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古代哲学理论中，义利关系问题集中了伦理道德的价值取向。孔子认为：“仁者人也……义者宜也”。追求私利是人的欲望本能，但是追求私利应以“义”为前提，以义制利，见利思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他的义利观可概括为“重义而不轻利”。而荀子则提出：“先义后利者荣，先利后义者辱。”已经有了重义轻利的倾向。董仲舒提出：“夫人仁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否定了君子在合乎“义”的情况下追求“利”的合理性，这与孔子所赞许的“义然后取”和荀子说的“好利恶害”明显不同，进一步割裂了义利之间的关系，也把重义轻利的观点绝对化了。

      宋明理学家承袭、发挥董仲舒的观点，严义利之辨，倡导贵义贱利。程颢认为“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义利关系被视如水火之不相容，有义则无利，有利则无义，朱熹提倡“革尽人欲，复尽天理”。心学大师王阳明也主张“去人欲而存天理”。“义”作为一种价值原则被提升到宇宙本体和形而上学终极存在的高度，称为“天理”，“利”因“人欲”恶的性质而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先秦儒家所谓“合义”的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