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2月15日的《东方早报·上海书评》上，刊发了刘永翔的《钱锺书两则妙语的西方来历》。我以为这样的文章之于文学研究，就如同陈子善先生打捞出的一篇篇佚文一样，很是具有参考价值。中国现代的文人，受国外影响颇深，无论是张口说话，还是动笔写字，舶来品极多，若不加以研究考证，普通的读者很难理解作者当初的本意和苦心。
研究中国近现代文学史的人时常会遇到不知道某篇文章作者是谁的问题，因为旧时的中国文人喜欢将文章的署名看成某个特定时期内自我思想与意识的表现，当然也有的人是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起一个不被外人知道的名字，这在当时虽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现象，却为今天的研究人员出了一个极大的难题。也不是没有例外，比如中国二、三十年代的男作家林微音与女诗人林徽因，虽然此二人也用过陈代、尺棰之类的笔名，但较之二人用原名发表的大部分文学作品实在是少得可怜。可由于“微”与“徽”字型太相近的缘故，不仅在现在就是在当时也总被读者混淆，以至于“宽宏中也不免小气”（韩石山评林徽因改名时语）的林徽因不仅将“音”字改成了“因”，还不无厌恶地说“我倒不怕别人把我的作品当成了他的作品，我只怕别人把他的作品当成了我的”。笔者没必要为美人讳，林徽因说这样的话是不应该的，不论二人谁的文学成就更高，林微音本人是无意“得罪”林徽因的。关于林徽因，近些年来各种传记、文章相继问世，无需再言；但是林微音其人除了少数研究人员之外了解的人就很少了，加之许多人对林徽因的偏爱，心中难免会对林微音有所抵触，这样本来人品便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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