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又如：《群芳列传》四卷，道光三年（1823）刻本。书名页有「道光癸未年新镌，歺秀阁藏本」，下钤「每部板□工价纹银六钱」。

 《校补金石例四种》，道光十二年（1832）吴郡李瑶泥活字印本。书名页有「七宝轮藏定本仿宋胶泥板印法」牌记，並钤「每部实兑纹银四两」朱文长方木記。

《抚黔奏疏》八卷，道光二十五年（1845）海宁杨氏述郑斋刻本。书名页有「

关于清代的书价，乔衍琯先生写有「乾嘉时代的旧书价格及其买卖――读《荛圃藏书题识》札记」一文，黄丕烈是清代著名藏书家，他在蒐集的善本书里，多有题跋，其中涉及当年购书之价钱，乔先生於此得出从乾隆末年到道光初年的四十多年中，书价是有变动的，而且這中间的银价、物价也影响到书价；从明末毛氏汲古阁到黄氏的百馀年间，书价涨了数倍乃至六十倍；算出了当时番钱合银两的比价；收书的时间不同，价也悬殊；书价可以商榷；逾时书即涨价；得书与惜钱，二者不可兼得；书估哄抬书价；书估利润可观；用家刻书換书；藏家之间也相互买卖等。书是商品，但在各种物价中，书的价格就有着特殊意义。由于书价的资料太少，所以书价的历史很难研究。黄跋中的这些材料，都非常有用，且是研究中国货币史的專家学者所不注意的实例，经乔先生的提示，研究者当多受裨益。

      各地地方志的刊刻，应该是政府行為，这里面包括朝廷有旨，要求各处纂修，也有地方官在任一方，以地志多年未修之由，请乡紳及学者设局修之。然而，刊刻方志之资，卻多是地方官为之筹措，或自薪俸，或商诸乡紳。有些地方则是全部由民间富裕者集资刊印。明代方志中，我仅見有（崇祯）《江阴县志》八卷，明崇祯十三年（1640）刻本，是书之纂修，始於庚辰五月既望，至孟冬而讫。而刻印刷之费，共用银二百九十八两，其中知县冯士仁一百两，乡绅李鵬翀一百两。

      清代的地方志中，也有一些载有助刻者名姓者，最有意思的是（嘉庆）《商城县志》十四卷首一卷末一卷，清嘉庆八年（1803）刻本，其中一冊全為助修姓氏捐钱数字人名，计五十七页之多。这是主亊者以為捐资者之功德，必须传之后人，也有「吃水不忘掘井人」之念。

      清咸丰二年（1852）重刻乾隆本《淮安府志》，有丁晏序，云：「嘉庆乙亥府县志版不戒於火，当亊重修志书，以经费钜，不果。道光戊戌，乡先生李芝龄总督居忧在籍，倡捐五百金修志……因与同里李明经董

      有的书里不仅有助刻者姓名，还列出资助银两，如《禅林宝训笔记》三卷，是部清乾隆十五年刻本，题「楚衡云峰后学沙门智祥述」。此本卷上末有助刻诸刹和尚大师之名单及助银数目，中捌两者二人、伍两者六人、肆两者一人、叁两者一人、贰两者十四人、壹两者二十七人、伍钱者十九人、叁钱三分者三人、叁钱者十五人。又祝延寺当家次公助印书十部。卷中末「宝禅寺瑞天助银叁拾两」。卷下末有「时乾隆十五年五月京都比丘际存、了育敬募。诸刹重梓。板存潭柘下院翊教寺永远流通。共化银壹百捌拾一两捌钱陸分；刻板公费共用银壹百叁拾柒两玖钱陸分；印书银肆拾三两玖钱。」卷下又刻助刻诸刹和尚大师之名及助银数目，为壹两者十二人、陸钱者二人、伍钱者十七人、叁钱陸分者一八、叁钱三分者三人、叁钱者二十六人、貳钱二分者二人、貮钱者三十五人、壹钱二分者十一人、壹钱者七人、陸分者六人、壹钱陸分者四人、伍钱者一人、貳钱者一人。真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一两一钱一分，就可达成印书者心願。

      又如《广理学备考》八十种，清范鄗鼎輯，清康熙五经堂刻本。此书各列有明一代讲学诸儒之语录及诗

（一）

      任何一部书从初始到流通，要经過许多环节，最主要的当然是作者的费尽辛苦，更有呕心沥血者。稿本完成後，想要嘉惠学林，传诸后人，那就需要付诸刻梓。而鐫之梨棗，則需有一定数量的银子支持，包括支付刻书的坊肆（写工刻工版片墨汁纸张封面书籤裝订等等的支出），假以时日，方可成功。否則，「藏之名山」，就是一句空话。

      刻书流传，在今天看來，也就是将您的著作交给出版社，由他们来操作一切，從认定书稿到印刷厂出书，再到书店的架上，程序多多，不一而足。责编的辛苦，自是不足为他人道也。但是优秀的学术著作和动辄数万的小说相比，那就是难以說清楚的亊了。即使您的大作是数十年磨一剑，且是「阳春白雪」，但领域窄，或只有数百千人会感兴趣，这种书对于出版社来说是不赚钱的「货」，必须用別的钱来贴补，对一般的著作大约是「有书无钱莫进来」，人们也要体谅出版社的难处。当然，現在有关部門及某些基金会，多有具体规画，其中对于优秀学朮著作的出版予以经济资助，这是大好亊，是传承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措施之一。

        线装书有历代刻本、稿本、抄本、活字本、套印本等，对于历代刻本來说，都有书口，书口或称版心、中缝，是指线装书书页正中折頁的部位。版心不刻正文，但大多刻有书名、鱼尾、黑口、页码、遞修的年份、本页大小字数、刻工、出版者等，各式各样，不一而足。叶德辉《书林馀话》卷下有「答日本松崎鹤雄问版本之亊」，云：「黑口大小者，版心上下刻一直线，上在鱼尾上，下在鱼尾下，粗者填滿版心，是谓大黑口；小者刻一微线，是谓小黑口。盖所以表识版之中心，以便折叠时有准绳也。无此线者，則為白口。鱼尾之黑口亦因之。亦偶有两歧者。」「大抵此类版心，书名抵摘一字，下刻数目，其白口、小黑口空处上记本叶字数，下记匠人姓名，不全刻书名也，全刻书名在万曆以後，至我国初犹然。鱼尾有双有单，双者上下同，单者上刻一鱼尾，下則袛刻一橫线紋，亦有版心全係黑口者，則鱼尾以外皆粗黑线。」

      书口中的花样很多，当可细说。书口上的书名或刻全名，或载简化的书名，也有卷次、页码，其上方或下方多記本页大小字數。但刊刻与否，並无定律，有的书有，有的书沒

      我知道简又文先生的大名，是因为六十年代初，翻过他的《太平天国典制通考》，知道他是中国最重要的太平天国史学家之一。1986-1987年，我作为訪问学者在美國待了20个月，去了不少美国的东亚图书館，大看館中所藏的中文善本。有一次，在耶魯大学东亚图书館的一间房间里看了部分善本书，那是明嘉靖刻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明刻本《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國志真本》、明刻本《楊家府世代忠勇通俗演义》、明遗香堂刻本《三國志》、明郁郁堂刻本《水滸四传全书》、清初刻本《金瓶梅》、清乾隆五十七年程偉元萃文书屋木活字印本《石头记》等等。屋内的一亇书架上有不少紙盒，這引起了我的兴趣，打开一看，竟然是有关太平天國的各种史料、书籍、期刊及報纸所发表的文章等，不少书籍上都有简又文的簽名和印章，這才知道，原來是简先生的專藏。简先生1964至1965年受聘为美国耶鲁大学客座研究员，而且在「耶鲁」的支持下，他综合《太平天国全史》和《太平天国典制通考》改写成《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史》（TheTaiping Revolutionary Movement），並在1973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1978 年简先生在香港寓所去世。我没有向館方打听這批專藏是什么

      深秋的波士頓，天曠高远，湛蓝明净。每天走在去「哈佛燕京」的路上，望著那新英格兰的紅葉，真覺得秋天才是最富有詩意的。樹上的葉片由綠变黄，各種橙黄、淺絳、殷紅、楮黑、深紫的葉子片片不同，在光線的作用下，遠遠望去，葉色撩人，层次不一，热烈競放，短短的一个月里，校園里的路徑和草地上，早已覆蓋了大小不一的紅葉。這或許在水彩畫家们的眼里，是一次风华絶代的色之綻放，也正因为秋天的短暫，所以才更加无与倫比。而在最后一陣秋风及冷雨过后，葉片几乎是最後一拨，極不情願地飘落於屋前宅後和街道兩旁。然而，秋天也是收獲的季節，春天播下的种子，经过各种的艰辛劳动，那就必有「秋收」的情景呈現。

      寫作善本書志，不是一件容易之事，甚至是苦差事，如若易辦，那先人前輩早就著手上馬，而不用等到今天。無論是哪一個圖書館，書志的寫作，都取決於一個模式，或為簡志，或為繁志。簡志者，如三十年代出版之《浙江省立圖書館善本書目題識》、《嶺南大學圖書館館藏善本圖書題識》，及四十年代的《北京大學圖書館善本書錄》等，每書之介紹，僅限於書名、卷數、作者、版本及序跋、稽核項，如此而已。繁志者，即是在簡志的基礎上，揭示出版本之認定依據、全書之內容、因何而撰、序跋之摘錄、他處入藏情況、書之特點及鈐印等。

      每個大型圖書館，所藏善本數量不同，人員的訓練及質素亦不同，完成的時間自然亦不一樣。然而，一個大的工程，從開始到竣工，絕不可能一帆風順，三五年、十數年，或更長的時間。寫開頭了，必有各種各樣的困難矛盾出現，但此時已是「開弓便無回頭箭」，沒有退路可走，只能是小卒子過河，永往直前。從另一方面說，這種寫作善本書志的機會卻是百年難逢，您能參與，就是幸運。當然，也只有這么一次機會，就看如何把握了。

      撰寫各種藏書志的學者，都是學有專長的專家、目錄學家、版本學家。如劉承幹《嘉業堂藏書志》，就由繆荃孫、吳昌綬、董康等賡續修撰而成。王文進《文祿堂訪書記》，實為顧廷龍、潘景鄭先生在王氏的「舛誤觸目、凌亂無序」的稿本上全面修訂而成。

      清宣統元年（1909）前後，不少地方大吏紛紛上表奏章，請求創設省圖書館，這在當時成為一種風氣。光緒三十四年（1908），端方在南京奏准清廷創設江南圖書館（南京圖書館前身）。1910年，京師圖書館（中國國家圖書館前身）正式成立。1913年，浙江圖書館（前身為浙江藏書樓）開幕。1928年，中央圖書館（台北「國家圖書館」前身）在南京籌設。1949年以後，在中國的大地上，每個省市都在原有的基礎上加強了公共圖書館和大學圖書館的藏書設施和建設，這當中也創設了一些新圖書館，如上海圖書館。可以說，在這些圖書館中收藏的古籍圖書几乎佔了全國數量的百分之九十左右。這些古籍圖書是先民們傳世的著作，是中華民族的文化遺產，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