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浩然

浩然在2月20日走了。一个曾经充满活力的作家，告别人世前却有着长达5年的时间处于痴呆病境，茫然地难以再关注世事；这也走得过于沉重痛苦了。

我的印象中，浩然活跃于文坛是上世纪五十代中后期。1957年后，大批有才能的年轻作家被迫搁笔，文学界的高层领导人急需一批文学新人来代替；浩然来自农村，只读过三年书，写作又勤奋，是纯正的农民作家，也就特别受青睐，成了重点培养对象，据说，他在1958年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说集、195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是由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老作家叶圣陶、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王任叔大力推荐。这样的宠遇，别的年轻作家很难有。

五六十年代，文学界“左”风日盛，作品能否配合政治任务，成了衡量作家是否又红又专，并能否存在的一个重要标准；那些不依此道而行的新老作家被斗争被放逐，年轻的浩然怎敢逆行？也就加大了马力来迎合，他那些被当时的“评论家”称为具有“时代精神”的作品也就一路走俏，特别是1965年的3卷本长篇小说《艳阳天》、1972年的长篇小说《金光大道》更是红遍中国，印数高达几百万份，使他一些有生活气息的短篇也被这些作品淹没了。“文革”中几乎所有的作家都进了牛棚或监狱之时，他却成了江青的座上客，也正如茅盾先生对“文革”时文学荒凉的描述：“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这个作家就是浩然。

当年读他的作品，我喜欢他的具有农村特色的鲜活语言，佩服他的勤奋，也曾为他过于配合政策而忽略农民的生活真相而叹息。现在想来，这怎么能完全怪他？他年轻又处在那样一个政治氛围下，能有多少分辨能力？文学高层一吆喝、引领，他怎能不跟着走？尝到了甜头后，更是卖力地遵循旨令写作。

其实浩然的为人还是朴实的。

1964年，中国文学有短暂的由阴转晴，我这个已在1957年列入另类的罪人，也得以在那年夏天去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修改长篇小说《鹿衔草》，有一天我乘早车去北京办事，顺便去人民文学出版社看望一位在那里改稿的朋友，浩然恰好也在那里修改他的《艳阳天》；我们虽然从前不认识，听见我来了，他立即从对面房间过来，关切地询问我这些年的状况，并说：“今晚你就不必赶回天津了，就住在我这里。我回家去睡。”还拉开抽屉说：“饭菜票这里都有，

这滇东北高原的晚秋早晨，凉而多雾，薄如轻纱的白雾时而轻袅地飘向车前，又时而随风飞向云天。昨天晚上的那场骤雨，更是把公路两旁的山林冲洗得碧绿清翠，越往东北方向的山岭里走，空气更是清新宜人。

快接近宣威时，我长久地注视着车窗外，想寻找从前我见过的那些山林、村寨。虽然，我也知道时过55年，世事的变幻又那样急速，哪里还会有过去的痕迹，但出于一种强烈的怀旧心情，我还是望了又望……

1951年的6、7月间我有过滇东北之行，那年月出行的艰难是后来人所难以想象的；我得先乘窄轨火车到曲靖，再转车到沾益，从沾益北去虽然有条1937年修筑成的滇黔公路，却没有公共汽车，只能乘坐抗战时期遗留下来的烧木炭的运货卡车。我就危坐在装满了货物的卡车帆布蓬顶上去往宣威。秋季的滇东北山岭间雨水多，瓢泼的大雨经常一泻几个小时，坐在车蓬顶上的我，也只有长时间忍受着因为车行而显得更加猛烈的

                           郁孤台下清江水

                                   ——往事忆旧

   抗日战争时期，我是在赣江上游的赣州度过那艰难、惊恐的少年时代。

赣州是一座三面环水，留存有古朴旧貌的小城。分别从西边和东边流过来的章水、贡水在这里汇合后，形成了长达758公里浩荡北去的赣江。

我们是1938年初，由于父亲彭复苏先生的工作调动，从赣江中游万安迁移到那里的。

当时依山傍水构筑的古城墙还在，城内人口不多，还剩有不少空旷地；我们家在南门内租住的一家民宅，周围就是稻田、菜地、竹林，几棵大榕树上栖满了长嘴的白鹭，一派田园风光。

城内没有一辆汽车，稀疏的街灯也是用煤油点着，入夜后昏暗迷茫，但城内古迹很多，我常常被父亲带着去逛孔庙、八境台和宋代大词人辛弃疾写过的郁孤台，因此，我从小就熟悉“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这一名作。

但小城的宁静生活很快被战争搅乱了，1939年3月，日本侵略军占领南昌后，赣江下游的政府机关和人民纷纷逆江而上逃往赣南各县，这赣州小城也拥挤起来了，城内挤不下，就渡过水东门、水西门的浮桥向河那岸扩展，在原来还很荒凉的丘陵地里盖起竹木结构的简易房屋，形成了新的居民点和集市……

原来寂静的大街上也增加了许多外地人开设的酒楼、商店，热闹得很。

这热闹现象也引起了日本侵略者的注意，他们怎肯让这部分中国人在这里“安居乐业”？一批批飞机来轰炸了；日本军事当局明明知道这小城内没有什么军事设施，但为了炸垮中国人民的抗日信心，还是凶残地狂轰滥炸。当时小城内外连一挺高射机枪都没有，日军飞机就放肆地低空轰炸、扫射；许多居民被炸死了，房屋成片地毁于浓烟烈火中。

警报一响起，我们就带上干粮跑出城渡过浮桥向山里钻，常常是在山林里呆上一整天，拖到傍晚才敢回城里来，看见家宅无恙，才放心了。

这样惊

    美国作家多诺万·韦伯斯特的长篇记实文学《滇缅公路》，还有个醒目的副标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缅甸——印度战场’的壮丽史诗。”这表明，他要全面描述那场前后历时3年多，中美英以及印度、缅甸等国出动了几十万军队、战场很是广阔的大战！

   滇缅公路东起中国昆明，跨越了澜沧江、怒江、哀牢山、高黎贡山等山川险阻，西迄缅甸腊戊，全长959公里（1943年中美军队反攻缅北时，又与从印多列多修筑过来的史迪威公路联结）。一开始就是一条具有极大战略意义的国际通道；1943年3月中国派遣10万远征军进入缅甸作战，是为了保护这条道路，1943年秋先后组建有5个师近7万人的中国驻印军，在史迪威将军指挥下反攻缅北，1944年夏以7个军20余万人的中国远征军反攻怒江以西，也都是为了夺回已被日军控制的滇缅公路。

   滇缅公路的得失，不仅关系到已单独抗击日本多年、急需外援的中国能否不被封锁继续支撑下去，也影响到以美英为首的同盟国一方，在南太平洋的战局能否不再恶化，并逐渐转为优势？

    怎么写这场大战，不同的作家有着不同的切入点，但有一条是必须严格遵守的写作理念，这就是必须公允地忠于所写的那段历史，而不

  海拔2516米的澜沧江南岸大黑山是拉祜族人聚居的地区，由于山高林密又地处边境，历史上一向就是惯匪出没的地方，不少拉祜人不堪匪徒残害，逃进原始森林里成了“野人”，他们的悲惨遭遇无处倾诉，只能融入芦笙调中，常常是一曲奏罢，满场的人都涕泪纵横。他们回想起那漫长年月的艰难生活实在是太痛苦了！

1952年我在驻澜沧的边防部队工作时，是从呜咽的芦笙中感受到这个民族积压已久的忧郁！

  有一天，我们部队进入一座处于大山深处的原始森林，追捕一股潜藏在那里的悍匪，敌人闻讯利用熟悉地形逃走了，我们扑了个空，天黑又下着倾盆大雨，没法返回驻地，就在匪徒遗弃的小窝棚前过夜；秋末的原始森林雨夜，如冰窖般冷气四散，虽然烧有一堆火，雨中也难以躺卧，只能背靠大树硬撑着；为了打发冰凉的雨夜，我请作为响导的那个拉祜族汉子谈他从前的生活。他说得很多，我问得很详细。谈及那苦难的过去，这刚强的汉子却伤感地泣不成声，又如同一曲芦笙在呜咽，使我也很难过。我想，边地少数民族过往的生活，是别处的人们所难以想象的，我应该尽力把这些描述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关心、爱护他们，只是那段时间，我们的连队不断地搜山、伏击，战斗太频繁，难以能安静地写作。

一年以后（1953年）的秋天，我写成了短篇小说《当芦笙响起的时候》初稿。刚从原始森林和拉祜人那里出来，许多情景都印象鲜明，写来也就很顺手，传给几位朋友看，他们都很喜欢，我又改了几遍，寄往昆明军区办的内部刊物“部队文艺读物”发表；但在向外投稿时却很不顺利，寄给北京一家刊物，遇见一个不了解边地的编辑，却在退稿信上说“这只是属于猎奇类的故事”，我不服气，心想，我是真诚地写拉祜族人的苦难，怎么会是猎奇？

这年9月，我去重庆开会，把小说和退稿信给刚从朝鲜战地回来的作家寒风看，想看看经过了血与火的战斗者是怎样看这篇小说？寒风是个热心人，他读得很仔细，也很喜欢这篇小说并为我的被退稿不平。

这时候，恰遇殷白同志主编的《西南文艺》来约稿，我把这篇小说给了他们，在4月号以头条位置发表了。

1954年1月，西南军区举办“文艺检阅”，进行文艺演出和文学艺术评奖，我这篇小说被评为二等奖，还获得了由司令员贺龙、政治委员邓小平签发的一张奖状。西南文联主席邵子南对1954年的西南地区文学创作进行总结时，特意提出这篇小说是这年西南地区最优秀的作品，也就引起了众多出版单位的关注

前些日子过澜沧时，我向当地朋友提出，能不能让我进大黑山深处去看看。他们为难地说：“那里还没有通公路，仍然是山林深密坡陡路窄，而且那一带的雨季又比别处来得早。去不成。”

我说，从前我就是雨季中进山去的。

同行的朋友大笑：从前是什么时候？那时候你是20多岁的强壮小伙子！如今你多大年岁？你今天的身体状况怎么能和50多年前比？

我为之默然。时间也真快，怎么一晃就50多年了？

1952年夏秋，我曾随同一支连队在澜沧的大黑山战斗过。澜沧县地处横断山脉纵谷南段，大黑山又是那一带的最高点，海拔2516米，又因为是北亚热带雨林气候，也就雨水充足，原始森林如一簇又一簇浓厚的黑云分布在起伏山岭上，从而被人称为大黑山；过去一向是边境线上匪徒出没的地方。

1951年春，盘踞在澜沧江南岸的匪众，在我们团（步兵第一一五团）打击下，一部分逃往境外，一部分遁进了大黑山与当地的惯匪结合，依靠那里的深山林密继续顽抗；他们当中还有不少被欺骗、威胁的拉祜族、哈尼族人，也就能够利用山形地势的险要，一再躲过我们的追剿，还时常来偷袭、伏击我们。

我们部队也及时采取了“敌散我散”的战斗方式，把部队分散开来。我们这个连（第五连）就是以大黑山深处的卡马寨为中心，全连以班排为单位分驻在六七个寨子，一边武装搜山，一边向当地的拉祜族人、哈尼族人宣传民族政策，让他们了解、支持我们的作战。

卡马寨位于一座突出的山岭上，散落地构筑有40余座草顶泥篾墙的低矮房屋，四周是更巍峨高耸、终年被云雾遮掩的大山；暴风雨刮来时，山上的树林也随着狂猛地嘶吼摇晃，似乎要把这小小的村寨也卷裹起来抛向空中跌入峡谷间。

我到达山寨的第一个晚上，就被狂暴的风雨震慑得长久难以入眠，不知道还能否在这小茅屋里呆下去？

我们连队刚进驻大黑山时，由于语言不通，交流困难，拉祜族人、哈尼族人对我们很是怀疑、戒备。向他们打听情况，也只是一味地摇头；但我们很有耐心，不搜山出击时，就帮他们扛水（大山里的人都是用竹筒扛水）、舂米、喂猪，还让医生、卫生员给她们看病，这才逐渐缓和了他们的恐惧，而最早愿和我们交往的是寨子里的孩子们；山区生活寂寞，他们除了放羊、放马、拾柴外，别无事情可做，大雨天，出不去了，就在小茅屋里烤火、睡懒觉，顽皮地抱着大公鸡去啄猫啄狗，而最感兴趣的是听部队唱歌；连队虽然是分散住在各家各户，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