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讨论“土地换社保”好些年了，是老话题。不过时至今日，此建议已不再是学者的纸上谈兵，不少地方有实施。我最早看到的案例，是五年前福建邵武市的试点。那次赴邵武考察，拜访过政府官员，也走访了农民工家庭，对当时市府推行土地换社保，赞成者明显地多。既然大家都拥护，我一个旁观者当然不好反对。改革总得往前走，而自己又拿不出比这更好的办法，边走边看，摸着石头过河也是可取的吧。
实话说，我当初赞成土地换社保，主要的考虑有两点，一是土地要适度集中。关注“三农”多年，有个观点我始终坚持，那就是农民致富必须规模经营。粗略算帐，当下
前不久在一家央企作讲座，有人问我对“国进民退”怎么看，听到提问我很吃惊，一头雾水。曾怀疑是自己孤陋寡闻，但细想不应该。在中央党校任教，近水楼台，假若是中央精神我怎会没听说？加上常年往各地跑，倘真有这回事也不可能一点不知情。相反我所接触到的地方官员，关心的大多还是中小企业，至少还未见有哪级政府是主张打压民企的。
我虽这么看，然而无风不起浪。“国进民退”今天如此受关注，相信也不全是空穴来风。何以如此？我想这大概与最近山西煤企重组、山钢收购日钢、中粮入股蒙牛等事件有关。这几起并购案经媒体报道后，有人推波助澜在网上热炒，给人感觉，似乎国企正在攻城掠地，大有取代民企之势。于是有人批评此举是改革的倒退；但也有人说是对改革的纠偏。一时间学界沸沸扬扬，莫衷一是。
对某件事大家有不同的看法，很正常，应允许百家争鸣。但争鸣归争鸣，前提是首先得弄清事实。有两个重点：第一，当下国企收购民企是不是很普遍？第二，收购行为背后是否有政治背景？若既不普遍也无政治背景，说是
我上月撰文说，明年二季度可能有通胀。文章发表后总也不踏实，诚惶诚恐。倒不是怕自己推断出错，而是国人历来对物价敏感，我担心又会有人谈“胀”色变，草木皆兵。并非杞人忧天，就在两年前，CPI不到5% ，当时社会上就风声鹤唳，如临大敌。结果去年金融危机全球经济保增长，唯有中国防通胀，现在看，政府明显是出错了招，代价有目共睹，近7万家企业倒闭，2000万农民工下岗失业。
回想起来，政府去年所以要“防胀“，误判形势是原因之一；但主要的还是迫于社会压力，或说是源于人们对通胀有认识误区。很多人以为，物价上涨侵害民生，但凡通胀皆须严防死堵。其实这种看法是错的。高通胀当然不好，我们要反对；但适度通胀未必有害，凯恩斯当年有论证，今天的教科书也有分析，白纸黑字读者可以自己看。我只补充一点，大众消费买涨不买跌，通胀就抢购，通缩就观望，这样看，适度通胀至少能刺激消费。
要解释的是，何为高通胀？适度的标准怎样把握？我的观点，之前其实也说过，判断通胀是否适度不能单看物价指数，而要看三
德国前经济部长艾哈德曾写过一本书，名为“来自竞争的繁荣”，一九五七年问世，不仅题目好，书也写得好，当年做研究生时读过，至今二十多年还记忆犹新。眼下我这篇文章也谈竞争，不过人贵自知，当然不敢与艾氏比，而且是专栏文章，篇幅受限不可能展开谈。其他不论，这里就专说“政府采购”吧。我的观点是，政府采购不得限制竞争。
之前我的想法，政府采购因购买批量大，与厂家谈判有筹码进价会相对低。此为经济学常识，照理不应该错。而且两年前我有同事对北京社区医院药品集中采购做过调查，结论是，2006年北京市府直接向药企集中采购312种、923个品规药品，结果社区医院药价平均比二级、三级医院便宜了36.1%。这样推算，全市三级医院每年用药160亿元，若令药价降低10%，则每年药费就能节约16亿元。
逻辑上说得通，又有实证支持，所以对政府集中采购我一直举双手赞成。可最近有件事却让我有了动摇，八月底去湖南开会，与岳阳市黄兰香市长共进早餐。老朋友见面当然无话不谈，席
写这篇文章实在有些难，话题太敏感，苦想多日竟不知从何处下笔。困难明摆着，国土部门目前态度很坚决，要叫停“小产权”；而下面的乡镇受利益驱动对建“小产权”却情有独钟，欲罢不能。另外还有消费者，当初买房花了钱，现在政府说拆就拆，他们怎能答应呢？大家立场不同而利益复杂，剪不断，理还乱，怎么说都难免有人要反对。
明知不好写还得写，勉为其难吧！不过为避开锋芒，恕我先不对“小产权”的“好坏”表态，而是换个角度，转而探讨中国为何会出现“小产权”房。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在我看来价值判断不是经济分析的重点，而且我也相信黑格尔的一句名言，“存在即合理”。是的，任何现象存在都有它特定的约束条件，或者说都是特定约束下的结果。经济学的任务，就是要指出约束现象的条件是什么。
先说我的看法。“小产权”作为一种经济现象，虽令人棘手，但也怪而有趣。说它怪，因为此现象今天西方国家并没有；改革开放前中国也不曾有。而说它有趣，是到了近20年，骤然间在城乡结合部风生水起、遍地开花。为何会
美国宣布要对中国轮胎开征“特保关税”，消息传来，国内媒体一片哗然。中国历来不怕事，当然不会束手以待。作为回应，商务部立即表示要对美国出口到中国的肉鸡与汽车零部件展开调查。美国有错在先，中国以牙还牙完全占理，无可厚非。可英国《金融时报》发表社评说，美中双方应该保持冷静，否则一场全球性的“贸保战”将一触即发。
是危言耸听吗？恐怕不是。然而现实却令人遗憾，奥巴马政府在此事上确实有些欠冷静。不知发什么疯，美国这次对中国发难，并非应国内轮胎制造商的诉求，而据说是来自钢铁业工会的压力。莫名其妙，中国输美轮胎价廉物美，怎会伤到钢铁业的利益？再说，轮胎业美国本来就不想保护，何况“特保关税”又仅是针对中国，即便限制了中国轮胎进口，其他国家的低价轮胎却照进不误。损人不利己，不是发神经是什么？
胡锦涛主席前些天在纽约面见奥巴马，说中国希望“类似事情不再发生”；而奥巴马则表示愿同中方通过对话和磋商加以解决。表态很好，也无懈可击，但我却看不出美国下一步究竟会怎样处理
大约四个月前，学界就曾有人提出要防通胀，而我却在多个场合表示过不同意见。并非固执己见，也非中国未来无通胀可能，而是那时国内经济刚企稳，“防胀”我认为不是当时的重点。看上半年的物价数据，CPI（1月份除外）与PPI双双为负，“同比”“环比”皆如是。形势并不妙，故我担心操之过急会令通货紧缩，政府扩需效果会因此前功尽弃。
然而现在几个月过去，转眼到了九月底，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也。就在不久前举行的大连达沃斯论坛上，我注意到温总理的讲话，一方面，他强调宏观政策要保持稳定，但又同时指出要警惕和防范通胀风险。寥寥数语，但这却是个重要信号，表明决策层已预感通胀的压力。本来也是，年初央行计划全年新增贷款5万亿，可上半年贷款达7.4万亿，年底将突破10万亿，这么多钱放出去怎会不拉高日后物价呢？
经济学说过，通胀始终是货币现象。若反过来理解，则是说防通胀其实只需一招，收紧银根。可难题在于，央行并不知道何
去年“湘西集资案”东窗事发，湖南境内一时被闹得满城风雨，政府手忙脚乱，前后差不多折腾了一年，到今天才总算尘埃落定。上周我在吉首，听说那里不少老板被捉，也有不少平民蚀了本，为息事宁人，省财政还贴了30亿。痛定思痛，这中间确实有教训要总结，更何况当下搞社会集资并不只湘西一地，全国其他不少地方也有。问题既然有普遍性，那么从体制上作点反思应该不算多余吧！
为避免误会，有一点要先指出，政府将湘西这次“集资行为”定为“非法”，我无异议，且完全赞成。理由简单，荣昌、三馆、福大、伟业、金浩等多家房地产公司在向民间集资前，既没有依程序报批，更未获监管当局的许可，纯属胆大妄为，是胡来。不过即便如此，我脑子里却有个疑问，即湘西出这么大的乱子，我们的融资体制是否也值得检讨呢？并且我还担心，这回湘西出事后决策层会不会因噎废食，从此将社会集资一棍子打死。
不必隐瞒自己的看法，若是就事论事，我认为企业向社会公开借钱本身并无不妥。就我所知，在西方国家企业发债早已有之，而且司
有朋友说我是彻底的减税派，我承认。说来也是，近两年关于减税的文章我一连写了五篇，外界这样看我不足为怪。上月初在西安参加全国党校经济学年会，广东党校张长生教授发言力主提高“两个比重”（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分配中的比重与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听来言之成理，我赞成。可细想之后，又觉得此事非同小可，操作起来会有相当难度。不是不可以做到，而是要看政府到底会怎样做。
早在10多年前，中央也曾强调要提高“两个比重”，不过此“比重”非彼“比重”，当时中央说的，一是提高财政收入在GDP中的比重；二是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在全国财政收入中的比重。中央要坚持那样做，自有中央的道理，于今回顾，原因大概是市场体制建立之初，各地有点自行其是的苗头，为强化中央权威，当年朱镕基总理说，必须多收税，而且大头集中于中央。如此一来，地方上项目就得向中央财政要钱，中央若不同意，地方项目就上不了。
对朱总理这一招怎么看？评价一项政策，我想总不能脱离当时政策出台的背景，而且经济与政治也不能完
去年赴丽江调研，一天夜晚得闲，便与几位同行一起去听纳西古乐。纳西古乐我不懂，但对宣科先生的名气早有耳闻，慕名而去，当然结果也不虚此行。那晚不仅乐队演奏得好，宣科的主持更是别具一格。他操淡淡的滇西口音，谈古说今，风趣诙谐，不时令全场捧腹。而给我最深的印象，是宣科先生说丽江空气清新，应让我们这些外来客每人缴一元空气呼吸费。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他一番调侃，当时让我想到了生态补偿那方面去。
丽江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常年游人如织，靠旅游就赚得钵满盆满，自然不会在乎再多收一元钱，也许正因如此，当地政府对宣科先生的建议未加重视。不过不收归不收，但不等于丽江就不该收，两回事。不妨设想一下，假如丽江财政很差钱，政府硬要向游客收费，你有理由反对吗？俗语说，天下无免费午餐。你享用了人家优质的空气，让你支付一元钱不多吧？何况丽江要保持这样的空气质量也有代价，比如放弃上重化工业就是他们的机会成本。
先不说丽江，若转从广大西部地区看，生态补偿会显得更紧迫。几年前我应邀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