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刚川早年留学苏联炮兵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后即进入总部一直从事武器装备管理工作，1982年8月，与贺鹏飞同时升任总参装备部副部长。1985年7月，贺鹏飞升任部长，曹刚川仍为副部长，直到1989年7月调任军务部部长。不过，曹刚川在军务部只干了1年，便转任军委军品贸易办公室主任。从履历上看，曹刚川确实有些“大器晚成”：47岁才升到副军，54岁好不容易熬到正军，马上又从总部调到“有职无权”的办事机构工作。对于大多数专业技术出身的机关干部来说，这几乎已是“仕途”的终点。

1988年6月后，曹刚川在刘华清领导下，具体负责国防科技装备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工作，制定了加强武器装备集中统管的建议和方案。不过，在8月11日的军委常务会议上，未能通过这一方案。刘华清对此深感无奈，后来回忆道：“听了这些发言，我十分意外。两个月的论证工作，好像画了一个圆，又回到原地。改革之难，让我又一次有了深刻体会。”

或许，曹刚川正是由于及时离开总部，反倒避开了一些不必要的“纠结”。再加上本身所具有的良好的业务素质，曹刚川深受当时直接领导武器装备和国防科研工作的刘华清的赏识。1992年11月4日，曹刚川与刘华

何其宗早年作为“城市兵”入伍，担任54军130师师长董占林的警卫员，参加了1962年中印边境反击作战。1969年，54军开赴河南后，何其宗留在了新组建的11军。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前夕，从军司令部调任93团副团长兼参谋长，率部在金平方向最早突破并占领敌人阵地，受到总参谋部通报表扬，随后攻占封土县城。战后，何其宗升任团长，并被选送至军事学院完成班学习，与隗福临（16军47师参谋长）、李乾元（1军1师3团团长）、朱文泉（坦克2师团长）、范长龙（16军副团长兼参谋长）、刘伦贤（南京军区司令部作战部1科科长）、息中朝（69军205师团长）、邱金凯（北京军区守备1师参谋长）等同班。

1984年4月，何其宗时任11军副军长，参与指挥31师（师长廖锡龙）收复者阴山。并率部执行者阴山、老山的防御作战任务，9月升任14军军长。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前来云南视察工作，还特地为“两山”作战部队欣然命笔：“国威军威看西南”。据称，在这七个大字的下面，还有几行小字：“西南看11军、看14军，11军、14军看廖锡龙、看何其宗。”这个传闻或许只是戏言，但年仅40出头的何其宗、廖锡龙确实是当时昆明军区，乃至全军最为耀眼的两颗“新星”。

军政工作包括军队行政管理的各个方面。在解放军的领导指挥体制中，后勤工作由总后勤部负责。成立总装备部后，装备计划工作也被从总参谋部剥离开来。因此，目前由总参谋部负责的军政方面工作，主要包括教育训练、军务动员、机关事务等等。在副总参谋长的分工中，教育训练属于军训系统，通常由专人分管。军政系统包括编制体制、兵员征集、地方武装、部队行政管理和机关直属部队等工作。成立总装备部前，武器装备、科技工作也属军政系统。由于军政系统的工作比较繁杂，有时会被分成几个方面，由多人分管。

军务、动员工作，这是军政副总参谋长最核心的工作，分管军务部、动员部，并处理国防部征兵办公室（总参动员部）的职责，包括行政管理、组织编制、军容风纪、征兵退伍、民兵预备役、国防教育等等。事实上，军务、动员这两个部的办公地点也都在一处，“文革”期间甚至曾被合并为一个部门。

第二个方面是后勤保障、机关建设，分管管理保障部（2003年前称管理局）、办公厅等部门，包括总参的机关事务、老干、卫生保健、计划生育、环保绿化等等，这部分工作有时候由专人负责，或由军令、军训副总参谋长兼任。

与大多数总参领导不同的是，刘镇武早在担任军职干部时便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新闻人物。1996年1月，驻香港部队正式公开亮相，首任司令员便是42军原军长刘镇武。1964年全军“大比武”中，刘镇武作为训练尖子班的班长，代表广州军区参加全军单兵战术班尖子比武，夺得第一名，并荣立个人三等功。此后长期在广州军区军训部工作，1983年后出任42军参谋长、副军长、军长。1994年3月，驻香港部队领导机构成立，刘镇武担任司令员。1997年7月1日，刘镇武率部进驻回归后的香港。

2007年6月23日后，就在各方积极筹备香港回归10周年之际，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刘镇武突然从公众视野中消失，原副总参谋长章沁生成为了广州军区司令员。直到7月24日，在总参机关加强作风建设讲评会的新闻报道中，刘镇武以副总参谋长的职务首次公开亮相。此时，我们无法判断刘镇武在总参的具体分工。因为刘镇武系与章沁生对调职务，同时又新任命了一位总参谋长助理陈小工。情报部部长出身的陈小工显然是接掌了章沁生原来分管的是军情工作。中共“17大”前最后一次重要的军事外交活动，便是曹刚川8月底访问日本，而陪同出访的是陈小工。这也说明刘镇武虽然与章沁生对调了职务，却并未

早些年，网上有一篇名为《信念与道德》的文章广为流传，据称为时任成都军区空军政委刘亚洲的一篇内部讲话稿。文中提到，2001年初，军委在国防大学举办了一个正军职以上干部培训班，俗称“龙班”，首批学员共30人。其中空军为刘亚洲（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空军副参谋长何为荣和沈阳军区空军司令员许其亮等3人。刘亚洲说，“何和许都是飞行员中的佼佼者”。而对于许其亮，刘亚洲更是称赞有嘉：“有大气，胸怀宽阔如海。有政治头脑”，“是军事干部中懂政治的人”。

许其亮无疑是一个成长于和平年代军人的“奇迹”：19岁航校毕业后，进入驻上海的空26师担任歼击机飞行员。33岁即成为当时空军最年轻的飞行师长，40岁成为当时空军最年轻的军长，44岁升任空军参谋长，又成为当时全军最年轻的副大军区职干部。许其亮也先后创下了1988年重新实行军衔制以来，全军最年轻少将和中将的纪录。许其亮长期在南京军区空军工作，1984年后担任驻上海的空4军和空军上海指挥所的领导，1988年起又在身处台海最前沿的空8军工作长达5年。而1983－1990年，乔清晨也恰好先后在空4军和空8军担任领导职务。

2004年初，总参下发《关于开展一体化训

吴铨叙出身于炮兵，我们没有有关吴铨叙早年所在部队的详细资料，但可以推测吴大概一直在南京军区炮兵第9师工作。吴铨叙于1970年代曾被派驻扎伊尔，担任军事专家组副组长兼团营战术专家，说明他具有良好的炮兵技战术素养和丰富的训练经验。归国后吴铨叙出任陆军第1军2师师长。同时，1军3师原师长傅全有出任军参谋长。1983年，1军领导班子调整，傅全有升任军长，吴铨叙接任参谋长。不久，吴铨叙被选送到军事学院高级指挥班进修学习。1984年7月，傅全有率1军参加老山地区防御作战，成为第一支参加老山轮战的部队。吴铨叙因为在北京学习，错过了这次实战锻炼的机会。1军于1985年6月返回驻地，随后进行集团军改编，领导班子也进行了调整。军长由参加了轮战的原副参谋长李乾元担任，吴铨叙由参谋长改任政委，这恐怕也是当时仅有的一例。1990年，李乾元被调任广州军区副参谋长，吴铨叙又回到军长岗位。

1992年11月4日，吴铨叙被任命为总参谋长助理，成为首位炮兵出身的总参领导，主要协助李景分管军训工作。1995年7月20日，吴铨叙升任副总参谋长，接替李景的工作。同年9月，张万年升任军委副主席，吴铨叙当年在1军的老军长傅全有出任总参谋长。1995年10月

中共“14大”后，新一届军委组成，总参领导班子也进行了调整。1992年11月4日，海军副司令员李景被任命为副总参谋长，接替韩怀智分管的军事训练、院校教育和兵种军事工作。李景是首位飞行员出身的副总参谋长，也是“文革”后首位出任此职的海军将领。

李景是建国后的首批飞行学员，从鲁南军区被选送到北京空军第6航校学习。1952年毕业后进入驻辽宁的空9师担任歼击机飞行员。1955年，空9师改编为海军航空兵第6师，李景随部队转入海军航空兵，历任大队长、副团长、团长、副师长、师长等职。李景曾率部在海南岛轮战，于1967年6月26日指挥16团王柱书、吕纪良双机在榆林港上空击落1架入侵的美军F4C战斗机。1982年8月，刘华清出任海军司令员。同时，李景升任海军副司令员，与杨国宇共同分管作战、装备和海军航空兵部队工作。

李景出任副总参谋长时，已经年满62岁，距离正大军区职的最高服役年龄只有3年。能以如此“高龄”还得到提拔，无疑是离不开已经出任军委副主席的刘华清的推荐。其时，李景的军衔为海军中将，但进入总参后，还是“入乡随俗”，军衔被改为（陆军）中将。由此也可看出“大陆军”观念影响之深重。由于军训副总参谋

1950年9月20日，军委军事训练部成立，负责筹建全军各级训练领导机构和各级军事院校，统一全军训练制度等。1955年4月21日，训练总监部成立，统一领导全军的军事训练和学校管理工作。1958年12月11日，训练总监部撤销，其所属部门和工作划归总参谋部。此后，由一位副总参谋长分管全军军事训练和教育工作，并负责协调各兵种的工作。1982年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领导机构撤销，改为总参二级部，相关工作由分管作战的张震负责。或许从1985年以后，兵种工作改由军训副总参谋长负责。1986年，成立陆军航空兵管理局。1992年9月24日，炮兵部、装甲兵部、工程兵部、防化学兵部合并为兵种部。2003年12月，军训部与兵种部合并，组建军训和兵种部。陆军航空兵管理局升格为陆军航空兵部。目前，军训副总参谋长负责军事训练、院校教育和兵种军事工作，分管军训和兵种部及陆军航空兵部，并担任全军体育指导委员会、军队学位委员会、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等军内外协调机构的职务。

“文革”期间，全军的教育训练工作遭受严重干扰和破坏，在自卫还击作战期间更暴露出一系列训练质量不高的问题。1980年3月，杨得志出任总参谋长后，随即将在武汉军区工作时的老部下韩怀智招至

章沁生突然调任广州军区司令员之后，人们密切关注着谁将成为军情系统新“掌门”。由于此时总参维持着“4副2助”的人事结构，章沁生系与刘镇武对调职务，那么从原则上来说，只会在总参现任的几位领导中重新分工。不过，一个“新面孔”很快便浮出了水面。2007年6月28日，梁光烈与莫桑比克国防军总参谋长会谈时，出现了一位新的总参谋长助理——陈小工。

陈小工是首任驻日本大使陈楚之子。1976年从基层部队调入军事学院从事研究工作，1984年曾在野战部队代职锻炼，参加了老山轮战。1986年8月起进入总参情报部，在负责北美、西欧事务的5局工作，后担任联合国驻伊科边境军事观察员组组长。1999年起先后出任驻埃及美国大使馆武官。2006年回国后出任总参情报部部长和中央外事办公室副主任。

严格来说，陈小工干情报和外事工作也是“半路出家”。不过与章沁生相比，有着20年工作经验的陈小工绝对算得上是军情工作的专业人士了。由陈小工出任总参谋长助理，让人想起了当年的熊光楷。经过1年半时间的“过渡”，军情工作似乎重归专业人士分管。此时陈小工已58岁，恰好是正军职晋升副大军区职的年龄上限。而总参谋长助理也达到3人，“超

2005年12月9日，熊光楷会见了参加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的中美双方代表团全体成员。这是熊光楷最后一次以副总参谋长身份在媒体上公开露面。接替熊光楷的，是原来负责作战的总参谋长助理章沁生。由于章沁生分管军情工作的时间较短，其公开活动的报道不多，因此，我们很难判断章沁生在分管军情事务的同时，其分工范围中是否还包括作战相关的工作。

章沁生长期从事参谋工作和学术研究，具有较高的理论休养和学术水准，是军中著名的“儒将”。在担任北京军区军训部长期间，与著名学者李炳彦教授合著《完成新的历史性转变》（《解放军报》，1997.01.14）一文，并在“21世纪国防与经济”征文中荣获一等奖。随后，章沁生进入国防大学担任副教育长。2000年，接替常万全出任国防大学战役教研室主任。2003年，章沁生由国防大学教育长调任总参作战部部长，是为首位由院校调任的作战部长。1年后再升任总参谋长助理。

章沁生在担任总参谋长助理期间，曾与副总参谋长葛振峰共同出席给总参气象水文中心记一等功庆功大会（2005.01.31）和全国人民防空会议（2005.10.27），协助葛振峰指挥“和平使命－2005”中俄联合军事演习。并多次陪同郭伯雄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