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接受了不少采访，话题千篇一律，都是问迟志强真唱假唱的问题。其实这个事情已经出来半年多了，我真的不想讲，但没办法，人家媒体关心的就是这个。有时候吧，出于礼貌问一句我新专辑的音乐，我这刚激动地张了张嘴，话题又回到迟志强那儿去了。没办法，人家是条条大路通罗马，我这是条条大路通迟志强。到后来我也习惯成自然了，都不用记者发问，我这就竹筒倒豆子一五一十地把啥都招了，知道的了解这是采访翟惠民，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迟志强的发言人在答记者问呢。

有一回一个朋友问我：你这辈子最自豪的是什么？最后悔的是什么？我想了半天说，最自豪的是唱了所谓“迟志强的”《囚歌》，最后悔的也是唱了所谓“迟志强的”《囚歌》。为什么这么说呢？先说说自豪的。我个人认为，《囚歌》的成功可以分成三份，一份是策划人，一份是迟志强，还有一份是我。没有策划人长影厂和周亚平，就没有《囚歌》；没有迟志强，就引不起那么大的关注；如果没有我对歌曲到位的演绎，歌也不可能这么受欢迎。有人说了，策划人不能换，迟志强不能换，但演唱者可以换。这个我承认，《囚歌》并不是只有我才能唱好，但一个事实是我唱了，而且得到了市场的认可，《囚歌》这个轰动一时的文化品牌里有迟志强的名字，但是在我演唱这张专辑之前。我并不知道“迟志强”是何许人。

再说说后悔的。我最后悔的就是我这个代唱人的身份，它直接把我变成了歌坛的隐形人，也剥夺了我在歌坛上正常发展的机会。也许有人会说，嘴长在你身上，你可以辩解，也可以唱歌，怎么可以说你的机会被剥夺了呢？我要告诉大家，歌坛也是一个以利益驱动的大圈子，在这个圈子里，不管是演出商、发行人还是别的什么，他们希望《囚歌》是“迟志强的”，而不是“翟惠民的”。其实当年我代唱的这件事，很多人都知道，但就是被压制或者被刻意忽略掉了。真相不重要，重要的是利益。演出商请人唱《囚歌》，即使知道是我唱的，他也找迟志强。这个歌坛并不是黑白分明的，它有一部分是灰色的，我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灰人”！

说起来真够冤的，囚歌囚住了我整整二十年，就算是死缓犯也该放出来了。这里我非常感谢各界媒体和周亚平老师，是他们说出了事实的真相，给我正了名。虽然我知道，人家为的仍然不是我翟惠民，而是迟志强。唉，，，让我无奈。有些媒体的态度我很反感，似乎觉得我这么长时间不吱声，一要出专辑就出来炒作很不地道，这里我打个比方，人家霸占了你老婆二十年，你有机会了喊不喊冤？唱歌就是我的事业，跟老婆一样，对我来说都很重要。这么多年来，每回听到《囚歌》，我这心里都一沉，这种感觉，你们理解吗？

最后还得说说“另一个受害者”迟志强。我对迟志强原本没有成见，当年录音的时候没有，后来也没有，等到他“受害人”身份确立了，反而有了。这事不是你主动搞的我相信，但这之后你整整唱了二十年“囚歌”，名也有了利也有了，你说你是受害人，我想天底下没人不想当这个受害人吧？事件刚出来时迟志强到处喊冤，后来不喊了——这更有意思了。这段时间我看了《今日说法》等几档电视采访节目，有的说《囚歌》是迟志强唱的，还有的说是迟志强写的（插一句嘴，由此可见媒体还真不见得就消息灵通了），我们的“受害人”迟志强，挂着诚恳的笑容，不知道是耳朵背还是突然失声了，反正他不解释。人家自己没说，是主持人说的，这你没辙吧？

这里我想三问迟志强：

第一、录《囚歌》的时候你真的不知道是代唱吗？

第二、这些年的演出你真的没有假唱过，没有使用过我的原唱吗？

第三、《囚歌》专辑你敢说其中有任何一首是你写的吗？

迟志强，如果你真的问心无愧，请正式回答以上三个问题，或者我们找一个电视节目，大家坐在一起，你唱一句我唱一句，如果大家觉得你唱的好，我认了，以后《囚歌》跟我没关系了。都是男人，掰呲这么久，也该了断了

    2009年初，我来到了北京，决定再一次开始我的音乐人生。原本以为我将按照既定的人生轨迹终此一生，但是生活跟我开了个玩笑，再次把我拉回台前。真是人生如戏。

    过去一年发生的事情，对于我来说，太过戏剧性。周亚平在博客中曝光“囚歌”事件真相后，各种媒体纷至沓来，要求对我采访。我在博客上也谈了对“囚歌”整件事的看法。

    这段时间里，我也看了很多媒体的文章，围绕着我、迟志强和周亚平的种种报道。老实讲，对于他们两人我的情感确实挺复杂的。因为周亚平，有了“囚歌”后面的种种事情，也正是因为他，我才有机会重新拾起我热爱的音乐。我知道周亚平有他商业上的考虑，但是毕竟他又给了我第二次机会。

    我承认，对于迟志强，我的内心一直有一个疙瘩。虽然我一直告诫自己，人的命天注定，但是每当听到那些歌曲，我心里总会起些波澜。我依然近乎固执地希望能让别人知道曾经的那些歌曲是我演唱的，对于一个歌者来说，这一点太重要了。

    但对迟志强本人，我并没有敌意。尤其是“囚歌”事情曝光后，我知道迟志强的日子并不好过，舆论的矛头指向他并不公平。“囚歌”演唱者的澄清并未给我带来应有的快乐。我没有想到，我一直以来所追求的事在不经意间就达到了。但这一切并没有给我如释重负的感觉。

    2008，对多数人来说是不平凡的一年。对我更是如此。关于“囚歌”的种种纷扰，我希望全都留在2008年，在新的一年里开启新的人生，毕竟生活还要继续。我在这里也祝迟志强先生新年快乐。

    2008年底，我完成了同鸟人艺术的签约，来到北京发展。周亚平答应将给我推出属于我自己的个人专辑，迟志强也同北京的一家影视公司签约。我、迟志强、周亚平都将重新出发，过去的已经过去，期望我们都能有更美好的明天。

二十年前的1988年是囚歌流行的时代，走在全国任何一个大街小巷上，都能听见我伤感的歌声，我当然知道，这歌声曾经感动着亿万听众。这样的情景对任何一个歌手都是巨大的成功，但是我却没有成功的喜悦。因为这个成功是属于出版商的，是属于迟志强的，只是不属于我。

感谢周亚平在他的博客里说了实话，让二十年前的真相大白于天下。但是一手造成这个局面的也是他，真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在囚歌最流行的1988年，我录了十几张囚歌专辑，其中最流行最有名销量最多的就是以迟志强的名义出版的《悔恨的泪》和《拥抱明天》。这两张专辑不光都是我唱的，就连《悔恨的泪》的歌曲也都是我搜集整理的。囚歌火了，我却没有火。囚歌风过去以后，我的生活又回到了原点。

我一开始并不认识迟志强，录完那两张专辑的时候我们都没有见过面。我在长影录音的时候没见过他，周亚平后来把我带到北京录音的时候他已经录完朗诵走了。我的长影的朋友们都跟我说迟志强是个好人，遇上那件事情太冤了，所以我从一开始就对迟志强抱有同情和好感的。我唱的专辑以迟志强的名义发行虽然使我的心里很不平衡，但是我好像也并没有太过在意这件事，因为我那时候还小，还不是很明白这一切都意味着什么……

我记得第一次见到迟志强是在囚歌风已经流行过后的1989年，迟志强有一次在长春市体育馆开演唱会，朋友们告诉我，我也去看了。那一天我去晚了，到了长春市体育馆演出已经开始了，于是我就没有找我的座位，而是径直走到前面站在台阶处观看迟志强的演出。那天我穿了一身白色的衣服，在观众席中非常显眼，迟志强应该是见过我的照片，可能他也看见我了。就在我们的目光相遇的那一瞬间，他的话筒掉到了地上，但是演出经验丰富的他很自然的拾起掉在地上的话筒继续唱着，我听见音箱里传出的是我的声音。

演出结束后我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去后台见到了虽未谋面却与我有着千丝万缕瓜葛的迟志强。

初次见面我们俩当然彼此都很热情，但又有一丝尴尬，不知该向对方说什么好，只是胡乱地寒暄着。还是迟志强主动的说到主题上，他说自己刚刚出来，境况一直不太好，各方面都比较难……。我连忙制止他继续说下去：“我明白我明白，没关系，唱吧！”

从那时我明白自己最好别再提这件事情了，一切都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吧。

两年后的1991年我又一次在无意中跟迟志强邂逅，不过我并没有见到他本人。

那是在长春市的乐府酒店的夜总会，我跟几个朋友在哪里玩，正玩在兴头上，我的另一个朋友宋晓东过来找我，他跟我说：

“惠民，你能不能去别的地方玩去？”

“怎么了？”

“老迟来了，他今晚在这演出，你在这他不好意思演。”

“他演他的，我玩我的啊。”

“嗨！你也不想想，你在这呆着，人家老迟能张的开嘴吗？帮个忙吧，啊！”.

我一想，也是，咱也不能挡着人家的财路啊，还是走吧。

所以那一天我也没有见到迟志强，估计迟志强并不知道这里发生过翟惠民让路的故事。

此后的十几年我一直过得很平静，不变的仍然是我对唱歌的热爱，我组织过摇滚乐队，我担任主唱和鼓手，打鼓也是我的最爱。至于唱囚歌的那件事情已经是历史了，我不再去想它了。

2005年的鲁豫有约节目关于迟志强的那一期播出后，触动了我不愿意想的那件事，我曾经给某报社打过电话，声明我才是“铁窗泪”等囚歌的原唱者，但是我人微言轻，没有人相信，也没有人当回事。尽管我想告诉别人事实的真相，但是我估计听我说话的人肯定以为我是个疯子，或者是想出名想疯了。

还是事件的亲历者周亚平一言九鼎，一篇博文把事件的真相揭露出来，终于让全国人民相信了囚歌假唱的事实，冲这一点我还真要感谢周亚平，这真是叫做解铃还须系铃人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