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声玉振坊是一座石质牌坊，建于明嘉靖十七年（1538年）。该坊为三间四柱冲天式结构，高5.60米，长13.50米。八角八面柱，前后有石抱鼓夹抱，柱头仰莲座，柱顶有圆雕鳞甲独角兽，这种神兽叫 “辟邪”，俗称“朝天吼”。中间的额坊稍高，两次间额坊对称递减，额坊上为浅雕云龙戏珠图案。额坊均覆屋盖悬山顶，整石刻成瓦垄形，有脊无吻。中间额坊上为四个笔力遒劲大字：金声玉振。左侧落款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天水胡缵宗。

　　兴建孔庙的第一道石坊，必然经过严肃慎重的考量，其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明代，是孔庙重修扩建规模最大的时期，特别是弘治十二年（1499年），孔庙遭雷击，大成殿等主要建筑120余间化为灰烬，明孝宗下令重修。此次维修历时5年，耗银15.2万两，最终奠定了孔庙的现存规模。在历史上，特别是明代时期，孔庙的修建除皇帝下令定制外，历任山东巡抚、钦差、御史等达官显贵，为体现对孔子的尊崇，也都不同程度地增补和完善。如嘉靖二年（ 1523 年），山东巡抚陈凤梧重修孔林洙水桥，建石坊及庐墓堂；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巡抚曾铣增建太和元气坊。万历二十年（1592年），巡按御史何出光创建圣迹殿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某种惯例。

　　孔庙的正门外，位置举足轻重，什么样的人才能有资格在此增建石坊呢？

　　胡缵宗，甘肃秦安人，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官宦世家，明武宗正德三年（1508年）戊辰科进士。嘉靖十五年(1536年)任山东巡抚，领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衔，属从二品要员，金声玉振坊就是胡缵宗于嘉靖十七年（1538年）增建的。

　　胡缵宗增建金声玉振坊具备有四个有利条件:

　　第一，胡缵宗是光禄大夫、户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李东阳爱惜的学子。乾隆版《直隶秦州新志》载：“胡缵宗，字世甫，秦安人。正德戊辰进士。殿试策对拟一甲，有权宰私庇其子，抑置三甲一名。李东阳怜其才，请同一甲，传胪，即授翰林院检讨。”李东阳对胡缵宗有信任提携之恩，因此胡缵宗对于李东阳以恩师视之。明代弘治年间孔庙因雷电焚毁以后，朝廷委派时任光禄大夫、户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的阁老宰相李东阳亲督孔庙重修扩建，孔庙和孔府的整体布局就是李东阳的杰作，孔家对李东阳有着再造之恩，又时任衍圣公的孔子第62代嫡孙孔闻韶是李东阳的女婿，作为李东阳看好并荐举的官员胡缵宗，定会得到衍圣公孔闻韶的特殊待遇。

　　第二，胡缵宗的官阶为山东巡抚，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不仅是山东地方的最高长官，还兼任钦差御史，无论是遵循惯例或者奏请朝廷增建孔庙建筑，都具有完整的资格和无可置疑的能力。

　　第三，胡缵宗本身又是一位很著名的书法大家，江苏镇江的“海不扬波”、济南的“大明湖”、“趵突泉”题名、天水伏羲庙“与天地准”牌匾等，都是出自他的手笔。

　　第四， 胡缵宗又是一位大文豪，《明史·艺文志》收录胡缵宗著作有《春秋本义》、《愿学编》、《鸟鼠山人集》等20余部约200卷之多。

　　这样一位达官、文豪、书法家三位一体的显贵名流，加上与孔府的特殊关系，在孔庙前建造标志性牌坊也就顺理成章了。

　　那么，这道最醒目的牌坊为什么提名“金声玉振”呢？金声玉振又是什么含义呢？

　　这要归溯于胡缵宗对孔子及其儒家思想体系的理解和归纳。胡缵宗从没出任山东巡抚时就经常来曲阜拜谒孔子，几乎走遍了曲阜所有的古迹庙宇，从嘉靖七年到嘉靖十六年，胡缵宗写了谒阙里诗十数首，包括谒孔庙、谒尼山、谒阙里等诗篇，这些诗篇被勒石携刻，至今仍有部分保存于孔庙内。胡缵宗还为新建的曲阜城正南门题写匾额为“宫墙万仞”，以比喻孔子思想的精深博大，清代时被乾隆皇帝改题为“万仞宫墙”。胡缵宗有一首《孔子赞》四言诗被收录于乾隆版《曲阜县志》，最能代表胡缵宗对孔子及其思想的赞扬和概括，其诗曰：“一以贯之，金声玉振；是谓大成，贤于尧舜。教在六经，道该群圣；生民以来，未有其盛。”

　　其中“大成”和“金声玉振”均出自《孟子》：“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意思是说，孔子集古圣贤之大成，完美无缺，自始至终、始终而一。在胡缵宗看来，既然全国的所有文庙正殿都定制为“大成”之名，那么，在曲阜孔庙门前的标志性牌坊名称，必须与“大成”具有同等威严与概括力，因此，胡缵宗将此坊定名为“金声玉振”。 “金声”原意是指古代乐器钟发出的声音；“玉振”是古代乐器磬发出的声音。古代演凑音乐，以击钟为始，击磬为终，“金声玉振”是将孔子思想比喻为一首完美的音乐。将石坊命名为“金声玉振”，不仅是对孔子思想的褒扬，也符合孔子所推崇的礼乐思想，纵观孔子的一生，我们不难发现他对音乐的痴迷，他周游列国，宣传自己的思想，为恢复礼乐制度作出了毕生的努力。孔子访乐长弘，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是家喻户晓的故事。

　　在古代，乐主要作用是使不同等级的人，心灵彼此交流会通，产生一种和谐的情感，故称“和合之道也”。《乐记》则把乐的和合功能说得更加明确：“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乐之所以具有和合作用，是因为乐是诗歌舞的和谐统一，是金、石、丝、竹、土、革、匏、木等八种乐器发出的多种声音和谐统一。当人们听到乐时，便会从心灵深处油然而生一种和谐的情感，化解因身份差别而形成的隔阂和怨恨。这就是《乐记》所说的“乐至则无怨”。

　　另外，“金声玉振”四字还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金声并不仅仅指钟声，也指美善之声。“金者，情和之至也。”以金玉比喻美善，有如“金玉良言”之例。古人多以玉比德，“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玉者，国之重器也。”

　　金声玉振，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表现出博大、和合、儒家核心的精神。

　　这种和谐精神铸就了中国人的基本性格和思维方式，体现出中国文化的基本特色，在当今和谐社会的建设过程中，仍然是我们中华民族不朽的灵魂。

责任编辑：李晓梦

闫利纲 

       临曲阜故城北门，仰望古城，斑驳的城墙，巍峨耸立的城楼，气势恢宏而满目沧桑。城门洞上方镌刻有“仰圣门”三字，字体遒劲有力，据说是明代胡缵宗所题。由城门而入，回望城楼，又有一匾额“延恩门”。一个城门，怎么会有两个名字？到底哪一个才是它真正的名字呢？
　　回答这个问题，还要从明故城的前世说起。
　　明代以前曲阜县称仙源县，县城在今天的旧县，与阙里相去十里。据费宏《城阙里记》载，在明朝正德年间，河北的刘六、刘七起义作乱，攻破了曲阜，烧毁了数百的宫寺民居，并且移营阙里孔庙，“秣马于庭，污书于池”。给孔庙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也使得大明朝廷与孔氏族人震恐。考虑到乱军人数众多，县治派兵不利于防御，东兖道佥事潘珍上奏说，县衙治所必须与孔庙一起守望相顾，围绕孔庙筑造城墙。明朝政府同意了这一建议，花费了近十年时间，于嘉靖元年三月（1522年）完成了城墙修筑。修筑的城墙是什么样子呢？据乾隆年间修订的《曲阜县志》记载，城墙周长为八里三十六步，高二丈，厚一丈。城墙用墙砖包砌而成，城墙外建有护城河。城墙有五门，正南为仰圣门，东南为崇信门，东为秉礼门，西为宗鲁门，北为延恩门，每个城门上都建有城楼。传说，当时筑城的工匠将自己的名字刻在墙砖上，所以才有了数百年不倒的坚固城墙。现在城南门的一些墙砖上昔日筑城工匠的名字仍依稀可辨。
　　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怎么正南门为仰圣门。仰圣门不是在城北门挂着吗，何以又改在南门了呢?
　　据陈镐《阙里志》新筑阙里城图记载，城池只有四门。唯独缺了与孔庙大门相直的城南门。难道说，城墙建设之初仅有四门，没有仰圣门吗？带着这种疑问，我们继续翻阅了《曲阜县志》。果然在第三十卷找到了“（万历）五年（1577年）改辟城南门”的记载，问题似乎解决了。然后让我们始料不及的是在《孔子故里志》中也有一段记载：正德八年（1513年）以孔庙为中心修建曲阜新城，嘉靖元年（1522年）春三月工竣。万历二十年于庙前城墙上新辟县城正南门，“重城皋门，以象朝阙”，突出了孔庙的中心地位。至此，城南门修筑的时间出现了两个，到底哪一个才是真实的？然而有一点似乎可以确定，那就是正南门和城墙不是同一时期修筑的。带着疑问，我们继续寻找。
　　令我们感到更加疑惑的事情发生了。同样是在《曲阜县志》卷二十九记载：（嘉靖）十七年（1538年）夏大旱，冬十一月赦，巡抚胡缵宗建金声玉振坊。下面还有一列小字，缵宗又题城南门额曰“万仞宫墙”。如果说城南门与城墙非一时间所筑，如我们之前所探索的1577年或是1592年，那胡缵宗所题写的门额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胡缵宗其人。
　　胡缵宗（1480—1560年），陕西秦安人。正德三年进士。曾在山东、河南当过巡抚。嘉靖十八年（1539年）十二月，开封官署大火，他引咎自劾，从此在秦安家中埋头著述。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因奸人王联吿讦，在七十一岁之时身陷“诗案”之狱。嘉靖三十九年九月初三（1560年9月22日），在秦安家中与世长辞，终年八十一岁。问题又来了，总不能城门还没有，胡巡抚未卜先知，提前写好，等到城南门建成之后再刻门额吧？难道说他题写门额这事也不可信？在孔毓圻等纂的《幸鲁盛典》中有载：（下马牌）南有石坊，镌“金声玉振”四字，坊与城南门相直，门上镌“万仞宫墙”四字。而且据记载，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乾隆皇帝亲谒曲阜孔庙祭孔，把原来的匾额换成了自己书写的“万仞宫墙”四字。问题出在哪儿呢？
　　或许一开始城墙就修了五门，只是志书都记载错了，这倒是解决了胡缵宗题城南门额的疑问。但问题是如果一本书的记载有错或有可能，《阙里志》、《曲阜县志》还有《孔子故里志》都记载错了，似乎说不通。
　　有迹象表明，《阙里志》新筑阙里城图疑为后加的，城有四门，只是图中正南门的位置画在了东南门位置上，如果此疑问成立，则其他抵牾均可迎刃而解。《曲阜县志》惑于此图，《孔子故里志》又沿袭《曲阜县志》。
　　乾隆题额换匾之事众口相传，各种记载也能相互印证。还有一种可能，城墙修筑之初有四门，然而南门只有一个，所谓胡缵宗为城南门额题字，就是后世的东南门。新辟城南门之后，又将匾额迁移过来。这或许可以解释的通。但史料无载，真实的情况如何，已然成谜。
　　仰圣门石额何时从南门迁移到了北门，真正的原因为何却没有记载？或许当时觉得不重要，又或者淹没在了历史的深处，也成了一个谜。
　　清代咸丰三年和民国六年对城墙进行过两次维修。
　　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据县志记载：民国十九年七月一日，国民政府军讨伐阎锡山。阎军陆军第三方面军第二路副总指挥李生达部将国民政府军十三师卢本棠旅围困在曲阜城内，在三个炮兵团火力的配合下连续数日攻城，双方激战十昼夜，城池遭到严重破坏，东西北三座城楼被毁，唯有正南及东南两城楼幸存。战争让故城面目全非，虽经过修补，但朱颜已改，盛况不再。“仰圣门”石额也在此次战事中被毁。民国三十六年三月，为迎接国民党军入城和孔德成先生回故里探望，复原了石额。今天看到的石额上仍留有“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三月九日复员纪念”的字样。
　　1978年7月，曲阜拆除了明故城城垣，仅保留了南、北二城门及东北、西北两个城角。昔日雄伟坚固的城池至此也只剩下了断壁残垣。南北两座城楼如同两位风烛残年的老人，孤零零向世人昭示着古城的存在。
　　随着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日渐深入人心，1982年曲阜被国务院公布为首批历史文化名城。1989年10月明代曲阜城南门楼重建工程竣工。1990年12月城北门楼重建工程告竣。2002年曲阜明故城城墙恢复建设工程全面动工。这次按原貌恢复建设的包括明故城城墙、城门及3座门楼，总长度达5300多米。这次的恢复建设使古城迎来了新生，也使曲阜以一个完整的历史名城形象展现在海内外游客面前。今天的故城早已失去了防御的价值，也已经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明故城。五座城门显然已无法满足需要，修复中将城门扩展为十三个，昔日的五座城门仍在，却早已容颜尽改。
　　抚今追昔，领略故城的前世今生。伫立仰圣门前，回眸凝望，自嘉靖元年至今已近五百载。历史的面纱遮掩了它本来的面目，城门的秘密早已湮没在了历史深处。唯其神秘，才值得探索；唯其神秘，才有历史的朦胧美。不得其门而入，无法窥视其历史的风姿与神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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