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文
我带着礼平去新星出版社时，我并没有想到会遇见来自上海的老严。
我去新星，私下里是想再次促成《晚霞消失的时候》的出版，这事我一直萦萦于心，甚至觉得它成了我一个必须担负起的责任。
那天我让礼平将《晚霞》送达出版社时，便告谢刚，这书值得隆重再版，因为它影响了一代人。我一向认为谢刚是我所见过的最富有理想气质的出版人，他的学识和眼光都迥异于一般专事“吆喝”的出版家。他是独特的，甚至将出版当成一“乐儿”，他爱玩，但更爱书，而且痴迷于西方的侦探小说。他告我他之所以放弃大法官不当，就是想自办一家出版社，专出他喜欢的侦探小说，这个理想他终于实现了，可接连推出的不仅拘囿于一个类型──侦探小说，还有许多新潮类别的理论、历史、文学……我戏称他的出版方向是新、奇、怪，他笑言这只是他的一种风格类型。但我喜欢他们出版的书，时不时去蹭一把，顺手抄几本回家，很得意地窃喜一番，因为没掏钱呀，白拿。
他看了《晚霞》后，曾跟我感慨说：真是一本好书，现在不可能再有人写出这么经典的爱情小说了。并说，我们出版社的人都在传看。我挺高兴，心想这下出版没问题了。后一追问，又告我，我查了一下，前几年有出版社出了《晚霞》
时间的记忆有些模糊了，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还是八十年代初？记不得了，那时我还在工厂当工人，我的同学和部队回来的战友们都考上了大学，我感到了深刻的自卑和落寞。就在那时，我们看到了一部影响我们一生的电影。
我没有参加大学恢复高考的“一九七七”，那是一个值得许多人铭记的年份，因为他们由此而开始改变了命运，而这一年却不属于我。
虽然我和所有的同代人一样内心充满了蠢蠢欲动的野心，但我害怕考试，所以我放弃了大学的高考。我的恐惧来自于我的数学成绩（后来我才知道，那一年，数学成绩根本不计算在分数内，我后悔莫及，但一切都已无可挽救！）我自从跟随母亲下乡到农村之后就在数学这门课上“腾云驾雾”，一脑门的浆糊，完全听不懂，好在文革时根本不用考试，我可以成天逃学，一个人背上背篓（有时也跟随小伙伴们）上了荒山野岭，手中抄着一根竹扒，到山上扒干草。那是我们起火烧饭用的。偶尔会在山上遇见野狼，远远地见它瞪着一双发出青光的可怕的眼睛，我赶紧闪身躲藏在树后（当地的农民大伯告诉我，看见豺狼千万不要跑，狼其实是怕人的），当夕阳西坠，天空映照出一片酡红时，我背着装满干草的背篓，或挑着担子下了山，然后在土灶前点燃
朋友约我卡拉OK时我仍在犹豫，尽管我很想放松一下。
几天前，当我于上午书写完了一千多的小说文字后，忽然有了再写一篇博客的欲望，可是我没想到当下午的阅读进行到张承志的《赤军的女儿》一篇时，整个人会燃烧了起来，我知道，我必须当即记录下我的心绪，我不能让那种强烈的感觉流失，我意识到那些必须留下的文字成了我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我破例地在一天内写下了二篇博文。
晚间时才意识到自己处在极度的疲惫中，大脑胀痛，耳边传出翁翁的回响，浑身乏力，我知道，我的体力支出超出我的体能。
一夜的睡眠并未让我真正得到有效的恢复，但晨起后我仍然坚持写下了千把文字，我告诉自己，今天是周末，我有理由休息一下了。
下午约上朋友丹阳去了新星出版社，他的“小宝马”可以派上用场了，我需要他的驾座帮我拉书。
《味道》做得挺漂亮，有我所希望出现的富有朝气的厚重感，并透着现代气息。谢刚说他对封面设计仍不满意，并告我：光你的书都快设计了二十个封面了，都让我否了，最后编辑告我说：老大，别再拖了，该出书了，发行也催，我才算了。我笑说我满意。编辑瓦当在一边告我：我们老大对你的书可上心了。我惟有感激了，所有
这几日，每当下午时分便成了我的快乐时光，因为我可以在窗帘低垂的幽暗之中点亮我的台灯看书，我不喜欢坐在略显宽大的客厅，亦不喜在狭小的书房中呆着，我读书时的宁静居然是让自己被靠在卧室的床上得到的，好像所有的喧嚣与杂乱悄然地离我而远去，这个纷扰的世界不会再有任何人，惟我一人独处。我喜欢这样的时刻，我喜欢在这一难得的清静中让自己的那颗躁动不安的心灵得到休息，和那些著述者对话，和他们倾心交流，让我从中获取精神的营养───我该怎样的感谢他们呢？没有了他们，这个世界将会显得多么的枯燥乏味。
我在读《纲鉴易知录》，清代的学者吴乘权等人所著，但与其说所“著”，不如说是由他们来编撰的，他们删繁就简地将洋洋大观的二十四史进行了一次规模浩大的整理，爬梳剔抉，以编年史的体例从三皇五帝至明代的历史予以清晰的勾勒，共八册。我曾经面对它望而兴叹，担心自己缺乏足够的毅力持之以恒地将它们尽数读完，直到有一天，我告诉自己，在我有限的生命中，我必须读完我们的伟大历史，我必须让自己明白，中华民族是如何从古至今走到了今天；
而在过去，远古的回声于我竟是如此的微弱，甚至陌生，我必须让它如同黄钟大吕般的响彻在我的耳畔，伴随我的人
书已经入库了，您还要买吗？
要买，我说。
我与我的小说编辑瓦当在网上聊着。几天前，他就告我《味道》的样书到了，大批的货随后即到，也就是说市面上已经可以见到我的《味道》了。我盘算着要买下多少本，心境却平静如水。
前天，我在美国的朋友建国、锺敏夫妇来京，又邀我与他们带来的美国学生交流，我们快乐地聊着天，建国送了我一本他刚在美国出版的学术著作。锺敏说，看你多有成就，这么快就出了两本书了，很高兴吧？
我想了想回答她说，没有，没有想像中的那么激动。是吗，她瞪大了眼睛：建国说他也没什么兴奋的，你们是怎么搞的。
是呀，为什么？我在八十年代初，决心要从事文学时就萌动了写小说的欲望（当时是因为我想改变命运，且凡事都干不好，当工人那种简单的技术笨得学不会，当图书馆员又觉得我好象不该仅仅是在看别人的书，于是想到了我兴许也能写点什么？）只是阴错阳差成了一个所谓的文学批评家，但这个潜在的念头始终未曾泯灭过，直到九十年代末，我才提起了笔，写下了我的处女作小说《遇》的第一行字，当时以为充其量至多只能写下一个中篇，也就权当是试笔了，结果一没留神写着写着成了长篇的架构，当
眺望窗外的北京，不知天际间是被弥漫的雾霾所笼罩，还是被漫天的沙尘所覆盖，灰色的天空，灰色的景物，一切都那般的诡异，忽然有一缕阳光射来，书房亮堂了，但天空依然是一片灰蒙，如有尘埃浮动。
几天来的写作陡然间变得异常顺暢，这让我警觉，每当这种亢奋来临时我都会警惕，用理智控制住沸腾起来的情感，并时时告诫自己切记冷静。
文字是不能被激情所操控的，因为它极易失控，以致失去了理智中的驾驭和判断，一种好的写作情绪是让理性藏掖在感性的幕后，不动声色地规定且指导着故事的走向，不能让激情过于的信马由缰，乃致放纵无忌。
昨天上午便处在失控的边缘，热血腾地一声涌了上来，思路霎时豁亮，如同一道闪电，那几个我一直在小心寻找着的人物关系的交汇点在那道耀眼的闪电中被照亮，似乎瞬间变得清晰可见，我的心忽悠一下被提了起来，不敢相信这竟然为真。
在此之前我写到了文革的暴行，写到了枪声，我知道我正在驱近第一次对死亡的目睹，刹那间有一丝感动，一种震撼，几乎与此同时排山倒海般的悲愤在向我迅速聚集，这让我近乎控制不住地要大放悲声，那股热泪就在我心中涌动，要写的内容亦开始变得激荡起来，那些我虚构的
灰蒙蒙的天空，又有轻雷之声滚过，远处的树影、楼宇笼罩在铅灰色的昏暝之中，不知为什么，在这种阴郁的时刻我方能沉浸。
现在，我仍端坐在书桌前，窗外的暮色渐次围合，几分钟前还依稀可见的楼影只剩下淡淡的轮廓，似真非真地浮游在弥散开的雾岚中，一如我的心情。
写作一直在持续着，说不上顺利还是艰难，我亦步亦趋地走着，生怕稍有闪失拐错了方向。有时真会自问，为什么要这么的和自己较真？在这个文字成为奢侈的时代，有必要如此珍惜文字吗？
每天晨起后伏案几个小时，然后就是看书，脑子里仍徘徊着写过的文字，心中犹感沉重，我不想一鼓作气洋洋洒洒地写上好几千字，尽管，这于我并不太难，我只能这样小心翼翼的一点点投石问路似地行进，一旦停下，反复想的都是我写下的文字及情节可靠与否？是不是还有更好的发展方向？它是我心灵所感受到的真实吗？
我不能让我的笔背叛我的心灵，它必须是从我心灵深处流淌出来的真情实感，这是我的使命，或者说是我的宿命。
那一天我突然有些写不下去了，我年少的记忆一片空白，那空白让我困惑，亦让我痛苦，在那往昔的岁月中，记忆于我都是一些未曾连缀成篇的碎片，我的想象力只
雷声隐约，没有忽喇喇的如雷霆怒吼般地滚过天际，留下一片刺耳的裂响，再复归于沉寂。
惟有雨声淅沥。
但我依然能听到那遥遥在耳的轻雷之声，没有震天暴响，只像在缥缈的天际中仿佛有一泼皮小儿，拖曳着一个颇具分量的重物，撒欢般由南至北的隆隆划过；或者，引而不发，只略微沉闷地“哼”上一声，又沉默了，让哗啦啦的春雨声将它欲出未出的身影遮掩。
今天看手机新闻时便让我着实一乐，谓之曰：天气预报失误将问责。虽然今日之预报不可谓不准，果有雷雨，可那日的预报却可是大谬矣，所以天尚不可预测，此“问”责何在？中国的事从来是“后发制人”，有责在先而后“问”，轮到真“问”时亦有了血痕！为何凡“问”均滞后？
这雨下得还真不小，以致影响了我的出行，我的生活习惯是中午出门，荡到团结湖，来上一碗汤面，再溜达达的回返，一来一去，既承受了阳光的普照，又能活动一下僵硬的筋骨，顺带感受着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
可今日这场雨，足以阻止了我的脚步。我坐在客厅里看着书，看得格外的轻松，雨声在我听来更象是一支柔婉的夜曲，我的古典音乐这时是不必再放了。
先看了刚拿到的卡尔维诺的《新千年文学备
天空突变，乌云密布，狂风骤然而起，横斜的雨点呼啸地扫过，摇撼着沉寂大地，苍天莫非想对我们说些什么吗，为何惟有风声、雨声？
难道是天公的悲悼？
天气预报今日无雨，我惊诧于这倏忽而至的狂风骤雨，霎时天摇地动，抚今追昔，我们还能忆起那日夜晚的暴雨吗？
有小朋友自南方来，约我见一面。
我还带着我们导师和小师弟。小朋友在电话中说，我们导师肯定与你聊得来，他是很有思想的人哟。
我说好呀。小朋友远道而来，亦久日未见，今奉差事进京，我自当尽地主之谊。小朋友说那就大山子798见吧，我笑说那里已今非昔比，一俟商业入侵，味道不对了，忽想起新三里屯值得一逛，堪称新潮，恍然间会有置身于欧洲的错觉，便约在那见了。
他们一行出发时电告我，我便出了门。室外的阳光刺眼，我又折返取了墨镜，一路信步走去，竟未料到他们先我抵达，我有失礼仪，告他们先在苹果总店瞧瞧，我一会儿就到。
时值中午，新三里屯未曾出现沸腾的人流，稀稀疏疏的几个闲人游走于积木般楼群的夹道间，只是这里风景独好，一派时尚的味道，楼宇的建筑别具匠心，予人以奇异的感受，我与友人曾来过几趟，每每赶上人声鼎沸，歌舞升平，心情自会有一番欣喜。
可今日冷清，忽觉有一份奇怪的落寞。我快步进了苹果店，抬脸张望，只见寥落的几个人在埋首玩着苹果电脑，没见小朋友的身影，琢磨着他们是否找错了地儿？拨了一个电话，一个人仰起了身子，一副笑脸迎我而来：王老师。我亦笑。发型大变喽，我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