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郊的除外，北京几乎所有的公园都是骑自行车去的。

小时候喜欢练毛笔字，发现院里印刷厂有好多成卷的白报纸，比印上字的报纸好使多了，我们几个坏小子就琢磨怎么去偷点回来。经过观察，发现印刷厂非常好偷，晚上根本没人看着，东西就堆在院子的大棚里。

一个夏天的晚上，九点多钟，我们四、五个人骑上车，偷偷来到印刷厂，翻墙进去，有人往外搬，有人在墙外接应。我头一回感觉这纸可真沉啊，搬了两轴就气喘吁吁，纸上浮着的土腥气呛得人直想咳唆。小哥几个大气不敢出，哆哆嗦嗦把纸捆到自行车的后座上，骑上就跑。

我们把自行车蹬得飞快，穿过大礼堂前的广场，冲过操场边上的小路，拐进居民区，在楼前的杨树林中飞快地逃窜，眼看就要到家了，忽听身后哗啦一声，接着就是一声闷响。坏了！

只见黄万一趟在地上直哼哼，原来这厮只顾埋头蹬车，一头撞上两棵树之间拴着晾衣服用的铁丝上，好悬没把他勒死。还好，就是兜一大跟头，没什么大碍。赶紧骑上跑吧。

印象中初中以后几乎所有的大事都有自行车的影子。

在玉渊潭碴架，是骑自行车去的。杨卫他们惹的事，为什么忘了。那年头为个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就能打上一架。杨卫好像是已经和人打了一架，互相没占到便宜，就约了到玉渊潭再打。那时候玉渊潭叫八一湖，野湖没人管，附近的大院子弟社会青年经常出没于此，夏天游泳冬天滑冰，经典的事就是拍婆子和碴架。拍婆子，后来也叫嗅密、磕妞，现在似乎叫搭讪。我们那会儿年纪小，拍婆子轮不到我们。碴架的事也很少，打架通常是随机的，一言不合大打出手打完就跑，更多的情况是提人：“认识谁谁谁吗？”此人通常在这一带比较有名。“认识！”“我们一院的。”“啊哦，我们一班的。”诸如此类架也就打不起来了。糟糕的情况也有：“认识谁谁谁吗？”巧了，这帮人跟他有过节或者觉得他级

开电视台的策划会，常常会遇到所谓“低碳”、“乐活”之类的选题，诠释这种时髦的新生活方式其中一个标志性的行为就是骑自行车出行。我就会问这帮八零后的编导：你们现在有谁还骑自行车上班？或者出游？或者锻炼？一屋子男男女女七八个人或十好几个人都会瞪着无辜的眼睛冲我摇头。是啊，连年轻人都没人骑自行车了，可见自行车已经从一项大众交通工具退变成为少数中老年群体的交通工具、大中学生的代步工具以及更加少数自行车运动爱好者的健身工具了，与低碳的生活方式无关。换言之，还没有几个人放弃舒适的轿车或者快捷的公交车为了环保降低碳排放而改骑自行车的。其实，在中国城市的现实情境下，骑自行车在路上走，会增加许多碳的吸入，对健康极其不利，并且还很危险，搞不好弄出交通事故来。

我对骑自行车这事有些切身体会。前一段北京电视台没搬家的时候，台址离我家只有五、六公里，这种距离骑自行车很合适，开车反而会遇见堵车、停车等诸多麻烦。于是我买了辆自行车，得意洋洋地骑出家门。这一上路才发现，十几年不骑车了，马路早已不是十几年前的马路了。先说在胡同里，马路两边都停着汽车，把自行车道

送人礼物是个挺考验创意和自己诚意的事。

我在工作中就经常需要为嘉宾设计礼物。访谈节目，节目最后送件礼物，如果能够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往往能够贩卖一点感动，提升栏目的品质，这往往是策划会上最难的环节。在《五星夜话》，我们经常为此绞尽脑汁。印象比较深的是送给香港导演王晶一个铜火锅模型，加一底座呈奖杯状，奖励他的商业片如火锅般红火；送郭德纲一盒大蒜，希望他保持平常心；送张瑜一把庐山的情人锁，锁上挂两张胶片，一张老版《庐山恋》，一张新版《庐山恋》等等，效果都还不错。

老婆的同事结婚，不知送什么礼物合适，我就给她出主意，送对章。由于是同一块石头切开制成，所以对章的花纹都是可以对上的。我们在琉璃厂挑好石料，让店主刻上新婚夫妇的名字，然后在印章的侧面刻上“百年好合”（对章，花纹都能合上）和“心心相印”（印章嘛），然后再落上自己的款和贺词，弄一锦盒一装，送出去效果奇佳。如今这已经成为我们送人新婚贺礼的保留节目。

日常的礼物就比较难送了，比如自己老婆过生日，花钱太多绝对是不可以的，和谈恋爱时不一样，那时候可以花大钱表达诚意，可以玩浪漫表达爱意，甚至一束花、一盒巧克力、

五一期间央视一套播出了改版样片《国家舞台—复兴之路》，如果视为一期特别节目，一个千米演播室，一个特别设计的舞台，小乐队，大动态的摇臂，以及几百名有组织的观众，似乎很正常，但作为一个在央视一套播出的常态节目的样片，它所透露出来的信息就可圈可点了。

我认为这是近年来唯一一档定位清晰准确的综艺栏目，首先是一个“大”字显现出其“国家级”的定位：超大的演播室、豪华的舞美设计、央视一流的主持阵容，以及台下齐刷刷的嘉宾阵容（《复兴之路》全套人马），乃至专门为栏目设计的歌曲和舞蹈等等，在在透露出央视的霸气。这样的作为是任何一家地方台所无法企及的，花得起这个钱也调动不了这么多的资源。我一直觉得央视的综艺节目除青歌赛等赛事以外，大多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大气，无论是最早的《综艺大观》还是当下的《星光大道》，场面不可谓不大，但内涵的格局还是很小，还是在简单的搞笑娱乐上下功夫，而在娱乐精神上又远远不能和湖南卫视的尺度相比，结果就是弄的草根不是草根，正宗不是正宗，娱乐又是遮遮掩掩，到底是个半吊子。还不如像春晚一样堂堂正正，以国家电视台的优势强力推行国家级的

电影《孔子》马上就要下线了，终于能有一点时间，去影院看胡玫导演的这部大片，看完以后心里相当茫然。

首先还是要对导演和演员表达敬意。这是一部心存敬畏的作品。尽管导演曾经宣称要把孔子当做一个人而不是一个圣来写，但影片中弥漫的对孔夫子的敬意是非常明确的，这可以从周润发认认真真的一招一式的跪拜中表现出来，也可以从相当费钱的战争场面中表现出来。据说这部影片直接成本一个多亿，加上宣传发行成本，2个亿应该是有的，以这样一个文人的非商业题材，敢于下这样大的投入，本身就是可敬可佩的。对于近日“该不该将孔子商业化”之争，我是抱持力挺的态度的，孔子为什么不可以商业化？在一个已经高度商业化的市场，只有按照商业化的原则行事，才能广泛地宣传孔子以及他的思想。至于在商业化的过程中对孔子的思想会造成怎样的误解，那是应有的代价，起码能够引发学子们去查阅更多资料的兴趣。电影《孔子》不是韩寒笔下的零。其实，即使在严肃的学术领域，千百年来孔子被误解、曲解得还少吗？

不过，对于这部有诚意的电影，我还是有些困惑。

虎年央视春晚如约而至，一样的20点准时准点，一样的央视1000平米演播大厅，一样的明亮欢乐的气氛，一样的六位主持人，一样的欢乐歌舞开场……央视春晚的有些近乎程式化的流程曾经饱受诟病，认为是保守，缺乏创新的表现。其实这是根据春晚收视的回馈自然而然形成的，符合大年三十之夜人们的收视心理，是不能轻易更动的。我一直觉得，能够把一台节目作出程式化来也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就像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更是高度程式化，同样的场地，同样的乐团，同样的流程，同样有必不可少的曲目--《蓝色多瑙河》、《拉特斯基进行曲》，已经是人们意料之中的传统，而传统自有其难以言传的独特魅力。所以，能够形成传统正是你有自信、有力量的表现。就让《难忘今宵》成为传统吧，一年一年地陪伴我们迎来大年之夜的钟声。

今年的的感动来自于怀旧。当小虎队在虎年重新登台，已经不再青涩的三个男人唱起熟悉的旋律，表演熟悉的手语，一股暖流涌上心头。这是真正的大联欢，一人唱万人和，“欢迎流浪的小孩”，当我自己也想随声应和的时候，却发现自己已经哽咽得不能出声。

怀旧的感动还来自

《艺术人生》播出的采访《孔子》剧组，有周润发拉朱军下跪的情形，被解读为周润发戏耍朱军，认为此举为鄙视央视霸权，朱军煽情的人们出了一口气。

周润发真的在戏耍朱军吗？

我认为绝无可能。理由如下：

第一、周润发不会借孔子戏耍朱军。周润发拉着朱军的所谓下跪，在孔子的年代，并不叫下跪，而是正坐，也叫跪坐。

什么是跪坐？跪坐即古时唯一正规的坐姿，是我国古代人的居坐的方式，就是席地而坐，臀部放于脚跟上，上身挺直，双手规矩的放于膝上，身体气质端庄，目不斜视，有时为了表达说话的郑重，臀部离开脚跟，叫长跪，也叫起。有些成语你不明白他的坐姿就难以理解。比如促膝谈心，就是两个人跪坐着面对面谈话，不知不觉越来越近，膝盖都碰到了，就叫促膝谈心。反之，话不投机，拿刀子把席子一割两半，就叫割席绝交。

周润发自从决定接演孔子，就开始练习跪坐，这是他在精神上接近孔子的方法。因为这是孔子生活的时代的基本礼仪。我们今天理解的奴颜婢膝的跪是后

眼看就是重阳节了，《艺术人生》的中国节系列自然要制作一期特别节目。这期的主题颇费踌躇，重阳节已经被定义为敬老节，不管他传统的意义为何，我们的节目总是要围绕老年这个主题来做。

老年其实是一个多少有些沉重的话题，早在１９９９年，中国就已经进入了老龄社会，２００４年底，中国６０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１．４３亿，２０１４年将达到２亿， 根据联合国预测，２１世纪上半叶，中国一直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占世界老年人口总量的五分之一。偶尔白天到公园去转转，你会为公园里居然有这样多的老年人感到吃惊。而我们这些所谓50后、60后，也已经势不可挡的向老年社会大踏步迈进，心中的恐慌实在是难以言表。

我應聘到貴州衛視《中國農民工》欄目作製作總監接到的第一個特別節目就是安排倪萍採訪在貴州晴隆煤礦透水事故被困井下25天奇跡生還的三位礦工。當時三人正在貴州醫學院附屬醫院搶救，前方貴州電視臺的記者傳來消息，說三人25天沒有進食，胃腸功能已經接近衰竭，能不能救過來變數很大。眼下醫院的壓力很大，擔心一旦出事沒法交待：人家25天自己都堅持過來了，到了醫院反而就不過來！所以安排了很嚴密的措施，任何無關人員都不許進入ICU病房。由於事故發生在貴州，貴州電視臺在緊緊跟蹤報導此事，並且希望在礦工能夠開口說話的情況下安排倪萍到醫院探望，並對救援人員、醫護人員進行專訪。我給倪萍打電話徵求她的意見，倪萍表態很堅決：一切以礦工的生命為中心，在他們生命垂危的情況下，媒體不要去打攪他們。“人家在井下堅持了25天，我這時候跑去裝模作樣地慰問，我算老幾？不招人罵才怪！”倪萍堅持如果做節目，就一定要等三位礦工完全康復，能夠正常講話以後再進行。

其實從做節目的角度也應如此，因為三位礦工如何獲救、醫院如何救治都已經是公開信息，媒體已經充分報導，只有礦工親口講述的25天堅持下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