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7博鳌房地产论坛上，建设部原副部长杨慎直言目前房价高的原因是由于人民群众住房需求量增长，住房消费同我们城市化进程成正比的，他并不同意时下“房奴”一说。(8月19日《新京报》)

　　“房奴”，顾名思义，就是受到房子“奴役”。 眼下一些人群背负着银行贷款，供养着又爱又恨的房子，成为“房奴”已是客观存在的现实。但杨慎先生不同意时下“房奴”一说，笔者认为，杨慎先生的认识显然过于“简单化”。

　　早在去年4月《中国青年报》一篇报道指出，按照国际通行的看法，月收入的1／3是房贷按揭的一条警戒线，越过此警戒线，将出现较大的还贷风险，但国内有91.1％的人购房用了按揭。且其中有31.75％的人，月供占到了其收入的50％以上。如此看来，这些按揭族的确在是受房子“奴役”。

　　事实上，在一些“房奴”背后，很多年轻人能在自己的房子里结婚，这不仅是他们个人的努力，更多的是他们双方的家庭在背后起着支付大头的作用。因此，我们看到很多人住上了新房，其实，这已经透支了他们家庭、家族的全部。如果没有家庭、朋友的帮衬，可能一些人连做“房奴”的资格都没有。

　　面对低收入居民购房沦为“房奴”的现象，一些地产大佬“给富人盖房”、“‘房奴’活该”的论调充斥媒体和网络。同时，一些社会学者也抛出纸上谈兵的言论：居者有其屋，不一定要购买房屋。并类比美国人大部分的都是租赁房屋，而不是购买房屋，尤其是年轻人。

　　但事实上，产生“房奴”的主要因素并不是购房者的消费心态。在房价飞涨早已超过一般人收入水平，大多人只能依赖贷款买房的背后，地产暴利、利益集团合谋，甚至是腐败都是导致“房奴”产生的罪魁祸首。如前不久，一位在珠三角多年从事楼盘开发的房地产开发商向媒体的记者坦言：“楼盘开发成本只占房价20%，其中有超过40%的利润全部被相关职能部门‘层层消化’掉了。”

　　而房地产行业是商业贿赂的重灾区，这早已经不是什么秘密。而房地产开发商所付出的“公关成本”最终都被转嫁到买房人手中，造成权力腐败推动房价的上涨，原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昆明市规划局原局长曾华、原上海房地局副局长殷国元等官员纷纷落马，就是房地产职能部门腐败现象的最好明证。

　　另外，在整个地产销售获利链条中。银行、某些政府部门、奉开发商为衣食父母的大小媒体均成了制造“房奴”的帮凶。如不少商业银行为了推销自己的房贷业务，降低

    2007年8月28日晚7时许，我来到家乡吉林市松花江边，观看正在发生的月全食，用数码照相机拍摄了几幅照片，发表在这里，供大家观赏。 

 

瞭望：警惕房地产利益集团扭曲国家政策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7月07日16:11 新华网

　　自国家6月上旬批准重庆、成都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以来，重庆的房价出现暴涨，6月17日～25日9天时间之内，重庆房价上涨7.6%，多的每平方米涨了七八百元，少的每平方米也涨了两三百元。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的价格因供求关系变化而出现涨落，是很正常的事。但是，重庆的这次房价异动背后的“推手”却值得警惕——开发商通过炒作所谓“特区效应”，人为制造需求，哄抬房价，将国家统筹城乡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扭曲”为房价上涨的动力。

　　近年来，围绕着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不同利益群体的博弈非常激烈，而其中尤以地产商的力量最为强大。在共同利益的纠结下，一些地产商、地方官员、专家学者和媒体专刊构成了一个特殊利益集团。以地产商赚取最大利润为核心，地方官员为房地产业推波助澜，从中获得GDP和政绩；学术精英引导公众预期，影响政府决策，获得地产商的“好处费”；媒体专刊为地产商制造舆论，从中获得广告回报。

　　这种“利益集团”，不仅具有强大的自我保护能力，而且善于消解国家宏观调控，“扭曲”国家政策“为我所用”。在6月16日重庆成为“试验区”的消息公布后，重庆各种“房地产专刊”就连篇累牍地推出“试验区将刺激重庆房价上涨”、“重庆楼市迎来大涨拐点”等观点，并发布“重庆今年房价再涨10%也正常”等消息，不断向老百姓强化“房价必涨、涨价正常”的概念。

　　在制造舆论之后，部分开发商开始提高房屋售价，并“捂盘惜售”，制造房子紧俏的假象，让购房者在恐慌中非理性地抢购，推动房价进一步上涨。

　　地产商借“城乡统筹试验区”哄抬房价，不仅严重扭曲了国家政策，而且损害了国家政策的严肃性和公信力。设立“城乡统筹试验区”是我国加快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需要，也是探索中西部地区发展模式的需要，并不是所谓的“特

 

我的大学老师们

    1978年2月，我30岁，已经工作6年，有了女儿（儿子是大学1年级时有的），才考入吉林工业大学自动化专业7714班学习。
    也许是入学时已经是成年人了，不会过多地从老师身上寻求感情上的哺育，也许是那时候我对老师不够重视，也许是老师们的什么原因，反正今天我回忆老师的时候，小学老师的姓名我记得清清楚楚，而大学老师的姓名我大多数忘记了（教过我的大学老师有20多名）。
    客观地说，大学老师在人情味上远远不如小学和初中的老师，也不如高中的老师，个别大学老师的人品至今回忆起来还可以作为我的反面教员。比如有一位“专家级”的副教授，其实学问很浅，这是不完全怪他的，从1966年到1978年他几乎没有教过课，对于电子计算机一类的新知识知之更少。如果他不“装”的话，那就不会成为反面教员了。遗憾的是，他特能装，编出厚厚的一本书出版，好像很值得骄傲了，可是就连我们普通的大学学生都可以把他的书解剖开来，找出这一章是从哪本书摘下来的、那一章是哪本书上有的，连标点符号、各章节原来的排版格式都不变。拼凑在一起之后，据说稿费当时是很可怜的，但可以当砖头敲开职称的大门。当他又要让我们学习他的这本“教材”时，学生们可不买他的帐，再加上极不认真的讲课、“大白乎”的学术风格，谁能尊敬他呀？我的小学老师教我1+1=2是真诚的，是教我的，而不是敷衍我们的。这一点，有些大学老师差多了！以后，每当我参加鉴定会一类的需要有“专家”评审的会议时，看到有的所谓教授们把几百圆的钞票装进兜子前前后后的作为，就常常想起我的那位“能装的”大学老师。
    也有几位大学老师我忘记不了。教我们电工原理的王万树老师就是其中一位。
    王万树老师留在我心中的除了知识以外，还有他的衣服。王老师给我们讲课的时候，总是穿得整整齐齐、认认真真的。在70年代末，他的穿着甚至可以说是有点时髦。我常常替他可惜，一黑板一黑板地板书，擦掉后的大量的粉笔灰，落在衣服上回去怎么洗呀。由于是他的科代表，我有了去他家（在校园内）的机会，当我第一次到他家之后，我愣住了：在家里的王老师穿着是多么朴素啊！旧、式样老、甚至有补丁，和一位农民差不多。再看他的两个孩子，弟弟穿姐姐小了的衣服，有些女孩子的样子，姐姐穿的又有些

“润物细无声”

    1963年，我考入了吉林一中。高中新生活的一切，都使我感到亲切、严肃又有些庄严，这个感觉的产生，与我们的班主任有很大关系。我们的班主任是一名语文老师，个子不高，身材也不魁梧，脸比较瘦，但神采奕奕的，他留着背头，眼睛特别有神，一张口讲话，就给人一种比初中老师学问高的感觉。他叫杜逸泊，那年近40岁。听杜老师自我介绍，他没有读过国办的中学、大学， 他的知识，是从私塾里学到的。
    杜老师给我们当班主任，很少管纪律、班风什么的，但是班级却很有规矩（高中的学生要是闹起来，乱劲不亚于初中生，杜老师不当班主任后，我们班就有过一段大乱时期）。同学们完全是由于敬重杜老师的人格、特别是敬重他的水平，才自觉地规规矩矩的。
    从小学到高中毕业，我大概有过十多位语文老师，其中，杜逸泊老师水平最高、对我接近文学写作影响最大，虽然他只教了我们一个学期的课。听杜老师讲课，即使你昨天晚上没有睡好觉，也绝对不会困倦的。
    他爱文章。杜老师读起课文、讲起课文，是那样的钟情，给人的感觉，他是在向我们展示他所喜爱的珍宝，课文里“字字如珠玑”，遇到重要的字词，他要工整地把它写在黑板上，中断正常的讲课顺序，滔滔不绝地讲这个字、词的来历，意义，流露出特别欣赏的感情。他的感情，会深深地感染我们，使我们感到我们不只是听一位语文教师讲课，更是在听一位中华民族语言文字的热爱者在向青年人表述他的心声。这种巨大的感染力是单纯的讲课所无法代替的、也是杜老师能成为一位优秀的语文教师的基础。我现在还清清楚楚地记得他讲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那篇文章时的情景，他饱含激情的讲述，使我一想起鲁迅，脑子里就浮现出杜老师的样子。
    他负责任。杜老师特别注重学生的作文，他认为，语文学得好不好，看一看作文就知道了。每次作文他都要认真的批改，他是用小楷毛笔来批改作文的，作文本发下来，粗略一看，红红的一片。而且，他还要找一半左右的学生拿着作文本去和他谈话。从作文谈到做人，从语法谈到篇章结构，使学生受到很大的启发、教育。
    这样的老师当班主任，还要用很多话管纪律吗？他在学生心中，就是他推荐给我们的那首古诗里面的“春雨”：
   

前几天收拾旧物，意外地发现了我初中二年级时写的一篇作文，内容是记叙我们的体育老师的。特收录到本栏目之内。

记我所敬爱的人——白希文老师

    说起我们学校的老师，哪个我不敬爱？但是细说起来呀，我最敬爱的还是白老师了。让我讲讲他吧！
    白老师爱同学，但是他的爱是严格的爱，所以，他好批评同学。你时常会看见这样的情景：一个七班的同学低头站在白老师面前“挨批评”，白老师脸色阴沉，声色俱厉。可是当这个同学承认错误的时候，白老师脸色就舒展开了，两只眼睛闪出爱抚的光，他会对那个同学说一声：“再别犯错误了，回去吧!”我跟你说吧：他要是听到那个同学进步的时候，他会像孩子似地笑呢！
    说到这，有人要说了：“你又不是七班的同学，你敬爱白老师干啥呀？”告诉你们吧！白老师还帮助过我呢。有一次暑假到农场劳动的路上，他问我：“你是啥等生啊？”我说：“还没等呢。”接着我就把我下乡插秧时不好好劳动，王主任暂时不给我评品行分，看我假期表现的事情说了一遍。白老师听了，脸色严肃起来，他一本正经地说：“光学习好不行啊，得又红又专呀……听说你还挺骄傲，‘骄者必败’么，以后可要克服这些缺点呀！”最后他拍了我肩膀一下说：“好好干吧，我相信你一定是优等生。”
    白老师不使人敬爱吗？当你看见白老师给同学上体育课，他穿着蓝色运动服，大声地认真地向同学们讲每个动作时，再想想我说的这些话，你不会敬爱他吗？
    白老师确是一个值得敬爱的人。
                                      （1962年4月写）

他来自江西

    提起我的初中老师，我首先想起的是他——王炳如。较高的颧骨，黝黑的面孔，一身摘掉军人标志的军装，说起话来的南方和北方的混合口音，至今我还能清楚地回忆起来。他是一名转业军人，我们学校的教导主任。他从没有给我们上过什么课，但他是我们班的副班主任。正班主任是一名数学老师。为什么全校只有我们班有副班主任，当时我们谁也不知道。现在回忆起来，班主任脸上经常带着不耐烦和忧郁的表情，还有时缺棵，一点也没有小学时的那些老师的热情和严厉，我猜想，她一定是闹情绪或者不乐意当教师，所以，在初一开学后两个多月，王主任就来当我们的副班主任了。我们当时还挺骄傲，以为教导主任偏爱我们班什么的。
    说起偏爱，王炳如老师对我才有一点。从他身上，我总结不出多少好老师、差老师的东西。我之所以对他念念不忘，就是由于他对我的一点偏爱。
    我对王老师印象最深的事情发生在1961年6月。那时，我们停课去舒兰县平安公社插秧。我在两天中犯了两个“大错误”。一个大错误是，我“耍流氓”。我们插秧的稻田是好大好大的一片，站在水里凉，尿就多，找一个可以尿尿的地方要走出半里多地，去的次数多了，就有人说你偷懒。那一天我憋得实在没有办法了，就退后几步、背向同学尿了起来，要是在旱田，恐怕还没有人能发现，可是在水田，就不一样了，哗哗的声音引起了全班同学的注意，大家放下手中的秧苗，有的吃惊、有的起哄、有的觉得特有意思，但是逐渐汇合成一种声音——“耍流氓”。我又羞，又窘，又怕，不知道我是怎样猫下腰继续插秧的，只觉得我的头脑里烘烘一片。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第二天，我想去舒兰县城买点药，治一治好尿尿的病。听老乡说，到舒兰只有5里地，一个多小时就回来了。于是我放弃了午睡，核算着下午出工前一定能返回来。谁知道，老乡口中的5里地，我一去就走了两个多小时，心想反正也迟到了，回来时走得更慢，等我回到村里，同学们已经收工了。于是，另一个更大的罪名加在了我的头上——“逃兵”。对一个初一的孩子来说，“逃兵”加“耍流氓”简直就像犯了死罪一样，一群同学出于义愤，围着我“批判”。就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王老师出现了。他当时是插秧劳动总指挥部的总指挥，从指挥部所在的村子到我们这里来看看我们。他的到来，使我彻底

她一切为了我们考中学

    提起我小学时的第三位班主任，现在还有些怕意。她叫郑盈兰，教我们的时候，有40岁左右，高高的个子，脸上总是严肃的，即使她微笑着，我见了也怕。
    小学5年级开学的时候，教导主任把她领进我们的教室，对于心里还装着孙宗隽老师的我们，她简直就是个“后妈”。可是教导主任对郑老师却相当尊敬，说了一番她如何如何有经验的好话之后， 就离开了教室。教导主任刚刚走，郑老师的“下马威”就亮出来了。“全校没有不知道你们4年3班的，讲故事、唱歌、跳舞，考中学是考唱歌还是考跳舞？啊？从今天开始，这些毛病都得给我改过来！”
    第二天，于树阳上课迟到了。郑老师象没看见他一样继续给我们讲课，于树阳悻悻地站在教室门口，那滋味比挨批评还要难受。快下课的时候，郑老师讲完课，才把头转向于树阳，“迟到了还有理啦，还站在那干啥？”这种近于不讲理的训话方式比直接批评要可怕得多——叫人怕在心里。
    但是说心里话，郑老师讲课确实有水平，当时小学班主任老师都是一人教两科：语文和算术。特别是算术，到了小学5年级，难度大起来，她深入浅出，给我们打下了较好的数学基础。而且，从接了我们班那天起，她就给了我们一个相当深的印象——她一切为了我们考中学。因为那时候，小学升初中是要考试的，不用说考好中学和不好中学之分，那时甚至还有落榜的，虽然小学毕业只有12 、3岁。除了课程上的严格训练之外，她还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向我们讲述考中学的重要。记得有一次她打比方说：你们好比一棵棵小树，有的以后能成为栋梁，有的只能做袜底板，有的只能当烧柴，现在不好好“收拾”你们，长不直，考不上中学，不当烧柴当什么？
    可是，郑老师的一片苦心却被当时的形势耽误不少。1959年，全民大炼钢铁，我们小学生也停课了，洗煤、运耐火土……大概干了两个多月。现在回忆起来，郑老师当时的心情一定焦虑苦恼，又没有办法，她领着我们干活，经常发脾气训人。
    转过年，一直到毕业，没有再停过课。到了6年级下学期，郑老师简直就象冲刺一般领着我们复习。她从早晨7点钟开始，几乎就不离开教室，讲课、讲习题、看着我们自习，一直到别的班

老师姐姐

    1957年9月1日，我们的小学四年级生活开始了。新生活开始的标志是我们班换了一位新老师。新老师名叫孙宗隽，刚刚从师范学校毕业，大我们不到十岁，就像我们的大姐姐一样。
    真正使我们从心里感到她是一位大姐姐，是由于她把我们看成小弟弟、小妹妹。大姐姐当然也要管教小弟弟、小妹妹的，但是，接受她的管教，你不会提心吊胆、不会感到委屈。上课的时候，谁要是不好好听讲，她发现了就有意识地走下讲台，一边接着讲课，一边给那个同学一个提示的眼色。那种眼色，就像和她一起做游戏时，她提示小伙伴不应当犯规一样。见到这种眼色，谁还会继续“犯规”呢。下课了，只要有机会，她就和我们一起玩，一起大声地说笑。而最使我们倾心于她的事情是跟着她到松花江畔游玩。
    记得那是1858年春天的一个晴朗的日子，她领着我们十几个同学步行来到江南的草地上。春天的草地，嫩嫩的、软软的，躺在上面还能闻到一股清新的香气，向上望去，天那么蓝、那么高，坐起来，看见清澈的松花江水倒映出北岸的江堤、楼房，真是美极了。这种感受是在学校里、家里所从来没有过的，那样的新鲜、那样的使人难以忘怀。歇了只一小会儿，我们就又撒起欢来，在草地上打滚、互相追逐、往江里扔石头……孙老师坐在高处看着我们，显得那么和蔼、亲切。我们疯够了，就围坐在孙老师的身旁，开始她教我们唱歌，那首我至今一听起来还激动不已的歌——“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就是那天孙老师教我们的。然后，她又给我们讲故事，故事的名字叫《楚国王后牌软糖》，是一个抓特务的故事，十分的吸引人，也十分的长，从江南草地一直讲到我们又走回学校的大门口，我们听起来，感到特别的过瘾。想一想吧，在夕阳映照的江桥上、大街旁，一群十一二岁的孩子簇拥着一位年轻的老师，边走边听她讲故事……如果谁来把这情景拍照下来，一定会是一幅获奖作品。
    孙老师领我们玩的事情，引起了别的班的同学的羡慕，但也引起了一些老教师的非难，说她不务正业。回想起来，孙老师领我们玩，在我的思想情感的成长过程中，起了极大的积极作用，这种作用是单纯地讲课、做题所起不到的。这是一种心灵的滋养、情感的滋养，孩们是多么需要这种滋养啊！
    孙老师不仅自己注意多方面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