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夜。银色月光下，天使米加飞过来对我耳语：

“听着，朋友，告诉你一个可悲的秘密——

  人们宁愿在自己思想的幽谷中礼赞虚谎，

 却不肯在上帝启示的圣地上敬拜真理……”

  

  

                   ——《天使的耳语》

 这是我于早年阅读到汉语神本主义诗人尚鲲鹏的第一首以神学理念沁润哲思意蕴的诗。自此，引起了我对诗人鲲鹏的诗歌创造所透视出的汉语神本主义诗歌特有的生命学意识的关注。在基督教当代汉语圣诗美学范畴，鲲鹏的诗与诸多基督徒诗人在诗质方面有着相当的区别，具体表现于他对诗艺的审美与应用，融流于其诗意抒情本身。这使鲲鹏的圣抒情诗更赋于深邃的思辨张力，意即不同的意象居于同一诗意空间，在诗艺与诗意的碰撞暨融流中，静然地熠煜着神圣智慧的光芒，召唤受众归回心灵的思忖。

与其说鲲鹏的诗，是与天使密语之姿态展开其哲思意蕴，毋宁说《梦中书简》本身即天使心灵的歌笛，以其赋

有独特诗学理念的文本律动，在发掘和阐述世相的同时，藉以宣告式的揭示，鸣响诗之歌笛，向上帝抒情。诗人，屈膝于尘寰喧嚣的银色月光下，贴着上帝的慈心，灵魂发出对母语之义的更新命名，由此，展开信仰深层

的心问图卷：“为何高楼越来越拥挤，而人心 / 越来越疏离？ / 为何城堡越来越繁华，而灵魂
/

越来越荒凉？”

当人类的精神家园“像失事的客船一样，失事于——存在”，当人性沉睡的心智“像失联的客机一样，失联于——真理”，灵魂的盲视，既是其起因，亦是其结果。但“人是谁？——”诗人，循序心问：“神性与兽性的矛盾体？智慧与愚昧的矛盾体？

/ 自由与奴役的矛盾体？ /

消亡与不朽的矛盾体？”诗人，将“没有真理的诘问”，作以向真理上行式的驱动：“该追问活着的？然而，谁是活着的？—— /

在‘时间’眼中，在‘死亡’眼中，在‘虚空’眼中—— /

谁是真正活着的？”结论，归位于对追问本身的审视：“反复上演相似的悲剧，岂不是人类最大的悲剧吗？”

这是鲲鹏的诗在其美学方面与众不同的艺术审美策略之一：以天使之歌静谧的叙咏，揭示人性心智的同一本相；藉天籁之诗隽永的灵魂，宣告人类生命的共时处境。

以上帝为诗意主体的诗人，所关照的世相是透过神学视域的艺术审美，以其诗学意境向受众公示出一份人类灵魂疾患的诊断书。透过这份诊断书的表象，上帝敞开着慈怀召唤悖逆的灵魂归回，祂要赐予救恩，润泽人干涸灵魂。在以罪恶为快乐，甚至愈罪恶愈快乐的堕落人性深处，一位仁慈的上帝一直充满怜悯地在场。

人类自失乐园以来一直悖逆上帝之道而疾奔，但上帝作为永恒的在场者从未曾缺席过，祂分秒不离地眷念在罪病中挣扎着的人类，渴望以祂荣耀的慈爱，医治人灵魂的罪病。人类的心灵无疑更渴望和平与美善，在以上帝为乐园的悖逆与归回之间，人性内在的二律不断地对峙：

我想作画，画出一个人：

半是天使半是魔鬼的人；

我想作画，画出一颗心：

半是白色半是黑色的心。

我想作画，画出一种“智慧”:

炮制虚谎的智慧；

我想作画，画出一种“愚昧”：

信仰真理的愚昧。

我想作画，画出一种“自由”：

戴着野兽锁链的自由；

我想作画，画出一种仆役：

长着圣灵翅膀的仆役。

我想作画，画出一种“生活”：

爬向坟墓的生活；

我想作画，画出一种飘逝：

飞往天国的飘逝……

      ——《我想作画》节选

这是鲲鹏早期的一首哲思类别的圣诗，诗人以自我剖析为诗意视角，画出来的却是人性共同的精神面貌。

在地球上的人类道德底限几乎坍塌为深渊的今时代，作为以上帝为生命之本体的诗人，鲲鹏却持久地以诗歌为媒介，在世态冷漠中发出圣善的呼吁，以认识上帝为智慧开端。他自觉地站在上帝一边，置身于时代，与上帝一同在场，见证上帝之在，并以生命的上升为诗质向度，引领受众心灵一同上升。

鲲鹏的诗，是对文学、哲学与神学的整合。他用极为简洁的语词拉动诗意张力，在诗行间为受众存留宽广的思想空间，予其自主地畅想或对位就席。但诗人自身，却以诗之美的创造，屈膝于上帝的宝座旁，以泪琢诗，向上帝哀告人间苦难。

“黑铁集中营上空，月亮的探照灯闪射着虚无的白光。”而“生命之门为何总是被反锁？”无人能就此作答。在“荒草丛生的坟茔上”，当“云彩的尸布，悄悄卷去——星星那被烧焦的骨灰。/ 微风习习，苍茫的天空，飘洒着血红的细雨”。然而，展开另一幅画卷中“石头笼子里的街道”，怵目惊心是一望无际的“虚无的人影”，正“随着时间数码的闪动，逃亡般奔跑着”。失却目标的“人影”宛似洒落在地面的血红细雨，抑或揽括其能指及所指的任何一物或人，悬浮“在文明的黑色招牌上”（甄句于《幸存者手记》）。

对人间苦难的悲悯，是上帝赋予诗人的天职，亦是诗人置身此在之生命对时代的眷恤与抚慰。鲲鹏的诗将哲学融入神学，以诗学阐扬神学，在诗艺与诗意之间，贯穿着《圣经》真理所赋予存在主义哲学的多维度的终极答案。

色彩纷呈、意象互融、智慧煜耀，是鲲鹏诗歌创造的另一种独特的神本气质，其诗从内涵到语表皆把持着上帝作为独一真理之主体与主题。

   

时间的星河里：一朵朵灵魂的银昙花，摇曳着，闪烁着

   

永不凋零似的盛放着。

   

（是否每颗星星背后，都有一位护花的天使呢？）

一轮明月，如太空的明镜，闪耀着

   

幽蓝的清光，普照万物，普照人间。

   

（是否有两个月亮：一个在太空中闪耀；一个在人的心空中闪耀？）

……这明月如镜的太空的从何而来？——

   

从“逻各斯”？从“物自体”？或是

   

上帝精心创作的艺术品？

——《熟悉与陌生》节选

   

将色彩融于意象，构成诗意内在的能指与所指，透过物象之在，若以“罗格斯”为能指，却揭示出“物自体”包含诸元素于此的所指；若以“物自体”为能指，则毋庸置疑地律动于“罗格斯”主宰万有之所指。诗人，以追问语序予其答案，用作答语序延续追问。

使鲲鹏自觉将色彩和意象贯彻于诗质的，是他以诗艺对常识的再造意识，即诗意对词语及其意象的更新命名。

在汉语神本主义诗歌领域，能以具备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结构之体征者，鲲鹏即或不是惟一者，亦是先行者。诚如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以其诗意阐述其诗学理念之言：醒，是梦中往外跳伞。摆脱令人窒息的旋涡。

工业文明的另一个标识，即工业过速发展对人与自然的异化，这种异化的结果：一则导致人性扭曲，人心向恶，乃至于人被非人化；另则导致物理向度的混沌，基于人被异化，物界畸形，物象怪诞，乃至于物被非物化。这正是前述诸般苦难之根由。寄身于工业文明时代的诗人，鲲鹏藉助其诗在梦幻与现实之间不断地切换镜头之诗艺范式，诗意地传递出卡夫卡式的异化世界。

“天幕，滚动着流云的电影胶片： /

世界——蜡黄的夕阳，带着垂死者的微笑”，而其中的“汽车，像一只只镀金的昆虫，惶然穿行在 /

开发区广告牌的山路上”。如此，拉开了异化世象之序幕。进而，出场者，是“一幢幢欲望的‘巴别塔’，巍巍耸立 /

在开发区的广告招牌里”，从“惶然穿行”于“山路上”，到直接进入“招牌里”，与此过程，人性被各种贪欲裹挟，以善意之名作为其恶的客观存在之理。当诗人再将诗意镜头切入“十字路口”时，“胶片”则曝出“命运的红绿灯”，正“把玩着”的，却是“蚁群般的人影”和“汽车的钢铁蚱蜢”，同向于虚空而无序的界面，“垂死者”般地“奔跑着”。机动车巨轮碾过“黑色图纸的坟茔”，那“穿梭着”且渐行渐弱的“汽车的萤火虫”，疲惫地泊于“石头迷宫的白色拱廊上”，仍旧不厌其烦地“闪射出”那酷似“红太阳的探照灯”。

寄身于此种充斥怪诞的异化现实，诗人以其暗示“异化感”的诗艺意序，为人们内心强烈的“焦虑感”代言：“汽车的甲虫”和“一群群白色影子”，在彼此互斥中相互“拥挤”着附着于彼此，时而“在黑色的城区地图里”，时而在“死寂的楼林间”，时而“在霓虹灯的睫毛里”，即在“存在与虚无”之间“爬进爬出”。“电子荧屏上滚动的血色字幕”，从未停止该时代的机械化地运行，但举心察视其血色图像，所昭示出的是：无始点、无内涵、无航标、无驿站、无终端。

如是哀告，诗人藉此“存在与虚无”之哲学命题，向苦难发出终极拷问，同期，对制造苦难者即“反锁生命之门”这一严酷现实加以深切矢诉。

在拉撒路的绿色石棺里，睡去

在梁思成的白色故居，醒来——

我体内的挂钟，呐呐自语：“现在，现在，现在”……

 金色的海燕，飞腾

在星光闪闪的海面。

月亮船上，渔夫撒开

血红的渔网。

海边，幽香四溢的橄榄山中，回响着

牧人永古的召唤：

“我来是叫人得生命……”

——《在拉撒路的绿色石棺里，睡去……》节选

在创造诗的意义时空方面，鲲鹏的诗，色彩和意象不仅相互生成，且持续地相互作用于彼此，使诗意隽永着跨越时空并相濡以文化的绝响。

主题思想的多元化结构，使鲲鹏的诗在拓展圣抒情诗崭新的抒情路径之同时，以其无主体之“我”的参与为基本范式，审慎甄择诸物之喻体，嵌入诗意着色的画卷，作为诠释真理和恩典的媒介。

综览《梦中书简》全书之诗章，诗人，以多元结构的异化戏剧情节，解构充满梦幻主义气质的现实悲剧，就其汉语神本主义诗学意义而言，鲲鹏的诗不仅超越了传统圣诗而具有广大的人文气质，更具有可持续探索性，是赋有研究价值的新型圣诗。

掩卷之际，我深深祈祷：祝福鲲鹏的新型圣诗，以诗意之美，奏鸣天使的歌笛，回响于汉语神本主义诗歌领域，呈为上帝赐予世人与受众的礼物。

是为序。

         2015年11月2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