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理解的下半身和我

伊沙

        我理解对下半身的强调本质上是在强调鸡巴。

        不是胯，不是腿，不是脚，也不是对这半截整体的强调。

        强调下半身是缘于中国诗歌对鸡巴的取消——甚至不是遗忘而的的确确是取消！不仅没有下半身而且没有上半身——中国诗歌何曾有过一个强健的胃，何曾有过一对能发出狐臭的胳肢窝？它有肚脐眼吗？

        中国诗歌不仅取消鸡巴而且取消身体，或者说取消鸡巴是取消身体的一个结果。中国诗歌要的是没有身体依托的头颅和没有胸腔乘装的心脏——这又是怎样的头颅和他妈的心脏？

        建设一个有身体的写作必须直捣鸡巴，说得好听点儿就是回到生命的根部出发——中国诗歌在这一点上需要从头再来。

        对鸡巴的强调不是不要头脑而是要鸡巴在时的头脑；对身体的强调不是不要灵魂而是要身体在时的灵魂。我这是在唱高调？我这是在苦口婆心的想让不理解的人听懂。

        可我对寻求沟通早已心生厌倦。那些在鸡巴写作或身体写作内部不需要说明的常识却需要对外人说得面面俱到四平八稳。

        包括先锋的意义，包括下半身写作之于目前中国诗歌的先锋性，这些都需要我们自己去一一说明，太累了！问题是这些说明会让我们丧失锐气和降低水平。因此我准备放弃沟通。

        先锋不需要沟通，或者说先锋不需要自我承担这种沟通。在中国的诗歌内部不可能再有先锋的诗潮和运动发生时，先锋成了个别人的事情，先锋必然导入或被埋葬地下或被侮辱蹂躏的命运——它因置身其中的信息时代以其天然的争议性易被导入舆论的外在热闹并不能改变其命运的实质。

        对此我深有体悟。多年来我沿着自己选定的道路孤身挺进独自深入，我的重要性来自自我抉择和身负的才情，这种重要性并不是在90年代诗歌的腐朽背景（海子和知识分子写作）的映衬下显现出来的，而是来自起初——来自先锋诗潮主导的80年代的那个被迫而无奈的终点。所以我的牛B哄哄还可以再牛B一些也无妨的原因在于：我因选择了前行而比同时代那些优秀的才子们永远重要，并且绝对可以不以诗坛的承认来作为内心的依据。

        长期以来，作为社会人的那一部分的我喧闹着，折腾着；作为诗人的我孤绝异常。先锋成了一个倍受嘲笑的词，独被我爱，咽在肚里。中国诗歌继续着它超前消费的小资风尚，诗人们心平气和又贼眉鼠眼地徘徊于“大师”和“经典”这两个鸟词之间。中年的气味弥漫诗坛。

        这时有一个叫沈浩波的青年在南方的海边对我大谈先锋，我仿佛一下子遭遇了十年前的我。十年来，中国的诗歌因为有我而没有沦为土鳖一只，我总是想不论是它抑或是我都不该这么惨：一方面它拼命拒绝着我的自作多情；另一方面我成了一个孤独的胖子。

        和一代又一代年轻人中的天才一起干，是我对自己人生的一项设定，也颇符合我性格与命运中的一些东西。我不是老塞尚的那副心境，他在临死的时候对年轻人说：“我生得太早了，本来我是属于你们这一代的。”因为我从不认为自己属于那一代，属于“代”这种鸟东西。在成都，朱文对我说：“你能够成为这一代的代言人。”我说：“我能代表谁啊？这一代都这么乖，他们反对我还来不及呢！”

        被朦胧诗和第三代的老家伙们反对，也被我的同代人反对，所以我就被扔到下一代来了么？——那被称之为“70后”的一代人？不，不，他们一样的反对。我生来就是被人反对的！你看到我反对别人只不过是被人反对的结果。

        我在沈浩波们身上所看到的是：有那么几个年轻人不甘于在“70后”的商业符号下写作，不甘于与“70后”的芸芸众生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不甘于你好我好他也好的成为“朋友们”，不甘于在“第三代”后的美学温室中成为无法辨认的花朵，他们拉出来然后跳出来，组建和创办具有鲜明追求和先锋倾向的《下半身》——对此，我不敢说我支持，就算我是他们的前辈和兄长也不敢说出这样的鸟话，而“老诗人”的反对则永远是屎——对此，我只能说我在寻求加入。

        我知道我的写作为我供给了与青年诗人的天然缘分，如果说我和沈浩波、南人、朵渔的师兄弟关系还不足以说明问题的话，那么我对马非、盛兴、朱剑的现场第一发现也会足以说明一切。此种缘分，是我的财富。

        就算他们目前已经创造的文本还不足以冲垮一切，但我深信中国诗歌在二十一世纪最初十年最生动最富生命质感的风景是属于他们的——以艺术的严酷法则说：属于他们中的个别人。而我又特别的不愿意在风景之外闲呆。

        ——重提先锋。

        ——让中国的诗歌回到鸡巴那儿重新开始。

        这是中国诗歌在2000年里遭遇的必然，正如它在1999年遭遇“盘峰论争”是一种伟大的必然一样。一场革命所带来的悄然的变革与进化，不一定要说与人听。

(写于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