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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四十年

古人用“沧海桑田”形容时间之久,然而,我们用短短的四十年就见证了这种巨变。应该说,成长在这样一个剧烈变化着的时代是幸运的,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的生命都仿佛被拉长了,生活也像是被按了快进键一般,目之所及处处是日新月异的变化。我与改革开放同龄,回望来时路,常常让人有种恍若隔世之感。下面就撷取我记忆中的四十件小事来忆念这四十年中我经历和感知到的时代变迁吧。


19781988:我的小镇

一、吃的问题

母亲说我刚出生时,她的继父从很远的寿阳老家千辛万苦买回来十斤鸡蛋,这对于一个产妇来说已不啻为当时的大补之品,因而母亲后来总提起我的身体比哥哥壮实一些是因为奶水好,营养好。哥哥只比我大一岁八个月,但母亲在那个月子里没吃到一颗鸡蛋。当时还属农业生产社时期,村子里还不让个人家里养鸡,或许是因为也根本没有多余的粮食来喂鸡。

刚记事时,家里还经常吃玉米面、高粱面做的饼子。油少,饼硬,口感不好,我记得每逢晚饭吃这种饼子时都很发愁。再大一点以后,我们就以白面、大米为主食了。除了各种山西面食,母亲蒸的馒头很漂亮也很好吃。

解决了主食的问题后,开始关注副食。1980年包产到户以后,母亲开始养鸡,但鸡蛋常常舍不得吃,村子里有走街串巷收鸡蛋的人,母亲拿着鸡蛋去换点小钱,这样就能解决一点买油盐酱醋的钱了。猪肉除了过年平时不常吃,偶尔买一斤也是炒成肉馅,每次挑一点做肉臊子浇面用。平时难得包一顿饺子吃就会有一种奢侈的感觉。母亲包饺子时我和哥哥就一直守在高粱秆做的盖帘一旁,数着,算着看自己能吃到几个。等煮熟了吃的时候,两个人互相盯着,谁也不愿比对方少吃一个。


二、装点生活

印象中我们家似乎更注重居室的美化。在那个年代,父母总是很认真地追随一个个时尚热点,我想这其间母亲应该是主导者。比如家里那盏手工打造的台灯。它的底座是个倒扣的水晶烟灰缸,两个拼成球形的切割过的玻璃输液瓶是它的主体部分。它的灯罩也很精致,用铁丝拧了五瓣花式的架子,再在上面蒙上浅色花布,甚至每一面的接口处还要再另外用褶皱状的花边来修饰。这盏台灯为我们家服务多年,劳苦功高。球形空间里的小饰物被我一件件掏空,把玩几天后便弃于一旁,最终不知去向。

我们家先后用过好多个门帘,如果是布的,那一定是在白色细布上精心刺绣过的,刺绣的手法多种多样,随潮流而动。还有纸做的门帘,把纸卷成硬硬的细筒状,中间有线穿过,每两截之间还隔一片小小的塑料片,这些纸卷有长有短,是根据图案需要裁切而成,然后一条条挂好后,再根据图案需要刷上不同颜色的油漆,做工如此繁琐,但当时应该都是母亲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乐趣。此外还有在塑料窗纱上缝十字绣做成的帘子,那种最常见的竹帘我们反而用得很少。冬天的棉门帘母亲也尽量用各种花色的旧布头来拼接,拼出的各种几何图形简单大方。

后来有了旧挂历,母亲便学会了门帘的新做法:把挂历纸裁成一个个细长的三角条,再买了细细的铁丝按一定尺寸截断,准备一个厚一点的木头块,上面按需要钉两枚又长又粗的钉子,用手钳子操作,利用这个模具把那些细铁丝一个个弯成两端带环的寸许长的连接线。接下来就可以把三角纸条彩色的一面朝外卷在铁丝连接线上,最后就卷成了细长的纺锤形,再用浆糊粘好接口处。这样一个接一个地钩住,再卷好粘好,到一定长度就成了长长的一根门帘,按需要的宽度继续加工同样的若干根之后,挂起来,外面再罩一层清漆,这样防水,护色,还能增强耐用性。我们家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在用这种帘子,特别是夏天,透风,凉快,还不容易被风卷起来,于是苍蝇便无机可乘。

我家里很早就有一对沙发,应该是在我四五岁时添的。当然是手工制作而成的,布面,里面绷了一个个的弹簧。扶手是木头的,刷了淡黄色的漆,沙发外面罩了红白相间的两块长条浴巾,后脑部位怕脏,需要经常换洗,母亲用白色棉线钩成图案罩在上面。两只沙发中间还搁了一只有上下两层结构的木头小茶几。茶几上摆一对红通通的铁壳暖水瓶,前面还摆了一盘倒扣的玻璃水杯。沙发做成后,正好赶上有个走街串巷的摄影师来,于是爸爸、妈妈分别一左一右坐在沙发上拍了照,爷爷奶奶见了也来坐在沙发上,照样子照了一张。照成的相是黑白的,只有巴掌大小。很快,爷爷奶奶住的屋里也做了一对沙发,是红色的扶手,也是被打磨得光光的。

母亲是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后村子里第一批自愿去结扎的妇女。不仅因为她一向果敢,也不仅因为她已有一儿一女,不再考虑多生,主要的诱惑或许来自于那笔不菲的奖金。在她经历过一次不算小的手术之后,她如愿拿到了那笔钱。随即她便报了镇子上的一个裁缝技术班,并买回了一台太行牌缝纫机。

日常生活中的母亲,最大的爱好就是在繁忙的农业劳动之余做点手工活,这台缝纫机的到来,大大提升了母亲的幸福感,当然,也美化了生活,一家人的里外穿戴,大多都是经母亲裁剪加工的杰作。就拿我来说吧,冬天棉袄外面的罩衫,薄厚不一的裤子,夏天的各种长短裙,都是母亲借鉴、创新、慧思、巧手的成果,穿在身上美美的,还常常引来同学们的母亲借去原衣进行仿制。


三、童年玩具

我的童年没有多少玩具。仅有的几样,也大都是心灵手巧的大人们手工制作的。

还是我那位神奇的姥爷,他找来图样,用铁条配上一点木头给我们加工了婴儿小推车,那是一辆上了绿漆的车车,半圆形的坐垫上还蒙了一块黑色的人造革。它的样子虽笨重,推起来还会发出咕噜咕噜的声响,但设计合理,很好用。因为用料扎实,它也非常结实耐用,等我们长大以后用不着了,周围的亲戚邻居就纷纷来借用,一直用到我的侄子出生后为止,二十多里,用过它的孩子不计其数。

我这个在机床厂上班的姥爷还做了另一个令人惊叹的手工,那就是一辆儿童三轮车。这车子可以说是我们童年生活里的另一件高大上的“奢侈品”了,不知引来了周围多少同龄孩子艳羡的目光。那个小车子有一大两小三个车轮,都箍了半圆形的胶皮胎,卡在铁制轮子的凹槽里,这样的减震设施让乘坐的舒适感大大增强,这辆具有流线型车体结构的橙色小车子给我们留下了许多难忘的童年回忆。

难忘的回忆之一就是我哥蹬着车子,我扶了他的双肩站在车后的横梁上,他突然加速,我被闪了下来,不知怎么把额头磕了一大片青紫。而更为悲摧的是就在同一天下午,母亲领着搽了一脑门儿紫药水儿的我去看望她的外祖父,曾外祖父养了几箱蜜蜂,那天正开箱割蜜,好奇的我一个劲儿往跟前凑,后脖颈上被不可幸免地蛰了一下。我的人生记忆之门自那天起被轰然打开。疼痛,或许可以让人加速成长。


四、学前班

我只上了半年学前班,原本应该再上一年的,我死活不肯,非要上一年级,于是就提前上了,其实当时也六周岁半了,放在现在不算提前。

半年的学前班时光,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回忆。现在想来,有个很奇怪的现象,班里连桌椅都配不起(每个孩子都得从自家搬个小木凳或小马扎),但是却有一套不知从何处而来的崭新的敲击乐器。这套乐器够班里二十来个孩子每人一件。美丽活泼的女老师很认真地教我们敲击它们,她自己则拉着一架手风琴演奏主旋律。我们还排练了相应的舞蹈节目,我记得我参演了一个新疆舞,手里拿着一面铃鼓,和着音乐舞之蹈之。

到了“六一”那天,我们为全校带来了一场很是高端的汇报演出。现在回想起来,在一所破破烂烂的庙宇式村小里面,居然有这样的“专业级”表演,真是很奇幻的事情。小女儿最近天天看《小猪佩奇》,里面有一集就说羚羊夫人帮孩子排练了一个打击乐器的节目,我看了瞬间想起了三十多年前的往事,那情景真是一样一样的啊。到现在我还依稀记得谁的乐器是碰铃,谁的乐器是三角铁,谁的乐器是三角铁,而那个最重的镲则由班里最高最壮的那个男生负责操持。


五、住新房

1984年,村里首次面向村民批出宅基地。我们家符合条件,于是父亲挑选了一块位于镇子边缘紧挨公路的地块,前面是镇里的工农兵舞台,是个露天戏台子,每年农历二月十一镇上过庙会,都会唱上三四天的戏,在我家听得一清二楚。那儿地势偏低,从爷爷奶奶的老宅子出来得走二里路远近,还需要下一个大坡,但它的面积比别的地块更大一点,大约有六分大小。所以父亲就选了那儿。

父亲在部队时学会了开车,复员后一直在开车,但当时我家没有一分存款,全凭父亲到处赊借,然后自己开车去拉回来,石头、红砖、钢筋、水泥、砂子都是如此,家里前后花费五千元钱,盖起了全村首个采用了水泥现浇工艺的大平房。而且还是不多见的“工字房”,盖完这五间平房,父亲已没钱再盖院墙,只能找了些葵花秆子栅成单薄的围墙和形同虚设的院门。然后,他就去外地开车挣钱去了,父亲把还欠账叫作“打饥荒”,我很长时间都不太清楚“饥荒”是哪两个字。记忆中,父亲在家的时候很少,于是家里只剩母亲和我们兄妹,当时我俩分别是八岁和六岁。


六、看“电影”

春天动工,秋天入住,新房新院令我们欣喜不已,秋收的庄稼再度丰收,谷子、葵花、黄豆、玉米等装满了家里新砌的两只水泥大箱子。但是,我们却没电,因为电线一时还扯不到我们这些新修的宅基地附近来。我们只好买来大包大包的蜡烛度过那些孤寂的黑夜。写完作业吃完晚饭,我们三人就都早早躺下来,等着窗外的汽路上偶尔有从南往北开过的车辆。因为那些车灯的光芒会穿过道旁的杨树和我家的薄窗帘投射到屋里的后墙上来,那些树影随着车子的前行会在白墙上不断从右往左移动,给人一种看电影的感觉。两三分钟后,车子驶过,周围重归黑暗,我们又开始期盼下一辆车的出现,然后在这种期盼之中不知不觉地阖上沉重的眼皮各自睡去。

大概是在那年过春节前,我们的新家终于通上了电,但对于通电之后的第一个充满光亮的夜晚,我反而没有留下任何记忆。


七、去五台山

这是第一次不以走亲戚为目的的出行。因为父亲所供职的某电力系统的公司要在五台山开设招待所,开解放大卡的他便有了往返太原和五台山之间的任务,主要是拉运家具之类的东西。最后一趟任务正好赶上放暑假,他们去往五台山只需要稍微绕一点路就能从我家门前经过,于是我的祖父、我的母亲和我就有了这样一次说走就走的五台山之旅。那几天我哥哥正好去姥姥家住,于是“完美”地错过了这次出游,这件事让他懊恼了很长一段时间。

一路颠簸曲折,山路蜿蜒,甚至可以称是险象环生,耳朵里还会断续出现暂时失聪般的耳鸣现象,后来总算在傍晚时分到达了目的地。在五台山那家新修的略带潮湿的宾馆里,我们住上了现在被称为标间的高级房间,第一次睡上了一种叫作“席梦思“的又厚又有弹性的床垫。白天我还在淙淙而过的清水河里触摸到了清凉透骨的河水,盛夏时节,那里依然需要穿夹衣,真不愧是避暑胜地。

那时的五台山人不多,环境清幽,僧侣们也很质朴热情。梵音缭绕的庙宇间是大片大片开满黄花的田野,现在想来那应该就是油菜花田吧。在这美好的清凉胜境里,我们找人拍了三四张彩色照片,其中我骑了一匹可爱的小马拍了一张单人照,其他的几张好像都是我们的合影,有一张照片中,母亲戴着父亲的墨镜,掐了一朵小小的黄花捧在胸前,美丽极了。

 

八、音乐回忆

还没上学前班时,我三姑在上县城高中,后来是上卫校,她虽不常回来,但是一回来,她就会跟我玩,还教我唱好多好多的歌,比如《童年》《外婆的澎湖湾》,还有一首关于熊猫的歌叫《竹子开花》,另外还有《妈妈的吻》什么的。

又过了几年,三姑出嫁,二叔结婚,他有一台录音机,经常听一盘叫作《荷东猛士》的迪斯科音乐,曲曲劲爆,现在还能回想起当时的那些旋律片断。

每年放寒暑假,我都要去姥姥家住。那是个大厂的排房家属院,隔壁有个长发青年,挺喜欢和小孩子们玩闹的,那一年他刚结婚,他们夫妇也有一台录音机(单卡或者双卡录音机应该是八十年代中期城乡青年结婚时必备的一个大件)。他有两盘新磁带,一盘是《红楼梦》主题曲、插曲大全,另一盘是《西游记》主题曲、插曲大全,两盘磁带一天到晚循环播放,吸引得我老想去他家里听,常常沉醉其间,忘记回家,这可能就是经典的魅力吧。现在想想,那时的工人还是非常注重精神生活的,除了磁带,他家的墙上还挂着电视连续剧《红楼梦》演员的挂历,画上的那些人既熟悉又陌生,从黑白电视机上看过的那些美丽演员在挂历上都穿起了时装,还有一张是宝玉黛玉的合照,两人神情和剧中类似,一个多情,一个多愁,现在想来,可能是他们都入戏太深吧。

 

九、公共汽车

去姥姥家住,除了有时顺路能坐爸爸的大卡车之外,还经常坐村里去城里的班车。班车一天发一趟,早上出发,目的地是五一广场旁边的云山饭店(现在的天一宫),下午三四点再拉满一车人往回走。那是我坐过的最挤的公共汽车。公共汽车是村里的一个年轻男人承包的,那男人雇人开车,自己售票兼往车上推人——人太多,只能用蛮力往车里塞,特别是下午从城里返回村里时,人们买好了东西,早早赶去云山饭店背后的停车场等着车开门,开门后先是一轮你死我活的抢座大战,后来的人能找到一片立足之地已是幸运,更晚一些的只能享受车主免费提供的特殊服务了。挤上去以后往往车子还不走,车主说还得等某个说好要回的人,或许他只是想看还有没有要坐车的人。每次都在我们等得不耐烦了的时候,车子才像个醉汉一样摇摇晃晃地出了站。

每到回家的时候,车上的我总是归心似箭,因为毕竟离家半个月甚至一个月了,心里总嫌车子走得太慢。在挤得不能动弹的车里闷上一个多小时之后,我终于回到了我可爱的家,院子里的狗儿早已欢跃得团团转起来,一进家门,总觉得有种空旷之感,可能是在城里小平房里住久了,回到自己乡下的家里,才会有这种感觉吧。

 

十、爸爸去深圳

在我九岁的那年冬天,爸爸去了一趟深圳。具体做什么我忘了,但记得他带回来许多稀罕物。主要是电子产品,最简单的那种黑色的塑料壳电子手表,他买了许多回来送人。给我的礼物比较精致,是个蓝色的三件套,里面也有电子表,不过更小巧精致,还有一支细细的铁杆圆珠笔,另外还有一件应该是一条项链吧,记不太清楚了。此外就是电子计算器了,这样东西让我百玩不厌。

其实,我最感兴趣的是爸爸带回来的几盘港台歌曲磁带。有刘文正和凤飞飞的歌,刘文正唱的《梅兰梅兰我爱你》此刻犹在耳边回响,还有一首《云且留住》,现在听也依旧是经典。另外还有一对台湾组合歌手叫谭顺成和谢玲玲,他们的歌风趣自然,贴近生活,像迷你音乐剧,两人先用对白引出一段剧情,然后才开始对唱。比如有一首歌是女人在楼顶准备跳楼自杀,恰逢另一个男人也上来要跳,男人见状赶紧拉住了女人,两人在连唱带说的过程中道出了各自跳楼的原因,都是受了情伤。于是最后,这两个同病相怜的男女携手回家去了。这种形式很独特,此后多年我再没有见过类似演唱形式的歌手。

爸爸去深圳带回的不仅有实物,还有许多新鲜的见闻,他在深圳当时的第一高楼前,手托旁边一辆崭新的红色摩托车留下了一张彩照。这张照片挂在爷爷屋里,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家里来客时值得我们炫耀的一件东西。

表最终坏掉了,笔也用完了扔掉了,电子计算器也在学校被偷了。但去深圳那件事情,一直留在爸爸以及全家人的记忆中。(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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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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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分类: 不吐不快

 激情intense emotion,为作家带来了不吐不快的创作冲动,带来了汹涌澎湃的叙述语言,也带来了奋笔疾书的快感,在这种激情引领下产生的作品,常常呈现出一气呵成之感,也会令阅读的感受更为酣畅淋漓。许多时候,创作激情的到来犹如缪斯女神降临一般,可遇而不可求,或许不少从事写作工作的人会渴望找到这种如有神助的感觉,来激发自己的创作欲望,从而高质高效地完成手上的作品。

然而,仅就文学创作而言,激情是有好坏之分的,激情到来时,如驾驶了一辆开足马力的车,控制得好,方向选对了,可以让你日行千里,但控制得不好,方向选错了,岂不是横冲直撞,祸不远矣?

好的激情就是积极的激情,坏的激情就是消极的激情。积极的激情让人充满智慧,让人脑洞大开,让人不知疲累,让人不畏艰险,最终成就的是精品,是经典,是一篇永流传的文学佳话。而消极的激情呢?让人愤难当,让人尖酸刻薄,情绪占了主导,理智占了下风,进而叙事逻辑出现了问题,笔下人物扭曲变形甚至被妖魔化……以我个人所见,目前我们并没有充分意识到这种消极激情对作品甚至对作者本人带来的巨大伤害。

心理学上认为,激情状态下人往往会出现“意识狭窄”现象,即认识活动的范围缩小,理智分析能力受到抑制,自我控制能力减弱,进而使人的行为失去控制,甚至做出一些鲁莽的行为或动作。这种影响在文学创作中也有相应的表现,特别是在作者进入全身心创作状况时,会达到“人我不分”的境界,即已完全将自己等同于笔下人物,这样一来主观情绪便会十分浓重,作者会不由自主地将自身情感遭遇投射到笔下人物身上,情感驱使下,很难做到客观描述。

从事文学创作,必然是要通过语言文字传递思想、表达观点的,甚至作者的情绪也会透过文字源源不断地发散开来,并不可避免地传递给读者。在消极的激情主导下产生的文字,其中总是要或多或少蕴含负能量的,即使某些作家一再标榜自己是零度叙事,是极为克制的写作,但笔下的文字毫无疑问总是会带有个人色彩极浓的思想倾向。带着消极的激情进行的创作,或许在短时间内是作家的一种有效倾诉,会使情绪得到减压,但落实到纸上的过程偏于漫长,恰恰成了一个负强化的过程。退一步讲,倘或写完之后就烧掉也好,偏偏要发表,要出版,作家自己不免需要再三修订,再三完善,等面世之后总要得到读者的反馈评论家的批评,甚至自己还要受邀写个“创作谈”之类的,于是,不得不一再重新进入创作当时的消极情中。从心理学上来看,这何尝不是对作者内心的一种一而再,再而三的伤害?

作为读者,我们常常会责怪作家在创作时没诚意,不走心,敷衍,油滑,游戏文字,但当真正有一篇或一本呕心沥血、发自肺腑的作品摆在眼前时,我们往往忘记了作者是亲手撕开了自己的伤口在给我们看的。即使他笔下的那些情节是虚构的,不幸的人也是虚构的,但他在创作过程中其实总是要说服自己去相信它因为如果他连自己都没有说服又怎能拥有说服别人的力量又怎能获得读者的共鸣呢?

那么如何有效控制甚至利用消极激情来帮助自己的创作呢?首先,需要作家“节制”,修炼一颗坚韧而包容的心,善于推己及人,善于换位思考,善于自我开解,善于原谅他人……这样一描述,是不是只有佛才具备这样的境界呢?确实如此,如果不具备普渡众生的慈悲情怀,笔下的文章怎会有疏朗壮阔的景象?世间的凉薄无处不在,难得的是看穿之后心底依旧温暖。想明白了这些,个人遭际中的那些磨难与不公,情绪记忆中的那些愤恨与不甘,人际交往中的对峙与敌视,都将渐渐化解;其次需要作家给自己“降温”,激情来临时,不妨先质疑一下,自己的视角是否足够广阔,内心是否足够包容,下笔是否只为图一时之快,如果是,可以适当转移注意力,延迟动笔的时间。因为许多事情都是在事过境迁之后,我们才能将其看得更清。作为当局者,下笔难会“迷”,适时跳出来,做一个旁观者,或许可以更加全面地看清事情的真相,进而能更加理智客观顺畅地进行书写;最后,需要作家“自省,儒家讲究三省吾身,讲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讲究仁者之心,如果看不到自身存在的问题,而只将矛头对准他人,全篇充满责难,充满嘲讽,充满鄙视,充满恶意的揣测,甚至以一种“诅咒者”的姿态去随意编排人物命运,那它还何谈文学艺术性呢?

当你确定已经和这个世界达成了有效的和解,能平心静气地坐在电脑面前开始书写,那么,恭喜你,你即将进入创作的更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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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1-17 1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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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

日常

网购

分类: 岁月留痕

     夏秋两季,常常去附近的一家超市购买一些生活日用品及果蔬肉类。出门时将孩子放在婴儿车里,一路顺带看看风景。不过,长长的冬天还是来了,天气寒冷,流感肆虐,除了去单位,就是困守家中,不能带孩子出门,连去楼下晒太阳也只是偶尔的情况,因为空气质量总是叫人不满意。这种情况下,基本生活物资只能依靠网络购物来解决了。
      这几年一家人的穿戴早就实现网购化了,双11、双12赶上优惠价,再抢几个红包,基本上就把新年的衣物都安顿好了。曾经常去的几家大商场已好久不去。上班走新修的快速路,天天都路过服装城,也从未想到要停下车进去转转,上一次去逛服装城大概已是几年前的事情了。遥想当年,去逛一次服装城真是全家人假日生活中的一件盛事呢。
衣之上,最大的开支其实是食。不方便去线下实体超市,幸好有天猫超市这个强大的替代品,凭着多年来在马云家攒下的积分(其实说白了就是花的钱比较多),兑了一张88折卡,每月两单,基本解决了全家在清洁洗护、米面粮油、零食调味方面的日常所需。但天猫超市的生鲜商品一直买不到,因为马云家没有开通到太原的冷链运输,有时偶尔看到十分令人心动的促销价格也只能垂涎,甚至几度心生不满,好歹是个华北省会城市,离北京不远,交通也算便利,开个冷链成本应该也不大嘛,难道是质疑我大太原人民没有消费的能力?百思不解。
幸好,后来发现强东家的生鲜冷链是往太原发货的。这下只能转战京东,一扇新世界的大门就此打开,鱼虾肉类、时令水果都能买得到,而且经常有诱人的价格,于是剁手剁到根本停不下来,冰箱冷冻室常常是满满当当,三个月下来,跟快递小哥都熟了。
去单位,偶然闲谈,把京东生鲜安利了两位同事,她们也马上喜欢上了网购带来的便利、优质和优价。
今天中午,得知表妹要来家看望宝宝,连忙打开冰箱取出冷冻的蛋挞皮,用鸡蛋、牛奶、奶油、砂糖配好了挞液,放进烤箱,只需20分钟,一盘喷香的蛋挞就能出炉。表妹走的时候,又给她装了一盒带回去吃。
以上简单概括为:猫不来,狗来。不过倘能猫也来,狗也来,更好,货比两家,选择余地会更大。
 
                                     

日常的线下支付越来越少,常去的地方剩三处:单位旁的早市上蔬菜花样多,还能买到各种粗细不同的面条;楼下的便利店可以偶尔解一下燃眉之急;鸡蛋则就近从楼下的蔬菜店买,新鲜,价格也还说得过去。
一个四口之家的所需就这样简单方便地安排好了,不逛街购物,省了体力,但却费了眼力。一再下决心要少上网,少看手机,现实却是根本控寄不住我寄己”,还不到48,多年来自诩2.0的眼睛已出现了老花的迹象,说明书之类的小字根本看不到了,或许,是时候上手一副老花镜啦!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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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儿童文学佳作巡礼之五——
佐贺的外婆,每个人的外婆
——《佐贺的超级阿嬷》读后记
这是读得最快的一本了。全书号称12万字,但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后一部分基本是对前一部分的补充说明,因而有些情节重复的地方,可能是由于前一部分出版后读者反响强烈,才又约来作者补写的。

读之前对这本书以及据其改编的电影已早有耳闻,但一读之下,颇有一种不以为然的感觉。一是作者岛田洋七并非科班出身,只是一个棒球打得不错的相声演员而已,试想一下郭德纲能写出什么过人的文学作品来?二是作者所描写的那位另类外婆,在经济困窘、物资缺乏的时代里,哪一家能少了这样一位极尽节俭之能事而又乐观豁达的女主人?
前一段女儿的历史课正学到抗战胜利那部分,可以说美国投在日本广岛、长崎的两颗原子弹是影响当年战局的关键因素,对此,她说当老师讲到这一段的时候全班同学都为之振奋,无疑大家都觉得这两颗原子弹投放得真及时,真解恨。恰好是那天,我正读这本书,在作者的家庭史中,正是那颗投放至广岛的原子弹改变了他们一家人的命运,因为他们就生活在那个时期的广岛。书中开篇就这样写道——
这场突然而至的家庭变故很快让一个女人和两个幼子陷入了生存的困境。失去丈夫的女人得挣钱养家,无奈之下只能将年幼的次子送往母亲家里寄养,而住在小城镇佐贺的那位超级外婆(阿嬷)便这样走进了作者的童年生活之中。
读完全文,阿嬷的确有许多超级之处,比如她那些节俭的手段,堪称无所不用其极,比如她那些不经意间抛出来的金句,简直令人大跌眼镜,比如她的吃苦耐劳,她的为人之道,都有可圈可点之处。当然,她的超级之处还在于她本非贫寒之家出身,却能在每况愈下的生活中,吃得下这诸多的苦而毫无怨言,这一点就非常令人佩服了。面对命运的考验,在起伏不定的人生道路上,我们需要具有她这样的勇气与坚守。在教育子女方面,她做得也相当出色,七个子女中除了最小的儿子先天智障外,其他的孩子都能体面、独立、乐观地生存,作为一个寡母,她所给予他们的影响相当重要,相当深远。

下面想解释一下我为何在开篇即表示“颇不以为然”。皆因我的家族史中也有这样两位女性,一个是我的祖母,另一个是我的外祖母。她们虽然与文中的阿嬷生活在不同的时空中,但在她们身上所表现出的隐忍、克制、坚强却是如出一辙的,而她们身上所具备的这些美德,值得我们永远铭记与传承。
我的奶奶出生在一个山村小地主家庭,从小虽衣食无忧,但却一样吃苦能干,这可能是当年中国乡村小富阶层的共同特征,他们所拥有的那些家庭财富大都来源于自身的克勤克俭,开源节流,而非空手白狼与一夜暴富。当祖母决定在十六岁那年跟随在山里打游击的祖父而去的时候,她一定想不到自己将要融入的那个家庭会比自己的家庭贫穷多少倍。她清楚地记得,一解放祖父便带着她返了乡,迎接他们的是连门板都没有了的几间破败窑洞。1960年前后是最难熬的,家里孩子多,祖父这个工作狂因在外忙于工作常年不顾家,也拿不回多少钱粮,祖母作为家中唯一的一个成年劳力,为了填饱一家人的肚子只能拼命劳作,她甚至比男人们都能吃苦,离我的家乡不远有全国知名的大寨“铁姑娘”,而祖母堪称我们那一带远近闻名的“铁女人”。
记得我幼年时,家家都不宽裕,我们平时很难有机会吃到什么零食,祖母就在做饭时,抽两根粉条在灶火上烤熟了给我们吃,事隔多年,我依然记得那些曾被我们珍爱的粉条膨胀开来的样子以及它们散发出的焦香味道。秋天来了就好多了,祖屋后院里有几棵老枣树,在这个季节里我们几乎可以放开肚子享用那些甜甜的大枣。枣子成熟收获之后,被收入瓮中供一家人一年慢慢食用,而那些残次的和被虫子蛀了的枣也没有被祖母扔掉,而是一粒粒掰开,去核、洗净、晒干后磨成粉,再加入适量的面粉,制成了香甜的炒面。它们可以直接吃,也可以冲了水喝,或者拌在稀软的小米饭中吃。(已经有好多年没吃到过这种红枣味的炒面了)。现在,祖母虽已年过八旬,但仍然是个闲不住的人,总想着手上应该干点什么零活儿,这就是一辈子辛劳惯了的人的共同特征。

再来说说去年离世的外祖母,她的一生更加坎坷而起伏。她娘家的院子至今还是村子里最大的一户,解放前她家的田产甚至远及七八里之外的邻村,当然后来她家被定为富农也就在意料之中了。据外祖母讲,她们会在农忙时节雇短工帮忙耕种、收秋,但他们自己一家人也都是参加劳动的。这应该类似于小说《白鹿原》中的白嘉轩一家,雇主与雇工的关系决非像历史教科书之中的剥削与被剥削,而更像是一种平等的劳动合同关系。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外祖母也并未成为一个养尊处优的小姐,而是一个照料弟妹、洗衣做饭、绣花缝纫的好手,她不止一次提到,农忙时节里每天要做十几个人的饭,还要和妹妹抬着送到地头去。她的母亲因难产在她十几岁时便去世了,自此,她更是担负起了这个大家庭的女主人的角色,帮着她父亲料理着家中的诸多事务。
外祖母的命运转折发生在结识外祖父那年,他是英俊潇洒、文质彬彬的军官,可惜那年是1948年,可惜他属于那支已在强弩之末的军队。但她不会料到以后的天翻地覆,她只认眼前的金玉良缘。此后,将近二十年的风雨,他们不得不在一波波的政治风云当中战战兢兢地活着,直至1966年,不满五十岁的外祖父因病离世。这于他不知是幸还是不幸,但留下的那对孤女寡母却开始了陡然艰难的人生。
几年之后外祖母改嫁,去给三个未成年的男孩子当后妈,在实行粮食供应的年代里,这个改嫁到城市去的农村户口妇女是有点直不起腰的,因为他们每月能领到的只是四个人的口粮,她不得不小心地计算着一家五口人的生计,以免到了月底饿肚子。她的唯一的亲生女儿(也就是我的母亲)则被她留在了娘家,从事农业劳动。每当我的母亲奔波六十公里去看她,她总想拿出些好吃好喝来,但她又那样力不从心,捉襟见肘。母亲直到近年来才在回想当年往事的时候反思自己那时是否过于没心没肺,从乡下去看亲妈,有时还要一连住几天,但她总是空着两只手去,端起碗来吃饭时,全然没有想到这会让这一家人的口粮更加吃紧。幼年时的我何尝不是这样,也总想在假期里长住在外祖母家,因为那是一个与乡村截然不同的地方,虽然贫穷拥挤,但却让我有了许多新鲜的见闻。记得每个夏天的傍晚,外祖母总是在大案板和小煤炉之间忙活着蒸馒头,她的手艺极好,蒸出的馒头比卖的还好。当别人家都在买着吃的时候,她用自己的双手为家里一分钱一分钱地省着。切完茴子白菜之后剩下的那一截根她是不舍得扔掉的,切成了块腌在放了酱油和醋的罐头瓶中,当作咸菜来吃。
外祖母的命运在她1993年再次改变,因为她再一次成了未亡人。这时我的母亲说要接她去乡下养老,但她不想回去吃闲饭,而是选择留在城里,帮着最小的儿子带大了孩子,然后一个人独居,去做门前三包的清洁工,活儿虽不算重,但一年四季都是在户外清扫,每个月只能领到一点微薄的薪水,仅够她简单粗陋的日常饮食。那时的我已经参加工作,每次进城总是落脚在那间小小的平房里,屋外是她每天顺手捡来的空瓶子和废纸片。每当我兴冲冲地买回一件衣服,她总要试着猜测它的价钱,而她所报出的价钱往往不到实际价钱的一半,当她得知我这样“大手大脚”花钱的时候总会轻轻数落我几句。她受不了目之所及的一点点奢侈与浪费。有一次她安了一颗假牙,但那颗牙可能没安牢,莫名其妙就丢了,为了这颗70块钱的假牙,她耿耿于怀了好长时间。再后来,直到她再做不动了才同意到我们家养老,直至去年去世。
我的祖母和外祖母只是极其平常的中国女性,但她们都是我心目中的“超级阿嬷”,她们教给我们这些后代的东西,值得我们永久珍视,反复回味,甚至向我们的后代不断传承。
好了,今天的读后感写得有些跑偏了,但句句都是读后的真情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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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上午,孩子班里的家长微信群像炸了锅。
原因是有个操南方口音的女骗子在挨个儿给家长打电话,说孩子在学校突然晕倒,现已被送往市中心医院抢救云云……
用半只眼睛瞟一下就知道这是个地道的电信诈骗,有着固定的套路,而且她居然还傻傻地挨个儿打,她不知道现在有种东西叫微信朋友圈啊。在第一个差点上当的家长开始诉说她自己差点儿上套的过程之中,大家接连反馈也接到了同样的电话。
我还以为自己可以幸免,但是在10点11分也接到了,且来电显示居然是个本市的手机号。接起来一听果然是他们描述的那样,她先主动报出了孩子的姓名和所在学校,以便让家长迅速进入情境,接着就开始描述孩子在学校突然晕倒之类的情景。看来该女子是完全按照小本本上的话术来的。我问她你是谁,她说是学校教导处的陈老师。我问她,班主任呢?她说在上课。我又问她,孩子在哪个中心医院?她答:解放路东三道巷多少多少号(功课做得挺足,市中心医院确实是在那儿)。等我继续淡定地往下问她到底是谁的时候,她不耐烦了,并主动挂掉了电话。唉,实在无趣。
接完这个电话,我一时好心,想挽救一下这个陷入电信诈骗团伙的“失足妇女”,就发了条短信给她:这位姑娘,双11刚剁完手吧,口袋里钱紧了吧?大白天就敢说鬼话骗人?人活在世上,挣钱吃饭养活自己和家人的正路有千条万条,但做这种非法的事情时要考虑两个后果:一是因果报应,小心老天惩罚你和你的家人后代;二是天网恢恢,小心警察抓了你,你不会是想去监狱吃牢饭吧?你要是到了那儿快递小哥可就没法给你送件了哦,亲。
此时,班主任老师的短信也适时地群发了出来,提醒大家全班孩子都平安无事,是骗子在打电话吓唬大家,可饶是如此,依然有两位不常上微信的家长在情急之下信以为真,心急火燎地差点打款出去。
我在群里好奇地问他们对方开口要多少?答曰:四万。
好大胃口!
看来从心理学上讲,“关心则乱”四个字还是非常有道理的。假如自家孩子平时体质不是很好,一听孩子突发急病进了医院,什么胃穿孔大出血啦,五分钟之内必须打款,不打款就不进手术室啦之类的,肯定脑袋嗡一声就大了。接下来便会丧失掉一些起码的判断力,深陷进骗子编好的剧情之中不可自拔。
大家在群里纷纷声讨这个可恶的骗子,有的选择了报警,有的选择了向电信公司投诉这个电话是诈骗电话,但警方对未形成事实的诈骗电话是管不过来也没办法管的,电信公司也不会轻易相信大家的举报就给骗子停了机。所以,此难题无解。
就今天这个事件而言,即使骗子并没有骗到钱,但对大家的心理也造成了一定的伤害。所以,很让人恼火。我于是支了一招:一听是南方口音,就首先把他预设为骗子,然后再听他说什么,这样大脑就会比较客观理智了。这是咱北方人的一点好处,因为毕竟在日常生活中不太和南方人打交道。不过如果是南方人骗南方人,那被接到诈骗电话时辨识起来就要困难许多了。
南方的朋友们,你们保重吧!唉!
孩子中午回家告诉我说,光第三节课英语老师就接到了十几个家长的求证电话,简直不胜其扰,我看这一上午师生们都被搅和得够呛。
就在刚才,我试拨了一下这个15034062911的电话,听筒里传来了“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的系统提示,几个小时过去了,该号码居然还在正常使用。没想到中国移动的反应这么慢。怒!
好了,就写到这儿吧,我得去打10086投诉一下这件事情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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闺蜜门

分类: 时事乱评
“珍爱生命,远离______”,这个横线上已经被我们填过了无数的名词,最近发生的几件新闻热点事件,却让大家不约而同地把“闺蜜”这个词填了进去。想来觉得匪夷所思,但事实就摆在眼前,想否认也不成。
先普及一下刚刚我所指的几个新闻热点事件,分别是希拉里闺蜜门事件、朴槿惠门闺蜜事件,以及新近曝出来的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姑娘江歌被杀事件。前两个事件关乎当前的世界政局,主角又是亿众瞩目的政治明星,大家应该都在上周被各种网络消息和段子刷屏了,无需过多赘言。今天需要关注的是这个江歌姑娘。据目前网上曝出的资料显示,江歌是在帮闺蜜处理恋爱纠纷的时候被卷入这场激情杀人事件的。闺蜜与前男友分手,前男友却纠缠不休,江歌好心带闺蜜来自己的公寓躲避,不料该前男友早已提前等候在楼下。江歌一时义气让闺蜜回避,自己亲自与该男子理论,孰料对方是携了凶器而来,无辜的江歌就这样倒在了一片血泊之中……可以想象江歌的单亲妈妈得有多么崩溃,自己苦心孤诣培养多年的女儿居然会因为好心助人而命断海外。可怜白发之叹要追随她终生了吧。让人不解的是,目前凶手仍逍遥法外,其闺蜜也并未就江姑娘的死发表任何声音。想想真是悲凉。
印象中,“闺蜜”一直是个美好的词,她是对女人与女人之间密切友谊的一种肯定与确认。试想一下,作为一个女性,在校园、情场、职场以及之后漫长的婚姻生活中是有多少需要分享与倾诉的东西啊。一个知心对味的闺蜜不但可以充当朋友、玩伴,更像是个贴身的心理咨询师。人生得一知己难,女人一生得一闺蜜也一样难。闺蜜,可以让欢乐翻倍,可以让忧愁减半,可以在人生分岔路上帮你指点迷津,可以在感情困境中助你走出泥淖。当然这种给予是双向的,闺蜜也会向你索取,比如江歌的这位闺蜜,说不好听一点,她在向江歌索命。她的前男友什么德性她应该比江歌更了解,而将如此暴戾变态的渣男带入她们生活的人也是她。我们是不是可以将这样的闺蜜定性为“渣蜜”?
回头看朴槿惠的那个神婆闺蜜似乎也堪称“渣蜜”,纵容自己的女儿炫富,搞特权,以致给一国总统惹上了甩不掉的麻烦。与此相对应的希拉里的闺蜜似乎还值得同情,毕竟人家是希拉里的得力助手,一个女强人身边配一个责任心极强的女能人,帮她料理一应繁杂事务,应该说是相得益彰。但阿贝丁那猪一样的丈夫就不得不令人捉急了,而且如果真像某些西方媒体分析的那样,阿贝丁乃是一名深藏不露的敌国间谍的话,那又得另当别论了。
世事难料,人心难测,江湖凶险,一招不慎满盘输……以前这样的人生警句是需要在外闯荡的男人们倒背如流的,而现如今,女人们似乎也需要补上这一课了。以前嫁错了男人被称为遇人不淑,现在选错了闺蜜也是需要付出沉重代价的。想当年石康的成名剧《奋斗》第一集就上演了一出闺蜜撬走男友的大戏,马伊琍只那么一瞟,便将闺蜜的男友佟大为收入囊中,那叫一个理直气壮,下手无情,逼得原配王珞丹只能孤身一人海外疗伤。还听过一个小故事,一女子第一次带了IPAD去闺蜜家,不料其设备已自动连接上了闺蜜家的WIFI,细思量之下,她才意识到是自家男友早已与该闺蜜有了一腿。因而,大家之前似乎已普遍认同了“防火防盗防闺蜜”这句话,主要是指女人要谨防闺蜜撬走自己的男友或老公,以今天的局面来看,撬走男友已经不算最悲催的事儿了。
最后,祝愿天下所有善女子都不要遇上渣男,也不要遇上渣蜜。在人生的道路上谨慎前行,远离各种意料之中和意料之外的潜在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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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马牛不相及的三个名词,就这样在2016年10月28日上午的某一时刻成为日后我能清晰地记起这一天的关键词。
事情还得从昨晚说起。
昨晚的天气可以用风骤雨疏来形容。二十点三十分,我们被熊孩子支使去一家文具店买她今天上午美术课要用到的一种空白面具,可能是老师要他们在课上自由彩绘什么的。但是很不幸,这件事她想起来得太迟了,尽管我们马上出发,但还是去晚了,店已关门。

我们败兴而归,早晨上学路上再买的话时间有点来不及,迟到可是个“重罪”。我只好在路上设计了不得已的最后一套方案,那就是今天上午我买好后送去她学校门房。这已经是十天以来第三次给她往学校送东西了
但还有一件不幸的事情,尽管只离开了二十分钟,但我们那宝贵的停车位已经被另一个幸运的家伙占到了。于是我们只好绕着小区兜圈子,最终停在了大马路对面的一个在建小区的外墙下。那儿少有行人经过,也远离道路,谁的事儿也碍不着,以往老公回来得迟了也常停那儿。我们撑着伞顶着北风穿过小区大院,家里的熊孩子虽露出了一丝歉意的笑容,但还是辩解了一句,是有同学在QQ里确定说那家店九点半才下班。
今早照例六点二十起床,父女俩在六点五十五分各自出了门。但我还得完成去送面具的任务,因美术课是最后一节,所以决定稍晚一些再出门,以躲开早高峰时拥挤的校门周边。然后,就一个人在家里磨蹭,微信微博都没刷出什么有趣的东西来,就想起这些天正在追的美剧《基本演绎法》第四季还剩一集半没看完。于是一边慢慢吃早饭,一边看剧。谁知一看便放不下了。


这一集半似乎也特别长,一直以来潜藏着的危机在这一季即将结束的时候越发迫近福尔摩斯父子的仇敌们先后登场,莫里亚蒂组织的阴影重现,事态变得空前严重。还好,有主角光环罩着他们,终于有惊无险地渡过了一大劫。

等看完了才发现时间已经不早了,手忙脚乱收拾餐桌、厨房。一出门就见到了久违的阳光,带着放晴的心情直奔停车地点,没想到车窗上一张罚单已在风中招摇地等我。第一时间打电话向老公吐苦水是标配,尽管他安慰我又不扣分,交了罚款就好了,但我还是心疼那足够三口人在外面搓一顿的两张毛爷爷。
撕下罚单来左看右看,希望它是山寨版的,近来听闻有诈骗分子用假罚单骗车主扫码支付罚金的,但可惜不是。盯着它研究了三分钟后,我确定那是一张货真价实的罚单。



开车转到学校那条街上的文具店去买面具,在路上跟疑似刚贴了我罚单的交警擦肩而过,看来他一路上斩获不少,此刻依然在忙得不亦乐乎地贴着单子,说不定他心里已经将那些罚单换算成即将到手的回扣了。学校门口违停的车更不在少数,而且确实是停在了车来车往的主干道上,再看我挨的那张,一种冤死的感觉油然而生。
超过交警之后,我在距离他五百米的地方靠边停了车,我得赶在他一辆辆贴过来之前买好东西离开。要不,一上午挨两张单子,那可真就 SUI到家了。


买好面具(好险,店里只剩最后两只了),兜个大圈子来到学校大门口,照例是两侧停满车,只容单车道通行。只能望门兴叹,继续往前开,掉头回来到了校门对面的那一侧马路上,但看看前后还是没有停车的空隙,只能狠狠心趁前方轻微堵车的空档拉起手刹打了双闪弃车而去。我轻车熟路把装了那副惨白面具的塑料袋扔给门房大叔,然后头也不回地狂奔而返(车就停在唯一的单车道上,后面已跟上来了两辆)。大叔在身后兀自喊着:留下电话!孩子知道不?
“里面留电话了……孩子知道……”我的答案还在风中飘荡,人已一屁股坐进车里,并关上了车门。
SO,周末的好心情全都葬送在那张莫名其妙的罚单上了。
一面想着,是因为自己出门太晚才被贴的单子,所以该怪自己;一面又想着,是受不靠谱的熊孩子牵连才遭此厄运,这家伙记性不好的毛病真让人抓狂;一面还想着要不要去交警队去申诉一下,自己停的地方确实没有违法嫌疑。
人生中总有这样的时候,因为场面失控,计划失算,意外平生,情绪难免要受到影响。但人生不如意的事情何止这一点点呢?还是得想开些,想着少了200块钱还不至于破产,想着一年也挨不了几张罚单,就当是做一回慈善吧。三想四想的,就到了单位,还好,保安大叔帮我在犬牙交错的大院里觅得了一个还算难度不太大的停车位。
还好,可以借博客吐一下槽,这样内心的十万点伤害就减轻大半了。
于是开开心心吃完午饭,潦潦草草写下这篇日记,接下来就该开始投入紧张工作啦。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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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稿手记

分类: 不吐不快
在这个纷纭的世间,大大小小的矛盾无时无刻不在酝酿着,发酵着,爆发着,而喜欢看热闹、传八卦的人又格外多,一有热点事件出现,先是好事者报料上网,再是键盘侠迅速跟进,激烈的交锋便瞬间由局部争执演变成广泛的全社会大讨论。
现实主义作品书写总免不了要批判,要揭露。而这些大大小小的阶层冲突、邻里纠纷、家庭内斗便成为许多作者津津乐道的话题。因为这种满含悲情、满带谴责意味的小说更能刺激读者的心。而打开网络、电视,扑面而来的又往往多是这样的鸡飞狗跳,所以,都不必出门去寻,自有大把大把的狗血故事送到眼前来。有些勤奋的高产作家更是月月有佳作,年年大丰收。因为只需随意瞟上几眼,便会有写不完的素材为了制造冲突,故事里的反面人物一个个扭曲而变形,竖在其对面的或者是个极度软弱可欺之人,或者是个同样扭曲变形的灵魂。总之故事的面目灰暗不堪,在作者笔下似乎连自然界的阳光也被乌云遮了个严严实实。实在难以想象,那些坐在温暖的书房里,喝着茶,对着电脑写作的人,是如何能狠得下心来炮制这样的冷酷之作的。
这种不带半点温度的写作套路将自己主观臆想出的无奈、悲观、绝望一股脑通通抛给读者,全然顾不得去理会读者的心情与感受,便转头去等待稿费到账、名誉上门了。或者他们觉得只要能刺痛读者,就是他最大的成功,就值得被鼓励、被嘉奖,就值得将名与利统统揽入怀中。
冷眼是好的,冷眼更能揭开事物的本质和真相,但在冷眼旁观之余,更需要作家拥有一副热心肠,更需要用有温度的写作去抚慰本已千疮百孔的心灵。要疗愈,还是要戕害,全在作家的一念之间。
有人会说,我是在揭示一种真相,呼唤人们警醒啊,怎么会是戕害。但寻找真相难道不是记者和法律从业人员应该做的事情吗?一个作家非要越俎代庖,去充当正义勇士,那也得看看你有没有那样的条件与能力。坐在书斋里想象出来的能是真相吗?真相是那么容易就能被你想出来的吗?如果真的下定决心要做一名匡扶正义、主持公道的侠客与勇士,那么,请转行去写非虚构吧,选择了虚构写作就不要妄图让每个人对你所说的那些充满了主观臆断的一面之词深信不疑。
经常在想,我这日复一日的工作是在选稿、审稿吗?似乎更像是个鉴定师,成天忙着甄别、判断哪句是真,哪句是假。可那些虐心的故事往往像纸糊的似的,一戳就破。多么希望能遇到那种扎实客观、滴水不漏的作品啊,这样我的精力就会用在对文字艺术的品评鉴赏上了。或者干脆能遇上一部非现实主义的作品也行,科幻风、荒诞风、后现代主义,都是可以接受的,但就是不要信誓旦旦地讲一个假故事给我。我不是三岁小孩,别骗我,好吗?
最后,我还想说,我们提供给读者的应该是能给人以勇气、力量的精神食粮,而不是令人悲观、绝望的精神毒药。当你为了治病救人而炮制一帖猛药的时候,可千万要想到它会带来的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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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于《青年报》2016年10月9日第A04版“旁评”。在此向上海《青年报》致谢!向该版编辑、著名作家陈仓老师致谢,谢谢他们如此慷慨地将整个版面给了我这个文学评论的新手。)

(该刊电子版网址:http://app.why.com.cn/epaper/qnb/html/2016-10/09/content_305159.htm?div=-1)

一支自然主义的火把

——阿来新作“自然文学三部曲”阅读随感


这三部书都跟自然有关,其共同主题是人过度膨胀的欲望,如何损毁了自然。——阿来

作为一位成长于边疆地区的藏族作家,阿来的作品一向以藏区的历史传说、家族故事为取材来源,其叙事技法多变,文字细腻灵动,显示出了过人的文学艺术天赋。在长篇小说《尘埃落定》斩获茅盾文学奖之后,阿来又接连有引人瞩目的《空山》《格萨尔王传》《瞻对》等长篇巨制问世。

2014年,阿来的非虚构作品《瞻对:两百年康巴传奇》在鲁迅文学奖评终阶段十分意外地以零票落选,着实引发了一段时间的热议。阿来虽在当时质疑其评奖程序及机制,但却并未因此停下创作的脚步,而是继续行走于川西藏区的高山、草原、森林、村寨,不断寻找新的创作切入点。

基于对自然主义文学理念的执着追求,近期,阿来带来了他的新作——“山珍三部曲”,其中包含《三只虫草》《蘑菇圈》及《河上柏影》三个大中篇。这三篇小说都紧贴藏区当下的现实生活,让虫草、松茸、岷江柏这些稀缺的藏区物产做主角,来串起一个个人物和故事。在这个系列的作品中,阿来选择了一种充满温情与善意的叙事腔调,但透过这些散发着柔美光芒的故事表象,我们却强烈地感受到作者那深沉的忧虑,曾经纯净安宁的西部边地就像个激流中的孤岛,正在洪水般的外来资本冲刷下,一点点崩塌、倾颓,眼看就要被物欲的洪流裹挟而去,而面对这一切变化,似乎谁也无力阻挡。

在小说《三只虫草》中,作者为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五月初的一天,一年一度的虫草假却没有如期来临,六年级男孩桑吉为了改善家中的经济状况,破天荒地从寄宿学校逃学了。如诗的高原风情随着桑吉的脚步在我们眼前徐徐展开。父母、村邻的勤劳朴实,家庭成员间的和睦互谅,都让读者的心暖暖的。当前来调研的县政府调研员出现后,故事有了一些波折,他不仅买走了一家三口采摘来的虫草,还把父亲精心打制的装虫草的箱子也一并拿走了,桑吉不得已拿出了自己的三只虫草与之做了交换。后来调研员承诺送桑吉一套百科全书,于是,围绕这套书,桑吉开始了一段失落与欣喜相互交织的日子。最终考上初中的桑吉,在图书馆里与向往以久的百科全书再次相遇,故事圆满结束。而关于桑吉的那三只虫草的旅行,却似乎未曾停止。该部作品对藏区的市井百态进行了一种全景式的扫描,比如在省城上高中的姐姐,县城小饭店里的伙计,走村串户的喇嘛,以及监狱里的表哥都是对藏区现实的多角度刻画。调研员送礼后的高升之路和虫草被不断转手的过程又折射出了官场之中的许多潜规则。在本文中,关于乡规民约,关于乡村教育现状,关于佛教徒与信众,关于干部与群众,关于官与商,都有许多看似漫不经心的闲笔,但那些随手带出的话题往往都足以牵出一个新的故事,尽管作者无意再着笔墨,但读者已然心领神会。

 

小说《蘑菇圈》重点写了藏族阿妈斯烱多半生的命运遭际。故事从1955年的机村讲起,勤劳善良的藏族姑娘斯烱因粗通汉文,在汉族工作队中帮忙,受到组长刘元萱的关注,之后她有机会进入民族干部学校学习,不料一年后她却因不愿弃佛还乡的哥哥而受到牵连,只能从学校回到家乡,而且更为糟糕的是,此时的她已有孕在身。此后,斯烱便在故乡和母亲、哥哥一起从事生产劳动,共同抚养这个没有父亲的孩子胆巴。他们一起经历了人为的和非人为的饥荒,斯烱因为汉人吴掌柜的传授而学会了分辨和加工各种野菜及蘑菇,这样一家人才得以勉强果腹,好心的斯烱还将自己亲手浇灌出的上好蘑菇分送给饥饿中的乡邻。后来儿子胆巴长大成人参加工作,并在刘元萱的关照下一步步走上仕途,此时被斯烱大妈经营多年的蘑菇成为了非常抢手的优质松茸,价钱成百倍地上涨。斯烱大妈也被称作“蘑菇大妈”,在每年的松茸季里,她都有丰厚的收益。胆巴终于得知了生父正是刘元萱,但他却不理解母亲为什么能一生无怨无悔。很快,由于野生松茸资源的日渐稀缺,同你异母的妹妹丹雅找上门来打起了蘑菇圈的主意,她计划用这片野生松茸来冒充人工培育的松茸,以此来套取他人的信任与大笔投资。此时,已经年过古稀的斯烱再也无力上山去照管她的蘑菇圈,她对儿子说:儿子啊,我老了我不心伤,只是我的蘑菇圈没有了。在淡淡的哀伤情绪中,斯烱的故事画上了休止符,但关于蘑菇圈的故事却远没有结束。

 

《河上柏影》讲述的故事也同样关涉到美好事物的消逝。那就是被藏族阿妈视若神灵的长在门前巨石上的五棵老柏树。这位藏族阿妈有着悲惨的身世,身为地主家的后代,她在“文革”中曾受到过乡邻的欺侮,幸好她遇上了一位逃荒而来的汉族木匠,他们惺惺相惜,组成了患难家庭,并有了他们的爱子王泽周。王泽周是个聪慧敏感的孩子,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成为了村子里的第一个大学生。回乡做教师后,他因写了一篇有关老柏树的文章而被调入了旅游局,此时,本已留校任教的大学同学贡布丹增也回到县里,做了分管旅游的副县长,另一位忠心追随丹增的同学多吉则成了王泽周的顶头上司。王泽周对家乡旅游业的发展有自己的想法,但却无法对抗周围人们的急功近利。那五棵老柏树由于有一段古老的传说而变成了一处新打造的旅游景点,为了方便游客,巨石之上被覆盖了厚厚的混凝土,从此,这五棵老树渐渐失去了生机。在时间的不断流逝中,一切都在悄然发生变化。王泽周的家因为修建大型水电站的需要而面临拆迁,此时因崖柏的价格攀升而波及到了这五棵岷江柏,它们也因具有独特的香味而身价爆涨。大家都在等待这些树木枯死老去的一天,而王泽周的老屋也被一位大老板看中要拆除后异地复原。终于有一天,老房被拆解了,曾经陪伴王泽周一家人的那五棵已枯死的老树也在被肢解后变成了一种价格不菲的商品。最后,在修筑水电站大坝的轰鸣声中,山林,老树,村舍,牛羊,庄稼,草木,以及王泽周一家人的精神家园都消失不见了,他们只剩下了手里的钱。

 

可以说,这三个故事一个比一个哀伤,这种哀伤不是缘于经济的困顿,衣食的无着,恰恰相反,是缘于物质丰富、资本充裕之后人心的迷失。曾经与人们相伴相生的野生草木,在被外来资本标上价格之后,成为了可流通的商品,也成为了人们眼中一张张花花绿绿的钞票。

红遍海内外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中曾经介绍过一对在云南香格里拉深山里采摘松茸的藏族母女,她们在松茸季里每天凌晨三点起床上山,经过十一个小时的艰辛跋涉和寻找后,才能找到少量的松茸,下山后她们会将当天的收获出售给松茸收购者。每只80元的松茸在六个小时后的日本东京上架了,标价人民币700元。无论是80元,还是700元,对于一朵野生菌来说,都是天价了。然而,还是有老饕们愿意为之买单。靠山吃山的乡民们以此贴补家用,中间商们层层加价,也从中分得了一杯羹,不差钱的终端消费者们则推动着这个产业的持续繁荣。不唯松茸,虫草、香柏亦如此。社会层级的分化,财富的不断转移分配,造就了一大批有消费欲望的富人,以及一大批有敏锐市场嗅觉的商人,他们共同推高了某种稀缺产品的市场价格,当然,这些稀缺产品往往来源于大自然的馈赠,人们不断膨胀的物欲必然催生过度的采摘、砍伐,而孕育了这些天地精华的大自然则首当其冲在这种近乎疯狂的攫取中受到了致命的伤害。

叔本华曾说,欲望过于剧烈和强烈,就不再仅仅是对自己存在的肯定,相反会进而否定或取消别人的生存。阿来的“山珍三部”要批判的正是消费时代里人类的这种不加节制的欲望给自然带来的巨大损毁。作为一个有良知、有温度的作家,阿来通过文字传达出的忧患意识、批判意识值得我们深思。

 

阿来是个高超的故事讲述者,他总能以一种不露声色的方式,用诗一般的语言将人们带入一个具体的情境当中,让读者去深切感知已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藏区故事。他的文笔细腻,情感生动自然,川西高原的四季美景犹如一幅幅色彩明丽的画卷般徐徐展开,而土生土长的藏民们纯粹、质朴、宽厚的人生态度也令人动容,从他们嘴里说出来的话常常满含哲理,让人顿悟。纯真的少年桑吉、善良的大妈斯烱、无私的知识分子王泽周就是他们当中的代表。然而,现实中的藏区也并非全然一片净土。纯真、善良、无私的对面,自然存在着世故、狡猾与唯利是图,在商品经济浪潮冲击之下,总有随波逐流者,他们相机而动,顺势而为,在官场、商场上所向披靡,如鱼得水,常常以一副成功者的面目示人。对此,作者显然是持鲜明的批判态度的,但他的批判又不是别人常用的疾言厉色与痛心疾首,而是将否定的态度潜藏在那些不动声色的叙述中,细细品来,这种藏而不露似乎更具触动人心的力量。

在这个三部曲中,作者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细节,比如有关这些珍稀物产的生长、采摘、收购、加工,都有详尽的资料性描述;比如对普通藏民日常生活的准确描摹,都呈现出了一种纪实性写作的精准特质;比如对藏区宗教与百姓生活的交集也有着较为鞭辟入里的写实性描绘。在阿来笔下,宗教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行当,他们也想在虫草季里分一杯羹,也想借封山的名义将山里的物产据为己有,也想借一些神秘的宗教仪式来换取乡民的供养;此外,作者对藏区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发展的整体性描绘,也极其贴近现实,全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一片与世隔绝和原始愚昧。那里的人们也在随着整个大时代的脚步一同前进,也面临着生计的艰难与前途的思考,也憧憬着更美好的未来。毋庸置疑,这就是现实,没有美化,没有修饰,没有刻意回避,没有“为尊者讳”。因此,阿来的这种现实主义书写功力不得不令人赞叹。

总之,阿来的“山珍三部”系列作品是近年来不可多得的以边地现实为描写对象的文学佳作,作者虽有意采用了一种“语言上给人感觉轻松、轻盈、透明”的笔法,像纯真的孩子在向他最信赖的亲人进行毫无保留的倾诉,甜蜜、安宁、微笑、叹息、泪水时时充盈在每个人物的心头,但透过这种轻松和温情,我们却分明感受到了从作家内心深处发出的无声呐喊。如果以一个普通读者的角度来解读的话,我想作为一个对自然主义写作抱有极大热忱的作家,阿来想要疗愈的不仅有屡遭戕害的自然草木,更有物欲冲击下摇摇欲坠的人心。

如果一个读者能从这三个故事中读出“人生的况味”和“人性的温暖”,自然已收益不少,但如果能从更深一个层面上读懂阿来,读出他的忧心,他的无奈,他的疾呼,他的理想,那无疑又是另一笔意外的收获了。

衷心希望在阿来高举起第一支自然主义文学的火把之后,有更多新的火把加入他的队伍。也希望在这些火把的引领之下,在物质世界迷失了方向的人们能得到启示,放下欲望,回归本初,与自然更加和谐友好地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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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杨遥老师同在省城,但我们彼此却并不算太熟,只在一两次外出采风过程中有过一些零星的交谈,所谈也并非都是文学,更多的是交流各自孩子的学业及升学问题。所以我只能以一个普通读者的身份通过他的作品来做一个浅层次的解读。

这次会议之前,我用一个星期的时间认真地拜读了杨遥老师2014年出版的小说集《硬起来的刀子》,希望通过这26个中短篇小说以及他近期发在各期刊上的一些新作来大致描述一下我对杨遥小说的直观印象。

一、充满异质性的有个性的写作

作为七零后作家群中的一员,特别是山西七零后小说家的领军人物,杨遥的作品讲究艺术性,追求异质性,功底扎实,敢于突破,不跟风,不盲从,笔下文字干净、清澈,有着自己严苛的美学标准。经过这么多年坚持不懈的写作,他也逐渐形成了自己成熟而稳定的文学观,其作品也刻上了鲜明的个人烙印,我们甚至只看他的小说标题便会发现他的特立独行。比如《过马路是一件危险的事情》《谁和我一起吃榴莲》《为什么骆驼的眼神总是那么疲惫》等等,颇有先声夺人之感。

然而,他又并非一个“标题党”,因为通过研读内容,我们也能发现他的“不走寻常路”,那些时而忧郁,时而明媚,时而严肃,时而活泼,时而写实,时而荒诞的文字,像险滩激流一般变化多端,不可捉摸,总能带给读者一种新鲜难忘的阅读体验。比如他会经常恰到好处地运用一些现代主义手法来处理小说。在《为什么骆驼的眼神总是那么疲惫》一文中,男主人公从家中破墙而出消失不见的场景,虽荒诞,却又令人感到心酸不已;又比如在《双塔寺里的白孔雀》一文中,男主人公在夜晚的塔顶放飞白孔雀的场景,如梦似幻,唯美而感伤;《白马记》一文则处处充满了童话、寓言相交织的神秘气息,像一位智者在点化众生。这些神来之笔都给读者带来了一种余音袅袅的美学体验。

二、充满生活质感的有诚意的写作

在当下有诚意的写作似乎越来越稀缺,一小部分作家甚至以自己的虚构能力高超而自得。但这种守在电脑桌前进行的满含功利性、更类似于工匠式劳动的文学创作,我是非常质疑的。可能是他们觉得自己的生活平淡,乏善可陈,于是只好从新闻八卦、法治时空中去找素材,然后添油加醋地炮制出一些短平快的文学作品,并美其名曰“问题小说”“底层叙事”,这类缺乏诚意的速成之作不仅少了新闻的严谨与客观,更少了小说的含蓄与隽永。

反观杨遥的作品,大多都是从自我经验出发,所呈现出的细节都充满了来自生活的真实质感,经得起放大镜式的细读。比如从《雁门关》《表哥和一次青岛旅行》《从滹沱河畔出发》等小说中,都可以明显感觉其中带着作者的真切感受。而被他在不同作品中反复提及的关于“借调”人员的身份尴尬与难言苦衷,也基本上可以视作是他本人或身边人的真实经历加真情流露。这种源于生活、毫不掩饰的写作,必然是可靠的,可信的,也充满了作者深深的诚意。

此外,即使是在作者那些充满了天马行空想象的作品中,也不难发现许多深植于现实的细节铺垫,使得作品有了亦真亦幻之感。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很轻易地联想到卡夫卡与他的《变形记》,再荒诞的内容,也无法掩藏作者在日常生活中所感知到的苦闷与无人理解。

好的想象力就像只天际间的风筝,飞得再高,也有一根长长的线与大地相连接,也正因有了站在地面上的那个放飞风筝的真实存在着的人,风筝也才被赋予了灵魂。

我觉得这种有根的写作应该更值得推崇。

三、充满人性之光的有温度的写作

杨遥的许多作品都带着一种如冬日午后般的温和暖意,这种“暖”比之春日里的无边和煦、夏日里的浓烈炽热更加难能可贵。细细分析,这种温度中有对女性的疼惜(比如《雁门关》《下龙湾女孩》《谁和我一起吃榴莲》《双塔寺里的白孔雀》),有对民生多艰的体恤(比如《原锋利》《硬起来的刀子》),也有一种洞察世事之后的豁达大度(比如《给飞机涂上颜色》《在圆明园做渔夫》),从这些小说中散发出的可贵的人性光芒一次次地抚慰着那些苍凉世间的孤独灵魂。

此外,杨遥的这种“有温度”还体现在他用笔的力度上,即使在有些文本中不可避免地要出现一些尖锐的矛盾与冲突,作者在分寸把握上,也常常留有余地。不似有些作家,常常以“暴力美学”的名义,动不动就将作品写得异常生猛暴烈,读来令人胆战心惊。杨遥老师似乎是不屑于去这样做的,或者他非常能体谅读者的心,于是往往会在剧情最紧张的时刻进行及时的画面切换,然后再通过举重若轻的侧面描写来达到叙事的完整。

比如在《子弹,子弹壳》一文中,当小主人公唐小强有机会用警察的真枪指着他的死对头二虎时,仅仅是将子弹打向了地面,而并非直接命中。结尾处,还是这个唐小强,在家中撞见“老流氓”(也就是二虎的父亲)对母亲进行侵犯的场面时,他“返回鸡窝边,拿起一把叉子,冲进屋子里,朝那个蠕动着的身体狠狠扎去。”仅此而已。下一段,镜头已经切换——二虎听到人们说,“他爸爸让唐小强用叉子扎伤了。”只这一句,已完全达到了应有的效果,换作旁人,说不定要绘声绘色地描述一下唐小强扎下去的力度,次数,鲜血如何喷涌乃至溅到了他脸上等等诸如此类的细节。在看惯了那些重口味的血腥场面之后,我们会发现,其实像杨遥这样选择一种反其道而行之的留白处理,反而更加高明。而在刚刚引用的那句话中的一个“伤”字也有效地避开了被大家用滥了的死亡叙事手法,以一个“伤”字结束全文,显然更符合现实逻辑,毕竟拿起武器的只是个孩子,毕竟对方所做的坏事罪不致死。

再举一例,《在旅途》一文中,一个外乡人遭遇了恶意甩客的出租车司机,他不仅被抛在半路,随身行李也被那个司机拉走了,于是他不得不流落街头。在小说结尾处,这个外乡人在车站外看到了一辆因车祸而严重变形的出租车,从车上正不断流淌出滴滴香油,而这香油正是他丢失行李中的一样物品。只消用这几滴香油,许多事实已不言自明。我们会发现,这个充满了芝麻香油味道的场景远比从车上流淌出殷红的鲜血更有新意,也更有温度。

 

今年夏天,我们一帮子年轻作家们去晋中采风。归途的大巴车上,大家用抢红包的方式联欢,谁抢到红包谁表演节目,杨遥老师发的红包恰好被我抢到了。我说,杨老师,你点首歌吧。于是他脱口而出,我想听王菲的《流年》。当时,我们都不知道,他即将有一篇与此同名的小说要在《收获》上发表,他是一个多么低调谦和的人啊!

杨遥老师曾经用长长的文字记录下他对卡夫卡的深刻理解,在我看来,他身上确实具备卡夫卡的某些特质,所以,让我们不妨将他称作“黄土地上的卡夫卡”吧。

中篇小说《流年》的发表标志着杨遥创作的一个新的里程碑,祝他的文学探索之路越走越宽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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