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发生贪污腐败案件，主流话语总是把责任归之于犯罪者个人方面的原因或人性的弱点，既然如此，反腐的主要手段自然也就是从加强教育，“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塑造没有弱点的道德完人着手。然而，世上的道德完人毕竟太少了，尽管各级政府在廉政方面的道德教育与宣传搞得轰轰烈烈，花样百出，贪官们仍然前“腐”后继，长江后浪推前浪，把那些贪污腐败的事儿做得扎扎实实，高潮迭起。

我们在分析贪污犯罪成因的时候总是归之于 “个人挥霍”（个人消费的贬义用法）。凡个人手头的钱，不管是通过合法途径还是非法途径得来的，只要拿到市场上购买商品或服务，在一定程度上都可算得上是个人消费或个人挥霍。人人都免不了要消费（挥霍），否则生命就无法维持，如果将所谓的“个人挥霍”当成贪污腐败的主因，其实与说强奸犯强奸的主因是“做爱”或“有做爱的需求”是一样的，让人啼笑皆非

东晋太元年间，武陵郡有个人以打鱼为生。一天，他顺着溪水划船，忘记走了多远，无意中闯入一片桃花林，红粉绯绯的桃树生长在溪水的两岸，长达几百步，中间没有别的树，花草鲜嫩而美丽，坠落的花瓣繁乱交杂。他对此感到非常诧异。继续往前走，在林子的尽头发现了溪水的发源地。

在溪水的流出处中是一座山，山前有个小洞口，隐隐约约好像有光和声音传来。渔人很好奇，下了船，从洞口爬了进去，想看看洞里有些什么。起初洞道很狭窄，仅容一个人通过。他摸索着向前走了几十步，发觉洞道越来越宽了，光线与声音也渐渐清晰，他继续向前走，洞道突然宽阔明亮了，呈现在他眼前的是一条五车道的柏油马路，货车、客车、的士等车从他身边呼啸而过，隆

亲爱的老顾同志：

我好担心我老公会变坏，因为我是家庭主妇，他却是一家公司的高管，他的收入占了家庭总收入的90%以上，你说他会不会今后因为我挣的钱少，而嫌弃我呢？

主妇读者：小馨

1993年的7月，对我来说是个黑色的季节，高考落榜。

　　在我这人生十字路口上，父亲和母亲持两种完全不同的意见。父亲指望我能出门打工，母亲却希望我再复读一年，大字不识的她认定上大学是儿子最好的出路。当时我家的情况是，父亲已年过60，三个哥哥相继结婚，拉下了一屁股外债。只有二哥是个“吃公家饭”的，在部队当兵的他每月只有二十多元的津贴！如果复习，我需要交800元复读费，还不包括其他费用。即使我考上，也需要一笔沉重的花费。

    1989年，默巴克还只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一名普通学生。他学习成绩很好，家里却十分贫寒，为了减轻父母的工作压力，默巴克主动去找校方负责人，让校方同意自己利用闲暇时间打扫学生公寓，以换取一些零用钱。

第一次打扫学生公寓时，默巴克就在墙脚、沙发缝、学生床铺下扫到了许多沾满了灰尘的硬币，这些硬币有1美分的、2美分的和5美分的，每间学生公寓里都有。当

　　在美国新罕布什尔的一个农场，有一个名叫丹尼尔的小男孩。一年夏天，在离丹尼尔家不远的一个小山脚下，一只土拨鼠刨了一个洞穴。每到深夜，这只土拨鼠就会溜出洞穴，偷吃丹尼尔家菜园里的卷心菜和其他蔬菜。

　　丹尼尔和他的哥哥伊齐基尔决定捉住这只偷菜贼。土拨鼠非常狡猾，小哥儿俩费了许多心思，终于捉住了它。但是，对如何处理这只土拨鼠，两人有不同的看法。

　　“它干了许多坏事，我要将它处死。”伊齐基尔说。

　　“不，不能伤害它。”丹尼尔反对道，“我们可以把它送到山上的森林里，然后放了它。”

　　小哥儿俩争执不下，于是他们拎着装土拨鼠的笼子，找到父亲，想让他裁决。

　　“孩子们，”他们的父亲想了

 44岁的沈德源从无线电厂下岗半年多了，偶尔做做临时工，有时做点小生意，大多数时间在街上闲逛，找活干。最近，他发现了一桩无需本钱的好营生。市中心繁闹处，行窃的小偷、扒手越来越多，在街心花园的树丛中，街道旁的绿化地带，经常可以找到各式各样的钱包，里面有失窃者的身份证，以及实名的并隐含密码的存单，如果小偷拿着存单去银行取钱，无异于自投罗网。这些钱包全是小偷拿走了现金和值钱东西后，随手扔在这里的。沈德源拾到后，按照身份证或其他证件上的地址、工作单位，打电话给受害者，约个地方，把这些东西还给失主，往往能轻而易举地得到50元、100元不等的“劳务费”。 

    在领导干部廉政培训班上，一位党校的老教授给学员们讲到内蒙古草原上的一种鼬鼠。

他说：“鼬鼠整天忙忙碌碌，不停地寻找食物，然后把吃不完的食物储存到洞穴里。据统计，鼬鼠一生要储存20多个“粮仓”，足够十几只鼬鼠毕生享用。”

“然而，你们知道鼬鼠最后是怎么死的吗？”老教授又问道，“它们最后都是饿死的!”

“饿死的？这怎么可能呢？”学员们感到不解。拥有众多“粮仓”的鼬鼠，按说应该“丰衣足食”地安享晚年才是呀，怎么可能饿死呢？

　　老教授接着说：“鼬鼠晚年走不动的时候，就会

　　16岁春天的午后，奶奶追着我满院子乱跑，边追边愤愤地说，再让我看见你找那小子，我就打断你的腿。我跑得欢快，心里倔倔地想，只要我还有两条腿，一定会去找那小子。

　   1963年，一位叫玛莉·班尼的女孩写信给《芝加哥论坛报》，因为她实在搞不明白，为什么她帮妈妈把烤好的甜饼送到餐桌上，得到的只是一句“好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