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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廷玉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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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那年   母亲被风吹乱的白发

             杨廷玉

      二零一九年四月十五日

那年  到家了  退伍回到家了
推开虚掩的门
母亲没在  邻居说母亲去岭上打面
我匆匆走向那条最近的路
我茫然向远处张望
有一个人拉着架子车
低进尘埃的匍匐着
翻过西边小草河的坡堤
吃力向上挪动  
近了  近了  那是母亲  
曾经的美丽已刻上皱纹
饱经沧桑的慈祥
显得更加慈祥
风仍在刮  风赶着风 
吹乱母亲的一头白发
词不达意的春天乍暖还寒
可母亲还是热得把外罩
搭在架子车上
眼睛直直的看着我
却没有说话
母亲站立成了一片春色
开放成一朵最柔最亲的母爱
我黙默地接过车  不敢再抬头
任泪水溅湿泥土  湿透前襟
回家  回家 
车轮碾过的土路
也疼痛的高低不平 
几百米的距离
竟如此远  又如此近
总在入梦的岁月
总是不曾老过的模样
母亲被风吹乱的白发
成为一种姿势
逆着时光定格在永远的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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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4-10 16:14)
倒春寒的四月

  杨廷玉

二零一九年四月八日


风很大  雨随之来了
错版的日子
人间四月  却颠倒了季节
街头的行人  穿起了毛线衣  羽绒服
显得臃肿笨拙
懦弱的鲜花也抖动着
天空灰蒙蒙的
没有了平时自然明快的颜色
努力打造的浩荡一片落寞
坐下来  寻找唐诗宋词抵达的脉络
从遥远的符号里倾听
倾听一首首悠扬的牧歌
剪掉悲戚  阳光正在路上
岁月的一扇门已经开启
那里有曾经的往事和曾经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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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3-21 1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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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故乡西边的湍惠渠

杨廷玉

湍河的一条人工渠
从罗庄街西一路走来
白天载着太阳
晚上潋滟月亮
带着两岸五谷清香
装满一个个故事
以最豁达最优美的模样
从我的故乡西边向南流淌
翻水洞的鱼儿吐着水泡
反复推敲着带有乡音的诗行
没有了水打磨的喧闹
可遗弃的闸门
还在皇历中咀嚼梦想
拂水的箥箕柳正在拔节
兜揽的家长里短
枕着村庄的鼾声
睡梦里的笑声依然爽朗
固守的乡愁在一茬茬成长
醉了的渠水带着浸泡的季节
正浓抹辽阔的画廊
追求和希望也扬起目光
岸边的水车不知去了哪里
八面来风中有母亲呼唤的乳名
至今仍沐浴着温暖的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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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1-24 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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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厚重的故乡
杨廷玉
一个总是牵肠挂肚的地方叫坡杨
我一岁多随母亲从那里离开
与在板桥水库治理淮河的父亲团圆
等再回故乡
已是一九六八年的秋天
多处辗转的游子回来了
安置我们一家七口的三间瓦屋
足可以挡风御寒
可五年后我又走向更远
就踏着村口的小路
小路通向了南方的一个军营
几年后又走进了邓州城
在棱角分明的四季中
经风历雨聊以自宽
今天  嵌在村南头
父母墓地的柏树已肃然成片
宅地还在  留在记忆中的荷香
还在门前的池塘经年不散
每当清明时节回去上坟
看到整理一新的村庄
已没有往日的泥泞
眼角眉梢都是生活的甘甜
可我心中厚重的典故里
不时打开的
总是永远年轻的故乡
仍是过去的容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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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1-16 09:18)
                                                                            历史的回声

                                                                              杨廷玉

      《邓州历史文化概览》这本书,是邓州市政协原主席杨德堂先生统筹、策划、主篇的囊括邓州历史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人口迁移、水利工程、工农业生产、軍事斗争等诸方面的重要历史文献,是市政协于2007年组织出版的《历史文化名城邓州》十卷本的珍缩版。她吸收了各种史册、志书、传记等历史资料中关于邓州历史的核心元素,兼收并蓄了近现代的挖掘成果,重点介绍了发生在邓州这块土地上的历史演变,重大事件,有影响的社会活动和生于斯、长于斯、宦于斯、游于斯的历史名家、文人墨客有关邓州的诗词歌赋文章,典故轶闻,成语,传说,故事等,洋洋达16开三百六十多页,洒洒数十万字,资料翔实,说理透彻,浩浩荡荡,波澜壮阔,既博大厚重,又浪漫飘逸,既端庄大气,又丰富多姿。布局之精妙,文笔之流畅,遣词之规正,造句之严谨,使人手不释卷,先睹为快。
      这本书在邓州文学史上将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
      从这部历时近三年才得以完成的营养大餐中,我能感觉到各位编者和创作人员对邓州文化传承的历史责任感,以及热爱邓州,歌颂邓州,尊重历史的拳拳之心,也能感受到他们良好的文风,高水平的文字表达能力和自我修养能力。
      这本书所反映出来的邓州悠久历史,灿烂文化,独特市情,对我们开拓视野,涵养品性,启迪心灵,提高境界,正衣冠,知兴替,晓得失,通事理,明是非是非常有益的,也必将在新的时代,新的历史条件下,在社会的发展事业中继续放射出更加夺目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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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6-26 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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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走在又一次生根发芽的田野
托起沧桑的俚歌
仍依偎在温情脉脉的平畴沃壤
意气奋发的韵角葱郁成一片清凉
为南水北调而移民的您啊
可否迁居乐业  可否安详
活跃在心底的祝福
披着日月星辰的时时刻刻
就站在党和政府的日历里案头上
融入与发展的主题
在寻找新的海拔和诗意的远方
个个庭院溢出的笑声
回答的如此丰满和响亮
广场舞的节拍
铺满幸福的第二故乡
我以一个文学爱好者的身份采访
参观工厂  苗圃  塑料大棚和养殖场
穿行在辽阔的穰原
八面来风在低吟浅唱
心中的千千结羽化成一尊尊雕像
我亲爱的父辈  兄弟姊妹和晚辈
您放牧在沃土的翠绿和花香
扉页上正盛开着一朵朵锦绣文章
站立成一双双远望的目光
您生活中一个个迷人的微笑
是那般轻盈那般庄重而富有想象
一次次湿润了我的眼睛
一次次肆意长流在我的脸庞
使我没有一丝惆怅没有一丝徬徨
向党敬礼向祖国致敬
叩响沸腾的颂词
摁亮太阳旋律点燃的光芒
耸立在天空肩膀上的移民村庄
正梳理鲜活的梦想
追随共和国的脚步
又一次挺起脊梁
听声声铿锵  看大爱无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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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仲淹军事斗争思想与实践漫谈    

                                    杨廷玉

范仲淹(989-1052年),字希文,谥文正,苏州吴县(今江苏省吴县)人,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教育家。范仲淹在中国历史上之所以称之为军事家,是由于他在西夏侵扰北宋西北边境,国家危若累卵之际,以文官之身义无反顾,积极投入军事斗争,膺受边帅,抵御外侮,成为叱咤烽烟,运筹帷幄的杰出军事指挥员,取得了卓越的功绩。

    西北戍边的4年,是范仲淹人生履迹中最辉煌的一章。

原盘踞在今四川西北、青海东南的古党项羌人,因助唐镇压黄巢起义有功,其首领拓跋思恭被唐朝皇帝赐李姓,封夏国公、夏州(今陕西靖边北白城子)定难军节度使,时代世袭。后其势力逐渐扩张。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年),其后裔李继迁攻陷灵州(今宁夏灵武县),改灵州为西平府,为夏国都城。继迁子李德明继位后上表归顺宋朝。宝元元年(1038年),继迁孙李元昊(1003-1048年)立国称帝,国号大夏,都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市)。因其地在宋之西,宋称“西夏”。西夏辖境“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为今宁夏全部、甘肃大部、陕西北部、青海东部和内蒙古部分地区,面积约83万平方公里,有近300万人口,50万军队。元昊遣使向北宋提出了许以西郊之地,册为南面之君”的要求,遭宋拒绝。

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正月,李元昊领兵十万,大举攻宋,将鄜延路帅府地延州(今陕西延安)以北几百里内的堡寨荡平,围延州而埋伏打援,在三川口(今陕西延安市枣园附近)歼宋军万余。西夏军围延州七日,致使北宋朝野震动。是年,四川益利路(益即益州,治所在今四川成都;利即利州,治所今四川省广元市西北;""是直辖于中央并高于府、州、军、监的一级监察区,既是行政区划,也是军事区划;益利路治所在益州)体量安抚使韩琦(1008-1075年,字稚圭,自号赣叟, 相州安阳即今河南安阳人)从四川回京,3月24日,向朝廷详细剖析了陕西边备形势,以族人之性命担保,推荐被诬“荐引朋党”而贬官知越州(今浙江绍兴)的范仲淹。范仲淹得以复官天章阁待制、兼知永兴军(治所今陕西西安市);4月,改刑部员外郎、侍御史知杂、陕西都转运使;7月,又迁龙图阁直学士,与韩琦同被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同管勾都部署司事、为安抚使夏竦(985-1051年,字子乔,江州德安人)的副手,韩琦主持泾原路(治所在今甘肃平凉),范仲淹主持鄜延路;8月,迁户部郎中,代张存(984-1071年)兼知延州。来年4月,任户部员外郎知耀州(治所今陕西耀州),5月知庆州(治所今甘肃庆城)兼管勾环庆路都部署司事;9月,复龙图阁直学士、户部郎中衔;10月,兼本路马步军都部署、经略安抚沿边招讨使。庆历二年(1042年),10月,加枢密院直学士、右谏议大夫;11月,置司泾州(今甘肃泾川),兼顾环庆(环即环州,治所今甘肃环县,庆即庆州);庆历三年(1043)宋夏开始"庆历议和";4月,在边界形势稍趋缓和的情况下,韩琦、范仲淹奉调回京,同任枢密副使;7月,命为陕西宣抚使,未行;8月,就任参知政事。庆历四年4月宋夏达成和议,西夏向宋称臣,李元昊接受宋的封号,北宋每年赐西夏岁币。

至此,北宋安定边境的保卫战取得了胜利。

一代名儒的范仲淹,也以其卓越的政治智慧和军事才能,赢得了各族人民的爱戴,得到朝廷的认可和后世的赞誉。

范仲淹军事方略集中体现在他在知庆时向朝廷《上攻守二策状》上阐述的攻守之策上:“用攻再宜取其近而兵势不危,用守则必图其久而民力不匮。”《论西事札子》中他进一步阐述:“臣闻兵家之用,先观虚实之势,实则避之,虚则攻之。”这些主张形成了知己知彼,扬长避短,以守为主,守中有攻,攻守兼备,积极防御的范仲淹军事思想。

 他的军事思想和成就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以后历代的军事斗争以巨大的启迪和示范作用。

一、坚持攻守兼备、以守为主的积极防御的指导思想

范仲淹临危受命,到宋夏战争前沿的延州,担负起抗击西夏入侵的重任。一连数日,他不停视察边境一带地形和守备情况,听取守边将士的意见,研究对付西夏的战略方针,并积极整军训兵。宋军30万大军分布在二千余里的边防线上,机动作战兵力很少,十分被动。而西夏则衣食自给,其机动十余万众,忽而分散,忽而点集,并攻一路。以宋分散之兵,拒其专一之势,寡不敌众,屡战屡败。针对此局面,范仲淹建议,挑选精兵强将,组成步2万,骑三千的机动作战部队,分三军,哪里有战,可使三军驰援,互为接应,集中兵力破敌。他检阅州兵,淘汰掉老弱冗员,得一万八千名兵士,分6将(军事编制单位),每将三千人,派都监6人统领训练和作战。宋军军制,部署(官名)领万人,钤辖领五千,都监领三千,遇敌,官小者先出战。范仲淹改变这种作战方式,不拘泥于图上规划与预先决策,而是根据敌我双方情况,临阵灵活确定。经过一番军制改革和整训,军队军容严整,面貌一新,士气和作战能力有了很大提高。

康定元年(1040年)8月,范仲淹夺回了塞门诸寨,修复已破荡的金明寨(今陕西安塞县南)和万安丰林、甘泉、承平、南安等诸城,从延州去平夏的东、中两条道路重新恢复了管辖,延州森严壁垒,足以构成对西夏的有效防御。9月,遣环庆副总管任福(985-1041年)破白豹城((今陕西吴起县白豹川),迫使入侵保安(治今陕西志丹县)的西夏军撤军。遣延州指挥使狄青(1008-1057年,字汉臣,今山西人),攻取西界芦子平。遣鄜州(今陕西富县)从事种世衡(985-1045年,宋河南洛阳人)在古宽州的故垒上兴筑青涧城(在延州北约100公里处)营田实边。10月,遣泾原路钤辖朱观,会同王达、朱吉、王守琪、张宗武诸将,自鄜州西北入德静寨,进兵讨夏;又牒泾原路经略安抚招讨副使葛怀敏(?-1042年,真定即今河北正定人)、将带周英、郑从政部领兵马从延州往保安,进逼夏军。差环庆都监刘政充先锋,取路深入,破荡部署。范仲淹上奏朝廷,并诏他路积极配合。遂连袭破西夏洪州界郭壁等十余寨

同时,范仲淹分析了敌我战略态势和双方实力优劣对比,主张积极防御,寻觅战机,先攻取近而宋军能胜之敌,步步为营,稳扎稳打,打持久战。他认为:西夏居绝漠之外,长河之北,依远而险,对宋作战,以攫取财物作为官禄和军资,抄掠无度。其兵马精劲,呼啸而来,奔腾而去,云集云散,聚散快捷。而北宋士兵都是戍边的东兵(内地士兵),来此荒芜之地,多年难得更替,因思念家乡亲人,少有斗志。加之多年未战,冗兵甚多,养尊处优,极端腐化。军事制度上又偏面吸取了唐、五代十国藩镇割剧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实行守内虚外、强干弱枝的措施,将帅有握兵之实却无发兵之权,枢密院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实,互为制约。战时临时委派将帅,用文官为帅,武将执行。兵将行分离之法,将帅与士兵定期调动,而将帅不随之移防,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将不识兵,兵不认将。作战却敌依朝廷制订的阵图实施,将帅不能临阵决断,难有作为。因此,暂不宜深入敌境,莫若加紧练兵,增强军事实力,保障后勤供应,攻心为上,攻城为辅,与战则集中优势兵力,夺取战略要冲;守必守之地,攻敌之必救,以求战略主动。西夏地贫人稀,经济力量亏弱 ,粮食不足,只要宋军坚壁清野,修固边城,扼险坚守,西夏必不能支持持久战争。据此,范仲淹向朝廷提出了一整套以盟好为权宜,以战守为实事,防守为主,伺机反击,军事与外交手段并用的积极防御方针。可惜,当时朝廷上下轻敌思想蔓延,对西夏崛起缺乏警惕,战事一开,仍认为“元昊小丑也,请出师讨之,旋即诛灭也”。以韩琦为代表的部分将帅也主张进攻决战。范仲淹闻知后连上《论夏贼未宜进讨》、《谏深入讨伐西夏》等疏,多次申述不能贸然进兵的理由,若定要出兵,唯“愿朝廷广天地包荒之量,存此一路,令诸将勒兵严备,贼至则击,但未行讨伐,容臣示以恩意,岁时之间,或可招安。”宋仁宗采纳了主攻派的主张,勉强同意范仲淹所帅一路作为将来招纳西之用。

   庆历元年(1041年)正月,李元昊以十万部众自折薹(今宁夏同心县东南)经天都山(今宁夏海原东)、瓦亭川(今宁夏甘肃交界之葫芦河)南下,遣部分兵力骚扰宋军要塞怀远城(今宁夏西吉县偏城),声称攻渭州(今甘肃平凉市),将主力埋伏于好水川(今宁夏隆德县什字路河以南10公里左右)口山谷,引诱宋军进入伏击圈。范仲淹告知韩琦,要先行坚守,巩固防务,然后进取横山(今陕西横山县东南之横山),占距要地,修筑堡寨,步步进逼,以瓦解西夏军攻势。韩琦自以为是,贸然决定以己所率的泾原一路兵力出讨,遣任福统镇戎军(治所今宁夏固原)出击,在好水川陷重围,任福等16员将领战死,死伤万余,仅千人力战逃脱。庆历二年(1042年)闰九月,西夏军攻镇戎军,葛怀敏往救,在定川寨(今宁夏固原西北部)被围,葛怀敏等15员将领战死,九千余人全军覆没。李元昊乘胜长驱攻渭州,范仲淹率庆州汉羌军队六千余人往援,并令镇戎军截击西夏军,断其归路,两路合击,获得胜利,还追击敌军百余里,一直深入到西夏腹地。西夏军于是退回天都山休整。

    好水川和定川寨的惨败,证明进攻方针一时难以奏效,迫使北宋转而支持范仲淹的强兵固边,以守为攻的策略,并确立“范韩”统领全线,可以“便宜行事”。西夏军在范仲淹正确而灵活的积极防御下,无法进一步深入边境,其结果是造成劳民伤财,国力不济,人怨沸腾,无计可施,只得派人议和,低头称臣,甘拜下风。而和谈的通道始终是范仲淹网开的延州城,几度往返谈判,两个民族再签盟约。

二、实施抚慰诸羌、共御强敌的联蕃制夏政策

庆历元年(1041年)5月,范仲淹迁知庆州。庆州“乃秦之北郡,襟带两川,揖拱群峰,北控胡羌,南藩关陕,为诸夏之要害”。自古为多民族杂居地区。这里既是宋夏对峙的前沿,又是关内外贸易的重要通道,也是中原王朝与诸少数民族政权的角逐之地。北宋时期,在庆州主体有吐蕃族、党项羌人和吐谷浑族人等。还有三门族、胡家门族、骨哮族、野鸡族、兀二族等羌、蕃族分支,民族部落及支族繁多,互不统属,时统称为羌人、羌夷、蕃人、戎人、戎夷等。归顺宋朝的称为“熟羌”、“属羌”、“熟戸”;没有内附宋廷的称为“生户”。多元的民族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各民族性格表现突出。与其它地区少数民族比较,有其不同特点:一是大部是唐以来青海、西藏移入的军事武装部族。居住集中,保持着原部族组织,族部具有一定武装实力。二是各少数民族历来尚武,性情彪悍,民族部落之间矛盾尖锐,时有争斗。三是其居住地与西夏边地相连,与西夏民族成分相似,气息相通,心理上更倾向于西夏。但西夏兵经常侵扰边界,烧杀掠抢使其不得安宁;而宋王朝地方军政官吏对他们偏见猜疑,多有欺凌,使之常有怨愤。由于力量单薄,在宋夏两边夹缝中生存,他们经常摇摆不定,战争一起,人心浮动,朝秦暮楚,多存二心。四是诸羌人虽好斗,但是绝对服从部族酋长;再者社会上层因为部族利益,在官场上多有周旋,但还是很重信义,特别是下层人士,一言出口至死不改。

这些少数民族的人心向背,关系重大。如处理得当,可成为扺御西夏入侵的重要力量;如处理不当,将成为宋王朝的强大敌人。

范仲淹以政治家、军事家的远见卓识,破除识诸羌为患,素不为用的观念,坚持以德感化,安抚为主的政策,团结少数民族,缓和民族矛盾,争取到了少数民族的支持,扼制了宋夏战争的进一步扩大,安定了边境局势。

1、安抚诸羌,改善民族关系

    范仲淹知庆后即奏请巡边,以朝廷名义检阅属羌各部,陈述厉害,晓以大义,争取改善民族关系。亲自点检所管辖界内羌官1072人,赐以酒宴,赠送物品,与其立约,对众告谕。并奏请朝廷准许枢密院和宣徽院给已盖章的空白文件百道,根据情况用以召用羌部及劝赏战功,诸羌望阙谢恩,率皆喜跃,人心归顺。

    西夏攻宋期间,环庆地区曾有六百余部落酋长与西夏暗中勾结。范仲淹免于讨伐他们,并与他们定立盟约,世代友好,瓦解了西夏与之结通的阴谋,化不利因素为积极因素,争取了属羌民心,使“诸羌皆受令,自始为汉用矣。”

    西北边民屡遭战火摧残,军需税赋苦役浩繁。加之连年灾荒,携口弃家逃亡者众。其中延庆一带因无力徼纳秋税而南逃者即达1180余户。范仲淹见此,忧心如焚,即颁令各县诸寨,保护逃户住宅及田产树木等不得损坏和砍伐。命各寨就近收容流离失所者,给予食宿医疗,拨付土地,贷借用以购买种子、农具。并减免边民的差科徭役。范仲淹修复的青涧城和承平、永平等废寨,就先后收纳了无家可归的属羌和归附的羌人达万余户,并指示动用国库,予以救济,解决了他们的衣食住行和发展生产的问题。。

2、招募蕃兵、乡兵、弓箭手,实行兵民结合

   范仲淹到任边帅后,即大力招募蕃兵、乡兵、弓箭手,由各族部大小首领统率,自备戎械,用以防守边境。这些蕃兵在右手虎口刺“忠勇”等文字,每人可领到赋田80亩,自己有能力备马的,多分田40亩。平时习武耕作,有警则赴,无事则田,除了维持当地治安秩序外,还配合正规部队担任勤务,协同作战。这些蕃兵、乡兵、弓箭手生于斯长于斯,出则为兵,入则为民,熟悉山川地形及风土人情,耐寒苦。守故土,护亲人,保家与卫国一体逢贼作战,必死拼力战。这样既可增加沿线防务,又可替代东兵西征,减少军费开支。

3、安边实边,改善人民生活

宋夏战争初期,西夏屡挫宋军,北宋许多边境城池被毁,人民无家可归,更有诸羌边民被掠走。范仲淹上任边帅后,即上书朝廷,招抚散处黄河东涯的三千余户蕃汉人户,入居麟州(今陕西神木城北20公里处)。并建议在边地开放一些榷场,使边民增加收入,改善生活,安居乐业。同时恢复宋夏商贸,开设互市,构建共同利益,使边境各民族在财物盈实中共同体会和平的宝贵。考虑到百姓为了筹集军队粮饷,要支付大笔额外负担,即将应缴纳的岁赋自行运送到沿边地区,称为“支移”。每年远路输纳赋课,过于劳苦,开支繁大,范仲淹便在夏秋季节,则调兵马来就近购粮,还可节约三分之一的买粮开支,深得边民拥戴。

4、以“蕃学”代替“质院”,促进文化融合

    为了防备少数民族叛乱,宋时在各州、军府设立“质院”。“质院”主要是软禁少数民族部落的“蕃部质子”。“质子”即现代称的“人质”。宋规规定:归顺的蕃部应押人质;遇贼至,临战不能召集本部人马从征的属羌,则监质首领。

    宋朝的质院监禁制度严峻,可以威慑诸羌不敢违抗朝廷,但却也是猜忌不信任的表现形式,往往激起属羌的怨愤,因此潜伏着更大的隐患。范仲淹认为,在边境设“质院”,弊多利少,会失去诸羌民心,非长久之策。于是,他主张改“质院”为“蕃学”,吸收蕃官子弟入学学习汉文化。这样可以让蕃官子弟得到文化知识,同时“家家如有质子在州”,既尊重了朝廷律法,还可以发展民族教育,维护诸羌的民族尊严,促进了民族团结。对于安定边境,促进蕃汉文化交流和社会的发展有积极的意义。

 

5、提拔重用少数民族官员,增强边防力量

   范仲淹知延、庆间,大力提拔和重用少数民族官员,充分信任他们,委以重任,使他们成为一支扺御西复,维护边境安全的重要力量。

   环州(今甘肃环县)大族乌贵族,是吐谷浑族分支。族居于通远县、定边、平远、肃远诸寨。首领叫慕恩。庆历二年(1042年)春,范仲淹巡边,安抚诸羌,录慕恩的儿子慕化为平远寨蕃官,使慕恩大受感动。后慕化屡立战功,历任左侍禁、巡检、东头供奉、皇城使等职。

    庆州吐谷浑族赵氏,居于庆北柔远寨(今甘肃华池县境),首领叫赵明。范仲淹曾遣长子纯祐与赵明秘筑大顺城(今甘肃华池县境)。城成,任赵明为大顺城守将。后西夏军围大顺城3日,赵明与其子余德率将士力战退敌。赵明后数有战功,并为部将所佩服,随迁任东染院使、署庆州蕃官都巡检使、内藏库史、顺州刺史等职。因其功,录其长子赵余庆为官。余庆进击西夏,以其功连升三级,至蕃官都巡检、庄宅副职等职。赵明次子赵余德累官至蕃部都巡检文思使。赵明部族多人也得到提拔。

    延绥(绥即绥州,今陕西省绥德县)诸州民族部落以金明李氏为大,统辖有吐谷浑、党项羌、汉等,帐下蕃汉兵10万余人,范仲淹将其安置大顺、业乐(今甘肃华池县悦乐镇)等城寨,使其成为抗御西夏的一支强大力量。

    范仲淹一改过去宋军对诸羌不尊重,对其敌视和欺凌的习惯,改为抚慰诸羌,联蕃制夏的政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既达到了御敌安民的目的,又保护了诸羌的民族自尊心,使他们有了尊严、荣誉感和责任感,赢得了民心,同时也受到了羌人的爱戴。他们呼范仲淹为“龙图老子”,为他立生祠而敬之。当范仲淹于皇佑四年(1052年)去世后,消息传到环庆之地,羌人首领数百人痛哭失声,特斋戒三日。可见范仲淹在羌人中的人格魅力。

三、施行唯才是举、知人善任的用人方略

    战争同时也是双方人才的较量。范仲淹深知人才的重要。他认为:“臣之至忠,莫先于举士,君之盛德,莫大于求贤。”他的举天下士为我用的思想,在戍边的生涯中也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

    宋夏初战迭连失败的现实,使范仲淹认识到军中“军气强弱,系于将校”,要是将校懦弱无谋,少精方略,兵士则不服气,不听指挥,不肯用命,多致退败。但同时也认识到国家奄有四海,未必没有可用的勇智之人,还是我们选之未精,用之未至。有用的人才多被管军臣僚人员等递互弹压,不得进用,坐至衰老。因为选人制度不当,缺乏破格提拔机制,致使人才被埋没。因此范仲淹积极不拘一格识拔人才。在他举荐提拔的人中,有选于低层的军官,如狄青、张信(环庆都押军阵荐举任侍禁);有起于草泽的平民,如姚嗣宗、雷简夫(秘书省校书郎代理秦州观察判官荐举任边郡通判);有边境的属羌,如赵明、慕恩等。只要有德、有勇、有谋、有胆识之人,均予重用。

    《田昼承君集》记载:关中人张元、吴昊、姚嗣宗,三人友善,均负气倜傥,有纵横才。他们羞于自荐,但又希望朝廷重用。因无人引荐,他们便刻诗于路边大石,显其才智。后见无人理睬,张元、吴昊二人便北走投靠西夏,被重用为谋士,宋夏连年兵祸,即是两人在西夏军中的策划部署。当范仲淹知道张、关二人有才学,却已动身北去后,便马上派人去追,但未追上,只找到了姚嗣宗。范仲淹便聘请姚为顾问。姚作为幕僚,在军中出谋划策,颇多建树。先后被任命为环州军事判官、监庆州粮料院而后范仲淹又上书朝廷,说其人策试方略,考在优等,效官边郡,不避险阻;文笔奇峭,有古人风格,兼通经书,宜置国庠。特又举荐其为学官。

种世衡是范仲淹手下的一员猛将,是个十分有作为且正直的人。

有一天,范仲淹为修城筑寨之事请大家商议对策,身为鄜州从事的种世衡出语惊人:延安东北二百里有故宽州,本是唐代绥州的一座军事重镇,目前仅存废址。如果在这里重新修城筑寨,左可致河东之粟,右可固延安之势,北可图银夏之旧。”种世衡的话,让范仲淹为之一振,作为一个指挥官,他很清楚种世衡所言的分量,他不禁对这个属下刮目相看。很快,朝廷批准了修建古宽城的计划,并任命种世衡全面负责这项工作。宋军到古宽城的消息传到西夏,深谙兵法的元昊同样意识到古宽城的战略意义,不时派部队进行偷袭与干扰,种世衡一边组织反击,一边夜以继日,且战且城,很快,一座坚固的新城重新树立在西疆,成为抵御西夏的一座牢不可破的堡垒。因种世衡在城内打井,得多处“清泉”,故朝廷特赐城名为“青涧城”。

后来,范仲淹推举种世衡担任青涧城知事,种世衡与羌族友好交往,在属羌中具有很高的威望。

范仲淹就任环庆路经略安抚招讨使时,多次上奏,调任种世衡知环州。种世衡不负范仲淹所望,冒三尺大雪走访羌人首领,将其感动的拜伏于地;他劝属羌诸族各置烽火,西夏来犯,举烽火相告;教习属羌练习骑射以佐官军。自是不求增兵,不烦益粮,而武力自振,使敌不敢侵环州。种世衡在边境的主要战略要地主持修建了细腰城(今甘肃环县西南)和葫芦泉诸寨。并巧施离间计,除去李元昊的心腹大将野利刚浪棱、野利遇乞兄弟。在抗夏斗争中,终成一代名将。庆历五年(1045年),种世衡去世,范仲淹含泪为他写下了情深意切的墓志铭。

狄青16岁那年,因兄长与人斗殴,顶罪受罚,刺配充军。狄青擅长骑射,先被选做散直(骑兵侍卫官),后来充任延州指使(骑兵教官)。他缜密寡言,谋事必先仔细考虑,选准制胜的机会然后进行。行军打仗,先整顿队伍,明确赏罚,又与士兵同艰共苦,如遇敌突然袭击,士兵也临危冲锋向前。逢战阵,身先士卒,披发,面戴铜具,出入贼中所向披靡,无人敢挡。因此他屡建战功。范仲淹年长狄青19岁,见之,待遇甚厚。范仲淹授之以《吕氏春秋》,勉励他多读书,多思考,告诫他知古今才能成为将才。狄青自此折节读书,兵法方略愈益精进,指挥能力和治军水平一再提升,功业显赫,积功升任西上阁门副使,后又晋升为秦州(今甘肃天水市)刺史、泾原路副都总管、经略招讨副使,又加升为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惠州团练使。成为一代名将。他的成长,与范仲淹的识拔培养是分不开的。

为了培养人才,范仲淹还在将佐及使臣、军员中,挑选识字有智勇,久远可为将者,录取部分,密与讲说兵马,讨论胜策。这种讲学方式,相当于后来的军校,将军队学校化了,为国家培养了不少将才。

范仲淹戍边4年,对麾下的将校人才特点有了一个明确而充分的认识。他上奏列荐了16位将领。奏折中对鄜延路部署王信、知保安州军刘拯、环庆路钤辖范全、泾原路都监许迁等人均给予了简明而准确的评价。

宁州通判、著作佐郎张去惑,有建造城池之才,城防战具皆精办。范仲淹就举荐他“充陕西转运判官”。

延州青涧城兵马监押、侍禁马怀德,“有武勇心力”,“其人实堪充将佐,部领军马”,范仲淹便举荐其“充延州青涧城都监”。

范仲淹破格力荐少数民族将领,具报量材起用,增强了民族团结,也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

四、广修城寨,边防营田,立足长治久安

1、建设和巩固城寨

    西北沿边的鄜延、环庆、泾原,地处黄土高原,这里众壑纵横,地形险阻,多交通要隘。这种地势特别适宜修筑城寨扼守,限制西夏军行动,同时也可使宋军据城寨之固,以此为点,警戒监视敌人,进可攻,退可守,既可补充后勤物资,又用于部队休整、护耕、屯田、疏通粮道等,还可广筑烽燧(烽火墩),以加强沿边各地各城寨之间的策应,有警能迅速通知到各城寨,可使其之间形成坚固完整的作战体系,能显著增强西北边防的控制力。

范仲淹十分重视西北边防线的城寨建设。不仅完修旧有的边城废寨,而且在西夏入侵的要道上,远不过四五十里,近则三十里,列据要害,靠近水源处,修复或增修一些城寨。并作为以守为攻,支持长期作战的战略决策。

范仲淹就知延州时,宋夏战争使百姓万分恐慌,不少人竞相迁居南山(秦岭)躲避战火。

为抵御西夏,范仲淹采纳种世衡的建议在故宽州旧地青涧建起了新城。种世衡挑选精壮青年数千人驻守屯田,劳动之余训练射骑本领,于是其地之人以善骑射闻名。西夏人遂不敢进犯,使全县人民能安居乐业。

庆历元年(1041年)3月,范仲淹在《论不可乘盛怒进兵奏》中请示:在德靖寨西至庆州界,环州西至镇戎军界,择要害之地,必可久守堪为营寨之处,则进兵据之。他又在《再议攻守》一策中建议:环州定边寨、镇戎军乾兴寨,相望八十余里,二寨之间有葫芦泉,今属贼界,为义渠、朝那二郡之交。建议修建细腰城和葫芦泉诸寨,并修建水洛城。他边奏边干,他命令知环州的种世衡和知原州(州治临泾,今甘肃镇原,辖今甘东宁南交界处)的蒋偕合兵完成了细腰城与葫芦寨建设,与前后相继建成的定边寨、乾兴寨、柳原镇、大顺城等28座城寨和44座烽火墩,形成弧型的的防御体系。使环庆一带固若金汤。建议修筑的水洛城(址在今庄浪县),后也由静边寨主刘沪、著作佐郎董士廉等人修建完成。

到战争末期,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城寨建设又有新的发展。原本主要在宋境内的建筑发展为“出塞进筑”,逐渐推进到西夏辖境。至此,战争的主动权完全转到宋军一方。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顺城的建设。大顺城本名“马铺寨”,在庆州东北之后桥川口, 未建成前“深在贼腹中”,尚属西夏之地。范仲淹遣其长子范纯祐和蕃将赵明,率军占领马铺寨,运去了筑城工具和材料,自己则亲住柔远寨策应。在西夏的眼皮子底下修筑城堡,其难度超乎今人的想象。范仲淹为此做了精心的准备,他先派一支先遣队悄悄抵达山顶,然后亲率数千将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利用短短10天时间,按照军城的规范要求,填沟削山,建成一座周长3500米,高5至6米,顶宽1.5至2米,用黄土夯筑的土城。全城以中间一道山梁分为南北二城。南城呈长方形,中间一道城墙将其又分为东西两城,共有东、西、南、中四道门,中间城门有吊桥相通;东城建有军营、仓房、草料场;西城南郊有瓮城和廨署,其余分擘为街巷。北城依山而建,为不规则形,只有女墙,为南城防御性外城。同时又在城下川道,利用对面山体自然滑坡,筑起一道土坝,设置水寨,使全城东南北三面环水,控扼要塞,有“百万雄师,莫可以前”之势。城池筑成之后,可屯兵五千至上万人。以大顺城为中心,柔远、荔原堡为两翼,又夺取白豹、金汤、安疆寨等城堡为前伸的犄角,遥相呼应,对西夏产生了一定的制约作用。西夏发现在自己眼皮子底下出现了一座宋城,非常惊慌,元昊亲率三万骑兵来夺城。范仲淹沉着指挥,与敌军拼杀,西夏军无法突破宋军防线。正在血战中,西夏军队突然撤离,伪装逃跑。范仲淹对这些伎俩早有防备,告诫将士“战而贼走,追勿过河”。夏军之计被识破以后,就仓皇撤退了。西夏士卒中开始流传,“小范老子(即范仲淹)胸中有数万甲兵!”宋夏战事从此进入对峙状态。消息传到东京,宋仁宗看了城堡的图纸后大为惊叹,赐名大顺。之后,范仲淹又招募百姓轮流守卫大顺城。平日,在家耕种土地,农闲训练;战时,官家提供兵甲器具,参与作战,大顺城因此成为阻击西夏南下交通要冲上一个可攻可守的坚强堡垒。

  2、军民屯田 以实边郡

延庆地区地处西北边陲,距内地路途遥远,而以当时有限的运输水平,要想支持一支大军从内地进入西北来完成军事任务,从后勤如粮食保障上,就具有许多今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因为路途遙远,山陵之道又不能通行大车,只能是小车或驴骡运输,一趟需几十天,久困于道,道上人马消耗就很巨大。粮草辎重绵延数百里,粮道非常容易被敌人截断。因此范仲淹大力推行屯田(兵士自耕种)和营田(募民耕种)。范仲淹上书朝廷:《奏为陕西西路入中粮草及支移二税》:“更选差朝臣四人……专管本路税赋课利及图回营田等事。”他说:“臣观今之边寨,皆可使弓手、土兵以守之,因置营田,据亩定课,兵获羡余,中粜于官,人乐其勤,公收其利,则转输之患可息矣。”他将老弱病残的兵员用以屯田,在边防军垦,发给补助,让他们种田以供军需。先是遣种世衡在青涧城屯田达二千余顷。遣延州兵马都监周美屯永平寨,令士卒营田,岁收谷六千斛。又在庆州任上,倡导军民开垦闲田。并号召屯田士兵把家属也接来边境,,每名家属可分一至二顷土地。在发展当地农业生产和军队屯田的同时,大力兴修水利,疏通河道;鼓励商贸流通,搞活经济,增加国家和汉、羌民族收入。范仲淹军屯营田的建议被朝廷采纳,宋仁宗于庆历元年(1041年)后季下诏:“诏令逐路都部署司经置营田以助边费。”从此,宋夏边境军屯发展了起来。这样既精减军队,安定军心,为部队增加后备力量,又能减轻百姓赋税和劳役负担及国家供应前线的后勤保障压力,节省了相当一笔粮饷转输费用,增加了粮草军需储备。实现了保边、省费和百姓安居乐业,支持长期作战的目的。

范仲淹戍边期间,苦心经营,经略得当,提高了宋军战斗力,强固了延、环、庆防务,这是宋夏战局发生根本性转折的关键。明都御使马文升评价他:战守皆得兵宜,在险要之处,悉筑城堡,举名士以守之,势相连属,综理周密。致使夏贼不能进敌,遂敛兵不敢近边。边患始少,百姓安居。而宋室无西顾之忧。说的十分中肯。

宋夏战争中,范仲淹所体现出来的军事斗争思想与实践、独到的军事战略眼光和出将入相的超人才智,必将永载史册,万世流芳。

参考资料:

凤凰出版社出版的《范仲淹全集》

刘文戈著《范仲淹戍边》

刘文戈、马啸主编《范仲淹与庆阳》

杨德堂著《范仲淹足迹录》和《范仲淹的故事》

庆阳林泉博客文章《庆阳古城:大顺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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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4-18 0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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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清明雨
         杨廷玉
天空阴沉的
不再是唐朝的那片云彩
遥指杏花村的牧童
也远去了数十代
可杜牧雨纷纷的清明
仍在淋湿辽阔的原野
浸透悲痛欲绝的伤怀
父母的墓地塔柏肃然
站立的石碑  凸起的坟丘
睁大慈祥的眼睛
串起零星的记忆碎片
坟头的纸钱羽化成
我的乳名和魂魄
土之上与土之下
咫尺之远的距离
竟隔开世界之外
我感到春天
也如此寒冷
担心雨声中
父母是否能听到
祭拜在墓前的佳酿
窖藏已久的对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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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家风及其影响

杨廷玉

     诸葛亮(字孔明)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史书记载多有赞誉,各代统治者多有褒奖,这是“公论”;而民间则口碑相传把他奉为神明,把他作为智慧的化身,说他能仰知天文,俯察地理,神机妙算,判断阴阳,预测身前身后八百年。他的故事广为流传。当然这与罗贯中的小说《三国演义》对诸葛亮这个人物的文学性渲染夸张有关,但毋庸置疑,诸葛亮本身的仪表、谋略、忠贞和道德水准也符合人们对英雄人物的判断标准,是人们心目中近乎完美的楷模。诸葛亮之所以能成为“大名垂宇宙”,“赢得身前身后名”的“人中龙凤”,与其良好的家风至关重要。由其先祖诸葛丰发端,由诸葛亮发扬光大的家风对后世也有深刻的影响。我们是一个看重家风的国度。家风又称门风,是一个家庭的徽章、名片。家风展示的是家庭的风采、风格、风度、风尚和风教。可由一个家庭的家风,看出一个家庭的既往,也可以看到这个家庭的未来。诸葛亮是如何传承诸葛家风而提高完善成为诸葛亮家风,并影响千百年来人们的道德风尚的呢?让我们拂去尘封的历史,穿越时空,走近动荡不安、充满血腥而又风云际会、波澜壮阔的东汉末年,走近诸葛亮。

一、诸葛亮家风形成的背景

1、家乡齐鲁文化的滋养

    汉灵帝光和四年(公元181年),诸葛亮出生在琅琊郡阳都县(故县城在今山东沂南县砖埠乡孙家黄畦村)。这里是古齐地南缘,与鲁地和东楚之东海郡紧连,是齐、鲁、楚文化接触交流之地,融合齐、鲁、楚文化所孕育的齐鲁文化熠熠生辉,这是特定历史时期、特定范围的地域文化,又是一种混合型文化,它兼收并蓄,广泛吸收了其他地域文化的长处,逐渐形成了一种具有完备的自我调节和更新功能、再生能力很强的文化,其思想理论方面全面继承了中国社会的文明文化成就,特别是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齐鲁文化作为儒家文化的源头,实际获得了在政治和文化上的支配地位,成为一种政治大一统背景下的官方文化,而且成为此后两千多年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齐鲁之地深厚的学术渊源和推崇学术的浓重文化氛围,质朴的学风与学以致用的取向,构成当地鲜明的时代文化特点。在这里,齐文化的尊贤尚功、开放进取,鲁文化的王道仁厚、重礼敦本,楚文化的瑰丽奇异和奋斗精神,以及兵学文化的果断雄武,都为当地文化和人才成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养料。

    儒家、墨家、兵家、法家、名家、阴阳家、道家诸学说曾在这里竞相争辉,大放异彩。这是一个呼唤历史文化巨人和历史文化巨人辈出的地方, 产生了像管子、晏子、孙武、墨子、孟子、庄子、邹衍、孙膑、吴起、鲁班、扁鹊这样一批伟人。

    这里有注重教育的风气,私学与官学两类教育形式并驾齐驱,有浓厚的学习氛围和学习条件。

    诸葛亮在这里度过了童年并进入少年时期,在这里开始了他的启蒙教育和系统学习,至到他13岁时离开家乡。
      齐鲁文化为诸葛亮的成长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在他的心灵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其时诸葛亮父母双亡,叔父诸葛玄到豫章(今江西省南昌市),担任袁术称帝后任命的太守,诸葛亮两个姐姐一个弟弟相随,还没等到任,东汉朝廷任命的豫章太守朱皓已经到任,诸葛玄诸人便投奔了他的故交旧友荆州牧刘表(山阳高平人,即今山东省邹县西南),寄寓于襄阳城西二十五里地的隆中。

    2、寓居地荆襄文化和躬耕地南阳文化的熏陶

     襄阳“跨连荆豫,控扼南北”,是汉代东、西二京西安(长安)、洛阳(洛邑)到南方的大道,可以北上京师,南下交(三国时交州,包括今越南北部和中部、广东雷州半岛和广西南部,治所在龙编即今越南北宁)、广(即今广州),水路东达扬州,西通益州,地处“水陆之冲”,是承载着南北之间政治、军事、文化、商贸往来的要地。这里的先民们也创造了灿烂的荆襄文化。荆襄之地是楚文化与中原南阳文化的接壤地带。楚文化自河南淅川县(楚国最早的都城古丹阳原在淅川县下寺,现为丹江水库淹没区)发祥,逐渐南移,形成荆楚文化,荆襄文化仍是荆楚文化的核心区。雍际春、邹轩的《汉末文化环境与诸葛亮成才》一文分析当时荆襄文化的繁荣景象:汉魏之际,动荡不居、分土裂疆的混乱时局,反而促成荆襄文化繁荣。一是受东汉南阳文化的催唤,所谓“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的政治优势,奠定了南阳文化的突出地位,由此带动了周围地域文化的发展;二是汉末刘表割据荆州,荆襄之地通达四方的优越地理位置和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便利了南北文化的汇聚交融和地方士风的勃兴。流寓士人与土著之间密切交往、相互学习启迪;师徒间对学问的传承与德行的熏陶濡染;地方大族高士的豁达超然之志,乐于扶持学子的情怀和崇尚气节的胸襟,博采众长及淳厚和谐的襄阳士风,所有这些相互交织,在士人中营造了一种既密相交游访学,辨难砥砺,高言深论,论道观变,心系天下,积极参与改造社会,又相互尊重、提携、标榜,超然世外,隐居乡野怡情养志,暂时远离现实的特有的文化现象,为有识之士修德养志、培才练武,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活动舞台。这种文化底蕴和鲜活氛围为少年时期的诸葛亮学业精进、德操磨砺和淳朴进取的精神以及志向抱负的确立提供了广阔天地。
    诸葛玄的名望和与刘表的关系无疑也为诸葛亮在襄阳的学习和社会交流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环境,能使他在刘表所办的学堂“学业堂”静心学习和广交朋友。

      然而诸葛玄于197年去世了。这时候的诸葛亮也在艰难的抉择。他的两个姐姐己出嫁到襄阳的豪门大户,然而诸葛亮不愿寄人篱下。叔父所投奔的刘表虽是当时的“八俊”之一,门下也多宾客,然而刘表看重的是成名大家,才17岁的诸葛亮资历尚浅,没有什么名气,自然不在刘表视野,加之刘表性暗,外表儒雅,然心多疑忌,非霸主之才,胸有大志的诸葛亮也不肯把自已的命运前途押宝在一个不可寄托之人,便带着弟弟诸葛均到南阳,择南阳府西七里的卧龙岗而居。“躬耕南阳,往来襄阳”,晴耕雨读并经常到既有亲戚又有同学、朋友的襄阳游学,与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交流,直到207年经徐庶推荐,刘备三顾茅庐而作《草庐对》,出山辅佐刘备,以后终成三分天下。

    南阳是汉光武帝刘秀“龙兴之地”,是当时全国知名的大都会,是诸葛亮成才和走向成熟的摇篮。南阳文化是楚豫文化融铸贯通的文化。楚风豫韵诸子百家,流风所被,天文、科技、医学、法学、兵家、艺术、建筑、教育、商业等现实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文化,以其系统、丰富而完整独领风骚。诸葛亮在卧龙岗之地,密切关注着形势,把握着时代的脉动,为择主出山作准备,他一直在不断拜师、交友、学习、思考。在这里,诸葛亮己经成长为身高一米八四、仪态俊美的青年,并结了婚。他也亲自为弟弟诸葛均选择了南阳林氏为妻。在南阳这十年,对诸葛亮学识上的进步和思想上的成熟,产生了深刻影响,是诸葛亮不断磨砺自己,不断成长的十年。诸葛亮在这里增长了学识和才干,提高了知名度,被人称之为“卧龙”、“伏龙”。

3、家族、家庭文化的影响

    诸葛亮先世是诸县葛姓,后迁移至阳都,为与阳都当地的葛姓相区别,就使用了“诸葛”这个复姓。诸葛家族显名当郡始于先祖诸葛丰。他生活于西汉武、昭、宣、元四帝时期,曾“以明经为郡文学”,被御史大夫贡禹纳为属僚,“举侍御史,元帝擢为司隶校尉”。他谨守臣职,“名特立刚直”、“刺举无所避”。由于他刚直耿介,有“伏节死谊”之志,反为时俗所不容,后因弹劾周堪、张猛遭元帝免职。诸葛丰刚正不阿的品行和惩治犯罪的斗争精神,以及宁死不屈、“官尊责重”的敬业精神,“杀身以安国,蒙诛以显君”的忘我牺牲精神,奠定了诸葛家族文化的基本价值走向;而以明经为郡文学则开启了诸葛家族通经致用的学术渊源。

    诸葛亮的父亲诸葛珪当过太山郡(治所在奉高、今山东泰安市东北)的郡丞(协助郡太守掌管郡内行政、司法的中级官员)。诸葛亮六岁的时候,他的母亲章氏去世了。章氏是个知书达理、聪明贤惠的母亲,她不但支持长子诸葛瑾到京师洛阳去游学深造,学习儒家经典,还教诸葛亮认字,对他进行启蒙教育。母亲的去世,使哥哥诸葛瑾也中断游学生涯,回乡为母亲守孝。不久以后,为了照顾家庭,抚育孤弱,诸葛珪又续弦娶妻,把孩子们的继母领进了家门。新来的继母很爱孩子,诸葛亮兄弟们对继母也很尊敬。诸葛瑾的还乡,又使诸葛亮有了可以请教学问的兄长。孝敬、友悌、切磋、求知,一个经过震荡的家庭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与和谐。诸葛瑾非常孝顺继母,以孝闻名,学识也极为渊博,而且待人诚恳、忠厚。后避乱江东,得孙权重用,他先后担任“长史”(太尉、司徒、司空设长史、号为三公辅佐)、“中司马”等职。在黄武元年(公元222年)升为左将军,封宛陵侯、督公安(今湖北公安县东北)。不久又升为大将军、左都护等职。诸葛亮弟弟诸葛均后亦官至蜀汉长水校尉。其从弟诸葛诞以才干著称,被曹魏拜将封侯。诸葛亮、诸葛瑾、诸葛诞兄弟三人,分别在蜀汉、东吴、曹魏三国担任要职,各有千秋,皆为一时俊杰。《吴书》称赞说:“瑾为大将军,而弟亮为蜀丞相,二子恪、融皆典戎马,督领将帅。族弟诞又显名于魏,一门三方为冠盖,天下荣之。”三兄弟后人也是龙腾虎跃,各有千秋。

    应该说这样一个家族,在儒学兴盛的齐地,有其家族文化的固有传统和家学优势。诸葛亮出生在这样一个有家学渊源的家庭,很大程度上有其家族文化的启蒙滋润。

4、广泛人际交往和朋友圈内文化氛围的浸染

    据丁宝斋的《诸葛亮与汉末襄阳大姓》一文介绍:当时襄阳大族主要有庞、黄、蔡、蒯、马、习、杨、向等八家,其中,庞、黄、蒯三家与诸葛氏有姻亲之谊,而其它则直接或间接与诸葛亮有师生之谊,朋友之谊。

    蔡氏家族是东汉末年襄阳一带最为显赫的豪强大族。汉长水校尉蔡瑁是这个家族的代表人物。蔡瑁家在襄阳县南八里,岘山东南一里蔡洲,屋宇豪华,四墙皆以青石结角,婢妾数百人,田庄、庄园四五十处。蔡瑁的两个姐姐,分别为沔南名士黄承彦妻和刘表“后妇”。而黄承彦则是诸葛亮的岳父。这样,诸葛亮便成为蔡氏姻亲。同时,诸葛亮与刘表之间,不仅因为叔父诸葛玄与其有故旧关系,而且还因为刘表是诸葛亮妻子的姨父。诸葛亮又与刘表的儿子刘琦、刘琮是同辈人,交往密切。

    魏晋时期蒯氏家族为襄阳郡望。西汉有名士蒯通。蒯通是楚汉之际的著名策士,本名彻,史家避汉武帝讳追书为通。惠帝时,为丞相曹参宾客。著有《隽永》81篇,论战国策士的权变之术。《傅子》曰:(蒯)越,蒯通之后也。东汉末年,蒯氏家族的代表人物是蒯越,蒯越与蔡瑁曾共同帮助荆州刺史刘表平息州内宗贼反乱,稳定大局。蒯越的儿子或侄儿是蒯祺,蒯祺家住中庐县,即今襄樊市区西南与市辖南漳县东北交界处,官至房陵太守,是诸葛亮的大姐夫。

    名士庞德公是诸葛亮求教最多,且最尊敬的一位老师。庞德公与诸葛亮之间,除了有亲密的师生关系,还有姻亲关系。诸葛亮的小姐夫庞山民是庞德公的小儿子。庞山民与诸葛亮、庞统一样,“亦有令名”,为魏黄门吏部郎,其儿子庞焕,字世文,晋太康中,为舸太守。

    庞德公的从子庞统,人称之“凤雏”。庞统生于公元179年,比诸葛亮只大两岁。与诸葛亮在朝夕相处,同窗共读中,彼此间建立了很深的友谊。

    诸葛亮另一位老师是名士、颖川(今河南许昌)人司马徽。司马徽以农桑书琴自娱,品德端正,高雅清白、隐逸自得,他的处世风格和不仕刘表,人格自重,傲视权贵的政治态度,对青少年时期诸葛亮的影响很大。

    马良、马谡兄弟作为世家大族子弟,自幼便受到良好的教育,史称“兄弟五人,并有才名”,诸葛亮与他们来往很密切。后马良、马谡兄弟在诸葛亮帐下效力,多有建树。马谡于建兴六年(公元228年)带兵失街亭,诸葛亮执行军法而挥泪斩之。诸葛亮曾亲自临祭,并待其遗孤甚厚。

    宜城的另一大姓是向氏家族。其汉末、三国时期的代表人物是向朗。向朗在归附刘备前,诸葛亮与向朗就很亲密。向朗、向朗的侄儿向宠、向充兄弟二人以及向朗的儿子向条等,后均仕蜀汉。

    襄阳豪门习氏家族,自东汉初年至东晋,历时三百余年不衰,是襄阳著名的大姓。现有史料没有发现诸葛亮在襄阳、南阳时与习氏成员过多交往,但慕名互为心仪影响是应该有的。汉末、三国时期,习氏家族的成员,有许多跟随和参与了刘备—诸葛亮集团,在建立蜀汉政权过程中,作出了不同的贡献,与刘备、诸葛亮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其中习珍便是一位宁死不降孙吴的蜀汉忠臣。史书载:习珍为零陵北部都尉,加裨将军。孙权遣潘浚讨习珍,包围了习珍以下数百人。敌方遣使诱降,习珍说“我必为汉鬼,不为吴臣矣!”围守月余,习珍粮箭并竭,便说:“珍受汉中王厚恩,不得不报之以死;诸君何为者耶?”乃伏剑自裁。跟随刘备仕蜀汉的另一位习氏家族成员习承业,博学有才鉴,历江阳,汶山太守,都督龙鹤诸事。入仕蜀汉的习氏家族成员还有习祯祖孙三代人。祯历洛、郫令,广汉太守;子忠,有父亲风采,官至尚书郎,孙隆,为步兵校尉,掌校秘书,曾上书后主为诸葛亮立庙事。

    同样,襄阳另一世族大族杨氏家族,住襄阳县南至宜城间之迴湖。其代表人物杨颐、杨仪,跟随刘备、诸葛亮入川,受到诸葛亮重用,为蜀汉政权作出很大贡献。

    这些人际关系,为诸葛亮获取信息,通达时变,广结贤俊提供了便利。诸葛亮在襄阳学习和南阳躬耕半耕半读期间,一方面,诸葛亮借助亲密的师友关系和姻亲关系,同襄阳大族名士建立密切关系,其能融入当地上层群体,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得以了解洞悉天下大势,明辨鱼龙于群雄纷争,掌握各地军事、政治形势的变化信息,对增强社会现状的认识都是大有裨益的。另一方面这里名师云集,得到了有益的教诲指点,同时结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学子,如颍川徐元直(名庶)、石广元(名韬)、汝南(河南上蔡县西北)孟公威(名建)、博陵(今河北安平)崔州平等,经常同他们外出游学,切磋学问,纵论天下大事,在交往磨砺中相互“屡闻得失”、“勤见启诲”。使诸葛亮能在闲云野鹤之间,自奋自励,构建了自身高尚的情志,恬淡清灵的风骨,处乱不惊、处危不惧的心境,应该是诸葛亮未出茅庐,即能妙算分合神机,规划鼎足三分于乱局未明之季,施展出卓越政治、军事才能的一个原因。

   《汉末文化环境与诸葛亮成才》一文说的十分中肯:诸葛亮不畏艰难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志存高远、心系天下的伟大抱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淡泊宁静的人生境界,赏罚分明、亲疏无别的治军用人经验,贵和重抚的民族政策,刚正廉洁和忠孝的崇高气节,鞠躬尽瘁的忘我牺牲精神等等,是无法从单一的文化因素或学派中找到完美答案的。诸葛亮的思想是以儒学为主,兼收道、法、兵、阴阳、纵横等诸家,兼收并蓄齐鲁、楚、豫文化以及家族、家庭文化熏陶,和广泛的人际关系、朋友圈中的文化交流是分不开的,是融铸汇通而形成的文化系统共同影响的结果。

二、诸葛亮家风的主要内容

1、胸有大志  理想坚定

   《三国志·诸葛亮传》云:“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乐府古辞《相和歌·楚调曲》中有一首《泰山梁甫吟》,这里的“甫”亦作“父”。《梁父吟》这首齐鲁歌谣写春秋时齐相晏婴“二桃杀三士”之事。据《晏子春秋·谏下篇》载,公孙接、田开疆和古冶子三人,事齐景公,以勇力闻名于世。晏婴因他们三人“上无君臣之义,下无长率之伦,内不以禁暴,外不可威敌,此危国之器也”。因将二桃赠给三士,让他们计功食桃,三人因此自杀而死。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二桃杀三士”的故事。而设计这个计策的就是齐国的著名相国晏婴。晏婴历事灵公、庄公、景公三朝,乃齐国名相,晏婴节俭力行的做事方法、帮助齐国三代国君(灵公、庄公、景公)稳固霸主地位的功业、“三世显名于诸侯”的无上荣耀,都是诸葛亮所无比景仰和羡慕的。诸葛亮一生的理想是像晏婴那样辅助诸侯,成一番事业。管仲,又名夷吾,也称敬仲,颍上(今安徽颍上县)人,齐国相,周穆王的后代,是中国古代著名的经济学家、政治家、军事家,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一匡天下,被誉为“法家先驱”、“圣人之师”、“华夏文明的保护者”、“华夏第一相”。乐毅中山灵寿(今河北灵寿西北)人,战国后期杰出的军事家,魏将乐羊后裔,拜燕上将军,受封昌国君,辅佐燕昭王振兴燕国,攻打齐国,连下70余城,创造了中国古代战争史上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诸葛亮以先贤为榜样,立志像他们那样,把自已的满腔热血,逸群之才,献给那个特定的时代,实现三分天下最终三分归一统,匡扶汉室,结束战乱,天下太平的目标。他的一生都在奋斗,从没有动摇过自己的信仰,并为此千折而不回,呕心沥血。诸葛亮多方面教育子女,常常教育他们要志存高远,不慕虚名。他有一篇《诫外甥书》,反复强调告诫说:“志向应当高远,向先贤学习,抛弃琐碎的情欲,不要犹豫疑滞。”“如果志向不强毅,意趣不慷慨,只是忙忙碌碌地拘滞于俗务之中,默默无闻地为情欲所束缚,长期地窜伏于凡庸之中,就只会使自己成为平庸下流的人。”他不但要求别人,他也正是这样做的。他以他的实际行动赢得了身前身后名。

2、静以修身  俭以养德

   诸葛亮在其《诫子书》中告诫他儿子说:“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漫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诫子书》短短八十六字,提出了做人处世治国之根本,修身养性之准则。一个德才兼备者的操行,是以心绪宁静来涵养德性,以生活节俭来提高品德,培养好的意志情操,多学习,多接世,不刻意追求名利,不趋炎附势。诸葛亮是实践这一要求的典范。诸葛亮忠于事业,一心报国施展才华,但他从不贪权追名逐利。自诸葛亮出山以后,刘备与诸葛亮如鱼之有水,两人超过了刘备与关羽、张飞的旷世兄弟情,情好日密。诸葛亮的才干气度和淡泊的处世情操也得到了关、张二人的信赖。章武三年(公元223年)春,刘备于永安病笃,召诸葛亮嘱以后事,刘备对诸葛亮寄予极大的信任,“君才十倍于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若其不才,君可自取。”而诸葛亮表示要“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后来诸葛亮辅佐弱主刘禅,殚精竭虑,谨守臣道,竭力支撑着蜀汉一隅江山,且率军六出祁山北伐,希望完成刘备恢复汉室一统江山的遗愿。后主刘禅能力有限,然而诸葛亮从不自傲。《诸葛亮集》有《李严与诸葛亮书》,李严劝诸葛亮宜受九锡,晋爵称王的记载,诸葛亮则还书批评了李严说:你应该了解我,我不会做不仁不义之举,我只求全国胜利,与大家一起共享光荣。诸葛亮能事君以礼,谋国以忠,挟震主之威,竟能上不生疑心,下不兴流言,不考虑个人名位,全心全意地献身国家事业的胸怀是多么的光明磊落啊!

    “俭”:就是俭省,生活俭朴,不追求享受,爱惜物力,不浪费财物。诸葛亮讲“俭以养德”。他告知孩子要节俭,以培养自己的德行。量入为出,审慎理财,过有纪律的简朴生活,不要成为物质的奴隶。在诸葛亮看来,寒素清白,黜奢崇俭,是培养良好德行的最好方式,退可以安贫乐道,视富贵如浮云;进则可以廉洁奉公,勤政爱民。诸葛亮在《又与李严书》中,谈及自己的生活状况,“吾受赐八十万斛,今蓄财无余,妾无副服。”诸葛亮在蜀位极人臣,除规定应享受的俸禄外,不另治家产,别敛民财。诸葛亮的家人竟连一身换洗衣裳都没有,对自己对家人衣食住行要求俭朴到苛刻的程度。正如他自己对后主刘禅所说:“臣在外任,别无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诸葛亮死后确如所言。实际上,诸葛亮的俸禄和得到的赏赐是丰富的,他自称“禄赐百亿”,但他提倡“将不可吝”,说:“吝则赏不行,赏不行则士不致命,士不致命则军无功”,他所得的绝大部分财物都用于赏赐有功将士了。他的一生就是这样为官,无私而来,清白而去,北伐途中,死在任上。遗命埋葬定军山(今陕西勉县南),依山为坟,哪里死哪里埋,坟墓只要放得下一个棺材就行,不需殉葬品,装殓以随身衣服就行。这在当时厚葬遗风盛行的社会习惯势力面前是需要勇气的。

    诸葛亮身体力行,严于律己,以“静”“俭”修身养性的操行品德始终如一的贯穿了他的一生。

3、清正廉洁  不谋私利

    诸葛亮一生身居高位,其间在蜀国丞相位置上就有十三年之久,可谓位极人臣。但他虽身居相位却能为官清正、廉洁自律,从来没有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及其子女亲属谋过半点私利,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诸葛亮早年无子,哥哥诸葛瑾把次子诸葛乔过继给了他。诸葛乔娶了皇家公主,成为驸马都尉。这时诸葛亮身为蜀国丞相,诸葛乔是他唯一的继子,本可以让他像一般贵家子弟一样安享尊荣富贵。可诸葛亮没有这样做,而是把他带到汉中北伐前线跋涉于崇山峻岭之中,押解军需物资。为这事,诸葛亮还专门给诸葛瑾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诸葛乔本可以回成都去,但现在许多将领的子弟都在押运军需物资,应该让他和大家同甘共苦,所以我命令他带领五六百名兵卒和众位将领的子弟一道在山谷中押送物资。”诸葛乔后来牺牲在押运粮草途中,年仅25岁。

    不论子、侄、外甥,他都严加管教。诸葛亮后来自己有了儿子,叫诸葛瞻。诸葛瞻少年时很聪明,这却引起了诸葛亮的忧虑,他给诸葛瑾写信说:“诸葛瞻今年八岁了,聪慧可爱,但是他成熟过早,恐怕将来成不了重器。”便写了《诫子书》,教育勉励孩子要静以修身,淡泊明志。

    公元234年,诸葛亮在五丈原(今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县城南约20公里的五丈原镇)病重,临终前他给后主刘禅上了最后一道奏章说:“臣家成都有桑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向后主主动汇报家产情况,作财产公示。那时的情形是,经春秋战国到秦统一,连年战争使人丁稀少。秦朝鉴此规定,每个成年男性,须耕种一顷地。东汉末,军阀混战,造成人口锐减,又是人少地多。作为丞相,诸葛亮一家有15顷薄地,并不多,诸葛亮一生没有经商办实体,全凭自己俸禄养家糊口,不贪不占,不思肥己,仅能维持“内无余帛,外无赢财”的“小康”水平,全身心为国尽忠,为民尽责,其廉洁奉公的思想品德受到当时和后世的称颂。

    诸葛亮的“我有俭心焉,则士民不敢放其奢”的廉洁自律,在蜀国官吏中起到了积极作用,蜀国的社会风气崇尚节俭,官员的俭朴和廉政水准迅速提高。不仅大将军姜维宅舍弊薄,资财无余,“清素节约,自一时之仪表也”,还有董和曾任益州郡(治在云南晋宁)太守,那里号称“金银宝货之地”,东汉后期以来历任益州郡太守者,“皆富及十世”,大发其财。董和还“内干机衡”,在朝中参与机要政务的处理,权力很大。但董和却能始终清廉节俭,他“躬率以俭,恶衣蔬食”,为官20余年,“死之日家无儋石之财”。大将军费炜“家不积财,儿子皆令布衣蔬食,出入不从车骑,无异常人”。车骑将军邓芝为官20余年,“终不治私产,妻子不免饥寒,死之日家无余财”。

4、一生谨慎  坚持原则

    毛泽东对诸葛亮有一个评价:一生唯谨慎。敌方统帅司马懿曾评价他:“亮平生谨慎,不曾弄险。”据史书记载,刘备这么信任他,诸葛亮在进谏时也非常注意分寸,还经常拉着百官一起提建议,绝不自恃其能突出自己。诸葛亮才高而不震主,功大而不凌人。正如晋人袁准所说,诸葛亮“受六尺之孤,摄一国之政,事凡庸之君,专权而不失礼,行君事而国人不疑,如此即以为君臣百姓之心欣戴矣。”虽然后主刘禅暗弱,并且尊诸葛亮为“亚父”,然诸葛亮对后主非常尊重,从不失君臣之礼。诸葛亮和诸葛瑾,虽为同胞兄弟,然各仕蜀吴。无论是蜀吴联盟期间,还是处于战争阶段,兄弟二人各在吴蜀位及人臣,掌握大量国家机密,从不互为刺探情报。建安二十年,孙权派诸葛瑾出使蜀汉,与其弟诸葛亮都是以公职身份相见,会谈结束,虽兄弟间多年不见,然不以私情相约。各为其主,虽然有兄弟之谊,却相见都是公开场合,私下从不会面,不见疑于上下,公私之分明,谨慎之态度可见一斑。在军事上他从不轻易冒险,“先为不可胜,然后能够取胜”。明代薛瑄曾作《为官镜鉴》一书,将中国历代为官之道总结为12点,其中就有“谨慎”、“隐忍”、“低调”、“慎言”四点,这都与谨慎有关,而且书中多次引诸葛家族为例。

    诸葛亮的谦虚谨慎并不是随波逐流、怕做出头鸟,而是有底线原则的,也是敢于坚持原则,敢于负责任的。

    《三国志》作者陈寿称:“亮之为政,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卿等岂可不企慕及之?”陈寿的父亲随马谡当参军,街亭之役惨败后也受到诸葛亮处罚追究。而陈寿本人,也被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处罚过,能得到陈寿这样客观公正的评价更能说明诸葛亮的为人之德。蜀中老将张裔,原本对诸葛亮很不服气。但在出任丞相长史、和诸葛亮朝夕相处共事之后,不禁深有感触地认为:“明公(诸葛亮)有赏时,远方之人只要有功,绝不会被遗漏,惩罚时,再亲近者也逃不掉;爵位绝不予无功之人,刑罪也不避尊贵大官,所以贤人、愚人均可感受到他的大公无私而努力工作,不去计较个人利害”。曾让诸葛亮严惩过的蜀国权臣李严和廖立,当听到诸葛亮死讯后,皆悲泣痛惜,李严甚至因此忧郁而死。马谡比诸葛亮小9岁,才器过人,好论军计。诸葛亮于他情深意笃,以谡为参军,每引见谈论,自昼达夜。南征时,马谡相送诸葛亮几十里远,并提出了为后世称赞的“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战略建议。诸葛亮纳其所言,七擒七纵孟获,赦孟获而服南方。建兴六年(公元228年),诸葛亮出祁山击魏,马谡“违亮节度,举动失宜,”失去战略要地街亭,诸葛亮不仅挥泪依法斩马谡,而且主动上书刘禅:“为臣才能疏弱,却窃据在军政职上,如今亲自率领三军北伐。不能训章明法,碰到危难又判断错误,以致有街亭之役,马谡违背军令遭致惨败的缺失,箕谷方面也无力作有效防守,此乃为臣的过错,用人不当所致。臣有不知人之罪,领导上亦显无能。春秋大义,任何失败,责任都在总帅,为臣自必须承担此过,请自贬官职三等,以处罚监督失败的责任。”

    诸葛亮谨慎处事和坚持原则的勇气一直为人们尊崇,而且编成戏剧故事传唱至今,被人们津津乐道。

5、鞠躬尽瘁  死而后己

    诸葛亮一生在乱世纷争中经历了短短的54个春秋,从他27岁受刘备三请走出茅庐,登上风云变幻的历史舞台,恰好是半生操劳,尽瘁王事。如果说,诸葛亮的前半生是他修身成学、立志济世的准备阶段,那么他的后半生就是忠勤操劳、“两朝开济”的治世之期了。

    从207年刘备三顾茅庐,把“躬耕陇亩”的诸葛亮请出后,诸葛亮就决心辅佐刘备沿着他所选择的道路走到底。208年,在曹操发兵南征荆州,刘琮望风归降、刘备落荒而逃、“倾覆”无归之际,诸葛亮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只身奔赴江东,说服了在降曹与抗曹之间犹豫不决的孙权与刘备联盟,组成联军,在赤壁大战中击败不可一世的曹军,为半生寄人篱下的刘备觅得荆州这块落脚点立下大功。此可谓危难之际见忠贞。

    后来,刘备不听诸葛亮劝阻,尽起蜀军全部兵力,为关、张报仇,兴兵东征孙权。结果夷陵大败,羞愤而病故于永安城(今重庆奉节)。刘备病重时托孤诸葛亮辅佐弱主刘禅,诸葛亮受命于危难之时,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负先帝重托,以至于事无巨细,日夜操劳,连军士杖二十棍的处罚也亲自过问,鞠躬尽瘁,死而后己。他科教严明,赏罚必信,奖励农桑,与民生息,使蜀国逐渐恢复元气,开创出一个“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积蓄饶”、道不拾遗,强不侵弱,吏不容奸,人怀自励,有所作为的局面。且率军南征和六出祁山北伐,希望完成刘备恢复汉室一统江山的遗愿,最终积劳成疾,病死五丈原。他以崇高的悲剧精神体现了完美的人格。

三、诸葛亮家风是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

1、诸葛亮家风对后裔的影响

    诸葛亮的养子诸葛乔,25岁即战死,没有显示他的才能,但时人曾评论他的学识才干均超过他的亲哥哥诸葛恪、诸葛融。应该说这与诸葛乔在诸葛亮身边受到言传身教是分不开的。

    诸葛亮儿子诸葛瞻十七岁娶公主,拜骑都尉,后来为羽林中郎将、尚书仆射、加军师将军,直到为行都护卫将军,和董厥一起并为平尚书事。当魏将邓艾领兵入侵西蜀时,诸葛瞻在前锋受挫败退的不利条件下,在绵竹顽强抵抗。这时邓艾派人送来一封劝降信,许愿诸葛瑾只要投降,一定保举他为琅琊王。诸葛瞻丝毫不为所动,先斩来使,以示决心,然后引兵出战,最后壮烈地战死阵前。他以死报国,也以死表明他未辱父风,没有辜负诸葛亮的教诲。

  由于家教严格,诸葛亮的两个孙子、诸葛瞻的儿子诸葛尚、诸葛京也很有出息。诸葛尚在绵竹和父亲诸葛瞻一起为国壮烈殉难。诸葛京随才署吏,先为县令,晋尚书仆射。山涛说他“治自复有称”,认为应该提升。诸葛京靠着自己的能力,官至江州刺史。

    《三国演义》第一百一十七回,写诸葛瞻、诸葛尚之死,也着力渲染他们父子的忠贞壮烈:先写诸葛瞻看罢邓艾的劝降书后“勃然大怒,叱武士立斩来使”,到决战时,又写诸葛瞻奋不顾身,冲入敌军重围,接着“中箭落马,乃大呼曰:‘吾力竭矣,当以一死报国!”遂拔剑自刎而死。”最后是写诸葛尚,见父死于军中,愤然怒曰:“吾父子祖孙,荷国厚恩,今父既死于敌,我何用生为”,于是“策马杀出,死于阵中。”从这些描写中,人们完全可以看到诸葛亮对子女的影响,感到诸葛亮的家风、家教。他们都没有辱没诸葛一门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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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2-01 10:37)
       雪在飞舞
         杨廷玉
雪在下  我从财富世家小区8楼
凝视窗外  雪越积越厚
雪花一片片落下的轨迹
留下一道道清凉的诗行
一个  两个  三个
清洁工仍在忙碌
他(她)们身上热气升腾
一群孩子在玩耍
滑梯  追逐  打雪仗
我也不顾年老  围上围巾  打着伞
走到户外   去公园转转
    
          二零一八年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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