也对经济学全然无知。于今回顾，当年选择学经济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以为学经济能挣钱。小时候家里穷，常吃不饱饭，穷则思变，故考经济系就成了首选；再一个原因，就是此前我曾在乡下当过会计，算盘打得好，自以为有点学经济的基础。无知者无畏。就这样，我懵懵懂懂地踏进了经济学的门槛。
所幸的是，我运气算不错。我的母校当时虽不是什么名校，但学术氛围却非常好，经常举办学术讲座，几十年过去了，有些讲座我至今还记忆犹新。进大学不久，系主任杨怀让教授给全系师生作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报告
中国近五年粮食增产，对城市居民毫无疑问是利好，可这对农民兄弟却不见得是好消息。想得到的：粮食多了，供大于求，结果必是卖粮难，粮价下跌，增产不增收。而眼下我的担心是，政府为避免谷贱伤农，会再度推出粮食保护价。笔者赞成保护农民利益，然对保护价却不敢苟同。此举虽可解燃眉之急，但绝非长久之计。可取的法门，当是调节粮食供求。说得直白些，政府与其花钱高价购粮，倒不如拿钱支持部分农民休耕。
站在经济学角度看，粮食作为商品，必有一个供求平衡问题。我们通常讲经济规律，这是基本的规律。所谓按经济规律办事，绝不能离开这一点。当然，经济学也承认粮食的特殊性，但这种特殊性，也是在供求平衡的逻辑限度之内才能被承认。为说明此点，不妨引入两个经济学概念，即供给弹性和需求弹性。一般来说，当价格上升（降低）时，供给会增加（减少）。供给增加的比率（减少的比率）除以价格上升（减少）的比率，即为供给弹性。
举个例，小麦的价格由1元/斤上升到2元/斤，产量由100万吨上升到了150万吨，那么，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平民百姓受苦遭罪是实话。迷途当返，做错了事当然要总结。但想不到的是，人们竟会把矛头直指经济学家。今年早些时候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说，新自由主义是全球金融危机祸首。而上网搜索，对经济学家的批评铺天盖地。上月赴美参加“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学术会议，美方主题发言人费能文（James.Feinrman）教授也说，新自由主义对金融危机难辞其咎。
究竟是怎么回事？曾几何时，新自由主义一度如日中天，然而风水轮流转，今天又千夫所指成了众矢之的。难道真的是她给全球经济闯下了大祸？借这次赴美开会的机会，我拜访了美国财政部、世界银行、高盛、花旗集团等多家机构。一路访下来，大家说东说西，莫衷一是。不过那天与刚卸任的美国前商务部长古铁雷斯先生共进晚餐，他的观点倒明确，认为发生金融危机与新自由主义无干，并对奥巴马政府当下的贸保政策表示忧虑。
还是说我的观点吧。美国此次发生金融危机，我的看法，根本原因还在政府监管缺位。有人说，金融危机是源自人的贪婪，这样解释不能算错，人
上周赴美参加“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研讨会，开会前一天，经乔治城大学安排，我们拜访了美国贸易代表处。此机构离白宫仅数百米，办公楼看上去却不起眼，旧而普通。可别小瞧了这地方，据说所有对华贸易政策就在这里酝酿。那天美方出面的是三位助理代表，其中蒂莫西先生（Timothy
宾主见面客套话不多，美方先是介绍金融危机对美国的影响，给我最深的印象，是金融危机已令100万美国人失去了工作，100万个家庭失去了房子。对这些美国人的境遇，我当然表示同情。然而蒂莫西先生话锋一转，说此次金融危机与美中贸易持续逆差有关。他埋怨中国人过于节俭，对美出口多、进口少；批评中国政府管制人民币汇率。所以为改善美中贸易收支，他建议应让人民币汇率大幅升值。
中美贸易的口水战，并非始于今日，由来已久是老话题，而蒂莫西先生提出的诸多批评，也早在我意料之中，不奇怪。其实，我们也是
转眼又到年中，时间近半，对今年的GDP能否“保八”，想不到学界至今还有争议。前几天参加全国工商联召开的经济形势分析会，有学者说，今年的GDP增长到不了8%，只可能在7%-8%之间。言之凿凿，加上大量数据与图表，由不得你不信。可对此我却不以为然。实话说，对保八我历来看得轻，认为不是重点。不过既然这么多人关心，这里就说说我的看法吧。
中国经济增长今年到底能否“保八”？之前我未写文章，所以按兵不动,原因是觉得这场争论意义不大。为何一定要保八？多数的解释，是当前就业压力所逼。据说GDP增长若低于8%，则会有大量的失业。果真如此吗？我看不一定。一般说，GDP增长有可能增加就业，但仅是可能而已。比如经济若靠劳动密集型企业拉动，GDP增长可推动就业无疑问；若是靠资本密集型企业带动，GDP增长即便达到8%，对扩大就业也未必有助。
当然不是说GDP无足轻重，我的意思是，经济增长率与就业并无必然联系，人们大可不必再为能否“保八”争来吵去。其实，“8%”就是一个数字，在当今体制下，数字出政绩，政绩
最近几年，政府三令五申一直要求调结构。之前的宏观调控有保有压，目的在调结构；这回碰上金融危机，经济不景而转产代价低，于是政府又要求调结构。结构失衡当然应调整，没有人会反对；而分歧在结构由谁来做主调。是由政府调还是由企业调？最近看报纸，多数观点是主张由政府调，据说理由是市场会失灵，政府不出手结构理不顺。
说市场会失灵是对的，但说它是结构失衡的原因我不同意。不错，企业要追求利润最大化，高回报的项目谁都会想上。市场瞬息万变，而厂商很难掌握充分的信息，需求变了，生产却不能马上转，于是供大于求，生产往往会过剩。然而这与结构问题无关：有的产业发展过头，有的产业发展慢，这绝不是市场的错。相反，我认为是政府缺位或干预不当的结果。
不是吗？前些年，政府说基础设施薄弱。可基础设施薄弱是谁的错呢？据我所知，基础设施中多数都是公共品，公共品原本就该由政府投资，政府投入不足而造成短腿，这明明是政府缺位，我们怎能怪罪于市场失灵？近几年煤电油短缺，政府说是高能耗产业发展
国家推行“林权改革”，江西是策源地。这几年我去江西少，对“林改”关注不多。不过有同事几年前曾赴江西调研过，我也读过他们的研究报告。实话说，对林权改革的方向，我从没怀疑过。所谓“山定权、人定心、树定根”，意思是说把“林权”界定给农民，放权于民则人心稳定，农民会对山林倍加爱惜。这样讲，理论上不应该错，至少我看不出有什么纰漏。是的，天下哪有人不爱护自己的私产呢？
然而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前几天赴上饶讲学，顺便到横峰县葛源镇考察，发现有个现象令人费解。事情是这样，三年前葛源镇实行“林改”，随后集体林场解散。原本以为，农民拿到“林权”后会爱惜山林，可想不到，有些农户却将自己山上的用材林一砍而光。而面对大面积砍伐，政府只能干着急，管不了。因为林权归了农户，农民享有处置权，砍伐自由，何时砍、砍多少都是农民的事，政府想管却师出无名。
在葛原镇政府办公室，曾与镇党委书记苏卫东同志一席谈。我问农民为何会砍树？他答是农民讲实惠、急功近利。说农民讲实惠我同意；但说农
前些天湖南社科院朱有志院长打电话来，约我写文章就湖南省委提出的“弯道超车”作评论。身为湖南人，当然要关心家乡建设。然而命题作文，又仓促动笔，要写出有价值的看法不容易。幸好这几年回家乡机会多，耳闻目睹，对湖南也有些了解，这里把自己一些零散想法写出来供大家讨论，也算是对家乡建设尽点力。
由于金融危机，当下欧美经济不济，受其影响，中国的出口大幅下滑。今年一月出口增长-17.5% ； 二月再下挫，为-25.7%。外需萎缩而内需不足，国内经济增长明显放缓。面对如此严峻形势，湖南却知难而进，提出要“弯道超车”。兵行险招，有气魄，令人刮目，也值得喝彩。不过，搞经济毕竟不是赛车，有气魄是一回事；若要出奇制胜，关键还得有好的思路。
应该说，湖南这几年经济发展得不错。更难能可贵的是，作为农业大省，新工业化龙精虎猛，有声有色。像“远大空调”、“三一重工”、“山河智能”等一大批知名企业脱颖而出。去年经济普遍回落，而湖南去年五月开始保增长，逆势而上，不简单。曾多次赴湖南调研，给我
过些日子我要赴美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主题是“如何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乔治城大学校长约翰·德吉奥亚先生郑重其事，前几天来京一起商议会议的安排。我说题目好，但太大，大家容易自说自话。于是我建议大题小作，不妨集中讨论如何看待贸易保护问题。双边对此都感兴趣，而且也是争议的热点，学者坐在一起从学术层面研讨，应该是有意思的吧？
我这里所说的“学术层面”，言下之意，就是希望先把学术外的东西搁置一边，不管个人偏好，不管政治诉求，甚至不管国家背景。除了学理逻辑，其他统统不要管。比如对目今正在抬头的贸易保护的争论 ，由于牵扯到国家利益，政府间对话往往是公说公理、婆说婆理，吵来吵去也未见有何结果。而学者则不同，大家可站在中间立场，遵守共同的学术逻辑，做这样的交流，也许更能求同存异，达成共识。
话虽如此说，不过身为学者，我知自己也是凡夫俗子，要不偏不倚地全然超于事外也很难。故为避免先入为主，本文将不针对任何国家，会尽量从理论方面谈。问题是学界理论多，鱼龙混杂，选何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