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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

分类: 产业经济

 以“六保”促“六稳”,是党中央基于底线思维作出的重大战略,旨在稳住经济基本盘。何为“经济基本盘”?从经济学角度讲,就是政府宏观调控所希望达到的四大基本目标:充分就业、稳定物价、国际收支平衡、适度经济增长。若将这四大目标再具体分解,既是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

   “四大目标”与“六稳”的关系,倒转过来会更容易理解:稳就业,目的是实现充分就业;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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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我国面临较大的就业压力,中央提出要优先保就业。而要保就业,就必须稳住市场主体。事实上,年初以来国务院已经推出了加大减税降费力度、强化对企业金融支持等一系列举措。我写这篇文章,则是想从减轻企业社会负担的角度,讨论怎样合理划定政府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边界,帮助企业进一步降成本。

       先说我的观点。在我看来,政府可以让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但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并非多多益善。从理论上讲, 社会责任主要是政府的责任。当年亚当•斯密讲,政府是守夜人;弗里德曼也说,政府是我们的仆人。而无论是守夜人还是仆人,政府都应当承担提供“国家安全、社会公正、公共品(服务)、助弱扶贫”等社会责任。

       社会责任主要是政府的责任,当然不是说政府就得大包大揽、或者事必躬亲。比如照顾孤寡老人,早些年,国内的养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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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

法国经济学家巴斯夏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发表于1850年,迄今已有170年。时过境迁,我不确定现在还有多少经济学者读这篇文章;但可以确定的是,若哪位年轻学者想成为“好”的经济学家,此文的确值得一读。不仅可从中学到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还会让你懂得为何要重视“看不见的结果”。

巴斯夏开篇就指出,经济学家有好坏之分。一个差的经济学家,常常局限于可以看得见的结果;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却能同时兼顾看得见与看不见的结果。大多情况是,看得见的结果似乎不错,而看不见的代价却非常高。遗憾的是:差的经济学家总是急功近利,对看不见的结果(代价)置若罔闻;而好的经济学家则善于综合“看得见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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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

我在本专栏曾撰文说过,扩大投资有两种选择:一是增发国债;二是减税。增发国债可扩大政府投资,减税可以扩大企业投资。而“李嘉图—巴罗等价定理”说:“政府今天发行的国债就是企业明天的税”。其言下之意,政府发行国债对企业投资会有挤出效应。也正是基于此,我认为扩大投资的重点是减税而不是发债。

再想深一层,减税其实也有两种选择:全面减税或者结构性减税。我们知道,前者是供给学派提出的主张,美国从里根时代起就推行全面减税。然而事实表明,全面减税虽能扩大企业投资,但同时也会加剧结构性过剩。而中国与美国不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也启动了减税,但所采取的则主要是结构性减税。

    中国实施结构性减税,旨在扩投资与调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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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5-15 0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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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

企业任何一项科技创新,都难免存在失败的风险。若风险全由企业家独自承担,无疑会抑制企业家的创新动力。问题是除了企业家,创新风险还能让谁承担?美国经济学家奈特1920年出版的《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一书,我想应该对我们有启发,本文将借助奈特的分析框架对此问题作讨论。

回想起来,我第一次读奈特的《风险》,是在20多年前。当时给我的感觉,这本书不太好懂。并不是理论本身有多么艰深,而是他关于风险、利润的定义与我之前知道的截然不同。后来又重读多次,才渐渐明白他到底要说什么。下面是他的几个重要观点,让我作简要陈述:

(一)关于企业与企业家。根据人们对风险的态度,奈特将人分为三类:风险偏好型;风险中型、风险厌恶型。他说,大量的事实表明,厌恶风险的人通常会将钱存入银行;风险中型的人可能会用少量的钱买股票;而只有那些偏好风险的人才会投资创业、成为企业家。于是他得出的结论是,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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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篇先提一个问题:为何传统基础设施通常是由政府投资而民间资本很少涉足?读者也许会答:政府的职责是提供公共品,而基础设施属公共品,所以要由政府投资。说实话,我不同意这种解释。我的回答是,因为基础设施投资具有“外部性”,而社会收益又难以内化为企业收益,民间资本当然不会投资基础设施。
         早在100年前,经济学家就开始研究“外部性”问题。1920年,庇古在《福利经济学》中指出,当投资存在负外部性时,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分离会令市场失灵,而要内化社会成本,政府就应对投资者征税(“庇古税”)。可科斯却不认同庇古的观点。他在1960年发表的《论社会成本问题》中说:只要交易成本为零,产权界定清晰,市场会自动内化社会成本,无需政府征税。
         遗憾的是,庇古与科斯关注的都只是“负外部性”。事实上,投资除了有“负外部性”,同时也存在“正外部性”,正外部性会导致投资者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分离。当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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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关注学界关于货币政策的讨论,发现今天学者研究货币政策很少提及货币职能。难道是货币政策与货币职能无关?当然不是。在笔者看来,货币政策不过是货币职能在宏观层面的拓展,讨论货币政策若离开了货币职能无疑是舍本逐末。我作此文将基于货币职能,重点分析货币政策要解决什么问题?而我国货币政策应该怎样选择?

    众所周知,人类早期的商品交换是直接的物物交换。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是商品交换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换句话说,是交换规模扩大后需要货币协助,才渐渐出现了货币。由此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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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有学者提出“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应同时发力。我曾多次说过,“投资、消费、出口”并非三驾马车,三者合起来是一驾,其中消费是“马”,投资是“车”,出口是车上的物品。这是说,投资要以消费为牵引,若消费不振,扩投资只会增加库存或过剩产能。需要研究的是:投资由消费拉动,消费由什么拉动呢?

回溯经济学说史,从亚当.斯密到马歇尔,经济学家大多认为消费由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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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近年来一直面临较大的就业压力,可屋漏偏遭连夜雨,去冬今春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国内就业形势更加严峻。为了稳就业,中央提出进一步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强调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要精准施策。我写这篇文章,就是要讨论政府应该怎样稳就业,或者说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从何处发力。

就业关乎民生,政府责无旁贷。而目前要研究的是,稳就业政府该做什么而不该做什么?我提这样的问题其实也是事出有因。1998年以来,中国已遭遇过亚洲和美国两次金融危机,应对金融危机冲击我们有成功的经验,同时也有教训。读者想想,美国次贷危机已过去12 年,时至今日我们仍处在前期政策消化期,怎会没有教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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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影响到底有多大?最近报刊上这方面的文章多,见仁见智,说法不一;有的甚至大相径庭。有学者预测,此次疫情会拉低经济增长率1—2个百分点;据说工商企业自己报损的数字还更大些。我写这篇文章拟对这个问题作讨论,当然是一家之言,写出来供决策部门参考吧。

毋庸讳言,此次疫情对经济肯定有影响,至于影响程度多深,则要用科学的方法研判。有一点可以明确:新冠肺炎疫情对人类虽是一种灾难,但其影响与自然灾害却不同。地震、洪涝、火灾等灾害发生后,社会财富存量(建筑物、商品、农作物等)会被损坏或灭失;而疫情灾害却不会减少社会财富存量,只会影响财富增量。

由此看,研究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应从存量与流量两个角度作短期(疫情期间)与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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