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期：打造发展推进型政府

    政府推动，表明制度创新对经济连带作用的认可与扶持。政府推动乃至积极的引导与调控，可以从政府自身的创新中得以总结。

    “小政府、大企业”是浙江模式的一大特征，在市场经济中“小政府”的建设意味着政府要逐渐放弃对绝大多数社会资源的支配权，政府不再成为“运动员”在微观经济活动中进行直接组织、亲自参与和处处干预。因而政府相对规模逐渐缩小是浙江省政府在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过程所反映出来的趋势。用世界银行标准衡量，1978－2001年，浙江省政府的相对规模约缩小了1/2。具体地分析，一是财政支出占GDP比重持续下降；二是政府工作人员占人口比重处于较低水平；三是政府部门大幅减少；四是政府事务有所减少，“浙政”、“浙政办”等文件大幅减少。

    与此相应，浙江省政府的经济职能发生重大变化，政府不再具有资源配置主要调节者的功能，市场机制已对全省资源配置起基础性的调节作用。政府运行方式发生重大变化，政府关注、协调和支持的重大或重要事项大幅减少，一方面政府与企业分离，并与有

市场拉动，促进了业缘连带效应的发挥。个体启动、家族发动、民间互动，形成了家家户户“前店面、后作坊”、“上楼房，下厂房”的生产和经营模式，这种模式能否持续和发展，决定于是否有市场对其进行拉动。而浙江省形成的专业市场网络，为这种“作坊”向专业化产业特别是企业集群转型，产生了直接的拉动作用，进而形成了具有浙江特色的块状经济与“小商品大市场、小企业大产业”的格局。

    家族（家庭）联动，促进了血缘连带效应的发挥。家庭中一人冒险创业获得成功，对整个家族是一个有效的示范与刺激，况且家族内的人相互之间会尽力“传、帮、带”，就使得创业者“成串”地出现，而创业的业绩扩大以后，又不断地分化独立，“兄弟分家”、“夫妻分业”等等，独立后，各自又带出新的家庭成员投入到创业中去，使得连带效应得以水波状的急速拓展。

    民间互动，促进了地缘连带效应的发挥。邻里之间的互相观摩与模仿、社区中的互相交流与促进，城镇中的互相影响与传递，使得“能力”冒险致富的行为得以扩散与传播，并且使得正向的“连带效应”迅速产生，使“企业家”成千上万地涌现出来，以至最终形成了人人跃跃欲试的创业心态和村村你追我赶的创业氛围。合作模式也从亲戚、朋友、同乡、同学之间的“抱团”到多村落、多乡镇乃至整个地区的城乡间“抱团”。而在这一过程中，之前闲置的剩余劳动力，得以了最大限度的开发和利用。如此形成的社会风气是，劳动力闲置，在个人和家庭看来成为不可接受的生活现实，在社会看来成为重要的、直接的、现成的、低成本的致富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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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模式”的发生，是一个不断探索、实践、提升的过程，是在对浙江经验的理性反思、全国的认同以及与其它模式的比较中得出的结果。浙江模式有不少表述，有的概括为“小狗经济”，有的概括为“农村工业化+专业市场”，有的概括为“小商品+大市场”，有的概括为“内源性民间力量推动型经济发展模式”，有的概括为“内生的经济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的模式”。

    社会的发展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多因素共同作用下发生的，浙江也不例外。因此从文化、经济、政治三维度分析，浙江模式可以概括为：“区域商业文化+民众冒险创业+政府适时推进”。从人、资本、市场、企业、政府诸要素的相互作用看，浙江模式可以概括为：“人力资本个体化，资本结累民间化，制度创新普遍化，政府推动适时化。”从区域发展主导因素特色看，浙江模式可以概括为：“民间融资+产业集群+市场网络+政府扶持”。

    从人作为第一要素的历史发生过程来考察，我们认为把浙江模式概括为下面的表述更具意义：“个体发动，家族（家庭）联动、民间互动、市场拉动、政府推动。” 市场经济的根本在于解放个

    浙江是中华民族正宗的文化发祥地之一。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出现在宁波，中国商业文化萌芽发端于春秋时期的吴越，宋明理学心学派代表人物王阳明生活在浙江余姚，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也曾名噪一时。浙江文化的主要特征表现在对各种文明要素与文化传承的融合会通、兼容并蓄，这使得浙江人在观念先行上体现出了自身的特色与优势，使得浙江人能在任何历史条件下得以自主创新与脱颖而出。

    开放”的海洋文化与“务实”的内陆文化的融合。浙江沿海岛屿星罗棋布，约占全国岛屿总数的1/2 左右，拥有海岛数居全国第一位。独特的海岛生活环境，便利的海洋活动条件及丰富的海洋资源，使浙江先民们很早就萌发创造海洋文化的意识，积聚成具有特色的“开放型”的海洋文化传统。同时浙江又兼有内陆的地缘特征，地理环境分布山地占七成，进而积聚成具有特色的“务实型”的内陆文化传统。

   “有为”的儒家文化与“无为”的道家文化的融合。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 是宋代儒

    2、经济投资不足，社会创新多多：

    从经济理论角度看，浙江是一个不具备高速增长的省份，国际经验所验证的和经济发展理论所证明的高速增长的条件是：后发国家和地区超常规的高速增长，都需要有政府投资或外商投资的强力推动。然而从工业发展角度看，浙江是一个工业基础“薄弱”的省份，“低、小、散”是浙江整个经济结构的典型描述。

    浙江省的经济现实是：一是国家在浙江的投资严重不足，二是无外商大规模的投资推动，三是在经济结构上缺少成为国计民生支柱或龙头产业的特大企业。

    1953-1978年，浙江省人均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仅为411元，是全国同期平均水平的一半，列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最后一位。1953至1978年的25年间，国家对浙江的投资也只占全国的1.5%，不及全国30个省区水平的一半。即使到改革开放后，国家对浙江投资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局面并没有改观。

    1982-1989年，浙江的国有投资占全国总额的2.5%。这种状况导致了浙江“没有要素价格低

    在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这段时间里，浙江经济的增长幅度一直处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之后，那时的浙江仍是走在全国之后的欠发达地区之一。

    然而，在改革开放的30多年时间里，在缺乏天赋的自然资源、缺乏良好的工业基础、缺乏政府直接的投资推动、缺乏外商投资的强力推动和缺乏特殊的优惠政策支持下的浙江，通过“小商品、大市场”，“小企业、大产业”，“小自主、大民主” ，“小政府、大服务”的独特途径与方式，一跃成为全国的经济大省，经济社会发展速度、发展水平和发展活力均居于全国前列。

    1998年浙江就全部摆脱贫困帽子，成为全国第一个没有贫困县的省份，全省农民收入水平已连续多年年位列全国省、区第一位。浙江，这个在仅占全国国土的1.06%，占全国的人口3.57%的东南沿海省份，却创造了占全国6.6%的国民财富。社会经济发展的方式也由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变为现代工业社会，成为全国经济增长最快、活力最强的省份之一，并赢得了“经济大省”、“市场大省”和“民营经济大省”三项“桂冠”，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发展的独特风景线，被专家学者们誉为“浙

    地处中国东南沿海的浙江省是一块富庶而神奇的土地。历史上，浙江以人杰地灵而闻名于世。现时代，浙江又以“浙江模式”横空出世。

    浙江，素称“文物之邦”，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早在5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就有原始人类“建德人”生活在今天浙江西部的山区一带。迄今浙江省境内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就达百处以上，分别属于距今7000年的河姆渡文化、距今6000年的马家浜文化、距今5000年的良渚文化。这些表明早在7千多年前浙江人就创造了令人惊叹的史前文明，同时也证明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同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

    浙江，有悠久的建制传承。在春秋时期，浙江分属吴越两国，其中以会稽（今绍兴）为都的越国，在越王勾践时期就已经相当的富强。秦统一中国后，在浙江设立了会稽郡。三国时期孙权在浙江建立了吴国。五代十国时期，临安人钱鏐建立吴越国。南宋王朝定都临安（今杭州）150余年。元代浙江属江浙行中书省。明朝浙江承宣布政使司，辖杭、嘉、湖、台、宁、金、绍、严、温，处11府1州（安吉州）75县，省界区域基本定型。到了清康熙初年，浙江才设置为省，

    给方太的企业家接班人学校讲课，这是他们第四期开班。

    茅理翔给我描绘了该学校的发展与前景，方太已经办下近百亩跨海桥头边的地，建造一个新学校，要建立几个“堂”，来让企业家子女进行修练，一座中国极具特色的家族企业子女的职业化学校将正式独立运行。

   家族企业的接班问题是一道企业的“生死坎”，传到二代的不多，传到三代的很少，传到四代的几乎难找。

    家族企业普遍存在着“不传”、“不放”、“不接”、“不力”、“不好”、“不和”、“不平”、“不服”等现象。

    传代也出现了内生的方式：如“父子共创”、“师徒传带”、“基层做起”、“分权共治”等形式；有外生的方式：如委托培养、独立创业、紧急接班、财产借贷等形式；还有关联性的聘用职业经理人等方式。

    今天重读十年前我曾写下的一段文字颇有感触：

    工业革命给人类带来了某种前所未有的“解放”，使人类进入了以个体为本位的生存方式。这时，人的价值转换了，“无我”被“有我”或者“唯我”的人格意识所取代，并使得蕴含于个体生命之中的人的创造潜力开掘出来了。人类以其特有的加速度进入了高度发展的现代文明，人也曾一度为自己从群体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发挥自己的生命能量而欢歌。

    但当人一旦误解了作为人的“独立”，而无限地张杨自己的力量与放纵自己的贪婪、并向自然展开全面的征服、向本能寻求充分的“幸福”时，人也就为自己的发展酿成了种种危机，为片面的“现代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人的“单向度”发展，造成了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之间的极端对立，从而使自己深陷于因自身发展状态不完善而带来的种种生存危机的困境之中。一方面是人与自然的张力的失度，各种全球性危机接踵而至；另一方面是人与他人的张力失度，在新的技术专制制度下，“人同人相异化”，人与人的疏离性、敌对性充斥于世。前者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