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读博士”这个说法很风行，甚至在有些比较正规的文字中也会见到。但总不太明白为什么要这么说。它来源何处？是与“在职博士”（不知有无这一说法）这类说法相对吗？

    主要是，这上面的马虎眼太多了。数年前一次在北京开的研讨会上，主持人介绍一位发言者，称其为北京大学博士，被介绍者踌躇满志把言发，对这个称呼未予否认，但不知怎的提到了他的博士入学时间，竟然就是当年。正像小贩收错钱从来不会少算、总是“不小心”多算了那么一点，这“博士生”与“博士”的区别看起来不大，却也总是有人暗自祈祷千万不要引起别人注意：“不小心”漏掉一个“生”字就那么重要吗？玩这种小心眼儿实在有点可怜。

    “在读博士”也是同样。不管“在读”不“在读”，人家已经是“博士”了。

    认个真说，有“在读”的，还有“不在读”的吗？什么叫“不在读”的博士（生）？是指休学的？如果是利用工余时间“读”，那与“在职”有什么区别？如果这些都不是，

    第二个困惑是，翻译界对相邻学科理论的借用，常被该学科的专家指为只是用了皮毛，并没有真正理解那个理论的来龙去脉，有时甚至连概念都会搞错。这个问题一直都有感觉，近日看了点文论，联想翻译类论文的种种，更觉得的确存在这类情况。这无疑是个警示，提醒我们在采用相关学科理论的时候要小心，要虚心求教，不要说外行话，徒增垃圾。

    梅雨时节，潮且热，不去想它了。

    近日又让“冷气”给抓住了一回（怎么每到放假就要被“抓”一次？）。于是大休息了几天。“还阳”之后，翻翻看看，又有了点想法。或者不如说，看了一堆东西，加深了一个困惑。

    困惑起自重复。看翻译研究新刊文字，其中大量内容就观念、观点、方法而言，都似曾相识，只是例子有所不同。重复已成翻译界的学术重症之一。想编辑看稿，导师看文，自己写作，沙里淘金一般，苦苦寻求的，正是“新意”，即不要重复。

    但仍是重复多多。为什么总要重复？翻译研究真的没什么可说了吗？排除为稻粱谋的因素，还有什么原因？

    好像原因之一是，翻译的一些基本原则，确实需要不说是天天讲月月讲吧，至少也得代代讲，每一新入行者，都必须用自己的体验（不同的例子）去切实认知（那些同样的道理）。然而从研究的角度来看，因没有学理上的新发现，这些东西都只能是重复。

    有的文字用的是新词语，似是新说，但透过词语的屏蔽看进去，仔

    报上边角地带登了一段话，署名“清华大学校长”，不知是哪位。这话是这么说的：

    “未来的世界：方向比努力重要，能力比知识重要，健康比成绩重要，生活比文凭重要，情商比智商重要。”

    这种用很重要的关键词组合起来的排比式的句子，很容易让人当成座右铭、励志格言之类的东西供起来。但是，不妨换个角度看看。

    假如有这么个人，说自己是方向很正确，就是不够努力；能力很强，没多少知识；很健康，但成绩不好；生活安逸可文凭较低；情商没问题，智商不高。那么，这人应该是我们每个人的努力方向？

    只好说他是生错了时代，他应该生在未来世界。不过未来的人会是这样？难以置信。

    其实说话者大概只是想强调方向、能力、健康、生活、情商等等的重要，针对的是当今应试型教育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可关键

    “炮轰”这个词近来用得夸张而泛滥，也已经快要失去“力度”了。估计有媒体人正在琢磨还有什么更能“抓人眼球”的词好用。台媒喜欢用“批”，动不动就某某人“批”这个那个了。这两个词都让人想起WG。所以大陆中年以上的人都不会用它。提都懒得提。

    社会和谐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实际上，没有一个政策是能包使每个社会阶层都满意的。大多数人满意，不满意的那少部分人有地方说话，就行了。

    昏官的一个标志：用错人，整错人。“乔太守乱点鸳鸯谱”那是把这个毛病理想化得上了天了，现实中要真是用了不合适的人、整了原本无辜的人，那结果会是灾难性的。类似愚行：该办的事办不好，或者不知道要办，没必要办的事办得热火朝天（多半是给谁看的）。

    庸官的一个标志：把日常工作当政绩。

    健康而高效的社会管理机制，是理想政治追求的目标。

静物（北戴河海滨公园里所见。破旧木船载满鲜花。绝佳的创意。）

天风琴音（曝光调整了）

一个人的海湾

    第一次去，总算有了个概念，知道这三个地名是什么关系了。

    还扭转了对渤海的一个印象：原以为渤海的水都污染得差不多了，这回去发现至少在秦皇岛一带那水还算是清的。前年去烟台，也许是天气的关系，号称海上仙山蓬莱阁附近的水都是灰黄的。

    天津塘沽的海水，上海黄浦江入海口的水，浙江舟山群岛普陀山一带的水，所见几乎全是灰黄一片。

    日前听说上海偏南的沿海一带也有绿色的海水，不禁心向往之，正好年底要去，可以去看看。

    先贴几张照片吧。也是剪裁过的。

海景1

    我们的汉语（语文）教育基本上是两极教育：美文教育和思想教育。对这一点很多教汉语的老师都不否认。

    看看下面这一段，可以想想其间的差异何在，谁更有道理。

（以下摘自光明网）

　　在澳大利亚高考中，为母语是中文的留学生们设置的考试，与中国高考的语文完全不同，分为听力、口语、阅读和写作4个部分。猛一看，听力和口语是我们在国内语文课上接触不到的。事实上，连写作文也与国内完全不同。

　　中文作文文体是想象文和议论文，字数一般是500至600字。与这个要求相应的评分标准是，当作文字数超过600字时，考官会把超过600字的部分划掉，然后扣分，并批注扣分原因：文章没有收尾。为了做到言简意赅，大家收起在国内练就的多多益善的本领，重拾古文风韵，力求多用4个字的成语以及名言警句，以便减少字数。

    Coming up for Air.

    一本书的名字。反（反对？反思？）现代化的。（书评里这么说的。）

    反现代化？政治不正确。

    苦想：有没有什么办法，既像古人那样悠然地“环保”地生活，不缺清水蓝天和草木之香，同时又现代化得可以获得各种便利，比如通讯、交通、医疗、防灾？

    真是鱼与熊掌？不敢相信。

    看欧美城市里那些风情万种的老建筑，像新奥尔良的老房子不过一百多年，也不是什么花岗岩的古城堡，那么漂亮，那么有味道，常不由自主地、没什么理性地冒出这么个念头：他们为什么不拆？（看见大树——他们为什么不砍？像我们南京一些街道上已经消失的绿荫，像青岛馆陶路“洋行一条街”上那些差点消失的大树。——他们为什么总有理由砍树？难道和树有仇？）

    一些不错的题目和理论，因跟风而泛滥成灾，就会“杀掉它”（kill it）。比如，翻译研究中的意识形态影响研究，文学研究和翻译研究中的女性主义研究。多而无新意，令人生厌，就在心中把它“杀死”了。或者换个角度，叫“生生把个好题目给做死了”——“谁再提XXXX我跟谁急！”

    就像多年前的“最最最”和“我是一个小学生”，挺好的话，愣给用臭了，从此没人愿听，更不会去用。这些好话于是死亡。现在的一些时尚话也有类似情形。比如现在再说“酷毙了”就老土了。英文中的gay之类原本也是好词的。

    过于热衷常会把热衷的对象给毁了。比如红了眼的开发商要是盯上了哪个“景点”，那“景点”立刻就“有虞”了。先例太多了。从此自然不再，斧凿横行，岁月的沧桑感一扫而光。国家文物局“修旧如旧”的苦心执行之难，难以想象。真有点“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

    精明的老辈人对此说得多了，如“捧杀”，如“杀君马者道旁儿”（起哄叫好把马给累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