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瞎话”的启示

听妻子说：小时候爷爷常给

冬悟

贝加尔湖

由明快变得阴郁

油品涨价后的思考

世间之事，以百姓的吃喝拉撒为要，这也是世界上各国政府需要时时关注的事情。外国政府的关注度为几何我并未有知，我的眼睛只是看着我生存的空间和周围的经济形势变化及走向。

年末各种生活用品和必需品涨价，这是一个司空见惯之例，否则怎么叫年关呢？所以，老百姓的承受能力也在这种压力之下变得坚忍起来。

我的第一个荣誉

    人生最重要的是生命，然而，在一些有信仰、有追求的人们那里，也有比生命还要重要的，那就是荣誉。这话说起来似乎可笑，但是，在上个世纪里，特别是革命浪潮汹涌澎湃的时期，为了荣誉，有些人不惜用生命来获取一些看似虚缈的各种概念性称号。

    在“文革”期间，人们在一种狂热的情绪中生活与工作。那时的荣誉称号不是很多，记得有“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五好战士”等。有了这些称号，就可以在各种场合上“讲用”，胸带红花，接受人们的学习和赞扬。

    小时候，我一直与荣誉无缘，连入队都是最后的批次。到了小学五年级，“文革”开始，同学们纷纷加入“红卫兵”，旋即又加入了各种“战斗队”、“兵团”等群众组织，我呢，因为家庭属“黑五类”，就只好望洋兴叹。后来，上边有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一说，在最后一批加入了“红卫兵”，红袖标变成了红胸卡，郁闷已极。

    后来复课了，在一片乱哄哄中开始了初中的学习生活，虽然强调政治和毛主席语录等的必学、数理化已经成了可学可不学的小科，但我仍然学得很认真，成绩还可以。所以，在初中

  贾力近照

我观贾力二十年

    房价居高不下的基本原因

    首先声明一点，我所说的只是极少数现象，该领域绝大多数的人或事都可能并非是这样的。万勿对号入座。

    我说的是房价问题。

    没有什么数据支持，也懒得去搜集，我的专业不是侦探。

    认识一些开发商，也与他们非正式地交流过，对房价的连续高涨，得到了如下的印象：

    一、地买贵了。这是令很多开发商头痛的事。虽然在竞标前就胸有成竹，但想要把好地块拿下来还得出大价钱。还有必要的程序得遵守，如延时开发，还要应付规定方面的追究，这都不是靠面子能够过关的。

    二、该审批的项目太多，哪儿的人都不是吃素的；只有关系硬了才能缺项开工，而媒体等也烦人，纠缠不休，有些人还翻脸不认人。这都需要安抚。

    三、总得让办事的人下来台吧，该摆的事得摆，该走动的得走动。这是需要大量资金支持的。

    四、如今的各种物资都涨得令人咋舌，连农民工的工钱都增加了，况且还不让拖欠。又是一大笔支出。如果施工中出了人命

                                   “敬老席”的尴尬

    在诸多的城市公交车上，都设有“敬老席”或“妇婴席”等座位。这是一道人文风景，标示着整个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和助弱机制的理论支撑。被我打了引号的弱势群体包括老弱病残孕及抱小孩的，他们是在公交车这种公共环境中真正需要关怀和帮助的人们。我之所以打了引号，是由于我实在不忍看着这些人在标示着对自己优待的座位旁很艰难地或依或靠或颤颤巍巍或前仰后合（这词和高兴无关），而昂然坐在那儿的却是浑身青春气息浓郁的姑娘和小伙子。虽然也不乏起身让座者，但整体上看，这里面的尴尬是不言而喻的。因为，这座位没有法律强制性质，也就是说，让与不让要看坐着的这位是否愿意让出来，如果遇上了知书达理之人，如果遇上了善解人意之人，如果遇上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真诚信徒，那么，一切都会尽如人意，所谓皆大欢喜；但是，如果座位上的那位是“反传统”的现代青年呢？

                    2009年中国播音主持“金话筒奖”吉林省颗粒无收

    2009年中国播音主持“金话筒奖”颁奖晚会14日晚在京举行，20件广播电视作品及20位广播电视播音员主持人获得殊荣。

　　中国播音主持“金话筒奖”是中宣部批准的中国播音主持界最高等级的大奖。该奖项每年一度，每年40个(件)名额，分别为：广播播音员主持人10人，电视播音员主持人10人，播音作品10件，主持作品10件。

    吉林省没有获奖。

    获得广播播音主持作品奖的有天津人民广播电台的、宁波人民广播电台、辽宁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两个、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的、成都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邯郸人民广播电台。

    获得广播播音员主持人奖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台学青、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孙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孙怡(小雨)、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马红雯(欧楠)、河北人民广播电台纪青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马黎、陕西人民广播电台包志坚、宁夏广播

                             对于繁体字要客观地看

    我比较喜欢繁体字。这里面有一个岁月留痕的印迹。小的时候正是新中国推行简化字的年代，所以，可以说是在简化字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但是，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出版物好多使用的是繁体字，比如前苏联的小说，还有一些诸如《三国演义》等的古典名著也都是繁体字印刷的。而那时的我正是开始接触文字的年龄，于是就与繁体字结下了不解之缘。记得看的第一本小说是前苏联的反特题材的《爱甩辫子的姑娘》，繁体字认不多少，却也囫囵呑枣，弄了个似懂非懂。

    后来接触繁体字就相对少了些。50年代以后，新中国开始改革文字，认为旧时的文字中，生僻字、繁体字、一个字甚至有三到五种写法，十分偏难复杂。并且还有封建的糟粕，如妇字，繁体字为一个女旁，加上笤帚的帚字，就是说妇女的作用只是扫地，这是侯宝林的相声中这样反映的，虽然有些牵强，但却使不少人视为合理。当然，主要是为了适合新中国的教育，党中央决定改革