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这两种说法最初源自何处？就目力所及，笔这认为两种说法当出自两本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颇重要的著作，即《吴宓日记》与杨步伟的《杂记赵家》。

    三联书店1998年3月版的《吴宓日记》第二卷55页，1919年8月18日吴宓日记记载：“哈佛中国学生，读书最多者，当推陈寅恪，及其表弟俞君大维。”

    而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版《杂记赵家》第32页下，则说道：“那时还有一个风行的事，就是大家鼓励离婚，几个人无事干帮这个离婚，帮那个离婚，首当其冲的是陈翰笙和他太太顾淑型及徐志摩和他太太张幼仪，张其时还正有孕呢。朱骝先夫妇已离开德国，以后在巴黎见到的。这些做鼓励人的说法，我一到就有所闻，并且还有一个很好玩的批评，说陈寅恪和傅斯年两个人是宁国府大门口的一对石狮子，是最干净的。”

    吴宓的说法再明白不过了，而杨步伟的话虽然谈的是婚姻恋爱，实际上也

    文中，你指出我文章中的“胡适可以轻而易举地梳理出一部白话文文学史，可这部白话文文学史是不存在任何一首白话诗的。”无论如何，这确实是一处硬伤，这是必须要说明的。胡适的文章读了很多，恰恰这部《白话文学史》从未翻过，因为我从没刻意去找此书，且此书并不寻常见到。我对此书只是一种印象，因为似乎此书的历史意义显而易见。幸好前文并非试图对该书说三道四，只是文章写到此处兴致正好，（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信口开河，想当然了）借其历史意义进一步阐述前文的意思。我还是小看了胡适，一笑。然而，这却是我一处不愿改的硬伤，无论文章是不是要拿出去发表，因为这句硬伤更能代表的前面要说明的问题。第一段文字，恰恰是我最为得意的地方，虽然还会引来同样的质疑，但我愿意承担。

    下面再谈谈你提到的两个人的诗，只是我的个人观点，甚至

一、

    这或许是一个公认的事实，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成就最高的是散文，成绩最低的则是诗歌，争议最大的也是诗歌。因为胡适之们始终没能解释清楚：新诗在抛弃了古诗词的韵律后，还凭什么叫中国的诗。不过在当时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在文化的全面复兴的大背景下，从旧诗到新诗，也并不算什么不可接受的事实。然而胡适毕竟是胡适，虽然已经在与梅光迪们的辩论中全面占据了上风，可新诗却是他的一块心病。为了服人，更为了服己，作为实用主义者的胡适，必须亲自捉刀解决新诗的问题，中国白话文文学史上的第一部诗集《尝试集》就这样诞生了。从时间上看，它是第一。可从内容上，看还无法让人恭维，何况里面还搀杂了许多旧诗。较之鲁迅《狂人日记》在今天的依旧被人时常谈起，胡适的尝试只是完成了一次纯粹的尝试，虽然实现了最初的目的，但却也仅限于实现一次尝试，为当时的民众提供了一次新诗的模板。胡适在将诗集起名“尝试”的同时，也不经意间流露出了心态上的不自信。

    从某种程度上讲，胡适对于徐志摩的钦佩，很大程度源自徐君志摩在诗歌上对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支持，从目前的史料上看，胡适对于郭

    连告状者陈先生都还耿耿于怀，那么被告者韩石山定然也忘不了这件事，比如在早两年出文学批评集《谁红跟谁急》时，韩石山就在该书“辑前小语”中回顾道：“和陈漱渝的纠葛，原来我以为不过是一场文人之间的笔墨官司，到了后来，他向陕西省委和西安市委宣传部告状，要查处我和发了我文章的《西安晚报》，我就知道这不是什么笔墨官司，而是一场迫害与反迫害的斗争了。我所能做的，就是把事实的真相告诉世人，让大家知道陈漱渝是个什么样的人，这样的人能做出什么样的事。”想来，陈漱渝对韩石山的伤害，或许仅次于在大学教材中污蔑韩石山的周忠厚了。

    两个当事人没忘，恐怕多数的读者也没有忘。毕竟这是新时期文坛难得的一件将学术问题政治化的典型案例。由于编辑“韩石山研究资料索引”的关系，笔者曾刻意搜寻过于此事有关的评论文章，然而还是有文章失收了。比如近日新读到的陈漱渝的《当代阐释

    现在的小姚不仅给人让座，而且站公交的心态也比过去好多了。几天前，在公交车上，因为司机紧急刹车，一位离小姚三四米远的先生，脚下不稳，连续向后倒退了几步，一只脚硬生生地踩到了小姚的正脚面上。先生连忙道歉，小姚一个劲儿地说：“没关系……”

    小姚回到家，揉了揉了已经略微发肿的脚面，不禁想起了一件关于站公交的小事。

    那是发生在小姚很小很小时候的事儿了。小姚很小很小的时候很少站公交车，和大姚一起站公交车的次数就更少了。那天可能是阳光明媚，更可能是风雨交加，总之小姚和大姚少见地一起站公交车了。

    然后，就发生了类似本文前半部分叙述的事情，区别只在于当时车内的人更多，踩小姚的先生也不是助跑了几米之后才下的狠脚，可问题在于那时小姚还很小很小，很娇很娇。他斜了那人一眼，小声向大姚抱怨了几句，本以为会得到大姚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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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来连读了张昌华先生的《书窗读月》、《曾经风雅——文化名人的背后》，二书均以描画现代文人侧影为主，刻意于细节处表现旧派文人性情，时而缀之以作者与前辈文人交往的雅事，更具史料价值。作者用功甚勤，对一些有分歧的史实也多交代清楚，不妄下定论，但有一处较明显错误，借此略做解释。

    作者在《曾经风雅》中的《画家的凌叔华》一文中写道：“凌叔华为人的亲和力极强，她与胡适、徐志摩等一批名士情谊颇厚，他们互送字画，或诗文唱和。某年，凌叔华为徐志摩设计一叶贺卡，构思独特。大海边的沙滩上，一稚态可掬的孩子，一手捏着花插往沙地，一手持壶浇水，题为《海滩上种花》。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后来，徐志摩在北师大附中讲演，便以此名为讲题。” （《曾经风雅》第197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第一版）

    关于徐志摩在北师大附中的演讲，学者韩石山曾在他的初版《李健吾传》（北岳文艺出版社，1996年11月第一版）中有过详细描绘，并将该书此节定名为“海滩上种花”。作者在文中写道：“这次演讲太成功了。事后，根据蹇先艾的速记稿，又作了些修改，徐志摩

    小姚拎着180元买来的紫砂回家时，大姚正坐在家中看电视，见小姚拎着东西进来，大姚随口便问：“又买的啥啊？”小姚没回答，神神秘秘地把盒子摆到大姚面前，等待一阵赞美。未曾想，大姚还是老话：“又乱花钱。”

    小姚本该收好他的“宝贝”，回屋看书，却为了捍卫自己“未乱花钱”，说了一大通卖家刚刚对他说的“内行话”。并补充说这东西原价600元，我只花了180元。大姚一听，更生气了，打断小姚的话，只说：“行了，你别说了，我不想听，这东西也就值50元。我去过两次宜兴。”小姚哪肯罢休，像唐僧一样在大姚旁边絮絮叨叨个没完，大姚说不过小姚，只能在一旁上火。

    小姚一年很少回家，在家的几天几乎说一不二，于是小姚让大姚第二天陪他去家旁边的商场逛逛。小姚从不愿意逛商场，大姚明白小姚的心思，是要带他去商场门前卖瓷器的地摊儿看看。

    第二天，大姚小姚一大早就起来，奔向“商场”，途经地摊儿时，小姚建议大姚进去逛逛。大姚也不拒绝，跟在小姚身后。第一家是个卖瓷器的，最外边摆着一组三个花瓶，要价700元。见状，大姚偷偷跟小姚说：“你信不信，我花1

    小姚唯一的姐姐要结婚了，小姚一直想送点什么。这个礼既不能太俗，又不能太贵，可把小姚给难住了。正巧，家旁边商场门前从天而降似地出现了一群卖瓷器的外地人，小姚平日就好附庸点风雅，这样的机会是不能错过的。

    转悠了几圈之后，小姚被一个膀大腰圆的买家吸引住了。此君是和妻子一同来的，瓶瓶罐罐已经提溜了不少，还想买小姚身旁这家地摊儿的一套紫砂。卖家给这套紫砂的定价是600元，而他却坚持要花100元买下。两个人讨价还价了几次，卖家仅仅是一次下降10元钱，590元、580元地给价，而他却有点强买强卖的架势，坚持100块买下。双方给出的价位几乎差了500元，却依然能够心平气和地坐而论道，小姚看得颇有意思。

    过了一会儿，更富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卖瓷器的竟然直接把价降到了150元，买家的妻子也表示了认同，可买家依然坚持100元，还朝三暮四地询问旁边几家的瓷器，后来终究没有买下这套紫砂，携妻子走了。不过小姚对其佩服得可谓五体投地，换作小姚，如果能降到400元，就偷着笑了。

    因为过去在报刊上发表过一些所谓的书评，编辑部的朋友时常戏称我为“书评家”，对于这个称号，我是不敢认的。

    我以为，真正有价值的书评，当如文之按语或书之序跋，对书中未尽之言做一补充，如果书评人与作者还曾有过交往，那么谈谈陈年旧事，完善书作者的形象，写成一篇背景介绍亦可。最不当取的是对书中内容的简单概括和片面摘录。对书进行概括，训练有素的小学生便可做到的；而摘录的目的或许仅是增加“书评”的篇幅罢了。点评几句未尝不可，不过点多了有略美之嫌，点错了又让书作者耻笑，这个火候不易拿捏。

    给一本书写书评，无非两种观点，非褒即贬。一些貌似持平之论其实都暗含着一些欺骗性的言论。想赞扬的，末尾提几点不足，但并不影响全局；想批评的，在文章前面也多欲抑先扬几声，终究还是否定的论调。实际上，无论赞赏还是批驳，都赶不上挑几处“硬伤”出来，这样作者会佩服你的学识，读者也能从“书评”中获益。

    至于“书评家”这个称号，不仅我配不上，多数写书评的人也均配不上，因为写书评不可能是一门学问。书有千万种，有资格评上几句的书仅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